《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223页。
（摄影者：泽仁多吉）
比较《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与之前两版（2006年初版、2016年纪念版），就我父亲在西藏文革期间拍摄的照片所做的说明，我打算选择其中补充与更改较多的图文，编辑成多篇帖子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专栏，为的是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并不久远却仿佛淡忘的历史。请勿认为我一直在喋喋不休发生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在类似碎碎念地提及“杀劫”（藏语“革命”的谐音）和“人类杀劫”（藏语“文化大革命”的谐音）造成的毁灭，这实际上是因为基本上，几乎，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在用中文讲述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类杀劫”的惨烈故事。
32、223页
当“旧西藏”被“新西藏”替代之后，有一个名词很流行，即“老西藏”，专门用来指代以十八军为代表的中共早期进藏军队，自奉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而军队和民众之间早期似乎有一段蜜月期，但好景不长，尤其是文革期间的“三支两军”，使得军民关系极度恶化，连中共自己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伤害了民族感情，严重地影响了民族团结”，“想起来令人痛心”（见一九九四年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关于西藏自治区与西藏军区联合对军队在“三支两军”期间所犯错误的调查）。有研究者把军事管制下的西藏称为近代“最黑暗的一页”。
33、224页
为祝贺军管会成立，拉萨的一些“群众组织”纷纷向军管会送喜报。这也是文革中的风气，写在白纸上是大字报，写在红纸上就是喜报。从两个藏族女孩展开的喜报上来看，这是一个名为 “五·二三文化艺术战斗总部”的群众组织送的， 该组织由话剧团、秦剧团和豫剧团等文艺团体的“大联指”成员组成。右上图出现了五张喜报，依文革惯例，应该是来自五个群众组织，并且都是“大联指”的群众组织。五张喜报的格式一样，抬头的“最高指示”都是毛泽东语录，接着是群众组织向军管会表达忠诚，大同小异，套话连篇。在西藏，大字报与喜报通常以中文写成，一是所用的新词很难以藏文表述，二是因为组织者及领导者都是汉人为主。
图中地点是军管会驻扎的自治区交际处(今迎宾馆)。
34、225页
毛泽东要求军民之间是鱼水关系，更希望老百姓把解放军看作是“菩萨兵”，为了让西藏“百万翻身农奴” 认可这一点，确实下足了工夫。正如我采访过的一位当年的军人所说：“每次秋收，解放军都要去帮助老百姓， 文革时也是这样，我记得我们都去过很多次”。
三张图片是西藏军区后勤部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拉萨东郊纳金乡的打场帮农民收青稞的场景。这个宣传队由西藏军区的女兵和西藏军区后勤部下属的汽车修配厂的女工组 成。图一、图二正在帮农妇干活的是同一人，因佩戴五角星帽徽和领章，是西藏军区的女兵，汉人，名字不详。下图这个正在筛青稞的漂亮女青年不是女兵，而是在汽修厂当工人的阿努，生于拉萨的藏人。她身后两个与农妇坐在一起的女子，是来自天津的 “支边青年”，也是修配厂的工人， 其中一人外号叫“小辣椒”。“支边” 即“支援边疆”的意思。阿努很早就与我的父母相识，她说工人不能戴帽徽领章。
35、227页
由军队医务人员组成的巡回医疗队，到缺医少药的乡村给贫穷的老百姓义务看病。此乃最得人心的举措，多少补救了文革后期极其糟糕的军民关系。照片上正在给妇人滴眼药、给女孩打针的女兵，是西藏军区总医院的护士拉姆，其实我在总医院出生时正是她接生的，她在入伍前是成立于一九五○年代的“西藏地方干部学校”(简称“藏干校”)的学生，与我母亲是同学。这个学校是中共为培养所谓的“藏族干部”而设，后来大多数在西藏的公安、检察院和法院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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