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7日星期五

五十八年前尊者达赖喇嘛流亡途中的图像记录



……那天下午,我的亲教师和四位噶厦躲在板车后面的帆布罩下混出宫去;傍晚,我母亲、我弟弟天津秋结和姐姐泽仁多玛经过化妆改扮,以前往奇处河两岸的尼庵为籍口出宫。接着我召见群众领袖,把我的计划告诉他们,强调我不但需要最充分合作(这一点我早有把握),也需要绝对保密。我确信中共会在群众中派出密探。这些领袖走后,我写了一封信向他们解释我离开的理由,并请求他们若非自卫,千万不要开火,请他们把我的意思转达给每一个人。这封信会在次日送达他们手中。

天黑以后,我最后一次来到专门供奉大黑天的佛坛前,他是我的护法。我推开沈重而吱吱作响的门,走进室内,顿了一下,把一切景象印入脑海。许多和尚在护法的巨大雕像基部诵经祷告。室内没有电灯,数十盏许愿油灯排列在金银盘中,放出光明。壁上绘满壁画,一小份糌粑祭品放在祭坛上的盘子里。一名半张面孔藏在阴影里的侍者,正从大瓮里舀出牛油,添加到许愿灯上。虽然他们知道我进来,却没有人抬头。我右边有位和尚拿起铜钹,另一名则以号角就唇,吹出一个悠长哀伤的音符。钹响,两钹合拢震动不已,它的声音令人心静。

我走上前,献一条白丝的哈达。这是西藏传统告辞仪式的一部分,代表赎罪以及回来的意愿。我默祷了一会儿,和尚们一定猜到我要走了,但他们必然会替我保密的。离开佛坛前,我坐下读了几分钟佛经,对一个谈到“建立信心与勇气”之必要性的章节沈吟良久。

我退出时,令人熄灭建筑物中其他各处的灯火方才下楼,看见我的一头狗。我拍拍牠,幸好祂跟我并非特别亲近,分离不太困难。我对于不得不留下我的侍卫和洁役之事,难过得多。随后,我步入室外寒冷的三月空气中,建筑物正门外有片平台,两侧有楼梯下到地面。我在平台上走了一圈,伫立遥想平安抵达印度的情景。回到门口,我又重思将来重回西藏会是什么情形。

十点差几分,我换妥了不熟悉的长裤和一件黑色的长大衣,右肩扛着一支步枪,第二任达赖喇嘛遗下的唐卡,卷成一长卷,扛在左肩。我把眼镜收进口袋,心中十分害怕。两名士兵陪着我,他们默默的送我到内院门口,我的侍卫总管在那儿接应。我跟着他们,在一片黑暗中摸索出了花园,到达外院门口,去结堪布等在那儿,我只模糊看见他的人影,佩戴一把剑。他低声要我一直跟在他身旁。走出大门时,他大胆的向聚集在门外的人宣布,他正在作例行的巡视,我们获准通过,没有人再说话。

我蹒跚走过,觉得四周都是人,但他们没有注意我们,几分钟后,我们就顺利的出了人群,下一步是如何通过共军的关卡。被俘的念头令我很害怕。我有生一来第一次真正觉得怕——倒不是为我自己,而为数以百万计把信心寄托在我身上的人民。如果我被捕,一切就都完了。我们也有被不知情的自由门士误会为中共士兵的可能。

我们的第一重障碍是奇处河的支流,我小时常来这儿,直到塔汤仁波切禁止这么做为止。渡河靠踏脚石,不戴眼镜非常不好走,我好几次差点跌倒。渡河后,我们直奔奇处河岸,抵达之前,遇见一大群人,侍卫总管跟他们的领袖简短的谈了几句,我们才上到河岸。几重难关正等着我们和摆渡的几名船夫。

虽然每一挥浆,我们都担心会来引一阵机关枪扫射,但渡河过程很顺利。当时拉萨驻有数万人民解放军,他们不可能不在四处巡逻。河对岸有一队自由斗士,牵着小马在等着我们。我在这儿跟我母亲、弟弟、姊妹和亲教师会合。我们一块儿等尾随的几名高级官员赶到。等待的当儿,我们低声的批评了几句中共把我们逼上这条路的恶毒行径。我也戴回眼镜——我不能再忍受什么都看不见的生活——但一戴上我就后悔了,因为这么一来,我就看见距我们数百码外,中共军营中的卫兵所持的火把。还好有云遮住了月光。

其他人到齐,我们就赶往划分拉萨山谷与昌波山谷的切拉山隘。清晨三点钟左右,我们在一座简陋的农舍休息,以后数周,我们经常在这样的地方寻得庇护。我们不敢久留,略事休息就继续赶路,八点左右到了隘口。我们赶到前不久天才亮,我们才看出此行是何等仓促。为我们备马的寺院一方面没有心理准备,一方面也因为天黑,结果最好的马配上最差的鞍辔,骑的人也不相称;反而最老最丑的骡子配着最光鲜的鞍具,背负地位最高的官员。看来十分可笑。

在海拔一万六千呎的切拉隘口(Che-La为多沙的隘口),替我牵马的马夫停下脚步,调转马头,告诉我这是一路上最后一次看见拉萨的机会。山脚下的古城显得平静庄严,一如往昔。我祷告了几分钟才下马,走下多沙的山坡,我们又休息了一会儿才再度向昌波河出发。中午前我们到达河岸,这儿只有一处可以摆渡,我们唯愿人民解放军没抢有先赶到。他们果然没有。

河对岸,我们在一座小村停留,居民很多人都流着泪来迎接我们。我们现在处于西藏最边远地区的边缘,只有稀稀落落一两处村落,自由斗士已占领了这一带。从这里开始,我们周围便有成千上百不现身的游击队战士,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来,而且会一路保护我们。

中共追捕我们并非易事,但如果他们得知我们的行踪,或许能预卜我们的路线,派兵拦截我们。因此除了安排三百五十名西藏士兵沿途保护我们,还有五十名左右的游击队,而逃亡队伍本身也扩大到将近一百人。

几乎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甚至我私人的厨子也扛着一具火箭炮,腰间挂满了炮弹。他是个曾受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年轻人,迫不及待的想一试他那外表吓人的伟大武器。有次他还真的伏在地上,发射了数枚炮弹,声称他已发现敌人阵地。但重装弹药太花时间,我确信他碰到真正的敌人一定会措手不及。整个而言,这场表演并不出色。

我们队伍中还有一名中央情报局特工,他会操作无线电,而且显然一路都跟他的上级保持联络。他到底联络的是谁,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只知道他随身携带一台摩斯发报机。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惹美寺,我在此草草写了一封信给班禅喇嘛,告诉他我已逃走,劝他可能的话来印度跟我们会合。自从仲冬收到他的新年祝贺以来,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他在另一封秘密信中提到,国内情形整个恶化,我们该筹谋未来的对策。这是他第一次不受中共箝制的表现。遗憾的是我给他的信都未能送到他手中,他也一直留在西藏。

下一个隘口名叫沙波拉,我们于两三天后走到。山顶上极冷,而且正下着一场风暴雪。我开始为若干同伴担心。我自己年轻力壮,但随行的一部分老年人已难经旅途劳苦。由于还未脱离被中共拦截的重大危险,我们也不敢放慢脚步,尤其中共在江孜与空波的驻军随时可能包抄,把我们手到擒来。

我起初打算在距印度边界不远的隆次宗暂作停顿,在此驳斥十七点“协议”,宣布恢复我的政府为西藏合法政府。但第五天,一队骑士赶来报告一个可怕的消息,我们出亡四十八小时后,中共开始炮轰诺布林卡,用机枪扫射尚未离开,手无寸铁的群众。我最坏的预感都已实现。我知道,跟如此残酷不仁的人谈判是没有用的,我们唯有走得越远越好,而赶到印度还有好几天的旅程,中间还有重重高山阻隔。

一个多星期后,我们终于来到隆次宗,停留了两天,刚好够我驳斥十七点“协议”,并宣布成立政府,是为西藏唯一合法的统治机构。约有一千人参加就职仪式,我希望能多停留几天,但消息传来,中共部队已逼近,我们只有往印度边界撤退,直线距离只有六十英里,但实际行程则大约两倍远。中间还需要翻越一座高山,得走上好几天,我们的马匹已相当疲倦,草料不足,祂们必须经常休息,以恢复体力。启程之前,我派一小队体能最佳的人先行,尽快赶到印度,就近让那边的官员知道我计划请求政治庇护之事。

我们由隆次来宗到名叫爵惹的小村,然后赶往卡波山隘,这是通过边界前最后一座隘口,即将爬到山顶时,我们蒙受一个严重的打击——忽然出现一架飞机,直接由我们头顶飞过。它过去得太快,以致没有人看清机身上的标志,但机上的人一定看见我们了。这不是好兆头,如果它是中共的飞机,而且非常可能是,他们就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了。如此,他们就可以从空中攻击我们,我们完全无法保护自己。无论这架飞机来自何处,它都强烈的提醒我,我在西藏任何地方都不安全。我对自己出亡的一切迟疑与犹豫都因这项认识一扫而空;印度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不久之前,我派往印度的先行队伍回来报告,印度政府已表示愿意收留我。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愿未得允许踏上印度的土地。

我在西藏的最后一夜,住在一个名叫芒茫的小村。一到这个雪国的最后前哨站,就开始下雨。一周来天气都极为恶劣,我们一路在暴雪中挣扎前进,大家都筋疲力尽,实在不需要雨水,但倾盆大雨一夜不停,更糟的是我的帐篷漏水,不论我怎么挪移,都避不开如注涌入的雨水,我前几天已经在发烧,这么一来更恶化成为严重的痢疾。

第二天早晨,我病得无法行动,全队只好留下。同伴把我搬到邻近的小屋里,但它所能提供的庇护并不比我的帐篷高明,而且地面上冒出的牛羊臊气令我无法忍受。那天,我听见我们携带的手提收音机报导,我正在前赴印度途中,但我因跌下马背,受了重伤。这使我略为开心一点,因为我至少躲过了那样的灾难,但我知道我的朋友都会很担心。

第二天,我决定继续上路。跟一路护送我们从拉萨来此的士兵和自由斗士道别,又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他们现在得回去面对中共。有一名我的官员决定留下,他说他知道在印度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不如留下来作战。我实在钦佩他的决心和勇气。跟这些人含泪作别后,有人帮忙我躺在母犏(dzomo)背上,因为我还是病得无法骑马。我就以这么尴尬的姿势,离开了祖国。

印度边境的少数守军肯定是看到一副可怜的景象——八十位西藏难民经过长途跋涉,身体疲累不堪,内心也因为历经严峻考验而沮丧。但是,我还是高兴,因为有一位我在二年前访问印度时认识的官员在那里和我们会面。他对我说,他奉命护送我去旁地拉(Bomtila)安顿,旁地拉是个大城镇,距离此地一星期多的路程。

最后,在逃离拉萨三星期后,我们到达旁地拉,这时间漫长得像过了一劫。当我到达时,我的老连络官和翻译,梅农先生(Mr.Menon)和苏南·托结·卡日(Sonnam Topgyal Kazi)早就在那儿等候,其中一位呈交我一份印度首相打来的电报﹕

我的同僚们和我欢迎你,并致候你安全抵达印度。我们很高兴能提供必要的设备给你、你的家族和随员,以便安住在印度。对你保持极高敬意的印度人民毫无疑问地会依照传统,给予阁下应有的尊重。

愿慈悲关照你。

尼赫鲁


……

(文字转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著,康鼎译,1991年,台湾联经出版,161页至170页。图片来自脸书,或翻拍相关书籍)

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

唯色博客:几首与三月有关的诗

布达拉宫转经路。(唯色拍摄)


几首与三月有关的诗


唯色


下场!


明知刀刃林立,
却见刀刃的顶端沾着甜甜的蜜。
忍不住伸舌去舔——
啊哈,多么甜蜜!
再舔一口,再舔一口,再舔一口……
哦,舌头呢?我们的舌头呢?
怎么被割了?

眼见着轮回……


日子过了很久,
似乎走到了空。空。空。

某个轮回,似乎在运转。
恐惧与悲伤,
如鸟惊。鼠窜。乱卷的乌云。

多事那年。已经淡忘。
随风。随风。
日月不舍昼夜。你的雪域。
如何穿越寒冬?

春天


春天到了
春天的拉萨啊
每天下午,荒芜的河谷
都会刮起沙暴
觉康[1]的酥油灯啊
每天在我们的手中点燃

春天到了
春天的拉萨啊
每天几次,周围的兵营
都会吹响军号
我衰老的母亲啊
每天去颇章布达拉[2]转经

啊,拉萨的春天
拉萨的春天……
就这样,一个个春天过去了

高度


我需要知道图伯特[3]的高度
如同一个游子需要知道命运的归宿
一个信徒需要知道来世的方向
图伯特的高度,如何测量?

当我走遍它的群山和众水
也时常羁留偏僻一隅
聚散离合的亲人
若隐若现的神明
请在我的心中建起一座小小的寺院
请成为这座寺院的守护者
遮蔽尘世的风雨、硝烟和眷恋

这样的要求,在所有的祈祷之中
算不算有些奢侈?

西藏之病


在我眼中,漫山遍野的植物
不外乎三种:细弱的是草
绚丽的是花,高拔的是树
但在依傍着群山和原野的喇嘛眼中
每一根草,都是八万四千根的一根
每一朵花,都是八万四千朵的一朵
每一棵树,都是八万四千棵的一棵
犹如佛法,八万四千法门
每一个法都可以治疗一种疾病
西藏之病,何时才会痊愈?

喇嘛旺钦格勒


说起过去和今天
他突然的哭泣令我惊骇
绛红色的袈裟蒙住了他的脸
我却忍不住大笑
以掩饰被悲痛猛然席卷的心
周围的人都惊讶回首
像在责备我的无情
只有从袈裟中抬起头来的他
当我们双目凝视
像微风一样的颤栗不易察觉
却属于无须公开的秘密

蓝罂粟


图伯特的蓝罂粟
在图伯特的山顶开放
图伯特的蓝罂粟啊
为什么他们都想摘走它?
但你说:他们摘走的只是它的幻影
图伯特的蓝罂粟,永远开在图伯特的山上

注释:

[1]觉康:藏语,大昭寺。
[2]颇章布达拉:藏语,布达拉宫。

[3]图伯特:即TIBET,也是汉语的西藏。按图伯特传统地理观念,由高至低,分为上、中、下三大区域,有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之说。分布在现如今行政区划的甘肃省、青海省、四川省、云南省的藏地,以及西藏自治区。

(本文为自由亚洲博客,转载请注明。)

2017年3月11日星期六

图片:缅怀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



感谢你,亲爱的Elliot,这七年来给予我的帮助和启迪。记得在你送给我的礼物中,有音乐大师、加泰罗尼亚人Jordi Savall的三张唱片,你还特意将唱片上的一段话译成中文发给我:“没有感情就没有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文明;而没有文明,人类就没有未来。”——茨仁唯色

Thank you, dear Elliot, for helping me and for being an inspiration to me over the past seven years. You once gave me three albums of Jordi Savall, the Catalan conductor and viol player, and you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the inscription on one of them: "Without emotion there is no memory, no memory means no justice, no justice is no civilization and without civilization the mankind has no future."——Tsering Woeser

(一)2010年-2015年(拍摄者:我、Elliot Sperling、王力雄、李骏等)

1、2010年:


2010年7月14日。Elliot受邀到北京参加会议,放下行李后来通州我家,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2010年7月14日。请Elliot去建国门附近的藏餐馆玛吉阿米吃藏餐。他喝了用青稞做的拉萨啤酒。

2010年7月17日。与Elliot在国子监合影。我们谈到了“孔子学院”与真实孔子的背离。

2010年7月17日。在雍和宫附近的大街上,立着一块有满文、蒙文、藏文、汉文的石碑,Elliot在辨认碑文,并且讲解给我。但是何意,我已忘记。

2010年7月17日。带Elliot去转了烟袋斜街和胡同,见到一家卖西藏工艺品的小店。

2010年7月19日。送Elliot去北京国际机场,此后结下深厚友情。

2、2011年:


2011年3月10日。在玛吉阿米藏餐馆,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的Elliot请我和我母亲吃藏餐。

2011年4月9日。在玛吉阿米藏餐馆,Elliot请米拉和我吃藏餐。米拉是住在印度的电影导演夫妇——丹增索朗和瑞图的儿子,在北京学中文。

2011年4月15日。与Elliot去圆明园。

2011年4月15日。在圆明园,Elliot在看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是法国作家雨果关于八国联军焚烧圆明园的评论。

2011年5月6日。在一家名叫“海底捞”的火锅馆,王力雄、我和Elliot合影。Elliot喜欢这个味道的火锅,后来还常常提及。

2011年5月12日。Elliot、我和谢惟敏在一家新疆餐馆。谢惟敏是台湾人,网名台湾悬钩子,是《龙在雪域:1947年后的西藏现代史》及《遮蔽的图伯特:国际藏学家解读西藏百题问答》两本书的译者。

2011年5月14日。王力雄开车,带我们去河北承德参观满清皇帝给他的佛法上师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修建的行宫,如今已是旅游景点。在那里,Elliot用他学者的眼睛,发现了不少荒谬的细节。

2011年5月14日。在河北承德所谓的“小布达拉宫”,Elliot与王力雄合影。他俩用中文有过热烈讨论。

2011年5月14日。在河北承德所谓的“小布达拉宫”的“五塔门”前,立在门前的牌子上写的中英文解说错误百出,Elliot将此拍下,立此存照。

2011年6月4日。这天是“六四”纪念日,在大望路一家比较安静的饭馆。左边是Elliot和我都认识的朋友、藏/汉学家Lara Maconi。我更习惯叫她马兰,我们于1990年代的拉萨相识。Elliot离世后,我将照片发给马兰,她写来邮件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吃我最喜欢的干锅的那一天,我记得特清楚。……我最后一次跟他聊天是1月22日,随便聊了半个多小时一边开玩笑一边谈Trump的事情。以后没消息了。完了。”

2011年6月9日。北京草场地艺术区。朋友孟煌是艺术家,住在柏林,也常常回中国创作。他带我和Elliot参观了几个画廊及展览。

2011年6月9日。在我和Elliot前面的是艺术家艾未未的作品。当时艾未未遭到中国当局的迫害,正处在外界不知下落的拘禁中,引发世界关注。

2011年6月9日。在798艺术区的一家画廊,南非艺术家肯德尔·戈尔斯的作品吸引了Elliot, 他的作品被认为具有“反乌托邦”的意义。

2011年6月9日。Elliot在南非艺术家肯德尔·戈尔斯的作品《革命》前留影。这张照片也成为Elliot 在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教授名列上的照片。

3、2012年:

2012年7月7日。应邀来北京参加藏学会议的Elliot,与我们再次相见。放在书柜里的一座金色马头引起Elliot的注意。我告诉他,这是多年前,中国作家协会授予我的奖座,我因一本诗集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Elliot于是给这个俗气的奖座拍照。

2012年7月7日。在这家陕西饭馆,Elliot、我和李骏合影。住在兰州的李骏是一位独立知识分子,翻译了Elliot、嘉央诺布的诸多文章以及外媒涉藏报道等,现为印第安纳大学的访问学者。。

2012年7月12日。Coline(用中文写女儿的名字,Elliot选的是两个美好的汉字:蔻麟)来北京了,Elliot打算带她去一趟安多。我、王力雄及李骏一家与Ellio父女在玛吉阿米藏餐馆聚会。

2012年7月12日。在玛吉阿米藏餐馆。我穿着写有藏文的T恤,是Elliot送的。

2012年7月20日。在宋庄艺术区的一个工作室,王力雄向Elliot和Coline介绍艺术家张鉴强的作品。

2012年7月20日。在宋庄艺术区,王力雄用手机自拍了这张合影。我每次夸赞Coline美丽,Elliot就会面露得意,用藏语说“有其父必有其女”。

2012年7月21日。我在收入《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Papers for Elliot Sperling》一书中的文章里写过:“有一次,是我和好友的生日,但当天在国家大剧院只有来自朝鲜歌剧院的歌剧《卖花姑娘》,这是我小时候饱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洗脑教育的革命文艺经典,王力雄便请埃利亚特与我和好友度过了一个‘忆苦思甜’的生日,当晚北京暴雨成灾,似乎比朝鲜的眼泪还多。”

2012年7月23日。在一家墨西哥风味的餐馆,我们最后都喝醉了。

2012年8月6日。在中央民族大学旁边的维吾尔餐厅,Elliot与伊力哈木一见如故。友人丹鸿在脸书上写道:“这张照片上的四个人,来自不同的种族、国度和文化,因相互吸引的扎实学识,令人敬重的诚实,坚持真言的勇气,和对良善的维护与坚守…而成为不同肤色、不同样貌、不同性别的同一体……但是,在有形的监狱和无形的监狱外,从今以后,那有目共睹的奔走呼号缺失了,Prof Elliot Sperling,他的渊博、诚实、勇气和良善已成永恒。”

4、2013年:

2013年Elliot也来过北京,但我因为去了拉萨,没能见到他。我们经常通过skype见面。这是我与Elliot、Christophe Besuchet、Joe Hamilton的Skype合影。

2013年某日。我在收入《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Papers for Elliot Sperling》一书中的文章里写道:“有一段时间,危险似乎已经迫在眉睫,我真的不知道侥幸躲过的成分会有多少,就像曼德斯塔姆夫人所写:‘另类,话多,对抗……这些特性似乎就足以构成被逮捕和被消灭的理由了。’于是,埃利亚特每天上午都会在Skype上呼我,看我是否又度过了安全的一日,然后,他会开心地、大声地用藏语和汉语各说一遍:‘不错!’”

5、2014年:

2014年3月的一天,Elliot在位于印第安纳的家中,给朋友和学生放映纪录片《档案》(《The Dossier》)。这部由中国独立电影人朱日坤制作的纪录片,是有关我的“档案”的故事。

放映《档案》之前,Elliot用Skype连线了我,我还与菊尔·伊力哈木交谈了几句,发现她比我想象的更勇敢。Elliot说,伊力哈木的遭遇让他才19岁的女儿改变了很多。

6、2015年:

我有时候称Elliot“格啦”(先生),他更乐意直呼他埃利亚特,说我们是朋友,真正的朋友。他还说:“常常怀着一种希望:有一天能够带你们来看我的故乡纽约。”这是2015年5月9日,Elliot通过Skype视频向我介绍他在纽约的新家。

2015年5月9日,我从Skype视频看到Elliot把2014年7月5日被北京国际机场警察打上黑叉以示拒绝入境的签证挂在墙上,不禁大笑。墙上还挂着美国诗人金斯伯格的照片,他是“垮掉的一代”的象征,嬉皮运动的先驱。很吸引我的是,墙上还挂着图伯特甘丹颇章政府当年发行的纸币,我表示要效仿。


2015年9月28日Skype视频。Elliot收到了我托朋友给他带去的这本书,是曼德斯塔姆夫人回忆录的中文版。有一次在北京见到Elliot时,他带着这本书的英文版,当时我们回忆了那首给曼德斯塔姆带来厄运的诗:“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十步之外就听不到我们的话语,/而只要哪里有压低嗓音的谈话,就让人联想到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唯色:对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2014年访谈的介绍(二)

2011年5月14日。在河北承德参观满清皇帝给他的佛法上师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修建的行宫(如今已是旅游景点)时,埃利亚特•史伯岭用他学者的眼睛,发现了不少改写历史的荒谬细节。(唯色拍摄)

对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2014年访谈的介绍(二)


文/唯色

国际藏学界的顶尖人物、藏中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不知疲倦的人权活动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又写艾略特•史伯岭),1月29日在纽约家中去世,时年66岁,遗下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作为与他结识近七年的朋友,我虽与他经常交流,也读过他的一些译成中文的文章,但对他的生平、思想及研究的了解只是概貌,这令我深觉遗憾。幸而居住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于2014年7月27日对他做过一次访谈。尽管访谈尚不足以概括埃利亚特•史伯岭的精粹,但也非常重要,故在此做摘要介绍。

4、中国藏学界及中国藏学研究的问题

在访谈中,埃利亚特·史伯岭精辟分析了中国藏学界及中国藏学研究者的问题。他说:由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学术界不仅不能说“满清不等于中国”,还得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统一国家”、“都是中华民族”等等。大概在2010年前,中国恢复了八十年代的一种理论,是被官方视为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理论。谭其骧编辑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还写了文章强调中国的历史地图应该依清朝最强盛时期的版图而定。二这意思就是说,要把十八世纪满清疆域最大的版图作为自古以来的中国版图。

按照这种歪曲历史的说法,是不是英国也可以说英国版图应该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呢?西方学者一般承认历史版图是变化的,过去是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但中国学者却要把清代最强盛时的版图算成是自古以来的版图,这是荒谬的。谭其骧还解释了西藏何时进入中国版图,说“自青藏高原有人类活动以来,西藏就是中国的了”。他对西藏不属于元朝中国,而是归顺蒙元帝国的事实也有这样的解释:我们不要说哪个朝代,比如唐朝是否控制吐蕃,而是要说吐蕃和唐代都是中国的!我们要说南北朝、唐朝和吐蕃、五代十国、宋朝、金朝、辽朝等等都是中国的!显而易见,他已经歪曲了正常的历史观。“这太可笑了!” 史伯岭教授笑道:“中国之外的学术界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这个,我在英语世界里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主张,但中国却宣扬这种主张,这样吹牛,自我陶醉。”

史伯岭教授批评道:“虽然中国学者常常说中国曾是半殖民地等等,自己却追求最大的殖民主义版图。印度不是半殖民地,是一个正宗的殖民地,但他们承认自己的历史,承认印度历史版图的改变。而中国所说的‘殖民创伤’,是世界上别的国家控制了中国的领土,比如英国控制了香港、日本占领了满洲等等,所以中国要恢复以前帝国时期最大的版图!”

“西方学界还认为,民族认同不是固定的,民族认同也是可以改变的……民族认同既是历史创造的,也是人创造的。就像我们现在在中央公园,在我眼中,周围这些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都是美国人,这是历史和人创造的美国认同。可是,如果你说两百年前来到美国的东方人也是美国人,没人会承认的。而中国,却是根据现在的政治需要,创造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新认同,然后将中华民族认同附着于历史背景中,那就是歪曲历史。”

与中国学者接触甚多的史伯岭教授说他还没有遇到过中国学者公开否认“中华民族”这一说法。因为在中国学界,如果有人怀疑藏族的民族认同并非官方描述的那样,那就脱离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后果会非常严重。他举例说2001年在中国参加藏学会议时,一个比较有名的中国学者针对民族认同说:“外国人可以那样说,我们不行,我们不接受。”这也说明虽然中国学术界在其他学术领域,还是比较进步也比较开放,可以有各种讨论和争议,但在藏学方面却不行。西藏的历史地位这一点不可争议,因为这是极度敏感的、不准辩论的问题。

史伯岭教授强调说:“我还没有遇到过中国学者公开否认‘中华民族’这一认同。”

5、中国藏学研究与台湾藏学研究的问题

在访谈中,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继续分析了中国藏学研究的问题。

他说中国藏学研究有很大成就,有的学者相当棒,但是一谈西藏问题,他们的用词就是“恢复中国大家庭”什么的。只要谈民族认同,或历史认同,中国方面就会有诸多歪曲,依然还是中国五十年代的水平。而五十年代的中国学术还没有固定西藏历史的说辞。有中国学者说从唐代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起,西藏就是中国的了。也有中国学者说西藏是清代并入中国的。而元代并入中国版图是后来的说法。当然中国五十年代那些学者的学问都不高,藏文水平也不行。

史伯岭教授回顾了2010年7月他在北京参加一个非公开会议(即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西背景中的‘西藏问题’研讨会),发言题目是“达赖喇嘛在西藏问题背景中的形象、作用与限制”,讲完之后,会上反应很激烈,他们说同意部分观点,但是不同意这个、那个说法……史伯岭幽默地说,也许他们同意的是“大家好!我叫史伯岭”,“谢谢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除此之外,他们可能就没什么同意的了。实际上可以说很像是批斗,比如有个人很生气地说“我不接受你把达赖喇嘛比作甘地”等等。

史伯岭教授说中国当然有很高明的学者,他所掌握的藏文、中文资料,他们也读过;他写的关于赵尔丰侵略西藏的文章、关于西藏历史地位的书,中国虽然不会公开出版,但也译成了中文内部资料,这说明他们也读了,虽然并没有见到有谁在学术杂志上讨论或反驳。

史伯岭教授还提到了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按理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大陆学者喜欢用“东方主义”来应对西方批评,将西方对中国的批评归咎为一种东方主义视觉,所以萨义德的《东方学》等著作在中国是公开出版的。中国学者也用美国藏学家唐纳德·洛佩兹的《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来指责西方学者在西藏问题上充满了“香格里拉观”,可是这本书不能在中国公开出版,也是内部资料。为什么呢?因为唐纳德·洛佩兹在书里也批评了中国的西藏观,他认为中国在西藏的统治是残酷的。

史伯岭教授强调:“专制制度不容异见者的看法,而且动用警察和法院控制异见思想。中国体制内的学者在西藏问题上不能随便发言,它太敏感了。而不同的声音,像伊力哈木、唯色、王力雄等这些异见学者和作家的看法,则会把改写的历史、把中国构建的历史理论大厦给推翻了。”

至于在台湾研究西藏学的人中,有一些人的藏文还可以,但他们多集中在宗教研究方面。研究西藏历史和西藏问题的人,多数使用的是汉文资料。而国民党对西藏历史地位的看法、对西藏问题的看法,跟共产党是一样的,虽然国民党的政策和处理西藏的方式跟共产党不同。台湾的历史书一般说“西藏在清朝进入了中国版图”,这是国民党官方的陈述,仍然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国民党仍然有蒙藏委员会,还没有注销,因为继续保留蒙藏委员会,才能证明“一个中国”的大一统。史伯岭教授说“我想中国大陆也不希望国民党注销蒙藏委员会,不然就更进一步接近‘台独’了。中国大陆官方宁愿国民党保留‘统一’政策。”(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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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唯色:对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2014年访谈的介绍(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7/03/2014.html

2017年3月5日星期日

唯色:对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2014年访谈的介绍(一)

 
2014年夏天,作家唐丹鸿在纽约采访著名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教授。

对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2014年访谈的介绍(一)


文/唯色

国际藏学界的顶尖人物、藏中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不知疲倦的人权活动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又写艾略特•史伯岭),1月29日在纽约家中去世,时年66岁,遗下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作为与他结识近七年的朋友,我虽与他经常交流,也读过他的一些译成中文的文章,但对他的生平、思想及研究的了解只是概貌,这令我深觉遗憾。幸而居住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于2014年7月27日对他做过一次访谈。尽管访谈尚不足以概括埃利亚特•史伯岭的精粹,但也非常重要,故在此做摘要介绍。

1、对西藏的兴趣如何而来?

年轻时生活在纽约的埃利亚特•史伯岭,受六十年代时代潮流“嬉皮运动”这种对抗文化(contra culture)的吸引,成了一名嬉皮士并对东方有了兴趣,利用大学假期去往东方国家游历,从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了印度和尼泊尔。他初次见到藏人是在德里,再次见到藏人是在加德满都。当然见到的都是流亡中的藏人。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说,“我开始受到了他们的吸引……对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社会产生了兴趣,越来越关注那些图伯特人的命运,而非他们的宗教形象。”

接着他去了达兰萨拉,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埃利亚特•史伯岭对达兰萨拉怀有很深的感情,事实上,他原本今年三月计划再去达兰萨拉的,而去年他也去过,2014年也去过。他回忆道:“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达兰萨拉是印度之旅的一个理想之地,游客很少,没有什么外国人,麦克劳甘吉的印度人都很少,差不多都是博巴。达兰萨拉安静,绿郁,树木葱茏,只有一两家宾馆。外国人多住在冈底斯宾馆。冈底斯现在还在,但如今麦克劳甘吉已是宾馆客栈林立,设备齐全,与往日大不相同。每天到达兰萨拉的班车只有五趟,私人车子根本看不到。可能那时最多也就达赖喇嘛办公室有车吧。”

他对唐丹鸿说:“如果我不是在七十年代就到了达兰萨拉,而是现在才去,我绝不会想象到以前的达兰萨拉那么理想安宁。所以我(那时)一到达兰萨拉,噢,这个地方太好了!这些博巴(藏人)太好了!那时,我意识到了,对图伯特的历史和人,我真正产生了兴趣。”

但他那时对图伯特一无所知,如他所说,虽然“了解一点印度悠久的历史,也了解一点中国悠久的历史。但是,图伯特,却好像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大问题:他们是哪里来的?他们的历史是怎样的?”因此,他返回美国之后,决定专攻藏学。他就读的皇后学院没有藏学,但是有东亚学。而那时所谓的东亚学也就是汉学,连日本学都没有。史伯岭便开始学汉学,学了两年普通话,一年古汉语,还选修了东方思想、中国哲学、东亚经济、历史等等。而那时中美虽然刚刚建立外交关系,但作为美国人,还不可能去中国学习,所以大学毕业后他去了台湾,强化中文学习,住了一年半。

对西藏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兴趣,最终使埃利亚特•史伯岭确立了毕生研究的方向。而那时美国深造藏学的大学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华盛顿大学,在西雅图;一个是印第安纳大学。他于是去了印第安纳大学读硕士和博士,主要师从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授的塔泽仁波切(Taktser Rinpoche),尊者达赖喇嘛的长兄。

2、“明代汉藏关系差不多就是没有关系”

埃利亚特•史伯岭在印第安纳州大学读硕士和博士时,他的硕士论文是关于第五世噶玛巴德新谢巴,历史上,五世噶玛巴受明成祖(永乐皇帝)的邀请去了首都南京,给予皇帝灌顶和开示,被皇帝视为佛法导师。史伯岭仔细阅读了五世噶玛巴的藏文传记,也查证了相关中文史料,却并没有找到明代控制图伯特的第一手资料。在达兰萨拉文献档案馆,史伯岭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同样没有找到这方面证据。他又研究中国民国,发现民国时还没有人说明代那时西藏已属于中国,充其量说的是“清代时西藏被纳入我国版图”。

埃利亚特•史伯岭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明代的汉藏关系。因为他想研究:“这汉藏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而这关系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作为一名历史研究学者,史伯岭在2014年夏天对访谈他的汉人作家唐丹鸿说,虽然满清的版图上有图伯特,蒙元的版图上也有图伯特,但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那种关系跟中国政府所说的很不一样。现在的中国人认为什么都是他们的,这与中国的新历史观有很大关系,以至于现在对中国人似乎已经很难解释并非如此。但事实上,元代是蒙古帝国的政权,清代是满清帝国的政权,而这是两个“征服政权”,也即是征服了中国的异国政权。如果西藏真的是属于“中国”,那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明代,因为明代并非征服政权,而且明代并不认为蒙古人是他们的“兄弟民族”。

在研究了明代的汉文资料和同时期的藏文资料之后,史伯岭发现,明代汉藏关系差不多就是没有关系。中国人认为明代是元代的承继,改朝换代;可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元世祖忽必烈,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皇帝,他们认为他们是世界大帝,因此怎么能简单地认为明代承继了元代呢?这根本说不过去。

史伯岭在印地安纳大学用了两年左右完成了博士论文,题目是《明代是否对西藏实施了“分而治之”政策》。而他的结论是:没有。虽然明代时,图伯特境内政权分裂割据,持续到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但与中国明代政策无关,而是图伯特自身情况造成。明皇帝与图伯特的关系,最多也就是宗教性的,施主与喇嘛的关系。因此,史伯岭说:“现在中国声称明代时西藏属于中国,这是一个空虚的说法。”而其本质,正如他在2009年7月20日发表于《印度时报》的文章中写道:“自从2008年春天以来,中国已经响应了外界对它所作的自古以来拥有西藏主权的批评,那就是干脆废除它过去一贯的说法,亦即十三世纪蒙古征服者将西藏变成中国一部份的说法,而代之更强烈、无情又不留余地的立场,亦即西藏‘自从人类活动以来’即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例子充分显示了对中国而言,历史根本不是一个可以拿来衡量中国主权主张的客观标准,……只是政府与党的工具,假如无法达成想要的政治目的,即可弃之如蔽屣。”

鉴于埃利亚特•史伯岭在中藏历史关系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他获得了“麦克阿瑟杰出人才奖”(MacArthur genius),这时他才33岁。2004年,他出版了学术著作:《西藏-中国冲突:历史与争论》。并在诸多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如《西藏与中国:1950年以来的历史解释》。除了写作学术文章,他还写了多篇有关历史、时事与人权的文章,翻译成中文的有《图伯特、Tibet与命名的力量》、《中国对西藏问题固执到底,拒绝变通》、《自治?请三思!》、《只许自由不许独立……暨语言问题》、《关于原因及目的》、《请不要忘记扎白!》、《进逆耳忠言,盼公民社会》、《死亡统计》等等。

3、西藏与蒙元、满清的关系,说明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在访谈中,汉人作家唐丹鸿问道:“中国的官方话语认为,元朝的时候,中国就对西藏行使了主权。现在的中国人把满清也看成中国政权,并根据满清对西藏的政治控制,坚持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那么研究这个领域的西方学术界是怎么认为的?”

埃利亚特•史伯岭对此做了清晰的说明。他说:在西方历史学者通常的认知中,有一个蒙古大帝国,也有一个满清大帝国。在蒙古大帝国时期,图伯特和中国都是蒙古大帝国的一部分。中国说西藏是在元代并入中国版图的,但如果你问中国学者是在元代什么时候?他们的回答却不一致,因为就没有一个文献、包括皇帝御令诏书之类,能够说明“现在西藏属于中国了”,没有。西藏臣服的是蒙古帝国,藏文资料充满了相关证据,却没有一条可以证明属于中国的证据。那么为什么把图伯特放进“中国”的版图?历史文献证明,“西藏在元代并入了中国版图”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没有逻辑的。

满清也是一个征服王朝。满清大帝国并不等于中国,中国只是满清大帝国的一部分。满清直到末年时对图伯特的政策,使用的也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语言。比如二十世纪初期,满清官员赵尔丰,他提出满清应该模仿英国在澳大利亚、法国在越南、美国在菲律宾那样的方式来处理西藏。这样的说法本身,已经证明是百分之百的殖民主义。赵尔丰的这些资料都是汉文的,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中能看到,中国学者一看这样的资料,就能明白这是一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思维。在现代人的观念里,“帝国”是一种坏的事物,但在赵尔丰的那个时代,“帝国”不是一个贬义词,而体现的是“我们征服了你们,你们败给了我们,你们应该服从我们”这种观念。那时“帝国”代表伟业,所以不必用骗人的把戏,说什么“我们是一个中华民族”、“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等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人、法国人是航海从太平洋到中国的。他们在太平洋沿岸打交道的那些满清官员已经汉化,到处是中文写的“大清”,所以他们不了解“满清”和“中国”有什么区别,写文书、与满清签条约,都写Chinese Empire,满清皇帝也认可了这一表述。但是在亚洲内陆,俄国人就知道满清帝国和中国的区别。因为满清处理俄国事务的机构理藩院,也处理蒙古和西藏事务,可见理藩院是一个帝国性质的机构。

满清帝国不是中国,这在西方学术界已无可争议。中国以外有很多学者,包括一些汉学家,他们的学术潮流叫“新清史”(New Qing Studies),“新清史”的基本特点是,承认清代是一个帝国——满清帝国。而中国学术界却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反而另编一套说辞。史伯岭教授尖锐地批评道:“这就否认了历史,是伪史。”(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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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日星期三

唯色博客:半个莲花,灿如西藏(致洛萨)

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左腿被砸的洞孔。唯色拍摄于2003年2月藏历新年前。

半个莲花,灿如西藏

文/唯色

回到拉萨。每次都这样。很亲切。看见近在头顶的蓝天,看见裸露的群山,这才是原生态。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还有清凉的空气。轻轻地呼吸,吐纳,如同在清洗肺腑。
我暗暗庆幸。我知道,只要回到拉萨,就会健康的。哪怕机舱里,道路上,最后是家的周围,有很多很多的异族人。哪怕在路上被三十辆军车挤到一边。哪怕所谓的西郊遍地是垃圾。哪怕。但拉萨终究是拉萨。我们的拉萨。
想知道拉萨什么呢?
——帕廓。似乎只有在这里才看得到藏人。大昭寺。我前世居住的地方。金光闪闪的佛。微笑着。忍不住问,什么时候我的愿望会实现?那么点灯吧。最好是让自己变成一盏酥油灯。古修(僧人)尼玛又在开玩笑,说最近很忙啊,忙着修铁路,等铁路修好了,古修普布家就没土地了,他家人只好挎着个篮子,沿着铁路大声叫卖了。

这天中午,在邮局门口停放自行车时,突然听到牧歌响起,是个男人的声音,婉转又好听。寻声看去,一个头上扎着红绳的年轻藏人正从街上走过。一看就是个牧人,不过穿的不是藏装,是一件咖啡色的皮衣,很新,像是刚买的,但质量很低劣,亮晃晃的。他显然心情很好,可能因为阳光很好,也可能因为身上崭新的皮衣。反正他的心情一定很好,所以他就很高兴地唱起了他可能在草原上总爱唱的歌。也不知他唱的是什么意思,总之很好听。而且他的神情那么地旁若无人,在汽车的喇叭声中,在卖廉价商品和瓜子、水果的吆喝声中,他旁若无人地唱着牧歌,高高兴兴地从闪着刺眼亮光的瓷砖楼房前走过去了。看着他唱着牧歌走过去,我忍不住笑了。
想起去年夏天,也是骑车从这条路上经过,突然看见迎面走来两个年轻的男女,也是牧人的样子,都穿着宽大的藏袍。女的上衣是一件白色的斜襟衬衣,饱满的胸脯被紧紧地系在腰间的长袖托得很高。但让我注意的不是他俩的高大和漂亮,而是那男人一只手抱着女人的肩,另一只手正在抚摩女人的乳房。最有意思的是他俩的表情,男的漫不经心,女的无动于衷,两个人还在嘻嘻哈哈地说着什么,那样一种天真无邪,那样一种光明磊落,那样一种自然健康的状态简直让我着迷。可是满大街来来往往的人流中好像没有人看到这一幕,除了我一边放慢了车速目不转睛地看着,一边傻乎乎地笑了。

骑车穿过全城,拉萨吓我一大跳。才不过几日,这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到处都在挖,挖,挖。不知道最后会挖出个什么样子来。包工队们云集而来,埋头苦干。居然会有那么多的包工队简直让人吃惊。
拉萨正在越变越好看吗?当华灯初上的时候,着实令人目瞪口呆。因为那一根根灯柱上爬满了被拧成了奇形怪状的电线,天一黑,全部变成了牦牛的头、扭捏的鱼和肥胖的莲花,颇有节奏地在半空中闪闪发光。那是扎西达杰(象征祥瑞的图案“吉祥八宝”)吗?实际上丑陋之至,但又非常滑稽,想想看,夜空下的拉萨街头遍布会发光的牛脑壳,那么巨大,那么怪异,绝对要把从乡下来的牧民吓一跳。
无比多的妓女。她们可真的是了不起啊。因为这个季节的拉萨气候无常,除了她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还裹着好几层衣服,怎敢脱得又露胸脯又露大腿的?这些被流行歌曲中出现的“神鹰”、古老的西藏预言中提及的“铁鸟”,从中国各地运来的不分昼夜、成群出没、媚态十足的妖精们,会给拉萨带来什么样的瘟疫呢?
成人商店。发廊和诊所。茶馆里的麻将桌。几曲河畔的“古玛林卡”早已被改造成餐馆、饮厅和游戏房。等等,等等,等等。这才是红歌《逛新城》里唱的“拉萨新面貌”。

只有进了寺院才会重新快乐起来。
难忘洛萨(藏历新年)前夜的大昭寺,朝佛的藏人成千上万,安多来的,卫藏来的,康区来的,羌塘来的,而且大多是年轻人。当他们像脱缰的野马冲进寺院,然后在觉仁波切(释迦牟尼像)跟前争相伏地长拜,争相涌向觉仁波切的身边大声祈祷,谁都会被他们如此由衷的信仰所打动。
佛教深入我们的血脉,像遗传基因一样相传着。当作为某种象征的警察大步走来,他们开始有序地排队,但祈祷的时候还是不顾一切。他们既虔诚又狂热,尤其是那么多的年轻人,一举一动都透着血性和野性。
一道小门隔开了我和他们。我站在他们的身后像是身处两个世界,这边只有我和几尊宁静的佛像,而那边是汹涌的汪洋一般的和我血脉相同的信众。但这两个世界其实是相连的,是被释迦牟尼永恒的慈悲的微笑相连着的。只有佛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即使穿上了本族衣裳也常常被错认成他族的人,内心是多么地本族!如果说这是一种狭隘,那就算是狭隘吧,但我的狭隘里面没有暴力。

有三批人为释迦牟尼佛像上金粉。都是边地藏人。他们的脸迎着被灯火映照得无比明亮的觉仁波切。这尊在藏人心目中具有非凡的灵异能力的佛像,让藏人们深信从内心发出的祈愿一定是会得到应验的。他们肯定也会为自己祈愿的,但第一个祈愿,都不是给自己的,而是给嘉瓦仁波切(达赖喇嘛)的。如果你也在场,如果你看见他们的脸,看见他们的眼睛,看见他们的双手,你一定会和我一样,相信此时此刻面对的释迦牟尼佛像实际上已经幻化为他们心中的根本上师了,幻化为他们的如意之宝——嘉瓦仁波切了。
我带了相机。在我的恳求下,僧人们揭开了一层层铺在觉仁波切双腿上的绸缎。而在双盘着的左腿上,露出一个深深的洞孔。有一分钱币那么大。几位老僧说这是一千多年前末代赞普朗达玛灭佛时用利器砍下的,而在旁边原来还有一个洞孔,是三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用十字镐砍下的,后来修补过,但轻轻敲击的话还可以听见“空、空”的声响。
文化大革命那时候,觉仁波切的头上还被戴上纸糊的高帽,高帽上写着种种侮辱性的语言,但满身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全都不翼而飞,觉仁波切就这样带着伤痕赤裸裸地跏趺而坐在莲花座上, 在漆黑的小小的佛殿深处默然无言。周围的其余佛殿全都变成了猪圈,里面养着臭气熏天的猪,楼上的数十间佛殿则成了金珠玛米(解放军)的宿舍。
我一连拍了好几张,有用闪光的,也有没用闪光的,不知效果如何。每次看到这个洞,我都要想到那个砍觉仁波切的红卫兵,他太可怜了,造下这么大的恶业,生生世世都会万劫不复。
游客依然很多。大多是一群一群的中国游客。有几个西方人在跟僧人学说藏语。其中一个很高,铁塔一般,几个浓妆艳抹的汉地女子直往人家身上靠,摆出一副比个头的媚态来,不过老外根本不理睬,他的眼里似乎只有从乡下来的脏兮兮的藏族人民。他朝着他们绽开了笑容。
                                                                                        
又一个朋友要回她的家乡了。最后一次去转帕廓,渴望留在拉萨却又不得不离开的朋友喃喃地说,我在拉萨很寂寞。
寂寞?这个词我不愿意听。
幸好我的家在这里。我在心里说。那是一个绛红色的家。只要感到寂寞,就会去那里。心里温暖了。我是多么幸运。
昨天晚上,一个过去的贵族用已经衰老的声音真诚地说,我们之间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狼与狼,也不是狼与羊,所以我们是朋友,这跟民族无关。
于是那个将要告别西藏的女子不禁落泪。
哈达。敬酒歌。流动的盛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有一首敬酒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在雪域下了很多的雪,像一朵朵花儿盛开,簇拥着一座金子一般的塔。啊,我的精神,我的欢乐,我的梦。

刚刚收到四张照片。是一个朋友在羊卓雍措附近拍的。西藏的秋色,难以想象地美丽。很想让所有的人一起分享这大自然的美。
有一年,一个住在兰州的诗人来到西藏,写下这样的诗句:

大风吹乱了天空
我和你滚落一地—一对裸体拥抱的神

还有一句:

大风吹散的羊群捧住爱人的心脏

还有一句:

打马驰越山冈
半个莲花,灿如西藏


2003年3月藏历新年写于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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