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7日星期五

五十八年前尊者达赖喇嘛流亡途中的图像记录



……那天下午,我的亲教师和四位噶厦躲在板车后面的帆布罩下混出宫去;傍晚,我母亲、我弟弟天津秋结和姐姐泽仁多玛经过化妆改扮,以前往奇处河两岸的尼庵为籍口出宫。接着我召见群众领袖,把我的计划告诉他们,强调我不但需要最充分合作(这一点我早有把握),也需要绝对保密。我确信中共会在群众中派出密探。这些领袖走后,我写了一封信向他们解释我离开的理由,并请求他们若非自卫,千万不要开火,请他们把我的意思转达给每一个人。这封信会在次日送达他们手中。

天黑以后,我最后一次来到专门供奉大黑天的佛坛前,他是我的护法。我推开沈重而吱吱作响的门,走进室内,顿了一下,把一切景象印入脑海。许多和尚在护法的巨大雕像基部诵经祷告。室内没有电灯,数十盏许愿油灯排列在金银盘中,放出光明。壁上绘满壁画,一小份糌粑祭品放在祭坛上的盘子里。一名半张面孔藏在阴影里的侍者,正从大瓮里舀出牛油,添加到许愿灯上。虽然他们知道我进来,却没有人抬头。我右边有位和尚拿起铜钹,另一名则以号角就唇,吹出一个悠长哀伤的音符。钹响,两钹合拢震动不已,它的声音令人心静。

我走上前,献一条白丝的哈达。这是西藏传统告辞仪式的一部分,代表赎罪以及回来的意愿。我默祷了一会儿,和尚们一定猜到我要走了,但他们必然会替我保密的。离开佛坛前,我坐下读了几分钟佛经,对一个谈到“建立信心与勇气”之必要性的章节沈吟良久。

我退出时,令人熄灭建筑物中其他各处的灯火方才下楼,看见我的一头狗。我拍拍牠,幸好祂跟我并非特别亲近,分离不太困难。我对于不得不留下我的侍卫和洁役之事,难过得多。随后,我步入室外寒冷的三月空气中,建筑物正门外有片平台,两侧有楼梯下到地面。我在平台上走了一圈,伫立遥想平安抵达印度的情景。回到门口,我又重思将来重回西藏会是什么情形。

十点差几分,我换妥了不熟悉的长裤和一件黑色的长大衣,右肩扛着一支步枪,第二任达赖喇嘛遗下的唐卡,卷成一长卷,扛在左肩。我把眼镜收进口袋,心中十分害怕。两名士兵陪着我,他们默默的送我到内院门口,我的侍卫总管在那儿接应。我跟着他们,在一片黑暗中摸索出了花园,到达外院门口,去结堪布等在那儿,我只模糊看见他的人影,佩戴一把剑。他低声要我一直跟在他身旁。走出大门时,他大胆的向聚集在门外的人宣布,他正在作例行的巡视,我们获准通过,没有人再说话。

我蹒跚走过,觉得四周都是人,但他们没有注意我们,几分钟后,我们就顺利的出了人群,下一步是如何通过共军的关卡。被俘的念头令我很害怕。我有生一来第一次真正觉得怕——倒不是为我自己,而为数以百万计把信心寄托在我身上的人民。如果我被捕,一切就都完了。我们也有被不知情的自由门士误会为中共士兵的可能。

我们的第一重障碍是奇处河的支流,我小时常来这儿,直到塔汤仁波切禁止这么做为止。渡河靠踏脚石,不戴眼镜非常不好走,我好几次差点跌倒。渡河后,我们直奔奇处河岸,抵达之前,遇见一大群人,侍卫总管跟他们的领袖简短的谈了几句,我们才上到河岸。几重难关正等着我们和摆渡的几名船夫。

虽然每一挥浆,我们都担心会来引一阵机关枪扫射,但渡河过程很顺利。当时拉萨驻有数万人民解放军,他们不可能不在四处巡逻。河对岸有一队自由斗士,牵着小马在等着我们。我在这儿跟我母亲、弟弟、姊妹和亲教师会合。我们一块儿等尾随的几名高级官员赶到。等待的当儿,我们低声的批评了几句中共把我们逼上这条路的恶毒行径。我也戴回眼镜——我不能再忍受什么都看不见的生活——但一戴上我就后悔了,因为这么一来,我就看见距我们数百码外,中共军营中的卫兵所持的火把。还好有云遮住了月光。

其他人到齐,我们就赶往划分拉萨山谷与昌波山谷的切拉山隘。清晨三点钟左右,我们在一座简陋的农舍休息,以后数周,我们经常在这样的地方寻得庇护。我们不敢久留,略事休息就继续赶路,八点左右到了隘口。我们赶到前不久天才亮,我们才看出此行是何等仓促。为我们备马的寺院一方面没有心理准备,一方面也因为天黑,结果最好的马配上最差的鞍辔,骑的人也不相称;反而最老最丑的骡子配着最光鲜的鞍具,背负地位最高的官员。看来十分可笑。

在海拔一万六千呎的切拉隘口(Che-La为多沙的隘口),替我牵马的马夫停下脚步,调转马头,告诉我这是一路上最后一次看见拉萨的机会。山脚下的古城显得平静庄严,一如往昔。我祷告了几分钟才下马,走下多沙的山坡,我们又休息了一会儿才再度向昌波河出发。中午前我们到达河岸,这儿只有一处可以摆渡,我们唯愿人民解放军没抢有先赶到。他们果然没有。

河对岸,我们在一座小村停留,居民很多人都流着泪来迎接我们。我们现在处于西藏最边远地区的边缘,只有稀稀落落一两处村落,自由斗士已占领了这一带。从这里开始,我们周围便有成千上百不现身的游击队战士,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来,而且会一路保护我们。

中共追捕我们并非易事,但如果他们得知我们的行踪,或许能预卜我们的路线,派兵拦截我们。因此除了安排三百五十名西藏士兵沿途保护我们,还有五十名左右的游击队,而逃亡队伍本身也扩大到将近一百人。

几乎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甚至我私人的厨子也扛着一具火箭炮,腰间挂满了炮弹。他是个曾受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年轻人,迫不及待的想一试他那外表吓人的伟大武器。有次他还真的伏在地上,发射了数枚炮弹,声称他已发现敌人阵地。但重装弹药太花时间,我确信他碰到真正的敌人一定会措手不及。整个而言,这场表演并不出色。

我们队伍中还有一名中央情报局特工,他会操作无线电,而且显然一路都跟他的上级保持联络。他到底联络的是谁,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只知道他随身携带一台摩斯发报机。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惹美寺,我在此草草写了一封信给班禅喇嘛,告诉他我已逃走,劝他可能的话来印度跟我们会合。自从仲冬收到他的新年祝贺以来,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他在另一封秘密信中提到,国内情形整个恶化,我们该筹谋未来的对策。这是他第一次不受中共箝制的表现。遗憾的是我给他的信都未能送到他手中,他也一直留在西藏。

下一个隘口名叫沙波拉,我们于两三天后走到。山顶上极冷,而且正下着一场风暴雪。我开始为若干同伴担心。我自己年轻力壮,但随行的一部分老年人已难经旅途劳苦。由于还未脱离被中共拦截的重大危险,我们也不敢放慢脚步,尤其中共在江孜与空波的驻军随时可能包抄,把我们手到擒来。

我起初打算在距印度边界不远的隆次宗暂作停顿,在此驳斥十七点“协议”,宣布恢复我的政府为西藏合法政府。但第五天,一队骑士赶来报告一个可怕的消息,我们出亡四十八小时后,中共开始炮轰诺布林卡,用机枪扫射尚未离开,手无寸铁的群众。我最坏的预感都已实现。我知道,跟如此残酷不仁的人谈判是没有用的,我们唯有走得越远越好,而赶到印度还有好几天的旅程,中间还有重重高山阻隔。

一个多星期后,我们终于来到隆次宗,停留了两天,刚好够我驳斥十七点“协议”,并宣布成立政府,是为西藏唯一合法的统治机构。约有一千人参加就职仪式,我希望能多停留几天,但消息传来,中共部队已逼近,我们只有往印度边界撤退,直线距离只有六十英里,但实际行程则大约两倍远。中间还需要翻越一座高山,得走上好几天,我们的马匹已相当疲倦,草料不足,祂们必须经常休息,以恢复体力。启程之前,我派一小队体能最佳的人先行,尽快赶到印度,就近让那边的官员知道我计划请求政治庇护之事。

我们由隆次来宗到名叫爵惹的小村,然后赶往卡波山隘,这是通过边界前最后一座隘口,即将爬到山顶时,我们蒙受一个严重的打击——忽然出现一架飞机,直接由我们头顶飞过。它过去得太快,以致没有人看清机身上的标志,但机上的人一定看见我们了。这不是好兆头,如果它是中共的飞机,而且非常可能是,他们就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了。如此,他们就可以从空中攻击我们,我们完全无法保护自己。无论这架飞机来自何处,它都强烈的提醒我,我在西藏任何地方都不安全。我对自己出亡的一切迟疑与犹豫都因这项认识一扫而空;印度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不久之前,我派往印度的先行队伍回来报告,印度政府已表示愿意收留我。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愿未得允许踏上印度的土地。

我在西藏的最后一夜,住在一个名叫芒茫的小村。一到这个雪国的最后前哨站,就开始下雨。一周来天气都极为恶劣,我们一路在暴雪中挣扎前进,大家都筋疲力尽,实在不需要雨水,但倾盆大雨一夜不停,更糟的是我的帐篷漏水,不论我怎么挪移,都避不开如注涌入的雨水,我前几天已经在发烧,这么一来更恶化成为严重的痢疾。

第二天早晨,我病得无法行动,全队只好留下。同伴把我搬到邻近的小屋里,但它所能提供的庇护并不比我的帐篷高明,而且地面上冒出的牛羊臊气令我无法忍受。那天,我听见我们携带的手提收音机报导,我正在前赴印度途中,但我因跌下马背,受了重伤。这使我略为开心一点,因为我至少躲过了那样的灾难,但我知道我的朋友都会很担心。

第二天,我决定继续上路。跟一路护送我们从拉萨来此的士兵和自由斗士道别,又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他们现在得回去面对中共。有一名我的官员决定留下,他说他知道在印度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不如留下来作战。我实在钦佩他的决心和勇气。跟这些人含泪作别后,有人帮忙我躺在母犏(dzomo)背上,因为我还是病得无法骑马。我就以这么尴尬的姿势,离开了祖国。

印度边境的少数守军肯定是看到一副可怜的景象——八十位西藏难民经过长途跋涉,身体疲累不堪,内心也因为历经严峻考验而沮丧。但是,我还是高兴,因为有一位我在二年前访问印度时认识的官员在那里和我们会面。他对我说,他奉命护送我去旁地拉(Bomtila)安顿,旁地拉是个大城镇,距离此地一星期多的路程。

最后,在逃离拉萨三星期后,我们到达旁地拉,这时间漫长得像过了一劫。当我到达时,我的老连络官和翻译,梅农先生(Mr.Menon)和苏南·托结·卡日(Sonnam Topgyal Kazi)早就在那儿等候,其中一位呈交我一份印度首相打来的电报﹕

我的同僚们和我欢迎你,并致候你安全抵达印度。我们很高兴能提供必要的设备给你、你的家族和随员,以便安住在印度。对你保持极高敬意的印度人民毫无疑问地会依照传统,给予阁下应有的尊重。

愿慈悲关照你。

尼赫鲁


……

(文字转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著,康鼎译,1991年,台湾联经出版,161页至170页。图片来自脸书,或翻拍相关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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