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9日星期三

“推特茶坊”访谈:用“他者”的舌头言说“自我”


这篇访谈发表于动向杂志第305期,网络版见http://www.chengmingmag.com/t305/select/305sel26.html,图为截图。


用“他者”的舌头言说“自我”
──藏人作家、诗人与中文推友唯色访谈录

(大陆)戈晓波

访谈时间:二○一○年圣诞前夜
访谈形式:互联网远程交往


唯色,是一个以汉语写作来表达藏人信仰、生存与现实遭遇的藏人女作家,而她颇具传奇色彩的婚姻则是汉藏结合的;虽然,家安放在这个国家的首都,然而,其心灵却时刻与雪域高原上她的同胞们,与远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达赖喇嘛尊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问题固然太多,但是在诸多问题中,任何希望现实与历史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的人士都绕不开民族矛盾问题。未来理想的中国,我们能无视那些深受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压迫之民族的存在吗?我们可以与他们和谐同处一片蓝天吗?带着诸多的问题,“推特茶坊”约访了著名推友唯色女士。


推特上的争论与“藏人”身份

戈晓波(以下简称“戈”):唯色老师您好!

唯色(以下简称“唯”):戈晓波老师好!

戈:最近,您在推特上有过一场争论,争论虽发生在您与一两个推友之间,却暴露出许多貌似已接受了普世价值观的人们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您愿意谈谈此事吗?

唯:昨天,《法国世界报》记者就我的《西藏记忆》法文版出版要做个采访。所以我在推特上想介绍一下“文革”在西藏的一些事实,这就引发了争论和讨论。我就不介绍来龙去脉了。总而言之,后来我与记者见面说起推特上的争论时,记者很有兴趣,问对方是不是毛分子?我说不是,至少从推特上发言来看,不是什么毛分子;而是声称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维权人士,或者说异议人士,而且还签署过《零八宪章》等等。

不过,我对类似反应丝毫不陌生。尤其是○八年之后,整个中国社会更是普遍存在这样的反应。很有趣的是,连声称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异议人士也如此,这表明其心目中的标准是双重的。

戈:您可用您那洞穿问题实质的慧眼点出其症结吗?

唯:说穿了,在他们看来,民主与自由等普世价值观似乎是只可能对中国人,或者说汉族人有效。而少数民族,对不起,似乎是不能被民主与自由等普世价值的光芒所照耀。再进一步说,他们认为自己是专制的受害者;但他们从不认为,对于其他民族而言,他们也是专制的化身与加害者。

戈:您能接受“少数民族”的身份识别吗?

唯:从身份证来说,是这样的。就“少数民族”的称谓来说,我认为这是个问题。

戈:什么问题?

唯:就我个人而言,从生下来至今,我就是“少数民族”的身份。我非常了解,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会激起外界什么样的反应。无论是过于善意的,或是毫不善意的,甚至是恶意的;种种反应都不会是正常反应。比如,多年前,我在成都上大学时,就有汉族老师赞扬我汉语说得好。刚听到此类夸奖还很开心;但重复多次后,我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我的回覆是:我不光汉语说得好,很可能我的汉字比你写得好。

戈:从何时起您开始厌恶“少数民族”这个身份识别标签的?

唯:也是逐渐意识到这个标签的,随着意识到,就觉得别扭,所以我现在彰显的是“藏人”这个身份;甚至,我在最新完成的书中,开始用汉语谐音“博巴”来标注“藏人”这个身份。

戈:您与您的先生王力雄老师在这个问题上达到共识了吗?

唯:是的,我和他是有共识的。就像我说自己是“藏人”,他说自己是“汉人”,我认为这样很好,我们之间有一种平等。本来,说“藏族”或者“汉族”也没什么不对,但是由于在早已形成的固化语境,“藏族”和“汉族”的称呼还是有着事实上的不平等。

戈:难道《零八宪章》中关于未来联邦国家之建构愿景,不是一种思想认知的超越?

唯:虽然我是《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不过,说实话,就未来中国的联邦制度的这一愿景,我保留我的意见。如此敏感的问题,我再说下去,就可能成了“分裂分子”了,哈哈……

自我意识苏醒与网络时代

戈: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情况似乎有了某种积极的改观。比如今天,藏传佛教又回到了藏人的精神生活中来了,据悉藏地百分之八九十的家庭中都供奉有尊者达赖喇嘛的照片。

唯: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然而,这百分之九十以上供奉尊者法像的人中,有许多是悄悄供奉的,比如在拉萨,若被查出家中供奉尊者法像,甚至是会被抓去判刑的。

戈:您不认为中央政府已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尊重藏人的某些自治权利了吗?

唯:你说中央政府尊重藏人的某些自治权利,指的是什么呢?说实话,正如刘晓波一篇文章的标题──《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换言之,西藏的状况较之中国更严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完整的生活和文化”,彼此的生活和文化是不同的,这是毋庸赘言的。但是,不能因彼此的不同,强势一方就有了肆无忌惮、随心所欲改变弱势一方的权力。如何肯定,弱势一方必然需要这样的改变?凭啥认为,弱势一方只有这样的改变,才算是有了继续存在的理由?何况,弱势一方又怎么可能必将会改变成他们那样?

戈:自阿来的长篇小说获奖,到近年来一些藏人音乐组合在国家主流媒体上的出现,难道不能说明藏人得到了一些自我“叙事”的空间吗?

唯: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官方权威话语体系关于西藏的几乎所有的“叙事”上来看,莫不皆是“介绍”西藏、控制西藏,进而企图永远保有西藏,而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删除与修改中,真相被掩盖了,恐怖被隐藏了,西藏人仍然是沉默的。然而,我的经验告诉我:互联网将为失去声音的人们重新争取存在的空间。

戈:难道今天藏人的命运与十年文革那个时期毫无本质上的区别?

唯:从历史上来看,比起从前,我指的是中共执政之后,如“反右”时代、文革时代要开放许多。在中国,关于人权和宪政的诉求渐渐多起来,公民意识的上升,对民主与自由的渴望,各种维权活动方兴未艾。

虽然残酷的历史被掩盖,黑暗的现实被掩盖,但仍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在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揭露被掩盖的真相。民主与自由是生活在专制政权下的人们的梦想。就藏人而言,向来缺乏权利与维权意识,尤其在政治高压下,出于莫大恐惧更是不敢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因此,维权的意识很重要。与文革时代比较,藏人的命运是有变化。至少今天当局不敢明目张胆地如文革时代对藏人大开杀戒了。

语言即家园

戈:这种维权意识,好像在更年轻的一代藏人身上反映得更显着一些。

唯:是的,我曾写过年轻藏人的这种日益苏醒的意识。我给你看我写过的一段话,是我今年二月回到拉萨的感受。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坚定地走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他们从汉地的大学回到家乡,穿着藏装,说着母语,以“我是藏人”的使命感,怀着珍惜之情去学习这块土地上的根本,并且在去高山上煨桑、撒隆达、诵持传统经文的时候,许下对未来的承诺。他们充满自信,他们风华正茂,正是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希望。

这种转变,可以说来自我们今天所生活着的环境与现实的反馈。我写过这样一段话:对一个国家的认同并不是用枪来抵住人的脑袋就可完成的,也不是由主体民族怀有施舍者的优越感就可赐予的。

戈:海德格尔认为,语言即家园。现在,我想听听您对年轻藏人发起的“挺藏语”运动的看法。

唯:我写过关于年轻藏人挺藏语的文章。说实话,我很欣慰。当然,谈到前景与可能性的结果,也许并不乐观。我相信,当局会把这一同化语言的事情继续做下去,只不过会做得更冠冕堂皇。实际上,当局也这么在做了,有新闻称双语教育要普及到幼儿园,甚至农牧区。

戈:“挺藏语”已蔓延到了整个藏区,难道它不可能导致积极的变化?

唯:年轻藏人挺藏语影响深远,它会带来变化的。所以说,很有意思的效果就出现了:藏人的坚持和努力,与当局的顽固与强行,正在较量。

戈:要是没有互联网的存在,或许就没这个运动,对吗?

唯:互联网的出现是伟大的转折点。它为少数者的声音提供了另一个空间,那是一个看似虚拟却真实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空间。互联网的力量,使得权力者再也不能一手遮天。

戈:我想知道西藏流亡政府与尊者达赖喇嘛在这个运动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换言之,给了运动何种影响?

唯:无论尊者,无论西藏流亡政府,从未对这个挺藏语的运动,有过任何指示。尊者一直以来谆谆教导的是:身为藏人,勿要忘记自己是藏人,勿要忘记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勿要忘记自己的故乡。如果说影响,这就是影响,潜移默化的,已经在我们的血液中。我很庆幸我是藏人。

戈:每当有藏人作家、诗人与歌手遭到监禁与打压的消息传来,您都反应得异常激愤,请问,是何种力量支撑在您的情绪表达背后?

唯:感同身受,就像是我自己在遭遇。正如一位狱中的藏人作家所说的那样:“无论如何我无法保持沉默,他们的厄运与我的笔之间有着很深很深的关系”。

所以,在我们的僧人、学生、平民的宝贵生命被推向黑暗的世界中时,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保持沉默,他们的厄运与我们的见证、记忆、表述,关系很深。若忘记或忽略他们,去过自己的生活,哪怕给自己的生活赋予了崇高的意义,比如超越鸿沟的、消除分歧的、相互理解的、寻求突破的,诸如此类说辞,那也是可耻的。

简单明了地说,这就是:“你有枪,我有笔”。所以,当我有笔在手的时候,我愿意写下来,给世界看。

戈:维族人认为会说一种语言,就有一条舌头,会说多种语言,就拥有多条舌头。据传,您有藏汉英三条舌头。是这样的吗?

唯:很抱歉。我使用最流利的语言是汉语,我用中文写作。而母语只是口头语言的水平,但不能写作,英语也不会,因此,我只有一条半舌头……

晓波获奖、藏青会及前景判断

戈:您认为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事件,将会对西藏问题的解决带来何种影响?

唯:这么大的问题,说实话,我没有想过,现在也来不及想。

戈:您也为这个事儿而感到高兴与激动过呀!

唯:当北京的友人十月八日下午发来短信“他获奖了”,我正在快要到达拉萨的火车上。怀着激动的心情,我当即给他的妻子刘霞发去祝贺的短信,因为她的手机已被关机,她是否收到不得而知。我还给许多友人──藏人、汉人,驻京外媒记者、使馆朋友──发去同样的短信:“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而欢呼!”

戈: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让广大不明真相者谈虎色变的藏青会吗?

唯:藏青会其实就是一个NGO(非政府组织),一个从来没有制造过暴力事件的NGO。

戈:难道官方传媒的指控不实?难道他们真的没有暴力主义或者恐怖主义倾向吗?

唯:我在推特上推过一句话──流亡藏人诗人丹真宗智给温家宝的一封信:“虽然中国迫害藏人与维吾尔人,但是中国并没有受到恐怖主义者的威胁。我们也只是走上街头,进行和平、非暴力的抗议。有人劫机吗?有自杀炸弹来杀一位世界领袖吗?没有。”──我也如此认为。当局天天说人家是恐怖分子,拿出了一件事实吗?没有。

戈:丹真宗智也是藏青会成员之一?

唯:是的。

戈:有这样一种对前途的判断,即只要努力奋斗,最终,我们是可以抵达《零八宪章》中所展示的那个美好愿景──如同美利坚与瑞士联邦等国家一样的多民族共存且高度自治的联邦制国家之目标的。您能接受它吗?

唯:这是个美好愿景。

戈:在那些已超越了大汉民族中心主义与专制主义万有引力的汉人身上,难道您没看到这道曙光?

唯:因为是一个美好愿景,所以是一个美好愿景。

戈:哼!等着瞧吧!审问到此结束。

唯:呵呵,虽然我的声音比较轻,让你们有点意外,但我表达的时候好像还是很有力的……。

6 条评论:

  1. 通过访谈与对话,被访谈者的若干思想与观念的碎片,将会进入阅读者的接受视野,并与接受者自己的思想或观念世界发生碰撞,只要不抱文化偏见,只要认同人类普世价值观,那么,接受者将会理解被访谈者,从而缩小与被访谈者之间的价值与心理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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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任何访谈,都不可能呈现接受访谈者的全部思想与价值观念,指望在一篇访谈录上获知被访谈者的全部思想与观念,无疑等于盲人摸象;尽管如此,访谈仍是很有必要的文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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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迹象表明,突尼斯现象是现代中国的走向,支那解体,时机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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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昨天下午七点,我刚坐在地铁站台长椅上等车,一个大约二十五六岁左右的女子,过来坐在我旁边,看到她的箱子和背包上有航空公司的标签,我就用英语问她,对不起,你是刚刚下飞机吧?她说是。我又问她,你是韩国来的?她说,不是,我是中国来的,到这里上学。谈话中得知她是苏州人。我对她说,我听说过,也在画报上看到过苏州,苏州园林。我问,现在怎样呀?她说,那是过去了,现在不好,我不喜欢。谈话刚到这里,车就来了。过了两站,我告诉她,你应该在这里下车。
    Chopathar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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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汉语是基于象形字的表意语,有很多会说不会写的很正常。但藏语是表音文字,却有这么多人会说不会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说明这种语言的口语和书面语严重脱节,这是当代藏人需要用智慧面对的问题。还有就是现代化的问题,现代文明基本上不产生在东亚,古老语言如何适应新环境?汉语当年一是推广白话文,2是向日语借词才算从之乎者也顺利过度到今天的。
    有人说现在即使是在达兰萨拉的学校,也需要用英语教授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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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刚刚又读了一遍,震撼和感动,是无以言表的。建议每一位西藏人,每一位中国人,都读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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