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27日星期二

大昭寺老僧:“可怜啊,那么多的藏人,已经有那么多年没朝拜过大昭寺了”

        文革结束后的觉康主殿及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翻拍于1985年出版的《大昭寺》一书。

大昭寺老僧:“可怜啊,那么多的藏人,已经有那么多年没朝拜过大昭寺了”

唯色

【本月17日发生在拉萨大昭寺的火灾,应该是始建于公元七世纪、并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老建筑,所遭遇的历史上第一次火灾。但至今不知火因,当局也未明确交待调查经过和损失情况。新华社22日的报道中所说的起火部位等,与中国公安部相关文件里的说明并不一致。
如尊者达赖喇嘛所说,大昭寺是全藏最崇高的寺庙。事实上,对于信奉佛教的藏人来说,大昭寺是圣地中的圣地,所主要供奉的佛祖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具有无可替代的神圣地位,却也蒙受了千百年来大千世界所发生的各种劫难。
这是一位曾入狱七年、劳动改造十三年,直至1981年才回到大昭寺的老僧人的口述。2003年3月9日下午,我在他的僧舍,记录了他所讲述的大昭寺及他个人所遭遇的劫难,并收录于2006年在台湾出版的《西藏记忆》一书中。他现已去世多年,此时找出当时给他拍摄的照片,仍然记得面对无常命运他发出的豁达笑声,令人十分感念。】

文革中,大昭寺的第一层,只有“觉衮顿拉康”(释迦牟尼佛殿)还幸存了佛像,“土莫拉康”(松赞干布法王殿)也幸存了塑像,其余的殿都没了塑像,空空荡荡的。
“觉衮顿拉康”,又叫觉康,那里面的觉沃佛(佛祖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和几个佛像都是过去的。但觉沃佛的身上和脸上的金粉都被刮掉了。身上的所有装饰也都没了。所幸的是,觉沃佛头上的华盖是纯金做的,但因为被香火熏得很黑,没人认得出是纯金,所以就没被革命的人拿走。后来被拉萨市政协放在了办公室里,直到大昭寺正式对外开放时才送回,刷洗后露出了它本来的颜色,这才知道这华盖是纯金做的。
觉沃佛,觉仁波切,盘坐的左腿上有个洞,至今可以看见。有两个说法,一个据说是朗达玛(吐蕃王朝末代君王,以灭佛留名于史)时候砍下的。传说朗达玛想看看觉仁波切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就在觉仁波切的腿上砍了一个洞,觉仁波切疼得发出了“啊嚓嚓”的声音。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但有关的历史书上是没有的。另一个说法与文革有关。文革时候红卫兵也在觉仁波切的腿上砍了一个洞,说是后来修补了,但用手指敲那儿的话还可以听见“空空”的声响。那些砸大昭寺的红卫兵,有些是学生,有些是老百姓,听说都是帕廓一带的老百姓,不过这都是听说的,那时候我不在这里,我在工布(指今林芝地区八一镇周围)劳动改造。
大昭寺一楼大厅里的强巴佛(未来佛)像也被砸了。古汝仁波切(莲花生大士)像是文革之后信众供奉的。大昭寺转经道囊廓的“卓玛拉康”(度母殿)也被砸了。
大昭寺二楼上,据说只有松赞干布法王殿里的松赞干布塑像是过去的,其他几尊像都是文革之后塑的,包括文成公主像。另外,这个殿里的青稞酒壶有上千年的历史,不知怎么弄到了罗布林卡文管会那里,后来听说班钦仁波切(十世班禅喇嘛)在文革后第一次回到拉萨,打听到这个酒壶的下落就要了回来。
大概在1972、1973年的时候,大昭寺才又重新修复了。但也不是把过去的所有佛像都修复了,只是修复了一部分。当时说是要修复大昭寺的佛像,拉萨城里有一个“让勒公司”,是做家具、工具和农具的工厂,现在靠近市公安局,在文革时候里面有一个仓库,堆放着从很多寺院没收的佛像,都是旧佛像,很珍贵,就从这个公司的仓库里拿回很多佛像,送到大昭寺,重新装藏、修补。
文革中被砸的寺院很多。色拉寺、哲蚌寺都被砸过。只是没被砸光,不像甘丹寺,砸得一干二净,什么都没有了。大昭寺原本只是由佛殿组成,所以被砸的时候很快就砸得差不多了。似乎只有聂塘的卓玛拉康(度母殿)没被砸,这是因为创办卓玛拉康的阿底峡大师是孟加拉人,要注意国际上的形象。曾经孟加拉还派人,把阿底峡大师留下来的“古栋”(法体)请回去了。
我在工布的时候是工人。更早以前,我在解放军的监狱里被关了七年,是因为1959年“叛乱”的缘故,那时我三十岁的样子,被说成是“叛乱分子”。我很小出家当了僧人,在色拉寺。1966年我从监狱里放出来,就在工布的劳改农场当了工人,我做的是木工活。农场属于公安系统,不允许我们参加文革。
我当了十三年的工人。1981年时候,好多人都走了,我也说我不想当工人了,我想穿袈裟,这样我就回到拉萨,来到大昭寺。实际上大昭寺在文革时候一个出家人也没有,我听说那些佛殿都变成猪圈了,像“土几拉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佛殿)这些佛殿都成了猪圈。楼上住着军人。楼下我们现在举办法会的地方,供放莲花生塑像的地方,是他们的厨房。然后大昭寺成了招待所,叫做“三所”,房间都设在佛殿里,听说是拉萨市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后来搬到市政府旁边去了,人们都叫它“招待玛波”,意思是红色招待所,在如今的日光宾馆前面。我们刚回到大昭寺时,一楼和二楼那些佛殿的门框上都写着号码,是招待所房间的号码。墙上的壁画还在,但有破损。
文革两派争斗时,先是“大联指”住在寺院里,后来又是“造总”住在寺院里,还发生过武斗,在大昭寺里面开枪打死过不少人。是解放军开枪打死的造反派,都是年轻藏人。
文革时候,在觉康上面的金顶那里,曾经盖过一个厕所。在护法神班丹拉姆那里用木板隔了男女两个厕所。那是招待所的厕所。班丹拉姆的塑像早就被搬出去给砸了。
我们现在住的这些僧舍曾经还是拉萨市政协的办公室和宿舍。这是文革刚结束那会儿。过去噶厦政府的办公室也设在大昭寺里面,但没有住在这些地方。
如今大昭寺里的老喇嘛都不是大昭寺过去的人,是从色拉寺、甘丹寺和哲蚌寺来的。
文革结束后,重新修复的寺院再次开放。经过了那么多年不准信仰宗教的岁月,人们已经很多年没进过大昭寺了,所以来朝佛的人特别多。当时还向信徒售票,就在今天信徒磕长头的大门口还架着栏杆,每天只卖两千张票,每张票一毛钱,所以很多人从夜里就开始排队,常常排队一晚上,睡觉就睡在地上。那时候大昭寺整天开放,天黑了,如果不赶紧关门的话,还会有很多人进去朝佛。可怜啊,那么多的藏人,已经有那么多年没朝拜过大昭寺,没朝见过觉仁波切了。很多人都哭。边哭边说,想不到这一生还能有机会见到佛,没想到啊,还会有这么一天。后来班钦仁波切回到拉萨,在大昭寺举办法会给信徒摩顶时,排队的人都排到了邮电大楼那里,有几公里长。有一个人还被挤死了。信徒是那么多,突然间,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不光是老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这是文化大革命时候不敢想象的,就像是被堤坝拦住的大水一下子冲出来了……
直到胡耀邦来拉萨,说不能给信徒卖票,从那以后,各个寺院都不向信徒售票了。
有很多人,过去是积极分子,现在变成了很虔诚的信徒,这样的人很多。他们也到大昭寺来朝佛。从佛教角度来讲,这是忏悔,这很好。只要是出于真诚,这么做,也许是可以抵消他们当年所犯下的过错的。很多人当年都是无知,无明啊。
大昭寺的“默朗钦莫”(祈愿大法会)在八十年代恢复了,但也只是办过三次,87、88和89年,然后就取消了,再也没有举办了。1989年3月份那次抗议事件,正是祈愿大法会期间,我在自己的座位上念经,就被那些军人带去派出所。他们用电棒打我,还打了很多僧人……
我已经七十六岁了。在我一生中经历过三种人生。我的家在农村里,过着中等富足的生活。起先,我从小出家当了僧人,那是很幸福的一段经历;三十岁时被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呆了七年,是犯人;然后在农场当了十多年的工人;最后又回到寺院,继续当僧人。这不,我当过三种人,干过三种人的事情,想起来倒也有意思。
在过去,西藏人活得很轻松,虽然物质上没什么,但精神上,因为对佛教有信仰,想着因果轮回,所以没有太多的欲望。但现在的话,虽然物质上有了很多东西,但人们的心都变得很复杂,每个人都有很多欲望,都是为自己考虑,反而活得很辛苦。人们的心里没有宗教的约束,这不会是一个很满意的人生。再说现在能够向人们传法的喇嘛越来越少,真正信仰宗教的人也越来越少,虽然很多人特别虔诚,但佛教真正的涵义却不知道,只能是迷信。这样下去的话会很困难的。就像我们看到的,好多人什么也不知道,如果一个人用额头去碰石头,都要跟着去用额头碰这块石头。这就是迷信。
从我个人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愿望,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宗教信仰自由。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2262018121339.html) 

2018年2月24日星期六

唯色RFA博客:一首写到大昭寺的诗:回到拉萨

这是2003年3月2日在拉萨大昭寺主殿觉康(Jokhang)拍摄的佛陀12岁等身像。在经历了五天前(2月17日)的大火之后,原本有着十余尊佛像及诸多珍宝的主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只知主殿内的等身像这一尊无损。(唯色摄影)


一首写到大昭寺的诗:回到拉萨

  
唯色


一年了  所以回家的心情有点激动
从机场到拉萨的路程缩短了一半  全靠
两座大桥和一个隧道  而过去的曲水大桥
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在保卫
车辆减速  不许拍照  似乎藏着军事机密
而今新建的桥上没有军人  难道不再需要提高警惕?
呵呵  公路两边出现了一模一样的新房子
藏式的  没有贴瓷砖  全都飘扬着五星红旗
耳边响起一个汉地游客的话  藏族人民多么爱国
是啊  不爱国的话是要罚款的  你的明白?
哈  那设在路边的商店还在卖假椰子树  假仙人球
假斑马  说明在拉萨很有市场  这不  又增添了
新的品种  一朵粉色的假莲花  正在阳光下盛开
看见著名的青藏铁路了  铺在凌驾头顶的水泥桥上
据说右边不远处  就是拉萨火车站  过几天得去瞧一瞧
先去转一圈布达拉宫吧  果然广场扩大  越发地像
汉地任何一个广场的翻版  还多了几重状如酒壶的
彩门  太庞大了  太华丽了  太突兀了

省略不提与亲人重逢的亲切细节
直至下午四点  想出门逛逛  看看拉萨新气象
刚走到雪新村路口  突然觉得周遭气氛诡异
不是久违的烈日过于眩目  而是他们  三五成群
小平头  黑色西装或深色卡克  个个精瘦  年轻
却神情紧张  又带凶相  低声嘀咕着四川话
我粗粗一算  竟有四十多人  难道是黑社会要火拼?
早就风闻拉萨有“遂宁帮”[1]和“甘孜帮”[2]之类
老大  保镖  马仔  马子  就像港台的枪战武打片
呵呵  拉萨给了我一个当头棒喝
使我一时愣住  隐隐后悔忘了带上相机
突然  一辆出租车与一辆三轮车撞了
呼啦啦围拢一群人  我赶紧挤进去  听见
司机与三轮车夫破口大骂  都说四川话
有人劝架  说的还是四川话  又有人低声呵斥
普通话  很威严  脸膛发紫  像是便衣警察
不然那两人为何鸟兽散?  而在红艳超市跟前
一辆警车刹住  又来了一辆  咦  那些打手呢?

傍晚六点  骑车向东  提心吊胆啊
满大街都是横冲乱闯的各种交通工具
有些喷吐着黑色的废气  有些喇叭尖叫
穿过北京东路  抵达大昭寺广场  这是藏人的世界吗?
许多人手转大小不一的转经筒  慢条斯理地
转着帕廓  那是右绕的方向  符合佛教徒的常态仪轨
一位老妇坐在自制的轮椅上  双手摇把  口中诵经
一位妙龄女子  三步一个长头  给她一元钱却露出羞涩
一位头系黑色线穗的小伙子  用一小截兽皮拦路兜售
是啊  把水獭的豹子的毛皮  缝在
冬天的藏袍上  已成为拉萨人的时尚
挨肩接踵的商店琳琅满目  号称“西藏特色”的
各种纪念品  其实很多来自甘肃临夏的家庭作坊
吸引着面色苍白的汉地游客  把白铜当作藏银
把石头当作天珠  珊瑚和绿松石
我知道三分之二的老板已是西北腔的回族
不信你去数数  一些四川人正在低头编织金刚结
手艺不错  堪比僧侣  听说连僧侣也来定购

但晚霞美丽  辉映着绛红色的祖拉康[3]
如同时光倒流  那个胖阿佳[4]还坐在门口  笑眯眯地
卖给我一包尼泊尔出产的酥油  价格没变
如同时光倒流  认识的喇嘛们向我点头  微笑
就像是我每天都在此时进庙朝佛
如同时光倒流  数不清的藏人排着长队
藏巴[5]  康巴和安多  捧着哈达  握着纸币 
举着酥油灯或者盛满酥油的水瓶
如同时光倒流  我又没排队  厚颜着
像个游客  径直走向觉康[6]
人头攒动  人影摇晃  人声訇响  金色的光芒中
我又见到了觉仁波切[7]  伏地膜拜时不禁泪水滑落
如同时光倒流  心满意足的乡下藏人们围聚着
挨个侧身  伏在紧贴墙面的空心石柱之上 
传说寺院下面有个湖泊  幸运的人听得见隐约的水拍
于是他们惊叹着  左耳听了右耳听
就像是深深的虔诚也从左耳传到了右耳
呵呵  我也效仿  只觉得空穴来风

2005-11-10,拉萨

注释:
[1]遂宁帮,指的是来自四川省遂宁地区的“黑社会”。在西藏,来自遂宁的汉人数以万计。
[2]甘孜帮,指的是来自康地甘孜一带的“黑社会”,都是藏东康地藏人。
[3]祖拉康:藏语,指大昭寺,如尊者达赖喇嘛所言,是全藏最神圣的寺庙。
[4]阿佳:藏语,对年长或已婚的中年妇女的称呼。
[5]藏巴:藏语,指日喀则地区藏人。康巴,指康地人,分布在今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和云南省;安多,指分布在今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等地的藏人。
[6]觉康:藏语,指大昭寺主殿,供奉佛祖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
[7]觉仁波切:藏语,释迦牟尼佛。

(发表于自由亚洲唯色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weiseblog/woeser-02222018103001.html)

2018年2月20日星期二

唯色:西藏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清理过:由一次访谈继续思考文革在西藏(6)

达赖喇嘛夏宫罗布林卡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改名“人民公园”。正中毛像下方戴眼镜和鸭舌帽的男子是拉萨红卫兵主要组建人陶长松。(泽仁多吉摄影)


西藏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清理过:由一次访谈继续思考文革在西藏(6)


文/唯色

就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及我的调查文字和新拍照片结集出版的《杀劫》新版一书,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前年8月末对我所做的连载访谈中,访谈者问起了拉萨红卫兵主要组建人、拉萨两大造反派之一“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总司令陶长松,让我说说他的故事。

我曾于2011年访谈过他两次,当时他年过六旬。精瘦,矮小,给人印象尤深的是宛如当年的那副装束:鸭舌帽、眼镜和中山服。从他文质彬彬的举止,实在无从想象在很多人那里听说的他当年是如何的威风凛凛。在我们刚开始交谈时,他是经常可以见到的那种汉人知识分子:内敛,沉静,儒雅;但慢慢地就有了些许变化,曾经贯穿他青年和中年时代的某种气质开始流露出来,充溢在他越来越激越的语调和越来越狂热的眼神里。这显然因为我们的话题是西藏文革的缘故。尽管他有时会突然醒觉似的停住滔滔不绝的讲述,歉意地笑笑,但很快又会回到他曾经叱咤一时、辉煌一时且充满变故的从前。他记忆力惊人。口头禅是“晓得吧”和“无所谓”。

我于是对访谈者说起陶长松的故事。陶是江苏扬州人,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同年自愿申请入藏,在拉萨中学当语文老师。而那时候他对西藏的认识,只是来自一本以西藏为背景、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革命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对藏人的印象是横跨在西藏男人腰间的长刀。文革中他很活跃,是拉萨红卫兵的主要创始人,还是“造总”总司令。1968年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他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区副主席,副省级。他还数次去北京,和周恩来、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见面。

文革中,拉萨有两大造反派,一派是“造总”,另一派叫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这两派为了争夺权力,打得不可开交。到文革后期,“造总”这一派彻底失势,另一派则一统天下,文革结束也未被撼动,但“造总”遭到清洗,陶长松被指控“三种人”(指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遭关押审查一年多。1980年代中期以后,他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曾任《西藏研究》副主编、当代西藏研究所副所长,退休后在成都和拉萨居住,和官方的关系不错。

在西藏有过一个特例:中国其他地方在文革结束后都清理过“三种人”,但在西藏基本没有,或者说只针对一派。我了解到,1980年胡耀邦到拉萨,就把清理“三种人”的事情给停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三种人”里面有不少藏人,如果把他们清理了,胡耀邦认为在藏人中就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人,所以不能清理。不但不清理,还予以提拔。所以,西藏的文化大革命是没有清理过的,无论是藏人也好,汉人也好,在文革中发迹的那些人一直掌握着西藏的权力,而他们在文革中形成的思想和做法一直在西藏延续,这也正是“西藏问题”难以解决的症结之一。

访谈者问我陶长松是否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实际上他很愿意的。当时我还是西藏文联《西藏文学》的编辑。我听人说起他,就找到他的电话联系了他。很意外,他对我很热情,第一次见面就侃侃而谈几个小时,还请我吃饭。但我知道他的背景,就没有给他看我父亲拍的西藏文革照片,担心他看了照片不会对我讲。有一张照片上其实有他。他正带着红卫兵,在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前往大门挂牌,牌子上写着“人民公园”。当时他问我为什么采访他。我说我想写关于西藏文革的小说。他说写小说没意思,建议我写纪实的。我后来明白他为什么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是因为他想通过我为“造总”说话。

在西藏盛行一种奇怪的现象,你若是问当年在文革中两派的往事,若是“大联指”的就会很骄傲,好像挺光荣,若是“造总”的就很羞愧。陶长松觉得这不公平,他认为“造总”也没做什么坏事,是“大联指”得势之后污蔑了“造总”。他讲得很生动,记忆力也非常好。但他很聪明,比如,就红卫兵如何在大昭寺破“四旧”,他只是泛泛而谈。《西藏记忆》收录了他的口述,比较长,近1.5万字。其中,他讲过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是关于解放军镇压文革中所谓的“再判分子”。他说:“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突几切’(谢谢),给他们两百元‘安慰费’的时候也说‘突几切’……”

访谈者又问“造总”和“大联指”这两派在文革时有什么不同。据我的调查与了解,西藏的这两个造反派的情况跟中国各地文革时造反派的情况相似,先是“破四旧”、斗“牛鬼蛇神”、换新名等等,从一开始就干了太多坏事。毛泽东号召的“破四旧”是一场把所有非共产主义的文化都当作“旧文化”而加以清除的运动,西藏的传统、宗教、文化及精英都难逃此劫,遭到毁灭性的摧残。虽然藏地人口不多,但藏地全境6000余座寺院以及寺院中不计其数的宝藏却相当可观,世世代代的藏人把主要的财富都集中在寺院中,但经过了1950年代及之后的“宗教改革”、“民主改革”和“文革”,剩下的寺院寥寥无几、空空荡荡,全藏到处是废墟。接着两派从文斗到武斗,由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串联,发展到动刀动枪,陷入流血丧命的内战,其破坏之大,遗患之重,疑案之多,不是几句话就能概括和总结的。

武斗最严重是1968年、1969年。双方打死过很多人。如西藏的昌都地区,被打死的人据我的受访者告知有两百多。昌都的“大联指”和“造总”各有自己的“烈士陵园”,死者既有藏人也有汉人。另外,西藏的文革有军队参与,军队几乎无所不在,充任重要角色。而军队的推波助澜,致使西藏的文革更加复杂化。虽说军队有令不准参加地方上的两派组织,但在观点上都各有明显倾向,分“造总”观点和“大联指”观点。我采访过当年在西藏军区任职的军官,他们承认军队内部的派性很严重。甚至军区后勤部一位副部长在批斗会上被另一派观点的军人活活打死。

而且,军队还在暗中向两派提供枪支弹药,或者任由两派去抢军械库,这叫“明抢暗送”。军械库被抢是导致武斗恶化的主要因素。我采访过亲历1968年初昌都军械库被抢的“大联指”成员,亲历1968年夏天扎木军械库被抢的“造总”成员。他们都详细讲述了守卫军械库的军人是如何向造反派拱手相送武器。而军队的直接参与,造成的血腥就更大了。

我曾写过论文《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在2006年纽约举办的“文化大革命4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过,并选入《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一书。今年我续写的上万字论文《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由日本《思想》(岩波书店)新刊2016年元月号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专辑收入。这两大血案都是军队制造,一个是1968年在大昭寺,军队开枪,打死12个藏人红卫兵,他们的墓地至今还在拉萨的“烈士陵园”,这其实可以说是红卫兵墓地,中国最著名的红卫兵墓地在重庆,而拉萨也有。第二个血案,简单地说,是1969年3月起,在西藏多个县先是两派武斗,演变成藏人举事,暴力抗击,被定性为“再叛”即再次“叛乱”(第一次“叛乱”指1956~1959年在全藏区发生的反抗中共政权的起义),然后被军队以“平叛”的名义军事镇压。而且“平叛”扩大化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虽然我写了两本书,也写了相关论文,但深感西藏的文革很复杂,我写的只是冰山一角。


2018年2月14日星期三

唯色:与文革相关的摄影惊悚桥段:由一次访谈继续思考文革在西藏(5)

我的十九个120富士反转片胶卷,在拉萨机场被警察掉包,变成了十个135的柯达负片胶卷和五个富士负片胶卷,而且都是废胶卷。


与文革相关的摄影惊悚桥段:由一次访谈继续思考文革在西藏(5)


文/唯色

就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及我的调查文字和新拍照片结集出版的《杀劫》新版一书,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前年8月末对我所做的连载访谈中,访谈者问我:依据《杀劫》去采访与拍摄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受到官方的阻扰?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虽然事实上对于我而言并不有趣,反而充满了危险。我是从1999年底至2006年做西藏文革的调查、采访和写作的。开头几年,我因还在体制内当编辑,加上行事比较谨慎,知情者不多,所以没有受到过阻扰。2003年,我因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而被供职的西藏文联开除,这本书也被禁,而这与我不肯认错有关。之后我来到北京,全力以赴《杀劫》及集合了部分访谈者有关西藏文革历史的口述即《西藏记忆》两本书,并于2006年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整个过程也还算顺利。

紧接着,因2008年3月全藏发生抗议,我转向非虚构的写作,撰有大量基于西藏现实的文章和多本著作,而成了当局讨厌的人。这之后,我回西藏也越来越多麻烦,被监控、被传唤、被搜查、被威胁、被跟踪、被软禁等等。但我还是在2012年至2014年的三个夏天和秋天,依据《杀劫》图文书中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从事了一项类似于行为艺术的摄影活动。也即是说,我用我父亲拍摄了西藏文革场景的老相机在过去的地点再度拍照。而这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仅出版图文书还不够,《杀劫》中的西藏文革照片虽然只有近三百张,却是关于西藏文革最全面的民间照片,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充分见证那段被强权遮蔽的历史。

2012年夏天,我带着在北京买的上百个120富士反转片胶卷回到拉萨。我父亲的相机,多年放置于抽屉深处的蔡司伊康(ZEISS IKON)的确质量不错,仍然可以使用。我花了两个月,在烈日下东奔西跑,用这架相机拍了十九个胶卷。考虑到暂时还不离开拉萨,而一位来旅游的汉人朋友正巧来我家做客,我就把拍好的胶卷托她带走,以便尽早冲洗。然而朋友第二天在拉萨贡嘎机场过安检时,却被指控有一把水果刀藏在装胶卷的背包里,而那水果刀其实朋友从未见过。警察不由分说把包拿走,要做“进一步检查”,直到飞机将起飞才把包交还。朋友登机之后惊讶发现十九个胶卷都被掉包,而被换成了什么影像都没有的废胶卷。我是这样猜测的,他们之所以掉包胶卷,可能是认为我拍摄了满街军警之类。其实我不过是站在父亲过去拍照的公共场所拍照,并没有什么敏感内容。我估计他们冲洗了那十九个胶卷也并没找到有什么不能见人的秘密,所以后来我继续用我父亲的相机去拍照,他们倒也没有阻扰,也只是继续跟踪。

实际上,用老相机拍摄的每张照片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事件:文化大革命;因为时间跨度已近半个世纪;因为空间还是这里:拉萨。所以每张照片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当年,我父亲的照片类似于“报道体”或摄影报道,更因他拍摄的或者说记录的是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诸多事件,而成为历史性的见证。我用同一架相机在四十多年后的拍摄,虽然不是连续拍摄,但更像是一种影像叙事,看似没有一个个具体事件,却是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故事布满其中,正如我曾写过,事实上文革并没有结束,今天我们在拉萨看到的是一种后西藏文革的场景。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2006年《杀劫》最初版本,还是2016年增添了新内容的《杀劫》纪念新版,都是禁书,都很难从台湾带到中国。初版时承蒙大块文化慷慨地在合同之外额外赠送了五十本《杀劫》,那是我希望几十位受访者能够得到,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但在从香港进入深圳的关卡,全部被没收。这使我对受访者的歉疚难以抚平。就我所知,如今至少有十六位受访者接踵去世,他们生前没有看到自己的证言印在书上,非常遗憾。



2018年2月9日星期五

唯色RFA博客:帝国之眼


帝国之眼


唯色


那是什么样的眼睛?
但一定是最多欲望的眼睛:
贪嗔痴慢疑,如密密的血丝充满之眼
六道中不能自救亦不得救的众生之眼
这才符合强悍的帝国形象
那天,他不邀而至,是一位白面书生
含着过于谦卑的微笑
但动作并不谦让,径直占了上座而坐
露出了牙如獠牙的寒光闪闪
露出了爪如鹰爪的锋利无比
我再也不敢多看他一眼
那里面五毒炽盛
轻易就能摄魂夺魄……


2018-1-19,北京


2018年1月31日星期三

唯色:同一地点不同时间拍摄的照片有内在联系——由一次访谈继续思考文革在西藏(4)

上图为1966年8月我父亲在拉萨大昭寺前的摄影。下图为2013年8月我在拉萨大昭寺前的摄影。


同一地点不同时间拍摄的照片有内在联系——由一次访谈继续思考文革在西藏(4)


文/唯色

就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及我的调查文字和新拍照片结集出版的《杀劫》新版一书,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去年8月末对我所做的连载访谈中,访谈者罗四鸰问我:对比你和你父亲在同一地点拍的照片,有什么不同?

这是一个值得一说的问题。因为这些照片从表面看可以说有很大变化,虽然我是用同一架相机在同一地点,并且是在四十多年后的间隔拍摄,当年的那种文革场景已没有,照片看上去也似乎单调许多,但却是许许多多看不见的相关故事布满其中。而且对比这些照片,是能看到内在联系的。

比如我父亲在1966、1967年的布达拉宫前拍过文革集会,红卫兵和解放军的游行; 2012年我在此处拍摄时,因为那年5月,拉萨发生了两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当局所实行的类似种族隔离的政策更加严苛,对藏人尤其是从其他地区来的藏人严加防范。这种防范虽然始于2008年3月遍及全藏区的抗议发生之后,到了2012年更加严重。我拍照时注意到一个诡异的现象:广场上布满了黑衣人,背着一把雨伞,遇突发事件用来遮挡拍摄,呈纵队间隔排列,密切注视经过或停留的人,禁止席地而坐,蹲下都不允许,否则就会被赶走。

又比如,2014年我在大昭寺前站在我父亲拍照的位置,他那时候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的是红卫兵正将毛泽东的画像挂在大昭寺顶上,五星红旗也插在那里。而我虽然没有看到挂毛像,却看到五星红旗依然插在原来的位置上高高飘扬。虽然有很多信众在磕长头拜佛,但也挤满了游客把这些磕长头的信众当作奇观来观看。同时,在大昭寺斜对面的房顶上,布置有武警的狙击手。从2008年起,大昭寺周围的房顶上就一直有持枪的狙击手。与文革时相比,那时没有信徒磕长头,寺院也被砸了,而今天似乎香火很旺,信徒可以进寺拜佛,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信仰还是受到控制、监视和防范。加上那种商业化的旅游,缺乏尊重的游客把藏人当成一种特殊的异域景观,拉萨变成了一个主题公园。

事实上,今天这样场景的含义更丰富也更复杂,但和我父亲看到的场景有一种延续性。尤其是,走在拉萨的很多地方都能听到重新编曲、填词的文革红歌在大声播放,那种荒谬感与错位感会特别明显。我在拍摄的过程中,强烈感觉到这一点:文革并没有结束,今天我们在拉萨看到的是一种后西藏文革的场景。

访谈者继续问我:那么,中共官方是如何叙述西藏文革的?

实际上只要了解历史,便可知道这方面完全是空白。比如王力雄在给《杀劫》2006版写的序中就揭示:“在世界面前,文革是中共的一个尴尬,西藏则是另一个尴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双重禁区,愈加不可触碰。中共统战部1999年编辑的《图说百年西藏》画册,数百幅照片中竟然没有一张文革期间的照片,似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时间在西藏历史上不曾存在!” 而且,不仅在官方历史中是空白,在文革研究中西藏文革也是空白。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文革资料收集最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收入了上万篇文件讲话和其他文献,其中关于西藏的只有8篇;美国华盛顿中国资料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出版的《新编红卫兵资料》,收入了3100种红卫兵小报,其中西藏的小报只有4种。

当时,我曾从所就职的西藏文学编辑部开过证明去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查资料,然而负责人说从1966年至1971年出现断层,这几年只有三份材料:1.1966年初期关于西藏农业生产工作的报告;2.1968年~1969年西藏区党委常委会的记录;3.1971年区党委书记任荣的一份关于西藏工作的报告。而且这三份材料只有区党委的常委才能查阅。我当时还找朋友帮忙,去《西藏日报》仓库借了1966年到1970年的《西藏日报》合订本,全部仔细看了,其中重要的也复印了。如1966年8月26日至8月31日的《西藏日报》,连续6天的第一版上都以醒目的标题报道红卫兵“破四旧”,虽然有红卫兵走在街头的照片,却没有展示他们是如何“破四旧”。

也即是说,这些报道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西藏文革伊始之际的大图景,但弥漫、渗透其间的腥风血雨在怎样的红色暴行之下演绎了一桩桩惨绝人寰的悲剧,却不见于官方的表述,唯有当事人的回忆尚能承负起见证的使命。而我父亲在现场拍摄的这批照片,正如后来有评论认为,《杀劫》和《西藏记忆》这两本互为表里的书提供了前所未见的研究中国统治下西藏文革期间情况的影像和第一手素材,并被评价“迄今为止,这是关于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间图片记录”,“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不过我需要说明的是,我这两本出版于2006年的西藏文革之书只能算是开始,我所做的工作其实还很表浅。

2018年1月29日星期一

In Memory of Elliot Sperling: A 2014 Interview with the American Tibet Scholar

In Memory of Elliot Sperling:
A 2014 Interview with the American Tibet Scholar

Tang Danhong, translated by Anne Henochowicz
January 26, 2018

Elliot Sperling died in his sleep at the end of January, 2017 (the Wikipedia entry puts the date of his death on January 29, 2017). In our unabating sorrow of losing a dear friend, China Change presents a full translation of Ms. Tang Danhong’s interview with Elliot. Ms. Tang (唐丹鸿) is herself a prolific writer about Tibet, and now lives with her family in Israel. The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in Chinese on July 27, 2014, in New York City. Ms. Tang published it for the first time in February, 2017.  — The Editors



ELLIOT SPERLING AT TRACE FOUNDATION IN NEW YORK IN MARCH, 2016.


“When I got to Greece, someone said to me, ‘You know, the road doesn’t end in Greece. You could go on, to Turkey, Asia, India…’ I said to myself, ‘Huh, why didn’t I think of that?’”






Tang Danhong: Dgenlags [teacher], let’s start where you began. How did you choose to study Tibet and China?
Sperling: My interest in Tibet wasn’t academic in the beginning. America had the Beat Generation in the 1950s and the hippies in the 1960s. I was 17 in late 60s, growing up in New York, and I lived in the midst of these movements. New York is an international city, and these changes were going on all around me. It was counter-culture: we made a new kind of music, and our thinking, even what we wore, were all part of our rebellion. And a lot of people smoked marijuana and took LSD. We thought we could reach an 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 just like a religion. Young me was so innocent. I yearned for a huge transformation in our consciousness. I read a lot of the Beats: Ginsberg, Kerouac. Psychology, for instance Carl Jung, also had a huge influence on me, and because of Jung I started to learn about the East. I took interest in Eastern culture, Eastern philosophy and so on. The East became more and more interesting to me. For me, it was a new world.
When I got to college I didn’t know what to study. Despite my interest in the East, I hadn’t yet thought of it as a specialization. At the end of my freshman year, a friend and I hitchhiked from New York to California just like Kerouac. We were on the road for many weeks. I thought it was so “beat,” ha ha. I did the same thing after sophomore year, this time in Europe. I flew to London, then hitchhiked from there to Greece. I’d think about what to major in from time to time. The good
SPERLING’S FIRST VISIT TO DHARAMSALA IN EARLY 1970S. PHOTO: WOESER.

thing about travel for me was that my thinking was more open in new environments, so I could really mull over just what I wanted to do.

When I got to Greece, someone said to me, “You know, the road doesn’t end in Greece. You could go on, to Turkey, Asia, India…” I said to myself, “Huh, why didn’t I think of that?”
I went back to the US that time, but I decided I would take that trip. Of course my parents weren’t thrilled. I went to class during the day and drove a taxi in the evenings. After one semester I’d made enough money, so I flew to Europe and quickly got to Greece. In Greece I found out there was no need to hitchhike in Asia. Transportation was cheap there, and besides, hitchhiking was a little dangerous. So I hitchhiked from Greece to Istanbul, then took trains and buses to Tehran. I took another bus from Tehran to Mashhad, and from there entered into Afghanistan. I took all kinds of transportation in Afghanistan, even horse-drawn carriage. I went to Herat, to Kandahar, and then to Kabul. From Kabul I took a bus to Peshawar, Pakistan.
People are scared of Afghanistan and Peshawar now, but at that time the people in Iran and Afghanistan were really polite. I don’t know if they were polite to women, but if you were a man they were extremely hospitable to you. I only stayed in Pakistan for a day. I went from Peshawar to the border at Lahore, then crossed into India.
In north India I first got to New Delhi. To answer my travel questions, like where to find a cheap hotel, I had to find my fellow hippie drifters. Back then there were a lot of hotels that were more like dorms, with lots of beds in one room. In Delhi I found a bargain room for less than 50 cents a night. One of the guys in the room was getting ready to head back to the US and passed on to me some of his travel strategies. He said there’s a place in Delhi I would definitely like, called the Tibet House.[i] I went there, where I met Tibetans for the first time. I had no idea of the connection my fate and my future would have with their country.
After that I left Delhi and went to Varanasi, then on to Kathmandu [Nepal]. There were a lot of Bodpa [Tibetans] there, and my fascination with them started. I already had some interest in Eastern thought. I had read some books about that, and also about Buddhism, and I had been to a Japanese Zen center. I was most attracted to Tibetan Buddhism and went to a Buddhist temple in Kathmandu. In the course of my time there, I leaned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religious faith. My interest in Tibetan religion weakened, while my interest in their country, history and society was kindled. I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fate of the Tibetans, instead of their religious images.
After I left Kathmandu I went to Darjeeling, to Gangtok and onward. After two or three months of travel, I arrived at Dharamsala. In the 1970s, Dharamsala was an ideal place for a traveler in India. There weren’t many tourists, and few foreigners. There were hardly any Indians in McLeod Ganj. There were basically only Bodpa. Dharamsala was quiet and lush. There were only a few hotels. Foreigners stayed at Hotel Kailash. It’s still there today, but now McLeod Ganj is full of hotels with all the amenities. It’s not like in the old days. Before there were only five buses into Dharamsala every day, and you never saw a private car. Maybe at most the office of the Dalai Lama had a car. If I hadn’t been there in the 1970s and only visited Dharamsala today, I could never have imagined how idyllic and peaceful it used to be. So as soon as I got to Dharamsala, wow! This place is great! The Bodpa are wonderful! It was then, I realized, that my curiosity about the history and people of Tibet really blossomed.

PHOTOS TAKEN BY ELLIOT SPERLING ON HIS FIRST VISITS TO DHARAMSALA. VIEW MORE AT HTTPS://MOONPEAK.ORG/2011/04/01/PHOTO-EXHIBITION-MCLEODGANJ-IN-THE-70S-BY-ELLIOT-SPERLING/

Back then, I knew a little about India’s long history, and about China’s long history. But Tibet was a big question without an answer: Where did they come from? What was their history? I knew nothing. I started reading and talking to people.

After that I came back to the US and decided to specialize in Tibet studies. Queens College didn’t have Tibet studies, but they did have East Asian studies. At the time East Asian studies really meant China studies. They didn’t even offer anything on Japan. My first Chinese teacher is still alive and well. He’s at least 90 now, living in New York. I just visited him about a month ago. I started in China studies. I took two years of Mandarin and one year of classical Chinese. I also took the electives Eastern thought, Chinese philosophy, East Asian economics, history, and so on.
Back then you couldn’t go to the mainland. China was in the mids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ixon had visited, but US-China relations hadn’t been normalized yet. Maybe the US had an office in China, but not an embassy. After I graduated, I decided to go to Taiwan to improve my Chinese. Before I got to Taiwan, I visited India and Dharamsala. I stayed in Taiwan for about a year-and-a-half, then went to India and studied Tibetan there. It was at McLeod Ganj that I got to know Jamyang Norbu.[ii]
I also wanted to earn my Masters and my Ph.D. I already knew that religion interested me, but not in an academic way. I wouldn’t be a Buddhist, and I wouldn’t be a scholar of Buddhism.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India, I realized I wouldn’t become a Buddhist. I know that some people think they believe in Buddha or something, but I wouldn’t dare say that myself. Belief involves a religious experience, an experience in your heart, but I understand religion with my mind. The two aren’t the same. Instead,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Tibetan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Where could you pursue advanced study of Tibet in the US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only two places to study Tibet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Seattle; and Indiana University. In the end I chose Indiana.
Tang: The Dalai Lama’s oldest brother, Taktser Rinpoche, is a professor at Indiana. Were you his student? Could you talk a little about him?
SPERLING WITH HIS ADVISOR, TAKTSER RINPOCHE AT INDIANA UNIVERSITY. PHOTO: WOESER.

Sperling: We had several teachers at Indiana, including Taktser Rinpoche, whose full name is Thubten Jigme Norbu[iii]. Professor Norbu was an extraordinary person, a very good person. A lot of students wanted to take his classes just so they could brag, “Oh, I’m Thubten Jigme Norbu’s student.” Some of them didn’t work hard and had nothing to show for it. Thubten Jigme Norbu didn’t bother with them. He simply said that if you took a class with him and want to work hard, he will do everything he can to help you. If a student wanted to read more Tibetan sources, no matter how many, or wanted to learn Mandarin, he would put his heart and soul into you. This is why I had Taktser Rinpoche as one of my two advisors.[iv]
Four-and-a-half years later I had passed my exams, but hadn’t started writing my dissertation. When I embarked on my research, I thought I ought to go back to India. I spent over a year at the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in Dharamsala. I had a good friend, Kun’bzang Phun’tshogs, who didn’t have very good English but who did have excellent Chinese, since he had been at the Central Ethnic University (中央民族学院) in Beijing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t that time it was extremely rare to find a Tibetan who could speak Chinese in Dharamsala. There must have only been three or four of them at most. And I’d all but forgotten my Tibetan. So he and I spoke to each other in Chinese. At McLeod Ganj I saw Jamyang Norbu again, and we became good friends. We’re friends to this day.
Tang: What was your research project then? What was the main focus of your work?
Sperling: My dissertation was about China-Tibet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1368 -1644). I wanted to learn when China -Tibet relations had started, as well as the nature and substance of this relationship.
I knew that Tibet was on Manchu Qing maps, and on Mongol Yuan maps, too. But the more I read the more I realized that this relationship wasn’t at all like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laimed. It’s apparently very difficult to explain this to Chinese people. Chinese people today think that everything belongs to them, in large part because of the new historical viewpoint in China. But we believe that the Yuan dynasty (1271-1368) was part of the Mongol empire, and the Qing dynasty (1644 -1912) the Manchu Qing empire. We consider these two to be “conquest states.” If Tibet is really a part of “China,” then we should have a look at the Ming. The Ming was not a conquest state. The Ming attitude toward the Mongols is also really interesting. They didn’t consider the Mongols to be a “brother nationality” at all.
As I continued my research, I found that Ming dynasty China-Tibet relations were basically that they didn’t have relations. The Chinese think the Ming was the heir to the Yuan, a changing of the guard; but Genghis Khan and Kublai Khan, they did not consider themselves the emperors of China. They considered themselves emperors of the world. How can you simply say that the Ming were the inheritors of the Yuan?
When I was at Indiana I did some research of Chinese and Tibetan sources from the Ming era. My masters thesis was about the Fifth Karmapa [Lama] (1384 -1415), who received an invitation from the Yongle Emperor to visit Nanjing. I read the biography of the fifth Gyalwa Karmapa in Tibetan, as well as Chinese texts, and nowhere did I find evidence that China controlled Tibet. I didn’t find any primary texts about Ming control of Tibet. There were none. I didn’t find any in a year at the archives in Dharamsala, either.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that I looked at how Republican China dealt with this, and found that no one at that time was saying that Tibet was a part of China since the Ming. At best they would say “Tibet was brought within China’s border during the Qing.” Now China says Tibet was a part of China during the Ming. It’s nonsense.
Then I came back to the US and took about two years to finish my dissertation. It was about China-Tibet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titled Early Ming Policy toward Tibet: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Early Ming Emperors Adopted a “Divide and Rule” Policy toward Tibet.[v] My conclusion was: they didn’t have any. During the Ming, Tibet was divided by competing regimes among the Tibetans, and continued that way until the Fifth Dalai Lama (1617-1682). But this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ing policy; this was internal to Tibet. The Ming emperor’s interactions with Tibet were religious at most, about benefactors and lamas.[vi]
I focused on history. I published “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vii] and several articles in academic journals, such as “Tibet and China: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Since 1950.”[viii] I’ve also written articles [for a general readership]. Some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cluding “Incivilities,” “The Body Count,” and others.
Tang: 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scribes it, China has had sovereignty over Tibet since the Yuan dynasty. Chinese people today also see the Manchu Qing dynasty as a Chinese regime, and insist on China’s rule over


ELLIOT SPERLING IN LHASA IN 1985. PHOTO: WOESER.
Tibet by dint of Qing political control there. From a scholarly perspective, how do you view this question? How do Western scholars see it generally?

Sperling: In the common view of Western historians, there was a Great Mongol Empire and a Great Manchu Qing Empire. The Mongols considered both Tibet and China as part of the Great Mongol Empire. China says that Tibet became part of China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but if you ask Chinese scholars “whe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each will give you a different answer, because there is no one document, including any imperial edict, that proves that “Tibet belongs to China.” There is none. Tibetan sources are full of evidence that Tibet belonged to the Mongols, but not one document shows they belonged to China. What they showed allegiance to was the Mongol empire. Since the Mongols already controlled Tibet, why would they put Tibet inside the border of “China”? There’s no good explanation for it. So I wrote an article about when Tibet started “belonging” to China.[ix] According to my research, my view is this: the historical record proves that it is incorrect to say that “Tibet came within China’s borders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It is illogical to say so, and the reasons for my argument are clear.
The Manchu Qing was also a conquest dynasty. The Great Manchu Qing Empire was not at all the same thing as China. China was merely a part of the Great Manchu Qing Empire. The Manchu Qing, through to its final days, used the terminology of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its Tibet policy. For example,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Manchu Qing official Zhao Erfeng (趙爾豐) proposed that they ought to deal with Tibet the way that Britain dealt with Australia, France with Vietnam, and the US with the Philippines. This language in and of itself proves that it was 100 percent colonialism. These materials from Zhao Erfeng are all in Chinese. You can see from books published in the mainland. Chinese scholars can see immediately that this is an imperialist, colonialist way of thought. Today people think of “empire” as a bad thing, but in Zhao Erfeng’s time “empire” wasn’t a pejorative. All it meant was “we conquered you, you lost to us, and now you must submit to us.” Back then “empire” signified greatness. So there was no need for acrobatics, like “we are a great Chinese nation” or “we’re one big family.”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British and French sailed on the Pacific to China. The Manchu Qing officials they met along the coast had already become Sinicized, and everywhere they saw “Great Qing” written in Chinese, so foreigners didn’t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nchu Qing” and “China.” But in Inner Asia,  the Great Manchu Qing Empire was what it was. The Russians for example kne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eat Manchu Qing Empire and China. Since the Manchu Qing managed relations with Russia as well as with Mongolia and Tibet under the same ministry, the Ministry of Minority Affairs (理藩院), you can tell that it was an imperial mechanism. But the British and the French didn’t

THE RUINS OF THE GANDEN MONASTERY. PHOTO BY SPERLING. PHOTO: WOESER.


get it. They refer to the “Chinese Empire” in their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and treaties and so on, and the Manchu Qing emperor approved of this formulation.

But the Manchu Qing Empire was not China. This is indisputable among Western academics.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including some Sinologists, call their studies the “New Qing Studies” (新清史). Fundamental to “New Qing Studies” is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Qing dynasty” was an “empire,” the Manchu Qing Empire. But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in China is unwilling to accept this point. This is a denial of history; it is a false history.
Tang: Have you discussed the issue of Tibet and the Manchu Qing with Tibet scholars in China?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approaches to historiography?
Sperling: Because of current ideology, Chinese scholars not only cannot say that “the Manchu Qing is not the same as China,” but also must say that “China has been a multi-ethnic, unified country since ancient times,” that “they are all the Chinese nation,” etc. About four years ago, China went back to a theory from the 1980s, that is Tan Qixiang’s (譚其驤) theory. Tan compiled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and is perhaps viewed by officials as the greatest authority on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He wrote a paper on China’s historical territory arguing that China’s historical map ought to be based on that of the Qing dynasty at the height of its reign.[x] What this means is taking the map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Manchu Qing’s greatest territory to be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s.”
Now if that’s so, shouldn’t Britain also be able to claim India, Australia and so on as its own? Western scholars generally acknowledge that historical territory changed, that it was once this way and is now that way. But not China. They count the Qing dynasty’s largest territory as theirs since time immemorial. As for when Tibet became part of Chinese territory, Tan Qixiang said, “Tibet has been China’s ever since there was human activity on the Tibetan Plateau.” He also had an explanation for the facts that Tibet didn’t belong to Yuan China and that instead they pledged allegiance to the Mongol Empire. The gist of his argument was: we shouldn’t speak of dynasties, for example that the Tang dynasty didn’t control Tibet. Instead, we should say that Tibet and the Tang are both China’s! We should say that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Tang and Tibet,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the Jin, the Liao… all belong to China! So he already warped the conventional conception of history. What a joke! Not one scholar outside of China would agree with this. I have never encountered this stanc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But China pushes this stance, this bravado, this narcissism. I refuted this theory.
Furthermore, Western scholars don’t think ethnic identity is fixed. It can also change. For instance, what is the nationality of the French? The same goes for Americans. Since national identity is a product of history, it is also a product of human beings. We’re in Central Park right now. I see the people around us—people with different skin colors, of different races—as American. This is the American identity created by history and by people. But if you were to say that Asian people who arrived in America 200 years ago were also American, no one would agree. But China created the new identity of the one “Chinese nation” out of current political exigency, then stuck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nto the Chinese nation. That’s a distortion of history.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if you doubt the official position on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Tibetans, you have separated yourself from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at’s a serious problem. When I was in China in 2001 a rather prominent Chinese scholar said,

SPERLING AND NGAPOI NGAWANG JIGME SHAKING HANDS IN BEIJING, 1991. PHOTO: WOESER.

“Foreigners can say that, but not us. We don’t accept it.” Chinese academics are relatively progressive and open in other fields, lik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They can have all kinds of theoretical debates. But not so in Tibet studies. You cannot argue about Tibet’s historical status. Because it is extremely sensitive, you aren’t allowed to have a theoretical debate. I have yet to meet a Chinese scholar who publicly denies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re have been great achievements in Tibet studies in China, and some really good scholars. But if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Tibet issue, they’ll go on about “restoring the great Chinese family” and such. If you’re talking about national identity, or historical identity, the Chinese have all kinds of untruths. It’s the same as it was in the 1950s. Yet this 50s scholarship still hasn’t decided on a pretext for [its version of] Tibetan history. There were also people in the 50s who said that Tibet became Chinese territor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at Tibet has been a part of China ever since Princess Wencheng (文成公主) was married off to Songtsen Gampo. Of course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1950s didn’t have much knowledge, and they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Tibetan language. The argument that “Tibet became Chinese territory under the Yuan dynasty” came later. When I was in China last year there were still scholars saying that Tibet became a part of China under the Qing.
In 2011 I went to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a closed door meeting about “the Tibet issue and the image of the Dalai Lama.” You may have seen my lecture “Talking about the Tibet issue with Beijing.” When I was done there was a lot of excitement. They said, “We agree with some of Sperling’s points, but not this, not that… I thought about what they said. Yeah, maybe they agreed when I said, “Hi! I’m Elliot Sperling,” and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conference.” They may have agreed with me on those points. Otherwise, I don’t think we agreed on anything else. They asked me questions for two hours, but they weren’t real, challenging questions. In fact, you could say it was a struggle session. For instance, someone said, “I don’t accept your comparison of the Dalai Lama with Gandhi.” It was all questions like that.
China does, of course, have some really brilliant scholars.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sources I’ve mastered, they’ve read them, too. Obviously the books I’ve written about Zhao Erfeng and Tibetan historical geography can’t be openly published in China, but I know they’ve been translated for internal use by officials. They’ve definitely read them. But I’ve never seen anyone address or refute my position in academic journals.
I’ve also talked about Said’s Orientalism. In principle, Said’s theory of Orientalism is useful for China, since mainland scholars like to use “Orientalism” to counter Western criticism, to cast Western criticism of China as Orientalist. Said’s book Orientalism is published in China. Mainland Chinese academics also

SPERLING AND INDIANA FACULTY AND STUDENTS GREET THE DALAI LAMA.

use Donald Lopez’s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to chastise Western scholars for their “Shangri-La-ist” view of the Tibet problem. But Prisoners of Shangri-La can’t be published publicly in China. It’s also only circulated internally. Why? Because in his book, Lopez also criticizes China for what he sees as ruthless domination of Tibet.
Autocracies don’t tolerate dissenting opinions. They use the police and the courts to control dissent. Scholars within China’s [party-state] system can’t just speak on the Tibet issue whenever they like. It’s too sensitive. Different voices—Ilham Tohti, Tsering Woeser, Wang Lixiong (王力雄) and other dissident scholars and writers—could topple the great tower of rewritten history and historical theory that China has built.
Tang: You studied Chinese in Taiwan. Have you had any connections with Taiwanese scholars of Tibet? How do they see the issue of Tibet’s status?
Sperling: I haven’t been to Taiwan in over 20 years. My impression is that there are some Tibet scholars there whose Tibetan is fairly good, but they’re mostly focused on religious studies. The people studying Tibetan history and the Tibet issue mainly use Chinese sources. I was in Taiwan in the 1980s, when the country was still under the authoritarian rule of the Kuomintang. The KMT’s view of the Tibet problem is the same as the CCP’s. The KMT has different policies and handles Tibet differently, but in terms of Tibet’s historical status, they are in agreement with the CCP. Taiwanese history books generally say, “Tibet became Chinese territor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is is the official KMT line. They still want Tibet to be “a part of China.” The KMT still has a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xi] They still haven’t gotten rid of it, because they need it as evidence of “one China.” If they dissolved the commission and then Tibet wanted independence, it would no longer be Taiwan’s concern. I think the mainland doesn’t want the commission to be dissolved either, lest Taiwan take one step closer toward independence. The mainland used to call Chiang Kai-shek “Chiang the Bandit,” but now they praise him. The mainland government would rather the KMT keep its policy of “unification.”
Tang: Could you talk about any work you’ve done with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in Dharamsala? Did the government restrict your research, or offer you support?

SPERLING WITH JAMYANG NORBU (RIGHT), LI KEXIAN, AND A COLLEAGUE IN DHARAMSALA. PHOTO: WOESER.

Sperling: I also disagree on some points with the government-in-exile. They say that the Manchu Qing didn’t control Tibet, the Mongolians didn’t control Tibet, that these were simply “priest-patron” relationships. This priest-patron relationship I’ll admit, but what exactly is it? These days a lot of Tibetans says that the emperor found Buddhism was a wonderful way to cultivate the mind and the spirit, as if the emperor were just a normal person studying Buddhism. Actually, it wasn’t like that at all. The emperor understood how to use Buddhism for control, for warfare, how to use the “gods” to defeat the enemy. It’s from this angle that I studied how the emperor observed Buddhism. During the Mongol Yuan, Kublai Khan had the same interest in Buddhism, a conqueror’s interest. Of course he thought he could use Buddhism as a means of subjugation. Besides, Buddhism had already spread to the nations under his occupation. I began to research the Western Xia (1038 - 1227) because the Mongols had learned from experience. Before the Tanguts were destroyed, lamas from Tibet came to the Western Xia capital. Tibetan documents record their activities, and I’ve read these sources. The emperor asked the lamas to perform a Mahākāla (Daheitian) kalpa (ritual), to use Mahākāla to resist the Mongol invaders. And it worked: after the kalpa the Tanguts defeated the Mongols in their first battle. This is recorded in both Tibetan and Chinese documents, and the Tibetan ones are more detailed. I’ve written about this in articles on the origins of Sino-Tibetan relations.
I’ve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website Rangzen Alliance, like my article “Incivility.” These aren’t academic papers; they’re “good citizen” articles. A good citizen should have a critical eye towards society. I’ve criticized both the government-in-exile and the CCP, but the consequences haven’t been the same. If I go to Dharamsala and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in-exile, no one will be hurt or killed. There’s no comparing the Tibetan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y’re completely different. But there are aspects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that need to be criticized. There are also Tibetans who say, “Why is he always criticizing the government-in-exile? Why doesn’t he call 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tually, I criticize them both, but the way I criticize each one is different. Also, the government-in-exile can’t restrict me in any way. It’s a government-in-exile. It has no sovereignty in India, so it can’t limit me. As soon as I get to Dharamsala I can use the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as well as the Amnye Machen Institute, an advanced research institute. It’s private, non-governmental. The government has never given me any trouble in Dharamsala; I’ve also lectured there and in the Delhi Tibetan exile community. The government-in-exile never restricted me. As long as someone had invited me to speak, I could do it. Two or three years ago, I went to lecture at the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it was fun: when the library director introduced me, he said, “Last time he slammed us, he really slammed us! Hahaha.”
I’ve also criticized the Dalai Lama. There are some Tibetans who aren’t happy about this. I think if I were a Tibetan exile, this would pose a bit of a problem, but in the eyes of Tibetan exiles I’m a foreign scholar. There really are some Tibetans who don’t like me. But they don’t hinder me — it’s not lik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t letting me into the country. They’ve never kept me from visiting Dharamsala. They know I won’t live there permanently. After a few weeks or a month or two I’ll come back to America. I can’t say I’m a “veteran” foreigner in Dharamsala, but there are very few foreigners who have maintained ties with the government-in-exile from the 1970s to today. I guess I’m one of them. Anyway, they are happy when I criticiz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t they aren’t when I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in-exile. That’s about how it goes, heh heh. I call things as I see them, but a lot of people don’t like that. They think: well, you could be a little more diplomatic, a little more polite; you could change your wording here, correct that there. But keep doing this, you won’t even know what you believe anymore.


SPERLING WITH TIBETAN WRITER TSERING WOESER IN BEIJING IN JULY, 2012. PHOTO: WOESER.
Tang: What’s your take on the “middle way” policy?

Sperling: The Dalai Lama is a great man, but in the end he is only human, who can make mistakes in his judgement like anyone else. In terms of the “middle way,” I really think he’s wrong. It’s just that a lot of people aren’t willing to come out and say so. I think because of the “middle way” policy, a lot of Tibetans in exile have given up hope. They won’t admit this hopelessness to anyone, so they have given up resisting and sought personal happiness. They think of ways to get an American green card, they think of ways to immigrate to Western countries. A lot of exiles are like this now. They say, “China is now the fantasy-China of the leaders in exile, the Tibet of the future is the fantasy-Tibet of the leaders in exile.” That is, a free Tibet cannot exist under communist rule that respects no human rights. They all know this, and I think that the exile leaders, in their heart of hearts, know this, too. The fight for a free Tibet is a just one, but now the exile leaders are making it pathetic.
Tang: Since 2008, a lot of overseas Chinese people have supported the “middle way.”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Sperling: I think the factor that makes many Chinese support the “middle way” is the same one that makes the Bodpa support the “middle way.” It’s because the “middle way” is the Dalai Lama’s idea. In China a lot of people know who the Dalai Lama is. Although politically China condemns him, many people still view him as a “living Buddha.” I don’t like this title of “living Buddha”— there are a lot of Chinese people of blind faith. They say the Dalai Lama stands for the “middle way,” so they stand for the “middle way.” But they haven’t considered how illogical the “middle way” is. If they really thought about it, they ought to realize that the “middle way” can’t happen in China. It just can’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really want the Dalai Lama to keep faith in the fanciful, hopeless, impossible “middle way.” They’re happy to see the Dalai Lama go on and on about the “middle wa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people on all sides, because to them this is the ideal way for the Dalai Lama to waste time. They’re just waiting for him to die. Even though there are a few naive Chinese people who support the “middle way,” they aren’t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don’t think about the Tibet issue at all. There are some overseas Chinese who support the “middle way” not with regard to the Tibetans inside China, but to the Dalai Lama. They’re just like some of the Tibetans outside of China and some foreigners. What they support is not Tibet, but the Dalai Lama, they echo the Dalai Lama. They’re willing to see him as a god. And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support the Dalai Lama for their own kind of vanity. They use the Dalai Lama’s name to make themselves look good. These people aren’t just among overseas Chinese. There are Westerners like this, and leaders of the government-in-exile, too. They want to use the Dalai Lama’s name, so of course they “support” him. So it’s a sad situation.
The Dalai Lama and some Tibetans in exile say, “We have a lot of friends in China.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more and more.” I think this is completely wrong. Some people ask me, “What do the Chinese think about the Tibet issue?” I tell them that the average Chinese person doesn’t even think about the Tibet issue. It doesn’t cross their minds. But if something happens in Tibet, they just listen to what the government tells them. They say, “Didn’t we liberate Tibet? Then why are they betraying us? Why aren’t they grateful?” There are also plenty of people who will add, “The Tibetans are backward and savage. They haven’t developed.” The average Chinese person will only get angry at the government if the government’s interests conflict with their own. They have no civic awareness. If it doesn’t concern them, they don’t think about it, or else they’re afraid to get involved. They won’t think, “Why are there all these clashes between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Maybe these minorities have a point? In 2008, a lot of Bodpa had this experience in China: some Tibetans in Beijing faced all kinds of insults. Beijing cabbies would refuse to pick them up as soon as they saw they were Tibetan, and would even curse at them. There were hotels that wouldn’t let them in and told them “you aren’t worthy of the kindness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has shown you.” Ordinary Chinese know in their hearts that it’s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but they refuse to listen, they refuse to think. It’s the same situation in Xinjiang. It’s the same for the Uighurs.
Tang: Whenever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flares up, there’s a big reac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sharp criticism of Israel. But it seems like there isn’t strong condemnation of China’s Tibet and Xinjiang policies. Do you think that’s so?
Sperling: Yes, it’s not that strong. I think at least it’s for this reason, that when the Dalai Lama says “we seek autonomy, not independence,” Westerners get confused and lose the direction or focus of their support.
Tang: There is a popular view among Chinese dissidents: they believe the Tibet issue has to do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with human rights. Without democracy in China, Tibet can’t be free; but if China democratizes, the human rights issue would disappear, and Tibet would have no need of independenc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Sperling: I think it’s still a “Great China” way of thinking. If the Tibet issue is “between the CCP and Tibet,” then how come the 13th Dalai Lama didn’t recognize Tibet as a p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fundamentally rejected the notion of Tibet being a part of China. The Tibet issue was influenced by the CCP later on, but at its root it’s not about the Party, it’s a “Great China” problem, a problem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anchu Qing,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and the republic wanted to maintain the empire. They just changed the words they used: “We’re not an empire, we’re a multi-ethnic country.” This is Chinese chauvinism, the idea that the “Middle Kingdom” controls “all under heaven.”
Also, by emphasizing that the Tibet issue is a “CCP vs. Tibet issue,” doesn’t that upset the Dalai Lama? The Dalai Lama often says that he’s a Marxist and that he likes communism. So it’s contradictory for the Tibet issue to be an issue “with the CCP.” On the other hand, the Dalai Lama doesn’t really understand Marxism. When you hear him talk about it, it sounds like some kind of Christian movement that helps the people and so on. He doesn’t understand the Marxist view of history, he doesn’t understand dictatorship, class struggle — this is all Marxist theory. Of course, Marxism differs from Maoism. Marx’s theories are really interesting, but there are huge problems putting them into practice. All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s in the world that call themselves Marxist are authoritarian, and none have any regard for human rights. Now the Dalai Lama says he’s not against Marxism. Even Lopsang Sangay has said that he doesn’t oppose communism or communist rule. If you’re not opposed to communist rule, does that mean you accept limits on human rights? Communism is not communism if it doesn’t strip human rights.

SPERLING BEFRIENDED ILHAM TOHTI IN BEIJING IN 2012. PHOTO: WOESER.

Tang:  Do you think China’s denial of Tibet’s sovereignty is related to natural resources in Tibet and East Turkestan?
Sperling: I think at first it’s because of their view of history. The Chinese didn’t think about the issue of natural resources during the Xinhai Revolution [in 1911]. They just thought that they belonged to China. Even though they often said that “China was a semi-colony” etc. etc., they themselves fought for the largest colonial boundaries. India wasn’t a semi-colony, it was an actual colony. But they recognize their own history and acknowledge the changes to India’s historical borders. China’s colonial “wounds” were inflicted by other countries controlling Chinese territory, like the British in Hong Kong and Japan’s occupation of Manchuria. So China wants to recover all of its imperial territory!
Tang: I knew of you before as a Tibetologist and Sinologist. Recently, I learned that you’ve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trying to rescue Uighur professor Ilham Tohti. Then, have you also done research on the “Xinjiang problem”? Could you introduce the work you’ve done on Xinjiang?
Sperling: I’m interested in China’s policies towards nationalities and the situ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but I’m not an expert on the Xinjiang issue. Ilham Tohti is a very important person. Look at Ilham’s website, “Uighur Online.”[xii]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Uighurs and Xinjiang was there. I first noticed him in 2009. Public Security had him and no one knew where he was being held, so I signed an open letter calling for Ilham’s release. But I didn’t meet him face-to-face until 2012. It was a truly happy occasion, and we became friends. I invited him to the US, to come to Indiana University as a visiting scholar in 2013-2014, for one year. But, as everyone knows, he was stopped at the airport and wasn’t allowed to leave the country. He’d already been under house arrest several times. He was detained this January [2014]. From that point until now, only his lawyer has seen him, and only once.[xiii] He’s in a terrible situation. They’re rough on him. Of course I’m worried about how they’re treating him. Ilham and I have talked a lot. I know he doesn’t support East Turkestan independence. Besides, he writes in Chinese. His Uighur is excellent, but he writes in Chinese. He wants his website and his writing to help Han people in China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in Xinjiang and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doing there. He wants dialogue. It’s just like Wang Lixiong said: among Uighur intellectuals, Ilham is probably one of the few who doesn’t support East Turkestan independence. He wants dialogue, but have you seen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reats him? They say he’s a separatist, that he praises terrorist activities, and on and on. If this is how they treat someone who’s willing to have dialogue and compromise, then there’s no hope for the Uighurs.
Tang: Even though you’re not a Xinjiang expert, I still want to ask: what’s your general sense of China’s claim that “Xinjiang has been a part of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s”?
Sperling: First, this is how I see it: since 1949, so much blood has been shed in Tibet and Xinjiang. They’ve been under such brutal rule. Having gone through this, they should decide their future for themselves.
When people ask me if I think Tibet should be independent, I say, “It’s not for me to decide. It’s for the Tibetans to decide.” Of course I still imagine that if Tibet did gain independence, my greatest wish would be for Tibet and China to be equal, to have friendly relations. I hope they would both be democratic countries. And I hope that Chinese people would continue to go to Tibet, not of course to control their economy, but to travel, to study Buddhism, to help Tibet develop. I hope that Bodpa would go to China, too. I hope the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would continue to exist. That the two countries would have a relationship of mutual benefit, and that they would both have seats at the United Nations. I don’t want hatred to linger between them. This is my sincere hope. I believe the future of Tibet should be decided by the right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Tibetan history is a great tragedy. Just based on this alone, the Tibetan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decide what kind of future they want.
Xinjiang is the same. They’ve been under the same kind of brutal rule. These people must freely express their own will. Without the pressure of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on them, they ought to speak freely. It’s their right. As for saying that Xinjiang is historically a part of China, obviously that’s twisting history. China says that artifacts from the Han dynasty have been found in Xinjiang, which proves that Xinjiang belongs to China. But you can find anything on any kilometer along the Silk Road. They’ve also found ancient Chinese coins in Rome. Does that mean that Europe belongs to China? That doesn’t make any sense. It’s the same as China declaring its right to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in Xinjiang they’re even crazier. Over the past few centuries, Xinjiang has been most closely tied to Central Asia historically, culturally and politically. They didn’t have any connection with China. The Central Asian peoples were made a part of Czarist Russia, then the Soviet Union, and now, they’re no longer within Russia’s borders. Xinjiang’s history is complicated. You can’t say it’s belonged to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s. That’s Tan Qixiang’s “historical method.” History is always changing. The map we see today isn’t necessarily what it will be 100 years from now.
China labels the peoples of the territories as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just because China ruled over them for a few years or a few decades in the past. But this identity of “ethnic minority” is really problematic. “Ethnic minorities” were created by China alone. It’s not a natural classification. What is an “ethnic minority”? What are their characteristics? In fact, each group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But if you look at sources from the 1980s about “ethnic minorities,” all they say is that they’re “good at song and dance” and are “colorful.” Besides this, for example the Tibetans, the Zhuang, the Yi, what connects them? What common features do they share? Language, culture, history? They have nothing in common.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Uighurs, they should be considered Central Asian. China has labeled them East Asian according to their modern history, but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Uighurs belong to the Central Asian cultural sphere. When Chinese officials describe the age of a Tibetan mural, or when a temple was built, or any other historical artifact, they don’t use the Gregorian calendar. They use the Chinese calendar system instead: this dates to the Tang dynasty, that to the Song, etc. They do the same in Xinjiang. We know that the native peoples of Xinjiang, their ancestors were Indo-European, Central Asian, and Turkic. They don’t consider themselves to be Chinese. Their languages are Indo-European and Turkic. But China’s logic is this: from the moment a Han Chinese person set foot in a place, it became a part of China. China argues the same point for its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 long as Zheng He crossed that point, it belongs to China. This is bound to create conflict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hese conflicts have no logical basis.

 

SPERLING ACCOMPANIED JEWHER ILHAM TO RECEIVE THE MARTIN ENNALS AWARD ON BEHALF OF ILHAM TOHTI FROM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ZEID RA’AD AL HUSSEIN IN GENEVA IN OCTOBER, 2016. PHOTO: MEA

Tang: Some people compare the Tibet issue and the Xinjiang issue to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What do you make of that?
Sperling: There are those who say these conflicts are the same, but they really aren’t. Perhaps you could say a similarity exists: there are Westerners who support Tibet, but they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many aspects of the Tibet issue. It’s the same for the Middle East. A lot of people say they support Palestine, or that they support Israel, but they don’t arrive at these opinions based on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The problem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quite complicated. The Muslim world also has a tradition of anti-Semitism, though certainly not everyone is like that. In the past, many Muslims societies didn’t recognize the individual, only the ethnicity or the group. Certainly, Jews were persecuted. It was the same in the West. In history, Jews frequently faced pogroms and exile. In medieval Germany, there was an attitude that “the Jews want to get rich, so we must kill them. We can’t let them flourish.” I’m not saying that we should excuse Israel’s current policies. I’m not fond of Netanyahu, and I don’t agree with Likud’s policies. What I mean is, there are anti-Semitic forces in the Arab world, and the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 isn’t one-sided. I must say that I oppose Israeli settlement on the West Bank of the Jordan. I also believe that Israel can engage [Mahmoud] Abbas in dialogue. He’s made a lot of compromises. In this respect he’s better than Arafat. But he hasn’t gotten the chance. This is a big mistake on Israel’s part.
But there are people who don’t consider the complexity of the issue, fantasizing Hamas. For instance, in Gaza, eight months after Israel withdrew—the borders hadn’t been closed—Hamas launched an attack on Israel from Gaza. No one seems to have noticed. But when Israel attacked Hamas, then everyone took notice. This explains the psychological element of why many people in the outside world support Tibet or Palestine. It’s about people and culture, but they’ve forgotten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conflict. And I must emphasize, when I say this, it is not to excuse Israel. It’s similar to the Tibet problem. There are those who really don’t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issue. Like when I criticize the Dalai Lama or the government-in-exile, they tell me, “You’re against Tibet, you’re against the Dalai Lama.” The truth is, our world is full of complexity.
MS. TANG AND SPERLING AT THE CAFE WHERE THIS INTERVIEW TOOK PLACE IN JULY, 2014.














The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 is a real tragedy. The Jews and the Palestinians both have the right to build a state. Some aspects of the Tibet and Xinjiang problem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 The Han people aren’t fighting to exist. The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 by contrast, touches on the existence of two people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oth work to come to terms with each other, and both should admit the mistakes made on their side.
Now people generally find and accept simple viewpoints that they see on Facebook or Twitter, and they treat the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 or the Tibet and Xinjiang issues simplistically, too. There are people who say, “All Uighurs are terrorists.” First of all, while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there have been terrorist activities, that’s doesn’t mean that their struggle for freedom is a terrorist movement; second of all, the fact that some people used terrorist tactics doesn’t justify China’s suppression, just as terrorist activity among some Palestinians doesn’t mean that Netanyahu and Likud are right. And another thing. In Israeli society, there are people who oppose Netanyahu and Likud’s Palestine policies. They can protest and hold demonstrations. There are soldiers who oppose occupation and refuse to serve in the West Bank or in Gaza. Could any of that happen in China? But if you ask most Westerners, “Whose predicament is the worst, the Palestinians’, the Tibetans’ or the Uighurs’?” They’ll say the Palestinians’.

JERUSALEM, 2012. PHOTO: WOESER.

The Jews still face problems in the Western and Muslim worlds. For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anti-Israel—I’m not saying they themselves are anti-Semitic—their view on Israel is anti-Semitic. Recently I’ve seen a lot of anti-Israeli writing that actually says “kill all the Jews.” But look at what the Russians are doing in Ukraine right now. Is anyone saying to “kill all the Russians”? They reserve this language for Israel. They say it’s a Jewish problem. This clearly proves that anti-Semitism still exists in Europe. These people don’t admit that they’re anti-Semitic, but they don’t realize what their words represent. They’ve been influenced by a certain type of thinking in which Jews are especially bad. Of course, if you ask them directly if that’s what they believe, they’ll deny it. Before, they could express these ideas publicly because there was a social basis for anti-Semitism, and they didn’t have to hide their sentiment. Today, while they won’t admit it, they really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anti-Semitism.
As I said, I dislike Said’s Orientalism. I think it’s simplistic. It makes sweeping generalizations about Westerners: Westerners are like this, so inevitably they are prejudiced, and elitist, too;  they had to press imperialism on the “Orientals,” and it couldn’t have been otherwise; Western literature and art have all been influenced by this elitism, etc. etc. This is ideological, just like the CCP talking about “proletariat thought and proletariat morals,” the idea that every member of the proletariat is exactly the same. What’s interesting is that Said isn’t willing to say who among those who are anti-Israel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Muslim world, and in which respect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Jews wasn’t all that bad in the Muslim world, even though there were some wealthy Jews, just like there were wealthy Jews in Europe. There are good people in the Muslim world, but there is als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Jews. I’m not at all saying that if a society is prejudiced, then every non-Jew oppresses every Jew; just as in the American South not every white person is prejudiced and violent against non-whites. There are also black people who have done well there, just like in the North. But they still live in a cruel, prejudiced society. So the situation isn’t simple. Said isn’t willing to apply this method of analysis to the Muslim attitude toward the Jews. There are those who say the Jews forced the Palestinians from their villages — that’s true. On some occasions it was because there was war, on others there was no good reason. It’s complicated; but the first expulsion happened in 1929 in Hebron. It was the Arabs expelling the Jews. They killed a lot of Jews, then forced them all out. Nobody talks about that. I’m not saying that we should excuse Israel’s policies, but Jews do have rights. This is also something they should consider.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situation is incredibly complex, but people only want to see one simple side of it. Before 1967 Americans thought of Israel as good and Arabs as bad. Now it’s been reversed. People like to simplify problems. When I try to explain the complexity of these issues, people tell me, “Oh, you support Netanyahu.” In India there are Tibetans who tell me, “Oh, you support the CCP. You criticize us instead of them.” There are also people who say, “Sperling always gets a visa to China. He’s definitely a secret agent for the CCP!” It’s like one crazy person saying “Woeser hasn’t been detained? Then she’s got to be a secret agent.” Before he was caught, people said that about Ilham Tohti, too. Now that I’ve been refused entry into China, I wonder what they think about me being a spy, heh heh.
Tang: I heard that an interested party from China has approached you about “collaborative scholarship.” It seems they want to give you research funds. Did this actually happen?
Sperling: Now, this is a funny story. They wanted me to be a spy in the U.S. They said, “You’ve been involved with the U.S. government.” That’s true. During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I was on an advisory committee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y said, “Shi Boling (史伯嶺), you know U.S. government officials, don’t you?” I told them, “Yep, I know a few.” They asked who, but I pretended that I couldn’t understand them and didn’t respond. Then they asked, “Shi Boling, you know the American government’s view on the Tibet issue and its Tibet policies, right? We’d like to ask you to write some reports for us.” I feigned misunderstanding again. I said, “I’m very open-minded on the matter. You can look online and see what I think. Everyone knows.” They said, “no, no, we need you to give us an exclusive report.” I said I couldn’t, I refused. This happened in 2010, when I was in Beijing for a conference. I reported it to the US embassy. I told them I’m American, that people in China asked me to be a spy for them back in the U.S. The business cards they gave me were from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at the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omeone told me it was fake. A few of them, including their boss, invited me to dinner. We had a private room. You know how it goes in China: baijiu, drink, drink, bottoms up, bottoms up… after that I went back to my hotel room.
The next day the conference attendees were taken to visit a few Ming dynasty temples just outside of Beijing. They also treated us to dinner along with two or three other foreign scholars. It was a big banquet. Among the people soliciting me was a man who had all these Tibetan images of the Buddha, very valuable. After the banquet he asked us to go look at his collection. I got back to the hotel around 11 p.m. I was going home the next day. But the phone rang. It was one of those people from the banquet. He said, “Shi Boling, we’d still like to chat with you.” I said, “I’m sorry, it’s very late, I’d like to sleep.” They replied, “Then how about we meet up tomorrow?” I said, “I’m leaving tomorrow” and hung up the phone. They called again at seven or eight the next morning and asked if we could meet. I said, “But I have to leave today,” and hung up. Ten minutes later, they called again: “Hey Shi Boling, we can take you to the airport.” But Woeser had already agreed to take me to the airport. I refused and told them a friend was taking me. I didn’t want to linger in the room any longer. I left the hotel right away and waited for Woeser at a Starbucks nearby.
My guess is this: the first time they asked me to dinner, when they wanted me to write “exclusive reports” for them and I rebuffed them; they hadn’t brought up money. Maybe they thought that was why I had refused. So the next day when they kept pursuing me, it could have been to talk about money. In 2011, when I w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Peking University, they found me again. The same people asked me to dinner and continued to press me to work with them. Slowly, cautiously, they felt me out. They said, “We’d like to invite you to our office. Think about it. If you’d like to come over, let us know a few days beforehand.” I thought: does their office even exist? Do they need me to tell them in advance so that they can buy office furniture and find some actors to be secretaries? Ha ha. In 2012 I went to Beijing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t the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I got there a few days early to show my daughter around the city. I didn’t tell any of the other scholars about our trip. But again I got an email from them saying they knew I would be at this conference and that they wanted me to contact them. The night before the conference they sent another email asking for my cell number. I told them my SIM card was having issues in China, and that if they wanted to meet with me they could find me at the conference. They didn’t show up. Here’s what I think. Maybe there’s a “capitalist” competition in Chinese intelligence. If they want funding from the relevant bureau, they might say, “We want to work with Shi Boling” or some such.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or not I agree to cooperate, but they want to get funding this way. This is my guess. I don’t know what’s really going on.


[i] Throughout the interview, Professor Sperling used the Tibetan words Thubhothi (Tibet) and Bodpa (Tibetan person), rather than the equivalent Mandarin terms, Xizang (西藏) and Zangren (藏人).

[ii]Jamyang Norbu is a Tibetan writer in exile. He was a member of the Tibetan guerrilla group known as Chushi Gangdruk (1958-1974) at their base in Mustang, Nepal. He created the “Green Book,”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s tax system, which has financially supported the government since 1972. He also founded and directed the Amnye Machen Institute in Dharamsala. Norbu moved to the US after living in India for four decades. A supporter of Tibetan independence, Norbu has written a number of books and articles in both English and Tibetan, including the 1989 political commentary Illusion and Reality. His 2000 novel The Mandala of Sherlock Holmes (published as Sherlock Holmes: The Missing Years in 2001 in the US) won India’s Crossword Award for English Fiction and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ore than ten languages.

[iii] Thubten Jigme Norbu (1922-2008), also known as Taktser Rinpoche, was an author and activist devoted to Tibetan independence. He was a professor of Tibetan studies at Indiana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He was also the oldest brother of the 14th Dalai Lama.

[iv] Because the recording is unclear at this point, I am unable to hear the name of Sperling’s other advisor.

[v] Early Ming Policy toward Tibet: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Early Ming Emperors Adopted a “Divide and Rule” Policy toward Tibet. Indiana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1983.

[vi] Elliot Sperling was a recipient of the MacArthur “genius grant” in 1984.  

[vii] “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2004.

[viii] “Tibet and China: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Since 1950.” China Perspectives 2009/3. For a more complete list of Sperling’s publications, see Roberto Vitali ed., 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Papers for Elliot Sperling, Dharamsala: Amnye Machen Institute, 2014.

[ix] “Tibet and China: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Since 1950.” China Perspectives 2009/3.

[x] Tan Qixiang, "China in History and China's Historical Borders"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May 1981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thnic Relations, available online)

[xi]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 was disbanded in September, 2017.

[xii] Uighur Online, or Uighurbiz, was launched in 2006 and permanently shut down in January, 2014, after the arrest of Ilham Tohti. Over the years of its running, it was repeatedly suspended or attacked, and because of it, Ilham Tohti became a target of intense pressure from police.

[xiii] I interviewed Sperling on July 27, 2014. At that point, Ilham Tohti hadn't been sentenced yet. Six months later the Urumqi Intermediate Court convicted him of "separatism" and sentenced to life in prison. He is being held at the Urumqi Number One Prison. On March 31, 2014, PEN International gave Ilham the Barbara Goldsmith Freedom to Write Award.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figures and organizations have nominated him for the 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 including the Dalai Lama and Elliot Sperling. On October 11, 2016, Ilham was given the 2016 Martin Ennals Award for Human Rights Defenders. Sperling, who has doggedly supported Ilham, went to Geneva with Ilham's daughter Jewher Ilham to receive the prize. 


-------------------------------
Related:
The History of Tibetan Civilization: A Talk Series with Elliot Sperling, Trace Foundation, March, 2016. Session One, Session Two, Session Three, and Session Four.
Tibetan History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by Prof. Elliot Sperling at Charles University, Prague, November 11, 2016.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Issues in Tibet's History by Prof. Elliot Sperl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Zurich, November 17, 2016.

-------------------------------
Chinese origi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