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衣戴帽”能树立拉萨的形象吗？

拉萨正在“穿衣戴帽”。

用中文写的“安全告示”是给谁看的？

“穿衣戴帽”之后的拉萨。

（图片拍摄于2010年2-4月、10-11月。拍摄者唯色。）


“穿衣戴帽”能树立拉萨的形象吗？

文/唯色

两个多月前，拉萨召开有关街景改造的动员大会，自治区官员慷慨陈词，表示将在今明年完成这一涉及主城区范围内17条道路的巨大工程。

所谓“街景改造”即当今中国各地无限膨胀的“穿衣戴帽”。最近，广州因举办亚运而展开的“穿衣戴帽”为社会所诟病，那些展示在网络上的图片嘲笑广州亚运会“充满喜感”，因为“窗户是画出来的，阳台是泡沫的。‘穿衣戴帽’，贴的都是纸”，而之前，上海为举办世博会也是大兴门面工程。生活在中国国情中的人都知道，无论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都是国家层面的形象工程，随之铺天盖地的还有当地的各种政绩工程，而官员们的热情之高涨，盖因所耗费的民脂民膏会有相当部分浩浩汤汤地流入其私囊。

至于西藏，也将迎来明年的“和平解放六十周年”。据报道，全区大庆项目共72个，总投资达25.26亿元之多。其中拉萨市27个大庆项目即包括已经动工的“穿衣戴帽”，全部斥资10.94亿元，不可谓不巨额。

拉萨的“穿衣戴帽”始于2004年，是对宇拓路、康昂东路两边街面下的功夫。记得一天晚上，一群背着大包小包的乡下藏人，徘徊在辉煌路灯照耀的宇妥路上，神情疲惫而焦急。我的询问使我得知他们刚从日喀则来到拉萨朝佛。他们找得到寺院，却找不到能够栖息的地方。而在过去，拉萨多的是朝圣者的帐篷营地，但在已然现代化的今天，他们不能睡在帐篷里，更不能露宿街边。他们问有没有几块钱的房间？而我能够想得出的最便宜的地方是汽车站的招待所或者候车室。于是，在华丽的路灯照耀下，茫然的他们渐渐远去。而路灯的一头，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别以为“穿衣戴帽”就能化腐朽为神奇，拉萨以及藏地的形象并不是靠给沿街的建筑物化上藏式的妆就能树立的。正如著名藏人学者得荣•泽仁邓珠在谈论旅游与民族文化的文章中所写的：“藏区阿里建筑风格、卫藏建筑风格、安多建筑风格、康巴建筑风格、农区建筑风格和牧区风格各有特色……然而，我们新建的建筑花费昂贵代价追随都市化和现代化。后来又花费高额投入穿衣戴帽，成了‘其他民族穿藏装’的四不像模样。今后藏区还是要走就地取材、起用我们身边的能工巧匠和培养懂民族建筑的设计师为好。”

从1950年代以后的一座座军营似的房子，到“西部大开发”时代的瓷砖＋蓝玻璃，到今天轰轰烈烈进行的“穿衣戴帽”，正在潜移默化地、覆水难收地改变着拉萨的风水。而这些替代品的兴隆又说明了什么呢？即便有着鲜艳夺目的“西藏特色”，但一看就是赝品，就像是从小吃大米长大的人非要扮成吃糌粑的人的模样，却毫无那内在的气质。这甚至连到拉萨的游客也是忽悠不了的，有游客说：“只不过是给钢筋混凝土穿衣戴帽了而已，这很类似于在布达拉宫广场上那些穿上似是而非的藏装拍旅游纪念照的外地游客，即便是给他们穿上最正规的藏装，也很少有人能穿出那种神韵。”

尤为过分的是，“穿衣戴帽”这么多年，朝街的一面焕然一新，而背街的一面依然破败不堪，或者外面看上去是“穿衣戴帽”的光鲜，而里面仍然是垃圾遍地、道路不平的旧貌。对于不少习惯了家门口的路永远都是“明年路”的拉萨人来说，电视新闻里喋喋不休的那些“改善居住环境”、“保护民族文化”的说辞，不只是讽刺现实，还是精神上的伤害。正如有评论指出，“这样的伤害不仅仅指向抽象层面的文化传承，更多的还在于人们居住环境和现实生活的支离破碎，它理应受到必要的博弈与抗争。”

2010/12/1，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让人哭笑不得的广州亚运雷人面子工程 http://woshao.com/article/01107916e8ea11df9677000c295b2b8d/

愿荣誉之光加被雪域的诸多护法

如推友 @ranyunfei所言：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把椅子——今日奥斯陆空着的椅子……转载 http://is.gd/it32Y

从左至右，是刘晓波、荣杰阿扎、丹增德勒仁波切、当知项欠。

转载于FB。


愿荣誉之光加被雪域的诸多护法

文/唯色

几天前，挪威杂志《Ny Tid》问我，会不会写关于刘晓波的文章？

举世皆知12月10日，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把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刘晓波，而这天也是世界人权日。媒体评价这既是国际文明社会给予刘晓波个人的肯定和奖励，也是对所有那些多年来争取自由、民主、人权，捍卫普世价值的中国人的肯定和奖励。

我由此想到为同样的追求付出巨大代价的西藏人，思忖之后的答复是，我想为这样的西藏人写些文字，虽不为人所知，却同样值得被世间的荣誉所眷顾，比如卓玛嘉。

这是一位在拉萨的一所中学教授历史的安多藏人，因一部尚未出版的书《骚动的喜马拉雅山》，以及有关环境保护、妇女权益等文章而入狱。

2005年冬天，拉萨法院以“煽动和颠覆国家罪”为理由，判处卓玛嘉十年半的刑期，比刘晓波的刑期少半年。期间，听说卓玛嘉被转到西宁劳改农场，但最近有消息称他仍被关押在拉萨曲水监狱，那是囚禁重量级政治犯的监狱，知情者说34岁的卓玛嘉身体状况很差。

他所著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论述了各个不同的主题，如西藏的历史地理的概念、西藏三区的统一战线、主权、民主的诞生、中国政治体制、西藏的自治权、殖民主义者、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下的西藏人、被拯救的记忆、罪恶的政治、宽恕中的战斗、活佛的职责、西藏的危机和前进、一代新的西藏人等等。

三年前，我在读了这本书的电子版后，由衷地认识到卓玛嘉是真正的西藏之声。他用他的古希腊思想家般的写作和他的绝不屈服的民族精神，以及正在艰难度过的十年半监牢生涯，证明了他对藏人尤其是受中国文化教育的藏人所作出的卓越启蒙。

这部必将铭刻于历史的西藏之书，被往昔自主之光照耀，更被今日沦亡之痛击中，还被未来自救、救他的希望鼓舞，这才是最为宝贵的!

我在读后感中写过：“他完全是西藏典籍中传颂的菩萨示现，悲悯的、忿怒的两种静猛之相在他的文字中轮番示现，充满自救、救他的力量！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写下这些文字的，他孤独地写着，孤独地走着，孤独地在狱中活着……我要向卓玛嘉顶礼，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境内的藏人，用殖民者的语言，从历史和现实，尤其是现实中的方方面面，来告诉我们被殖民的真相、被殖民的出路。而我们这么多的文字工作者，如果在这样的时候什么都不写、什么都不说，如果不为这个特殊的时候至少做一些避免遗忘的记录，那还算是什么作家呢？”

事实上，我们这个民族并不只有一个卓玛嘉，我们还有和他一样的犹如雪域之护法的诸多优秀儿女。依照我们的传统，在白雪覆盖的群山环抱中，世间的、出世间的诸多护法神灵以其创造奇迹的法力，保卫着我们的家园。然而这几十年来的无常之巨变，似乎连众护法也敌之不过，其实这只是短视之见。

正如卓玛嘉所写：“我们的血管之中流动着民族奔腾的最后一滴血。我们的骨肉之中膨胀着民族复兴的骨气，我们的心灵深处守护着民族失去的家园。这一切即将点燃于我们的土地，照耀于我们的土地。苍天将为我们而作证，佛陀将为我们而祝福，我们将为我们以及全人类而奋斗。”

是的，这样的人才是雪域护法的真正化身，除了卓玛嘉，还有丹增德勒仁波切、邦日仁波切、洛桑丹增、荣杰阿扎、当知项欠、旺堆、益西曲珍、龙真旺姆、班觉诺布、普布次仁仁波切、贡却才培、更嘎仓央、扎西热丹、嘎玛桑珠、仁青桑珠等等更多的不知名的藏人，全世界所推崇的荣誉之光也将加被他们！

2010/12/8，北京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

刘晓波的五张照片

时间：2008年5月18日

地点：北京·三味书屋

那天是三味书屋二十周年纪念日，
我随手拍下了坐在旁边的刘晓波。

贴在博客上，为的是明天——2010年12月10日，
在挪威，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在狱中的刘晓波。

“送太阳”或“尼玛介”

2010年4月，拍摄于拉萨宗角鲁康。

“送太阳”或“尼玛介”

文/唯色

差不多有这么整整一代人，可能还要多一些，属于独一无二的历史产物。差不多有这么多人的生命中的大段岁月，是与天翻地覆的这五十年紧紧相连的，且随着一年年的推移，形成了一个类似寄生物的群体。这应该交给学者来研究，必定是很有意思的课题。若要简单地回顾，可以说，在历经无数次触及皮肉、触及灵魂深处的政治运动之后，又历经时而复兴、时而被压制的宗教信仰之后，再历经改革开放带来市场经济的竞争和变化之后，以及穿插其间的类似2008年遍及藏地的所谓“暴乱”之后，他们渐渐老去；在渐渐老去的时候，毕生已被一张大网牢牢罩住以致动弹不得，除了少数人属于壮志未酬、犹自不甘，大部分人随波逐流，过着俗称“送太阳”的日子。

“送太阳”即打发时间的意思，应该是退休干部们创造的流行词，虽是汉语，却带有很重的藏式口音。也有人直接用藏语来表达：尼玛介。

气功

曾几何时，拉萨也和中国内地一样风靡各种气功，中功香功最普及，法轮功来得晚，参加者不多。当时颇章布达拉（藏语，布达拉宫）左侧的空地上，每天清晨都有一大群练气功的退休干部。自治区社科院内也云集气功爱好者。藏人汉人都有，而且藏人居多，但这样的藏人几乎都是退休干部。至于普通藏人如农民牧民居民等等，根本不会去练什么气功，他们有的是自己的宗教，比气功更重要。

我的亲戚中，就有好几位长辈不是中功高手就是香功骨干。我姨姨声称可以给病人发中功，抓走身上的病气，这叫“神仙一把抓”；泽仁叔叔和央京阿姨天天准时练香功，随着电视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响起，其中一个功法叫什么风摆荷花，可以把双手甩得眼花缭乱；连我母亲也一度每晚准时面向河南省那个方向，伸出双手接田大师（香功创始人田瑞生）遥传的功力，却并无什么神效。有年夏天，好像是1995年夏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田大师委派他的儿子专程来拉萨有偿授功，门票多少钱一张我忘了，加上带功磁带、带功课本、带功挂历等若干，价格也是不菲的。广大藏汉退休干部及其子女孙辈以及少数好奇的居民挤满了娘热路的体育馆，许多人还抱着一箱箱矿泉水，说是可以变成信息水。我也在场，纯属看热闹的那种，所以没能获得田二大师的摄受，不像馆内数千人挥舞着一张白纸狂热地大喊看见什么花了，又闻见什么香味了，甚至还有一个哑巴当场开口说话，状如文革期间的聋哑人被解放军扎了几针之后喊出了“毛主席万岁”，不过我没听到那个哑巴喊的是什么，呜呜了两声就被雷鸣般的掌声给淹没了。

我劝母亲，放着自己那么好的宗教不去亲近，反而去跟风似的练什么气功，太可笑。母亲照搬别人的说法应付我，说练气功可以让身体健康不得病。这固然有道理，可是就藏地而言，普通藏人当中本来就少有得精神病的，少有得老年痴呆症的，连更年期综合症也鲜见（但听说在退休干部当中，倒是比例居多）。据说国际上的相关研究者还专门来拉萨琢磨过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跟特殊的地理气候以及饮食结构有关，但门孜康（藏语，藏医院）的恩吉啦（藏语，藏医）却不这么认为，而是归结于信仰藏传佛教的缘故。

转经

到了1999年，江泽民下令打压法轮功，拉萨的各种气功也很快烟消云散了。无所事事的退休干部们，不少人开始围着孜廓、囊廓、帕廓、林廓（拉萨城内的四条转经路）转经。为了有别于普通百姓，像我母亲这样的女性退休干部，穿上藏装之外还要戴上薄薄的尼龙手套和色彩缤纷的太阳镜，背个双肩包或挎个坤包，显得很是时尚，不像转经倒像逛街；无论男女，鲜有人手持大中小号转经筒边走边转，那都属于土里土气的舍郭（藏语，居民）型巴（藏语，农民）和卓巴（藏语，牧民）的行头，而优越感十足的退休干部，过去是奈且巴（藏语，干部），如今是感匀（藏语，退休干部），这是万万混淆不得的。

还有一些退休干部则在罗布林卡路的老干部活动中心扭秧歌，跳扇子舞，用毕生去不掉的藏语口音不是依依呀呀地唱“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就是尖声尖气地唱“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祖国的温暖送到边疆”，其舞姿是那种改造过的藏式舞蹈，扭捏的幅度之大，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或者聚集在被重建得犹如内地公园山寨版的宗角鲁康（汉语称龙王潭），伴着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喜洋洋》之类的中国民乐或《红梅赞》之类的革命歌曲，又是舞剑又是打太极拳，幽默的拉萨平民把那些舞剑的退休嬷啦（藏语，老太太）一概叫做“嬷巴当”（藏语，拿剑的老太太），还表示理解地说，退休波啦（藏语，老大爷）不甘寂寞，不是找四川小姐就是勾引保姆，被抛弃的退休嬷啦只好化身为“嬷巴当”，拿起剑来保护自己。

不过近些年，退休干部不准转经、不准朝佛的命令，一次次地，严惩不贷地颁布下来了，有不听从者或反应迟钝者，果然被取消了退休工资的传说不胫而走，这是相当严重的威胁，意味着沦为平头百姓，意味着要看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的脸色过日子，那还不如听党的话合算，于是转经路上又鲜见其身影了。拉萨人总爱挂在嘴边的一句新民谚比喻得很是贴切，说有份公职就像自己家养了一头奶牛，天天可以挤奶喝，哪怕退休了也还是可以挤奶喝。可要知道，养这样一头奶牛并不容易，因为它不是听你话给你奶喝的真奶牛，而是得你听它话它才给你奶喝的假奶牛，不是你养它，而是它养你，你喝的每一滴奶都要付出灵魂的代价。

其实许多退休干部早已没什么真的信仰了，即便想信佛，也很难信得进去，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一个佛教徒，连最基础的六字真言都念不好，连最平常的磕头顶礼也做不像，这与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关，至少十年甚至更多年，佛教是被当作落后的封建残余需要被“大扫除”的，而当年的他们几乎全都是斗志昂扬的红卫兵、造反派或积极分子，头脑早已被各种各样的革命道理给冲洗得空空如也。现如今，他们彼此之间，在前些年是“功友”，气功的功；现在则是“麻友”，麻将的麻。他们像是一群变异的物种，不同于在这块土地上的众多底层百姓，相互之间是成佛路上的“确绰”（藏语，教友）。

麻将

麻将的盛行与拉萨的局势是分不开的。2008年3月之后，退休干部们更是热衷于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打麻将。只闻麻将声声，从不谈国事。甚至“3•14”那天还聚在活动中心等处打麻将，急坏了各自的儿女们，都快把手机打爆了，才冒着抗议者的尖啸和催泪弹的硝烟，如梦初醒般地逃回家中。可是随后的日子里复又继续麻将不怠，外面腥风血雨，似乎与己无关。听一位长辈说，一次麻将打到很晚，有人说不打了不打了要回家看新闻联播，就有人随口应道：“没什么看头，全是假话”，顿时，一屋子的麻将声戛然而止，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向那人，吓得他一脸惨白。

当然痴迷于麻将的不止是退休干部，从城市到乡村，早就蔚然成风了。家里打，单位打，茶园打，饭馆打，各种聚会打，到处都在打。清一色，一条龙，杠上开花，海底捞月，全是成都麻将术语。赌资从数十到数百甚至更多不等。经常盛传着因为沉迷于麻将导致家破人亡的故事，什么饥饿的看家犬把婴孩吃得只剩骨头，什么盗贼趁家中无人将退休房（泛指独家独院）席卷一空，非但没有减弱打麻将的势头反倒更为刺激兴头，甚至为了避免高手做手脚，已经开始普及“机麻”了。何谓“机麻”？就是非人工洗牌的麻将机，上千元一台，当然也是属于来自四川等地的“援藏”物质。

眼看着我们的习俗渐渐变成了打麻将，我曾经写过：“为什么，人家回族人就不那么爱打麻将？而挨着回族人居住的藏人却像患了传染病一样，一个个再也离不开麻将桌？一个藏人，不会说汉语却会说所有麻将牌的名字，在今天已经普遍。一个藏人会说汉语但更会说麻将桌上的顺口溜，在今天同样很普遍。不用别的，只用一副麻将就可以把藏人的魂迷住。再多一瓶啤酒的话，就可以把藏人的魂夺走。”

前些年，因在中国内地许多城市专门建立了西藏中学，每年都会有许多初中毕业的藏人孩子远赴加拿（藏语，汉地）去上学，随之兴起的是名曰“欢送”的聚会，又称“送八月”，专指八月间欢送外出上学的孩子，这已然形成当今拉萨的新习俗，相应而生的是开辟了诸多摆满麻将专用桌椅并提供酒水饮食一条龙服务的广大场地。邀请者众，既有自家亲友，还有邻居同事，兼及其他诸多社会关系。而被邀请的人，须得带上哈达、红包赶赴聚会，不去不行，不送钱更不行，去了送钱了不打麻将还是不行，以至于每逢八月，不计其数的拉萨人几乎天天都在忙碌着“送八月”，其中自然以久经沙场、身手不凡的退休干部居多。啊八月，那是一个客套的、沉溺的、移风易俗的季节。

批判

“3•14”之后，拉萨掀起了深入揭批“达赖分裂集团”的高潮（此为文革句式，套用之），退休干部们也不例外，必须参加，有些人成了最积极的主力军。于是乎，他们就像是重又回到了当年的政治运动之中，把那种怒不可遏地揭发与批判、痛哭流涕地忆苦和思甜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基本上无人出于真心，只是为求保住也被纳入体制内的儿女，每个月少则数千多则上万的退休金更是弃之不得的紧箍咒。

一旦这样的时候，往往可以显著地发觉，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布满了某种烙印，之难以消除，犹如依附于业力。当然，这烙印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只要开口，属于某个时代或者某段历史的特殊语言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仿佛从来都具有如此单调而强大的生命力。又因为，那些语言实际上是外来的，并不属于他们原本从属的民族，反而显得别扭、生硬。似乎是，当他们使用本族的语言时，母语会自然地剔除那些烙印，但他们用汉语来鹦鹉学舌时，原本丰富之极的汉语竟会一下子变得枯竭、乏味，反而将那些烙印显露无遗。与过去不同的是，如此拙劣的表演除了出现在报纸上，还出现在千家万户的电视上，让他们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应该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一个文革时从西藏民族学院毕业的退休干部，在电视上用发音古怪的汉语，进行了一番痛心疾首地斥责达赖喇嘛的自问自答：“他，给我们建了医院吗？米（没）有！他，给我们建了学校吗？米（没）有！他，给我们修了公路吗？米（没）有！他，只给我们留下了，几、座、破、庙！”这场演讲反响很大，一时间，街头巷尾都骂开了：什么？破庙？每年那么多其结（藏语，外国人）、加米（藏语，汉人）跑到拉萨来，是来“加巴索”（藏语，吃屎）吗？不就因为这几座“破庙”吗？难道人家千里迢迢，是为了来看这个纪念碑去玩那个KTV吗？啊呸！听说此人闻知民间的沸腾之后，吓得闭门不出。

一个住在拉鲁小区的退休老汉，在电视上批判达赖喇嘛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结果第二天，他家门口堆满了散发恶臭的大便。一个住在政协大院的旧贵族老妇，在电视上用无比温柔的敬语恳请当局，对那些“暴乱分子”务必“囊若囊，囊-仁达曲夏”（藏语，大意是，到了该出手的时候就请出手吧），结果第二天，她家门上悬挂了一个习俗上给死者准备糌粑的瓦罐不说，她那句话还成了拉萨具有讽刺意味的流行语风靡一时。

一个以前当过某县妇联主任的退休干部，平日里转经念佛好似比谁都虔诚，且因女儿嫁到国外，曾在一次探望时遇上出访西方的尊者达赖喇嘛接见藏人的机会，听说她当时哭得几乎昏厥，而这时候，她操着文革语言捶胸顿足的样子出现在当晚的西藏电视新闻联播里，于是不久，她在街头被几个年轻藏人拦住，警告勿再胡说八道，否则即使老了，头上也是会挨石头的。

据说还真的有积极分子被人暗中袭击了，一个住在八一农场附近的退休老头，风传其嘴角两边被人用利刃给割了。就这样，真真假假的故事满天飞，甚至传说不但在拉萨，连在达兰萨拉也出现了类似通缉令的名单，凡是那些抛头露面却不懂得适可而止的在职干部及退休干部，全都榜上有名。至于安多和康，在许多地方的大街小巷里，常常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贴出了骂尊者最凶的藏人官员和打同胞最狠的藏人警察的照片，并用藏文注明这些人是叛徒或者特务，务必要牢记。

当然啦，我更相信的是这类富有传奇色彩的因果报应事例，其警世意义远远大于现实意义。毕竟我们的退休波啦和退休嬷啦，送走了这个太阳还会迎来下一个太阳，没有谁会乐意去一个终日不见太阳的地方，是不是？

补充

……清晨，我悄然推开家门
这天，将有多少偶遇，布满藏历土鼠年的痕迹？
我相信，我会看见秘密

一路上：修鞋的，配钥匙的，卖水果的，干洗衣物的……
多么勤劳的群众啊，早早地
燃起了日常生活的烟火，就像热气腾腾的杭州小笼包子
在等候着第一批食客

而这当中，没有我的族人

雪新村路口，又添了两名武警
背靠背站着，绑着硬邦邦的护膝，拿着盾牌和枪
一旁吸烟、斜视的几个男子，状如便衣

我被两个站在小店门口的塑料模特儿吸引住了
各穿一套玫红翠绿的内衣，曲线毕露
可脖子上有根细绳，拴在卷帘门的上方，像吊死鬼
难道有谁会一把抱走，逃之夭夭？

这是我并未完成的诗，到此戛然而止了。记录的是——时间：2010年，3•14两周年；地点：拉萨。

但当我走进挂满红灯笼的宗角鲁康，猛然灌满双耳的是从小就熟悉的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正是从北京回来的游子，不过我早已不爱天安门上的那个红太阳了。而此歌唱罢，又惊雷般地响起另一首带有藏味的革命歌曲，以布达拉宫为背景，一群刚打完太极拳的退休干部，或拿出红艳艳的羽毛扇或举起明晃晃的长剑，缓缓起舞，刷刷有声。我想起流传拉萨民间的故事，说是在宗角鲁康，那些把剑径直指向神圣的布达拉宫的退休干部，与摇着转经筒或拨动念珠转孜廓的普通百姓对骂，前者用汉语鄙夷后者“懂不懂？这叫做锻炼”，后者用藏语讥讽前者是“堆遮”与“堆姆”，即男魔与女魔。

然而此话太重了。晨曦中，那一张张衰老的、执迷的、异化的面孔，分明有着藏人的轮廓，让我心生悲悯。

（本文来自我新完成的书稿《图伯特，这几年。》）

——首发于民主中国

达希东日布：蒙藏往事（一）

图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外交官，布里亚特蒙古人道尔吉耶夫。


蒙藏往事（一）

文/达希东日布（蒙古人作家）

引言

2010年10月21日，无意中读到一则新闻，《国际西藏邮报》达兰萨拉报道：“为期两天的《1913年蒙藏条约》国际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出席会议的专家分别来自蒙古，印度，美国，韩国，俄罗斯，加拿大，台湾，荷兰和德国。” 报道说，“本次研讨会，包括一群由27名来自蒙古和外国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就1913年两国之间友好同盟条约和缔约的合法性进行讨论。签订该条约，蒙古和西藏双方宣布互相承认为独立国家。” 于是，我想起了一个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外交官，布里亚特蒙古人道尔吉耶夫。与很多布里亚特蒙古人一样，他的名字也很特别，前半部分“道尔吉”是藏语借词，而后半部分“耶夫”却是俄语词尾。这个道尔吉耶夫，便是1913年《蒙藏条约》的藏方签约代表。一则新闻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个布里亚特蒙古人是如何成为西藏政府代表的？该条约签订时的国际背景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整整一百年来，蒙古人和藏人，这两个信仰同一种宗教的民族走过了什么样的历程？

很快，我从图书馆里找到一本书，书名便是《达赖喇嘛的外交官——道尔吉耶夫》，翻开第一页，我读到了这样的描述：

“1900年盛夏，一位布里亚特僧侣从上海搭上了开往长崎的客轮。他的名字是阿格旺・道尔吉耶夫，一个四十出头，精力充沛的男人。他体格强健，皮肤黝黑，目光敏锐，头颅巨大。不过，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那刚毅的棱角鲜明的下颚，仿佛映衬着他的不屈个性与坚定意志。身为达赖喇嘛十三世的特使，他从西藏首都拉萨出发，长途跋涉，前往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会见沙皇尼古拉二世。由于当时正值义和团之乱横行于内陆，他不得不选择避开途径北京和天津的陆上铁路，绕海路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再转乘火车。途中，道尔吉耶夫在长崎港作了短暂的停留。”

第一次到日本的道尔吉耶夫，在日记里用藏文写下了如下的字句：“今天到达了一个叫做长崎的日本港口城市。这里佛教寺院很多，礼拜者却很少。这里人口众多，国土却很狭小。这里的人们对自己的民族很妄自尊大。据说，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心里都只想着自己的国家。不过，这个国家没有丝毫战乱，国内很安定。大概是这种内政的长期安定，使这个国家发展成了大国，在国际上博得了声誉。”

读完这一段，我便猜测到了道尔吉耶夫此行的外交目的。在那个列强横行的时代，像蒙藏这样的弱小民族，为了自身的民族利益，不得不周旋于列强各大国之间，在纵横交错的各种霸权力量的夹缝中，谋求民族生存的一席空间。夹在日俄之间的蒙古人与夹在英俄之间的藏人，面对着宗主国大清王朝的穷途末路，他们该何去何从？当时，汉人革命党人早已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并设计了“铁血十八星国旗”，开始着手实施“仅限于汉地十八省”的独立运动（所谓铁血十八星旗，由红黄黑三色组成，红底与九角里的黑色象征“血”与“铁”，寓意革命必须采用铁血主义。黑九角代表《禹贡》中记载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事实上排出了蒙藏维等“鞑虏”所居疆域。黑九角内外两圈各九颗共十八颗圆星，代表关内汉族的十八行省。十八星呈金黄色，表示与满清“鞑虏”对立的汉族炎黄子孙）。

当时革命党人的“野心”并不大，只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即在十八个省份中恢复汉人的主权，西藏（青海）、蒙古（内外蒙）、新疆和满洲（东三省）的主权都与汉人无关，这就是当初革命党人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武昌起义后，直到1912年10月为止，铁血十八星旗被定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国旗。当然，面对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不单是汉人革命党人奋起捍卫自己的民族，蒙古人和藏人的精英们也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和汉人一样，开始致力于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也许，道尔吉耶夫前往彼得堡求助俄国支持西藏独立的使命，与孙中山当年以出让满洲为条件求助日本支持汉地十八省独立的努力，站在清王朝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勾结境外帝国主义分裂主国”的举动。然而，无论你怎么诠释历史，历史本身却是无法改写的。至少我们应该首先了解事实，这一百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就让我以道尔吉耶夫远行俄罗斯为引子，纵观一下这一百年来蒙藏两族的历史和现状吧。

一、汉人的悲伤与藏人的愤怒

2010年10月21日《国际西藏邮报》的一则报道，让我想到了道尔吉耶夫。但是，整个十月间关于藏地的主要新闻，却是在青海省发生的抗议所谓“双语教育”的游行示威，这又让我联想起语言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危机的问题。

刘力拥有一个温馨的三口之家，他来日本已经快十年了。由于他所学的专业比较热门，现在是一家软件设计公司的骨干，薪水丰厚，即使在东京也属于高收入家庭。去年，刘力的父母第一次来日本探亲，三代人聚在一起本该是全家皆大欢喜的，但奶奶却盯着孙子忍不住伤心落泪，爷爷也在一旁叹息不止。而引发刘力父母如此伤心的，是孙子的“语言问题”。刘力的儿子只懂日语，汉语一句都不会说，祖孙两代人之间无法交流。也许，令两位老人伤心的理由是多重性的。首先，从亲情角度来看，祖孙两代人之间的语言交流阻隔已经足够让他们心生沮丧了。另外，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更让他们伤心的理由，那便是在自己后代身上看到的民族语言文化的丧失，这种心理冲击也许比前者更为强烈。在他们的小孙子身上，已经丧失了汉文化传承的一个核心支柱——汉语。还好，对汉民族整体来说，并不是每个汉族孩子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否则，这个民族就会濒临亡族灭种的危险。后来，刘力对我说，父母总是劝他们回国，回到汉人自己的地方，以维持家庭后代语言文化的延续。无奈妻子坚决反对，考虑到儿子已经基本上适应了东京的生活环境，刘力便彻底打消了回国的念头。没办法，他是为了职业上的更高发展而自愿选择投入到日本这个“先进民族”的语言海洋里来的。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对老夫妇的悲伤呢？按理说，他们的儿孙生活在一个人均收入十倍于中国的发达国家。儿子是电脑工程师，有着令人羡慕的稳定高收入，有着心满意足的物质经济生活。这里，我们不妨来看看英国著名经济学家Colin Grant Clark对幸福的定义。他是第一个启用GNP(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概念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质量的。在解释所谓“个体幸福”的时候，他首先认为“必须能够持续获得足够的货币收入以购买生活必需品”，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吧。接下来，他认为“必须保持足够的财富来满足并发展其兴趣爱好的欲望”，姑且可理解为看报读书娱乐上网等等精神文化生活吧。但是，Colin Grant Clark还特别强调：“必须满足其传承并延续传统的欲望，即承接并使用祖先之传统的欲望，以及将这些传统传授给子孙后代的欲望”。他认为，这是“个体幸福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力的父母在自己的孙子身上恰恰没有得到这最后一项欲望的满足，这就是导致他们伤心和欠缺幸福感的原因。看来，民族文化的维系或丧失，是会直接影响人类个体的幸福指数的。

2010年10月份，在青海省，另一群幸福指数受到威胁的人们走上街头表达愤怒。这群人与刘力不同，他们并没有移民到异族城市，并没有为了个人的职业成功而主动投入到某个“先进民族”的语言海洋中去。他们在自己的故乡所遭遇的民族语言危机，并不是他们自身的行为选择所致，而是被政府的政策所引发的。他们什么也没做，没招谁没惹谁，但政府突然下了个文件，要停止他们学校里大部分课程的藏语授课。设想一下，如果在北京的某个汉族学校里，除了汉语课和英语课以外，所有其他课程都要改为藏语授课，对学生和老师们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冲击？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汉语是“国语”，而藏语不是。好，我们承认这两种语言的法定地位确实是不平等的，我们承认藏语在汉语面前是低人一等的存在，这就是现状。至于藏语之所以不是国语，不外乎有两个政治原因。第一，藏地不是主权独立国家，无法把自己的民族语言单独定位为官方语言；第二，藏地不是自治地区，无法像魁北克那样把法语设定为所在国的官方语言之一。

也许中国政府并不喜欢我们讨论这种法定语言地位的不平等现象，也不允许我们讨论这种不平等现象是由于汉人在这个国家的人口比例还是由于汉人在这个国家的专权比例，当然也不允许我们去剖析这种语言不平等政策的合理性。他们可以尽情地理直气壮地主张汉语在这片国土上的独尊优先权，甚至可以侃侃而谈，中国不是加拿大，也不是新加坡，更不是瑞士，中国绝不允许汉语以外的任何民族语言享有与汉语同等的法定地位，这就是中国特色。甚至他们可以说，中国所宣扬的民族平等并不意味着民族语言地位的平等。这种语言不平等政策在学校教育领域的体现，便是所谓的“双语教学”。

乍听藏地“双语教学”，本以为是在藏族自治地方的所有中小学里同时教授藏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按理说，没有在藏地汉族学校里义务性地开设藏语课程，就已经是非常不合情理的事情了，现在却要反过来在藏人学校里大刀阔斧地砍杀原有的藏语授课科目，这种赤裸裸的蛮横的文化灭绝政策，体现了一种“非我族类，虽远必诛”式的狭隘残忍的民族主义情结。唉，虽非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难道仅仅因为你是强势民族，就可以不择手段地灭绝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吗？与纳粹德国所实施的肉体意义上的种族灭绝政策相比，文化意义上的种族灭绝政策更具伪善性和残忍性，它是软刀子杀人。从所谓“双语教育”政策的背后，我们不难听到了一种暗藏的声音，一种狰狞的诅咒：“灭了这帮藏人！”这声音很清晰，这诅咒很强烈。（待续）

【民主中国 首发。】

流亡藏人新生代电影《Unpredictable Life》上映

藏人导演、藏人演员、藏语道白，再现新一代流亡藏人的生活——流亡藏人新生代电影《Unpredictable Life》（不可预知的生活）2010年上映。

Unpredictable Life：

An Unpredictable Life is about people on the top of world, their

spirituality and cultural values and practices. The film is also about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people; showing how life and people are both Unpredictable་and impermanent.Globally, in history people haven't had an opportunity to discover the true nature of Tibetan life. This has been due to many factors: social,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Even today Tibet remains an unknown place for many different reasons. An Unpredictable Life sheds some light on a simple family's life and their way of thinking.An Unpredictable Life is focused o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people's beliefs and practices. It also highlights some of the changes that have occurred with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how these trends have changed the way Tibetan people both live and think.

电影网站：

www.omsinger.com

http://www.himalayanactor.com/

这是在YouTube上的预告片：Unpredictable Life - Official Movie Trailer 2010




公告：电影《不可预知的生活》，将于12月12日星期日下午1点，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学院放映。Film “Unpredictable Life” at OISE/University of Toronto on Sunday December 12th, at 1pm.

导演/著名歌手 Amchok Gompo Dhondup（现居加拿大）：



电影 《Unpredictable Life》海报：



DVD《Unpredictable Life》:



在印度拍摄时的花絮：

“甘丹安曲”（燃灯节）的“维稳”之夜！

这10张图片，记录的是前天（12月1日，藏历第17绕迥2137铁虎年10月26日）晚上，因为“甘丹安曲”这一传统节日，在拉萨大昭寺广场，出现的极其隆重的“维稳”场景。

三年前，即藏历土鼠年，我曾为这个传统节日写过一首诗：2005-2008：只剩下火苗随风摇曳……，在此重发。其实，应该将标题改为<2005-2010>

感谢在现场记录“维稳”之夜的藏人！

2005-2008：只剩下火苗随风摇曳……

·唯色·

西藏的节日，
究竟是谁的节日？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因为我找不到，
有谁会在这些节日中感到快乐。
从1月到12月，
藏历，而不是公历或汉历：
洛萨、萨嘎达瓦、雪顿、噶丹昂觉……
原本为的是礼佛，娱神，驱魔，悦己……

这些节日已离我们越来越远。
只剩下一个名声。
只剩下一个花架子。
只剩下一份份砸在头上的红头文件，
从头到尾都是不准、不准、不准！
如果怎么怎么样，就会这么这么样，
全都指向可怕的下场。
比方，如果去寺院了，如果去转经了，
轻则扣工资，重则开除，
再重则，蹲监狱。
后来很少下红头文件了，
改成口头传达。
这是由来已久的老规矩，
但还是很震慑。
但最震慑的还没有出笼，
但最震慑的在前天已露凶相。

前天是噶丹昂觉，
纪念杰仁波切的日子。
家家酥油灯，人人诵三宝，
而这已是往昔情景。
一年不如一年，到了05年，
新来的张书记一声吼，拉萨也要抖三抖【1】。
博巴【2】不顾禁令，云集而至，
我看见冲天的火光，
照亮一张张戴着口罩的脸，
那恍如幻象的慰藉，
足以忽略身边的警察和便衣。
06年，《拉萨晚报》的头版，
以拉萨市委、市政府的名义，
正式警告：“全体……广大……不准
参与和围观燃灯节活动”。
07年，友人告诉远在北京的我：
“警察空前地多，
信众也空前地多，
许多安多和康巴在人群中磕长头，
只有在这时才能喊出一点点声音……”

至于今年的噶丹昂觉，
也即是前天的拉萨，
“中午去帕廓，
很多店早早就关门了……
竟听见高音喇叭了，藏语和汉语，反复播放：
不准参与，不准围观，不准聚众……
不知道高音喇叭安在哪里，
但在祖拉康【3】附近都能听到，
声音传得很远，很远……
就像文革期间，老人低语：
每天从高音喇叭传来的藏语和汉语，让人心悸。
房顶上，过去过来的人多得很，
拿枪的，不拿枪的……
老城区里，过去过来的人也不少，
穿制服的，不穿制服的……
感觉到处都是昂觉【4】，
到处都是密【5】……”

新华社记者的照片出现在网上了，
没有添满香炉的桑【6】了，
没有冲天的火光了，
也没有戴着大口罩的拉萨人了，
而往年来朝拜的安多和康巴，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只有祖拉康的古修【7】，
点着一盏一盏的酥油灯，
火苗随风摇曳……
夜空幽蓝，布达拉孑然，竟如此寂寥。
广场上的那些人影，是不是，
除了执行任务的，
就是好奇的喉舌或“藏漂”【8】？
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出现在网上了，
称握着盾牌的武警战士说：
“百姓今夜尽情点灯，决不允许坏人放火！”【9】
还煞有介事地称：
“按照藏民族传统，
都想在今夜点上一盏平安灯……”

不，那不是平安灯，
那是怀念之灯，
你们可曾有丝毫的了解？
你们可曾听见深藏在我们内心的声音？
“……浊世苍生 痛失宗师
悲悯大地 悲鸣雪域
如今我等 念您恩德
唯有尊者 与我同在……”【10】
唯有尊者，与我同在！

2008-12-23，北京

注：
【1】出自毛泽东时代号称“铁人”的石油工人王进喜的豪言壮语：“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2】博巴，藏语：藏人。
【3】祖拉康，藏语：大昭寺。
【4】昂觉，藏语：耳朵，比喻便衣、暗探。
【5】密，藏语：眼睛，比喻便衣、暗探。
【6】桑，藏语，敬神佛的香草。
【7】古修，藏语：先生，这里指僧人。
【8】“藏漂”：从汉地跑到拉萨来生活的文艺青年简称“藏漂”。
【9】出自中国古诗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作者是宋代诗人陆游。
【10】这首诗原名为“怀念宗师宗喀巴”，见http://gulei.tibetcul.com/53567.html“燃灯节短信祈祷文”。

延伸阅读：

2005-2008：只剩下火苗随风摇曳…… ：附有2005年、2007年、2008年拉萨“甘丹安曲”的现场图片，以及2008年达兰萨拉“甘丹安曲”的现场图片。

台灣懸鉤子：英國的單一制？與賀衛方教授商榷

台灣懸鉤子：英國的單一制？與賀衛方教授商榷

懸鉤子：寫這篇文章是因為我前兩天在推特上推（tweet）了一些話，可是因為篇幅限制，言猶未盡，因此撰述此文，希望抛磚引玉，歡迎指教。我在這裏所請益的賀衛方教授文章，是在Co-China論壇上的，〈從邊陲看中國，期待一種更美好的文化交融〉。

（唯色注：悬钩子推号为 @rosaceae220）


英國的單一制？與賀衛方教授商榷

by 台灣懸鉤子

前天十一月三十日是蘇格蘭的聖安德魯節（St. Andrew’s Day），衛報的社論 (1) 談到這個日子對於蘇格蘭政壇而言，一向是提出願景與方針的時候，去年此時，蘇格蘭的首相（the First Minister）亞歷斯‧塞門（Alex Salmond）提出了公投決定蘇格蘭獨立與否的願景，一年匆匆過去，聖安德魯節又來了，亞歷斯‧塞門的願景似乎並沒有比較接近實現，然而白廳（Whitehall，英國「中央」政府）卻提為蘇格蘭自治提出了一個有史以來最大的財政權轉移方案 (2)，將某些稅收的權力讓給荷里路德（Holyrood），也就是蘇格蘭「地方政府」，它未來要負責收一半的所得稅以及其他稅款，並且自行決定如何運用。

就在谷歌的英國首頁上出現了聖安德魯旗幟的圖像，我也想像著蘇格蘭的議會與行政部門根據法律規定，必須在這一天升起藍色與白色的聖安德魯十字旗的時候，讀到了賀衛方教授在Co-China論壇上，提到了地方自治制度，舉的例子中，包括了英國的「單一制」 (3)，讓我著實大吃一驚。我不知道這誤會從何而起。請教目前在德國學法學的朋友，她覺得賀教授大概是隨意說說，我也隨意看看就好，不必理會。然而我不禁想到這兩年看到的新聞，如2008北京奧運對旗幟的規定，禁止使用威爾斯旗，套用中國的話，「傷了威爾斯人的感情」 (4)，或者蘇格蘭首相（the First Minister）到中國訪問，被接待的層級比不上比他低階的官員 (5)，我不免懷疑中國一般對英國憲政安排的真相，沒有真正的了解，並由賀教授的話語中具體顯現出來。我自己不是學憲法，也沒有受過法學訓練，然而忝在英國生活幾年，英國的行政制度多多少少都耳濡目染，略知一二，因此我不揣淺陋，特別作此文與賀衛方教授商榷、對話。

賀教授論及地方與中央的關係，如邦聯制，聯邦制，單一制等等，據我粗淺的理解，邦聯制指的是像前蘇聯，聯邦制則是像美國、德國，單一制指的是法國、日本、台灣的情形。那英國是什麼制度？老實說，上述三者都不適用於英國，英國的情形最為複雜多元，我一位學憲法的朋友說，英國其實是多元並行制。確實，假如不使用「多元並行制」這樣的形容詞，要如何解釋蘇格蘭議員可以立法決定蘇格蘭內政，而蘇格蘭議會中最大政黨的黨魁就是蘇格蘭首相的事實？更何況除了蘇格蘭外，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UK）之內還有其他的大自治單位，如威爾斯與北愛爾蘭，他們所得到的權力又與蘇格蘭不同，而這些自治單位劃分的界線，剛好就是賀教授認為不應該多提的「民族」。另外，還有海峽群島（Channel Islands）的地位，乃所謂的「皇家屬地」（Crown dependencies），也就是這些小島雖奉伊莉莎白二世為元首，卻有自己的民主政府，並不屬於聯合王國的政府所管，因此也就不屬於歐盟。單單聯合王國幾個島嶼的現實已經如此複雜，更何況英國還有數個海外屬地，每一個的情況也都同樣地無法一概而論。

英國這樣一個「蕞爾更小國」 (6)之內出現這麼多複雜的制度，看起來令人目不暇給、眼花撩亂，我想像，也一定讓深信大一統的中國人為之吃驚（或者不耐？）其實英國各地方出現這樣參差不一的現象，還是有一個統一的原則，那就是地方自治、主權在民，也就是每個地方的人民都是自己命運的主人，換言之，每個人都有參與政治的權利，決定自己從出地方的前途的權利，也就是「民主」。

不從這個角度來審視，就無法理解英國這樣一個國家裏頭，地方與中央權力關係為何變成目前狀況的前因後果，以及它甚至在目前都還在變化，未來如何都尚未有定數的事實。

就拿我略知一二的蘇格蘭與英格蘭的關係作例子，人民的意志在這個過程之中，是絕對不能省略的因素，可能也是唯一最重要的因素。目前的蘇格蘭與英格蘭，可以說是處於一種不對等的關係，例如在國家預算上，根據巴聶特算式（the Barnett Formula），蘇格蘭人比起英格蘭人享有更多的公共開支（public spending），有一些醫療福利英格蘭人無緣享受的，蘇格蘭人卻可以享受；在制度上，又有所謂西洛錫安問題（West Lothian Question）、也就是蘇格蘭的國會議員（MP）可以決定英格蘭的內政，英格蘭選出來的國會議員卻無法過問蘇格蘭的內政。

美崙美奐的蘇格蘭議會（Scottish Parliament）

現在蘇格蘭與英格蘭之間所發生的問題，以上講起來都挺抽象，我舉一個非常實際的例子：大學學費問題。不久前，新聞指出蘇格蘭政府打算在未來對英格蘭的大學生徵收額外的費用，好保障英格蘭的大學生不會因為學費太貴，全部跑到蘇格蘭去上學，排擠了本地的學生。 (7)　另外，因著經濟不景氣，英國目前的聯合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即是保守與自由民主兩黨合組的政府）覺得未來的大學必得收取一定的高額費用才能維持下去，然而蘇格蘭政府卻覺得他們要秉持蘇格蘭優良的學術傳統，大學教育必須低收費甚至免費，由政府來負擔年輕人上大學的費用。因此，單單就大學學費而言，未來在大不列顛，蘇格蘭與英格蘭兩地本來就很不相同的高等學府，未來將更不相同。 (8)　無疑，對於聯合王國現在的青少年而言，將來選擇上大學的感覺就是「一國兩制」。

會形成這樣的情形，其遠因是蘇格蘭與英格蘭的歷史淵源 (9)，其近因則是蘇格蘭人民於1997年公投通過，1998年成立了自己的議會（Scottish Parliament），1999年選舉議員以後，開始而有了自治的蘇格蘭政府，才導致了上述種種現象。這個制度完美嗎？聽起來並不公平，至少是英格蘭人吃虧，蘇格蘭人似乎佔了便宜。然而，就法律上而言，是完全合法的。這個不公平的制度假如要改革，也要由主權在民的人民，選出議員，甚或組成團體（如政黨）鼓吹，再從政治上加以改革。然而巴聶特算式、西洛錫安問題的存在，都不是一年兩年，幾代的政治人物過去了，英格蘭人大體上對於這樣的不平等現象沒有強烈的意見，雖然曾經有人主張，公平的解決之道，乃是真正的分權（devolution），也就是除了現在的北愛爾蘭、威爾斯、蘇格蘭的自治政府之外，也讓英格蘭自治，讓西敏國會成為英格蘭議員專屬的下院，而屬於不列顛事務再另外創造一個上院去解決。 (10)　可是大體而言，這樣的主張並沒有化為選票。

英國西敏國會。

另一方面，英國的「中央政府」對於蘇格蘭「地方政府」的「花招百出」，並沒有什麼焦慮感，從來不覺得蘇格蘭認同（identity）的高張顯揚，對於英國「大一統」是一種威脅，因此從來未見英國國家對於蘇格蘭目前的首相攻詰謾罵、口頭打擊、人格污蔑、外交抵制，媒體上、網路上自然也見不到蘇格蘭人與英格蘭人互相攻擊，沒有人因為蘇格蘭出現了一個主張獨立的政黨（SNP），就咬牙切齒、磨刀霍霍，忙不迭地宣稱：「蘇格蘭過去、現在、永遠都是英國的一部分。」而這個現象的原理，由哈佛學者譚若思一語道破：因為作為一種由下而上的決定過程，蘇格蘭地位的改變，是一個有辦法處理的議題（a manageable issue）。 (11)

就是因為主權在民、民主、人民的意志，並非許多中國人所想像，只是西方空口說白話的價值觀，它不但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文明（civilization）的根源──文明就是不同族群、不同背景的人找出一個和諧共處之道──我才會訝異於賀衛方教授的說法，原來在他的想像裏，地方與中央權限的安排，甚至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的區別，竟然只有赤裸裸的權力劃分（「如果地方政府能够管好的事情，就不需要中央政府来管」），不見「民主」這個不可或缺的要素。雖然賀教授也提到「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然而每個人的權利要如何尊重？如何落實於制度裏面？這個最基本的法學原理、要義，絲毫不見著墨。

我也忍不住要懷疑，當賀教授在談中央與地方權力分配的時候，在談到每天很幸福地思考著國家憲政的「大事」的時候，其思慮裏面，若是沒有「民意」作為這些制度基礎，那麼，這些制度，作為從上到下的計畫（說得白話點，就是中央下令，地方遵行），跟中國現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法案，又有什麼分別？

作為一個台灣人，我經歷了台灣從戒嚴到民主的變化，深深明白政治過程裏面民意有無、人民參政、人權保障的重要性。近幾年，從網路、電視等媒體，耳聞目睹了中國各地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件」，2008年西藏、2009年新疆的風雲等等。常常在旁觀的過程之中，我感到非常心急，非常心疼，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得不到一點基本的權利保障，西藏人、維吾爾人更屬弱勢，在攸關自身權益的事項上（不論是小到房屋拆遷還是污染工業，或者犖犖大者如文化語言保存、地方發展），中國國家要殺要剮，草民完全沒有置喙的餘地，不論是國家還是地方的決策過程都不透明，「上面說了算」，政策出台，就要每個人心甘情願的接受，假如不接受，那麼就是公安軍警出動，打到黎民盡皆屈服為止。

所以中國內部非常緊張，官與民衝突，民族與民族衝突。可是反觀英國，這些問題都不是大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如何解決？就是從下到上的民主過程，所以倫敦不會出現上訪群眾，因為民意在最基層就已經展現了，每個人都可以決定我家旁邊是不是要讓建商蓋新房子，隔壁餐館酒吧是不是太過嘈雜，可以去跟地方議會反應，甚至情形嚴重者，讓它關門大吉。在這樣的脈絡底下，根本無所謂「邊陲」與「中央」，每個村落的村議會就地方事務上，都可以是「中央」，因為它有權決定地方上的事情，根據居民的意見。所以，英國雖然作為一個「蕞爾更小國」，它的內部非常多元，如海納百川，二次大戰後，聯合王國見到了蘇格蘭民族主義、威爾斯民族主義、愛爾蘭民族主義、康瓦爾民族主義等等此起彼落、激突昂揚（甚或出現暴力威脅），然而大體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和共處，共同找出解決之道。然而其中的智慧，絕對不在於要選擇聯邦制還是單一制的問題，也不在於「過度強調民族、血緣，國家認同反而變得不重要」的問題。

賀教授說得沒錯，中國確實不是一個nation state，可是中國為什麼不是？英國為什麼是？其關鍵並不在於中國「情況複雜、多元、歷史上延續下來的一些糾葛更麻煩」，因為前面引號裏面的情形，英國一樣不缺。英國之所以可以稱之為nation state，是因為它是民主國家，它的權力來源是人民，人民的意見制度化地反映在國家的施政與決策之上。也只有在這個脈絡之下，才能夠明白為什麼英國「中央政府」會決定要把財政權力轉移給蘇格蘭「地方政府」？這完全是秉持著服務蘇格蘭想要自治的民意，去做一件絕大多數人皆贊同的事。因為政府為人民所選出來，它的義務與目的，自然就是要為人民服務。

另外，我也非常感謝賀教授關心台灣的司法「醜聞」。可是，我懷疑賀教授不想見到台灣再出現司法醜聞的心情，也是出於「由上到下」的睥睨、「和諧社會」的期許。我想，沒有人會樂意見「醜聞」，可是「醜聞」是任何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過程，有醜聞傳出，人民才知道公權力是在哪個地方做得不好、在哪裏地方濫權，當它變得公開透明，才會有解決之道的出現。台灣的民主自然是非常晚近的現象，它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我忝在英國生活的這幾年，更是深深感受到台灣民主程度瞠乎英國之後，之所以如此，還是權力不夠下放，民主不夠全面，由下到上的過程仍有缺失的問題。然而這些缺點，瑕不掩瑜，它無法遮蓋台灣社會因為民主化的結果，各種現代化問題不再在陰暗處發酵流膿，社會的壓力有了宣洩的出口，人民的生活、一般人的態度反而出現了真正的和諧與寬容。

我耳聞賀教授在中國素有清譽，也是許多人期待、尊重的知識分子，所以才對賀教授有深切期許，希望賀教授在未來仍然就自己法學的專業，秉持著良知真理，解中國人民之倒懸，為中國國家的前途提出良好的建議，因此不揣淺陋，謹以上的文字與賀教授商榷。


引文：
1.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0/nov/30/in-praise-st-andrews-day
2. http://www.bbc.co.uk/news/uk-scotland-11863392
3. http://wanglixiong.com/2010/08/45.htm
4. http://www.cymru66.com/cymruwales/beijing-olympics-bans-the-welsh-flag/
5.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uk/scotland/article6062946.ece
6. 借賀衛方教授語，假如日本是「蕞爾小國」，那麼英國應該算「蕞爾更小國」吧？就人口言，日本人口一億兩千萬，英國只有六千兩百多萬；就土地面積而言，日本是三十七萬平方公里，聯合王國只有二十四萬平方公里。
7.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325364/Scotland-raise-tuition-fees-English-undergraduates.html
8. http://www.guardian.co.uk/education/2010/nov/15/tuition-fees-scottish-students
9. http://lovetibet.ti-da.net/e2825314.html
10. http://rosaceae.ti-da.net/e1623106.html
11. 譚若思，《一中帝國大夢》，台北：雅言，2004年，第207頁。Terrill, Ross. The New Chinese Empire, p. 192.

如果我是一盏灯，请让我常燃不熄……

今天，是藏历第17绕迥2137铁虎年10月26日，为图伯特传统感恩节“甘丹安曲”（燃灯节），以纪念藏传佛教宗师宗喀巴。今晚，在我的故乡，家家酥油灯，人人颂三宝……

而这，是我许下的愿望——

图伯特，我生生世世的故乡

如果我是一盏酥油供灯

请让我在你的身边常燃不熄

如果你是一只飞翔的鹰鹫

请把我带往光明的净土！

注：原本藏历10月25日为“甘丹安曲”，但今年藏历缺25日，故26日为“甘丹安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