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台湾悬钩子博客的新帖子，如悬钩子所言：“这是刊登在法国China Perspectives杂志上2009年第三期之哥伦比亚大学藏学家罗伯特‧巴聂特之文章。以此文章纪念2008年的起义日。”
The Tibet Protests of Spring 2008: Conflict between the Nation and the State
2008年春天西藏抗议活动
－－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冲突
文／罗伯特‧巴聂特（Robert Barnett ）
译／台湾悬钩子
2008年春天西藏地区发生了多起抗议活动，初步的估计是九十五到一百五十起，甚至更多，暗示着它们比起过去的抗议事件更加广泛普及，也有更多俗人、农夫、牧人、学生参与。本文作为初步评量，欲申论的是，在中国境内与其他地方为了如何述说这些抗议事件的争论之中，暴力的问题占据了太多的篇幅，很少注意到政策问题与社会议题。这篇文章描述这场辩论的基本观念，并且简要地勾勒出可能导致抗议发生的历史因素。
历史上，中国政府只有两次尝试直接统治西藏。每一次的尝试主要都是军事行动，也都遭遇激烈与重复发生的抵抗。第一次尝试，是1910-12年中国军队短暂地占领了拉萨，与西藏士兵巷战后几个月，铩羽而归。那一次短暂的直接统治，导致了西藏的领导阶层流亡，也造成了一次民族认同危机，还让西藏人对于他们视为合作者的统治精英中的一些人感到极为愤怒，虽然它也引发了现代化的努力。第二次中国试图直接统治西藏是现代进行式，却有着非常类同的结果，继续遭遇到相当大的抵抗。
中国在1950年再度取得对西藏领土的控制权，九年后终于取代了传统的西藏政府，开始了第二次直接统治西藏的尝试。在头二十年里，中国对西藏的经营见到了三波重大的反对浪潮：1956-1958年在西藏东部、1959年在拉萨、与1969年在尼木与其他乡村地方，另外还有流亡人士以尼泊尔为基地所进行的游击攻击，时间从1960年一直持续到1974年为止。上述事件主要由武装反抗或非正规的军队、村里组织的抵抗队伍，或游击战士所构成。自从1976年毛泽东过世以来，中国出现了持续将中国社会自由化的努力，对于多元文化、宗教、旅行等等的宽容度都更大了。在这样情况下的藏人抗议主要是由街头抗议所组成的，最明显的是在1987年10月到1989年3月之间的四大示威活动，1989年到1996年的小型却延续不停的示威活动，以及2008年3月至4月的抗议活动，至今仍然还在继续。这两个主要的抗议浪潮－－1989年3月与2008年3月的－－导致了主要是军事行动的响应：1989年3月起拉萨实施了十三个月的戒严、2008年3月拉萨街头与其他藏区的武装军警驻守戒备，已经十五个月了，直到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为止（2009年5月），仍然没有解除的迹象。
1979年后的西藏示威浪潮并不是对共产主义教条的反应。它们在中国早已开始做一些毛泽东统治时期未能做到的事情－－改善基层经济、向外面的世界开放、允许一些宗教信仰活动、庆祝文化多元化，以及鼓励某种程度的知识活动后－－才开始。藏人的抗议活动在这个新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出现，不啻提出了困难的问题。它们也与中国本土典型的散沙化、受到经济问题驱使的抗议活动不同，西藏的抗议是由分享着共同价值观的单一民族之成员所采取的多次行动，而且抗议活动的方向，在反对中国国家统治这些区域的权利。对一些人而言，它们似乎是在中国目前的繁荣富裕中，为了追求地方的利益而投机式作法；另外的一些人，则认为它们构成了中国领导班子在非汉族的被统治者之中的正统性危机。不论采取的是哪一种看法，这些骚乱的周期性出现，对于现代中国之建国计划，提出了至为重要的关键议题：这个计划提供的是什么？它能处理异质性吗？它所包含的对象是谁？
2008年的西藏骚乱具有重大的政治冲击。它巩固了国际对中国作为专制政权的印象，就在中国似乎要在那年八月藉由奥运会摆脱这样的印象之时；它把西藏议题拉抬到中美关系与中欧关系中几乎最首要的部份；而它也导致中欧关系恶化，变成中国禁止欧洲各国处理或干涉西藏事务为主。它也导致了所有藏地重又出现大批的军队或武警于普通民众之中，这样权力的展示一定影响这些地方的人，使他们对中国国家的观感更加负面。西藏的扰攘不安，再加上世界各地对于奥运火炬接力的抗议，也改变了中国境内对于政治应如何操作与考虑的方式。中国境内官方媒体与民间舆论所出现的，对外国媒体呈现2008年事件方式之强烈攻击，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数十年来，如果不是数百年来，西藏人的政治动作都被他们的邻国与其他有利害关系的群体重新塑造，以符合他们各自迥然相异、又相互矛盾的解释。但这是网络时代所发生的第一次大型藏人抗议事件，而它们驱使了年轻的中国人，所谓的愤青，“愤怒青年”，以有创意的方式运用新科技，努力地想从国际或西方那里，重新夺回汉族对此事件的话语权。
在这么做的时候，不论是在国内或国外的中国爱国青年，创造出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的新连盟，并且将国内的舆论，甚至是党与政府的政策，推到更加极端的立场上。这样的立场，又反过来影响了西藏内部的政治观感，从本来理论上平等的民族团体之社会主义协商模式，变成种族对立的模式，而后者往往是跟殖民政权的行政方式连系起来的。另一个类似的改变，似乎也发生在中国负责西藏事务的决策者与评论者之间。在中国境内的藏人之中，看法可能是由日常生活的改变所影响的，例如愈亦增加的限制、关押、与军队的出现，但在中国境内，整体而言改变是由事件被代表的方式所驱使的－－修辞方式、媒体与公共讨论的转变－－创造出我在这篇论文内所讨论的关键性的不对等现象。
在西藏地区进行研究的困难，意谓着这篇论文并不讨论任何政治或社会诠释中本应该最为重要的议题－－也就是参与者的想法与经验之研究。
(1) 相反的，我先处理的是2008年春天外界所知道的事件，并且评估这些事件的哪些方面，对于中国的政治领袖与政策分析者似乎才是最重要的。第二点，我再检视这些事件呈现时所产生的冲突，以及局外人之间－－中国人、流亡者、西方人、等等－－对于这些事件应该如何诠释与操弄所产生的争论。
这篇论文的焦点，是在中国境内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流亡小区或国际场域中的事件。如同任何这样的研究，在这里所呈现的、与西藏事件有关的资料，都是临时性质的，并且只提出来作为一般性的指标而已，因为尚没有已经完成的真正田野调查研究，就算真有这样的研究，大概也不会公诸于世。同样地，中国人、西藏人、西方人等名词，都是以它们最普通的意义在这里使用，以作为指导性的指标，因为每个群体在为了民族（根据《牛津英文字典》的定义，是一个紧密的社群，“受到诸如共同的祖先、语言、文化、历史或居于同一块土地等因素所结合，以致于形成了一个鲜明独特的群体”）或国家（前引书，“构成民事政府基础的政治组织”）辩护时，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想法、观感、态度与利害关系。
(1) 关于抗议事件的藏人观点，已经有两本重要的作品集在西藏由私人付梓出版了，(a) 'Gar rtse 'Jigs med (ed.) Btsan po'i snying stobs (《无畏的勇气》), Vol. 1 私人出版（大概是在安多，2008年），(b) 西北民族大学 《东方海螺般的雪山》，编辑群（Drolma, Kirti Kyab, Tsering Dorje et al. )，Shar dung ri （《夏东日》）－－﹝英文标题：The Eastern Snow Mountain, Vol. 21 (2008)﹞这份期刊里面大约有一半的文章被翻译成英文，收录在A Great Mountain Burned by Fire: China's Crackdown in Tibet, ICT, Washington, D.C., March 2009, pp. 70-105.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火焚大山：中国在西藏的镇压》，华府，2009年3月。）
抗议的模式
就信息流动的观点而言，2008年的抗议事件与西藏先前任一阶段的抗议都不相同。在1959年达赖喇嘛远走他国之后的二十年里，几乎少有任何西藏人能够逃离西藏，但自从一九八零年代早期开始，一年大约有两千位藏人从西藏旅行到印度、或到西方去定居，形成了一个将他们与家乡的亲戚朋友连系在一起的社会网络。当抗议事件在2008年3月的拉萨发生时，西藏境内普及的行动电话与网络科技允许了信息快速地旅行到那些才刚刚出来流亡的藏人那里，也到了像我这样的观察者这里。
在中国境内，一个非官方的报导网络，由异议西藏诗人与网络作家唯色、与她的先生，汉人作家王力雄在北京设立，一些藏人知识分子把他们地区的消息传递出来，经过确认后公布在她的网站 woeser.middle-way.net 。这些情报大部份由驻北京的西方新闻记者，使用他们在当地的连络人所证实或补充
(2)，或者由以印度为基地的流亡组织、或由自由亚洲电台的藏语台、一家以华府为基地，并由美国国会所资助的广播电台，这家电台的报导以电话访谈目击者为基础。流亡人士取得了、并且在网络上流传了（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甘肃）玛曲、（青海）海南州鲁仓寺（Lutsa monastery）和平非暴力抗议的视频资料。西方的新闻机构取得了在拉萨所发生事件的视频资料，或者亲派记者到拉卜楞寺（英国《卫报》，3月1日），或在夏河县博拉乡（Amchok Bora，加拿大电视网的史帝夫‧赵于3月15日）拍摄抗议事件。这个调查里，我只将有目击者证实的消息，或那些清楚有不同消息来源，显示内含第一手情报的细节材料包含进来。
证实这些消息的过程比起从前容易了，因为中国当局在2008年西藏骚乱之初时就采取的一个新政策，试图取得话语权（control of representations）：官方媒体几乎总是在十二个小时内就响应外国媒体所报导的任何一件西藏事件，通常是证实外媒报导梗概，但定的调子却不同。在一件或两件的案例中，刚好西藏的抗议者似乎为恶的样子，例如涉及到暴力的抗议活动，中国的官媒就会抢先西方的报导。在四川的两个例子中，报导说警察开枪击毙抗议者，但除了其中一件以外，这样的说法第二天就被撤回了
(3)，他们不承认杀死任何抗议者。拉萨的抗议、3月14-16日甘肃南部的抗议活动，在中国的电视频道上播放，但是只有抗议者展示暴力行为的才会出现。
(4) 就这样，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境内出现了数量相当多的藏人抗议的官方报导，包括乡下地方所发生的事件在内。这些官媒的报导把示威者刻画为相当负面的人物，但是他们在如此做的时候，也证实了唯色与其他人所收集的初步信息。
交替检验这些消息，很清楚，从2008年3月10日至4月5日的三个半星期里，至少有九十五个分别的抗议事件在中国境内的藏区发生。所有抗议事件加总起来的数量，很有可能至少是一百五十件，鉴于在偏远乡村地区许多事件可能没有受到报导，特别是在甘南（Kanhlo，甘肃省南部的一个藏族自治州
(5)）。
这样的数字，比较起每一年据说在中国发生的八万件左右、为了土地与贪污问题所引起的农村抗议事件、似乎是很微不足道的，而中国农村所发生的种种抗议活动也往往包含了暴力，却明显不被中国政府或党认为是主要的政治挑战。为什么中国当局将西藏的抗议活动分开来对待，视为一种需要跨区调动军队来加以响应的事件？其中一些理由是很清楚的－－西藏的抗议有一致的目标，显示出可能有组织的迹象，拥有民族与宗教的面向，还对国外有影响力，可以在国外号召支持，也质疑了中国政府统治的权利，而不只是抗议地区官员过份的行径。其他的因素则由一些统计数字指出：在清楚而明白地公开表示反对中国的统治的意义上，这是十二年以来西藏地区第一次发生的街头抗议活动。之前的两年也曾经发生过小型的事件－－2005年11月拉萨哲蚌寺曾经发生反对限制宗教的静坐抗议、2006年甘丹寺的僧人之间为了一个有争议的教派而发生冲突，同一年也发生了对于生态环境与野生动物议题的象征性抗议动作，2006年在拉萨也发生了针对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抗议，2007年7月因为族群冲突而发生的之临时性、没有事先组织策划、快速形成的群体暴动（flash-riots），2007年10月发生了为纪念达赖喇嘛收到美国国会的金质奖章，而象征性地重漆了他曾经住过的地方的事件。但西藏人为了反对中国统治而走上街头做政治性的抗议，即使是非常小型的事件，都在1996年戛然而止了，显然是因为维稳部队（穿着便衣的队伍、布署守候在大昭寺周围、也是拉萨主要抗议事件发生的地点）愈来愈迅速地对这些事件做出反应，而抗议者被求处的刑期相当严重（任何公开抗议，不论时间多短，平均的刑期大约是六年半），都造成抗议代价过于高昂、不值得进行，特别是这类事件的消息很少传递到外界、或吸引媒体的注意。拉萨没有发生大型又明摆着反对政府的街头抗议，已经十九年之久了。
在那些年岁里，西藏地区的经济是历史上成长最快的时期，西藏自治区已经连续十四年每年都有两位数字的GDP成长，这是北京猛烈地专注于基础建设发展、拉抬GDP数字、以及对中国西部、特别是西藏自治区挹注以补助款之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在中国境内，似乎这些就被当成藏族已经心满意足的证据。还有，西藏地区的领导人不只向北京禀报，也向公众宣传，说因为经济已经大幅进步与其他因素，如密集的政治教育等等的结果，藏族愈来愈支持中国政府，不但不再对达赖喇嘛感到兴趣，也不想要再反对政府了。这种地方领导人物隐瞒误导的习惯，特别是中央相信这样的报告的现象，对于中国当局如何处理西藏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中央－边缘信息不对等，解释了2008年的抗议活动在中国境内拥有不成比例的高冲击力；如果不曾鼓励错报当地的民情，政府应该早就可以预测到西藏将会发生骚动。无论如何，这些抗议事件似乎已经驳斥了前述的假设，也似乎就是一九七零年代末期即构成对少数民族政策之基础的假设，那就是财富愈增加，社会就会愈有秩序，也会增加对于提供财富者的效忠，亦即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
(2) 对于西藏的报导，驻北京最重要的西方新闻机构是《泰晤士报》（伦敦），它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消息情报网络，《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有独立的消息来源来证实他们所收到的报导。某些事件的消息，例如在拉萨或北京发生的事件，都是直接传送的。
(3)中国当局承认在3月16日杀死四名在阿坝的藏人抗议者。(see "URGENT: Four Rioters Shot Dead Sunday in Aba of SW China, Police sources, " http://www.highbeam.com/reg/reg1.aspx? full=yes&refid=ency_prev&origurl=/doc/1P2-15586314.html) （新华社2008年3月20日，〈要闻：公安消息来源说：四名暴徒星期日在中国西南方的阿坝被击毙〉）。这个消息在第二天没有任何解释地，就被"Police: 4 rioters wounded in Aba of Sichuan," (http://www.china.org.cn/2008-03/21/content_13190976.htm)〈警方称：四名暴徒在四川阿坝受伤〉所取代。）（译按：香港《联合早报》2008年3月21日有一条〈暴徒抢枪，四川阿坝警方开枪自卫〉的新闻。）而原来的报导已经无法再从中国官方的网站上看到了。
(4) 请见"The True Account of the Violent Events of Beating, Smashing, Looting, and Burning in some Counties and Townships in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acture" （《甘南藏族自治州某些乡镇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真相纪实》），这是一份甘南电视台所拍摄长度二十分钟、以中文配音的视频数据合辑，当时由中国当局发给外国记者。
(5)新华网北京4月1日，李斌、李亚杰，〈达赖集团组织策划实施"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内幕〉内文提到：“从3月10日至25日，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四个藏区发生打砸抢烧事件150起”。并且在“人权观察”组织3月9日的报告 "China: Hundreds of Tibetan Detainees and Prisoners Unaccounted for," （〈中国：成千上百的被押、被囚藏人不知所踪〉）中引述。唯色博客 www.woesermiddle-way.net 在3月24日的纪录中提到：（据新华网甘肃夏河3月23日电）“记者从甘肃甘南藏族自州政府了解到，在此次事件中，甘南州105县市直属部门、27个乡镇及113个乡镇所属单位、22个村委会受到冲击。”以华府为基地的西藏支持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估计从2008年3月10日到6月22日，约有130件抗议事件。(Tibet at a Turning Point: The Spring Uprising and China's New Crackdown, ICT, Washington, D.C., 6 August 2008, pp. 19-22. （《西藏在转折点上：春天起义与中国的新一波镇压》，2008年8月6日，页19-22）。
地理的政治学
这些抗议的细节，指出了为什么这些事件对于中国的领袖具有非比寻常的政治重要性。一九八零年代晚期所发生的事件，大体上都是在拉萨发生的，然而这些新的事件却涵括了整个西藏高原。在1987年到1996年之间，共有213起政治抗议事件从西藏被报导，其中160件受到证实(6)，但其中只有5件是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方发生。2008年的抗议潮中，95件被报导的事件中，只有22件在西藏自治区发生（包括了西藏自治区极西边与北边地广人稀的地方），75件发生在西藏高原的东部地区，不是在东北部传统上称之为安多的地方，就是在东部传统上称之为康的地方。若以中国现在的行政区域来统计，青海省发生了三十件，四川省有二十三件，甘肃省南部有二十二件。这意谓着，在中国五个拥有藏族自治区的省级的行政体系里，只有云南省没有发生抗议活动。在村级与乡级所发生的事件，因为尚未受到证实，所以并没有被包括在这些数字里，也都是发生在西藏东部地区，而2008年4月以后所发生的四十件或更多的抗议活动，也都是在东部地区。
这个事实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显示了示威表示不满的地区比起过去已经更加扩大了。位于西藏自治区之外的藏区，在一九八零年代奉行的政策比西藏自治区温和许多，以致于有时候它们被描述为民族与国家和谐相处的可行范例，又是地方自治与文化尊重的实际榜样，甚至西方的记者也这样认为。
(7) 只有在这些地区才有说藏语的中学（西藏自治区里连一所都没有），他们也不受到1989年戒严令的影响，这些地方的领导阶层里，藏人的比例也比较高，而其行政的模式似乎也比较自主化。一般说起来，这里有比较大型的寺院，在宗教的信仰上也比较少受到干涉，还有许多以藏文出版的刊物，还有以藏语为媒界的文化与智识活动－－西藏作家、诗人、非官方的杂志、出版社、导演、博客作家、音乐家在这些区域都十分活跃，主导了藏人的文化生活。每个藏人都知道至少从1987年的抗议开始，西藏自治区的限制就比东部藏区的更多，而外国学者的田野也几乎只限于这些东部地区才能进行。外国游客自从1989年以来没有办法合法地以个人身份进入西藏自治区，但东部所有的藏区则对个别的外国旅客开放，不用申请特别的许可，至少十年前如此。以常识来判断，自从一九八零年代以来，西藏东部地区比起西藏自治区，应该对中国国家的满意度较高，而失去了那样的支持，显示了在那些地区的西藏人民在忠诚上有了重大的转变。
让中国的决策者也许对康与安多骚动增加感到担忧的，还有其他的原因。虽然这些地区的书写语言，几乎与西藏中部地区相同，然而口语的方言几乎是彼此不能相通的。在中共接收这个地方之前，此地的社会系统也跟西藏中部不同：西藏中部地区贵族所拥有的大型庄园，在东部地区是几乎没有的。而且历史上，大部份的东部地区已经不受拉萨统治有百年之久。在二十世纪早期，拉萨政府短暂地收复了康的部份区域，但康的东部区域与整个安多区，已不受拉萨控制至少两百年之久。虽然拉萨当局在1913年的西姆拉会议里包括了它想要在这些地方保持一个特殊的角色或利益的条款，当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至1959年接收这些地方的时候，拉萨没有正式表达抗议，只有等到中国军队越过金沙江进入现在的西藏自治区时，才讲起受到入侵。西藏东部与西部同时爆发抗议活动，只有到了一九五零年代晚期才发生，而现在这个现象又再度重演，不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8)
抗议事件之东西迭合，这个非比寻常的特征，只有在我们思考这些示威者所作出的要求时，才更为清楚。三月十日哲蚌寺僧人上街游行，据说他们有三个具体、非政治性的要求，例如要求释放五位在2007年10月因为前面提到的重新粉刷达赖喇嘛前住处事件而被关押的僧人。3月16日西北民族大学的学生抗议活动，拉出的布条仅只简单地说：“藏人休戚与共”（
Bod mi'i skyid sdug mnyam myong）。然而这样小心翼翼的措词是非比寻常的。特别是在3月14日以后，抗议活动似乎不再有什么组织，也很少表示单一或特定的要求或口号，更不用说策略上有经过什么精密计算了。描述示威者喊口号、提要求的绝大多数报导中，说许多呼求与达赖喇嘛有关－－一幅手写的布条写着：“邀请尊者，争取自由”（
Gong sa gdan zhu／rang dbang rtsol）－－而许多抗议的照片显示着人们高举着西藏流亡领袖的图像。这个与抗议者在一九八零年代晚期的口号截然不同，当时他们典型呼求的是独立，还有中国人离西藏。这大概是反映出达赖喇嘛在过去二十年改变了西藏议题的政治焦点的程度－－从独立转变成为与中国当局协商。它也显示了海外的藏语广播电台－－以美国与挪威为基地的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西藏之声，从一九九零年以来，每日提供了海外的西藏相关事件之报导－－传达消息之范围广泛。但是使得达赖喇嘛在西藏境内地位愈亦崇高，最大的理由，就是中共攻击他的政策，这个政策只有在1994年才开始，当时中共决定把西藏议题简化为只是他个人的地位问题，重复地在媒体上攻击他，还要求僧人、阿尼、与其他人谴责他。
许多事件的报导都描述了人们大喊西藏独立：重要的是，这些抗议事件显示了藏人之间有一种广泛的看法，那就是西藏在过去是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已经确知，至少在十一个事件里，抗议者拿着西藏国旗，这个旗子在中国是严禁的，而且展示它是极度危险的一件事（1988年12月，拉萨的武装警察近距离射杀了两位藏人，就因为他们展示了旗子）。2008年的抗议事件中，十个展示国旗的例子，发生在西藏东部地区－－大部份在该旗帜从来没有飘扬过的安多部份地区，也是数世纪未受西藏政府统治的地方，在1949年以前这个地区的人并不认为他们是西藏这个单一政体的一部份。西藏国旗的使用并不必然显示（如某些人这样以为）这些抗议者是在要求独立－－然而达赖喇嘛的图像几乎在每一场抗议里都出现，显示着，像他一样，他们认为西藏过去是独立的，但还是接受一个妥协的方案，即使有些人希望未来能够独立。但它们的确表示了这是西藏民族主义的一种现象，还有西藏作为一个不同民族的观念比起二十年前更加广泛普遍了。
(6) 见"Demonstrations September 1987 to August 1992,"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Background Papers on Tibet -- September 1992,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September 1992,（西藏信息网，1992年9月，〈1987年9月至1992年8月的示威〉，《西藏信息网西藏背景报告书：1992年9月》） "Reported Demonstrations 1992-93: List," TIN News Compilation, October 1993--Reports from Tibet 1992-3,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October 1993, p. 31. （西藏信息网，1993年10月，〈1992-93年有报导的示威活动：清单〉，《1993年10月西藏信息网新闻合辑－－1992-3来自西藏的报导》，第31页。）
(7) 例子请见：Fred Lane, "The Warrior Tribes of Kham," Asiaweek, 2 March 1994. （弗来德‧兰恩，〈康的武士部落〉，《亚洲周刊》1994年3月2日。）
(8) 安多抗议事件的发生地点，似乎与过去曾经与解放军发生重大冲突的地方，或者1957-58年镇压运动（平叛）造成死伤惨重的地方，有密切的关连。这些事件的回忆录，最近才刚使在西藏流传，其方式不是以口述传播，就是以非官方的出版品，如Nus Blo, Nags tshang zhi lu'i skyid sdug（那仓‧努旦洛桑《那仓男孩的辛酸史》，又译《一个藏人的童年》），由作者在2007年于西宁自费出版，还有Rin bzang gi mu 'brel zin tho （《Ringzang的系列笔记》），包括Rin bzang, Nga'i pha yul dang zhi ba'i bcing grol （《我的家乡与和平解放》）；Rin bzang, Nga'i pha yul dang gzab nya （《我的家乡与仔细聆听》）；Blo bzang Don 'grub, Nga tsho'i mi rigs dang nga tsho'i bsam blo （洛桑顿珠，《我们的民族与我们的想法》），大概都是在安多由私人自费出版的。
阶级与抗议
图说：俗人、僧众、尼众与学生参与抗议的圆饼图。
2008年的抗议事件还显示了另外一个与前期抗议活动迥然相异的地方：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与各种阶级。一九八零年代晚期在拉萨发生的政治抗议事件，都是由僧人与阿尼所领导的，俗人偶尔参与时，他们通常是来自小商贩的这个新兴阶级－－一九八零年代中期才刚获得再度信仰宗教的许可，并且在圣城大昭寺附近的街头市场里开设小店铺的城市商人－－1993年时，有七个政治事件是由农夫在村子里发动的；广为人知的、1988年有两个学生受到逮捕；而至少有两个象征性、非政治的抗议是由学生在1989年与1993年所发起－－但一般而言，参与者的出身背景是相当狭窄的。这个现象似乎必须为中国决策者之所以决定增加藏人中产阶级的人数与财富（这些人不超过藏人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至十），好收买人心、减少抗议，负起部份的责任，这个关键的理论也是他们决定1992年以后增加西藏政府雇员的薪水、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的原因。
但即使是从我们可以得到的粗略报导中，很清楚的，2008年的抗议事件有更多不同阶级的人参与。九十五件受到报导的事件中，有百分之三十发生在村子或乡里中，而且一旦有更多信息流传出来，乡村地区所发生的事件件数，很有可能比以上的数字高出甚多。这一定意谓着相当高比例的农民参与了，而且在某些案例里，游牧人也参与了。其余的事件绝大多数是发生在县里，这些地区往往总人口只有五千到一万人，而这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可能会被认为是乡下的小区。这意谓着在中国的官方术语中，这些事件会被归类为农民斗争或起义，而它们是由传统上被视为党的权力基础来源的人所发起的－－理论上在一九五零年代因为中国直接统治而短暂地得到土地、并且在一九七零年代末期再因为人民公社解散，获得最大好处的社会阶级。
僧众与尼众在上一波的抗议潮中，发起了绝大多数的抗议活动，所以在一九九四年，一个在北京召开的称之为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把西藏所有“宗教专业人士”视为潜在的政治可疑分子，加以锁定后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这就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思维，从1996年5月开始派党内官员所组成的工作组，到每个僧院、尼寺中要求出家人写下对国家宣布效忠、谴责达赖喇嘛的书面声明。西藏的僧尼名额已早已经被冻结，不会再增加，而每一个寺院中的出家人的人数也是固定的。拉萨甚至还出现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僧尼没有得到事先许可，不得进入公家机关，如西藏大学等等。这样的排查似乎是打算要管理发生抗议的主要来源。但是2008年春天的抗议行动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的事件完全是由僧尼所组成；其他事件都是由俗人所领导，不然就是由大批的俗人参与的。三月十日开始，僧人组织了前三天的抗议活动，但从那时候以后，绝大多数的事件都是由俗人所主导的。这一点就是与先前的抗议模式不同之处。
在前一波的西藏抗议潮里，精英分子少有参与－－官员、喇嘛、大商人、俗人的知识分子。现在我们３也不清楚，这个群体里的人，是否曾经参与2008年的抗议活动，然而最初受到报导的九十五件抗议活动里，有十七件是由学生发起的，包括拥有藏语系的五所少数民族院校的四所在内（这是中国特别用来训练少数民族干部的特殊学校）。当局在抗议之后所进行的嫌犯扫荡中，我们发现了知识分子兼歌手加羊吉（Jamyang Kyi）、作家与博主更嘎仓央（Kunga Tsangyang，刚尼）、贡却才培（Kunchok Tsephel）、罗桑格德（Lobsang Kirti）、图桑（Thuksam）、卓日次成（Dokru Tultrim）、洛珠旺波（Lodro Wangbo）、江央平措（Jamyang Phuntsok）、根雪乐嘉措（Go Sherab Gyatso）；电影制作人当知项欠（Dhondup Wangchen）；歌手达贝（Dabe）、卓玛吉（Drolma Kyi）、恒周（Lhundrup）、丹增（Tenzin）、扎西东知（Tashi Dondrup）；教师巴千洽（Palchen Kyab）与索朗（Sonam）；喇嘛普布泽仁（译：布绒朗仁波切）；以及艾滋病教育工作者旺堆（Wangdu）。
这意味着2008年绝大多数的事件大致上都是乡村的、大部份由俗人所发起，有重要的精英参与或支持。这些数字并不能解决抗议者所代表的西藏人口比例问题－－中国有一个统计是，参与抗议事件的人约有三万人，是藏族人口的0.5%。但很清楚的是，范围相当广泛的社会群体与不同阶级都以相当重要的方式在这些事件中被代表了，而整个藏地，穿越空间、阶级，对达赖喇嘛的支持、相信西藏过去是个不同的国家的这些信念，已经颇为普遍地传播开来了。
表格：
1987-1996年、2008年3-4月抗议事件中发生暴力之种类与程度
| 1980年代与2008年抗议事件中所发生的暴力 | 1987-1996 | 2008年3-4月 |
| 外界所知的所有政治抗议活动总数 | 约200件 | 至少95件 |
| 非暴力的抗议次数 | 约190件 | 约77件 |
| 主要是俗人抗议的次数 | 约7件 | 约50件 |
| 暴力抗议的次数（以及在俗人抗议中的百分比） | 3次（43%）一 | 18次（36%）二 |
| 抗议者攻击平民的旁观者（死亡人数） | 0次 | 2次 （18人死亡）三 |
| 抗议者攻击国家的财产 | 3件 （包括焚烧警察的车辆，其中一次包括焚烧一个派出所） | 18件（包括焚烧车辆、派出所、政府办公厅与其他建筑物） |
| 抗议者攻击平民的财产 | 1件（包括掠夺少数的汉人店铺） 四 | 4件（包括焚烧与掠夺汉人与回人的店铺）五 |
| 抗议者攻击军警人员（死亡人数） | 3次抗议（1死） | 18次抗议（2死）六 |
| 遭到军警开枪而死的抗议者 | 估计75到150人 | 估计30到219人 |
注释：数字皆是估计值。
一、1993年拉萨附近农村的抗议事件中，亦曾经发生小型的暴力事件，然而关于这些事件的详情依然不明确。
二、注意到2008年大部份的暴力事件都发生在拉萨市里、或拉萨附近、在四川、或者甘肃南部。甘肃的抗议中没有人死亡。 三、十八人死亡发生在三月十四日的拉萨暴动中，其中有132座建筑物受到烧毁，而3月15日拉萨东边的达孜县德庆镇所发生的较小型暴动之中，共有23座建筑物被烧毁。11位汉人与1位藏人在藏人的纵火事件中被烧死，纵火者也许不知道这些商店是有人在里面的。其他六个人的死因不清楚。
四、这个数字并不包括藏族对回族所进行的偶发性族群暴动（不是政治性抗议）。
五、对于汉族与回族民工的财产所作的攻击发生在拉萨（3月14日）、达孜县德庆镇（3月15日）、玛曲（3月16日）、阿坝（3月16日）。
六、3月14或15日于拉萨或德庆镇的暴动中，有一个警察死亡，3月24日可能有一个警察或军人死于四川炉霍。有许多受重伤的例子。
抗议的分类
2008年的抗议活动，相当与众不同的特色是发生了相对高量的暴力。当这些事件被绝大多数媒体再现时，此暴力变成了主要强调的重点，特别是在中国，并且被用来作为塑造主流意见的决定性因素，不同的团体不是夸张它，不然就是否认它。然而，2008年抗议事件中所发生的暴力，应该与先前规模、组成人士都类同的事件相比较，因为暴力在西藏通常是发生在大批的俗人参与、或者乡村地区的事件里发生。在2008年的抗议事件中，每一次抗议参与者的人数，都比前一波的抗议事件里，多出数倍以上，每一次的事件中都大概有一百个人参与，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然而在过去抗议事件的参与者往往只有二十位左右。2008年的抗议事件超过一半以上，有俗人的参与，对比前一波的十分之一。规模庞大、绝大多数都是俗人参与的抗议活动、最后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这是正常的事情：首先他们对抗的是公安武警，然后再对付政府财产，最后，如果不受警察拦阻的话，再对付移民的店铺。
(9) 一个粗略的比较显示在2008年俗人占绝大多数、乡下的抗议事件，最后导致暴力事件发生者，大概是36%，比起一九八零年代的43%少多了
(10)。然而，因为三月十四日、十五日拉萨与（达孜县）德庆镇抗议者攻击所造成的平民旁观者，主要是汉人的死亡人数，却比任何先前的事件都来得高。
2008年抗议事件中，关于藏人抗议者被警察军队开枪打死、或者后来在羁押期间死亡的人数，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辩，造成这个数字从八人到两百人不等。中国当局承认军队在四川的两次抗议事件里为了自卫而开枪，但却说拉萨的军队没有使用任何枪枝，这一点与好几位目击者的报告矛盾。中国当局在数次不同的报导中说，有八个藏人抗议者不是在抗议过程中、不然就是在之后不久死亡，但不是暗示他们的部队不必负责，就是在后来更改了这些报告 。
(11)
表格：
2008年3-4月抗议事件死亡人数估计值：
| 2008抗议之死亡人数 | PRC官方 |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 西藏流亡政府 |
| 藏人抗议者（被军警杀死） | 8 | 140一 | 219 |
| 旁观者／平民（被抗议者杀死） | 18 | 18 | 未给 |
| 军警（被抗议者杀死） | 1 | 2 | 1 |
注释：一、流亡者所给的最详细纪录里，说明至少有八个藏人在三月十六日于四川阿坝被枪杀；四月三日在四川甘孜州附近的煌源有十人死亡；三月十八日在四川甘孜有四人死亡；三月十六日在四川稻城有三人死亡；三月十五日在拉萨附近的林周县有一人死亡；三月二十四日在四川的炉霍有一人死亡。
如果我们检验抗议事件的分类的话，2008年抗议事件之与众不同更加明确。我们可以大略把它们分成六个种类：
(1)和平步行。这些是事先组织的抗议活动，针对的是特定的限制或政策，其中大批的人，通常为僧人或尼众，聚集在一起，进行步行或者静坐。这就是三月十日、十一日哲蚌寺与色拉寺的僧人所做的，也许是仿效着缅甸僧人抗议的模式。这些事件主要是和平的，除了警察试图逮捕他们时候发生拉扯冲突之外。
(2)乌合之众的暴动。因为一个谣言或者当地所发生的一个事件，人群自发地、快速地形成，如2008年2月21日在青海热贡所发生的抗议事件，以及3月14-15日拉萨与达孜县德庆镇所发生的事件。
(12) 这些活动通常没有明确的焦点，倾向于破坏财产，如果没有公安武警有效地制止的话，可以持续很久。他们没有明确的领袖、目的、或者口号，而且似乎触及了一般的不满或偏见，所以常常带有民族的面向。
(3)声援别的地方发生的抗议事件。这些是在乡村小镇里有焦点的抗议活动，以作为对于在别的地方所发生的事件或者周年纪念日的响应。这些事件倾向于拥有广泛共享的目标与口号。它们也许还有自己制作的布条，而且通常以前往某个特定地点的步行活动开始，可能是政府的建筑物或办公厅。它们也许会导致针对财产或者人员的暴力，通常是政府的财产。2008年3月在（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鲁仓寺、德查寺、与（甘肃）拉卜楞寺，还有（西藏自治区）林周、达孜、墨竹工卡，（四川）阿坝、（甘肃）卓尼、迭部、碌曲等地所发生的抗议，都属于这个类型，以标记1959年的起义周年日、或者响应拉萨三月十四所发生的事件。
(4)反对当地所发生的事件之抗议。这些也是在乡村小镇里有焦点的抗议活动，但所回应的是当地所发生的特定事件，特别是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例如逮捕了当地寺院的僧人等等。再度，群众的要求与目标，相对而言，是相当具体的。这种抗议发生在2008年4月初，在三月底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组、或者搜查部队进入地方的寺院以后，就在（四川）炉霍、煌源、（甘孜道孚）灵雀寺、（西藏自治区）墨竹工卡以及其他的地方发生。
(5)表达休戚与共的抗议。这些是守夜或者步行的活动，为了表达与在之前抗议活动中受苦难者感同身受。民族院校里的学生抗议活动就属于这类。这些是和平的，未受警察强力驱散的。
(6)单人抗议。这些活动只有单一的个人或者人数非常少的群体，通常是僧人或尼众，在小镇的中心举行的象征性抗议活动，往往只拉出一个布条。这样的动作，不啻于将自己置于逮捕与毒打的命运，只为代表了整个小区的心情，或者是为了一个理念原则，从2008年3月以来愈来愈常发生在四川。这些活动往往是由女性发动的。这种活动一成不变，皆为和平的（虽然2009年2月27日在阿坝发生的事件里，涉及了自焚的动作）但一定导致了立即逮捕，而且是非常残暴地被逮捕，而且在某些例子里，抗议者据说还受到枪击。
第二类的乌和之众暴动在西藏并不是首次发生。1987、1988、1989年的拉萨暴动都是反对中国政府的，而不是受到族群敌意所驱使；1995年拉萨所发生的小型暴动、2002年青海尖扎、2007年7月青海果洛，则是明显的族群冲突，这些例子中是针对回族穆斯林。广泛的暴力动作、族群攻击是此类抗议事件的常态，不论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皆如此。第六类的单人抗议活动则与一九八零年代所发生的绝大多数抗议事件类似。第四类的抗议形式则往往在乡下地区发生，也是涉及暴力的，在去年的藏地大大地增加了，但在大体上与中国各地所发生的无数抗议活动极为类似。如果单就此种类型来考虑，它们也许对中共领导人物而言，没有太过费心的必要，因为它们并不隐含着组织协调，而且在理论上可以只借着地方政策改弦更章，或者惩戒、替换地方官员，就能避免此种的抗议产生。
然而，其他三类的抗议活动，却是新的：大批僧人有组织地进行缅甸式和平步行、静坐；村里为了数百英哩之外的事件、甚至数十年以前所发生的事件，想表达支持而进行抗议；还有精英学生明白表示同情而行动。2008年3月底以后所发生的大部份抗议活动，不是第五类就是第六类－－为了响应地方官员针对三月事件采取的行动（特别是再度派遣爱国主义教育工作队、武警军队进入地方寺院）。这些抵抗的形式，使得先前不参与暴动的人口之绝大多数也参与了，而它们暗示着对于历史的觉识、整个西藏消息的快速传播、还有共同的信念。尤其是第三类的乡村抗议事件，代表了人数最多的藏人人口－－西藏自治区百分之八十五的藏人都住在乡村地区。乡村中往往没有有组织、和平抗议的传统，因此这里发生事件的话，一定程度的暴力是很可能的，虽然达赖喇嘛不断呼吁大家非暴力。
从这里，我们可以指认出2008年抗议事件非比寻常的特征：乌合之众所引发的暴动中，暴力发生的程度更加严重了，但这是因为新的抗议活动比较起从前的事件，每一次都有了更多的人员参与；更多的俗人成为抗议事件的参与者；更多乡下人、学生、有组织的僧人；整个高原上消息传递地更快、而且拥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如果我们把这个跟事件在地理上、社会阶级上的散播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的抗议事件指出了先前静默的藏人俗人阶级，已经政治化、激进化了，特别是西藏东部地方的农夫与牧人，由新兴的都市中产阶级的学生所支持，也由愈来愈成熟的寺院团体所支持。
(9) 1989年3月5日的拉萨抗议、和2008年3月14日的拉萨抗议，皆见到暴力从本来对公安警察的攻击，升级变为对汉人店铺的广泛攻击，因为至少好几个小时当局只派少数警察，或者根本没有派警察维持治安。青海政协主席白玛说：「很遗憾拉萨当局在三月十四日的暴动的头几个小时没有采取坚定的行动来控制局势，」以及「高压与专横的策略只会制造更多敌意」（Shi Jiangtao, "Solution over Tibetans is 'more control,'" South China Monring Post, 26 April 2008. 《南华早报》史江涛，〈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是「更多控制」〉，2008年4月26日）。
(10) 1987-96年的抗议活动只有很少人参与，大约一次十到二十人左右，甚至更少，几乎总是僧人或尼众。在这些事件总是和平非暴力的。
(11) 中国当局说有三位抗议者于3月14日或15日死在拉萨（「其中一位在警察逮捕他时，跳楼死亡」，「另两位则在混乱中受伤」，Materials on March 14 Incident in Tibet (I),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 2008, p. 32）；3月16日有四人在阿坝被击毙（此报导在第二天就被移除了，见注3）；而名为丹达的藏人是「在家等候审判期间」「得病」而死于拉萨城（"Police violence video a lie from Dalai Lama group," China Daily, 24 March 2009 《中国日报》：〈警察暴力视频录像是达赖集团的一个谎言〉，译按：可参考BBC的报导： 〈中国：西藏殴打视频属“谎言”〉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960000/newsid_7962900/7962915.stm）
(12) 热贡事件之来龙去脉请见Charlene Makley, "Ballooning Unrest: Tibet, State Violence, and the Incredible Lightness of Knowledge," in Kate Merkel-Hess, Kenneth L. Pommeranz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s.) China in 2008: A Year of Great Significan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pp. 44-56.（莎琳‧梅克里，〈骚乱的急速扩大：西藏、国家暴力、与知识难以置信的轻〉，收录于在凯特‧梅克尔-汉斯、彭慕兰、华志坚编缉，《中国，2008年：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2009年，第44-56页。）
图说：2008年3月10日到4月5日每个省份每日发生抗议事件的数量长条图。图中单日抗议事件发生量最高的，是三月十七日。所有的数字都是还可能会变动的，其来源是根据的是网络与媒体的报导，包括尚未确认的消息在内。
解开代言与原因的纠结
那么，为什么有关于2008年抗议的讨论有这么多的篇幅都是集中在暴力的问题之上？对于政治领导人物而言，主要的问题是、或者应该是，政治活动与政治意识为什么在西藏人之间如此广泛地传播。暴力的叙事法不但帮忙两边避开了其他的问题，又巩固了他们的立场。从一个藏人的角度看来，暴力是中国国家机器所犯下的，并且曝露了它是一个压迫的政权，在此同时，它也让抗议者的暴力显得义正言辞。从一个中国的角度看来，暴力是藏人民族主义者所犯下的，也解释了强力的军事举措是有必要的，又在另一方面（没有清楚原因的）继续火上添油地说骚动是外在势力唆使的。事实上，除了暴力作为影像可以对情绪造成冲击之外，却无法解释抗议发生的原因，因为除了那些直接导致动荡的事件之外，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的理由。要解释骚动的来龙去脉，只有两个办法，不是去找出组织性地唆使煽动的证据，就是研究系统性的理由，如政府的政策、或社会状况等等。然而在西藏的例子里，这些问题的研究大致被媒体里争吵着骚动之意义与性质的讨论所取代了。所以有关于它为什么会发生之原因的论点论据，变得与它们被描述的方式无法区别了。在这个案例中，代言（representation），甚至公开的操弄数据，被每一边利用，以作为规避回答为什么会发生抗议的问题的借口。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媒体上少有骚动发生原因的严肃讨论。
(13)
对于分析者而言，考虑2008年的事件是否受过组织策划，确实有合理的根据。它们包括了类似的政治活动在相距遥远的不同地点同时发生，而且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程度。三月十日发生了五个类似的事件－－大批的僧人进行和平抗议－－分别在相距一千公里的不同地点发生（西藏自治区的拉萨、青海的德查寺与鲁仓寺）。此现象又与印度五个流亡团体打算进行他们称之为「人民的起义」（"People's Uprising"）的运动，其内容包括一百位流亡藏人当天从新德里开始的「和平步行」（"Peace March"），其目标据宣称是要越过边界进入西藏。流亡人士明言他们的计划就是要激发让奥运比赛难看的活动，即将在当年八月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也普遍被认为是一个中国能否为国际小区所接受的一个测试。第二波的抗议活动，亦即那些从三月十四日拉萨暴动而引发的，也显示了相距遥远不同地点近乎不约而同的活动。接下来一个月所发生的九十件抗议事件中，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至少有六十四件，甚至可能更多，是在拉萨暴动的七十二小时之内发生。这个，也有可能被认为是某种协调与组织的一种可能指针。
三月十四日的暴动发生后几个小时内，中国的媒体就宣称是达赖喇嘛计划了这次的事件，包括暴力在内。中国的部份媒体甚至暗示，就是达赖喇嘛本人策划了抗议和有预谋的暴力活动。而在更高的领导阶层里，罪责被更有外交手腕地放在“达赖集团”身上。如同中国总理在三月十八日所说的：“这次事件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煽动的。
(14) 支持这个说法的证据由中国的媒体在三月三十一日公布。
(15)
然而，这个证据大体上被国际媒体与政治人物拒绝，认为无具体内容：它不是无法证实，不然就似乎是显示流亡的运动团体的正常修辞，其目的是为了要动员其他流亡人士，而不是在西藏境内的人。其中的绝大部份说词，跟流亡团体喊了多年的口号，没有太大的区别。
学者如茨仁夏加指出，在流亡地的活跃人士已显示出，他们在西藏境内组织任何活动的能力微不足道到几乎等于零的地步，他们也没有办法在西藏境内作出重要的连系，又暗示他们的绝大多数说词口号，也许都只是夸夸其谈而已。
(16) 在过去，的确有地下组织在西藏活动，然而绝大多数已经在1993年被改善后的政府维安行动给彻底收拾了，而自从那时候开始，任何活动似乎都只限于信息流通而已。虽然媒体常常在审判尚未开始就祭起反华势力煽动的说词，然而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国安单位，据我们所了解，并未能提出任何显示流亡人士与西藏境内抗议活动有重要关连的法庭案件。
(17) 在过去五年里，愈来愈多曾经“非法”在流亡学校读过书的藏人回到拉萨与其他藏区，常常胸怀热烈的民族情感，然而他们的活动与身份太过突出显眼，公安警察很容易可以制止他们可能考虑进行的任何努力。如同先前的例子，国家机器通常只指控这些归国者散播消息，而不是策动抗议或骚动。
“达赖集团唆使煽动”的看法，最主要的问题是，更简单的解释大量存在着。让事件得以在大致上相同时机发生的所有必要信息，都广泛地在国际媒体里流通着，而这些媒体的出口，透过外国的短波电台与卫星广播，对大多数藏人而言，都是轻易可以得到的讯息，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这些广播可以很容易地就到达西藏的乡下地方，甚至比都会地区更容易，因为都会地区集中了许多各种盖台的电波干扰机。对于流亡团体计划阻挠中国奥运筹备工作、在三月十日为了纪念1959年导致达赖喇嘛流亡的起义事件，打算在印度举行步行等等活动，在中国之外的媒体上、广播电台上都有广泛的报导。这些报导中暗示着中国不太可能在筹备奥运的期间使用致命的武器，而达赖喇嘛正在与中国当局磋商谈判的事情，是广为人知的消息，后者也许就是抗议者也许希望能够影响的。一旦拉萨发生了一件抗议的活动，因为行动电话的使用在藏人之间是很普遍的，而且许多西藏东部的人都以僧人、商人、与政府员工的身份住在拉萨，消息很快就如野火燎原般在藏人的小区里散播开来了。西藏东部地区的社会网络在三月十日那一天一定特别忙碌，因为那天拉萨的第二场抗议活动是由十四位来自安多的僧人所发起的，而他们被关押、毒打的消息，一定被很快地传到他们的亲戚与东部的僧人同修之间。一些中国的网络活动人士说，三月十四日拉萨抗议的消息，是由外国的广播电台传播的，而西方媒体报导，中国当局不准暴动的视频在中国本土播放，直到事件发生两天以后（理论上是因为中国民族主义分子已经在网络上看到暴力的视频，所以鼓噪要求的结果
(18)），但一些安多的藏人说拉萨暴动中暴力的视频，在三月十四日当天就已经在他们地区的电视上播放了。
(19)
有些抗议活动显示了某种程度的计划与组织，例如哲蚌与色拉寺僧人在三月十日与十一日所举行的和平步行活动，他们呼喊着措词谨慎的口号、在策略上也以节制为考虑，然而这种程度的自我规范，是同构型高又连系紧密的团体预料之中的表现。但是这些抗议活动并非中国媒体重点播放的对象。相反的，中国的媒体与网络论坛都把焦点都放在发生暴力的事件上，主要是三月十四日在拉萨所发生的事件。换言之，他们讨论的是暴动，而忽略了示威游行。就像大部份的暴动一样，西藏的暴动本质上也是毫无秩序又混乱的，并未显示出任何经过组织的明显迹象，没有事先准备好的抗议布条，也没有具体的诉求，更无明显的领袖人物指挥或调度的证据。媒体对该事件的描述，或者中国官员们，都把焦点放在其他更加隐微、可能显示暴动中有间谍特务的迹象上面。一家香港的报纸引述拉萨的一位旁观者说法（显然是汉人，但此人的族别身份在报上并没有披露），他说一定需要特殊的专业知识，才会知道要如何焚烧一辆车；一些博主说一定需要特殊的装备才能很快把店铺烧光；其他的评论者则报告说，藏族抗议者身上早就背着装满石块的背包。
(20) 公安部宣布某些参与者在审讯中已经坦白，说他们拿了一个被指名道姓、曾经坐过牢的僧人的钱，才火烧店铺，攻击非藏人的。
(21) 电视与报纸都展示警察在西藏高原各地的一些寺院里所找到的枪枝与其他武器的照片。(22) 一个美国的独立作者想出了一个更完整的理论，想证明西藏的抗议事件是以华府为基地的美国民主基金会所策划与出钱资助的。这位作者曾经出版过一些著述，主张2001年世贸中心受到摧毁（译按：911事件）是美国情报单位的阴谋，他稍后就在法律诉讼的威胁之下，撤回了那篇西藏抗议事件的文章，但到了那个时候，这篇文章已经被中国的主要电视节目当成头条新闻播放了好几次，也在中国、新加坡与香港的报纸上全文注销。
(23)
在西藏流亡小区与他们的支持者之间，也出现了类同的各式阴谋论，没有证据地认为暴动是由汉人间谍伪装成藏人所刻意挑唆的。这些论点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没有策略上的好处，除了表面上舒解了大家在了解藏人也会使用暴力之后所引起的尴尬以外。一位加拿大的阴谋论者写了一篇文章，声称英国的情报单位拍到了卫星照片，显示解放军换上僧人的袈裟；一个不具名的泰国游客据说曾经告诉一个流亡人士，她认出一个藏人警察混在暴动者之间；法轮功的报纸《大纪元》刊出了几篇文章，引述中国异议份子唐达献未获证实的说法，并将之呈现为事实的样子－－他说1989年中国当局曾经利用特务挑唆拉萨暴动，而数字藏人的博主认为中国媒体照片上所显示的一位拿着一把太长刀子的藏族暴民，明显是假的。一张中国士兵拿着僧袍的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以作为士兵伪装成僧人的证据（虽然拉萨的暴动之中少有僧人参与）。这张照片事实上是2001年士兵在拉萨为了杨紫琼所主演的一部香港电影《天脉传奇》充当临时演员，在戏中打扮成僧人的外景照片。流亡政府的总理（译：桑东仁波切）重述了这张照片证明了拉萨的暴动者就是中国人假装的说法，甚至根据某些报导，达赖喇嘛也曾经提到此说。中国媒体以刊登曾经在七年前领导士兵们参与拍片过程的军官的访谈，来奚落嘲笑这样的说法。
(24)
这两种彼此矛盾的看法，双方各自认为对方干着阴谋欺暪的勾当，已经牢牢地嵌入「代言」的复杂网络之中，然而「代言」的方式比起阴谋理论本身更重要、更深入人心。两种看法，皆以去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早就已经形成的、对其性质以及原因的基本诠释为基础，每一种看法都使用不同的语彚来形容这些事件、运用不同的图像来配合他们自己的核心诠释，还有虽然不同但符合逻辑的步骤来引导人们至截然相反的政治结论。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不但可以识别出两种极端的看法，也可以辨明出那些附属于主流意见的次意见。“Ａ型”论述，大部份时候跟“中国人”连系在一起（当然也有许多非中国的人也这样想，有些人虽然是中国人却不一定这样认为），基本的前提是，2008年3月的事件是暴动（在社会主义时期，它们应该被称之为造反），而这些事件的主要特色就是无纪律的暴力攻击。这种看法可以造成的情绪上之冲击，不但遭到确保，又被强化了，因为媒体上重复播放，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的录像视频数据、还有一般中国人被拿着刀的藏人追逐、痛打的照片，还有藏人年轻人攻击店铺的图像。一些照片与文章特别强调僧人参与此骚动。而把这种看法火上加油的图像与论述，在网络上的展示空间里被中国本土以及海外的汉人积极分子大张旗鼓地强调着，例如YouTube上称之为“西藏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视频，还有anti-cnn.com的网站
(25)， 然而以同样的图像与反驳流亡团体的指控，也由中国政府大力地宣传，例如在中国境内各地方举行的图片展。
(26)
从“A型”的角度，暴力之随机、不一致性，看起来像是种族仇恨，因此可以导出一个论点，彷佛不需证据就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这种仇恨是藏族嫉妒汉族与回族经济上成功所造成的结果。它并且认为这种嫉妒被西藏流亡领袖或其西方的朋友所利用，他们利用族群之间的贫富差距来增加西藏民族主义，好颠覆中国。这导致了三个主要的结论：不论西藏流亡领袖口头上怎么说，他事实上秘密地追求独立，另一方面却又假装只要自治；达赖喇嘛是伪善的说谎之徒，试图破坏中国，欺骗世界；而藏人正在计划恐怖主义行动，或者天生就有暴力的倾向。这些结论，在所有中国官方媒体对骚乱的报导中暗示着，网络上的公共论坛里各色帖子也有一模一样的结论。头两个结论，于2008年11月10日，在中共高层的西藏政策制定者对于流亡藏人所提出的自治提案之公开反驳之中，几乎是一字不漏地再度重述了一次。
“Ｂ型”观点，与西藏流亡人士与他们的支持者连系在一起，使用“抗议”这个名词来描述2008的骚乱；而在更加热忱的民族主义者中，使用的是“起义”一词。“暴动”("riot")这个字，即使是在描述三月十四日的事件时，都被避免了。抗议事件被描述为大致上是和平的。强化这种观点的关键照片，是三月十六日在阿坝被射杀的抗议者照片，还有在抗议事件中被杀死的年轻女子与僧人，或者那些从事件发生后就失去踪迹的藏人。而西藏高原之所以扰攘不安，被解释为藏人对中国作为一种占领势力继续存在西藏的一种无法控制的挫折感，或者依照不同个人的看法，是对于中国目前施行的政策的反应。把西藏的骚动比拟为一个正在沸滚的锅子或者压力锅，或者提起长期隐忍愤怒恐惧、一遇机会就爆发的说法，也常常出现。在这种论述中，其结论有时候是中国会因为这样的真相被揭露就感到尬尴、失去威望、被迫改变其政策。在此群观点之中，属于次要、却更加情绪强烈的观念，辄强调军警做出的残暴行径，认为藏人被视为草芥，是受难者，另，如同我们已经见到的，有时认为抗议中发生的暴力行为是由中国特务伪装成藏人所煽动的。这类观点所下的一般结论是，藏人绝大部份一致反对中国统治，另外，中国当局缺乏道德或实质上的合法性，为了人道的理由，藏人值得世人同情他们的苦难，一个更极端的激进人士与他们的支持者所形成的次团体中，下了一个更特定的结论，亦即此次的骚动不安证实了西藏境内的藏人寻求的，是恢复西藏之独立，而达赖喇嘛与流亡领导人物所做的协商努力，在政治上、甚至道德上，是不正确的。
(13) 西藏动荡的社会与经济原因之细节，在中国首次有人提出，是一个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公盟，所提出来的。（请看本杂志中Holzman的文章。）
(14) "China blames Dalai Lama for riots," BBC World Service, 18 March 2008 at http://news.bbc.co.uk/1/hi/7302021.stm （BBC世界广播服务，2008年3月18日，〈中国责怪达赖喇嘛煽动骚乱〉）
(15)"Dalai clique's masterminding of Lhasa violence exposed", China Daily, 2008年3月30日。（译按：中文的原版本应该是〈益多：达赖集团是拉萨暴力的策划和煽动者〉，新华社2008年3月30日，英文版的开头多了如下故事：“一名被依法刑事拘留的受达赖集团派遣、煽动组织策划‘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骨干分子交代：自2006年11月起和‘流亡政府’‘安全部’某官员建立了联系，并在其授意、指使下积极从事民族分裂活动。”）
(16) “在印度的西藏流亡团体却实得到﹝美国﹞的资金，但那并不能代表他们有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动员。在印度的藏人与西藏自治区的藏人之间，有一个广大的社会文化鸿沟，即使是在音乐的品味上，两群人皆很不相同。”（茨仁夏加，〈个人专访：西藏问题〉《新左评论》第51期，2008年5-6月，第22页。）
(17) 就我所知，唯一记录在案，流亡人士在西藏境内制造事件的，是1985年西藏自治区庆祝成立二十周年的典礼上，有人企图引发小型的爆炸，该爆炸装置却点燃失败。
(18) 见"State TV switches to non-stop footage of Chinese under attack," The Guardian, 18 March 2008 at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8/mar/18/tibet.china1 （英国《卫报》2008年3月18日，〈国家电视台不停播放汉人遭攻击的视频〉）
(19) Mgar mi, "Zungs Khrag dang tshe srog gi gtug bsher" （〈元气与生命力的例子〉）收藏于《夏东日》（东方海螺般的雪山）第21期（2008年），第117页。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出版于《燃烧的大山》，第99-102页。
(20) 拉萨人在1987年的抗议事件中，立刻就知道如何焚烧汽车，因为很容易（只要点燃布条，然后塞进汽车的油箱里就可以了）；店铺很快就烧起来，因为纵火者只要把每家店里都有的瓦斯筒开启点燃即可；石头在拉萨城里随地都有，因为有许多新建筑物的工地。
(21)见〈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真相〉（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安要闻，2008年3月22日。http://app.mps.gov.cn:9080/cenweb/brjlCenweb/jsp/common/article.jsp?infoid=ABC00000000000043861
(22) 对于这些大批的武器的描述，藏人相当不以为然，他们指出这些武器通常都是储放在寺院的护法神殿里，作为某些特别的法事的部份仪轨。（见Bud Dha, Phyir rtog dang bsam gzhig (回顾与反思)，《夏东日》（东方海螺般的雪山），第21册(2008年)，第95-6页；英文翻译请见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大山》，第84页）。至少自1987年10月以来，未有中国的任何媒体或任何官员称声藏人在抗议中使用武器。）
(23) F. William Engdal, "Risky Geopolitical Game: Washington Plays 'Tibet Roulette' with China," Global Reserach, 10 April 2008. （威廉‧恩道尔，〈冒险的地缘政治游戏：华盛顿和北京玩“西藏轮盘赌”〉，全球研究网站4月10日。译按：网络上有《环球时报》中文译文。）"Tibetan Riots: The Crimson Revolution's True Color," 19 June 2008 at http://english.chinatibetnews.com/voices/2008-06/19/content_107704.htm (中国西藏新闻中心2008年6月19日，〈西藏骚乱事件：深红色革命的真颜色〉) 原文Ching Cheong, "The crimson revolution's true colors," Straits Times, 22 April 2008.（《海峡时报》2008年4月22日，程翔，〈深红色革命的真颜色〉）(译按：中国国内的媒体比新加坡的海峡时报更早就报导这篇文章，见《中国青年报》4月16日，刘坤喆，〈美学者:西藏骚乱事件是华盛顿最新策划的"颜色革命"〉)。
(24) Gordon Thomas, "Beijing orchestrating Tibet riots: Brit spies confirm Dalai Lama's report of staged violence," Canada Free Press, 21 March 2008; （加拿大自由媒体2008年3月21日，高登‧汤玛士，〈北京指挥西藏暴动：英国间谍证实达赖喇嘛的暴力设计制造说〉）"China disguising soldiers as monks to incite riots: Dalai Lama" IANS, 20 March 2008 http://www.dnaindia.com/india/report_china-disguising-soldiers-as-monks-to-incite-riots-dalai-lama_1157973; （印度亚洲新闻社2008年3月20日，〈中国伪装士兵为僧人以煽起暴动：达赖喇嘛〉）"China rejects rumor of soldiers disguising as rioting monks," Xinhua, 31 March 2008 a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8-03/31/content_7893926.htm. （新华社2008年3月31日，〈姜瑜：达赖用道听途说的谣言无法改变事件真相〉）
(2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KNzRXNmSdM
(26) 僧人进行抗议活动之大型照片所构成的图片展，于2008年夏天在中国全国巡回展出。请见
http://eng.tibet.cn/news/today/200806/t20080622_408489.htm（中国西藏讯息中心，〈拉萨“314”事件真相暨西藏今昔大型图片展在广西举行〉）
框架观点与其后果：民族 v. 国家
这两个立场的一些原素似乎是类似的。双方皆寻找阴谋的证据，双方都把焦点放在暴力，双方都认为在藏人之中，民族主义情绪有急剧增加的现象。如果我们努力辨别形成每个观点的基础的框架观念，其中的差别就差为清楚了。在我看来，双方的思想核心，都是情绪化的一种信念，认为民族国家是唯一整合政治与历史的观念，甚至是公共生活的唯一构成概念，如杜赞奇所提出的。
(27) 然而两边对民族国家有着迥然相异的看法，才造成二者的分道扬镳。“Ａ型”这一边认为民族国家，进而涵括一个国家的所有政治生活，其主要意义是一种行政实体，而这个实体有权利要求自己的公民在某些方面百依百顺，只要它能够提供他们某些物质，而这个行政实体亦有权利在必要时使用致命的武力，以保护统计数字上占绝大多数者的福祉。在这种观点中，一个小区里的两个团体发生冲突乃无可避免之事，因为双方利益本不相同，而只有握有大权的国家才能节制、平衡彼此矛盾的利益。这种国家主义观的关键概念，在目前中国的脉络底下，是由“稳定”、“和谐”等名词来表达的，意谓着一套限制公民之必要且有益处的规则，以维持一个架构完整、所有人共享的平衡。最近，拥护这种看法的人，运用儒家思想的观念作为这个模式的文化解释，或指出这种方式中，家庭就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这种观点与现实主义者的看法大体上类似。全球各地的国家主义者，皆倾向把世界看成机械式的，不具人文至上的意义，是一种必要的人为设计，而此套系统制度必定得平衡内部矛盾的利害关系。国家的性质与定义，就如同它的国界一样，是不容质疑的，另外，经济关系似乎不证自明，即已是最符合逻辑的方式，既可以用来理解、还可以用来调和差异分歧与利益冲突。这个框架，把西藏人或其他人视作经济动物，一心一意想的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财富、收入，通常都是在国家主义的范畴内开展其论述，也往往不自觉地强化了国家主义的观点。相同地，民族性、族群、与民族冲突都属于这个框架，暗示着一种以利益为基础来解释族群的看法，认为族群之间彼此竞争、互不相让的欲望与需要，只能靠强大有力的机构，如国家（机器），才能居中调解，或加以节制。
(28)
“Ｂ型”的观点似乎把民族的观念当成其基本的框架。民族被视为一种只属于某特定的群体，而不属于其他群体，整体上相当含糊的无形资产之传承，而此传承只能由该特定群体的成员来承继、与充份地理解掌握。它认为该群体有一个共同目标，这个目标从来不是纯然经济性的，而是如同雷南（Renan）所称为「灵性原则」的东西(29)，而它认为外来者跑来扰乱此原则，根本上就是不公正与不人道的。在许多、但不是所有的例子中，它也与领土的观念结合在一起，虽然它也可以同样容易地以语言、习俗、宗教为基础。它受到一个求生存、害怕灭亡的观念所驱策，而其所欲救亡图存的，是它赞美推崇的，本质上难以定义、指认的某种东西。如果它必须提起民族的次要原素，其荧荧大者是文化、历史、自然，而不是经济。其主要的关怀不是利害或金钱，而是权利与自由，而它寻求的是系统层级的改变作为解决的方式。它常常想象这个它称为一个民族的集合体，彷佛它是一个个体，是一个有机的实体，有着看不见的需要与焦虑，就像个人一样，而且很容易受到伤害，容易变弱，需要滋养、保护与支持。
把这两个立场简化为它们主要的相异之处、和基本的隐喻，使得它们之间无从理解的鸿构变得更加清楚。在理论上它也指出了彼此可以找到共同利益的方式。如同认知语言学家雷可夫（George Lakoff）在描写目前区别美国政党之隔阂时提到：
启蒙时代的理性理论［译按：即人类只要知道了事实，就会根据理性作出最有利的选择］无法描述人们是如何运作的。人类主要是借着文化叙述、刻板印象、框架与隐喻来思考事情的。‧‧‧真实很重要。若欲传达真实，你必须使用真正的理性。
(30)
这里所勾勒的Ｂ型，亦即以民族为基础的观点，已经有了重要的后果：例如已在西藏流亡小区里造成两极化的意见，一些人认为2008年藏地之骚动不安就是西藏人民希望流亡政府对中国施压，继续进行协商的委任书，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它证明了亲独立派的主张是正确的，也是对达赖喇嘛让步妥协方法的拒斥。对这两派而言，受害的叙事暗示着住在西藏境内的藏人、流亡在外的藏人，有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但却提供不了让这个故事容易理解或者有用的任何细节。它们显示了许多住在西藏境内的人强烈反对中国的统治，却没有指出他们谴责的，是该统治里的哪些面向，或者他们认为怎么样的解决方案是可行的。
国家主义，亦即Ａ型的观点所制造出来的叙事，有更为严重的后果，因为在中国的情况里，它们已经被消化吸收，被反复流传，如果不是被强大的政府，以及中国的网络活跃份子所唆使挑动的话。在一方面，这已经在许多中国人民之间种植了、培养了一波新的、很受欢迎的民族主义，不只在中国国内，也在中国国外，以作为对西藏骚乱的响应，所以他们理直气状、觉得有权以他们自己的定义与规则，挑战西方或对中国有敌意的人对中国或其政策的描述方式。愤青们已经成功地对外国表述西藏的方式提出了异议与反对，而且似乎也影响了至少是中国内部、海外的华侨的政策决定与公共舆论，其方式若不是提供一致的反驳论述，就是用群众来抵制法国公司。这种方式似乎也被北京所采纳，并运用在它的国际关系上，因为它已经大大地提高对任何打算与达赖喇嘛见面的西方领袖的威胁，甚至在2008年12月取消了欧盟-中国高峰会，就为了法国总统与西藏领袖有一个事先安排好的见面行程。对这些新兴的民族主义者而言，他们在网络政治上成功，是以失去了更大的人文愿景为代价的：有办法说服成成千上万的人，达赖喇嘛就是巴结西方的伪君子，虽然显示了他们言说能力很强，判断能力上却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不论是中期或长期，各个民族都会从即使是有缺点的道德楷模与民族和解的主张者那里得到好处，而不是从摧毁他们而得到好处。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阴谋论的叙事已经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把西藏的骚乱当成外国阴谋煽动，允许当地的相关官员继续当权，逃过审查。它也制造了国内对国家机器镇压藏人的支持。但它也摧毁了，或至少在目前中止了让共产党得以当权的两个重要关键－－亦即它对基层需求可以实时而有弹性反应，以避免重大挑战的能力，还有它建国时的基本宗旨－－要平等对待所有的公民，或者至少对那些被指认的公民团体，如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公开指控达赖喇嘛本人策划了西藏的暴动，长期而言中共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如果它也在同时，在发生暴动与抗议事件的藏人小区里进行基层的调查，了解哪些政策就是让骚乱火上加油的原因，需要改变。虽然中国已经派了至少五个调查组到西藏去，然而藏人官员们都说，没有一个调查组的成员敢在他们的报告中指出骚乱的原因是失败的政策，而不是达赖喇嘛或他的同事所煽动的结果。
(31) 在骚乱开始的一年以后，虽然有高层的西藏领导人如阿称与向巴平措，公开暗示，去了解政策的失误比阴谋更重要
(32)，北京却没有显出任何注意到当地民怨、或者重新考虑它的西藏政策的迹象。
同时，中国境内普遍流传的外国威胁论，已经导致了西藏人皆是隐性恐怖分子或天生就很暴戾的新观感。2009年3月19日，当一个目击者表示看到一位“肤色暗男子”在重庆射杀了一个士兵时，即使是中国最重要的英文新闻机构，《中国日报》，都宣布这意谓着该嫌犯大概是藏族。
(33) 对许多都会地区的藏人而言，2008年3月以后，中国政策当前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他们旅行到中国本土时，大部份的旅馆都不让他们投宿，而在中国的机场里，他们被挑出来作特别的搜查，就因为他们是藏人。这些新的规定，在我写作此文章时仍然在施行，对许多藏人来说，比起广泛而长期对宗教、言论、与写作的限制更为重要，因为它们使得党长期以来宣称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理念，变成一句空言－－与许多外国观察家所期待的相反，这个理念，在西藏被广泛地认为是党在正式的法律、公开的政策宣示上一直有信守的，直到现在为止。对任何人而言，了解一个专制的政权为什么严禁藏人信仰达赖喇嘛，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达赖喇嘛在西藏比任何国家领导人都受欢迎；为什么它拒绝准许街头示威来批评政府政策、不准历史学家自由地研究西藏过去的地位，因为这些活动可能会破坏他们的合法性。但不管一个人多实际，不对专制政府有太高的期待，都很难解释北京政府为何放任禁止藏人（还有维吾尔人、有时候是蒙古人）在上海、西安旅馆里订房，就因为他们本人所属民族的政策继续，而不加以改变之逻辑何在。
对中国而言，把2008年的骚乱说成是一个外国阴谋，其短期所带来的好处，就此制造了一个长期的问题，亦即这个国家机器现在愈来愈可能被藏人看成是一个遵循着汉族优越与民族命运的目标而行事。现代中国要求藏人把各种难处与矛盾看成是单一的民族国家里不均衡发展所造成的问题，现在却更有可能被西藏的藏人看成是类似殖民统治，或广泛的国家歧视，既然中国境内最首要、最容易注意到的言论与修辞，与该国的网络活跃份子，皆已展现了该种态度的典型特征。
(27) “现代领土性国家，与线性的历史，有着亲密的关系。确实，你可以说他们彼此反馈、彼此制造，成为二十世纪主要的归属模式。个人学着认同理论上经历长时期演化的民族国家，并感觉其领土与历史之二元一体，因此而得以掌控未来。”（Prasenjit Duara, "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 Timelessness, Gender 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7, Issue 3, October 1998, pp. 287-308. 杜赞奇，〈真实性的规则：现代中国的永恒性、性别、民族历史〉，《历史与理论》，第37卷，第3期，1998年10月，第287-308页。）
(28)自从一九九零年代以来，“族群”("ethnicity")的方法在中国变得愈来愈重要了，国家在1995年左右决定把“民族”一词的英译，从 "nationality" 改成 "ethnic" 或 "ethnicity"。2008年当局把中央民族大学的英文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改成 "the 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也显示了中国官员决定避免使用英文中的 "nationality" 来描述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因为这个字通常指的是一个拥有自己国家的一群人。
(29) “一个民族就是一个灵魂，或是一个灵性的原则‧‧‧因此一个民族是巨大的团结，由已作出犠牲、还会继续牺牲的感觉所组成。”艾内斯特‧雷南（Ernest Renan, 1823-92）〈什么是民族？〉1882年3月11日在（巴黎）索尔本大学的演讲，由马丁‧梭恩（Martin Thorn）翻译，收录于Homi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8-22. （霍米‧巴巴(编)，《民族与叙事》，伦敦，1990年）。
(30) "Don't think of a Maverick! Could the Obama Campaign be Improved?" George Lakoff, Huffington Post, 11 September 2008,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george-lakoff/dont-think-of-a-maverick_b_125850.html
(31) 对一位中阶的藏族官员之访谈，2009年。姓名与日期皆保留。
(32) 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说：“［暴动中］各种人都有，有些人不满意我们的政策，或者对政策有意见，或者因为我们政府的工作尚未完全完成。不是每个人都是分裂分子。”（Lucy Hornby, "Tibet chief rules out 'big problems' during anniversaries," Reuters, 5 March 2009. 韩碧如，〈西藏的首长认为周年日不会有“大问题”〉，《路透社》2009年3月5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前州长阿称说：“政府应该更信任自己的人民，特别是藏族喇嘛，大部份的人都不是麻烦制造者。”（Shi Jiangtao, "Is Beijing playing a no-win gam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March 2009, 《南华早报》2009年3月12日史江涛，〈北京是否在玩一个无赢的游戏？〉）以及“出家人是公民‧‧‧你要关心他、照顾他、解决他的困难。”（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3月9日，韩咏红，〈四川省原政协副主席阿称：政府首先要把僧人当公民〉）
(33) “初步的调查显示凶手可能是藏族，内部消息人士告诉《中国日报》，称已知一些藏独分子已从成都潜进重庆市，打算在重庆市区放置炸弹。”Tan Yingzi and Hu Yinan, "Fingerprints retrieved from robber who shot sentry dead," China Daily, 23 March 2009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03/23/content_7607576.htm （《中国日报》2009年3月23日，〈已取得射杀哨兵之抢匪指纹〉）
结论
在争夺代表权的冲突之中，被代表的对象消失了，他们的声音被想要代表他们的人的喧哗声掩盖了。在西藏的案例中，其独特的特征是，这场为了代表权而发生的斗争，是由局外人所实行的，参与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左右的能力，是一种双重剥夺其自治权的现象。这个噤声的过程，又因为中国多年的涉藏政策而雪上加霜：几乎是从1959年以来，涉藏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压抑、孤立西藏内部的表达与辩论。所以局外人所选择、散播的暴力图像变成了最近期的西藏抗议活动最有影响力的元素，并且形塑了外界对它们的反应，而西藏内部复杂而且多样的思维想法，变得愈来愈难以发掘。
虽然如此，造成西藏扰攘不安的因素仍然能够从其晚近历史的主要特征中推论出来。中国在1950年占领了一个大致上不情愿接受中国统治、不熟悉中国的风俗、也对中国的政治不了解的国家，又在1959年违反西藏人民的意愿，硬是进行了直接统治，然后，透过集体化、文化大革命、其他迫害的运动，把它在土地重新分配中，从农民阶级那里得到的好感，完全浪费掉了。它在一九八零年藉由准许文化、宗教、与经济的自由化，并且答应一定程度的自治，创造了一个更大的好感，接着，却又再度把因此得到的好感丢掉，因为从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开始，又再度对藏人慢慢地恢复了小型但重要的限制，也是汉人官员认为可以斩断藏人之间滋长的民族主义根苗之必要举措。这些限制包括了禁止依止达赖喇嘛，禁止展示他的照片，对僧人尼众实施“爱国主义教育”，要求他们谴责他们的宗教上师，严禁政府员工与学校学生参加法会与朝佛，猛力促进GDP成长，而不是发展人的潜能，又支持非藏族的小商贩进入西藏的城镇，还禁止公开讨论这些议题。
(34)
从一个国家主义者的观点，这些强制的措施似乎是可以忍受，又有必要的，因为它们伴随着在西藏城镇的重金投资，而都市里少数西藏中产阶级的薪水也有极大的提升，或至少对那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而言，国家机器已经把胁迫补偿以工资了。对西藏人而言，不论那些在政府部门里任职、也在经济上得到好处，或者那些在竞争中输给民工或都会知识分子的人，拿文化与宗教的权利换取经济上的利益，假如不是非常糟糕的话，至少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它崩紧了那个本来就很紧张的交易，也就是人民与国家之契约所以奠基的东西。简言之，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问题一直是，它证明了自己有能力给西藏人口的少数带来物质上的好处，以换取这些人的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它却履履在传达了这些好处以后，尝试经营与重塑其文化与宗教生活。
这种以介入文化生活来浪掷政治资产的模式，在2005年又再度发生：一位强硬的汉族领导张庆黎，受任命为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他之前的两任党委书记以当地的标准来说，都是相对温和的首长，也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显示，拉萨需要这样的官员前来坐镇。他的就职，与一连串文化宗教限制再度恢复、鼓励非藏族移民的政策增加，刚好同时发生。2006年，国家还开始进行一连串扰乱社会生活的群体改造工程：在西藏自治区，“安居工程”强制迁移了二十五万西藏农民，让他们从自己原来的村子搬到延着主要大马路盖的新房子里；在西藏东部地方，「生态移民」政策强迫牧人搬到村子里去定居，他们不知道未来收入将从何而来，又被迫放弃了他们的牲口与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西藏自治区政府当局拒绝了当地学者的建议，不肯针对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会造成的人口冲击，以恢复限制移民作为补偿。
到了此时，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所指定的限制措施，已经从西藏自治区扩张到西藏东部地区，包括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禁止依止达赖喇嘛，限制他的照片在内。藏人也许有、也许没有政治上的一致目标，端看你相信的是谁的看法，但在文化上、宗教上他们确实有共同的愿望与价值观，他们都把拉萨、达赖喇嘛看作是他们的文化重心，而张庆黎与其他官员所攻击得愈来愈厉害的，似乎正是藏人这样的看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毫不意外的，对北京的批评在高原上广泛地散播开来，把过去在政治上本来不相属、但文化上有强烈共通点的群体团结在一起。而一些人视奥运年为关键、可能是最后的、推动北京改变政策的机会，自然也不奇怪，他们当然希望在达赖喇嘛变得年纪太大，无法再领导与北京协商之前，就看到转机，假如北京允许的话。在三月十日发动第一场抗议事件的僧人，几乎不需要与任何流亡人士连系，可以知道为什么那个日子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吸引北京领导人注意，而不只是拉萨的边疆大吏的机会，就在一个他们正确地推论出公安武警一开始会在命令的限制下，不对他们开火，或公然对他们进行毒打的时刻。
就在这个地方决策者自己制造出来的动荡氛围里，西藏境内的流亡运动人士的任何努力，都将是次要的：民族主义在西藏的扩散，大部份是中国挑衅式政策、如对达赖喇嘛的攻击，所造成的结果。
当3月14日骚乱在拉萨发生时，触动接下来各类抗议事件开展的机制，如同任何现代社会一样，大概是科技，而不是阴谋：消息立刻在高原各地传散开来，因为暴动的图像在中国的电视上重复地播放，还有拉萨与其他地方的亲戚朋友们打了行动电话，互通音信的结果。所有抗议事件中，其中有三次发生了暴力与针对族群的攻击行动，而这些成为所有局外人主要讨论的焦点。但暴力与骚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里的绝大多数原居民，在面临别的族群团体突兀、快速地移民，该族群又与当地人自身利益与传统受边缘化有所关连时，极可能发生的后果。暴力的结局在拉萨又比世界的其他城市更可能发生，因为地方的主管当局数十年来把任何对这种人口议题的讨论都当成违法。
抗议的后果，短期而言，代价是十分高昂的－－不知多少人死亡、无数的逮捕、军队在藏人居住区的巡逻，即使是在四川成都也一样、把西藏对外国人与记者封闭、主要寺院里僧人数量大大地减少、还有一种让藏人愈来愈对中国国家不再抱持幻想的政治气氛、又把西藏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变得更加激进、北京与达赖喇嘛谈判的破局、又损害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这些事件延续了一个还在进行、尚未止息的抵抗模式，那就是中国超过百年想要直接强行统治西藏人的动作，依然受挫，相形之下，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比较成的经营西藏方式，那就是透过代表性权威进行间接管理。而当北京的直接统治越过了政治经营的范畴，被西藏人视为对于他们的宗教与社会习俗进行专横的限制时，那种抵抗就会特别地、也往往是暴力地遽然爆发、一发不可收拾。这些议题若不得到解决，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能否容纳族裔上不是汉族的人，以及那些忠诚可能属于他自己的民族，而不是国家者，很有可能还是不会获得解答。
34. 见Robert Barnett with Mickey Spiegel, Cutting off the Serpent's Head: Tightening Control in Tibet, 1994-95, Human Rights Watch and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1996. （罗伯特‧巴聂特与米基‧史匹格尔，《斩断蛇头：西藏控制的加强，1994-95年》，人权观察与西藏信息网，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