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RFA博客：当冈仁波齐再次出现在眼前……（九）

圣山冈仁波齐下的标语牌及经幡丛。

 （唯色拍摄）

4、祈愿再转圣山


我希望我用文字表达的，不仅仅是一个佛教徒的转山朝圣，而是富有更多层次、更多意义的叙事。其中当然有政治的干预和影响，而这其实是最主要的，单纯意义上的朝圣在如今已无可能。连圣山显露真身时，朝圣者远远看见的，却是鲜红为底、黄色字体的标语牌不止一个，用中文和藏文书写政治新话，并印着中共党旗、天安门华表、大会堂的红五星天花板等。你没法不最先看见这些，突兀而醒目的色彩、文字及图示，如同不邀而至的权力者，在蓝天白云、白雪圣山、褐土绿地与经幡丛构成的本土世界中，那么地理所当然，那么地喧宾夺主。

转山过最高垭口卓玛啦见圣湖。（唯色拍摄）

“但我并不是很在乎”，这也是乔治·奥威尔说的。所以我没有在社群媒体上贴出这些标语牌，虽然我拍得足够多。我力图想忘却，想忽略不计，想当它不存在。然而不可能避开，除非五蕴皆空，以致于还是会被痛苦的情绪攫住。单纯意义上的佛事也已不存在，连寺院的僧侣都不复以往，有的沉默不语，有的逆来顺受。但也有个别的会仗势欺人，我后来在卫藏的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小寺里遇到过。为此我写了一首诗，给后者那样的人：

转山道上铺满哈达包裹的祈愿石。（唯色拍摄）

“他穿解脱者的绛红衣
却像狗贪恋其食瓢
露出了帮凶的嘴脸
制造了障碍
但我们不生气
自有因果，将其送祟。”

其实我多次落泪或哽咽，在朝圣的路上。我唯有紧紧地握住一百零八颗念珠，不放松或不失手；唯有仔细地辨析、勇敢地追随若隐若现的足印，而不是心生畏惧，怯懦地后退。与此同时，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同他们——霸凌者、唯物主义者以及背叛者——之间绝无可能填补的价值鸿沟。

远远看见圣山冈仁波齐和圣湖玛旁雍措。（唯色拍摄）

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行动，是需要走上朝圣之路，我因此所获得的比幸福与痛苦更值得铭刻心间的感受。正如著有小说《朝圣》的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所写：“……直至我最终明白：超凡之境恰在凡人之路上。如今，这一领悟成为我人生的珍宝，将伴我终生，使我去面对一切。”他还说：“这条朝圣之路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是的，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甚至还影响着我的来世：“请确定自己的身份，决不妥协，哪怕孤独一人，”我悄声地对自己说。这就如同转山三日后的命名，使得每一天有了命名似的价值。

而当明月升起，恰值藏历十五，我和同伴回到了拉萨。两周朝圣为主的游历，诸多非比寻常的际遇，如同隐藏或遮蔽的事物，实际上是关于历史与现状的真相，将随这并不算短的时光渐渐融入内心，然后才能让自己克服对世俗世界种种暴力的恐惧和躲避，努力地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说出口。

清冷月光洒在回拉萨的路上。（唯色拍摄）

仰望夜空，仔细体会：此地的月光似与我在强国帝都所见的蒙昧昏暗的月光不同，如此清澈，如此寒凉，更具有明心见性的力量，可以清晰地照亮生命本身，也就会真切地看见生命的无常。这让我想起五世尊者达赖喇嘛在《诗镜》中写的一首诗：“如果称作词的光，不去照亮轮回界，那么这全部三世间，就将变得黑黢黢。”

这益发坚定了我的信念，即作为一个有使命感的写作者，绝不能写废话；那些毫无意义的废话，绝不属于我，因为我是需要意义的；并且我深深知道的是，这意义与真相有关，与记忆有关，更与说出这一切的勇气与良知有关。而我不会畏缩后退，也不会虚与委蛇，依凭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在遭到荼毒的生活中选择充满心机地过活，没有比活得犬儒更卑贱的了。

我与磕着长头转圣山十几日的男女牧人合影。（林洁拍摄）

清冷的月光也照亮了一种更深刻的关系，我认为是因果律，即业力：“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这是佛陀所言。作为观世音菩萨化身的五世尊者达赖喇嘛在他的秘传中写过这行诗句：“那些因业力而觉醒的人会跳舞”！我仿佛看见，在身陷各种瘟疫的痛苦众生当中，只有因此而觉醒的人才会在月光下跳起生命的舞蹈，那是绝无仅有的美好舞蹈，既与今生难得的人身相匹配，也为来世的解脱积累着善因。

感恩诸佛菩萨、本尊护法、喇嘛上师的护佑！我当继续祈求他日获得再来转山的福报，蒙受具有永恒价值的圣山赐予加持，让我或我们再一次地，一次次地，从一场场遍布人间的瘟疫漩涡中“上来透口气”，这无疑是必须的。我还相信，类似于我在十九年前第一次转圣山，遇见了来自边界那边的行脚僧达琼喇嘛；如今第二次转圣山，遇见了来自边界这边磕长头的男女牧人。实际上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领悟了圣山本质的实修者，而我需要在未来的日子里细细领略其中的启迪，类似于体会和呼吸不可缺少的氧气，那才是活命的气。

2021年11月写于拉萨

（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

唯色RFA博客：当冈仁波齐再次出现在眼前……（八）

 

在车上看见圣山冈仁波齐。

 （唯色拍摄）

3、朝圣路上的片断：在科迦寺追问，在托林寺饮泣（二）

 

坐上离开普兰县的大巴去札达县，必须先到圣山下方的塔钦镇下车，在路边等候片刻，再换另一辆大巴。这样，我和一起转山的朋友就再次见到了冈仁波齐：在万里晴空下，被白雪覆盖的圣山清晰地示现如同献供神佛的供品“措”的样貌，只是这座宛如金字塔似的“措”，不是内含酥油和红糖的糌粑供品的颜色，而是洁白得耀眼，罕见的洁白中显露阶梯状的纹路，那恰恰是圣山独具的、并为世人所熟悉的绝美形状。朝着高高在上的圣山，我以母语默默地祈祝：“冈仁波齐千诺！愿我再次拥有再见您、再来转山的福报。”

 

在札达县山上望见托林寺。（唯色拍摄）

大约半小时后，我们坐上了去札达的大巴。依然是这样：这一路上乘坐的客车，司机都是中国各地来的汉人（多为四川、重庆一带），为挣钱很拼命，也垄断了这些路线；而道路是军民合用柏油路，两边不时闪过感恩红标语牌。我们很快就见到了札达独有的土林，如果是在傍晚抵达，金色的晚霞会将层层土林染红，犹如一片片裹着绛红袈裟的僧众静坐。我曾在多年前见过如此瑰丽的景象，从此无法忘怀。

 

早上的一束阳光射入迦萨殿。（唯色拍摄）

除了土林，札达更著名的是拥有千年古寺托林寺，被认为是西部阿里及整个西喜马拉雅地区最重要的寺院。有典故称，因仿桑耶寺而造，古格第一代国王拉喇嘛益西沃在朝拜桑耶寺时自豪地说：“我边地小王国的事业不比我祖先统治全藏的丰功伟绩小。”当我在次日一早走入托林寺，其实是第三次重临，多年前曾两次来过，却没有留下深刻印象，或许是那时候我受制于同去的人：有拍音乐片的走红歌手和CCTV摄制组，有为求功名利禄而抵押了信仰和尊严的族人，鉴于他们或者是殖民者做派太刺目，或者是乞食者味道太强烈，使得我倍感压抑，以致于忽略了专注地了解古寺的非凡价值和历史沧桑。

 

图齐在1933年拍摄的大译师仁钦桑波禅修房。（朱瑞翻拍）

也因此，这一次，在托林寺那深暗的迦萨大殿，我感受到了巨大的疼痛，我听到了无尽的哭号。上午的几束阳光斜斜地射入，照亮曾幸运地被当成粮库才得以留存的壁画，斑驳中露出闪电般的迷人细节。请准许我拍摄被损毁的痕迹，因为这并非当局文宣所称：“几百年以来，托林寺虽然历经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并非“几百年以来”，而是几十年以来，确切地说，是五十多年前的浩劫，其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所见到的大译师仁钦桑波禅修房。（唯色拍摄）

托林寺有属于大译师仁钦桑波的禅修房。据记载，古格国王意希沃专为大译师修建译经、修行的场所，为此他驻锡多年，藏语称色康。从意大利藏学家朱塞佩·图齐（G.Tucci）1933年拍摄的黑白照片中找到原貌，正是西藏宗教历史名著《青史》中所记载的三层外、中、内修行室，一间比一间小，而今仅剩外门和一层，二层废墟，三层化为乌有。我不禁想起千年前，当大译师仁钦桑波与阿底峡尊者对话之后，进入三层禅修房闭关修行，并在三道门楣上书写惊世骇俗的警示：“……如果我心中刹那生起仅为此世的心思；为自利的心思；和凡俗的心思时，诸护法当粉碎我头！” [1]

 

研究者将1993年的遗址与图齐1933年的原址比对截图。

有研究者在1993年将遗址与图齐拍的照片比对之后写道：“托林寺原九座佛殿仅保存两座。……这些佛殿在1966年至1973年文革期间相继被毁。仅托林寺就运走了一卡车的青铜器和金属装饰物。事实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包括该地区稀缺的木材都被拿走了。雕塑也被毁坏了。只剩下泥墙。然而上面的壁画渐被雨水冲刷。……所有可移动的东西都被拆除：屋顶被拆，雕塑也不见，除了曼陀罗的残骸和它们固定在墙上的洞孔。许多房间堆满了杂物，粪便和垃圾随处可见，墙壁上没有任何图齐在1933年和1935年见到的壁画痕迹。” [2]  

 

托林寺坛城殿类似文革纪念馆。（唯色拍摄）

就在大译师禅修房的右侧，当年还有阿底峡尊者的传法殿，如今仅剩一捧土堆。据出生于阿里地区噶尔县的学者古格·次仁加布撰文介绍：“史载他（阿底峡尊者）在这里曾度过了6个春秋，历尽艰辛，讲授佛法，精修理论，给数以百计的托林寺僧人讲解显教理论，传授密法灌顶。这个殿现在仅存废墟。” [3]

 

而托林寺的坛城殿则类似一座文革纪念馆：坛城已成残破的石砾，满墙不剩一幅壁画；烙印似的背光，空空荡荡的法座，缺失的塑像却在地上堆砌着残臂断腿，甚至还有半边佛首，残存着蓝色的螺髻发和细长的眉目；更催人泪下的是，有些往昔一定是高大塑像的位置上，如今或者放着一尊小小的佛像，或者贴着一张彩色佛画……。事实上，我一走进坛城殿就泪流满面，饮泣不止，一旁的僧人看见了我难以抑制的泪水在伏身长拜时洒落地面。

 

东嘎石窟遗址。（唯色拍摄）

托林寺外的转经道有108座佛塔，其实也多为这些年新造，除了被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所毁，在后来的“改革开放”的城市建设中也拆了不少。当月亮升起，据说千年犹存但也有毁坏和修缮的拉波曲典（天降塔）格外引人注目。这座由石砖堆砌而成，由下往上尽染古旧色彩的宝塔见证了历史上不计其数的成住坏空，包括公元1070年，为纪念阿底峡大师弘扬佛法而举行盛大的“火龙年大法会”，图伯特各地成千上万僧众云集于此。如今仅有8名僧人管理着几个佛殿，而曾经有过的如此鼓舞人心的盛景永载史册。

 

隔天，我们租车去往著名的东噶及皮央石窟遗址，建在岩壁上的古老洞窟徒有半截佛塔、空空的法座、仅剩的背光。好在还有美得令人窒息的壁画，千余年之后依然色彩绚丽，证明矿物颜料的强大，以及当年来自邻近异域的众多艺人那奇绝的画工，恰如图齐所写：“……劫余的佛寺中，实际上仍幸存着成队缤纷斑斓的怛特罗天众”[4]。至于何时遭到最凶猛的、反反复复的毁损，依然全都是在这五十多年里发生，包括文革的狂飙袭击、无知孩童的顽皮捣蛋，各种盗窃者的贪婪劫掠，等等。

 

看守东嘎石窟的是当地村长，掌握着一大把钥匙。据他说，前些年修了台阶，目前正在修岩壁上方的防水。东嘎村现在有29户人家92位农民，这里种青稞。皮央石窟有佛殿，但没有僧人照顾，由两个七十多岁的老者看管。这里大大小小的洞窟不少，有些洞窟相互连通，有些洞顶被烟熏得漆黑，但也像是被某种涂料染黑。据说曾经住过两千多人，不只是修行者静修，也有不少平民栖息。

皮央石窟遗址及看守老人。（唯色拍摄）

 

在离开札达的前一天，再一次去托林寺时我们吃到了好吃的揪面片，是几位僧人带我们去厨房吃的。我在普兰买的利米木碗也第一次盛满了酥油茶。对于我来说，这小木碗是我与圣山南面的利米山谷的某种联系，让我对我写过的、却从未去过的利米地方怀有一份特别亲近的感情。

 

注释：

[1]《青史》（全称：《青史：西藏雪域佛法如何出现和传播的故事》），廓诺·迅鲁伯（1392-1481）著，郭和卿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译自《A Note on Tholing Monastery 》，来源：http://www.luczanits.net/pdf/Luczanits%201996%20Note%20on%20Tholing.pdf

[3]摘自《名闻中外的阿里托林寺》，作者次仁加布，来源：《中国藏学》1992年第3期。

[4]摘自《梵天佛地》，原著题名Indo-Tibetica，（意）图齐(G. Tucci)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

唯色RFA博客：当冈仁波齐再次出现在眼前……（七）

我看见的科迦寺外观及天上奇特的云朵。

 （唯色拍摄）

3、朝圣路上的片断：在科迦寺追问，在托林寺饮泣（一）


我迫不及待地想去科迦寺。但这座原本由大译师洛扎瓦·仁钦桑布在996年创建的寺院，位于距离普兰县城18公里的村庄，找不到顺路的车辆，只能租车。虽然车费不便宜，但我渴望见到我写过的“银身三怙主”圣像，就一定要去科迦寺。一路上，我似乎听见了那首宣歌：“……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朝拜诸圣地；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朝拜科迦银身三怙主。”

其实我不只为朝拜，而是想要亲耳听到当地人，或者说如今寺院的僧侣，如何讲述在腥风血雨的文革中，原本早于科迦寺就已塑造、有上千年历史的三尊圣像遭遇了怎样的劫难。我的倾听主要在于求证，即我之前在关于圣山冈仁波齐及圣山南面的利米地方的长篇散文（收录于去年底在台湾出版的新书《疫年记西藏》）中，所记录的关涉三圣像被毁损、被肢解的劫难是否属实，是否如此惨绝人寰。

到了科迦寺，我甚至无心细看整个寺院的面貌，而是直奔大殿，一眼即见三圣像——从左至右，立于法座上的金刚持菩萨、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藏语又称“布让文殊觉沃”。而“布让”即普兰 -- 正是所有抵达这里的朝圣者凝视与祈祷的中心。挤在朝圣者当中慢慢绕行，我终于接近正在讲述寺院最初如何建造的年轻僧侣。

“古修啦（对僧侣的尊称），这三尊圣像是旧的还是新的？是不是在文革中被毁了？”我谦恭地，却坚决地询问。

“没有毁，没有毁，”年轻僧侣连声否认，并说“这就是旧的。”

我表示决不相信，就站在三圣像前，朝着僧侣和朝圣者陈述了我所知道的事实，如著名学者东噶·洛桑赤列仁波切编写的《东噶藏学大辞典》里的记载：“文革中，科迦寺所供奉的‘银身三怙主’像，左右两尊彻底毁灭，中间圣像被斩断，上半身运至新疆；文革后寻回送归寺院，与重塑的下半身合成一体。”

进入科迦寺大殿即见“三圣像”。（唯色拍摄）

我继续执着地追问，直率地说：“古修啦，你们不承认三圣像毁于文革，可能是你们不知道那段历史，或者知道但因恐惧而不愿意告诉外界，或者有某种压力要求你们闭嘴，是这样吗？”两位僧人面露尴尬，推脱说：“我们年轻，不清楚过去的事，要不你去找老僧人问问？”

我找到了一位老僧，随他去了当局新盖的僧舍，墙上挂着当局发的中共领导人照片，紧挨着画着本尊上师的唐卡，有某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荒诞感觉。老僧先是大致讲述了科迦寺的源流：最初是阿底峡大师的噶当派传承，后来由普兰王供奉给了萨迦派而改宗萨迦派；接着回答了我的询问，讲述了三圣像的遭遇，与我写过的基本上相同。

原本有上千年历史的“银身三怙主”在文革中惨遭肢解和劫掠，文革后重新修复。（唯色拍摄）

老僧说：“恰那多吉（金刚持菩萨）的部分是旧的，绛白央（文殊菩萨）和坚热斯（观世音菩萨）的大部分都是新的，三圣像的脸都是新的。当时的那些破坏者知道三圣像是古老的银像，既然是古老的银就会有利可图，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他们就用这样那样的工具砍三圣像，砍成一截一截的，先是拿到县银行存放，然后带到了新疆。听说砍绛白央的时候，这尊会开口说话的绛白央疼得发出了‘啊啊’的声音。”

当时，阿里地区划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管理（确切地说，1969年，毛泽东下令阿里地区党、政、军、财、文等工作划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领导，1980年重归西藏自治区管理，军事工作仍隶属新疆军区），因此在新疆的许多仓库堆满了从阿里地区各寺抢掠的佛像、法具、唐卡等无比珍贵的圣物、文物。

老僧的僧舍。（唯色拍摄）

老僧的手机上保存了一张照片，图说写着“科迦寺三佛微缩雕像，西藏阿里普兰县，公元13世纪早期”，老僧说是“意大利的大学者图齐拍的”。是的，藏学泰斗、意大利藏学家朱塞佩·图齐（G.Tucci）于1928—1948年，多达8次赴图伯特深入考察，包括1930年代在普兰、札达等地的考察，涉及科迦寺、托林寺等寺院的建筑、塑像与绘画。既然图齐来过科迦寺，肯定拍过三圣像，但是不是老僧手机里这张照片我无法确定。而能确定的是，三佛微缩雕像一定是三圣像的原样。仔细看，这三佛微缩雕像与今天寺院供奉的三圣像完全不一样，主要体现在佛像的面容和身姿上，显然今为新塑。

当我离开僧舍时，老僧笑道：实际上，佛殿里的规尼啦（香火僧）他们知道三圣像的遭遇，只是不说而已。

翻拍老僧手机上的“科迦寺三佛微缩雕像”。（唯色拍摄）

不只是香火僧闭口不言，从网上搜到的讯息有，中国中央电视台4频道即中文国际频道曾介绍说，来自科迦寺的文殊菩萨像“通体为银质，制作非常精美，……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不只是宣传喉舌忽略不提，我从一本新近网购的，由中国建筑学者著述的《阿里传统建筑与村落》里找到对科迦寺的介绍，竟然只说历史上寺院遭受火灾、水灾等，却根本不提文化大革命一个字，根本就是在抹掉文革被毁的事实，以新充旧，以假充真，篡改历史。当然，这从来都是他们最擅长的。实际上，我们今天在科迦寺的几个佛殿里，还能看见很多壁画上诸佛菩萨的脸部都被捣毁了，然而因为类似的破坏太多，所以也就无所谓修复，以致于至今依然残缺，当目睹时我不禁悲怆满腹。

科迦寺佛殿壁画上布满残缺。（唯色拍摄）

数日后，即已是我回到拉萨后，从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个小视频，是科迦寺刚刚举行的一场金刚法舞的法会，面具与法衣古朴，竟有些仿若往昔。不知道法会开始之前有没有让乡民供奉古老的宣舞，事实上正如三圣像被毁，具有千年历史的宣舞也被中止，待之后重又恢复时却已是遗失多多，改编多多，变得不伦不类。而外界不了解的还有，如今中国当局对西藏寺院有所谓的“九不准”的规定，包括不准增加新的佛像、不准增加更多的僧侣，寺院建筑若有破损，必须报告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修复，不准擅自维修等等。

在科迦寺新立的标语牌。（唯色拍摄）

（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

唯色RFA博客：当冈仁波齐再次出现在眼前……（六）

 

贡普寺供奉的有八百多年历史的阿企佛母像。

 （唯色拍摄）

3、朝圣路上的片断：显现在法鼓上的阿企佛母



接着，双手合十的我在贡普寺的杜康殿，看见了洞窟深处的右边有一尊无比美丽的女神：似笑非笑的，似舞非舞的，前额睁着第三只眼，右手高举一面铜镜，全身挂满各种嘎乌及珠宝，以妙不可言的姿态站在莲花宝座上，通体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精神力量，能够穿透挡在前面的玻璃柜门……。她正是美隆阿企，即占卜明镜阿企佛母，直贡噶举传统中至高无上的护法与本尊。而这尊塑像本身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在漫长而动荡的岁月中未有遭致过损毁。

显现在一面法鼓上的阿奇佛母。（唯色拍摄）

我被深深地震撼，恳请守护者讲述她的故事，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在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在被魔鬼蛊惑、降伏、驱使的革命者闯入之前，当地藏人逃难似的背着这尊塑像，悄悄跨过边界，潜入被划归了尼泊尔的利米山谷，托付给那边的仁钦林寺，即大译师仁钦桑波建造的千年古寺收藏；直至这边浩劫中止，才将阿企佛母像背回，重归原来的洞窟安放至今。

圣山冈仁波齐南面的利米山谷显然是蒙难者能够逃至的避难所，可以驱散灾难突降时的惊惧。谁会想到“解放”竟带来如此的深渊和地狱？六道轮回刹那变现，无常与毁灭成了日常生活。幸而边界那边截然不同，恰如相对意义上的香巴拉，尽可能地庇护了逃出生天的众生与圣物。我们需要明镜女神，正如我们需要圣山冈仁波齐。

直贡绛衮澈赞法王的指示。（图片由直贡噶举弟子提供）

而我或有可能是这个时刻被赋予了某个使命的人。我向守护僧人询问可否拍照？他慷慨应允。我用手机朝着这尊幸存的阿企佛母拍了三张，而后合十祈祷，低声表示感谢；又继续朝拜其余洞窟的胜迹，最终依依不舍地离去。直至当晚查看照片时，才惊觉发现：阿企佛母那含有神秘笑意的面庞，以及佩戴嘎乌和珠宝的上身，竟奇异地出现在对面的法鼓上。法鼓的鼓面应该是皮质的，至于是羊皮或什么皮我不知道，却宛如镜子似地将阿企佛母的样貌清晰地显现。我既觉不可思议又隐隐地激动，便将这奇迹似的照片传给远方的直贡绛衮澈赞法王。法王很快回复：“这尊阿企很特别！”

直贡绛衮澈赞法王的指示中译。（图片由直贡噶举弟子提供）

而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促使我一回到拉萨就去了直贡噶举的主寺直贡梯寺。此时得知，直贡绛衮澈赞法王已对所有直贡噶举传承的弟子，就如何在不断修复的寺院重新塑像做了重要指示。而这是因为，我拍摄的这尊古老的美隆阿企圣像实为一种典范或范本。正如法王的开示：

“……阿企佛母的塑像仅在丹萨梯寺，以及拉达克和尼泊尔里米（即利米）的旧寺院里，按照寂静像‘幸桑英久玛’塑造。平常修阿企佛母时，应先修寂静尊，然后才能修忿怒尊。不过，后来很多寺院并没有依教奉行，只塑造阿企忿怒尊骑马的塑像。所以，从今以后每个寺院都要以普兰贡普寺的阿企寂静尊塑像为标准，做一尊不小于八岁孩童身高的‘阿企佛母’寂静像，特此附上照片，供日后参考。”

直贡梯寺的阿企佛母忿怒尊骑马像。（唯色拍摄）

令我深感惋惜的是，历史上具有非凡地位的直贡梯寺，如今从外到内，几乎全都是在文革后重建；个别佛殿因当时有幸成了仓库或粮仓得以幸存；吉天颂恭尊者最早传法的石头法座因被废墟掩埋，后来重建时得以掘出。不过我注意到，在崭新的佛殿中，有一尊阿企佛母忿怒尊骑马塑像也很特别。据僧人介绍，上半身为古旧原物，其余为新塑。仔细看，那夹在神像与奔马之间的一叠十元、百元人民币，一个个毛泽东头像全都整齐地仰面打开，如同藏传佛教充满奥义的艺术作品所塑造的、被佛法的保卫者制伏的妖魔，实在是别具深意。

（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