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31日星期三

震后一年多,匆匆见玉树

以上图片拍摄于最近的7月26日,在玉树。(第二张图片中,穿白衣者是我)

震后一年多,匆匆见玉树

文/唯色

去往玉树的心情是复杂的。都知道,去年4月14日,玉树发生大地震,无数家园毁灭,无数生命殒亡。而那之前,我曾去过玉树多次,有一次还住了半个月,对那里的风土人物有着深厚的感情。印象深刻的有一件事,一位仁波切在玉树创办了一家图书馆,收藏了以藏文为主、也包括中文、英文等文字的书籍,内容不只是佛教。

在地震周年之际,我写了文章《玉树藏人说震后一年》。有关玉树的近况,皆来自我认识的玉树藏人,说是有几个不准外传的禁忌:一关乎土地和房子;二关乎学校与学生;三关乎法会等佛事。所以我写到:“看来劫后重生非常艰难,天灾与人祸造成双重打击。政府的重建规划蓝图换了一幅又一幅,除了禅古村被当做示范盖了红顶简易房,大多数灾民依然住在帐篷里,过着残缺不全的生活。”

那么,现在,或者说7月26日这一天,我终于见到的玉树是怎样的呢?

先要说的是,当我们的车快到离玉树县城不远的嘉那玛尼堆时,突然被警察拦住。不光是交警,还有特警,以及年纪大的便衣。而那特警,一个年轻帅气的藏人,在查看王力雄的身份证时冒出一句藏语:“达格热(正是这个)”,让我恍然原来他们的检查并非普通的例行检查,而是专门针对我们的。

我们被放行,但有车跟踪。不过在嘉那玛尼堆,我不管不顾地下车,绕着正由无数信徒重新恢复的玛尼堆转了一圈,这一圈大约用了一个多小时。许多藏人在默默地转经,沿途可见一顶顶天蓝色的救灾帐篷,问转经者,说是可能还得住一两年或者两三年,“我们不知道”,他忧虑地说。又遇到一群群穿蓝白色校服的小学生放学,他们说玉树只有小学了,大孩子都到汉地去上学了。孩子们的脸上,笑容最多。

在嘉那玛尼堆旁边,几块铁皮笼罩的土灶上放着几个大锅。一位自愿为转经者烧茶的老阿尼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问我家在哪里,我只说了“拉萨”便哽咽不能语……在嘉那玛尼堆周围,尘土飞扬。一个年轻的藏人女子正弯腰,试图去抹掉蒙在一块刻着“嗡”的玛尼石上的尘土,她甚至用嘴去吹拂。但是,来来往往的汽车和挖掘机啊,激起的尘土又立刻蒙住了玛尼石……

将近黄昏时,我们来到了与记忆中的玉树面目全非的陌生之地,最为突出的感受是,玉树已然成了一个尘土弥漫、热闹非凡的大工地。各个工程公司,各种工程机械,各地纷纭而至的人们忙忙碌碌,“就像是全中国的包工队都跑到玉树来了”,我感慨道。可是,已经一年零三个多月了,地震后的玉树还像是刚被轰炸过的战场,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居然有三辆车一直在跟踪我们。跟得很近,显然是一种警告。我们知道,这是为了不让我们与当地的友人接触,以免我们得知当地的真实情况。如果一定要去见面,岂不是会给友人带来麻烦?我们只好在城里转了一大圈,比较不容易地,找到一家旅馆住下。登记时,碰见一个来自四川的包工头,说是干完了工程来要钱的,可等了一个多星期还是拿不到钱。他气哼哼地说,“这些当官的,吃钱凶得很”。

当晚,我难以入睡,一直隐约地闻到某种几乎从没闻过的气味。我对王力雄说,这难道是地震中遇难者的气味,久久不散?

2011-8-24,拉萨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2011年8月28日星期日

沦为贫困的玛多

只有中文没有藏文的县城标识(玛多县属于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玛多县城横竖两条街。

玛多县城大半以上的各种商店是汉人和回族人所开,包括这家“金尊御膳时尚火锅”。

玛多县广场,比飞马雕像更为醒目的是大幅红色标语“党的光辉照河源”。

这是玛多县监狱,听说在前些年只关过一个小偷,如今关押多少人就不知道了。(很遗憾,王力雄当年拍摄的万人挖金矿的照片, 不在手边。。)



沦为贫困的玛多

文/唯色

玛多,黄河的源头,我第一次到这里是1997年,第四次到这里是前不久。当年对县城的印象是人迹寥落,门户紧闭,一条窄窄的街道上飘飞着如游魂一般的纸屑、塑料袋。而现在,人来人往的街上已经有了名为“御膳时尚”的火锅店,广场上比飞马雕像更为醒目的是大幅红色标语“党的光辉照河源”。

提起玛多,中国的媒体都承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只有1万多人口的玛多被认为是“全国的首富县”,人均收入最高;可是,仅仅二三十年之后,玛多却“成为贫困县”。追究其原因,中国的媒体都众口一词地归结为牧民过度放牧,致使草场退化,湖泊锐减,水源枯竭,整个生态恶化。而这样的说法,影响了太多人。

是这个原因吗?或者说,主要是这个原因吗?

我见过王力雄在二十多年前漂流黄河时拍摄的照片。其中在玛多拍的照片最令人吃惊。那完全是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竞相劳动的大场面。但那不是在开垦荒地种粮食,更不是在放牧牛羊逐水草,而是在争先恐后地从河水中挖沙淘金。而照片上的淘金者,几乎都是回族和汉人。王力雄回忆说,好像没见过有藏人参与淘金。

其实玛多并非因黄河著名,而是蕴藏有丰富的黄金等矿藏,吸引了无数贪婪者云集于此。有关资料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几十万外地人一窝蜂地涌入玛多淘金。事实上,玛多一度富裕并非因为牧业发达,而是因为淘金带来的黄金交易买卖,增加了GDP和财政收入。需要强调的是,玛多的所谓富裕并没有让牧民们分享,他们依然过着简单而知足的游牧生活。

外来者涌入藏地掘矿取金,大片草场被破坏,河床因此而干涸,野生动物遭捕猎,虫草等珍贵药材被采挖,诸如之类的环环相扣,因因相袭,以致后果迭出。从网上找到有关调查表明,玛多县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因滥挖乱采黄金,不仅破坏了黄金资源,严重毁坏了草场资源,破坏了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导致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到1999年,全县总土地面积的47.8%为沙漠沙砾地、裸地,野生动物数量减少31%。

“中外对话”去年发表《正在消失的藏区草原》一文,采访了一位当老师的藏人,他叹道:“玛多现在非常穷了。根本就活不下去。矿挖完了,草原也毁了……”但在玛多县的政府网站上,仍然以“地下蕴藏着可观的矿藏资源等待开发”为招牌,介绍玛多县除了到处有砂金,还有煤、铁、铜、钴、盐、硼砂等矿藏,以及石灰岩、玉石等。并且,至今仍在不停地开采金矿。

到底是否存有放牧的问题呢?一位八十多岁的牧民反问,如果说牲畜的刨草对植被有破坏作用,那如今他们所在的地方应为一片荒漠地,因为在他小时候,当地有成百上千的藏野驴出没。王力雄在相关文章中也反问,“藏人祖祖辈辈在草原放牧了几千年,为什么过去生态没有破坏,也不存在过度放牧呢?”

最后,补充一个致使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即众所周知的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然而,这当中,同样有外来人为的因素,我指的是开矿与筑坝。

2011-8-17,拉萨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2011年8月24日星期三

请关注:喇嘛久美第四次被捕!



喇嘛久美,1966年生人,今年45岁。拉卜楞寺僧人。法名久美江措,身份证名久美,外号久美果日。老家是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九甲乡录堂村。他出身农家,13岁到拉卜楞寺出家为僧,曾经担任“喇嘛乐队”队长、拉卜楞寺喇嘛职业学校校长、拉卜楞寺寺管会副主任。然而,从2006年至2011年,五年间,喇嘛久美四次被捕——

1、第一次被捕:

2006年1月,喇嘛久美持护照去印度接受尊者达赖喇嘛传授的时轮金刚灌顶,并拜见了尊者达赖喇嘛。他回到拉卜楞寺后受到当局怀疑,于当年4月被甘南州公安局抓捕,关押四十多日后因证据不足获释,重返寺院。这是他第一次被拘押。他当时被没收现金上万,是为其他寺院缝制帐篷的筹款,至今这笔钱未归还给他。

2、第二次被捕:

2008年3月14日和15日,夏河县僧俗响应拉萨抗暴事件,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15日被镇压,随后许多僧俗遭到抓捕。喇嘛久美当时在自己僧舍中,并没有参与这两日的抗议游行,却被当局怀疑是策划者,从3月22日起,他被无端拘捕、刑讯逼供一个多月,差点死在审讯室里,后送医院抢救治疗方活下来,后以“取保候审”的名义回到寺院。

3、第三次被捕:

2008年9月3日,喇嘛久美在公诸于世的一卷录影带中,一人面对镜头诉说长达20分钟,用真的面孔真的声音真的名字,对2008年3月以来的西藏事件提供了完整的证言,表达了身为普通藏人僧侣的希望。(见http://www.voanews.com/tibetan/archive/2008-09/2008-09-03-voa1.cfm)。

在录影带被美国之音藏语电视节目播出之后,11月4日中午约1点,有七十多个军警(其中有夏河县公安局的警察)突然包围他的僧舍,从他的僧舍将他抓走。在长达整整半年的拘押之后,经两位中国维权律师李方平和江天勇的努力,喇嘛久美于2009年5月3日获得释放。

4、第四次被捕:

2011年8月20日上午,喇嘛久美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被捕。原因不明,可能与他在2008年以录影方式向全世界公开作证、披露藏地被压迫真相有关,属于秋后算账。但不知道是否与中共指定的“汉班禅”前不久去拉卜楞寺有关。

8月21日下午,有五十多位公安、武警搜查了喇嘛久美在拉卜楞寺的僧舍,没收了电脑、达赖喇嘛的法像、光碟以及喇嘛久美的手稿。抓捕他的警察,可能来自甘南州与甘肃省。

目前,喇嘛久美下落不明。

有藏人网站最先报道了喇嘛久美被捕的事件:http://www.sangdhor.com/list_c.asp?id=4381 。并有自由亚洲藏语节目等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

强烈呼求国际关注!!!


延伸阅读:

还在抓人:拉卜楞寺喇嘛久美今日被捕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11/blog-post_3003.html

拉卜楞寺喇嘛久美被当局拘押42天仍无任何说法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12/42.html

喇嘛久美的入狱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11/17.html

喇嘛久美回家了!!!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5/blog-post_5476.html

从寺管会副主任到民族英雄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5/blog-post_20.html

扎仁博:勇气和智慧——“喇嘛久美事件”对境内藏人的启示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5/blog-post_19.html

勇气与智慧,缺一不可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5/blog-post_29.html

2011年8月23日星期二

我的新书《西藏:2008 》

题写藏文的是安多拉卜楞寺的喇嘛久美江措。

拉萨三大寺上千名僧人被火车运送到格尔木某军队监狱,关押其中数月之久,这是曾被囚禁于此的僧人云丹,为我绘制的牢房示意图。

图为依据《由东向西的地方志》而画的拉萨概貌,由卫藏画家手绘。


我的新书《西藏:2008 》

文/唯色

三年前,也即藏历第17绕迥2135土鼠年,我在逐日记录整个藏地所发生的人权灾难的时候,开始想写一本书,而这本书是要以文学的方式来讲述一些故事。

我知道,我可能过于地,深陷其中了,于是急切地絮语……我指的是,对2008年的记忆。

那年,藏历土鼠年八月某日,贡嘎机场检查森严,母亲抑制着泪水,与我额头相触,以示告别。“现在的拉萨已不是去年的拉萨了,现在的你也不是去年的你了……”耳边响起这意味深长的哀叹,让我犹自神伤。

旋即,铁鸟扶摇着巨硕的翅膀离去,一首缠绕我童年的文革歌曲,吊诡地在内心响起:“金色的大雁哟,你快快飞快快飞,飞过了雪山,请你带上哟,心爱的雪莲,捎给我想念的北京城,呀啦嗦……”随着歌声,我写下一首诗:

“匆匆告别拉萨——/拉萨已是一座恐惧之城;……匆匆告别拉萨——/拉萨的恐惧,尽在呼吸之间、心跳之间,尽在欲说还休之间、无语凝噎之间;……匆匆告别拉萨——/拉萨的恐惧令我心碎,容我写下!”

其实“拉萨的恐惧”,缘于北京。其实我想念的,从来都是拉萨。

那年发生的许多事情,在那些个揪心的日子,让我写成《拉萨七日》,曾在2009年的网络上发表,但因激愤,过犹不及……很想平静下来,以讲故事的方式,慢慢地写,娓娓地道来,但我还是絮语了。

而在书稿交与编辑完成之时,与2008年所遭遇的攻击一样,我的博客邮箱及推特同时被劫。之后,除邮箱外,博客与推特非常不易地得以恢复。而破坏者,从我的邮箱窃取本书书稿,附加木马等凶狠病毒,以我的名义发给与我信件来往的朋友,致使许多朋友的电脑崩溃,或被置于危险之中。

这也是一种暴力,与这本书所记录的血与火有着某种联系。于是有了这样的意义:真相,从来都为暴力者所怀疑、所忌恨、所欲摧毁;因此,更值得去记录。

巧合的是,当这本书终于出版,正值图伯特又一个“敏感年”,当局称其为“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那么,我愿意把本书呈现给世人看——何以在“解放”这么多年之后,“翻身农奴”要起来反抗“解放”他们的人?何以在图伯特的大地上,无数走上街头、纵马草原的抗议者,几乎都是在“解放”以后出生的藏人?

感谢安多拉卜楞寺的喇嘛久美江措,为这本书题写藏文。2008年,他置一己安危于不顾,向全世界报告了图伯特的真相。

感谢艺术家Losang Gyatso,把他的作品赠予这本书,其中即有2008年的记忆。他是如今生活在美国的藏人,1959年离开故乡拉萨。

感谢安多僧人云丹、卫藏画家普布(Phurpu)为这本书手绘珍贵之图。

似乎得以解脱了。从那年的秋天,直到第二年,不,第三年的冬天,才算是,似乎从中解脱了。不久,我将再又回到让我爱恨交织的故乡——拉萨。

而解脱,本是佛教的词汇,修行的境界,实则长路漫漫,务必生生世世。那就继续地记录吧。那记录,全都是,必然是,永远是:图伯特。

那么,说吧,记忆!

2011/7/15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

这篇文章由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广播 http://www.rfa.org/tibetan/chediklaytsen/ukaylatsen/woser/%20new-book-of-woeser-08122011145809.html

2011年8月20日星期六

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

于2001年重新整修的“尼木烈士陵园”,被设为“拉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依然坚持“尼木事件”属于“叛乱”。1970年大开杀戒时被当作“叛匪”枪毙的藏人,名义是被“人民处决”的。
唯色说明:我的这篇文章,是2006年由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纽约市立大学及纽约皇后区图书馆合办的“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文化大革命4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书面论文,并收入《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一书(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

 文/唯 色

我们在工作中应该记住的,需要是这样一句话:“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尔)。换言之,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即努力地“解释事故”,那已经是极其难得。而这显然困难重重,所需依凭的外在和内在的条件甚多。是不是,惟有记录,记录;越来越多的记录,方方面面的记录;那一个个“事故”才会从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述中,以无数个“偏”,渐渐地概括出一个比较真实的“全”来。

——摘自我的采访笔记。〔1〕
一,背景

自从1950年“毛主席呀派人来”,“一条金色的飘带”就“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了。这首在今天的西藏仍然很红的革命歌曲,再形象不过地说明了这半个世纪来北京和西藏的特殊关系。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出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这场红色恐怖狂飙很快刮向世界屋脊。西藏于是风起云涌,震荡无宁日。

西藏有了红卫兵,在“破四旧”的风暴中,以寺院为象征的传统文化成为必须砸烂的目标,于是纷纷被革命的“铁扫帚”一顿横扫,沦为废墟。西藏有了“牛鬼蛇神”,大都是过去的“三大领主”(这是中共给予传统西藏的政府——噶厦、寺院、贵族的专用名称),其中相当一批曾被中共“统战”,是著名的“爱国上层人士”,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难逃被专政的下场。西藏也和中国各地一样,有了起先“文斗”继而“武斗”的造反派,分化为彼此水火不容、其实性质相同的两大派:“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和“大联指”(全称是“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

“造总”是当然的造反派,“大联指”被视为保守派,两派各有学生、居民、工人、干部和农牧民,各有藏人和汉人,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来说:“亲不亲,派来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0年之后由中共军队严密掌控的西藏,派性之风也猛烈刮向并非真空的军营。由于“造总”把造反矛头径直对准彼时集西藏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土皇帝”张国华(是1950年解放军进藏主力部队十八军的军长,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而“大联指”坚决捍卫张国华,支持“大联指”的军人远远超过支持“造总”的军人,甚至在军队内部的高层中也是这样。

逐渐地,两派向各地区、各县甚至乡村和牧区发展,除了与邻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被责令不准参与“文革”(当时中共规定,西藏71个县当中的25个边境县不准搞文化大革命,如错那、亚东、聂拉木、吉隆、普兰等城镇和边防要点),西藏其他地方都卷入到两派纷争之中;除了“牛鬼蛇神”,几乎人人都面临着不是“造总”就是“大联指”的选择,能够超然物外的很难做到。

从1967年5月起,西藏两派的武斗正式开始,持续时间超过两年,其影响之深,破坏之大,遗患之重,疑案之多,不是本文所能概括和总结的。

为了使陷入瘫痪状态的国家机器恢复运转,毛泽东下令军队“支左”(支持“左派”,出自毛泽东的指示),让军队接管各级政权,于是整个中国进入军事管制。西藏也不例外,于1967年5月11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向各地派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并且深入到广大农牧区,在西藏“文革”中充任重要角色。但从许多事实来看,军事管制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军队的推波助澜,反而使西藏的“文革”更加复杂化,进入更为紧张和可怖的时期,有研究者把军事管制下的西藏称为近代“最黑暗的一页”。〔2〕

二,疑问

196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发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特别强调军队的重要性,要求“西藏各族人民和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遵守西藏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保卫边疆的一切规定和命令,保卫部队战备、指挥正常进行,不得冲击部队和指挥机关、拦截军车、抢夺武器和部队物资等”。由此可见,彼时军队与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发生了不少面对面的冲突(但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此文件被定性为“在西藏……起了很坏作用”,西藏自治区党委报请中央建议撤销,并公开向群众宣布。——见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所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区、拉萨市郊县、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等地相继发生较大规模的暴力事件。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

“520:边坝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一月底,边坝县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定了‘不要共产党、不要交公粮、不要社会主义’的‘三不’反动纲领;继而又建立‘四水六岗卫教军’,和所谓‘翻身农奴革命造反司令部’。五月二十日,袭击县委机关,打伤干部职工三十余人。六月八日,又集中两千余人袭击县委机关,夺县革委会的权,抢走县革委会各办事机构公章。接着,又几次袭击边坝县、区机关和军宣队,抢劫县人武部武器弹药,炸毁军宣队住房,打、抢、烧、杀达十七天之久,打伤干部、战士上百名,还进行砍手、剜眼、剖腹等野蛮手段,残害致死干部、战士五十余人。

“613:尼木县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尼木县一反动尼姑赤列曲珍利用宗教迷信,跳神并呼喊口号,煽动群众围攻、殴打军宣队,军宣队二十二人全部被害。二十一日,在尼姑庙杀害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十三人。”

(其他事件略。)

当时局势被认为十分严重,主要是因为在这一系列暴力事件中打死了解放军军人,而不同于这之前的武斗中死的只是平民。北京为之暴怒,下令军队进行武力镇压,竟至十分恐怖的地步。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

“925:中央指示平息西藏一些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中共中央批示西藏革委会关于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报告,《批示》中指出:‘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人,利用民族情绪,宗教迷信,煽动胁迫群众抢劫国家和群众财物,破坏交通,已完全属于反革命性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其蔓延’。西藏军区据此下达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命令。”

在上述官方正式出版物的记载中,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反革命暴乱事件”,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再叛”(再次“叛乱”),军队是以“平叛”的名义进行镇压的。所谓“再叛”,是相对于1956年—1959年整个藏区发生的藏人武装反抗中共政权而言的。那次“叛乱”导致达赖喇嘛及西藏噶厦政府流亡印度,数万难民随之出走。那么,十年之后的反抗事件是否算作第二次“叛乱”?何以官方要改变口径,将文革时期认定的“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呢?(事实上,在今天的“尼木烈士陵园”的陈列室里,仍然将“尼木事件”归为“‘两九’叛乱”,所谓“两九”指的就是1959年与1969年。)“叛乱”与“暴乱”虽只是一字之差,但本质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2001年夏天,我在拉萨采访了当年“造总”总司令陶长松,据他披露,将“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是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后改做的决定。那么,在这一转变的背后,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当时西藏自治区共有71个县,被牵扯进“再叛”的县有52个(18个县被定为“全叛”,24个县被定为“半叛”,还有一些县是“预谋叛乱”),占74%以上,涉及的人员之多难以计数。虽然“平叛”的军事行动在1969年底结束,但“平叛”扩大化却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陶长松至今仍然坚持当年发生的系列事件不是“再叛”,而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他的理由之一是:

“说是‘再叛’,从几个县到十几个县,一直扩大到52个县,这么说,共产党在西藏那么多年的成绩不是都没有了吗?毛主席的威信又到哪里去了?这不符合事实嘛。还说这些事件是达赖集团在背后操纵,那更是笑话。达赖集团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势力?他所谓最强的武装力量,也就是在木斯塘(附属于尼泊尔的仆从国,与西藏阿里地区接壤)的那几百个人(1959年藏人抵抗力量中的部分康地藏人),老弱病残,内部又有矛盾,虽然有美国支持也极有限,七十年代初期,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来中国访问,毛主席对他一讲,两边合作,一下就把他们剿灭了,所以说达赖集团与69年的事件根本无关。”

他的另一个根据是:

“实际上当时派性很严重,所以军宣队究竟当时给这些老百姓宣传了些什么内容值得分析。他们肯定说‘造总’是反动组织,群众就不服气,就围攻。……至于说当时在事件中发现的那些宣传纲领,什么‘驱走红汉人’等等,到底有没有,谁也没有看见。……另外,某县气象台台长是‘造总’成员,虽然他是一个汉族,但也被定名为‘叛乱分子’遭到枪毙。这不仅说明‘再叛’的波及面很大,也说明了当时的派性冲突。”

对于当时被定为“叛乱”嫌疑的人数,陶长松认为后来公布的资料已经大大缩水:

“自治区的有关统计资料说全区有一万多人涉嫌,我想这数字还是缩小的,统计不全。比如,光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谢通门县这两个县,被集训的群众就有4693人,安多县是800多人。而所谓集训,就是把有‘叛乱’嫌疑的人先抓起来再说,集中培训,实际上也就是审查跟‘叛乱’的关系。但如果把这么多的人都说成有‘叛乱’嫌疑,共产党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吗?”

发生在拉萨附近的尼木县和昌都地区边坝县的“暴乱事件”,时间相距很近,性质基本类似,在当时一系列事件中最为突出。那么,以这两个事件为例,究竟是群众派系组织之间的武斗?还是借武斗而“叛乱”或由武斗转化为“叛乱”?这无论在当时还是至今都说法不一,成为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甚至讳莫如深的疑案,可以说是西藏文革史上最大的疑案,也是最大的血案。

三,尼木事件

从当时的派性角度,尼木县的大多数乡村都属于“造总”。两个“翻身农奴”——单增朗结和热群就是尼木“造总”的头头。不过轰动一时的“尼木事件”的领导人主要不是他俩,而是一位名叫赤列曲珍的尼姑。起初,尼木县也像别的地方一样陷入武斗之中,县政府的领导干部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但是,据说在单增朗结和热群两人去找赤列曲珍占卦以后,“斗争的性质变了”——这是一位在“文革”后离开西藏去了印度的尼木县农民德朗的话,他目睹了“尼木事件”的整个过程:

“刚开始时我不相信他们有民族的动机,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运动。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描述这个过程。如果说他们是为了藏民族也不完全准确,也许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自由吧。最后他们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摘自“美国之音”藏语部对德朗的采访,下同。)

何以这么说呢?德朗的说法是:

“他们的思想基础非常奇特。一方面他们说是要把汉人赶出西藏,但同时他们也搞阶级斗争,像我们这样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是不准参加他们的组织的,甚至他们中的积极分子也不会跟我们说话。现在想起来很奇怪,我想可能是他们的思想水平太低。他们去哪里的话,一般由各村的代表从村里选人跟去。这些代表都是最早时候的造反派。我们村有尼玛次仁和格桑普卜。他们两个是我们村红卫兵的正副队长,都是‘文革’中的积极分子。但后来斗争的性质变了以后也很积极,加上很多人在没有人动员下自动参加了这个运动。我们也很想参加,但他们不收成份不好的人。”


赤列曲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德朗这样描述:“阿尼(藏人对尼姑的称呼)赤列曲珍是普松村人,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女儿。她受戒的寺院是塔斯寺,也在普松村里。她当时好像是30多岁的人,我自己没有见过阿尼。听说1959年之前她就是尼姑,1962年组织学习班时,把很多僧人包括这个阿尼都招去了,天天讲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之类,她开始心理不正常,从学习班回来后变得疯疯癫癫的,经常跑到山上一个人唱歌。那时玛朗苍的一个咒师把这个阿尼带到两个喇嘛那里,这两个喇嘛给她开了气脉,于是阿尼开始降神。但那时候已经在批评封建迷信,只有阿尼周围的一小部分人知道她会降神。当时尼木各地传说,普松的阿尼能算命,会说预言。很多人见了她后都说她能讲一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事,所以很多人开始信她。”

在尼木“造总”头头单增朗结和热群找赤列曲珍占卦后,赤列曲珍成了实际上的领导人。德朗回忆:

“他们去尼木县攻击政府的时候,还准备了一面西藏的国旗,但没有人知道西藏的国旗是什么样的,结果做了一个两刀交叉的,就是‘四水六岗’(1959年由藏东康地藏人组织的反抗中共的游击队伍)那样的旗帜。他们去尼木县之前,举起旗帜,煨桑,喊口号。听说他们喊了‘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反正那天他们冲进了县武装部。他们向县政府和武装部攻击了两次,第一天就是这么发生的。是先在尼木区政府里开会,然后去县政府的。其实那天煨桑也是一件大事,因为‘文革’中很长时间谁也不敢煨桑,那是搞封建迷信。

“在这之前,两派武斗时,造反派攻击过县政府一次,那时他们获胜了。但这次打着民族的旗帜向县政府进攻,后果大不一样。当时参加这个运动的都是农民,其中没有一个成份不好的。后来汉政府说这是在反动阶级的操纵下搞起来的,但这不是真的。他们的头头热群等人都是‘翻身农奴’,甚至还有一个党员,是确布村的人。

“他们没有现代武器。‘文革’开始时,从拉萨来了一个造反派的演出队,他们给热群送了一把手枪,这是唯一的自动枪。还有几支打猎的火枪。另外,乡里的铁匠们打了很多长刀等原始的武器,看起来就像过去电影里的农民起义一样。听说他们到县里时,公安局的楼上架着一架机枪。后来汉人说是没有直接向人开枪,但当时打死了很多人。最后他们攻进去之后,我们达热村的一个叫次旺的人,他说是他爬上墙把这个机枪夺过来的,枪管很热,把他的手都烫伤了。这个人后来被抓了,本来是要枪毙的,但后来释放了,现在还活着,在达热村。

“后来有一次在普松,汉人的军人和基层干部加起来有12个人全被杀死了。听说当时武装部没有让他们带枪。”

如果德朗讲述的是事实,那么被当作“叛乱”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的镇压非常残酷,正如德朗所讲:

“这个以‘西藏独立’的名义爆发的运动,只有几个星期就被镇压了。各村来了很多部队,主要是在普松。部队开进那里后打了几次仗,听说又死了几个军人。当时在那里的主要人物中,只有一个人后来没枪毙,不知道是嘎单还是赤列。但到我们村时无人抵抗,因为那时敢于抵抗的人都已经死的死、抓的抓了。这之前我们村里有一个叫扎西次旦的人,大概200多岁,他平时胆子比较大,据说攻县政府时,他是冲着机枪撞过去的,因为身上带着护身符所以没中弹,但最后子弹击中了护身符,他就倒下了。

“他的妻子叫阿加玉珍,她在家里等了三天还不见人,以为扎西次旦受伤躺在什么地方,就在背兜里装了一点吃的去找他。她快走到县城时,县武装部的排长好像是姓高的,一个长着兔唇的汉人,他挡着玉珍不让走。阿加玉珍哭着吵着一定要进城去找她的丈夫。她硬是往前走了几步后,那个排长从她背后开了一枪把她打死了。这个女人被高排长打死的情景,很多人亲眼看见了。

“镇压之后,起先所有山顶的高处都被部队占领了,然后把群众都召集起来。他们怀疑是我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在背后操纵的,所以在群众中搞调查。但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找不到任何证据后,就把造反派的代表都抓起来了,在当地开会、批斗、揭发,然后在乡政府关了几个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县里,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拉萨去枪毙。很多人是在尼木枪毙的。拉萨和尼木全加起来好像枪毙了36个人。第一批在尼木枪毙十几个人时,在拉萨枪毙的人数要少一点,但第二批在拉萨杀的时候,尼木好像要少几个。

“在尼木县召开大会时,我们的周围全被部队包围着,中间留了一条很宽的路。要枪毙的人都站在台上,大部分人都被打得认不出来了。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年纪最大的就是当年照顾阿尼的那个咒师。他们的家人都被集中到台下的最前边。先在大会上讲话,用高音喇叭把他们的罪行公布后,从中间开来了几辆卡车,把要枪毙的人都带走了。这几辆卡车慢慢地开着,我们群众跟着车后面走。尼木县有一个叫劝衮巴唐的空地,我们到了那里后,让我们围着这个空地坐下来。当车停下来后,把这些要枪毙的人从车上像扔包裹一样推下来,再由两个军人把人拖到一边去。那些军人有说有笑地在准备着什么。大概等了十几分钟之后,让这些人跪在地上,一个接着一个朝后脑勺开枪。全部枪毙之后,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一手端着手枪,用脚踢这些尸体,看人死了没有,有些人身上又挨了一两枪。这些人的尸体都扔在那里,家人不准抬回家。村里的一些非常贫穷的人把衣服从尸体上剥下来,尸体光秃秃地就那么扔着。后来有些被狗吃了,有些腐烂了,但谁也不敢动。

“我们村里很多人都死了。有些人是攻击县武装部时死的,有些是被枪毙的,还有不少人是后来清查时自杀的。有些人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不知是因为在监狱里受虐待的缘故还是什么原因很快就死了。”

当年新华社驻西藏的藏族记者巴尚(化名),曾经跟随平息“尼木事件”的军人参与围剿“反动尼姑”赤列曲珍的行动。2001年夏天,他向我详细地讲述了解放军围剿所谓“叛匪”的经过:

“……可能有一个排的兵力吧,武器装备很全。再加上尼木县里的部队,后来进山沟围攻尼姑驻地的时候大概有七八十个军人。当时从麻江(尼木的一个区,羊八井往南)跟部队来的也有我们的记者。……当时部队的指挥员是西藏军区的参谋长,叫李传恩(音)。

“我们一早就从县里出发,不久走到一个山谷里,据说从这山谷进去就是尼姑的驻地。山谷里全是乱石成堆。我们看见一个个山头上开始挨着冒烟,这显然是发现我们来了,他们在相互报信,用古时候那种烽火报信的办法。当我们走到山口,看见两栋民房,部队便分开埋伏,向房子里的人喊话,但没有人答话。部队就准备上去冲进房子里察看,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的一个排长中弹了,当场死亡,但枪是从哪里打来的根本不知道。这一下部队当然就很气愤了,就用四0火箭筒对着房子放了一炮,然后冲进去了,结果发现屋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大概七八个,都死了,有个老人还在被窝里,看上去是在睡觉。活着的只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手已被打断了。部队搜查了一圈,既没有发现武器,连个弹壳也不见,也没有发现年轻人。我问过小孩话,他说我们都在睡觉,什么也不知道,就被你们汉人的炮弹打死了这么多人。我对部队说这个事情要处理好,不然影响不好。后来小孩被送到总医院治疗。那些死人,本来部队打算拖出去,我说还是抬起来埋了吧,于是就挖了一个坑把他们全都埋了。

“这么打了一下,部队的情绪就上来了,直往前冲,走不多远就和尼姑的人遇上了。他们那边有几支火枪,更多的是矛和刀,还有牦牛鞭‘乌朵’,包着石块朝部队这边扔。一般情况下部队是不会开枪的,可能他们也以为部队不会打枪,所以他们气势汹汹的,用最落后的武器来对抗。所以当部队一开枪,他们慌了,赶紧逃跑,部队就边追边打,可能那次打死了30来个人。他们那边都是老百姓,也就是农民,其中还有几个基层干部,大多数比较年轻。后来追到了尼姑驻扎的那个村子,我们埋伏在一个土坎下面,附近还有一个小水库,相互距离很近。我们向那个尼姑喊话,可她不但不出来投降,还穿着法衣、戴着法帽站在房顶上跳神作法,在那儿乱跳乱舞。参谋长下命令不准向她开枪,要抓活的。这么相峙了一会儿,我们喊话也不起作用,尼姑还耀武扬威的,向我们宣战。于是部队就往尼姑房子开枪,结果那里面也朝我们开枪,但他们那枪都是破枪,子弹也不多,一发两发的,根本打不到我们。而我们的冲锋枪一打一个准,后来发现打死了七八个人。这么打着打着,天快黑了,尼姑还是拒不投降,部队想冲上去,但这样就会肉搏,双方伤亡就会很大。参谋长就叫战士们别打了,可战士们不听,都打红了眼,想冲上去把他们全部消灭。我就向参谋长建议,这样不好,他们活不成,我们也会有伤亡,而且我们已经发现他们非常顽固,今晚就算了,明天再进攻吧。于是部队就撤回来了。当天晚上,尼姑他们就跑了,跑到山上去了。

“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冲到房子里的时候已是空空荡荡,只有七八个人的尸首,有几个还被扶起来靠在墙上,身上都是枪眼。尼姑的房子里还点着一盏酥油灯,油燃的不多,可能跑的时间不长。在房顶上有个简单的帐篷,里面一张桌子上面有几个盛满弹壳的盘子。弹壳都是自动枪的弹壳,只有部队才有,是不是收集在一块表示证据的意思呢?那楼下有个隐蔽的小经堂,点着灯,供着佛像,还有些经书、法器和护身符之类。……接下来部队就搜山追击,在山上发现不少在逃的人,于是各个击破,击毙的击毙,抓获的抓获,尼姑就是在山上被抓获的。当时这场战斗,被打死在寺院里的有七八人,在山谷和山上被打死的有40多人,解放军只有那排长一人牺牲。尼姑后来是被带到拉萨经过公审之后枪毙的。她下面的得力干将大都被枪毙了,只有一个叫热群的跑掉了,没有抓到,这人原来是一个基层干部,杀解放军就是他带头的。”

巴尚强调,之所以要“剿匪”,正是因为在这之前“杀了解放军,这一事件当即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而“那些解放军是去‘支左’的,没带枪,尼姑手下的那些人半夜三更搞袭击,把有的解放军从窗户里甩下来,有的用磨盘石砸死,再把他们都埋在三叉路口,意思是那些人都是鬼,而且上面还放着军帽。那些解放军都是汉族。这样一来部队当然就要剿匪了。这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叛乱’行为。”另外,除了那些“支左”的军人,当地的一些支持解放军的农民也遭到严酷惩处,如“剿匪”时在赤列曲珍的住处发现:“一个女的被砍了双臂,一个男的被砍了双腿,居然还活着,据他俩说是周围的老百姓给他们喝茶、喝青稞酒才活下来的。已经被砍了好几天了。是因为在这之前,县里干部和解放军来的时候,他俩跟他们谈过话,所以尼姑就说他俩是叛徒,狠狠地惩罚了他俩。在尼姑门前的一块空地上还钉有四个橛子,群众说尼姑处罚被认为是叛徒的人时,就把他们的手脚捆在橛子上再砍,那满地都是血,已经干得起壳了。这我是亲眼看见的。又说还有两个基层干部被活埋了,我们挖出来一看,有一个浑身水肿,到处是刀口。”

巴尚还介绍了赤列曲珍近乎传奇一般的身世:

“这个尼姑30多岁,个子高高的,她在当时很有号召力,把周围村子里的人都集中起来了,其中有一批就一直跟着她干。她一开始就打着造反派的旗号要造反,红卫兵最初冲击县城的时候就有她那伙人,当时冲击县城不成,还说要用炸药把县城炸掉。据我分析,她不是一个单纯的造反派,而可能是有另外的目的,据说在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她就造过很多谣,说什么印度人打过来了,中国人就要撤回去了,等等。这个尼姑是有文化的,听说她背诵毛主席的语录很熟,在鼓动群众时还常常把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挂在嘴上,能说出很多最新指示,但没有发现她与拉萨的造反派是否有联系。另外。这尼姑也很会利用群众的迷信心理,她说她自己是格萨尔传说中下凡的女神‘阿尼古尼甲波’的化身,会预言、跳神和打卦。还把她手下的人都封为格萨尔里面的将领。她在老百姓中的威望挺高的,常常被请去降神,预言各种事情,包括农作物的收成。”

“尼木事件”被镇压之后,当局在尼木县举办巡回展览,向老百姓展示被杀的军宣队员、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照片,以示阶级教育。后来还建立了“烈士纪念馆”。西藏的藏族官员久尼(化名)当年是图片讲解宣传员,二十出头的女军人。我在2003年3月采访她时,提起这段往事,她依然气愤难平,坚持认为“尼木事件”就是“再叛”:

“不能说它是武斗。它已经超出武斗这个界线了。……这事件完全是派性的矛盾升华为阶级的矛盾,不单纯地是两派之间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当时在部队,被派去尼木搞展览,发动老百姓进行阶级教育。我正因为参加了这个活动,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件。当时我们部队派的有一个工作组,以这个尼姑为首的人,打着派性的旗号来闹,攻打到部队的驻地里边,把所有的战士全部杀害了。唉呀很厉害。那些图片我全看了。那个杀害的场面相当吓人,有的人被勒得舌头都吐出来了,眼珠子都爆出来了。拿石头砸,拿刀砍,惨不忍睹。

“当时我心情很激动。看见部队遭受这么大的打击,这么多的战士英勇地牺牲,我觉得义愤填膺。在作讲解的时候,我边讲边流泪,气愤得很。老百姓也是边看边哭啊。很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尼姑煽动的只是少数人。有不少喇嘛,还有些个别老百姓。大多数人不知道,结果一看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大家就很明白了。所以尼姑很快就被交出来了。尼姑跑到山里去了,怎么被抓着的呢?还不是老百姓给交出来的。

“这个尼姑,她能量很大的,煽动性很强。我记得据说她常年躲在山洞里边。她好像不是一般的尼姑,还是一个有点地位的尼姑。而她之所以这样,还是她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同时跟西藏过去遗留下来的矛盾有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这是一个根本的分野。她是早就蓄谋已久的,只不过在等待时机。时机一旦成熟,她就会卷土重来。对这些宗教界的人物,我们应该用一种非常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而且要用党的政策。对他们正常的信教,我们应该给予他们自由,但如果是利用宗教、披着宗教的外衣来达到其政治目的,那我们必须要识破。而这个尼姑是有根基的,不是普普通通的尼姑。她年纪倒不大,可能40来岁吧,后来枪毙了,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给枪毙了。她杀了那么多的解放军战士,肯定是要枪毙的。那种惨无人道,绝对不是一个出家人干的事情。作为宗教来讲要行善积德,连一个虫子都舍不得杀,但她杀起我们解放军就那么凶残。你说不是阶级报复又是什么?难道会是派性吗?记得在‘波林卡’体育场开了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然后枪毙的她。当她挂着牌子游街时,我们大家都朝她吐口水,非常气。当时这个尼姑的行为震惊了整个西藏的老百姓,觉得这个尼姑太可怕了,完全背离了她的教义。

“他们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的。那些跟随尼姑的人都是社会上的残渣余孽。虽然也有老百姓,但是老百姓也是被尼姑煽动了的。当时说什么‘达赖要回来啦’等等,还是利用这些分裂民族的言论。也提出了一些口号。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反正对汉人就是要进行报复。解放军是红汉人,那就是要斩尽杀绝。这在那些年,在六十年代末发生这样的惨剧,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甚至59年‘平叛’时候都没有发生过的。59年西藏那么大规模的‘叛乱’,部队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都没有遭到过这么惨重的失败,竟然在69年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骇人听闻的,实际这也就属于‘再叛’了。那么,这样一种局势你不‘平叛’那是不可能的,等于是‘平叛’一样。”

巴尚的看法也是,“本来这一事件是可以按照内部武斗处理的,但是杀了那么多手无寸铁的解放军,恐怕这就不能说是武斗了。那些被杀死的解放军没有带武器,也没有和他们互相打石头,甩‘乌朵’,是在突然袭击中被打死的,这显然就是一种仇恨心理,一种敌对心理,不是一般的武斗,也不是一般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蒙骗的问题。另外,尼木这个地方在“文革”前还发现过大量空投的传单,内容是跟‘西藏独立’有关的,因此,如果要说没有‘叛乱’的基础也很难否认”。

不过巴尚还是比较谨慎,他承认有矛盾的地方:

“实际上这个事件很复杂,参与者似乎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比如尼姑她是有政治头脑的,而且从其行为来看对解放军是有仇恨心的,所以整个事件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在搞武斗,我认为她是利用这个时机进行她的报复。如果说以造反派的名义,鼓动群众冲击县城还可以说是搞派性,但是杀解放军就不是单纯的问题了,好像西藏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事情,即使有,也只是极个别的,这么大的规模好像没有。这个尼姑本身就复杂,她既是造反派的头头,又有尼姑的身份,擅长降神弄鬼,在群众当中有一定的威望,要煽动和蒙骗群众是不难做到的。

“尼姑的那个干将热群是个基层干部,也是个‘翻身农奴’,但杀解放军很凶狠。那时候,农村里也分两派,基层干部也分为造反的和保守的。一说解放军是支持保守派的,那些造反的当然就敢下手了,那时候要欺骗人是很容易的,尤其是被派性所鼓动。但是像热群这样的人是不是和尼姑怀着一样的心思就说不清楚了。另外,在跟随尼姑的人里面,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59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

这真是意味深长的结论。虽然“尼木事件”的领导人是尼姑赤列曲珍,但比较年轻的她只是生活在乡村的穷苦尼姑,也可以算作党要解放的“翻身农奴”。那么,既然是“翻身农奴”,而不是“三大领主”,就不应该对把他们从“三大领主”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的“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怀有如此之深的“阶级仇”和“民族恨”,这是说不过去的。可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就必须得追问: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西藏在被“解放”多年之后,还会有像那么多“翻身农奴”,竟能做到义无反顾地去杀解放军呢?仅仅是因为当时去“支左”的解放军不支持“造总”吗?还是因为他们就是解放军的缘故?比如赤列曲珍所率领的村民们,用大刀长矛和绳索石块杀死熟睡中的数十名解放军军人和积极分子,其目标之明确,其场面之血腥,显然不同于通常武斗中的派性厮杀。又比如在“边坝事件”中,发生过四个年轻的农村女人用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惨剧。那么,诸如此类,是不是很不符合党所塑造的感恩戴德的“翻身农奴”的形象呢?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革”中藏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是一开始就暗中潜藏着,一旦时机出现就立即爆发,还是随着“解放”的神话被殖民的真相所替代而逐渐产生的?而这一切,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的呢?是由派性冲突演变成民族反抗,还是将派性冲突作为民族反抗的藉口呢?可是,既然声称“百万翻身农奴得解放”,又为什么会爆发民族主义的运动呢?而且,这是否与1957年-1959年在全藏爆发的民族主义运动相似呢?如果是相似的,又何以不能接受共同属于一个民族的那些“出身成份不好的人”?还是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源自于最底层、最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果真的是这样,连最底层的西藏人都愤然而起,中共所精心营造的“新西藏”便丧失了最起码的基础。而这,既是当权者自己不愿意看见的,也是当权者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


2005年11月,我专程去“尼木烈士陵园”寻找“尼木事件”的遗迹,在新建的陈列室里除了意外地看见赤列曲珍和她的追随者们被公审处决的照片,还看见一份译为汉文的题名为“反动文告原文”的文件,其内容之奇特,言辞之晦涩,如同神秘莫测却充满杀机但又深含当地文化的预言。那么,“尼木事件”是否包括的有宗教冲突的因素呢?从一个古老的宗教精神体系被“翻身”到另一完全对立的现代“政治宗教”之中的民众,传统文化在其心理积淀之丰厚并不是毛泽东思想这颗精神原子弹轻易就能够摧毁的,所以当赤列曲珍以宗教习俗中疯疯癫癫的神谕者的角色发出“自卫还击”的号召时,或许正是调动广大底层民众以原始方式杀戮外魔的绝对力量,而要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尼木事件”,这份并不容易诠释的文件无疑是一把钥匙,打开的是西藏民间的无数宗教信仰者怎样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大门。至于其中出现的“毛主席”和“江青同志”,或许正是出于将民族反抗混淆为派性冲突的考虑

宗旨:神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征服魔鬼这个敌人。裁判者就是毛主席。对于多财或者吞财的,对于这种人的裁判,是没有发言权的神。住在属于自己房子里的人,如果有人来挑衅的话,就要按照江青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坚决自卫还击。旦增加措(指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国家被罪恶的喇嘛(指与中共合作的活佛)交给毛主席了,毛主席又把它送给了神界。过去因为没有发言权,肚里有火,嘴里不敢冒犯。求神从比如(指该县境内一个地方。)一带来了一千多人,对他们说:“不要贪婪,不要忌妒,对厚恩的父母不要顶嘴,要与邻居亲近,要尊从党的话。”在求神的人当中,其中有三十多个好人,其余的以后再详究。用一个藏戛戛布(藏语,小银币)做一个渡母佛像,解放军叔叔放明白点好,如果你们听信个别人的话,怎样动刀动枪,那么从今天起,别做吃饭的打算吧,从今天起,就是疯子也不要吃饭了。整个的国家都不是毛主席和旦增加措的国家,而是我们神的国家,虽然你们不乐意,但是,从属羊的那年(指的是1967年)起,就已被神接管,在六月分内有好戏看。谢谢你们俗人叔叔们,你们已恩将仇报了,佛益西诺布和护法神神们可以慢慢地报答给你们。一千个僧众请来了尼姑,孔林加母尼姑住在山上,过得很好。在这个地方有妖魔鬼怪,在活的人世上,对财产的裁判者是毛主席,对心灵善恶的裁判者,是我这个尼姑,我是按照伟大的毛主席指示前来的。俗人叔叔们,你们的寿命好象烟囱里见到的光线。有的人心胸狭窄,对俗人叔叔们造成了灾难,天亮了,太阳出来的时候,马吉白吉拉姆女神要前来细判。俗人叔叔们,你们想得倒好,你们想用一个藏戛戛布做一个渡母佛像。神没有造过谣言,对于俗人叔叔们进行了教育,奉上来的哈达,也各自退还。尼姑孔林加姆对于黑心的俗人感到愤怒,罪大恶极的九十个人已经到手了,还有有待于落到手里的人。宗教信仰的人,该信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信仰的人,想造孽的地方也在这里,要坚决进行自卫还击。

四,边坝事件

那么,“边坝事件”呢?据“文革”期间在昌都地委工作,1973年作为调查边坝“再叛”情况的工作组成员普卜(化名),在2001年10月向我讲述的:

“实际上起因还是派性武斗。边坝县也跟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分的有两大派系,从县机关发展到整个农牧区。边坝县虽然牧业不多,但也是农牧业并存,它有二十四个乡,乡里凡是乡长、书记和文书都是造反派的司令、政委、副司令、副政委什么的。一般都是这样,乡长是司令的话,书记就是政委。当时没有一个领主、代理人或者戴有‘帽子’的这类那类分子参加两派,也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参加的。‘造总’没有,‘大联指’更没有,因为‘大联指’还更讲究成份。总而言之,乡乡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都有造反组织。

“刚开始不是到处都在夺权嘛,拉萨夺权,昌都夺权,县里面也有小型的夺权活动。这一夺权就有争斗,先是文斗,然后是武斗,连县里面也有很小的武斗。边坝县也是如此。那时候边坝县有一个群众代表,‘造总’的一个小头头,还是一个喇嘛,在拉萨参加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被曾雍雅(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被认为支持‘造总’)说成是‘红色喇嘛’,回去以后他大肆宣传,到处说曾司令、曾主任接见我啦,这是对我们‘造总’的肯定等等,这就为边坝县‘造总’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久,县里的‘造总’通知下面的各个造反司令部,说是某月某日到加日来参加群众大会,要批斗当时的县委书记叫王什么来着,这样那些乡里的司令、政委都来了,在大会上把那个王书记斗了几下,然后就打起来了。”

至于是不是“再叛”,普卜说:

“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情,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反正说是这么演变过来的,要成立什么‘护教志愿军’之类。说是有这么一个口号:“赶走共产党,消灭红汉人”,可是到底有没有我不清楚。还有一个口号,‘吃糌粑的团结起来,打倒吃大米的’。这个口号是有的。但是我去的都乡没有这样的事,连反动文字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看见,尽管都乡是“暴乱”的重点乡。不过这里面,我想过激的言论和行为是有的,比如说要杀“甲突日嘎嘎”。这个“突日嘎嘎”什么意思呢?那是一个扬青稞的工具,分叉的,两个叉叉,被比喻成汉人,穿裤子的汉人。有的区也确实杀了汉族,像俄朱卡区的文书逼他承认什么东西他不承认,就被摔到怒江里去了,他是汉族人。这样的人打死了那么几个,藏族好像没有。当然也把藏族的区长、书记等干部抓起来了,问他们:“你是要吃糌粑还是要吃大米”说吃糌粑的话那可以,就不打了;说吃大米,好,那就打。还有一个区委书记,问他“你信不信教”还说“你念这个”,他们指着山上用石头堆的“六字真言”,意思是,你念了就表示你信教,那就不打你;如果你不念,那就表示你不信教,那就打你。这个区委书记只好念了一遍,他们就没打他,但是后来就为他念“六字真言”的事情,被认为是向“叛乱分子”投降,结果他被判了刑,判了7年还是8年。这是真事。实际上当初的确有过激的言论和行动,可能也借机混进去了个别的坏人,围攻了一些区,打死了一些人,抢了一些东西。”

但是,无论这里面有没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当时边坝县二十四个乡,乡乡有“造总”,尤其是那个“红色喇嘛”的宣传使“造总”的力量更加壮大。不过老百姓听他的话跟他是不是喇嘛应该没有多少关系,而是因为他是自治区“革委会”领导高度表扬的“造总”小头头。据说整个边坝县都成了“造总”的天下,“造总”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被认为当众宣布“反革命宣言”的那个大会在日后成了一个分水岭,当天参加那个大会的二十三个乡后来均被划为“再叛”,只有一个在怒江边上的乡,乡长和书记没等大会结束就早早回去了,因此无恙。但大多数被叫来开会的老百姓很听话,其实是糊里糊涂的,对那个大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明白,结果连怎么进的监狱也不清楚,可就因为参加过那么一个大会便有了“叛乱分子”的嫌疑。

于是,中央下令“平叛”,军队也就杀气腾腾地来了。昌都军分区下属的部队、独立团和从内地调来的一些部队开进了边坝。既然是来“平叛”的,那么杀的藏人就特别地多。普卜说,“解放军倒是死的不多,老百姓死的就太多了。反正解放军又不知道谁是‘叛乱分子’,只要看见藏族就打。而且,去的那些人气得很,部队的,工作组的,都是‘大联指’的,这之前被‘造总’这么整,一气之下,再加上添油加醋的,肯定要报派性的仇。”据说当时奉命去“平叛”的昌都某独立营,全是“铁杆”的“大联指”,营长的外号叫“歪嘴巴”,他公开宣称:“这下到了我报仇的时候”,所以他简直杀红了眼。部队里除了翻译其他人基本是汉人,而阻挡部队的又全是藏人,打着打着,用普卜的话来说:“最后就成了两个民族在打。”(而《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中所说的打死打伤多少“干部、战士”,据说其实大多是在“平叛”过程中发生的)

普卜还讲述了一件在“平叛”时,四个年轻的藏族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事情:

“边坝县有一个那孜区是‘暴乱’的中心区,那里地形险要,一条简易公路经过一个叫那孜岗的悬崖峭壁,中间一条小河,另一边也是山,当时就在那里打得最厉害。几个女人勒死一个解放军的事情也就是在那里发生的。那真的是确有其事。那时候是冬天,十一、二月份,当时部队在那儿被堵住了,那些村民在空空的汽油桶里面装上炸药、石头什么的,部队一走近,就把点燃了的桶从山崖上滚下来,这一炸把部队炸死炸伤好些人,有些解放军还被打散了,有的兵稀里糊涂到处乱走,天亮了被村里的人看见了,是四个女人,因为男的都上山参加战斗去了。她们装着对他很友好,给他吃的、喝的,还让他洗脚。就在那个士兵洗脚的时候,突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死了。这是其中两个女人干的这事。后来她们都被抓了,那两个女人一个被枪毙,一个因为怀孕判了缓刑,最后好像没杀成。那个被枪毙的女人其实才十八九岁。是在那孜区上由解放军枪毙的。那些解放军都是被勒死的士兵的战友,特别气愤,说老乡居然杀我们,觉得非常想不通。那时候枪毙人都很简单,部队‘哒哒哒’的,有杀人的权力,是上面同意了的。我后来听老百姓讲,那个女的被捆得五花大绑,解放军在枪毙她之前,先用刺刀朝她狠狠地捅了一下,那刀尖都从她的胸口冒出一截,据说那女的叫都不叫一声,还转过头来狠狠地瞪了解放军一眼,最后挨了好几枪。当天那次由解放军公开枪毙的就有30多人。”

1973年,普卜去边坝县都乡“落实政策”:

“我们去时看见那乡里全是女的,男的除了老头子和小孩子,青壮年几乎没几个,其实整个边坝到处都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抓起来了,就没什么男人剩下的,每个乡都这样。一开会的时候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男的很少。”

不过跟“尼木事件”一样,当地没有一个出身成份不好的人参加“再叛”,所以乡村里剩下的男人都戴有各种“帽子”。据说他们还有点幸灾乐祸,因为被解放军打死的很多人都是在“民主改革”中斗争过他们的积极分子。后来工作组去落实政策的时候,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因为原来乡里的书记和乡长都成了“叛乱”的政委和司令,党员和积极分子都成了“叛乱分子”,结果杀的杀,关的关,一个党员也没有了,整个班子全完蛋了。可是要重新发展党员非常困难,因为当时入党的条件是,凡亲属中有“管关杀叛代”(指被管制的、被关押的、被处决的人,以及“叛乱分子”和“领主、代理人”)这五类分子都不能入党,但实际情况却是整个乡里几乎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

自1973年之后,一共派去了四批工作组,最后才确定,“被杀的里面基本上都杀错了”。普卜感叹道:

“可这有什么用,杀都杀完了,包括那个‘红色喇嘛’。除了杀错的,还有太多的关错了的,像边坝县县长就被关在监狱里,是巴塘藏族,叫向于华(音),后来当昌都地委秘书长,党校校长,现在退休了。我一听就说他妈的,怎么会连县长都成了‘叛乱分子’!他当时被说成是‘叛乱’政委,其实他只是边坝‘造总’的政委。更好笑的是,被说成是‘叛乱’司令的竟然还是一个汉族,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是邮电局的一个一般干部,边坝县‘造总’的第一把手,他好像是被杀了。哈!一个汉族搞什么‘叛乱’! ……总之边坝县就因为所谓的“叛乱”杀得一塌糊涂,但实质上是严重地扩大化,实际上那些被枪毙的人当中只有个别的算是杀对了,像那个勒死解放军的女子,她可能算是杀对了,其他的好像没有杀对的,可以说几乎都杀错了。”

五,人民公社

就1969年的系列暴力事件,新华社记者巴尚提出值得关注的因素——人民公社:

“日喀则的谢通门县是在派性斗争中撤销了人民公社。公社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在西藏并不适合,不应该在西藏建立公社,连合作社都不该搞,而应该是把互助组搞起来,让群众富裕起来以后再说怎么走的问题。都是一阵风,内地搞公社了,西藏这边也跟着推行,却不顾西藏的实际情况,老百姓经济基础和思想准备都没有,吃了很多苦头。”

是的,对于西藏的农牧民来说,“人民公社”是整个文化大革命跟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最直接,也是最密切的关系的象征。“人民公社”恶化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正如“破四旧”粉碎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1959年之后,对西藏农村和牧区实行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传统经济的一次革命,使“百万翻身农奴”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成立。然而,“人民公社化”却颠覆了这一“翻身”成果。党的干部们急欲使西藏跟上全中国的步伐,开始了公社化的尝试。早在1960年,西藏农村已经建立起8千多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试办了七、八十个合作社,但鉴于西藏彼时“平叛”不久、局势不稳的实际情况而暂停。1965年,西藏开始试办人民公社。到1966年初,已经办起了130个人民公社。1968年革委会成立之后更是快马加鞭地大办人民公社,到1975年,西藏99%的乡完成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1925个(《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这无疑是革委会的胜利成果。

在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化的成果,是出现了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来改造自然、把穷山恶水变成人间良田的一个名叫大寨的人民公社。从1970代初期开始,毛泽东一声号召——“农业学大寨”,使得全中国所有农村投入到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劳动高潮中。西藏也和中国内地的所有农村一样,要把每一个人民公社都建成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因此,西藏当年的农牧民们恐怕一生中最记得中国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就是大寨。

如何学大寨呢?除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即搞水利、修梯田,一些并不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出笼,如盲目开垦草场、牧场搞粮食种植,把种植青稞改为种植冬小麦等等,这在以后被认为“既是一种社会灾难,也是一种生态灾难”。青稞是青藏高原最主要的农作物,也是最适宜在高海拔地带生长的农作物,由青稞而加工成的糌粑,是使西藏民族在这块绝对高地上繁衍生存下去的主要因素。实际上,西藏人并不喜欢吃小麦,而且在西藏种植出来的小麦品质之差简直无法食用。

尤其是,公社化没收了农牧民的土地和牲畜;而在集体化的劳动中,工分收入极其微薄,包括公粮在内的税收虽不算多却也并不轻松,农村和牧区之间以物易物的传统方式(如用青稞交换酥油和肉类)被取消,改由政府统一配给口粮等等,加上雪灾、雹灾等各种天灾,使得民不聊生,甚至有整村、整村的人在外行乞。“根据中共自己的评估和统计,公社化后期,全西藏有50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其中有近20万人生活相当困难。这个数字在当时西藏180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连西藏的中共首脑都承认,西藏老百姓‘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明镜出版社)

与此同时,在公社化的进程中,还对西藏农村和牧区的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破坏。精通藏语的美国藏学家MC戈德斯坦,在1980年代对西藏西部牧区为期16个月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十)》,西藏人民出版社):

“个人的宗教活动被禁止,寺院和祈祷墙等都被拆除了,牧民们被强迫抛弃他们头脑中深深印有的一些价值观念和风俗。例如,男人必须剪去他们那有特色的刘海和辫子,妇女也要求打破女人不能宰杀动物的戒规。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因为牧民们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都被故意地颠倒过来,更糟的是缺乏食物。西藏的干部操纵的阶级斗争大会以及大量倾泻的歪曲一切事物的宣传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和不和谐。在某种意义上,政府仅仅想从语言上减少西藏人对传统论理的认同。”

为此,他的总结是:“这一时期中国的政策是想保持牧场的经济,但破坏掉牧场的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

其实,人民公社化在西藏的很多农村和牧区激起强烈的反响。当年在昌都一个区里当区干部的霍康强巴旦达说,当时农区已经完成了公社化,接着在牧区办公社。他所在区里的文书在大会上表示异议,说牧民们不愿意办公社,因为他们对自己放牧的牲畜很有感情,可现在要把牲畜都交给生产队,他们的心里很难受。就因为这句话,县公安局的员警连夜抓人,这位文书被关了整整3年。

戈德斯坦所考察的日喀则地区昂仁县帕拉乡在1969年年底,因为反抗把牧区变成公社,“大多数的牧民在传统领袖领导下发动起义,控制了该地区,杀死了几个亲中国的西藏官员。他们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政府,宣称提倡宗教和经济自由。很快,‘叛乱’就被南部开来的中国军队平息。中国政府逮捕或处死了一批领导人,对其他人进行监禁或再教育,然后建立了公社和革命委员会……”(同上)。也就是说,在1969年的一系列混杂着各种目的的反抗事件中,有些正是出于对公社化的反抗。正如当时流传在西藏底层的一句话:“解放就如同给人们戴上了一顶湿皮帽。皮帽干得越快,就箍得越紧。”于是,曾经获得解放的“翻身农奴”表示不愿意要这样的“解放”,喊出了“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口号。

也有例外的,比如“尼木事件”并不是因为反对公社化而激起的反抗。当时,尼木县正在酝酿办人民公社而尚未开始,事实上,反而是“尼木事件”被平息之后办起来的人民公社多少救助了当地的农民,正如介绍过“尼木事件”的尼木农民德朗所说:

“……记得造反派成立的那年(1968年),我们大都没有缴税(交公粮)。但第二年,也就是反抗的那年,尼木受灾,可是在镇压之后,县里逼着我们把两年的税(公粮)一起缴。这么一来,家家没有糌粑吃,生活非常困难。1970年开始在尼木大搞人民公社化。西藏很多地方的人说,人民公社建起来之后生活很困难,但是在尼木,如果没有人民公社的话,可能很多人都饿死了。人民公社其实救了我们,至少公社建起来之后大家还可以分到一点点粮食。”

因此,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并非可以简单化地一言以蔽之,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此之多的可能性,实际上都缘于一个前提:革命。一位伴随着发生在西藏的所有革命度过了大半生的藏人知识份子说:“1959年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经济的革命;1966年的‘文革’是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两次革命,使得西藏彻底变了样。”而人民公社化,是夹杂在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之中对西藏经济的又一次革命。也就是说,如此具有颠覆性的一次次革命,等于是要连根挖去一个民族深扎在雪域大地上的根,所触及的不但是藏人的皮肉,使他们贫困交加;所触及的更是藏人的灵魂,使他们在丧失传统和信仰的时候,内心分裂,魂无所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再叛”之名是成立的,至少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涌现了许许多多决意赴死的民族主义者。

六,大开杀戒

的确如巴尚所说,“实际上这些事件很复杂”。而且,参与者“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概以“叛乱分子”来处理。但在这一点上,巴尚的结论显然有误。他说:“后来对‘尼木事件’的处理并没有触及到一般群众的,无论公审、枪毙和判刑,处理的都是尼姑和尼姑手下的骨干分子。”事实上,军队在“平息再叛”或者说“平息反革命暴乱”时,采取的是以一儆百、大开杀戒的手段。如“造总”总司令陶长松所说:

“像69年的事情,任荣(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被认为支持‘大联指’)最近写了一本书《戎马征程》,其中强调什么所谓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杀害军宣队、基层干部、群众等等,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有180多个人。这是他说的。我就想问他,而你后来这个‘平叛’又打死了多少人呢?这里面有大量很生动的材料。当时军队要来了,有的书记也好,县长也好,都是汉族,其中县委书记居多,下台了,没有权了,但是看到解放军来,群众说要跑,县委书记就大声疾呼,你们不能跑啊,你们要跑的话,解放军真的会把你们统统都当成‘叛匪’来杀的。可老百姓也不懂啊,怎么可能相信你一个靠边站的领导干部根本不会听他的话,所以就跑,结果究竟打死多少人,现在这个数字都很难说,很难统计。”

所谓平息“再叛”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便是大规模的逮捕、关押和公开处决。“尼木阿尼”赤列曲珍成为西藏人人皆知的“反动分子”。她是因为“再叛”而被第一批公审处决的18人中最著名的一个。大概是1970年2月,当天拉萨人几乎倾城而出,被带往公审大会的现场——“拉萨人民体育场”和位于南郊一带的流沙河刑场,去接受触目惊心的“阶级教育”。身穿暗红色氆氇藏袍的赤列曲珍,身体瘦弱,被公审批斗。一位曾在西藏当兵、工作三十多年的汉人老先生,在2005年1月的北京告诉我,当时他就站在赤列曲珍的跟前,非常清晰地看见了赤列曲珍在被枪毙之前的样子,“那简直比张志新还惨”,这是他的原话。我就问:“她的喉管也被割了吗?”他说:“是的,怕她喊口号,扰乱人心,不但把她的喉管割了,还用几根铁丝穿透了她的腮帮,从这边穿到那边,再紧紧地拴在脑后,结果满嘴、满脸都流着血,胸前也是血,惨不忍睹。”我又问:“那么,她当时还活着吗?”他说:“还活着,可是就跟死了差不多。”

被枪毙的人中没有“尼木事件”的另一个首领热群,他在军队“剿匪”时与几个“叛乱分子”逃掉了。据说军队一直在追捕他们,还勒令热群的妻子背着孩子,满山遍野地边走边喊热群的名字,解放军则在暗地里跟着,但始终没有寻见他们的踪影。人们都以为他们逃到了印度,可是流亡政府那边也只是闻其名而不知其下落。或许,热群几人早在逃亡的路上丢了性命。

此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经蔓延全中国,正如后来连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结论,实际上是搞残酷斗争,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可谓是“文革”时期所有运动中最为残酷的运动。与中国各地的情况相仿,西藏也同样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其打击面之大,不但两派中的“造总”土崩瓦解,更导致许许多多的西藏人家破人亡。不久,又一场新的运动“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开始了,其残酷程度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除了枪毙“叛乱分子”,还要枪毙“叛国分子”,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由于不少人因不堪恐怖与贫困而逃往印度等周边国家,有些人不幸被抓获便以“叛国分子”的罪名予以严惩。其中一个叫图登晋美的年轻人,是拉萨中学高66班的学生,他与他的女朋友华小青(半藏半汉)在逃亡时被捕。华小青在监狱里遭到管制人员强奸,当晚自杀。图登晋美被公审处决。他的一位同学至今忘记不了当时惨不忍睹的情景:“枪毙图登晋美那天,我们看见了。把他游街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他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牌子,脖子上捆着绳子,人已经快被勒死了。其实人已经勒死了。到刑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脸肿得很大,惨白。那时候他可能才20岁的样子”。昔日的贵族官员、文革时的“牛鬼蛇神”桑颇才旺仁增的小儿子也因企图越境而被枪毙。与其一起图谋逃亡的有三人,两人被枪毙,一个女孩被判二十年徒刑。曾因与中共合作而在1058年被任命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竟然眼见儿子丧命于解放军的枪下却救不得,内心不知是何感受。

在所谓的“叛国分子”中,甚至只因有外逃的打算也会招致杀身之祸。如在山南加查县与曲松县之间的波塘拉山修公路时,几个家庭出身成份属于“领主”或者“代理人”的年轻人,不堪生活艰难和精神压抑,言谈中流露出越境逃往印度的想法,却被一位名叫格桑强久的同伴告密,修路队的领导立即上报,从拉萨派来了数名解放军军人将这几个年轻人全部逮捕。不久,16岁的东觉和14岁的次多被公审枪毙;18岁的索朗勒扎在狱中被打死;1950年代期间,被中共盛赞的“爱国上层人士”擦珠活佛的外甥约16岁,被判刑20年,后来获释之后还是去了印度,从此不归。

据说有这么三个被枪毙的人算得上很荒唐。一是河坝林居委会的一位疯了的尼姑,大概60多岁,其罪名是因为将毛泽东的画像倒贴在墙上;二是在五六十年代担任拉萨市参事委员会委员的群觉,因于1940年代期间,在当某个县里的秘书时,将当时担任摄政王的热振活佛手下的一个违法的商人施予重刑致死,而这本属历史事件,却也被翻腾出来,莫名成为判处死刑的理由;三是在1960年拉萨穆斯林要求划归外籍而举行的“拒粮事件”中,一位甚为活跃的回族穆斯林也被当作“叛乱分子”而遭处决。

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当时盛行的作法,一是将宣判死刑的布告到处张贴,被处决者的照片或名字上画有一个醒目的红叉;二是举行群众性的公审大会,公审之后便由解放军士兵押上卡车全城游街,再驶往刑场予以枪毙,有些人未到刑场就已被铁丝或绳索活活勒死。无论公审还是处决,其亲属必须站在前排“接受教育”,而且既不准收尸,还要上交绳索费和子弹费,并须公开表态感谢党消灭了“阶级敌人”。很多人在狱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也有人被虐待致死。

宽敞的拉萨人民体育场成为集合数万人的公审大会会场,而杀人的刑场则有好几处,如沙拉寺天葬台附近、献多电厂旁边的天葬台附近、蔡公塘天葬台附近、古扎拘留所旁边的天葬台附近、流沙河一带。要说明的是,在天葬台附近实行死刑,并非可以将那些被处决者按照西藏传统葬俗就地天葬。天葬的习俗属于“四旧”,早已禁绝。在解放军军人的枪声中,一个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头栽倒在草草挖就的乱坑中,有的人甚至脚掌露在外面,被野狗撕咬。

1970年和1971年被枪毙的人之多,据陶长松说,其中只是因1969年的所谓“再叛”被法院判决枪毙的就有295人。后来这295人中,有些人被认为杀错了,予以平反,并先后给其家人“安慰费”200元和800元,对此,陶长松讲了一句令人难过的话:

“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突几切’(藏语,谢谢),给他们200元的时候也说‘突几切’,给他们800元的时候还是说‘突几切’,这些藏族人实在是可怜啊。”

但在采访中,有很多人认为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因为光是边坝和丁青两个县,一次就枪毙过一百多人。由此可见,军队的镇压到了何种地步。然而绝大多数被枪毙的人至今没有获得平反。一位历经当年“红色恐怖”的藏人感叹道:“这么多的血案啊,让我们藏人寒透了心。我们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已经对共产党失去信任了。所以87年和89年的所谓‘骚乱’,其实是跟这些伤害有关的。”

七,存疑的结论

1980年7月4日,胡耀邦考察西藏返回北京之后,西藏自治区党委下达《关于纠正一九六九年平息暴乱扩大化问题的指示》。其中说,1969年一些地方所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极少数反动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在发生暴乱的地区,真正死心塌地地参加武装暴乱并犯有严重罪行的,只有极少数,绝大部分群众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在暴乱严重的尼木、比如、边坝、丁青四县,也并非全县发生暴乱。因此,把暴乱的地方,划为“暴乱县”、“暴乱区”、“暴乱乡(社)”是错误的。特别是把群众组织的一些错误行动定为“暴乱”或“预谋暴乱”更是错误的。因此,要公开向这些地方的干部、群众讲明,凡是在文件或讲话中划某些地方为“暴乱”或“预谋暴乱”的地区,都一律予以推倒。(《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同年8月14日,西藏区党委否定1969年南木林等四县暴乱问题。认为冲击了人民公社和互助组的所谓四县暴乱,是在“文革”中派性斗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像当时说的有一套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反革命政治目的,不能把少数坏人的乘机破坏、阶级报复定为反革命暴乱,等等(同上)。

有意思的是,明明在这些事件中,正如巴尚所说,“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59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可是,在西藏区党委的“纠正”中,却认为“是极少数反动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结论。把参与“暴乱”的“翻身农奴”都一概说成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显然也太缺乏说服力了。按照中共说法,那些“反动农牧主分子”都是欺压他们的“三座大山”,他们何以会偏信偏从呢?“金珠玛米”既然是帮助他们获得解放的救命恩人,他们何以会恩将仇报呢?而这些疑点,又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认真去思索呢?事实上,就这一系列事件由“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在西藏一直存有争议,甚至要求彻底平反的声音也不是没有,据说班禅大师生前就曾强烈呼吁平反,而西藏官方却从此放下不表。

2003年3月,在与当年的军宣队队员久尼交谈时,她坚决否认这是派性之间的斗争,严厉地说:

“当时我站在‘大联指’一边,但我不是那种极端分子,看什么问题都一边倒,没有自己的是非。正因为‘尼木事件’是我亲眼看到的,我至今不认为那是武斗。自治区也从来没有反悔过这个事,它定了性的,就是反革命暴乱。……完全是阶级报复。它不是两派之间的过节。如果是这样,那就两派之间斗嘛,它完全是冲着解放军来的,把整个部队全给杀了。这里面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过去‘平叛’时候没有消灭掉的东西,它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

“‘尼木事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有的人到现在还把它说成是派性,那绝对不可能,这种角度就不对,倒不是一定说你有什么目的,至少不管你是哪一派,只要看到那样一个真实的情况,都会有一个正确的结论,有一个公平的说法。这绝对不会是派性。不然的话,那些牺牲了的军人就成了冤魂。”

可是,只因为解放军军人被杀,就是“反革命叛乱”或者“反革命暴乱”吗?就是“阶级报复”吗?1968年7月,在中国其他地方,同样发生了杀伤军人的事件,如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破坏交通、抢劫援越物资,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事件;陕西也发生了抢劫银行、仓库破坏交通,私设电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冲击监狱等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又如何定性呢?也属于“反革命叛乱”或者“反革命暴乱”吗?也出于“阶级报复”吗?

当然,196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确暴力,若不是出于极大的“阶级仇”和“民族恨”甚至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驱魔行为,似乎很难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故而也似乎只能以“叛乱”而不是“武斗”为此定性。可是,只要调查两派武斗的真实情况,就会发现当时双方在武斗时,其暴烈与残酷都是彼此相当的。除了使用枪炮等武器致对方于死命,其他酷刑如挖耳、割鼻、断肢也频频发生,甚至在拉萨帕廓街头出现了被另一派用铁钉活活钉死的两个“造总”成员的尸体。

再则,如果说平民杀死解放军军人是“叛乱”,那么,解放军军人杀死平民,又是什么性质呢?那些死在“金珠玛米”枪下的藏人,又是不是一个个游荡在雪域大地上的冤魂呢?

事过多年,就196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言,尽管以赤列曲珍、热群为首的众多“叛乱分子”并不符合中共所塑造的“翻身农奴”的形象,但是若要“翻案”,恐怕会因此涉及更为复杂的历史恩怨。毕竟这些事件的导火索不是别的,正是最具“文革”特色的派性斗争,说到底其实是对权力的争夺,而恰恰这一点是最为敏感的。因此,久尼的说法无疑代表了至今西藏官方堂而皇之的意见:

“虽然作为革命群众,在当时参加哪一派都是回应毛主席的号召,都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作为自己来讲,最后这些事态的发展,朝着什么方向走,这就要取决于你的立场和态度。当事态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尖锐的地步,还认为是派性,还认为‘造总’因此被打击了,那立场就站错了,显然是还站在派性的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去认识这个问题。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已经到了很危险的时刻,如果这样的事态发展下去的话,就不得了的事情啦。再说,解放军在西藏,究竟是办好事还是办坏事?我们究竟怎么样看待解放军的行为?这是一个是非问题,决不能说因此就导致了另一派的一蹶不振。即使是一蹶不振,那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我记得,那个尼姑她当时就是打着‘造总’的旗号,可我们并没有说你‘造总’怎么啦,我们认为她利用‘造总’,利用两派斗争来达到自己阶级报复的目的,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可他们如果认为就因为这事我就起不来了,这种看法就不对了。你因为什么起不来嘛?真理是不怕同谬误作斗争的。如果真理在你这边,那么经过若干这么些年,又该怎么着呢?错误毕竟是错误。这是翻不了的!我觉得就是到现在来认识这个问题还是坚定不移的。我不认为当时是利用这个事件压了它或者给了什么不实之词,不是这样的。”

可是,事实的确是,自从以“尼木事件”、“边坝事件”为代表的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几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结束了,“造总”从此一蹶不振,再无回天之力。用当年的“大联指”成员普卜的话来说,“这些事件以后,‘造总’完全臭了”。而另一派则一统天下,甚至“文革”结束之后也未被撼动,至今依旧稳坐台上,继续沿袭着当年“宁左勿右”的作风。颇有讽刺意义的是,曾经不共戴天的两派中的主要干将,而今却“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杯盏交错之时重新结盟,各取所需。

即使在今天的西藏,每每提及“尼木事件”、“边坝事件”,那些经历了“文革”风雨的人们无不沈默,或十分惊讶。有这么三位曾在西藏工作长达40余年、如今皆已退休返回北京的汉人,当我在2004年1月一个很偶然的场合与他们交谈,其中一人如此说,“不写也罢,自有历史去证明”。又有一人说,“不能写,因为当年从中获益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台上”。又有一人说,“写什么写,不过是狗咬狗,当年军队内部一个团长和参谋长因为派别不同而反目,参谋长被说成是‘叛乱分子’遭到枪毙,后被说成是畏罪自杀。可笑,军队里竟然也会出‘叛乱分子’!”

可是,怎么能不写呢?如果现在还不写,已经说不清楚的事实就会被彻底湮没,而历史是不可能自动去证明的,因为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怎么能不写呢?再不写,那些游荡在雪域大地上的一个个冤魂,就会永永远远是无法安宁的冤魂了。包括藏人。包括汉人。怎么能不写呢?除了写,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2001年—2006年,拉萨、北京

注释:

〔1〕文中所提到的西藏境内的藏人或在西藏工作过的汉人,感谢他们接受我的采访。感谢西藏学者才旦旺秋先生,为我提供并翻译“美国之音”对“尼木事件”的亲历者德朗的访谈。

〔2〕希望有更多的知情者,提供宝贵的记忆、记录或采访,修正文中的差错,深表感谢。

延伸阅读:

“尼木事件”亲历者的回忆 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330

“尼木事件”的疑问及之后的杀戮 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329

巴尚讲述1969年“尼木事件” 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328

大开杀戒的西藏文革(20张)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456

2011年8月19日星期五

芦紫:血染的格桑花



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谈到了我关于西藏文革的调查(见黑体字部分)……

血染的格桑花

文/芦紫

http://lu-zi.hxwk.org/2011/07/13/%E8%A1%80%E6%9F%93%E7%9A%84%E6%A0%BC%E6%A1%91%E8%8A%B1
  

西藏,地球的第三极,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雪山皑皑,大河滔滔。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阻绝了外来势力的侵扰,也保留了独特的地域文化。7000年前即在西藏高原活动的人类,逐渐发展成今日的藏民族,而其绵延至今的文化中最引人瞩目的,正是在他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宗教色彩。藏人在2000多年以前就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与中原互有往来,唐朝时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成一时之佳话。此后吐蕃王朝衰微,与中原时战时和,基本上保持独立,直到清康熙时才确立对西藏的主权。后清朝衰败,英国乘机占领拉萨,使西藏完全自治。

1950年,中共建国后重申对西藏的主权,遭西藏政府拒绝,解放军四万余人分八路开进,很快就打败了只有八千余人的藏军,毙敌4000余。两天后攻克昌都。俘虏阿沛·阿旺晋美等人,达赖喇嘛被迫与中共签订城下之盟。答应在尊重西藏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下成为中国领土。但1958年,毛泽东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农奴制,推行人民公社,遭到藏人激烈反抗,暴发了震惊中外的西藏武装叛乱,解放军大举进藏平叛,红旗指处,势如破竹,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政府及一些藏民仓皇逃窜,流亡印度至今。
  
小时候,看过一个叫《农奴》的电影,非常感人,对农奴主残酷迫害农奴的罪行义愤填膺,至今还记得那个叫强巴的农奴的痛苦的面容。那首电影插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旋律凄美婉转,曾响彻神州大地。文革中最广为传唱的歌曲大多为翻身农奴歌颂红太阳和金珠玛米的赞歌。《逛新城》,《毛主席派人来》,《北京有个金太阳》,《翻身农奴把歌唱》,《心中的歌儿,献给亲人金珠玛》等等。我们学校就排演过舞蹈《洗衣舞》,曲调优美欢快,酣畅淋漓地表达了藏族姑娘对金珠玛米的深情厚谊。尤其是那段少女们与老班长的群舞,更是情景交融,鱼水情深。
 
最近,读了华夏文摘增刊628期唯色先生的《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却见到完全不同的描述:“……解放军还被打散了,有的兵稀里糊涂到处乱走,天亮了被村里的人看见了,是四个女人,因为男的都上山参加战斗去了。她们装着对他很友好,给他吃的、喝的,还让他洗脚。就在那个士兵洗脚的时候,突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死了。这是其中两个女人干的这事。后来她们都被抓了,那两个女人一个被枪毙,一个因为怀孕判了缓刑,最后好像没杀成。那个被枪毙的女人其实才十八九岁。是在那孜区上由解放军枪毙的。那些解放军都是被勒死的士兵的战友,特别气愤,说老乡居然杀我们,觉得非常想不通。那时候枪毙人都很简单,部队‘哒哒哒’的,有杀人的权力,是上面同意了的。我后来听老百姓讲,那个女的被捆得五花大绑,解放军在枪毙她之前,先用刺刀朝她狠狠地捅了一下,那刀尖都从她的胸口冒出一截,据说那女的叫都不叫一声,还转过头来狠狠地瞪了解放军一眼,最后挨了好几枪。当天那次由解放军公开枪毙的就有30多人。”
  
原来这是第二次武装叛乱,全西藏71个县中,52个县参与叛乱。与第一次叛乱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这次叛匪中没有一个是剥削阶级的“三大领主”,全部是“翻身农奴”!其肇因为文革的破四旧,毁寺院,砸神像。翻身农奴以如此残忍的手段勒死金珠玛米,真是令人难解。尤其尼木事件的精神领袖和主谋竟是一个30多岁的出身贫苦的尼姑赤列曲珍。

身穿暗红色氆氇藏袍的赤列曲珍,身体瘦弱,被公审批斗。一位曾在西藏当兵、工作三十多年的汉人老先生,在2005年1月的北京告诉我,当时他就站在赤列曲珍的跟前,非常清晰地看见了赤列曲珍在被枪毙之前的样子,“那简直比张志新还惨”,这是他的原话。我就问:“她的喉管也被割了吗?”他说:“是的,怕她喊口号,扰乱人心,不但把她的喉管割了,还用几根铁丝穿透了她的腮帮,从这边穿到那边,再紧紧地拴在脑后,结果满嘴、满脸都流着血,胸前也是血,惨不忍睹。”我又问:“那么,她当时还活着吗?”他说:“还活着,可是就跟死了差不多。” ?【唯色注:这段话中的“我”是身为作者的我。】
 
“我们去时看见那乡里全是女的,男的除了老头子和小孩子,青壮年几乎没几个,其实整个边坝到处都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抓起来了,就没什么男人剩下的,每个乡都这样。一开会的时候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男的很少。”
 
任荣(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最近写了一本书《戎马征程》,其中强调什么所谓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杀害军宣队、基层干部、群众等等,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有180多个人。这是他说的。我就想问他,而你后来这个“平叛”又打死了多少人呢?【唯色注:这段话中的“我”不是身为作者的我,而是我采访的当事人的口述。】

平叛打死了多少?没有官方资料。叛匪的武器只有藏刀和农具,在装备精良的解放军的围剿下,死伤无数,纷纷溃散,翻越莽莽雪峰,九死一生,逃亡印度。文中列举了很多叛国和企图叛国往印度逃亡者均作现行反革命被杀,有的才14岁!但有资料说1959年平叛杀了8万9千藏人,关押的就更多了,须知当时西藏的总人口不过180万!我有时想,我们有个南京大屠杀的记念馆,也许以后西藏会有个平叛记念馆,让藏人的子孙永远记着那些悲惨的故事。

在我插队的村庄有个60年代中期曾在西藏服役的退伍军人,任大队民兵副营长,说平叛时杀藏人杀得真邪乎,有些村庄男人几乎被杀光,叫寡妇村。藏族女人见了我们当兵的就拉,我插话说,找你们报仇?那里!找我们日逼,你要不干,她掏出小刀就要捅,也难怪,这些女人好多年未沾过男人了,急疯了。我来了兴趣,问:你也日过?他腼腆地笑了,谦虚地说,有几回吧,藏族女人都不穿内裤,袍子一掀就完事,很方便。我说,当官的不找你们麻烦?扯淡!当官的也干!后来就留下了不少半汉半藏的孩子。我们队的会计刘炳忠也当过兵,我就问他,你在朝鲜时也干过那事?老炳连连摇头,没有没有,我们那纪律严。打完仗,我们整个师拉到了甘肃,杀回子,嗨,那杀的人没数!不过也该杀,那时甘南的回子造反,杀汉人,凡是汉人,不分男女老幼,见了就杀,甘南的汉人几乎被杀光,只放过当医生和当老师的。我说你们这样乱杀,上边就不管?谁管?这是命令!王震带兵到新疆,杀得更厉害,小孩夜里哭,只要大人一说“王胡子来了!”马上就不哭,新疆的回子真让王胡子给杀怕了!
 
令人欣慰的是,毛泽东死后,极左政策被放弃。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检讨了当年平叛扩大化的错误,平反了很多当时被错杀的冤案,并对死者家属作了600-800元的赔赏,拨款修复了许多重要寺庙,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民心。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对西藏加大了扶植力度,尤其在青藏铁路开通之后,旅游业蓬勃发展,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真正的民族和谐与团结似乎指日可待了。
  
至于对死刑犯人的令人发指的虐待,也随着毛泽东的死亡而逐渐绝迹。从对待死刑犯的态度可以反映出执政者的人性和文明的程度。在清朝,死囚在被处决前被饷以酒肉,饱餐之后才押赴刑场,一路上还可以唱着西皮二黄,高喊“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谭嗣同就义前仰天大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民国时,共产党员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慷慨就义,甚至还有男女共产党员在刑场上举行婚礼,悲壮的浪漫!在毛泽东时代,死刑犯要在嘴里塞上棉纱,外面带上口罩再枪决。后来是塞上棉纱,用透明胶戴贴在嘴上,比戴口罩看起来文明多了。至于割喉管则是文革中才兴起的新生事物,我以为不那么普遍,只用于极端反动的现行反革命。

1969年,就在西藏处决尼姑赤列曲珍的同时,安徽蒙城县一个上海插队知青也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处决。他的名字叫段海东,时年22岁。罪行是出身地主家庭,思想极端反动,猖狂攻击毛主席及文化大革命,曾携反动传单在黄浦江跳上外轮,企图叛国。不料跳到与中共友好的阿尔巴尼亚船上,遂被引渡。在审讯期间,拒不认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遂在蒙城公审并枪决。我的一个朋友目睹了行刑现场,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行刑前公安人员往他嘴里塞棉纱,段海东拒不张口,由三个警察按住,用三棱刺刀往嘴里捅,段咬紧牙不松,结果满嘴的牙俱被捅掉,用刺刀撬着才塞上棉纱,外面用胶带粘上。卡车到达刑场后,警察把段海东头朝下从车上扔出来,嗵地一声摔在地上,段在地上滚了几滚,腾地站起来,昂首挺胸,面向蓝天。警察喝令他跪下,他傲然不动,两个警察用皮鞋猛踢他的腿弯,段仆倒,立刻又站起来,这时两声枪响,段晃动几下,向前仆倒,再也没有起来。两个看热闹的农民马上跑过来,一人拉着一条腿,拽下段的一只白球鞋和一只尼龙袜,两人又争吵几句,后来一人拿鞋,一人拿袜,欢喜而去。

【刊登在 2008 华夏文摘 cm0802d】

延伸阅读:

大开杀戒的西藏文革(20张图片)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4/20.

2011年8月17日星期三

08年藏人起义后引无情镇压 僧人自焚激化境内人权状况

【唯色注:这篇发表于三个月前的文章,有必要在此时转发。只是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引用的我的文字,应为:“不让做好事的并不是抗议者,而是镇压者。这种对镇压者的沉默而对抗议者的指责,很有必要讨论一下。”】

08年藏人起义后引无情镇压
僧人自焚激化境内人权状况

作者/本刊曾薛霏 May 10, 2011 08:29:08 pm

西藏故事,人权篇

【本刊曾薛霏撰述】3月10日是流亡西藏人庆祝的西藏1959年起义的日子;2008年3月,西藏境内各地的示威活动如野火般烧起来。在2008年西藏起义中遭枪击中险些丧命,遭朋友救起,最终逃离西藏的瑟旺(Tsewang Dhondup)叙述了他目睹僧人遭执法人员射死的情况。


2008年3月10日开始,许多西藏僧人和人民在境内各地展开示威。同日,当知项欠(右图)完成了其《不再恐惧》纪录片的拍摄,并将108个受访者的带子成功送出中国。较后,他和助手便遭到逮捕。

这场西藏人称为“2008年起义”,中国共产党政府称为“叛乱”的系列集会活动,虽然维权人士和中共政府各执一词,但肯定的是,这连串的集会导致数以百计的人丧命。

西藏著名诗人唯色(Woeser)撰文回忆起2008年3月的集会,并指藏人之间有不同的意见,有者认为不应该发生,因为这带来更无情的镇压,并导致之前拥有的空间更加式微。例如,许多慈善团体只能关闭,以致一些组织提出抗议。

回应这些看法时,她写道:“妨碍这些慈善工作的不是集会者,需要负责的是压迫者。”

它写道,一名在政府工作的西藏人透露,2008年的集会并没有错。在国内,这刺激了深埋在人心中的醒觉;在国外,则显现了西藏人的真正面目,并让世人听到西藏人打从心底发出的呼喊。

僧人自焚引风波

这份“醒觉”也延续至今年,3月16日,一名四川阿坝(Ngaba)21岁僧人彭措在一项抗议2008年五人遭击毙的活动中引火自焚,当地喇嘛的抗议活动也遭驱散。翌日,彭措身亡。

国际维权组织自由西藏(Free Tibet)从中国境内获得的录影片段获得的片段显示,在阿坝市内有重兵驻守,政府也实施戒严并限制居民行动。当地的通讯和互联网设备也被切断。

此外维权组织称,在当地时间4月21日晚上9时至22日凌晨3时10分之间,中共政府将格尔登内300名僧人强行移走,过程中导致两人死亡。当地年届50至60岁的居民筑起人墙,以阻止这些僧人被移走,却遭执法人员强行带上四辆军车。在移走僧人过程中,60岁的顿可(Dhunko)和64岁的莎齐(Sharkyi)死亡,不过无法确定他们的死因。

【中国武装警察部队进入阿坝市的英雄街景象。 图片来源:自由西藏 】

中方承认一名僧人确实自焚,但否认美国称中方围寺说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据我们了解,近日格尔登寺僧人的生活、佛事活动,一切正常,当地的社会秩序也一切正常,寺院内的物质供应一切充分。格尔登寺的管委会和公安部门之间很早以前就成立了警寺联防巡逻队,目的是防止不明身份的人员进入寺庙。警寺双方一直十分融洽。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有关情况。我们也要要求美方,要尊重事实,停止发表不复责任的言论。 ”
目前,该地局势仍未有新的发展。

死里逃生的经历

回到2008年3月24日,身在Kham县的瑟旺参与了一场集会,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

瑟旺表示,当时他们一群人有大约300至400人,皆是寺庙的僧人,当时可见当地有200名警察驻守,而一些警察特别部队也尝试用催泪弹驱散集会者,警察还用铁条击打集会者。但是集会者并未予以理会,并继续集会,并高喊“达赖喇嘛万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我们要自由”等。


瑟旺(右图)激动地说,在示威时,突然听见枪声,集会者分成小组,他看到僧人坤加(Kunga)倒地,当坤加尝试起身时,一枚子弹穿过其头部,血迅速染红了坤加的僧人袍。

瑟旺急忙上前协助,但是他的左手也遭枪伤,他倒地昏迷过去。他的朋友将他救起,并载到另一个村落匿藏起来。在六天内,有五个人轮流上山治疗他。他在山上的村落养伤大约一至两个月。

那段期间,他的手肿了起来,并且疼痛难当,血水不断从伤口溢出,伤口也有脓。为了消毒伤口,他不得不咬着一根木条,以抵消疼痛。

他表示,他当时想到,与其残废,不如死掉算了,但是旋即想到,他的朋友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他决定要活下来,告诉全世界中共政府的所作所为。


他说,他知道在西藏境内的人过着多么辛苦的生活。

起初,他的手根本不能动,而且因为受伤,损及其肾脏,难以步行,经过了14个月后,他已可以行动自如。

瑟旺的朋友洛生(Lobsang)一直陪伴他,并且为了带他离开西藏,逃到印度,被迫抛下自己的妻子、孩子和残障的叔叔。

他们花了十天十夜,逃到拉萨,再从拉萨逃到印度。

瑟旺是于2010年11月5日在印度苏拉昆举办的第六届国际援藏研讨会上,告诉近两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援藏组织,他也出示了一份手绘的地图,以讲解当时的情况。他也展示自己左手的枪伤伤痕。

打、砸、抢、烧

根据西藏自治区政府的说法,2008年3月期间一些不法分子在拉萨进行打、砸、抢、烧活动,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刑事犯罪。

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白玛赤林:达赖集团利用各种手段向(西藏)区内联系,通过各种渠道向(西藏)区内发指令,也通过各种渠道煽动和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了这次打砸抢烧活动。这就充分证明达赖集团一直从事破坏祖国统一,搞西藏独立。

这场境外藏人称为起义,而中共政府称为叛乱的事故中,政府共逮捕了4434个人,但是援藏组织认为,数字可能更高。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共有76人被判刑,刑罚从三年起,有些获得终身监禁或死刑,他们犯下的罪名为:打、砸、抢、烧。但是一些国际人权组织观察到,审讯并不公正。

拍摄纪录片被捕

维权人士认为,中共政府除了严惩示威之外,也致力打压人民的表达权利,并逮捕异见份子、宗教老师、印刷商(印刷西藏旗帜)、导游等。


其中,在2010年5月,政府要学生删除手机内的西藏歌曲铃声,因为这些歌曲被指不健康,散播分离主义讯息。共有27首歌曲遭禁。

另外,纪录片导演当知项欠(Dhondup Wangchen)在2008年中国承办奥运会之前,拍摄了纪录片《不再恐惧》(Leaving Fear Behind),访问了藏人对奥运会的看法,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藏人在西藏自治区不独立、没有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和不满,心理也没有平静。

当知项欠背着其蓝色的背包,走了千里路,访问了许多藏人,他们都直接说出他们对奥运会和中国政府的看法。有者指奥运会并未改善藏人的生活和人权状况,此外由于奥运会来临也导致物价高涨。

此外,短短25分钟的纪录片中,也呈现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的政策,例如西藏高原上重置游牧民族的政策、藏人的文化流失的问题。


但是当知项欠寄出该纪录片不久,便遭到警方逮捕,被判入狱六年。资料显示,当知项欠在扣留期间曾遭毒打,感染上B型肝炎,也未获得适当的治疗。如今,世界各地仍有人设法为他请愿,呼吁中国政府毫无条件释放他。

当知项欠的妻子拉姆措(Lhamo Tso,左图)透露,她当时被丈夫送到印度,丈夫吩咐她和孩子在那里呆久一点,较后她便接获当知项欠遭逮捕的消息,而当知项欠是在秘密的情况下接受审讯并被判刑。

如今,拉姆措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街道上卖饼子,以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人。

【本文转自独立新闻在线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8258.html


延伸阅读:

2008年,藏人该不该抗议?(文/唯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3/2008.html

2011年8月16日星期二

康地道孚僧人次旺诺布自焚牺牲


8月15日收到康地藏人消息:今天甘孜州道孚县出了很大的事情,道孚县麻孜乡鲁瓦村灵雀寺29岁的僧人诺果(次旺诺布)为了藏人的事业,于下午2点自焚而牺牲,这一切证明了藏人无自由。

8月15日收到藏人消息:今天,8月15日,在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灵雀寺僧人次旺诺布(诺果)29岁,在县城呼喊达赖喇嘛万岁、西藏要自由等口号,抛撒传单,用汽油焚烧自己壮烈牺牲,军警企图抢夺诺果遗体,但在民众的包围下未能得逞。诺果遗体被送往灵雀寺,但该寺现已被军队包围。呼求关注!

8月15日收到藏人消息:2009年2月27日,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格尔登寺24岁僧人扎白自焚被军警枪击致残;2011年3月17日,该寺21岁僧人平措自焚遭军警毒打而牺牲。2011年8月15日,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灵雀寺29岁僧人次旺诺布自焚而牺牲。这三起僧人自焚事件,证明了藏地现实的残酷。

Monk dies after setting himself on fire in protest in Tibet

15 August 2011

A 29-year-old monk, Tsewang Norbu, also known as Norko, set himself on fire on the Chume Bridge (Ch. Street name Bing He Lu) in the centre of Tawu (Ch.. Daofu), Kandze (Ch. Gandze) Autonomous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 at 12:30 pm (Tibet local time) today. He has died as a result of his injuries.

Tsewang Norbu drank petrol, sprayed himself with petrol and then set himself on fire. He was heard calling out: “We Tibetan people want freedom”, “Long live the Dalai Lama” and “Let the Dalai Lama Return to Tibet”. He is believed to have died at the scene.

Tsewang Norbu is from Nyitso Monastery in Tawu. The local community celebrated the Dalai Lama’s birthday in their thousands this year and last, despite China’s strict ban on doing so.

延伸阅读:

阿坝僧人扎白当街自焚被枪击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2/blog-post_6324.html

火焰中,以身献祭的平措:两份口述,一些回忆……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3/blog-post_20.html

来自阿坝的照片:平措自焚之后及葬礼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4/blog-post_20.html

2011年8月13日星期六

茉莉:西藏“安居工程”的破坏性使命



这三张照片是我拍摄于2011年8月间,藏东康地的“安居工程”。

西藏“安居工程”的破坏性使命
文/茉莉

今天,中国共产党不太爱提马克思了。因为中共目前搞的权贵资本主义,摧毁了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比马克思批判过的西方资本主义更为腐败和野蛮。如今还在读马克思的,倒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们,例如索罗斯等金融大亨,因为他们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作为社会“病理学家”的价值。

以社会“病理学家”的深刻洞察力,马克思曾入木三分地剖析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的双重使命——破坏性的使命和建设性的使命。“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的论述,给我们认识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独特视角。

近几年来,中共当局在西藏搞出的“安居工程”,就是一个体现其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典型例子。这个强制性的全民大迁移工程,令整个西藏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从表面上看,让藏民住新房是当局所做的“善事”,但实际上,这种被中共用来大事炫耀的“善”,却建立在很深的“恶”的基础之上。

一,对“安居工程”的褒贬截然不同

在前不久北京的“两会”上,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等中共官员高调地自我表扬,展示他们在西藏自治区实施“安居工程”的成果,即政府资助盖房,改善农牧民的住房条件。他们摆出的数字是:到现在为止,西藏自治区已完成了农牧民安居工程27.48万户,已有140余万名农牧民住上新的住房。共新增159个乡镇。

如此大规模的藏民大迁移,令人吃惊。在藏族人口只有二百多万的“小西藏”(即西藏自治区),迁居者就占了百分之六十左右。此外,被分而治之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省区的几百万藏族人口,“安居工程”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其数字也非常可观。中共当局还誓言在未来三年里,让所有藏民继续搬迁下去。

中共媒体对此是一片歌功颂德的赞美之声:“这是一种文明进步,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村庄风貌整洁优美,农民素质得到提高。”“西藏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然而,在海外自由媒体的报道中,对此却是一片批评之声。在2008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九次会议上,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人丹增桑培发言,引述西藏牧民顿珠旺青秘密制作的一部记录片《远离恐惧》(Leaving Fear Behind),向与会者表示,自从中国政府于2006年推行农牧民安居工程计划以来,大批西藏牧民被搬迁到城镇地区居住,很多牲畜被宰杀或者被迫出售。他强调,中共当局这一行为严重破坏了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并破坏了西藏传统的文化。

去年12月,联合国食品权利专员德舒特在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发表一份报告指出:在退牧还草的政策下,不能把牧民置于没有任何选择、迫使他们卖掉自己的牲畜和重新定居的艰难处境中。德舒特专员表示,中国当局在西藏和内蒙古等地实施的强迫牧民搬迁政策,已经违背了相关国际公约。世界著名的《人权观察》组织也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强制迁移西藏牧民。

一个“安居工程”,双方的褒贬是如此泾渭分明、截然不同。认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殖民主义的历史。马克思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把马克思这段话稍改一下,就可以运用到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在西藏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西藏传统的社会次序及其文化;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西藏为大汉族专制政权的掠夺与统治奠定物质基础。

这样的“双重使命”是如何实现的呢?最初,殖民者打开一个封闭型社会的大门,是依靠暴力征服实现的。到后来,要完全摧毁当地的传统文化,掠夺当地的资源,除了暴力之外,还需要依靠经济力量和专制政权的统治力量。

二,开荒挖矿对西藏环境致命的破坏

追溯“安居工程”产生的缘由,应该要追溯到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那里去,更远一点,可追溯到中共在西藏开荒种地的五十年代去。

中共大军进藏之初,为了弥补军需食物,当时的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大力支持创办农场。1952年8月,西藏军区的“八一农场”首先在高原上开荒播种,种植藏区所缺乏的蔬菜水果。而后,在中共占领的各个藏区,传遍了“向荒原要粮食,把内地的蔬菜搬到西藏高原”的口号声。怀着开垦处女地的豪情壮志,中共官兵刨掉藏区草地上的草皮,点起篝火唱起歌,表演起《南泥湾》的开荒歌舞。

一个个蔬菜基地和苹果园在高原出现,令中共非常自豪,他们觉得很有“建设性”。除了军队开荒之外,中共还把大批内地的劳改犯运到高原来,光是在青海藏区,就办起了几十个劳改农场,开垦了几百万亩荒地。一批批强迫拓荒的汉族劳改犯,把监狱农场变成了青海省的“粮仓”,仅德令哈农场每年就要上交国库统购粮几千万斤。与此同时,中共还在藏区创建劳改工矿企业几十个,开始大规模挖掘矿产。

几十年开荒挖矿、毁草种粮,给高原造成的破坏性恶果,慢慢地呈现了出来。位于青海南部的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的发源地,在中共不合理的开荒种地之后,原来脆弱的生态环境失去了草被的保护,土壤被大风刮走,剩下沙砾一片。那里冰川退缩,湖泊、沼泽萎缩,地下水位下降;气候反常,自然灾害加剧,冰雹、霜冻、干旱、雪灾有增无减;草地退化,虫鼠危害严重。

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中国共有29个省市遭灾,受灾人数上亿。这次事件使中共当局大为震惊,他们终于认识到:三江源上游的生态环境衰退问题,导致三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旱涝灾害频繁,直接威胁到了长江、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随时可以给中国人带来新的巨大灾难。

上述几十年的历史变迁,令我们看到,中共在西藏的殖民,其两个使命——破坏性和建设性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在“建设新西藏”的口号下,中共统治者把西藏变成它的原料产地,极度索取其自然资源。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即使殖民主义者有所谓的“建设性使命”,为当地的发展创造了某种物质前提,但也使当地人民付出了极大牺牲和痛苦的代价。

长江大洪水之后,中共在藏区采取的一个措施是:“退耕还林,退牧还草。”2003年,大规模退牧还草计划首先在黄河源头玛多县地区实施,以后逐步向各藏区推广。中共开始把农牧民从生态恶化区域内搬迁出来,迁移到其他地区重新落户。这样,由于汉人进藏开荒开矿而酿成的灾难,要由世代与高原共存的藏民付出失去家园的代价。一项被认为是保护生态的区域计划,到后来演变成兴师动众的全民大搬迁。

三,强制迁移令西藏传统社会结构解体
以生态移民为由,中共在整个藏区掀起一个全民迁移运动,在藏族精英眼里,中共的目的不是考虑环境,而是居心叵测的政治谋算。

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写道:“他们用高于印度的文明,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

西藏文明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是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文化。在几千年的生存发展中,藏族人民创造了一个适合高寒地区的生活方式。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藏民在高原上从事着农耕和少量的畜牧,他们尊重生命、敬畏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亨廷顿说:“文化是制度之母。”西藏传统的制度文明,也是与佛教文化紧密相关的。

在中共占领西藏五十多年间,他们用大炮摧毁了西藏的传统制度,但无法摧毁西藏的“无形的文明”,即观念文明和人的内在精神世界。西藏人仍然信奉达-赖-喇-嘛,仍然在他们家乡的寺庙里供奉他们的上师,父老乡亲守望相助,都以传统的道德伦理约束自己的行为。

但是,一个以诱惑和强制为手段的大迁居运动,使西藏“无形的文明”陷于濒危之境。藏人被从偏远的地方迁往靠近公路、铁路的城镇,被当局集中居住在易于控制的新村。此时,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开始失效,原有的社会结构、辈分伦理以及地域文化不再有存在的可能。传统社会中的氏族、村落等共同体的互助机制,此时也已失去。

过去,稳定的价值系统支配着西藏人的社会行为,导致其文化的辉煌。他们重视宗教、重牧轻商、重义轻财、轻商贱利、勤劳谋生、反贪知足、诚实公正。无论经历怎样的外族暴力和时代动荡,只要藏区底层的生活方式不变,藏族文化的根基仍在,勤劳而纯朴的西藏人,总是能在动荡之后找到和平与安宁。而现在,离乡背井的藏人再也找不到心灵的安宁了。

过去,每个藏人从生下来的那一天,就属于某个部落和寺院,这个部落和寺院的历史光荣及其悲伤,是大家共有的文化背景、记忆和精神财富,而现在,他们则变成陌生地区的异乡人,失去了归属感。寺院和部落将变成久远的回忆,民族文化传承也可能随之消失。

马克思说:“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马克思认为,英国在摧毁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之后,其建设性的使命是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的因素。

然而,中共在摧毁了西藏传统社会体制之后,却是用一个黑暗野蛮的大汉族专制体制来代替。在履行破坏性使命时,中共不但摧毁文明财富,也瓦解了西藏自然经济的根基,使传统社会结构解体。与此同时,它建设起一个供大汉族掠夺的原料产地,还建设了把藏民圈起来进行汉化的“幸福新村”。

四,迁居藏人生计无着走投无路的悲剧

最初,不少纯朴的藏人在进城住新房时还是挺高兴的。政府鼓励农牧民搬迁的措施,是提供贷款,并补助一小笔钱。那些藏民卖掉自己的牛羊等牲畜,拿着钞票搬到城镇边缘,盖起了漂亮的藏式小洋楼(玉树地震中倒塌的多是这种政府统一修建的新房),过上了定居生活。

很快,麻烦就来了。一些来自偏远地方的农牧民只会说藏语,而城镇的通用语是汉语,他们莫名其妙地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传统的谋生本事已经没有用了。在劳工市场上,他们根本竞争不过内地来的汉族移民。城镇生活需要支付各种诸如水电之类的费用,物价飞涨,他们出售牲畜的钱很快就花光了,政府的补助也没有了。

2008年,中共的《西藏研究》杂志发表署名石德生的文章《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生活状况与社会适应》,该文以格尔木市长江源生态移民点为例,客观地指出藏区生态移民的生活状况是:“整体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准较低。”“移民只是脱离了原有游牧生活模式,未能形成具有现代特性的商业和市场经济生活模式。”?

石德生在采访中发现,只有很少一部分藏族移民能够出去挣钱,大部分找不到活干,或者干了力气活不能及时拿到工资。文章引用访谈对象D的话说?“搬迁之前,我们对现在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但搬迁下来之后,我们遇到了很多的不适应。一是没事儿干。以前,我们能放牛、放羊,现下牛羊全卖了,我们不知道干啥。每天都没事儿干,天天看电视也不是个办法,而且还要花电费。我们想有点事儿干。”

于是,很多搬迁到城镇的藏人后悔了,他们想要回到草原家乡去。但是,家乡的土地早已被政府收回。在记录片《不再恐惧》里,一位藏族青年讲述他们的遭遇:“他们在山沟上和地上用围栏把土地分割开。在5 到10年里不允许动物进入这些隔离地区,所以没有地方放牧。……他们建起围栏还种上荆棘,这样农民就不可能种植任何东西。”

无路可走,生计无着,原本安分守己的藏人在陷入生存困境后,开始不安分了。他们在街道上漫无目标地行走,有的人因饥饿而被迫走上偷盗一途。王力雄在《格尔木的新藏人》一文里,描绘了藏族移民铤而走险的做法:“在格尔木去拉萨的青藏公路上,近年出现了一种案件,作案者埋伏在公路两边,用绳索像套马一样甩向公路上疾驰的摩托车,把骑车人套住拽下,然后把摩托车抢走。这种作案方式,让人猜测只有会放牧的人才有如此本事。”

这是西藏传统社会结构被急剧摧毁的恶果。迁居藏人失去了家乡共同体的互助机制,又进入不了汉人主宰的社会。再也没有亲近的寺院来教化他们了,再也没有尊崇的喇嘛摸着他们的头,引导他们向善了。为了生计他们展开草原式的反抗,但很快就被拥有现代化武器的中共军警制服。

在有些藏区,当局对付街头游荡的藏族新移民的方式是,将移民新村用围墙围起来,派人守在门口,登记所有外出的移民,以遏止违法行为。这样,荷枪实弹的军警就把“幸福新村”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只有少数汉化程度较深的藏人能融入汉人的商品经济之中,广大失去家园的藏民只能在异乡困顿地生存。迁居者的子女也遇到“上学难”的问题,除了彻底汉化之外,他们的下一代也无路可走。

五,环保和安居不是强制迁移的理由

中共当局宣传说,在藏区大搞这种全民迁移,他们动机是再好再善也没有了,一是为了保护高原水土环境,二是为了让游牧的藏民过现代化的定居生活。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就可发现,为了保护环境就必须迁走原住民,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哈希·扎西多杰,是中共当局多次奖励的著名藏族环保斗士,他认为保护青藏高原的环境,最合适的方式就是传统的藏族生活方式,藏民是当地环境的天然守护者。去年,哈希·扎西多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那种把人搬空就以为能够保护好当地自然的想法可能是错的,要保护一个地方,里面其实要有人,当然,得是世代生活在这里,对这土地充满挚爱的人。热爱土地的人是不会伤害土地的。因此,当他们发现自然与人类会出现失衡时,他们很快就会想出对策。只有那些对土地没有情感的人才可能伤害土地。可可西里当年会发生那么大的疯狂采金和盗猎的事件,一是因为可可西里原本是无人区,里面没有住着热爱它的人,二是大量涌进去的人,只为掠夺它、践踏它而去,当然不会珍惜它。”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学者徐君也在《西藏研究》杂志上撰文,对搬走牧民能保护环境的观点提出了怀疑。她说:“对于草地退化的社会经济原因,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牧民们传统的牧业模式是‘不合理的’、‘落后的’和‘不科学的’……。但这种判断似乎缺乏对地方知识的基本了解,不见得完全符合事实。”

其实,目前西藏环境被破坏的真正原因是:汉人进藏开矿挖金。只要停止那种掠夺性的疯狂开采,停止外来移民,让原住民继续过那种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西藏的环境就可以慢慢恢复。因此,为了环保要搞藏民大迁移,中共的理由很不充分。

同样,中共让藏族农牧民过好日子的说辞也令人疑惑。人们所看重的东西,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例如许多藏民把见达-赖-喇-嘛当作人生最大的幸福,有的藏人喜欢过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其所应得的。

由于每个人对什么是好日子的看法不同,其个人的目标、环境和知识都是主观的,只有其本人的认知才能做出最佳选择。因此,一个公正的社会应保证每个人都有选择自由,任何政府都无权代替个人作出迁居或不迁居的决策。

世界各国有不少事实证明,传统的游牧生活与现代化并不冲突。例如瑞典北部驯鹿的萨米人,尽管属于当今最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但瑞典人并未将萨米人的游牧文化作为落后的东西去抛弃,而是尊重并保护萨米人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在游牧文化的特点之上附以现代化手段,使其能够持续发展。今天,北欧的萨米人仍然在冰雪原野上奔驰放牧,只是传统的骑乘工具已由鹿拉雪橇改为机动雪橇,放牧时可以动用直升机监视鹿群。

六,真正目的是政治控制和土地掠夺
那么,中共在高原搞大迁移运动的目的究竟何在?境内一些藏族官员私下向海外藏人透露:“说是让牧民定居,并不光是考虑环境,而是政治考虑。以前牧民在高原广大的土地上流动,中共的政治措施推行不力,无法管束宗教信仰虔诚的藏民。现在让藏民搬到交通方便的城镇定居,把他们圈起来便于管理,中共的公安可以随心所欲地监视他们。”

中共的御用学者也在其高度评价安居工程的文章中,承认其政治目的是:“有利于破除达赖集团散布的谣言,夯实农牧民维稳的思想。”(西藏社科院张佳丽:《西藏农牧民安居工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中共官员很高兴地说:藏民迁居后“求神拜佛的少了”,达-赖-喇-嘛的影响小了,西藏农牧民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在2008年藏区爆发抗议运动之后,为了“维稳”,中共加速了迁移藏民的运动,可见其政治控制的需要。

除了政治目的之外,中共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掠夺土地。一位藏人在在记录片《不再恐惧》里说:“中国人说西藏人住在山上,交通不便,生活艰苦,孩子们上学会很艰难。这是他们的一套说辞,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不说出真相的原因是,我们的土地非常有价值而且自然资源丰富,他们想获得这些资源,于是他们用花言巧语欺骗我们。就像哄小孩一样,让我们搬迁。”

一位藏族女记者告诉我,她的家乡天峻县是青海湖西北的一个小县城,原本是资源丰富的天然牧场。八十年代因开发木里煤矿,那里的环境被污染后再也看不到蓝天。现在该地成了官方赞扬的执行安居工程很成功的典范,但藏族牧民搬到县城后穷得叮当响,政府官员却由于矿产而大捞油水。这个本地人口不到两万的县城,现在已有八、九万外来移民。去年那里发现了珍贵的“可燃冰”天然气,马上就要动工开采了,据说县政府又收到要接受外来移民十万人的上级文件。

另一位藏族朋友向我解释说,中共把西藏人赶到城镇中,将大片的土地以极为廉价的方式收归国家掌控,这样,以后他们任意开采或利用土地,都不会再有藏人抗议的杂音。这位藏族朋友还认为,中共夺取城市附近的土地是为了汉人移民。由于内地人口众多和资源的枯竭,汉人向西部移民是中共解决困境的有效途径。垄断一切的专制政治体制,也使当权者有为所欲为的可能。当藏人要求自己的土地权时,中共官员带着警察上门,威胁说:“天是国家的,地也是国家的。”

这是汉人与藏人之间的一场严酷的生存竞争。过去藏人在高原上过游牧生活,其生存方式的突出特点,就是需要十分广袤的地域。多年来静悄悄推行的“安居工程”,让汉人成功地夺取了藏人的土地,压缩了藏人的活动范围,破坏了其生存环境。围绕土地问题的争夺,展现了安居工程非常残酷的一面。

国际社会也看到了这一点。今年三月,在柏林召开的“地球第三极正遭遇危险-中国在西藏的环境政策”的研讨会上,澳大利亚科学家拉菲特谈到西藏牧民现况,说:“真正搬迁的原因是,为了让中国移民得到更合适的生活环境。中共政府或许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元凶。”他并猜测西藏牧民目前居住的贫瘠地区,未来可以成为中国农产品的处理区。德国能源专家法兰兹则暗示说,中共在西藏高原展开激烈的自然资源开发。

马克思曾经指出: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这也是西藏人的悲哀,失去了主权,也就失去了生产力的所有权,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

七,与世界其他被迁移的民族相比较

曾几何时,我们见过如此规模巨大的民族大搬迁?

在19世纪晚期,一位名叫哈姆林·加兰的美国作家在谈到印第安人的状况时写道:“这个大陆原来的主人现在已被白种人(像圈牲口一样)拘禁起来了。”为了解决西部开发中的土地问题和种族冲突问题,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实行了“保留地制度”。至今为止,有一百多万美国的印第安人生活在联邦政府划定的314个保留地内。

然而,对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制度和当今中共在西藏的安居工程,是很不相同的。

首先,在白人进入美洲的十六世纪,印第安人尚停留在古代氏族制度时期,以狩猎为生,一直没有形成有效占有和开发土地并确认其主权的制度。而西藏人早在公元七世纪的松赞干布时期,就结束了氏族制,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国,并学习中国唐朝实行“均田制”一类的土地分配之法。可以说,西藏的土地一直是有主的。

其次,美国广泛推行“保留地制度”是在一百六十多年前,那时候,国际社会一些基本的人权理念和原则尚未产生。近几十年来,联合国制定了“确保任何人不被强迫迁移”的原则,通过了《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其中包括承认和尊重土著人民传统上拥有土地的权利。在二战之后,保护人权已成了普遍的理念,美国政府也改变了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在保留地采取了一些优惠经济政策,并以金钱补偿印第安人。而中国政府对西藏人权利的侵犯,发生在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人权准则之后。

再次,美国印第安人在保留地里,是完全自由的和自治的,他们可以建立自己的立宪政府,选举各级官员;开办学校,发展教育;印刷报纸,出版书籍;兴办农业、牧业和贸易。虽然受到白人文明的冲击,但他们仍然在保留地里创造出繁荣的印第安文化。而西藏人在“幸福新村”里享受不到自由和民主,无法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

综上所述,西藏人的处境不能与美国印第安人比。但我们回顾1944年被苏联政府流放的车臣民族的遭遇,可以发现,中共针对藏民的大迁移工程,与斯大林将整个车臣民族从高加索山区流放到哈萨克平原的做法,具有一些可比性。

导致苏共流放车臣人的主要原因有:各民族争夺包括土地在内的生存资源,高加索地区的石油资源丰富,当地有激烈的民族宗教冲突,车臣人不肯放弃民族独立的信念,并反抗苏共推行的集体化政策。于是斯大林制定了“深谋远虑的计划”,以火车运走四十九万车臣人的方式,彻底解决车臣问题。

比较起来,苏共流放车臣人与中共搞安居工程的动机很有点相似,只是斯大林的做法过于简单粗暴,导致车臣人民后来以恐怖手段报复俄国。而继承了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经验的中共,其谋略更深更阴险,手段更现代、更细致,他们会摆出一副伪善的面孔,营造出西藏人民幸福迁居新村的门面,来掩盖自己真正的目的。

八,弱者有武器,安居工程后果难料
就长远的历史影响而言,藏区安居工程所能发挥的最大功能,可能是对西藏人整体的强制汉化和改造。这样的后果令人悲哀而无奈。从历史上看,大汉民族曾同化了威武一时的蒙元满清,现在以强大的经济势力与武装力量做后盾,同化一个小小的藏族似乎不在话下。

但世间的事情总是充满了悖论。有藏族朋友从另一角度分析说,西藏人将会在被欺侮的过程中形成完美的现代民族主义,这样的安居工程甚至会为西藏的自由事业带来利益。因为,以前西藏人分散在25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土地上,常常吃地域或教派分裂的苦头,没有办法集中起来,而现在,藏民族有了集中起来一致对抗压迫的机会。

那么,在如此相差悬殊的强弱势力对比之下,弱势的西藏人如何抗争呢?最近,唯色报道藏族僧侣在玉树地震中的杰出表现,谈及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的著作《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斯科特关注的是,受剥削者如何应对种种压榨他们的力量。他发现马来西亚农民“日常生活里的反抗形式”,即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

唯色说:“对于我们而言,抗争的资源就是与我们自己的宗教、传统和文化相关的一切。”最近,四川阿坝格尔登寺一位年轻僧人高喊“西藏需要自由”的口号在街头自焚,中共军警企图强行带走其他僧人。为守护格尔登寺的僧人,阿坝百姓全体出动,不分昼夜地睡在道路上。寺院的仁波切呼吁当局停止暴行,并警告说:“再多的军队和监狱,也可能是不够用的。”

在反对殖民主义这一点上,马克思是比较彻底的。只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家的中国共产党现已成了强权统治阶级,成了蛮横的殖民者。此时我们重温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论述,不但极具反讽的意味,而且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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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1年五、六、七月号

2011年8月10日星期三

西藏康区甘孜部分被捕藏人档案




十七岁的甘孜县达吉热果镇示威者村民洛桑平措


西藏康区甘孜部分被捕藏人档案

雪莲

二零一一年六月六日,西藏康区甘孜县部分示威群众被捕的消息传出后,一名有心的甘孜同乡僧人曲吉江村从各方收集到三十三名西康甘孜县当地被捕群众的相片,并用藏、英两种文字在图上做了如下内容的说明和介绍:

“二零一一年六月六日至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五日之间,西藏康区藏族同胞已经前后向中共政府举行了七十三次和平示威抗议,至今这一和平示威活动仍然在继续当中。每次抗议活动都有多到十七人,少到一人不断地举行反抗。

现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显示,甘孜人民群众在当地举行示威活动时遭到当局非人的打压,其中获悉示威者本人与父母姓名、以及所属村镇名字的有八十七人,其中由于政治嫌疑被捕的有十人,我们收集到其中三十五人的照片,但是现在还是不清楚参加抗议活动的示威者具体人数,并获悉参加抗议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当局目前对全藏地区、特别是对康区甘孜县属地区的网络和电视、以及与外界互动的电话连接等均进行了严厉的监控,因此如今想要更确切地了解西藏境内的真实情况变得非常困难,虽然我们现只获得少部分僧俗示威者的照片,但我们已经向各大媒体等进行了传播,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处在危难时刻、为藏民族正义事业无私奉献出自己宝贵生命财产的人展现在世人眼前,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与非政府方各大团体、以及向驻外藏族同胞展示这些示威者的照片。

由此期望所有人为尽快督促中共政府释放西藏三大区域目前在押的政治犯们!特别是今年在安多区域阿坝地区与康区纳荣县(现在的新龙 县)与甘孜县等地示威群众遭受了中共暴力警察肆意的毒打与虐待,他们被关押在黑暗的监牢里正忍受着人间地狱般的痛苦与折磨,为了使他们能够早日获得人生自由,我们特在此向社会各界强烈呼吁:敬请大家帮助和支持西藏和平示威群众的正当权益!热切期盼世界和平抗议活动与藏民族的自由事业能够早日获得胜利!”

(备注——编者按照片前后的排列顺序编译如下,另外一张是现年十七岁的甘孜县达吉热果镇示威者村民洛桑平措,其中寺院及村镇名字均按译音标注)


照片说明文字(点击显示大图

第一排:

1、扎西达吉寺院僧人:阿旺洛桑

2、柏热寺院前住持:白玛次仁

3、甘孜县寺院僧人:晋美索朗

4、甘孜康玛寺院僧人:仁青江措

5、甘孜康玛寺院僧人:巴桑仁青

6、甘孜寺院僧人:落噶

7、甘孜柏热寺院僧人:唯色平措

8、扎西达吉寺院僧人:洛桑曲觉

9、扎西达吉寺院僧人:向巴旺修

10、甘孜格次寺院尼姑:边巴拉姆

11、甘孜格巴扎寺院尼姑:央金

第二排:

1、甘孜曲林寺院尼姑:觉尼拉姆

2、甘孜达吉寺院尼姑:朗洁央措

3、达吉尼吉寺院尼姑:洛桑央措

4、甘孜格玛扎寺院尼姑:扎西曲珍

5、甘孜郎扎寺院尼姑:其美

6、尼姑向秋卓玛小时候的照片

7、尼姑益西拉措未出家之前的相片

8、郎扎寺院尼姑:曲噶

9、甘孜久顶仓家的尼姑:平措卓玛

10、甘孜格玛扎寺院尼姑:向巴曲珍

11、甘孜噶丹曲林寺院尼姑:扎西卓嘎

第三排:

1、达吉寺院僧人:扎西次旺

2、达吉尼姑寺院尼姑:成列卓玛

3、甘孜拉西仓家的女儿:登增拉措

4、甘孜卡雪村妇女:巴央卓玛

5、甘孜达多村的小女孩:德央

6、索朗曲加小时候的照片

7、甘孜寺院僧人:格桑丹增

8、甘孜珠郎村村民:索朗扎巴

9、色卡仓家的女婿:曲吉尼玛

10、达吉寺院附近镇村民:仁青桑姆(女)

11、达吉寺院附近镇村民:格桑央措(女)

第四排:

1、达吉热果镇村民:洛桑平措

2、达吉郎纳村村民:桑配顿珠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Friday, August 05, 2011

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73828


附:2011年7月28日,我匆匆路过甘孜县时所拍的照片——


2011年8月9日星期二

谁才是“东方主义”?



谁才是“东方主义”?

文/唯色

三年前发生在全藏地的抗议,在中国的主流学者和作家那里,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反思。

如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据说他“并非专业的藏学研究者”,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沈卫荣,这位“专业藏学家”,都在撰文著书,一致批评西方对西藏有“香格里拉情结”、“香格里拉迷思”,是一种陷入神秘化的“东方主义”。

所谓“香格里拉”,来自英国人詹姆斯•希尔顿写于七十多年前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此书如此流行,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不列颠文学家辞典》称其为英语词汇创造了“世外桃源”。“香格里拉”成了天堂的象征,它的反面即是地狱,或者中国文化中的阎罗殿。

说来真是吊诡,“香格里拉”这个被中国学者们笑话的“东方主义”,竟在他们眼前化作现实。2001年,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首府中甸县正式更名为香格里拉。当然这是政府行为,含有权力的味道,据称是为了发展旅游业,招徕中外游客。而这个藏东康地的一隅,本名结塘,却随着世事的变化而屡屡改名,在半个世纪前被改成中甸,如今干脆叫香格里拉了。

没错,这是一种以粉墨登场的热情去迎合他者想象的行为。汪晖先生对此很失望,认为西方那种把西藏神秘化的风气已经传到了中国。这是不是说,素来把西藏妖魔化的中国如今开始迎合西方?或者说,西方终于改变了把西藏妖魔化的中国?

我曾写过,事实上,西藏既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净土,也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秽土;西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是人所生活的土地。只不过,西藏因为有信仰,是一个有着绛红色(僧侣袈裟的颜色)光芒的地方。而历来对于西藏抱有两种最典型的态度:妖魔化或神圣化;但结果都一样:使西藏失真,使西藏人失真。

或许应该提醒一下这些中国学者,是否认可中共对“旧西藏”的定论,即“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是否承认中国对西藏更是“东方主义”,而且是那种把西藏妖魔化的“东方主义”?尤其是,当他们认为2008年西方社会对西藏一边倒,怎么不去想一想,何以在“解放”这么多年之后,“翻身农奴”要起来反抗“解放”自己的人?何以在图伯特的大地上,无数走上街头、纵马草原的抗议者,几乎都是在“解放”以后出生的藏人?

他们互相吹捧对西方的批评显示了“理性和良知”,却自始至终,根本不对自己所在的国度、社会、体制早已习以为常的把西藏妖魔化的风气批评半句。他们是学者,又不是政客,不过他们既然是国家主义者的那种学者,自然是会选择性失明的。

并且,既然他们这么喜欢说“东方主义”,一定记得萨义德在其学术巨著《东方主义》的扉页上引用了两句话。一句是马克思的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一句是一位英国作家的话:“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

2011年7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

这篇文章由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广播
http://www.rfa.org/tibetan/chediklaytsen/ukaylatsen/woser/%20woeser-article-on-in-tibetan-version-08052011153820.html

2011年8月8日星期一

流亡西藏新任总理洛桑森格在就职典礼上的演说




2011年8月8日,流亡西藏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新任总理洛桑森格的就职典礼,据报道,包括来自欧美和台湾的议员及六千藏人,见证了首位民选总理的就职。以下是洛桑森格在就职典礼上的演说——


西藏同胞们:

印度伟大智者莲花生大师把佛教传入雪域藏土,今天是他的华诞。在这个吉日,而且还有我们最敬爱的达赖喇嘛尊者莅临,我心怀谦卑接受噶伦赤巴(首席噶伦)的职位。

我们召唤善神,祈求西藏的众佛和菩萨看护和指引我们。流亡他乡的勇敢的善男信女给予的惊人支持,在被占领的西藏兄弟姐妹们与我同心和给予声援,令我感动不已。他们的支持激励着我们。他们的祈福让我们得以持久。

我在精神上得福于达赖喇嘛尊者,在政治上被授权去继续延展伟大的达赖喇嘛制度的历史合法性。我站在这里不是我个人的成就使然,而是在西藏和流亡在外的无数先辈长者辛勤工作和牺牲的结果。今天,我在此发愿,去发扬光大我们先辈们留下的伟大遗产。我向你们,我的西藏同胞们,发出誓言,竭力去壮大我们的运动,持之以恒,直到西藏最终重建自由、尊者达赖喇嘛回到家园。

一个世纪以前的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逃离家园时最后看了布达拉宫一眼,并向他的人民发誓:“我一定会回来。”当时我们的祖先还没受过现代教育, 也不谙城府,但靠着献身和同心,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成功帮助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家园。在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尊者再次重申西藏独立于中国。几乎是半个世纪后,在1959年三月17日的一个改变命运的夜晚,尊者十四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发自肺腑地立下了同样的归家誓言。

今天,帮助和确保尊者归家的重任落在了受过现代教育、见多识广的新一代藏人身上。我们能够像我们的先辈一样以同样的献身、团结和投入精神做到锲而不舍吗?如果我们能做到,我们就会成功;如果不能,就会失败。

毋庸讳言,我们面临的任务像喜马拉雅山那样艰险、庞大。但从我们历史上成千上万捐躯献身、竭尽全心的勇敢藏人身上,我们得到鼓舞!我们没有选择,而是惨遭暴力把我们分离。我们一定会到达自由的山顶,把喜马拉雅山两麓的西藏人团聚一起。

我允诺致力于实现尊者十四达赖喇嘛的设想,建立一个真正世俗化的民主社会。今年藏人活跃的选举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对于真实的民主和人类自由普世价值的认同。我们的民主选举显示了,西藏的统一是建立在普世民主价值观上的,并以其为推动力。它超越了地区、教派、性别、族裔、信仰和代际的差异。

这次选举的结果向中国政府的强硬派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西藏领导层不是在消解。作为民主制度,我们只会随着未来年岁的流逝而茁壮成长。我们会持久坚守。

让我讲明一点:我们的斗争不是针对中国人民的,也不是针对中国这个国家的。我们斗争矛头所指,是要反对中国政府在西藏推行的强硬政策。我们斗争矛头直指那些剥夺西藏人民自由、正义、尊严和特性的人。中国当局和我们的汉人朋友都必须认识到,西藏人民的怨屈是多重的,也不是虚构的。

今天,我的西藏同胞们,在就职宣誓中我重申我们的先辈在一千多年前藏汉签署的唐蕃(汉藏)会盟立碑文中确立的理想,致力开创一个伟大的纪元:“蕃于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

在1950年代,中国军队第一次开到西藏,他们向藏人许诺“社会主义天堂”。一些藏人帮他们修通从中国通往西藏的公路,还领到以银元支付的工钱。那时的中国士兵还很有礼貌,也善待我们的前辈。

然而一旦道路修通,坦克就包围了城镇战略要地,卡车就直奔矿产和资源丰富的深山老林。中国工人随之而来,开采挖掘价值亿万的金、铜和铀。似乎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彬彬有礼的中国人变了,变得傲慢、跋扈和暴虐。他们也动枪了。战事爆发了。死亡和破坏接踵而至。

幸福的大纪元被抛入危境。我忧虑,从此以后西藏人在自己的家园成了二等公民。

在被占领的西藏,政治压迫、文化同化、经济挤压和环境破坏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新建的铁路线源源不断地运进重型设备来剥夺我们的矿产资源,也带来更多的汉人移民达到在人口上对西藏强势控制,并削弱我们丰富的文化和自我认同。今天的实际情况让人难以相信:汉人控制大约70%的私营经济,50%以上的党政公共部门的职位。与此相比,通过刻苦努力获得大学和高中文凭的我们藏人兄弟姐妹却有近40%陷于失业。众所周知,让这些统计数据变得更坏的是,中国的官员把西藏当作个人承继来的私产,俨然以封建主自居、行事。

但三年前,也就是2008年,从阿里到阿坝,从拉萨到理塘, 从塔尔寺到工布,藏人男女老少、农牧民和僧尼起而抵抗中国政府在西藏的统治。他们对汉人的压迫和虐待发声反抗,喊出了统一的口号:我们要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在此我明确立场:藏人行政中央不鼓励抗议行动,部分原因在于我们都不能忘记,即便对于自由平和的表述,中国政府都是粗暴地回应。但是,支持我们无畏的同胞,为我们无法发声的同胞发声,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经历六十年的弊政后,西藏没有成为中国官员许诺的“社会主义天堂”。在西藏,今天只有殖民主义,没有社会主义。西藏不仅没有实现潜能成为“天堂”,中国的强占让她变成了一出悲剧。近来,许多北京的官员访问拉萨,纪念“和平解放”六十周年。现实情况却是,纪念活动是在心照不宣的戒严状态下进行:军队荷枪持弹、配备机关枪等自动武器巡逻在拉萨街头,屋顶上布置有眼明手快的狙击手,外来游客被全面禁止进入西藏。显而易见,北京在西藏的统治既无正义,又无前途。

尽管在西藏悲剧重重,我们仍然向全世界、尤其我们的华人朋友阐明,我们继续坚持非暴力原则。我们与中国和汉人并无仇恨,而是尊敬待之。在我们先辈智慧的指引下,我们将继续追随“中间道路” 的政策,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实现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我的西藏同胞们,这是一个藏汉双赢的提议。我们信奉西藏和平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通过和平程序和和平对话。我们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中国政府和谈。

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力图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它有世界上主要大国中成长最快的经济,也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为后盾。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道德的力量却裹足不前。道德力量是不可能在市场上购得,也无法用军力来充实的。它只能赢得。只要西藏人还在受压迫,抵抗就会持续,对中国的尊重就会丧失。为西藏问题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就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既会提升中国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正面形象,又会有助于维护它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在中国的汉人和在海外大中华移民社区的华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帮助中国克服它的道德缺失。

过去的十六年,我一直努力与成百上千的汉人学生学者接触,并在哈佛大学组织藏汉学者就西藏问题展开过无数次研讨。我将继续走出去与汉人接触,建立相互的理解和信任。我也想向美国、欧洲、国际共同体和国际声援西藏组织表达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激和谢意。我呼吁国际社会站在我们一边,帮助我们去挣得公正、自由、尊严和平等,同时说服北京和平地解决西藏事务。为西藏今日的困境寻得持久的解决方案将是二十一世纪最有意义的大事之一,因为它必将加固我们的信心,相信人类建设世界和平、非暴力和全人类自由的能力。这不仅仅是西藏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处弱势、遭挤压民众的胜利。

我们继续并将永远感激印度人民和政府为西藏人民提供避难所,并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间接纳我们客居。对我们许多居住此地的人来说,印度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藏人行政中央将维护和继续尊重西藏和印度人民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欠印度政府和人民已经很多了。我们的合作还会继续向前。在此,我们谦卑地向印度政府和人民呼吁,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我们,并把西藏看作印度和中国关系中的一个主要议题。

在未来的五年,藏人行政中央将以团结、创新和自立为指导思想,不断强化争自由运动,如果需要,我们将继续又一个五十年。我强烈要求西藏内外的藏人支持拉嘎运动(注:藏语,意为星期三运动,星期三是尊者的魂星),以西藏特性为荣,并发扬光大它,显示我们的团结,拥护我们的统一,让雪域西藏精神永存。我相信,只要一致努力,我们就会营造一个生机勃勃的环境,在世界各地强化藏人的制度和社区。

在流亡期间,我们将努力创新,力求改善藏人的生活。教育将是我们第一位的优先考虑。正如尊者达赖喇嘛所教导我们的,分享知识是“达到永恒不朽的大道”。它是点亮西藏未来之火。在未来的二十年里,我们将在十五万流亡藏人中教育和培养一万专业人才,同时我们也呼吁西藏境内的藏人达到十万专业人才的目标。

我们将继续推动藏人行政中央的专业化,通过吸纳技术和社交工具,确保政府更便民和更透明。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未来的几个月我们将建立一个西藏政策研究所,使之成为一个知识平台来前瞻、设计和实施富强西藏的政策。我们也将建立“姐妹社区”来加强在印度和在西方国家的藏人团结,引入西藏联合会作为一种运动形式吸收西藏内外的藏人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艺服务西藏、为青年人制造就业、同时建设可持续生存发展的社区。

与所有的藏人一道,对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教授在过去十年间的卓越领导,我感到万分感激。我感谢他和他的干练的内阁成员在政府顺利交接过程中展示的热情友好和高效协作。在未来工作中,我将遵循流亡藏人宪章、尊重最高法院,与尊敬的议长和选入第十五届议会的先生和女士全面合作共处,并领导我们优秀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公务员们来实现这一承诺。

总之,我们务必牢记,尊者达赖喇嘛下放政治权力,并非完全给担任首席噶伦的我,而是给所有的西藏人民。在尊者不卷入政务后,他对人民的信任和信心以及过去五十年间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能否独立生存繁荣将经受挑战。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验。对于司法、议会和行政系统的领导层来说,这也是考验他们能否不辜负尊者的期望、以一个高效和统一的实体展开工作。这是我们的挑战和机遇。

我以特别的紧迫感向年轻一代的藏人讲几句话。我需要你们的支持、能量、和才能,一起顶天立地、迈向自由。让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为自由奋斗或会赢得正义,或会遭遇失败;西藏或会从世界地图上再现,或会完全消失;西藏人作为民族可能会存活下来,或称为博物馆的一件展品。藏人的坚毅和自豪、智慧和意志、勇气和献身,都会得到真正的检验。

这不是仅仅停留于挑刺和犬儒的时候。这是需要勇气的时刻;也是需要信念的时刻。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我们需要自信,相信我们是西藏人,我们能成功。对年轻人来说,在国际和国内舞台上担负起更多的领导作用,这一时机已来到。请记住:如果我们不为之,没人会代劳。

我的西藏同胞们,对此我非常确定,机会将到来,我们盼望的那一天会到来。但如果我们不精诚团结、做好共同迎接挑战的准备,我们只会失败。团结至上,这不能打任何折扣。它是我们事业的基石。不能团结一心将会全部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将竭尽全力不让绝大多数的西藏同胞失望,他们对我们寄予厚望, 会密切关注今后我们的每一项举措。但我们有幸可以感到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敬爱的尊者达赖喇嘛就在我们中间,随时为我们贡献智慧。

在我当选首席噶伦后的第一次召见会上,尊者达赖喇嘛提醒我,几乎二十年前,也就是1992年,我也是坐在同一个位子第一次与他见面。尊者告诉我,我的噶伦任期会很吉利;我会努力让他的预言成真。但无论如何,仅靠我的双手是不够的。就像达桑占堆实现了辅助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归拉萨的事业,我祈求大家向我伸出你们的一千二百万之手,助我实现达赖喇嘛尊者在1959年三月17日那决定命运的夜晚所发的愿:他会回到西藏。

对在西藏的兄弟姐妹们,我今天信心十足地想对你们说:我们很快就会相会。尽管我从未被允许踏足西藏,西藏每天都在我心里。我生为西藏人,我引以为豪;我当骄傲地死为西藏人。当我活着,我就会矢志为自由而战。我先逝的父亲像我们许多父母一样未能回到西藏。我的西藏同胞们,这将不会是更多西藏人的结局。只要团结一致,我们就能实现尊重达赖喇嘛回归西藏、我们的人民重新团聚、自由在西藏重建。

今天,我们身处佛主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印度圣土;明天我们会相聚在佛教深入六百万人心灵的雪域圣土。我们一直都准备着开启一个史诗般的伟大历程,从佛法住所印度达兰萨拉迈向雪域佛国的圣城拉萨,从尊者达赖喇嘛暂居的山镇通向属于他的圣城。

这是我们的向往。这是我们的奋斗。这是我们的梦想。六百万藏人秉着统一、创新、自助的原则,胜利就会属于我们。尊者达赖喇嘛长寿!

祝西藏胜利!

2011年8月7日星期日

人类学家谈文化生态多样性和西藏


转自TED to China http://www.tedtochina.com/2009/06/23/wade_davis_on_endangered_cultures-2/

演讲视频:http://www.ted.com/talks/wade_davis_on_endangered_cultures.html
中文翻译:commissioned translation for TED from a translation agency
校对:Tony Yet

对我来说,在世界各地旅行,从事人类学研究的生涯中,最大的乐趣之一莫过于体验那些没有忘记传统的族群的生活。沐浴在微风中、触摸被雨水冲洗得晶莹光亮的石头、尝着苦叶的味道。你能感受到他们的历史。在萨满教的传说中,老虎要跨越银河,因纽特老人的神话仍然引起后人的共鸣;或者在喜马拉雅山,佛教徒还在追随法(dharma),这让我们想起人类学的核心启示,它的思想要义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存在于一个绝对的意识之中,而只是一个现实模型,是一种适应性选择的结果。我们的祖先在很多世代以前就成功地做出了这种选择。

当然,我们所有都遵守同一种适应性规则。我们都出生于母腹,并且在这个世上生儿育女。我们要经历成年礼的洗礼,必须面对残酷的生离死别。因此,我们要歌唱和舞蹈以排遣生活中的苦楚。

但你会发现,每种文化的歌曲韵律和舞蹈节奏有着独一无二的特色。无论是生活在婆罗(Borneo) 丛林的伯南(Penan)人还是海地的巫毒教(Voodoo)侍僧,抑或是北肯尼亚凯苏特(Kaisut)沙漠的武士、安迪斯山区的巫医(Curandero) 或撒哈拉沙漠中部的围帐客栈。一个月前,我曾经与这个人一起结伴前往沙漠。他是一位牦牛牧养人,生活在世界之巅。

所有这些族群向我们展现了不同的生存方式和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不同的人生观。如果你认真思考,你发会现,这种不同的思维会让你看到希望,这个世界五彩缤纷的文化。犹如一张由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交织而成的网,覆盖整个地球,它对于地球的芸芸众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同我们称为生物圈的生物网同样重要。你可以把这种生命的文化之网看作是一个种族圈,这个种族圈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人类自从有自我意识以来通过想像力,创造的所有思想和梦想、神话、直觉的全部之和”。这个种族圈是人类的伟大遗产,它是我们的身份标志,也是我们作为具有很强的探究能力的物种的标志。



韦德·戴维斯谈文化生态多样性

如同生物圈受到严重的侵蚀一样,种族圈也面临着同样的厄运。并且它的毁灭速度更快——没有任何一位生物学家敢断言说50%或更多的物种已经灭绝或者正处在灭绝的边缘,因为真相并非如此。而这个生物多样性最悲观的状况,也要远胜于文化多样性的最乐观的状况。这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语言的消亡。

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原本有6000多种语言。语言不仅仅是发音和语法规则,语言是人类精神的闪光。它是各个独特文化的精神实质,是物质世界上的承载体。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思想、一种意识和一种精神生态系统的长期沉淀和积累。

我们知道地球上如今有 6000 种语言。在这些语言中,有一半已经不再向孩子们传授了。这些语言已经没有传人,也就是说,除非采取有效的措施,它们将会彻底消失。想象一下,当你有口难言,或者,你是最后一个会说本族语言的人,却没有办法传承祖先的智慧,也无许预言孩子们的未来。这会是多么的孤独和可怕!地球上大约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位年长者仙逝,与之伴随的,就是一种古老语言的消失。

我知道你们有人会说,那样岂不是更好吗?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语言,那不是更好吗?那么我要说,假设这种唯一的语言是约鲁巴语或者是粤语或者是科基语?你会发现,你不会说自己的母语了。

因此,今天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带领你们去探索这个种族圈。让你们对种族圈有大致的了解,并且让你们切身感受到正在灭亡的文明。可能有很多人已经忘了,前面我说过的“不同的生存方式”,我确实是指不同的生存方式。举个例子:这个小孩生活在亚玛逊西北部的巴拉撒拉地区,他们被称为森蚺之族,因为他们相信一个传说,即他们来自米尔克河东岸,诞生于神圣的蛇腹。这个族群的人不能区分蓝色和绿色,因为丛林是他们的栖身之地,所以在他们看来,天穹与森林的树冠并没有区别。他们说着一种奇怪的语言,并且遵守一种独特的通婚规则。这称为语言学异族通婚,一位族人必须与操一种不同语言的人结婚。这都是根据神话传说的历史传承下来的。你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由于异族同婚的缘故,一个大家族往往有六七种语言,你从不会看到有人专门的学习某一种语言。他们只是细心的听别人讲,而后就会脱口而出的说那种语言了。

在我曾经接触过的众多种族当中,厄瓜多尔东北部的华拉尼(Waorani)族人是最奇妙的种族之一。早在 1958 年,我曾经与他们有过和平友好的接触。1957 年,五名传教士试图接近他们。但是这些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从空中丢下了八到十张他们本人的照片。这个在我们看来是友好的表示,但是这些生活在雨林中的华拉尼族人却从来没有见过二维的照片。他们从林地上捡起这些照片,然后把照片翻过来,试图找到这些人的身影。但是他们发现什么也没有。于是他们认为,这是恶魔发出的召唤。于是他们用长矛刺死了这五名传教士。更恐怖的是,华拉尼人不仅刺杀外来人士,他们还自相残杀。54% 的死亡人口是被他们自己的族人杀死的。我们对一个八代宗谱进行调查,发现只有两例自然死亡。我们刨根问底,他们终于道出真相:同族人年迈不堪行就将木的时候,他们就会戮死他,为他送终。另一方面,他们对丛林有着令人惊诧的洞察力,他们的猎手能够闻到 40 步开外的动物尿液味道,而且知道那是什么动物的尿液。

在 80 年代早期的时候,我曾承担了一项奇妙的任务。我在哈佛大学的教授问我是否有兴趣去海地,去潜入一个秘密社团。那是海地总统杜华利和他的支持者的基地。教授让我去那里获取一种用于制造僵尸的毒药。为了理解其中的奥秘,我必须弄明白这种神奇的宗教信仰巫毒教是怎么一回事。巫毒教不是一种黑暗的魔纪教派。相反,它是一种复杂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这很有意思,如果我要你列举出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宗教,你会举出哪些例子?你会说,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等等,还有其他一些宗教。

有一个大陆始终被遗忘,很多人认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没有宗教信仰。这是不正确的。在大饥荒时代,这些地区的人流浪到世界各地,把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带到那里。而巫毒教融汇这些宗教的精华。巫毒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种联系。生者孕育了灵魂,应着舞蹈的节奏翩翩起舞,可以唤醒大水之下的灵魂,暂时地代替生者的灵魂。在那个短暂的闪光时刻,侍僧成为神。因此,巫毒教徒喜欢说,你们基督教徒去教堂做礼拜,言必称上帝。我们则在圣殿起舞,成为神。你已经被神灵附体,怎么还会受到伤害呢?于是,你会看一些令人惊奇的现象:巫毒教侍僧进入一种神志恍惚的状态,手持燃烧的枝条,但是毫发无损。当他们进入一种极端亢奋的状态时候,你还会看到更加令人吃惊的现象,让你感受意志力的强大。

在我接触过的所有族群中,生活在哥伦比亚北部的圣玛尔塔山区的科基人是最不同寻常的。这个种族是古代暴政文明的后裔,他们曾经一度征服和占领了哥伦比亚的加勒比海岸平原地区。此后,他们退回到加勒比海岸平原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山区。在这个血腥肆虐的大陆,这个种族从来没有被西班牙人征服过。至到今天,他们沿续着僧侣会统治制度。但是,他们的僧侣训诫非常的独特。还只有三四岁的时候,年幼的侍僧就被带离他们的家庭,隐居在黑暗世界的冰川上用石头彻成的小屋里。待到十八岁——十八年是两个九年之和,它象征在母腹的九月怀胎。在此期间,他们如同重新回到母腹,被灌输族群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维系着信徒与宇宙之间的关系。我们可称之为生态平衡,直到他们十八岁的时候。这种神奇的洗礼结束,他们生平第一次走出小屋看到阳光。在阳光的照耀下,大地呈现出令人震撼的壮观美景。那一刻,意识突然苏醒,他们以前学到的所有抽象知识,都是在令人惊叹的荣耀中得到印证。这时,祭司走过来说,看到了吧?我以前教你的都是真的。这里是多么的美丽?你要保护它。他们称自己为兄长,称我们为弟弟,说我们是破坏世界的人。

这种直觉的领会能力非常重要。说到土族居民和原始的风土人情,我们会想到罗素关于那个高贵的野人的古老传说。那一个理想的种族主义者。我们会想到梭罗。这些人比我们更亲近大地。土著人并不会多愁善感,也不会承受思乡之苦。在疟疾盛行的阿斯玛特(Asmant)湿地,在寒风刺骨的西藏,并没有多少平整的土地。但是他们依靠众人的力量 经年累月,在世上创造了流传百世的神迹。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而是凭借非常敏感的直觉,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本身的存在,是因为人类的意识吸收了自然的精华。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一位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小孩,大人们从小就教导他说,那里的大山是阿普神的化身,它将会指引他们的命运。他们是一类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与那里的自然环境和生养之地有着一种不同的关系。而在蒙大拿州的年轻人看来,一座大山只不过是一堆石头,可以用来开采石矿。无论那座大山是神的住所,或者仅仅是一堆矿石,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象征意义,它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在英属哥伦比亚的丛林长大,受当地人思想的影响,我认为丛林是要被砍伐的。这种想法让我与夸基特尔(Kwakiutl)部落的朋友们成为两类截然不同的人,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树木是胡克神(Hukuk) 和天堂之眼的化身,吃人的精灵在世界的最北边。在哈马撒(Hamatsa)成人礼上,他们会与这些精灵直接对话。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这些文化创造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你就会明白,他们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张照片是我去年八月份在亚马逊西北地区拍摄的。这是阿亚胡斯卡(ayahuasca)藤,俗称死藤。你们很多人都听说过。它是一种非常强效的精神麻醉植物。萨满教徒常用它制作迷幻药- 死藤水。死藤水的奇妙之处,不在于它神奇的药用性,而在于它的加工方法。实际上它由两种物质组成,一方面它是一种藤本植物,含有 β-咔啉、蓬硷和微量的致幻成份。就拿它的藤来说,你似乎可以看到一层蓝色的烟雾,它与一种名为九节木的咖啡属灌木的枝叶混杂在一起,这种植物具有一种强效的色胺。它的成分与脑内的5-羟色胺的成份非常接近。亚诺马米(Yanomami)部落的人也会从含有5-羟色胺的植物中,提取这种物质,用鼻子吸食。如果你用鼻吸入这些粉末,你会看到光怪陆离的幻觉,处于一种非常亢奋的状态。现实在你面前不是扭曲,而是荡然无存。

事实上,我曾经与我的导师 Richard Evan Shultes 争论过。上世纪 30 年代,我的导师曾经在墨西哥发现了一种神奇的蘑菇,具有很强的迷幻效果。我和他争论说,你不能把这些色胺归入迷幻成份类别,因为当它们在你身上发挥效力的时候,你已经无法体验到迷幻的感觉。

但是,这些色胺物质并不能口服 因为它们会被人体器官中的一种名为单胺氧化酶(MAO)的酶改变活性,要口服这些色胺物质,还有必须同时口服改变单胺氧化酶(MAO)的活性的其他化学物质。有意思的是,这种藤本植物中存在的 β-咔啉正好能够抑制单胺氧化酶(MAO) 而发挥色胺的效力。因此,你不由得要问自己:在这片丛林中有 8000 种植物 那里的人们是如何发现这两种在形态上毫无关联的植物,将其组合在一起,会发挥这种神奇的效力?这如同一种生化实验,多种成分产生的化学效应大于各成分的效力之和。我们普通人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不断地尝试、测试,结果却一无所获。但是,如果你问印第安人,他们会说,是那些植物在跟他们对话。

那是什么意思呢?科凡(Cofan)部落的人发现了 17 种死藤,全部是他们在丛林深处发现的。在我们看来,它们是相同的物种。如果你问他们是如何给这些植物分门别类的。他们说,我以为你对植物有一些研究呢?难道你对植物分类一无所知吗?我说,是的。他们告诉我,如果在月圆之夜,这 17 种植物的每一种植物,会用不同的曲调为你歌唱。这个发现不会让你得到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它远比会计报表更为乐趣。

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虽然我们中的一些人同情土著人的遭遇,认为他们离群索居,生活丰富多彩。但是随着我们的世界向前发展,这些人退居到历史的边缘地位。对于 20 世纪,300 年以后,那时候的人所记住的,不会这期间发生的战争,或者它的科技创新。而会记住,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对地球上的生态和文化多样性所进行大规模的破坏。现在,局面从没有改变。历史上所有的文化,一直受到新的生活方式的强烈冲击。

这个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苏族印第安人即使放下弓箭,仍然还是苏族印第安人。而美国人告别骑马和坐马车的生活,依然还是美国人。威胁种族圈完整性的,不是变革或技术创新本身,而是权力,是野蛮的排他主义。放眼我们周围的世界,你会发现,没有一种文化是注定要消亡的,这些原本富有生机活力的人群,被强暴的力量驱逐出他们的生养之地,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无论是伯南(Penan)腹地肆无忌惮的森林砍伐,还是东南亚的撒拉瓦克游民部落,他们上代人还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丛林中,而现在全部已经沦落为仆役和妓女。在河岸边,你可以看到河水泥沙很重,似乎要把婆罗族的一半居住地冲走到南中国海。在那里,日本的人货船已经整装待发,准备运走从森林砍伐的圆木。我们再来看亚诺马米部落,由于金矿的发现,人们蜂拥而至。

我们再来看看西藏山区。最近我在那里做了大量的研究。在那里,你会看到政治独裁的残酷压迫。种族灭绝在全世界皆已受到一致的谴责。但是种族文化之杀戮,也就是破坏人们的生活方式的行径,却没有受到谴责。在很多地方,它甚至被视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受到赞扬。只要你亲自去那里,你才能体会到西藏承受的痛楚。我和一位年轻的同事,从中国西北部的成都市出发,经过 6000 英里的旅程,穿过西藏的东南地区,到达拉萨。当我到达拉萨的时候,才真正明白,你们所听说过的那些统计数字,背后隐藏的真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6000 座神殿庙宇被拆毁,120 万人被共产党骨干分子杀害,这位年轻人的父亲皈依班禅喇嘛,中国人入侵后,他立即被杀害了。他的叔叔和其他信徒一起逃亡到尼泊尔,他的母亲因为富农家庭成份而被关押起来,那时他还只有两岁。他的母亲悄悄地把他藏在裙子下面 把他带进牢房,因为她不能离开她的儿子。他的姐姐因为冒犯行为而被送入学习班,有一天 她不小心踩到印有毛主席头像的臂章,而被处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接受七年劳教。西藏的痛楚让人难以承受,但人类的救赎精神需要得到见证。

到最后,我们将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我们是想要生活在单一的世界中,还是需要一个五彩缤纷、多样化的世界?伟大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生前曾经说过,她最担心的事情是,由于我们已经走进这种无形的原生世界观,我们不仅会看到人类的想像力陷入越来越陕隘的思维圈子,而且可能某一天我们一觉醒来,会忘记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回想起我们人类已经在世界上存在了60万年,这会让我们感到羞愧。新石器时代革命让人类进入农业时代:我们开始对种子顶礼腊拜,祭司的箴言取代了萨满的诗篇;我们创造了层次化的社会分工,这不过是一万年前的事情。而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只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在我看来,这个短暂的历史,还难以让我们有充足的知识经验储备,来解决未来千年将面临的各种挑战。而假如我们向这个世界的不同文化,询问他们各自关于生命的意义的看法,我们将会听到一万种不同的答案。在那歌声中, 我们将会重新发现作为人类我们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一个有完全意识的物种,充分认识到我们必须保证所有种族和所有生物昌盛繁荣。

当然也有让我对生活充满乐观的时候。这张照片是我在巴芬(Baffin)岛的北部山顶上拍摄的 那时我和一些因纽特人去捕独角鲸 这个叫奥拉雅的人向我讲述了一个关于他的祖父的传奇故事。在上世纪50年代 加拿大政府并不是一直善待因纽特人。为了建立主权国家,政府将他们驱赶到指定的定居点。这位老人的祖父拒绝迁移 他的家人担心他的安全 把他的所有武器和工具都拿走了。你们都知道,因纽特人不怕冷,这是他们特天独厚的优势。他们的雪橇的滑条最初是用北美驯鹿皮包裹的冻鱼干做成的。这位男子的祖父并不惧怕北极的夜晚和凛冽的暴风雪。他睡在外面,穿着他的海豹皮长裤。他把大便拉到手上。等到大便快变得僵硬的时候,他把它做成刀片的形状,然后在这把屎做成的刀片边缘吐上口水 等它结冰之后变得非常坚固之后,他用这把刀子宰杀了一条狗,剥下狗皮,做成一副挽具,他又取出狗的胸腔,做成雪橇,套到另一只狗身上,腰间别着那把屎做成的刀,消失在冰原上。这真是空手造万物。

这是因纽特人以及世界上的所有土著人的顽强生命力的真实写照。1999 年4月,加拿大政府将一块面积比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的面积之和还要大的土地,重新归还给因纽特人。这将成为因纽特人的新家园,它的名字是纽勒维特(Nunavut)。它是一块独立的领土 他们控制那里所有的海洋资源。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一个国家可以有所作为,想办法修复与它的人民之间的关系。

最后,我认为,对于曾经去过这个世界上一些偏远地区的人来说,其实那里并不偏远。因为那里是某个族类的家园,他们代表着人类想象力的分支。可以追溯到最远古的起源时期,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些孩子们的梦想,与我们自己的孩子们的梦想一样,是整个世界未来希望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国家地理杂志》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相信政治家不会做出成绩。我们认为,辩论不是为了说服别人。但是我们认为,通过讲述事实可以让世界得到改观。因此,我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擅长讲述事实的机构。我们的网站每月点击量达到 3 千 5 百万次 我们的电视频道在 156 个国家播放,我们的杂志有上百万的读者。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种族圈旅程 带领我们的观众去领略 文化奇迹之地。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会让他们情不自禁地感到震撼。而且我们也希望,读者逐渐地包容和接纳这些文化。人类学的核心揭示是,这个世界需要多样化的生存方式 让我们能够真正地生活在 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之中。让所有种族的智慧,都能够为全人类的福址做出贡献。

谢谢大家。

【韦德·戴维斯 (Wade Davis):人类学家。据介绍,“透过眩目的照片和故事,国家地理探索者的韦德·戴维斯庆祝世界土著文化非凡的多样性,这些文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http://www.ted.com/talks/lang/chi_hans/wade_davis_on_endangered_culture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