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30日星期四

拉萨大庆前的街道


图片记录现在的拉萨,来自新浪微博。


这是一位在西藏的汉人lsp,在他的博客上http://hi.tibetwindow.com/lsp/read_11442.html 对拉萨街道的描述。所谓“大庆”,指的是即将在拉萨举行的“六十大庆”(“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为此,当局正在拉萨做足各种表面功夫。。。


拉萨大庆前的街道


空压机在穿衣戴帽的拉萨轰鸣
脚手架零乱的街道
工人们满地挖坑,寻找
市长夫人丢失金戒指的笑话

我感觉到商人们干旱的钱袋
在下水道井盖孔里冒出油腥
桑烟裹着灰尘从街道的尽头
向我扔来一堆扭曲的微笑


六十岁的电线杆倒地
整齐划一的新衣裳上身
从农奴制丑陋的脸上拔下
发霉的苦涩,让它随风飘逝


2011-3-21

2011年6月29日星期三

王力雄:旗帜与平台


今年6月,尊者达赖喇嘛在退休之后赴新西兰与澳大利亚访问,图为与澳洲政要的见面。之后,澳洲国会通过一项西藏决议案,支持境内藏人要求中共允许尊者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诉求。(来自挪威西藏之声)

旗帜与平台

文/王力雄

旗帜与平台,二者应该结合。平台有了旗帜,得以被瞩目,能够吸引人;旗帜有了平台,可提供立足点,有做事的手脚和发展的依托。达赖喇嘛与流亡政府,原来就是旗帜与平台的关系,多年共生,相得益彰。现在,达赖喇嘛卸掉了政治职务,会不会造成流亡政府失去旗帜,而达赖喇嘛失去平台?对此应该怎么弥补?

担心的人顾虑,达赖喇嘛不再承担流亡政府的名分,一是流亡政府的国际关系会不会受到削弱?虽然流亡政府一直也有外交活动,却是和达赖喇嘛紧密关联在一起。国际上的重要关系都是达赖喇嘛发展和掌握。流亡政府受合法性所限,很少能独立打开局面,也不被各国权势集团重视。如果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不再相互关联,流亡政府将如何在国际舞台上自立与发展,这无疑要有新思路,以及相应的调整。

二是对流亡政府的财政有没有影响?达赖喇嘛的崇高威望使得他具有其他人无法相比的筹款能力。流亡政府每年的预算都有相当比例来自达赖喇嘛拨款。在达赖喇嘛身兼流亡政府元首时,这种财务关系顺理成章,但是今后,没有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自身筹款能力如何?而达赖喇嘛将以什么名分在国际社会为流亡政府筹款,会不会增加障碍,这些都需要观察。

对达赖喇嘛,与汉人精英对话是他近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因为担心中国政府,汉人精英对流亡政府一般都避而远之,但是对作为世界名人与宗教领袖的达赖喇嘛,却乐于接触。今后,流亡政府如何与汉人精英进行沟通,需要斟酌。而达赖喇嘛,如果不是停留于单纯见面,而是要与汉人精英进行有目标的长久合作,仅有旗帜没有平台也是不够的。

同样,达赖喇嘛离开政界,可以更多地关注人类命运,致力于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与世界和平,同样需要一个能集合追随者的平台。否则仅靠达赖喇嘛个人四处奔走进行教诲,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局面。举例说,世界几大宗教努力千年,力图消灭人类的贪婪,却没有阻挡住人的贪欲不断增长,至今发展到可能毁灭地球的程度。而到有一天达赖喇嘛的年龄和身体不再适合继续奔波时,一个可依托的平台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2011-5-4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2011年6月27日星期一

王力雄:从达赖喇嘛的政府到民主政府


图为6月1日,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次会议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议会厅召开。(来自网络)


从达赖喇嘛的政府到民主政府

文/王力雄

西藏流亡政府一直被称为“达赖喇嘛的政府”。《西藏流亡藏人宪章》明文规定“政府最高权力属于达赖喇嘛所有”。现在达赖喇嘛放弃了这种权力,是希望流亡政府从此成为全体藏人的政府,而不再是达赖喇嘛的政府。

有藏人评论,达赖喇嘛放弃了政治权力,也就可以不再充当流亡政府的抹布。虽然他多年并不实际主政,但是流亡政府的官员往往爱把任何事都说成达赖喇嘛同意。这种同意有可能只是达赖喇嘛按名分履行程序时的签署,并未实际参与,甚至不了解,但由此也就成了流亡政府官员的挡箭牌。普通藏人出于对达赖喇嘛的尊重和信赖,一般会放弃批评意见。现在达赖喇嘛退出了,流亡政府从此必须自己承担所有责任,藏人自然会对政府提出更严格的要求。这有助于藏人把政府当做民主的产物,改变无条件服从政府的心态,从政府的子民变成政府的主人。

流亡政府受到民众更多监督,一方面是好事,是走向真正民主政府的训练过程;另一方面也带来考验。流亡政府从此不再有达赖喇嘛作为万能护佑者和挡箭牌,而是直接面向选民,经受检验,以及政治竞争者扮演的“在野党”质询。以往多数人对流亡政府的尊敬态度,是出于对达赖喇嘛的崇拜,而将来,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对没有了达赖喇嘛的政府进行批评。

以前发生过流亡议会谴责流亡政府与中国的谈判,那时达赖喇嘛出面,表示流亡政府是执行他的指示,如果有责任,是在他,正是议会当年把与中国解决西藏问题的责任交给他,如果议会认为不合适,可以收回。结果提出批评的议员们集体向达赖喇嘛道歉,收回对流亡政府的谴责,表示服从达赖喇嘛决定。

其实那些议员在谴责流亡政府时,当然不会不知道是达赖喇嘛的指示,仍然谴责,反映他们内心对达赖喇嘛的决定也照样反对。但是他们不会有勇气当面与达赖喇嘛顶撞,所以会退缩。而达赖喇嘛之所以能出面,是因为有名分,有职权,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现在,他卸掉了所有职权,反对他路线的力量就无需再忌讳。而当达赖喇嘛的路线再遇到类似挑战时,虽然达赖喇嘛出面仍然会得到支持和服从,他有把握重新掌握航向,但那时就不像以往那样名正言顺了。因为,那将太明显地不属于民主范畴,而是会被视为民主化的失败。

2011-5-3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2011年6月26日星期日

甘丹寺是被谁毁成废墟的?


这是1991年10月7日的甘丹寺,由王力雄拍摄。


甘丹寺是被谁毁成废墟的?

文/唯色

提及文革,甘丹寺被毁为废墟的场景历历在目。而始作俑者,多少年来,都被误传为是当地百姓。前些年,为了调查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真实情况,我带着我父亲当年拍摄的那些砸寺院、斗“牛鬼蛇神”的照片,走访了七十多位被革命耗尽青春年华的长辈,倾听他们回忆起难以绕避的细节,才算是明了真相。

一位当年去北京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藏人红卫兵,知道甘丹寺是怎么被砸的。他说:“在没砸之前,甘丹寺是粮食仓库,当时拉萨各个单位的粮食都要到那儿去取,由部队守着的。后来等寺院的金银财宝都被‘土则列空’(国家的收购部门)收走了,部队就把佛像砸了。当兵的在佛像的脖子上拴根绳子,把佛像拉倒,金啊银啊,铜啊铁啊什么的装到车上,全都拉走了。最后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是木头啊这些东西,又被从达孜县、林周县、墨竹工卡县、堆龙德庆县这几个县来的人弄走了。山下的老百姓也去把剩下的扛走了,可是最后却把毁灭甘丹寺的帽子扣在山下的农民头上。”

更多的秘密或黑幕必须由更多的事实来证明。我找到过一份1985年的内部材料,是西藏自治区与西藏军区“联合对军队在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记录:“闻名中外的国家重点保护的甘丹寺,竟然在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之后被捣毁,文物散失,造成政治上难以挽回的损失。此事至今查无结果,查到当时拉萨军分区支左首长那里就查不下去了。”

为什么会查不下去?军队到底干了什么不能曝光的事情?这显然又是一桩疑案,而藏人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文革结束之后,无数信众自发地修复了甘丹寺。我采访过的那位红卫兵说:“……有些拉板车的,一天可以挣十五块,可他不要,却愿意拿两块五的工资去干维修寺院的活。还有人是无偿地去劳动,是诚心诚意的。有些人捐出了自己全部的钱财。西藏的寺庙得以复兴大部分都是这样,基本上都是由信徒们自己捐助修复起来的。国家不好意思了,才掏出一点钱,然后大肆宣传,结果就变成了好像都是由国家修复的了。”

网上有一篇官媒记者介绍甘丹寺如何重生的报道,称“由于战乱、自然灾害和‘十年文革’等原因,甘丹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78年后,国家开始对甘丹寺进行大规模的修复。甘丹寺僧人也自筹资金支持维修。” 报道还列举了当局分批投入多少款项进行修复的详细数字。

看上去,破坏成了无法抗拒的因素,而所谓的“国家”从来都是无比慷慨的大恩人。可是,在“旧西藏”毫不客气地被解放之前,整个图伯特拥有六千多座寺院,却在进行了一场场革命之后,仅剩下十多座寺院。虽然现如今大多数寺院已修复,但规模远不如昔日。需要提醒的是,“国家”为修复而付出的,根本无法与藏人自己的付出的相比。每一座劫后重生的寺院,都倾注着藏人们虔诚的汗珠和忏悔的热泪,铭刻着这片土地上的众生与六道轮回和凶险的权力抗衡的信念。

2011/6/15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这篇文章由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广播

2011年6月24日星期五

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杀劫》连载(三)


1999年起,我依据我父亲在西藏文革中拍摄的数百张照片,在拉萨、北京等地做了长期的调查、采访和写作,历时六年,访谈七十多人,于2006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和《西藏记忆》两本书。

《杀劫》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但因成了中国的禁书,五年来想看这两本书很难,作为文字作者的我因此决定不定期地连载《杀劫》一书。

现已在博客上连载了(一)和(二)。

鉴于随后的章节,图片与文字交错、繁复,惟有印成图文书的纸版《杀劫》才能呈现,而在博客上只能精选少量的图与文,以飨读者。

下面是第一部分中“砸大昭寺”之第一节(注:陶长松图片来自网络)。


Ⅰ 砸烂旧西藏

砸大昭寺


严格地说,大昭寺并非寺院,而是一座供奉以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为主兼有众多佛像、圣物和法器、被藏人尊称为“祖拉康”的佛殿,始建于公元七世纪图伯特王朝第三十三代赞普(君主)松赞干布时期,距今已一三00多年。松赞干布被藏人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以佛法治国的法王,他不但派遣重臣赴印度学习文字和佛法,统一沿用至今的藏文,制定以皈依佛、法、僧三宝为主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还迎娶崇信佛教的尼泊尔王国的布里库蒂公主和中国唐朝的文成公主。两位公主各自带来两尊释迦牟尼身像,据说皆承佛祖在世时开光加持,故珍贵无比。松赞干布亦正是为了供奉之,率两位公主修建了两座佛殿,这便是大、小昭寺应运而生的良好缘起。

大、小昭寺所在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在西藏的民间传说乃至历史典籍中,整个藏地的地形状似一仰卧的罗刹魔女,而原为大片沼泽地的拉萨中央,有一湖泊恰好是女魔心血聚集之地,应在此填土以堵塞其血脉,并建寺镇之,这便是大昭寺;湖泊之畔的沙砾滩则为龙宫所在之处,也需建寺以镇龙魔,这便是小昭寺。另外,为了使女魔的四肢受到控制,还在藏地各处分别修建十二座寺庙,犹如在她的身上钉下十二根钉子,今西藏山南境内著名的昌珠寺即“镇魔十二寺”之一,其余的大多已在文革中沦为废墟。

大昭寺还曾是噶厦政权机构的所在地之一。自五世达赖喇嘛建立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起,噶厦分管财政、税务、粮食、司法、外交等部门便设于大昭寺二楼。以后,还有诸如“金瓶掣签”等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在此举行。这表明,大昭寺充分体现了西藏的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无法分离的特点:在宗教上,它是佛化世界“曼陀罗”的具象化;在人文上,它是千年尘世拉萨的中心。大昭寺的历史也即拉萨的历史。

然而随着新政权的取而代之,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浪翻滚,凝聚了西藏传统的大昭寺,理所当然会被确立为“四旧”的象征,难逃被毁的厄运,这已是大势所趋,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大昭寺终究将成为事实上的革命目标。

拉萨红卫兵的第一次行动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但确切的时间对于很多当事者已不记得。或许那只是细枝末节,不必铭记。或许那些日子,每一天都与往日不同,具有破旧立新的意义,纷繁的事件穿插、重叠,使某一个日子在记忆中模糊不清。

然而那天发生的事件,不论当时还是今天都令人震撼,如同西藏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地震。当年拉萨中学的学生久松(化名)回忆说,拉萨红卫兵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是去大昭寺破“四旧”。她的母亲肯定地补充道,那是一个星期三。那个星期三对于这位虔信佛教的藏族老人应该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就在那天,神圣的宗教殿堂被公开践踏,庄严的宗教圣物被任意破坏,显然是老人一生中从未遭遇的劫难,所以在她的记忆里留驻。

如果是八月下旬的星期三,那就应该是二十四日。

事隔二十年,被列为“西藏党校增刊”的一本出版有限、内部发行的《西藏大事辑录(一九四九——一九八五)》,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八月二十四日 拉萨一些学校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大破‘四旧’”。作为当时西藏自治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西藏日报》,对此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五)第一版,以《造反有理 革命万岁 拉萨“红卫兵”举起铁扫帚横扫旧世界》为题,用典型的文革语言将拉萨红卫兵在八月二十四日的那次“革命行动”抽象化、抒情化,至于事实上是如何“横扫”那个“旧世界”却语焉不详,而对“革命行动”的目标——大昭寺,这座被十四世达赖喇嘛誉为“全藏最崇高的寺庙”如何被砸更是只字不提。

那天,走上拉萨街头大破“四旧”的是西藏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的红卫兵。成立于一九六六年三月的西藏师范学校(前身为创办于一九五一年的藏文干部培训班,一九八五年升格为西藏大学),大多数学生来自西藏各地的农村和牧区,文化水平很低,处于扫盲阶段;也有一些因为形势突变而离开寺院的还俗僧人在此学习。


拉萨中学创办于一九五六年,一度由十四世达赖喇嘛担任名誉校长、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担任校长,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所中学,从当时拉萨仅有的三所小学吸收生源,由初中逐级升到高中,其师资力量很强,除了教授藏文的老师是藏人(基本上是在“旧西藏”接受过寺院或私塾教育的上层人士),其余主要科目的老师都是毕业于内地高等学府的汉人,有的还是内地大学的教师,或因出身不好或有政治问题而被“发配”进藏,但许多人是在共产党的宣传下,怀着理想主义的热情从中国各地奔向西藏的。像陶长松就是其中之一。

陶长松是西藏文化大革命的风云人物。在文革伊始登高一呼,从此一跃登上那变幻莫测的政治舞台达数年之久。他是率领学生们破“四旧”的带队老师,不久当上拉萨两大造反派组织之一“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其对立面是简称“大联指”的“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的总司令,以至许多在西藏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不论藏人还是汉人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陶司令”,后来还曾坐上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区副主席)的官位却又随着文革结束沦为阶下囚。一九八0年代中期以后,以学者身份退居书斋。

他是江苏扬州人,一九六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同年自愿申请进藏,被分在拉萨中学教授汉语文,在学生中颇有威望,这也正是他组建拉萨红卫兵和“造总”的资本。二00一年,我两度访问他时,仍在拉萨居住的他年过六旬,虽已退休仍被西藏社科院聘请,主持政府的一些项目课题研究。三十多年过去,清癯依然的他依然是当年的那副装束:鸭舌帽、眼镜和中山服。从他文质彬彬的举止上,实在无从想象在很多人那里听说的他当年是如何地威风凛凛。在我们刚开始交谈时,他是经常可以见到的那种汉人知识分子:内敛,沉静,儒雅;但慢慢地就有了些许变化,曾经贯穿他青年和中年时代的某种气质开始流露出来,充溢在他越来越激越的语调和越来越狂热的眼神里。这显然因为我们的话题是西藏文革的缘故。尽管他有时会突然醒觉似的停住滔滔不绝的讲述,歉意地笑笑,但很快又会回到他曾经叱咤一时、辉煌一时且充满变故的从前。

关于拉萨红卫兵的出现,他直率地说:

西藏地区要成立红卫兵,这是新生事物,当时这些学生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搞,我当时在拉中(拉萨中学的简称)是个年轻教师,也有些影响,我实际上也就负责了这个事情。反正很快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但具体日子真的说不清楚。可能是“八•一八”(指的是毛泽东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以后就成立了。

最早的红卫兵都是学生,因为内地都是中学生嘛。拉中领头的可以说是我,师校(西藏师范学校的简称)领头的是个外号叫“米米”的藏族男教师。不过因为我曾经在师校上过课,彼此都很熟悉,他们也比较听从我。但后来范围就很宽了,因为红卫兵很时髦,所以到处都是红卫兵,居民最多,单位里也很多。这也是因为毛主席一下令,全国都要动起来。


红卫兵在大昭寺破“四旧”的情况是一个敏感话题,在其他事情上记忆力惊人的陶长松对此却有些泛泛而谈:

我们并不是冲着砸寺院去的,我本人尤其不同意这么干,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文物,需要保护。而寺院被砸,主要还是跟普通群众有关系,他们也混在红卫兵的里面进去了。红卫兵更多是在那些磕长头的人身上贴标语,说他们的行为是封建迷信,很快磕长头的就见不到了。有时去寺院骚扰一下也是有的,当成“四旧”嘛。但对于红卫兵来说,即使砸寺院也并非乱砸一气,像色拉寺附近的一座小寺院,我们去砸的时候都一一做了登记。

去大昭寺那次其实在里面的时间并不长,宣传部派人对我们说,总理有指示要保护,我们马上就撤出来了,后来很有可能是居委会的红卫兵又进去过。其实我们去大昭寺就没怎么动,很快我们就出来了,因为周总理有电报。……说句老实话,红卫兵还是很听话的,给大家讲清楚也就没什么了。当时大昭寺是被砸了一点,但没有全部砸得只剩下释迦牟尼一尊像。

周恩来的这项指示具体不详,从采访中获知是阻止砸大昭寺的指示,但并不包括其他寺院。


久松惊讶地认出了照片上的自己。在这张合影上,她是第一排右边那个瘦瘦高高、裤子上有两个大补丁的女孩子。看上去很秀气,也很腼腆,而且不像其他同学,手臂上没有红卫兵袖章,手里也没有红缨枪,显得孤零零的。久松说,那时候,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都当不了红卫兵,也没有拿红缨枪的资格。

何谓红缨枪?这是一种木棍上插着并不怎么锋利的金属矛头,并系着一束红穗子的古代兵器,在今天看似玩具,即使在当年也并不具备多大的杀伤力,应该说它的象征性远远超出它的实用性。早在中共还是散兵游勇聚结于所谓“革命根据地”的中国乡村时,红缨枪已是捍卫新生红色政权的一个装饰性符号,和红领巾、红袖章等以示有别的标志一样,拥有这类标志也就拥有了成为红色接班人的资格。所以,在特别强调一个人的“阶级成份”的文革时代,对于成长期的青少年来说,能不能获得一杆红缨枪,乃是能不能划归到革命阵营里的一个大问题。

说起不被允许加入红卫兵的往事,当时壅塞心中的难堪和自卑仍令久松难以释怀。那时候她是拉萨中学初六六级(一九六九年初中毕业)的学生,年仅十七岁。眼看身边许多同学都当上了红卫兵,她却只能背负着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包袱无法推卸,实在抬不起头。她记得在砸大昭寺的前一天学校召开动员大会,语文老师陶长松语重心长地开导大家:虽然我们的红卫兵小将都是“翻身农奴”的子弟,但我们并不是歧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关键在于他(她)的立场和表现,这是可以选择的。明天的行动就是检验每个同学的机会,你是站在革命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一边,就看明天的行动。

当时的拉萨中学,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为数不少。这是因为贵族、庄园主和商人之家历来有送儿女上学的传统,但底层百姓苦于贫穷,哪里有能力让子女求学?为了吸引藏人不再沿袭把孩子送到寺院或私塾接受教育的习俗,更出于从中培养所谓“民族干部”的目的,在1959年之前,但凡就读于拉萨小学和拉萨中学的学生,无论哪种家庭出身,统统每月都可领到政府发的三十块大洋(银元)。与中国内地当时的情形相似,一个人如果家庭出身不好,肯定会被打入另册,也因此他们的学生时代十分黯淡。比如同样出身商人家庭、又因祖母“参叛”(“参加叛乱”的简称,指参加一九五九年三月在拉萨发生的藏人反抗中共的事件。中共予以军事镇压,称其为“平息反革命叛乱”,简称“平叛”)而遭另眼相看的初中生次多至今难忘,由于他给课本上的岳飞像画了一顶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的帽子,被同学向班主任打了小报告,班主任虽是一个成分也不好的藏族老师,却很“革命”,就此事上纲上线,认为次多对民族英雄岳飞怀有“阶级仇恨”,又是开批判会又是让他写检查,使得还是十三岁的次多痛苦难忍,甚至有了寻死的念头。那是一九六四年,“唯成分论”的阴影已经笼罩在许多年幼的中学生身上。

截至一九六六年八月,实行寄宿制的拉萨中学总共十二个班(高中四个班,初中八个班),共计三六0多名学生,外加从其他县招收的两百多名出身贫苦的新生,一概住校。其中汉族学生近百人,可以享受与五十五名教职员工共用一个食堂的待遇,较藏族学生特殊化。

八月二十四日,天高云淡,阳光灿烂。一大早,新华社驻西藏分社的记者们敲锣打鼓地到拉萨中学送大字报,这在当时是最时尚的“革命行动”之一。以居委会为主的拉萨各单位的积极分子约上百人也赶来了。学校的高音喇叭里传来语文老师谢方艺的声音,他要求全体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到操场集合。在发誓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遍西藏各个角落的口号声响过之后,全校师生与各单位的积极分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革命歌曲,向拉萨城东进发。都说那时候从拉萨中学到大昭寺的距离似乎比今天远多了,可能是这之间并没有如今那么多商号、闹市的缘故,一路皆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流沙河从色拉寺背后的高山上奔流下来,使得城北一大片尽是今已不复存在的湿地和阡陌。走在前面的都是当上了红卫兵的“小将”,戴着红袖章,扛着红缨枪,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走在后面的就不同了,有的肩上扛着学校发的棍子,有的什么也没有,两手空空,这都是出身不怎么样的学生,属于“革命师生”。

可是,为何也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能够加入红卫兵呢?比如这张合影上站在第一排中间穿浅色上衣的那个女孩是高六六级(一九六九年高中毕业)学生,出身于贵族世家,按理说是不可能戴红卫兵袖章的,也不可能拿红缨枪的。第一排左数第三个女孩是她的妹妹,也是一位红卫兵。又比如右图上的两个女红卫兵出身于商人之家,本也都没有资格当红卫兵的。像她们这种人在当时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阿达”的孩子。“阿达”是“三大领主”的意思,属于被视为专政对象的“黑五类”(即当时中国内地所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据说在破“四旧”时,冲在前面的有不少“阿达”的孩子,其理由是为了改造思想,“三大领主”的后代被认为最应该将功赎罪。

在这张合影上,第一排左一那个只有大半边身影的人正是语文老师谢方艺,他是学校团总支书记,也是拉萨中学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后来是“造总”的头头之一,一九八0年代末调回老家福建,现已去世。据说正是这位谢老师在这次去大昭寺之前,专门挑选了一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于是,本来不可能戴红袖章、拿红缨枪的“阿达”的孩子们,也有人因表现积极而当上了红卫兵。事实果真如此吗?时光流逝不过四十年,却已有如许多的疑窦丛生,对于当时为何不是红卫兵或者为何不努力成为红卫兵,恐怕久松自己也很难说得清楚了。

被辨认出的还有第一排左五、左六、左八三个女孩,都是汉人,是初六六级汉族班的学生。

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当天部分师生的合影。那么其他人为何没有参加合影呢?还有,这是在砸大昭寺之前拍摄的,还是在砸大昭寺之后拍摄的?如今说法不一。不过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这幅照片给很多当年的参与者带来莫大冲击,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或者自己熟悉的人就在这合影当中,霎那的愣怔之间往事纷纭,已掠过眼前,——那是他们并不愿意回首的青春往事。有人神情复杂,良久才说:“我们也是历史的罪人啊。”



延伸阅读:

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杀劫》连载(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3/2006-sha-jie-0-ren-lei-00-00-google-00.html

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杀劫》连载(二)

附:《杀劫》出版资料:

书名:《杀劫》。
作者:泽仁多吉摄影;唯色文字。
出版社:台湾大块。
出版日期:2006年。
定价:350元。
邮购:1、大块文化
http://www.locuspublishing.com/Searching.aspx?bs=%e5%94%af%e8%89%b2&kd=2
2、博客来网路书店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22429

《杀劫》获《中国时报》2006年度中文创作类十大好书奖。并被译为日文和藏文出版,目前在译英文。

2011年6月22日星期三

在北京白塔寺看见残缺的藏传佛像

以上图片来自网络。图中残损佛像仅是很小部分。


在北京白塔寺看见残缺的藏传佛像

文/唯色

记得泰晤士报在三年前报道:“老北京在战争和中国现代史的革命中幸存下来,但奥运已经决定了它的命运。推土机和开发商已经捣毁了大片皇城……”[1]。一位中国建筑师认为追求发展的北京是“一座已经失去了历史文脉的城市”[2]。不过在尚存的古迹中,处处散见藏传佛教之瑰宝,这是在这个城市生活数年的我渐渐发现的。

从蒙古人统治中国,将北京设为帝国之都以后,明朝和清朝也都以北京为首都,这些统治者都崇信藏传佛教,为此藏传佛教的萨迦派、噶举派和格鲁派,都有高僧大德远赴北京弘法,且作为皇帝及皇亲国戚的上师,得到顶礼与供养。所以,北京的雍和宫、故宫、颐和园、北海、白塔寺、大觉寺、西黄寺、八大处佛牙舍利塔等等古迹,都留下了当年交往的痕迹。

但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一位常来北京的喇嘛告诉我,白塔寺有座万佛殿,安放着上万尊藏传佛教的造像,大大小小,金属质地,尽皆原属藏地,文革时被掠往北京,纯金等至为宝贵的造像被归入国库,其余被源源不绝地熔化,用于工业。但因数量太多,直至文革结束还有剩余,故将一部分转送给了白塔寺,基本都有残缺或伤痕。

我去过两次白塔寺。仔细端详一尊尊其形象熟悉得如同亲人的佛像,看见莲花生大士造像失去了金刚法杖,文殊菩萨造像失去了斩断无明的剑与开启智慧的经书,观世音造像失去了大悲利他的手指,更多的诸佛菩萨的造像满面疮痍,四肢不全,甚至法座尽毁,让人心痛无比。我问过管理员,先是不承认与文革有关,但见我一一指出那些创伤,就低声说当初是乱糟糟地装在一捆捆的麻袋里运过来的,又说多亏被及时地“挽救”了。

想起在前几年出版的《西藏记忆》这本书中,我采访过一位拉萨的学者,文革时他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他回忆说,当时“有很多从西藏拉到内地去的佛像,很多集中在柳园的一个巨大的露天仓库里…我跟司机一起去那个仓库装货,居然看见仓库的一半全乱堆着佛像,多得很,都是从西藏运出来的,就那么在露天里乱堆着…听说这些佛像是要熔化了做钢材什么的。也许也有留下的,但都不知道最后拉到哪里去了。唉,那么多的佛像,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图为小昭寺供奉的释迦牟尼不动金刚像——觉吾弥觉多吉。唯色拍摄。)

采访时还了解到,拉萨小昭寺供奉的觉吾弥觉多吉,是一尊饱经沧桑的金属塑像,在文革中被拦腰锯成两半,上半身流落于北京,后来被十世班禅喇嘛找到,派人送回,与废弃于拉萨某库房的下半身重新连接,被金灿灿的绫罗绸缎围裹着,重新供奉,状如原样,似乎已看不出被重创的痕迹。去年3月14日,我去小昭寺朝佛时,凝视着这尊形容清秀的佛像,猛然间泪往上涌,于是毕恭毕敬地磕了三个头。

我还要说的是,北京有一位号称“收藏藏传佛教造像最多”的某收藏家,其藏品是在文革中获得,而他当时恰在安多藏地当兵。这段历史其实非常值得细究。1950年代至文革,全藏地六千多座寺院基本被毁。而荟萃了不可估量的财富的寺院,其中千万尊宝贵塑像尽皆被掠夺,而解放军和干部正是主要的破坏者与掠夺者,也因此“成就”了今天诸多名利双收的所谓“收藏家”。

2011/6/15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这篇文章由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广播 http://www.rfa.org/tibetan/chediklaytsen/ukaylatsen/woser/%20woeser-article-on-incomplete-tibetan-statue-in-white-stupa-06172011130613.html

注释:

[1] 泰晤士报:老北京在奥运推土机前失守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14

[2]《北京 一座失去建筑哲学的城市》,王博著,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延伸阅读:

北京重点文物白塔寺内被爆开会所 每人餐费近千元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6/05/6835718_0.shtml

百尊藏传佛像来厦展出 http://news.sohu.com/20070207/n248108752.shtml

2011年6月21日星期二

汪暉甘陽原是國家主義者【转】

二○○八年西藏三一四事件之後,汪暉發表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他嚴厲譴責西方媒體對事件的報道,譴責「外來勢力的組織、策劃」,把藏民的遊行抗議說成是「暴動」,歌頌中共在西藏的「民主改革」。和甘陽一樣,汪暉力圖以更加理論化的言說,來做到官方宣傳不能做到的事情。

汪暉甘陽原是國家主義者

作者: 薛利山


更新於︰2011-04-06

● 被稱為新左派的一些中國學者長期攻擊普世價值,為專制政權提供統治理論,利用西方同道的無知和誤解,內外通吃。但在艾未未等真左派崛起後,他們國家主義者的面目逐漸被識穿。

  最近,大陸學者徐友漁在一次採訪中說,以前與自由派爭論的所謂新左派,實質上是擁護專制極權的國家主義者,中國大陸真正的新左派實際上另有其人,他們在深層思想理論上固然與自由派有分歧,但在對待現實的態度方面,在反對專制、維護公民權利的問題上和自由派是一致的。這個說法得到一些觀察者的注意和贊同,真正新左派開始浮出水面,假的新左派面目逐漸清晰,使得中國大陸社會思想派別的分野回歸本位,魚龍混雜的局面得以澄清。


● 汪暉在烏有之鄉網站集會上演講。(本刊資料)

假新左派反市場經濟不反專制

  中國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大約始於一九九七年,那時大陸的社會不公正問題漸趨嚴重,貪污腐敗、貧富分化日益突出,社會矛盾不斷加劇,而知識界對於中國社會弊病的診斷和開出的治療藥方卻截然對立。

  新左派認為弊病產生的原因在於中國實行市場經濟的轉型,也在於中國參與了全球化的進程,其代表人物汪暉斷言,中國的社會弊病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社會不公正起源於國際資本在全球的流動,賄賂、腐敗發生於外資公司;他們大力主張加強國家干預、控制的能力,歌頌毛澤東時代的「偉大成就」,認為現在就算有一定成績,也是因為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打下了基礎;他們批評自由派對文革和毛澤東時代極左做法作清算時輕率地拋棄了「一筆寶貴的社會主義遺產」。

  自由主義的立場與此截然對立,認為今日中國的弊病來源於壟斷的、不受制約的權力,來源於這種權力對市場的干擾和破壞,認為實行真正平等、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是消解專制權力、維護公民權利的力量,賄賂、腐敗、不公正是由於市場不規範引起,解決的方法是要使市場規範,把濫用、獨斷的權力從市場排除,而不是倒退到國家計劃一切、控制一切的時代。

  一些外部觀察人士對於兩派的鮮明對立和激烈爭論感到不理解,他們認為即使在對待市場方面觀點不同,雙方仍應有許多共同點,比如在對現實的批判、維護公民權利、捍衛言論自由等方面;甚至有好心人企圖把兩派拉在一起,求同存異、消除分歧。但事實證明,兩派既沒有共同的看法,更沒有一致的行動。

  十多年來,中國社會中發生了許多考驗人們社會良知的事件,比如孫志剛事件、太石村事件、鄧玉嬌事件等等,如果新左派如人們期望的那樣能有所表示、有所行動,那麼新左派與自由派的聯合或統一戰線自然就會形成,但在一系列的維權事件中,何時、何地出現過諸如汪暉、甘陽、崔之元、王紹光等新左派代表人物的身影呢?

  最明顯的是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被封殺一事,當中共當局在二○○六年因為《冰點》發表客觀講述歷史事實的文章而將該周刊封殺時,激起海內外的強烈抗議,連一些原中共黨內高官都發表聲明,維護言論自由,譴責新聞審查。但新左派卻大唱反調,批評《冰點周刊》,支持封殺。被新左派把持的重要刊物《讀書》是唯一一家出版物,膽敢發表文章譴責《冰點》,支持封殺。

陸興華指汪暉不是真正的左派

  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對立如此不可調和,相互態度如此敵視,使很多人感到不可理解,以至於有人認為所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是無謂之爭,是不該發生的,因為面對中國的現實,兩派應該有不少共同之處。問題在於人們用新左派「理應如此」來代替了他們的實際所作所為,就看不清事情的本來面目和實質。

  新左派的理念和思潮發源於西方社會,在那裡新左派對於自己所處的環境持尖銳批判態度,他們生活在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所以他們千方百計找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毛病來痛加批判,而中國的新左派生活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行一黨專政的社會中,他們像西方的新左派那樣把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作為批判對象,完全是捨近求遠、避實就虛。

  新左派的言行使人想起一個故事: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一個議員代表團訪問蘇聯,交談中美國人說蘇聯沒有民主,蘇聯人極力否認,美國人將了一軍:「我們可以喊『打倒里根』,你們敢嗎?」蘇聯人應聲回答:「我們當然可以喊「打倒里根」!」中國新左派自我標榜的「批判精神」也是如此,他們在北京大做反對美國、批判華盛頓共識的文章,安全又可邀功。


● 甘陽曾是1989年5月25日天安門學運中各界聯席會議十點聲明的起草人,力主學生在廣場至少堅持到6月20日人大會議召開。現在脫胎換骨成為中國新左派代表人物,廣州中大高等研究院院長,博雅學院院長,通職教育總監。(本刊資料)

  在新左派陣營中,那些堅持真正新左立場,自命為「原教旨主義新左派」的人對上述虛假的新左立場作了揭露和批判,青年學者陸興華在二○○四年就寫了一系列文章。他在一篇文章中說,汪暉是中國新左派的棋手,但「汪暉也必須記住,西方新左派不是中國新左派,兩者分屬不同的思想、政治、機構譜系,重合的地方不多,其所繼承的遺產、政治行動綱領、話語和機構傳統之間,也很有不同甚至違逆的地方。」他還指責說,汪暉等新左派關心中國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的狀態是假的,他們的「人民」和「弱勢群體」還只是他們的貼身跟童、人質,只是送來方便而已。

  在陸興華的眼中,那些「認真負責的自由主義者往往也是左得很好的」,比如自由主義者王怡身上的一些「左」,左得比幾乎所有中國新左派都好。在討論中國大陸的社會弊病時,陸興華認為前提條件是要有民主憲政、法治框架、民意表達和民眾參與,問題的癥結是政治改革嚴重滯後,這些主張與自由主義完全一致。可見如果新左的立場是真的,與自由主義的共同點就會相當多。

甘陽為中共專制辯護紙包不住火

  有大約十年的時間,新左派們一面在國內抗議對手給他們戴帽子、貼標簽,一面在國際上盡情享受「新左派」這個名稱帶來的好處。他們一邊捍衛「社會主義的寶貴遺產」,攻擊普世價值,一邊利用西方同道的無知、誤解和讚譽,頂著「中國大陸的重要維權人士」、「主要的持不同政見者」等桂冠,內外通吃。他們的得手,在於西方的左派不瞭解中國真情和自己的一廂情願,也在於他們在國內說一套,在西方說另一套。

  但是紙裡包不住火,真相畢竟會顯露出來,特別是近年來國內外大事一件件發生,中共當局侵犯人權的行徑日益加劇,新左派的虛假立場很難繼續維持。

  暴露得最充分的是甘陽。他以前為了混淆視聽,把自己稱為「自由左派」,即自由派的左翼,但他在二○○四年到二○○八年的言論表明,他的立場與中共當局沒有差別,有的只是把當局的「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綱領理論化、系統化的雄心。他在二○○七年用自己的「中國道路」來闡發官方目標,將此定義建立一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他大力歌頌毛澤東,認為「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傳統,這個傳統的主要特點是強調平等,是一個追求平等和正義的傳統」,而「中國的改革今後需要達成新時代的『通三統』,亦即認為今天要強調,孔夫子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傳統,是同一個中國歷史文明連續統。」

  二○○八年西藏三一四事件之後,汪暉發表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他嚴厲譴責西方媒體對事件的報道,譴責「外來勢力的組織、策劃」,把藏民的遊行抗議說成是「暴動」,歌頌中共在西藏的「民主改革」。和甘陽一樣,汪暉力圖以更加理論化的言說,來做到官方宣傳不能做到的事情。

  很明顯這幾年新左派表現出一種新的動向:在取悅於西方新左派和取悅於中共當局之間,他們比以前大幅度地傾向於後者。

艾未未錢理群才是真正的左派

  與此同時,像艾未未、錢理群這樣的在思想立場上有新左派傾向的人,在維權運動中表現得越來越積極,在關於六四鎮壓、零八憲章、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等問題上的態度和言論,在維護言論自由、反對文化專制等問題上的鮮明表態,說明持新左立場與反對專制極權不但不矛盾,而且是題中應有之義,說明新左與自由派在批判中國現實的活動中不但應該,而且很自然地站在一起。艾未未、錢理群這類人的影響日益增大,關於新左與自由派關係的疑問就日益消失。

  由於中國新左派在反對專制和維權活動中長期缺位,更由於其中一些人明顯甚至過份的親政府言論,以前對他們欣賞有加的歐美、台灣的新左派中已經有人開始對他們的真實立場產生懷疑和警惕。

  在今日中國,判斷一個知識分子立場是否可取,首先是看他是否反對專制極權,是否捍衛公民的基本權利,比如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財產權等等,其他在社會、思想、文化方面的觀點在其次。對於前者要存大同,對於後者可以存小異。新左和自由派的深層次分歧,應該在一個憲政民主平台已經搭建好了之後,以自由討論的方式解決。

(薛利山,北京學者)

小辭典:國家主義

  國家主義(Statism)是一種提倡以國家力量達至經濟或社會目標的意識形態。

  這種意識形態是指以國家權力為核心,以權力至上為價值基礎的一種社會觀念體系。把民族國家吹捧為理想的政治組織形式,要求公民把對它的忠誠看得高於一切。國家主義19世紀前首先在西歐隨著民族國家的鞏固而發展起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是其派生物。國家主義的兩個高潮是20世紀採行中央計劃的法西斯主義(納粹德國)和共產主義(蘇聯、中國)。(參考維基百科)

【此文发表于《开放》杂志2011年4月号。转自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126。】

2011年6月19日星期日

假货市场上的假“活佛”和假“格西”

网友评说:这身装束,从未看到有仁波切或高僧大德穿过。

此为“满自喜日布扎活佛”出具的“开光证”。

唯色附言:最近在新浪微博上,一位自称是“满自喜日布扎活佛”的僧人,被网友们热议。我虽未见过,但时常耳闻他的诸多“非凡事迹”,倒也不陌生。

几年前,一个开超市起家的四川退役军人,乘着青藏铁路的顺风来拉萨淘金,开了一家号称是“世界首家藏文化主题博物馆式超豪华酒店”,标榜自己是“西藏的新名片”。在酒店的宣传册上,就有这位常年穿梭于汉地的“满自喜日布扎活佛”为之捧场和美言。不过那时候他好像还没这个头衔,而是另外一个新颖的头衔:“雪域十明文化传承长”。

我在给自由亚洲藏语节目的文章《说说“西藏的新名片”》中写过:“听说过部长、市长、县长,从没听说过传承长,这也算是与时俱进吗?如果真是修学深厚的喇嘛,难道就看不穿这酒店是一张什么样的西藏新名片吗?或者说,他本人也是一张流通在市场上的西藏新名片,需要和酒店的老板联手营造新的‘西藏文化’?”

这里,转载在藏人文化网藏人文化社区上见到的一篇文章 http://bbs.tibetcul.com/read.php?tid=46323。其实,佛陀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警示:末法时代,披我外衣者毁我教。所以出现这类“满自喜日布扎活佛”不足为奇,只是需要广而告之,免得受骗者太多。不过,如网友所说:“假活佛正好迎合了假信徒”,应运而生的假活佛也正好迎合了今天这个制造假货的“市场”,都是各有所图、各取所需而已。


假货市场上的假“活佛”和假“格西”
——“格西科才慈智木活佛”质疑


(文/热睺罗)

藏传佛教中的大大小小的转世活佛都有各自的寺院和信众,都有各自的转世历史。前世活佛去世后,所属寺院和当地的信区部落,报请有资格认证转世活佛的大活佛,是按照一系列的宗教认证程序认定审批转世灵童的。否则寺院和信众不会承认。与市场上的假烟,假酒一同出笼的假“活佛”,假“格西”之类只能在远离家乡,不知其底细的盲民中愚弄群众,进行招摇撞骗。这类假货,既然不是天外来客,其身份的证实并非难事。是何地何寺活佛?经过了怎样的法定认证程序?是那个大活佛在什么时候认定?等等。只要向当地宗教管理部门和所属寺院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便知其是真是假。

“格西”是藏传的学历学位资格。相当与普通大学的硕士、博士的学历学位资格。但普通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两项加起来只需要攻读六年,再加上大学学历也超不过十年。但格西学位的攻读至少也要十七八年,即使是按步就班地读上十七八年,也未必都能取得“格西”的资格。所以藏传佛教界对“格西”的学位资格看得十分崇高和神圣。

在藏区虽然有数千座藏传佛教寺院,但设有闻思学院的大寺院,全藏区也只有十来个。而格西学位是闻思学院独有的学位。凡获得格西学位的僧人,在他攻读学位的寺院上会有学僧档案,是哪一年哪一班获得格西学位?联系该寺闻思学院一查便会一清二楚。

自称“满自喜日布扎上师”、“贡唐大师仲仔堪布”、“格西科才慈智木活佛”者何须人也?不必多费口舌,来他的家乡甘南藏族自治州科才乡,来拉卜楞寺了解一下便会雪消尸体见。

科才乡科才寺的僧俗群众只知道曾经有个名叫科才慈智木的普通小和尚,并没有听说过什么名叫科才慈智木的“满自喜日布扎上师”和“格西科才慈智木活佛”。并未听说过生在科才乡,当过科才寺和尚的科才慈智木有什么神奇的传说。

拉卜楞寺数千名僧人也从未听说过科才慈智木在该寺闻思学院学习过并取得“格西”。他自称在拉卜楞佛学院当过教师,该佛学院师生该了解这位“格西+活佛+上师”的身世。

2010年1月9日,得知满自喜日布扎上师到了泰国曼谷,泰国吴氏宗亲总会吴禹德理事长特邀请上师光临自己的公司。(引自参考文字之二)

“满自喜日”是“文殊菩萨”之义,译为藏语是“嘉木样”。历史上乾隆皇帝称作“满自喜日皇帝”,即“文殊皇帝”。号称“嘉木样活佛”者在我们甘南州,甚至甘肃省只有一个,那就是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大师。没有听说过叫做科才慈智木的“嘉木样活佛”。难道是该“格西”用新技术克隆了一个“嘉木样活佛”不成?!

贡唐文殊大师生前将先宗独有的“十明”修学传承要诀和贡唐文殊大师珍藏的历代密要典籍亲授给他,嘱咐他“为弘扬藏传佛教文化多做贡献”,并委任他为贡唐文殊大师仲钦堪布。(引自参考文字之一)

“仲仔堪布”一职,是旧西藏政府和班禅会议厅所设的一个职位,贡唐仓活佛虽是塞赤级别的大活佛,也没有设置“仲仔堪布”的特权。那么所谓的“仲仔堪布”的冠冕堂皇的头衔又是从何而来的?!

六世贡唐仓活佛的弟子遍布于国内外,有藏族,也有汉族和其他民族,有大活佛,有大格西。如拉卜楞寺最有名的大格西更登嘉措,十一世班禅的经师嘉样嘉措也是六世贡唐大师的弟子。为什么贡唐大师不把“密籍”传给大格西更登嘉措、嘉样嘉措这样的高僧大德和土观那样的国师活佛而竟然传给了一个使大师声誉蒙受耻辱的不守戒律的僧人呢?这种弥天大谎会有人相信吗?

藏传佛教佛教中从来没有“关门弟子”的说法,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贡唐大师的关门弟子”呢?

如果是履行了正式认定程序的活佛,无论他穿什么衣服,从事何种职业,在信教民众的心目中仍然是转世活佛。如果是伪装的,无论妆扮成身穿黄袈裟的“活佛”,还是头戴法王冠的“法王”,无论说什么冠冕堂皇的台词,也只是一个丑陋灵魂的可怜表演。虽然处在造假货充斥的时代,假货总会有人识破。

书籍、报纸、杂志的出版有人检查,商业广告有人审查核实,对穿着宗教外衣的不法分子的造假广告,画册,画像,任意印刷流传而竟然无人过问,这难道不是宗教和社会管理部门的严重失职行为吗?


参考文字(省略):

之一:格西科才慈智木活佛简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11cfa01000ax2.html

之二:满自喜日布扎上师慈悲光临泰国商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fe07480100gps9.html


2011年6月16日星期四

文革中的布达拉宫(图片记录)

早在公元七世纪,图伯特君主松赞干布建立图伯特帝国,“颇章布达拉”(藏人对布达拉宫的尊称)就有了最初宛如城堡的形貌。

公元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权,成为图伯特至高无上的僧俗领袖,而他另一令人瞩目的成就,即是在佛经中授记的观世音菩萨之道场的神山上筑建布达拉宫(由第司·桑杰嘉措完成)。规模宏伟的布达拉宫从此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中心,其神圣地位一直延续到1959年。

曾几何时,在西藏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深入人心的歌谣:

布达拉宫的金顶上,升起了金色的太阳;
那不是金色的太阳,是喇嘛的尊容。

布达拉宫的山腰中,响起了金制的唢呐;
那不是金制的唢呐,是喇嘛的梵音。

布达拉宫的山脚下,飘起了五彩的哈达;
那不是五彩的哈达,是喇嘛的法衣。

1959年3月17日深夜,十四世达赖喇嘛被迫踏上流亡之路。在从未有过的猛烈炮火中,拉萨沦为屠戮之地。据参加过所谓的“平息西藏武装叛乱”的解放军军官回忆,驻守于拉萨河对岸、朋巴日山下的308炮团,多年来,数门大炮一直瞄准着隔河相望的布达拉宫,以至那时,发发炮弹可以极其精确地被射入那一扇扇黑边环绕的红框窗户,而在里面爆炸。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西藏。在毛泽东“破旧立新”的号召下,一所所寺院被砸烂,一座座佛塔被推倒,一尊尊佛像被夷为粉碎,一本本经书被烧成灰烬……而布达拉宫,被痛斥为“三大领主的总头子残酷压迫劳动人民的封建堡垒之一”,险遭灭顶之灾。甚至差点被改名为“东方红宫”。

鲜为人知的是,在文革中,曾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刻成巨大的牌子,置于布达拉宫的金顶前俯瞰众生。并仿照北京天安门城楼,在布达拉宫的左侧竖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标语牌,右侧竖立“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标语牌。有一度,还将五星红旗插上布达拉宫,把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高悬其间……

以下这些黑白老照片是我父亲在当时所拍(点击显示大图)。很遗憾,他似乎没有专门拍摄过布达拉宫及其局部的特写,都是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家庭合影。我只好做了裁剪,以至这些标语牌上的字不甚清晰,但仍然是历史现场的宝贵记录。


(一)文革中的布达拉宫:左侧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标语牌,右侧立着“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标语牌,正中立着巨大的“毛主席万岁”标语牌……



(二)文革中的布达拉宫:正中立着巨大的“毛主席万岁”标语牌……



(三)文革中的布达拉宫:左侧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标语牌……



(四)文革中的布达拉宫:右侧立着“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标语牌……



(五)戴毛主席像章的小女孩是我,当时是1970年初,我三岁多。而那远远地、作为背景的布达拉宫,请仔细看,顶上影影绰绰的五个大字,正是巨大的“毛主席万岁”。

2011年6月15日星期三

重新讲述的承德故事

被旅游开发的“小布达拉宫”。

笑话百出的解说牌。

被毁损的佛像。

新编历史:“回归祖国怀抱”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落。

中国的旅游景点布满诸如此类的照相布景,当然不是免费的。注意看,座位旁边竖着一牌,上书“布达拉宫”。


重新讲述的承德故事

文/唯色

一位旅游人类学家认为,现在的旅游操作者制造伪传统或伪文化,其目的除了经济利益驱使外,更重要的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上的目的,获得政治上的权利。我去承德一趟,也感受到这一点。在被俗称为“小布达拉宫”的普陀宗乘寺,一个年轻的导游对游客高声介绍:“班禅就是皇帝为了制约达赖的权力而安排的。”

政治或隐或现地布满各处。各个景点的旅游资料几乎成了文宣,导游的解说经不起历史与学术的检查。尤为突出的是“民族团结”的说法,生生把毛泽东唾弃的封建帝王说成了“民族团结”的模范,把十八世纪末蒙古土尔扈特部落的东迁渲染成“回到祖国怀抱”,且有专门的展览和崭新的浮雕。同去承德的美国藏学家将照片发给一位蒙古学家,得到幽默的回复:看来在承德发现了很重要的新资料。

从属于皇帝的家庙变成针对公众的旅游景点是需要改头换面的。这个过程,用学术词来说,即“重塑”或“再现”。其实就像往酒里兑水制造假酒一样,在历经了战争、革命、政治运动而残缺不全的废墟上,用现代的建筑材料“维修”的时候,主持这一工程的权力者有意识地注入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之后,在重新讲述承德故事时,所要取得的效果不外乎二:洗脑与消费。

例子很多。如“小布达拉宫”的主要佛殿有金顶和金瓦,导游说上面的金箔当年被日本鬼子用刺刀刮走,所以留下了刮痕,当场惹得游客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然而网上有知情者说,文革中,周围民众以“破四旧”的名义跑到这里,砸了佛像,刮走了金箔。又如一些新旧对比的照片,是为了赞扬政府“维修”文化古迹,而疮痍满目的旧照片,虽然并未注明被毁的时间,从网上搜索到的少量信息来看,恰是在文革中遭劫最甚。

那么今天就能幸免于难吗?中国的一位文物专家痛心地说:“现在的文物破坏是全面的……对文物最大的破坏是在90年代,最大的出口量也是在90年代,问题严重程度超过以往各个年代。”以承德为例,中国文物界“第一大案”就发生于此,盗窃者是负责管理“小布达拉宫”和班禅行宫等古迹的文物官员,监守自盗长达十年,数百件文物被赝品替代,无法追回。

再讲一个可笑的细节。“小布达拉宫”有道“五塔门”,城门上矗立着五座色彩各异的佛塔,符合佛教的解释应该是以此代表中央、南方、东方、西方、北方的五方佛,可是立在门前的牌子上写的中英文解说错误百出,不但将五座塔说成是代表藏传佛教的五大教派,如黄塔代表“黄教”即格鲁派,黑塔代表“黑教”即“笨波派”,而且这个“笨”是中文“笨蛋”的“笨”,于是英文解说依照中文翻译为Stupid,于是原本在正确的解释中并不存在的苯教便写成了the stupid wave sends

承德于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却与中国所有的被开发为旅游景点的历史文化名城一样,变成了被政治和商业掏空了真实性的景观,变成了被大众旅游的形式逐渐毁损的另一种废墟。从这些徒留虚名的“仿古商业街”归来的游客,在网上忿忿留言:“他们恨不得把每个去旅游的外地人拔下一层皮来。”

2011/6/6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

【注】:这篇文章并由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广播 http://www.rfa.org/tibetan/chediklaytsen/ukaylatsen/woser/woeser-article-on-cheng-de-06102011121416.html

延伸阅读:

在承德遇见“西藏师傅”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6/blog-post_03.html

2011年6月12日星期日

记被四川当局抓捕、拘押、判刑的10位藏人作家、教师


图为扎西热丹著述的记录2008年西藏抗暴事件的藏文著作《血书》。


这是一篇很难写的记录。

因为这些被秘密抓捕、被秘密拘押、被秘密判刑的藏人作家、教师,他们目前的状况如同笼罩在黑暗之中,甚至连亲人、友人都不清楚。

最近,媒体报道了作家扎西热丹(笔名:铁俄让)被判刑4年的消息。据悉,6月2日,扎西热丹的家人收到通知,因“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四川省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这一判决。



扎西热丹,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人,现年25岁。西北民族大学应届毕业生,藏文民间杂志《夏东日》(荟萃了藏人知识分子勇敢而真实的思想表达)的编辑、撰稿人,著有记录2008年西藏抗暴事件的藏文著作《血书》。2009年曾被拘押。2010年4月6日再次被捕,直到年底才得知被关押在阿坝州马尔康县看守所。


而外界尚不知的是,与扎西热丹在今年6月同时被判刑的还有——

1)群培,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人,阿坝州民族高级中学教师,被判刑2年。

2)达美,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人,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阿坝州民族高级中学教师,被判刑1年8个月。

(很遗憾,目前没有找到他们的照片。)


而且,外界不知的还有三位教师,于今年5月被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1)格登甲: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人,西北民族大学本科生,阿坝州民族高级中学教师,被判刑3年。

2)索南: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人,阿坝州民族高级中学教师,被判刑2年。

3)多尔罗:青海藏人(详细籍贯尚不知),阿坝州民族高级中学教师,被判刑1年8个月。【注:刚刚获悉,他的名字是多杰才让,多尔罗是别名,青海省循化县尕让乡人,青海民族大学研究生,阿坝州民族高级中学教师,被判刑1年8个月。】

(很遗憾,目前没有找到他们的照片。


另外,因撰写2008年西藏抗议运动的文章,于2010年12月30日,被四川省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刑的三位作家(媒体已有报道)是——


1)东科(Jangtse Donkho,身份证用名:容科;笔名:宁或念):1978年生人,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人,在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县志办工作。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多次获藏文文学奖。被判刑4年。


2)布旦(Buddha,笔名:布达):1979年生人,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人,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就职于阿坝县哇尔玛乡卫生院,诗人,并编辑藏文月刊《时代的我》。被判刑4年。


3)尕让云巴(Kalsang Jinp,笔名:噶米):1977年生人,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人,住阿坝县城关镇经商,诗人,并编辑藏文月刊《时代的我》。被判刑3年。


目前,面临被判刑的作家、教师——


达瓦: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人,阿坝县民族中学教师,藏文月刊《时代的我》的创办人、编辑及撰稿人。于2010年10月1日被捕。目前被关押在阿坝州金川县看守所,禁止家人探望,禁止请律师。


又及,我曾在博客中记录过这几位藏人作家、作者被判刑——


1)贡却才培: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人,中国境内首个藏族文学网站”琼迈藏族文学网”的创办人。2009年11月获知被判刑15年。(图中,右为贡却才培)

2)更嘎仓央(笔名岗尼):青海省果洛州人,果洛年保玉则环保协会的摄影师。2009年11月获知被判刑5年。(图中,左为更嘎仓央)


3)康贡确: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人,就读于阿坝州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是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南贾报》创办人之一,之前也曾担任阿坝县格尔登寺《刚赛梅朵》编辑,著有文章。2008年3月20日晚上,他与多名同学因抗议对藏人的枪杀而被拘捕,后被判刑2年。


这些被捕的藏人作家、教师,都是因为2008年即藏历土鼠年的抗暴之潮,为之记录、评说、反思而获罪。显然,当局对藏人的打压范围已由底层民众扩大到精英阶层,人数众多,惩罚严酷,并且难以得到正常的法律援助,无法进入公正的司法程序,且从了解的事实来看,藏人精英遭受打压的实例远远超出公布的情况。

有些藏人精英的遭遇是被当局有意政治化,也即是说,这些藏人的所作所为并不与政治诉求相关,而是在保护传统文化、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因与当地官员的贪欲发生抵牾,招致报复。各地官员深谙黑暗权术,利用镇压“分裂分子”的机会,将这些致力于公益事务的藏人与政治挂钩,置于死地。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当局对藏人精英步步紧逼的打压。我们所面临的危机不只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更大的危机在于针对我们的文明而进行的摧毁。遭受灭顶之灾的不仅仅是类似拉萨老城的古老建筑,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许多具备才智、力量和智识的优秀儿女,正在被有计划、有目的地消灭着,这远比其他毁灭更为可怕。

在此,恳切呼吁国际媒体、国际笔会、国际人权组织予以关注、声援、救助。


延伸阅读:

2009年8月3日博文《突破噤声,远离恐惧,接踵被抓的几位藏人作家(有补充)》

2009年11月27日博文《在奥巴马总统提及“某些根本权利”的时候》

2010年6月20日《我们所面临的危机》

2010年10月1日博文《致“国庆节”——最近被捕的三位藏人作家》

2010年10月16日博文《但是,又一位藏人知识分子被捕了》

2010年11月6日博文《当一个个优秀的藏人身陷囹圄》

2011年1月2日博文《新年前夕,三位藏人作家因文获罪被判刑》


2011年6月10日星期五

听国际藏学家讲《遮蔽的图伯特》

感谢译者惟敏(台湾悬钩子),让我得到这部渴望已久的巨著——《遮蔽的图伯特》

“一九八九年,中國政府出版了一本名為《西藏百題問答》的小冊子,試圖針對達賴喇嘛與其支持者所發出的批評,一一作出反駁,並且提供一套中國版本的「西藏真相」。本書就是對那本小冊子的回應。”

可以在博客来订购此书,以下相关介绍来自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508131


內容簡介

  圖伯特(即中文習稱的西藏)──其民族、文化與宗教──長久以來不只讓人心神嚮往,也是爭議的焦點。自從一九五九年中國對雪域(註:雪域高原)進行「和平解放」,在拉薩導致人民起義以及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以來,圖伯特就一直處於爭論的核心。一九八九年,中國政府出版了一本名為《西藏百題問答》的小冊子,試圖針對達賴喇嘛與其支持者所發出的批評,一一作出反駁,並且提供一套中國版本的「西藏真相」。本書就是對那本小冊子的回應。

  在本書中,國際藏學家針對中國的一百個問題,提供了清楚明確、不偏不倚的回答,並且公平處理中國對圖伯特的、對達賴喇嘛與他的支持者的看法。雖然這些學者駁斥了中國的許多說法,他們卻不對圖伯特運動作出全面性的背書。相對的,他們是提供一個正確、有歷史根據的評估,考量到的層面不只是圖伯特的過去,還有麻煩不斷的現在。

  本書的設計,更是針對普通的讀者,以期作一部簡明的參考書。去除了強烈主觀又沒有事實根據的看法與攻訐後,期待可撥開籠罩圖伯特爭議之烏雲,讓真相終於能夠水落石出。


作者簡介——本書作者群

(排序比照英文版)

Robert Barnett羅伯.巴聶特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兼任教授、圖伯特資訊網創辦人之一)

Anne-Marie Blondeau安瑪莉.布隆鐸

  (巴黎高等研究實用學院宗教科學部資深教學主任)

Katia Buffetrille卡提亞.畢菲特里耶

  (巴黎高等研究實用學院宗教科學部研究員)

Anne Chayet安娜.莎耶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前研究主任)

Thierry Dodin提耶里.多登

  (德國波昂大學藏學家、圖伯特資訊網創辦人之一)

Andrew M. Fischer安竹.費雪

  (荷蘭海牙社會科學研究院高級講師)

Janet Gyatso珍內特.嘉措

  (哈佛大學神學院教授、2000-2008國際藏學協會主席)

Amy Heller阿米.海勒

  (巴黎東亞文明研究所特約顧問)

Samten G. Karmay卡爾梅.桑丹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前研究主任、1995-2000國際藏學協會主席)

Per Kvaerne倍爾.克維那

  (挪威奧斯陸大學退休教授)

Fernand Meyer費南德.邁爾

  (巴黎高等研究實用學院科學史與思想史部門研究主任)

Jampa L. Panglung強巴洛桑邦隆

  (德國巴伐利亞科學與人文學院中亞研究委員會前研究員)

Tsering Shakya茨仁夏加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所教授)

Elliot Sperling艾略特.史伯嶺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中亞研究系副教授)

Helga Uebach海爾格.尤巴克

  (德國巴伐利亞科學與人文學院中亞研究委員會前研究員)


譯者簡介

謝惟敏

  台灣花蓮人。台灣大學歷史學學士,多倫多大學歷史學碩士。
  目前旅英從事翻譯工作,另譯有《龍在雪域》(左岸)。


名人推薦

  這本書提供平常不易取得的圖伯特資訊,是一部極為實用的寶典。本書的作者群回答一百個問題時,展現了宏觀的視角、平衡的態度,他們提供深思熟慮的解釋,對於所有關心圖伯特情勢的人,極有幫助。

——美國麻州威廉大學教授喬治.德烈費思(Georges Dreyfus, Williams College)編著


詳細資料

叢書系列:自然人文系列
規格:平裝 / 608頁 / 17*23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目錄
唐納德.洛佩茲前言
英文版前言 
銘謝
縮寫與體例
地圖



第一部 歷史事實

1. 某些在國外的西藏流亡者一直聲稱:西藏和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歷史事實究竟是怎樣的?
圖伯特帝國∕海爾格.尤巴克
元朝∕艾略特.史伯嶺

2. 有些西藏人說,元朝皇帝忽必烈與西藏的教派領袖八思巴只是建立了「施主與喇嘛」的關係,並非隸屬關係。這種說法對嗎?
艾略特.史伯嶺

3. 元朝是怎樣在西藏行使主權的?
艾略特.史伯嶺

4. 有人說,西藏在元朝列入中國版圖,是當時蒙古人征服中國的結果,這與當時英國侵佔的殖民地印度和緬甸一樣;正如印度不能把緬甸看作印度的一部分,中國也不能把西藏看作是它的一部分。你們對這個觀點的見解如何?
艾略特.史伯嶺

5. 中國明、清兩個王朝在西藏是否繼續行使了國家主權?
明朝∕艾略特.史伯嶺
清朝∕安娜.莎耶

6. 請具體談談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的產生經過。他們的就任與中央政府有什麼關係?
安娜.莎耶

7. 有些什麼歷史文獻能證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安娜.莎耶

8. 早在本世紀初期就出現了「西藏獨立」的問題,這是怎麼回事?
茨仁夏加、安瑪莉.布隆鐸

9. 還有人說,中國只是對西藏擁有宗主權。這種說法對嗎?
茨仁夏加

10. 英國與美國過去與西藏的政治有何牽連?
茨仁夏加、安瑪莉.布隆鐸

11. 世界各國政府是怎樣看待「西藏獨立」的?
安瑪莉.布隆鐸

12. 一家美國報紙聲稱:說西藏自一九五○年才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七十年代後期,美國卡特政府時才正式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要求。這符合歷史事實嗎?
安瑪莉.布隆鐸

13.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在什麼情形下決定進軍西藏的?
卡爾梅.桑丹

14. 中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定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內容是什麼?
安瑪莉.布隆鐸

15. 達賴喇嘛當時對這個協議持什麼態度?
安瑪莉.布隆鐸

16. 西藏和平解放後,中國政府在西藏實行了哪些政策?
艾略特.史伯嶺

17. 一九五九年西藏發生叛亂的原因是什麼?
強巴龐隆

18. 中國政府是怎樣處置一九五九年參加叛亂人員的?
艾略特.史伯嶺

第二部 人權問題

19. 一九五九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的人權情況如何?
羅伯.巴聶特

20. 現在西藏人民享受哪些權利?
羅伯.巴聶特

21. 有人說,西藏有幾百所監獄,關押了幾千名政治犯。又有人說,西藏現有七十三座監獄,關押八萬犯人。事實究竟如何?
羅伯.巴聶特

22. 有的外報報導:中國人屠殺了一百萬多萬西藏人。這是真的嗎?
羅伯.巴聶特

23. 一九八七年西藏處決了兩個犯人。他們是政治犯嗎?
羅伯.巴聶特

24. 美國國會要求釋放「思想犯」格什.洛桑旺珠。究竟是怎麼回事?
羅伯.巴聶特

25. 有人說,中國在西藏不按法律程序審判,將犯人交群眾大會公審後立即處決。真相是這樣嗎?
羅伯.巴聶特

26. 有人說,中國在西藏搞「種族隔離」、「種族歧視」。真相是否如此?
羅伯.巴聶特

27. 有人說,藏族人在西藏沒有行動自由,藏族幹部和十八歲以下的兒童不許出國。真是這樣的嗎?
羅伯.巴聶特

28. 達賴喇嘛等人說,西藏兒童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西藏變成了文盲地區。真實情況是這樣嗎?
羅伯.巴聶特

29. 據說藏族人中失業與童工現象嚴重。情況究竟怎樣?
羅伯.巴聶特

30. 達賴喇嘛身邊的人還說,西藏的醫院只為漢人提供醫療服務。這是真的嗎?
羅伯.巴聶特

31. 西藏的藏族人的現在平均壽命多少?可否與和平解放之前的情況進行比較?
羅伯.巴聶特

32. 有人說,中國在西藏強迫絕育和殺嬰,實行種族滅絕,真是如此嗎?
羅伯.巴聶特

第三部 對達賴喇嘛的政策

33. 中國政府對達賴喇嘛採取什麼政策?
倍爾.克維那

34. 達賴如果回國,能不能定居西藏?
倍爾.克維那

35. 對於達賴喇嘛出訪其他國家,中國政府持何態度?
倍爾.克維那

36. 中國政府和人民同達賴喇嘛的根本分歧是什麼?
倍爾.克維那

37. 中國政府對達賴喇嘛一九八七年九月在美國提出的「五點建議」持何態度?
倍爾.克維那

38. 中國政府對達賴喇嘛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就西藏問題提出的「新建議」如何評價?
倍爾.克維那

39. 中國對達賴身邊的某些人提出的「大藏族自治區」的設想作何評價?
安瑪莉.布隆鐸

40. 中國為什麼不能同意在西藏實行「一國兩制」?
安瑪莉.布隆鐸

41. 對跟隨達賴流亡國外並已加入外國國籍的藏人,中國政府允許他們回國嗎?如果允許,需要辦理什麼手續?
安瑪莉.布隆鐸

42. 流亡在國外的達賴喇嘛與在國內的班禪大師關係如何?他們之間有無聯繫?
安瑪莉.布隆鐸

第四部 人口問題

43. 一九五一年和平解放以來,西藏的藏族人口是否減少了?
安竹.費雪

44. 達賴等人說,中國向西藏遷移了七百五十萬漢人,使藏族在西藏淪為少數民族。真實情況是這樣嗎?
安竹.費雪

45. 中國藏族人口一共有多少?他們的分布情形怎樣?
安竹.費雪

46. 中國共有多少個民族?人口較多的少數民族除藏族外,還有哪些民族?
安竹.費雪

47. 西藏自治區內有哪些少數民族?分布情況怎樣?
安竹.費雪

第五部 宗教信仰

48. 中國政府對西藏的宗教信仰採取什麼政策?
安瑪莉.布隆鐸

49. 有人說,中國共產黨在西藏毀滅了宗教。這是事實嗎?
安瑪莉.布隆鐸

50. 還有人說,中國政府撥款維修西藏寺廟是為了招徠外國遊客。是這樣嗎?
安瑪莉.布隆鐸

51. 藏族人能自由參加宗教活動嗎?
安瑪莉.布隆鐸

52. 寺廟的管理機構及其領導人是怎樣產生的?他們與政府是什麼關係?
安瑪莉.布隆鐸

53. 西藏有專門培養宗教人才的學校嗎?
安瑪莉.布隆鐸

54. 請介紹一些喇嘛的情況。他們的生活非常緊張嗎?
安瑪莉.布隆鐸

55. 西藏有哪些著名寺廟?這些寺廟的現況如何?
安瑪莉.布隆鐸

56. 藏傳佛教是如何興起的?它有哪些教派?
安瑪莉.布隆鐸

57. 據報導,中國將要成立「藏傳佛教指導委員會」。此委員會的任務是什麼?
安瑪莉.布隆鐸

第六部 自治權利

58. 中國政府對少數民族採取什麼政策?
提耶里.多登

59. 西藏自治區是何時建立的?中國一共有幾個民族自治區?
提耶里.多登

60. 西藏作為一個民族自治區,它有哪些自治權利?
提耶里.多登

61. 西藏自治區制定了哪些自治法規?
提耶里.多登

62.在西藏自治區的政府官員中,藏族人和漢族人各占多少?
提耶里.多登

63. 西藏自治區歷屆的政府首腦是誰?他們都是藏族人嗎?
提耶里.多登

64. 歷任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主任是誰?他們都是哪個民族的人?
提耶里.多登

65. 西藏自治區下轄多少縣、市?這些縣、市的縣長、市長都是哪個民族的人?
提耶里.多登

66.除了西藏自治區外,中國還有哪些藏族自治的地方?
提耶里.多登

67. 為什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都不是藏族人?
提耶里.多登

第七部 文化教育

68. 中國對於西藏的傳統文化採取什麼政策?
阿米.海勒與安瑪莉.布隆鐸

69. 有的外國報刊說,中國不重視西藏的歷史文化。情況究竟怎樣?
阿米.海勒

70. 中國政府是如何對待西藏傳統文學藝術的?
阿米.海勒與安瑪莉.布隆鐸

71. 在保護西藏文化古跡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阿米.海勒

72. 中國對藏學的研究情況怎樣?
阿米.海勒與安瑪莉.布隆鐸

73. 藏學研究中心是幹什麼的?負責人是誰?
阿米.海勒

74. 據說藏族醫藥學很有特色。中國在發展藏醫藥學方面作了哪些努力?
費南德.邁爾

75. 藏文的使用情形怎樣?
阿米.海勒與安瑪莉.布隆鐸

第八部 經濟發展

 歷史性的比較
 安竹.費雪

 過去五十年來國家干預對於圖伯特地區的影響
 安竹.費雪

76. 西藏經濟發展情況怎樣?

 發展的限制與優勢
 安竹.費雪

77. 中央對西藏經濟發展採取什麼政策?提供了哪些幫助?


78. 西藏經濟發展有哪些優勢?

83. 當前西藏經濟發展面臨哪些困難?

 外國投資與貿易
 安竹.費雪

79. 目前,外國在西藏有無合資、獨資經營項目?

80. 西藏還打算在哪些方面與外國廠家合作?

81. 外國人如何去西藏投資?

82. 西藏的旅遊資源情況怎樣?外國人如何去西藏旅遊?
卡提亞.畢菲特里耶

84. 據報導,中國在西藏布署核武器,傾倒核廢料,破壞環境。這是事實嗎?
提耶里.多登

第九部 人民生活

85. 現在西藏人民的生活情況怎樣?與過去相比有何變化?
卡提亞.畢菲特里耶

86. 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為什麼比其他漢族地方的低?
安竹.費雪

87. 藏人與漢人是否同工同酬?
卡提亞.畢菲特里耶

88. 藏族人有哪些風俗習慣?
卡提亞.畢菲特里耶與珍內特.嘉措

89. 西藏有哪些節日?
卡提亞.畢菲特里耶與珍內特.嘉措

第十部 關於拉薩騷

90. 有人說,去年(一九八七年)與今年(一九八八年)在拉薩發生的是「和平示威」,卻受到鎮壓。真是如此嗎?
羅伯.巴聶特

91. 騷亂的起因是什麼?與達賴集團有無關係?
羅伯.巴聶特

92. 有人說,拉薩警察在制止騷亂中亂抓人、打人。還打死不少人,情況究竟怎樣?
羅伯.巴聶特

93. 在騷亂中被逮捕的人目前已釋放了多少?還有多少人在押?待遇如何?準備怎樣處理?有沒有因參加騷亂而被處決的?
羅伯.巴聶特

94. 幾次騷動中有無外國人在場?有無任何外國人被拘留、被警告、被驅逐?
羅伯.巴聶特

95. 宗教領袖和拉薩市民對一九八七年九月以來發生的幾次騷亂持何態度?
羅伯.巴聶特

96. 為什麼騷亂期間不讓外國人去西藏旅遊、採訪?為什麼限制外國記者去西藏?
羅伯.巴聶特

97. 幾次騷亂後,西藏自治區有無領導人因此被革職或升遷?有無向西藏派去更多的軍隊和警察?
羅伯.巴聶特

98. 騷亂後當局採取了什麼防範措施?是否還允許民眾遊行示威?
羅伯.巴聶特

99. 現在西藏的形勢怎樣?
羅伯.巴聶特

100. 有的外國報紙說,最近西藏當局派人進入寺廟,要把參加騷亂活動的喇嘛、尼姑趕出寺院。情況是否如此?
羅伯.巴聶特

圖伯特與中國的比較年表
解釋名詞
參考書目
本書作者群



序 中文版前言

圖伯特、Tibet與命名的力量

(文/艾略特·史伯嶺)

  唐曰烏斯國、明曰烏斯藏
  今曰圖伯特、又曰唐古忒
——《西藏誌》

  上述文字是清初一個關於地名沿革的有趣評語,徵引自一部十八世紀佚名作者的Tibet方志,也許會讓讀者感覺是瑣碎而玄秘的藏學知識,雖然令人感到好奇,卻似乎與今日理解Tibet議題沒有什麼相干。而它也確實相當奇怪:作者說在他的時代,這個地方稱為「唐古忒」(“Tangut”),又稱為「圖伯特」(Tibet)。這一點真的與現代讀者無關嗎?正好相反,作者藉由告訴我們「圖伯特」這個名字在清朝就是Tibet的名字之一,碰觸到一個二十一世紀初嘗試以中文寫作Tibet的人都必須面對的問題:若要以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文化與民族整體來稱呼那一塊廣袤的土地,而不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數個行政區之堆砌時,究竟該怎麼辦?

  這個問題的急迫性之所以未引起重視,很大的程度正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指稱Tibet與Tibetans的名詞已經非常僵化。然而那樣的拘泥與束縛早該讓我們質疑建構在這些名詞之上的人為結構。即使我們不談意識形態或後現代的術語(以及囈語),然而在這個例子裡,語言就是力量。因為中國能夠安排、限定關於Tibet詞彙的意義與範疇,因此有了界定Tibet、定義Tibetans的本事。它允許中國在討論Tibet議題時,可以單方面決定其最基本的條件。這些議題將在本文之後的章節陸續提到。

  現在我們看到有愈來愈多以中文寫作的文章、部落格的貼文──有些來自圖伯特的作家、許多來自台灣的網友、甚至還有想辦法突破中國網路防火牆的人──正在接續上述這位十八世紀的不知名中文作者所未完成的,就是使用「圖伯特」,或者它的一個變化形式,「圖博」,來稱呼Tibet,是一件令人欣喜和期待的事。而就是為了本文即將闡明的理由,本書將使用「圖伯特」來指稱Tibet文明所在的世界和博巴(譯按:亦即中文習稱的「藏族」)所生活的地方,一個疆界遠比今日西藏自治區更加悠遠遼闊的國度。

  大部份使用中文的人所習用的Tibet 正式名稱,是西藏。這個名詞的來源廣為人知,從官方修訂的歷代正史與其他常見的文獻所紀錄的用法,亦一目瞭然,容易理解。西方的圖伯特支持者有一種普遍的錯誤觀念,那就是西藏意謂著「西方的藏寶屋」,而會如此命名是因為中國視此區為一礦藏極為豐富、有待開採開發的寶地,這當然是大錯特錯。西藏一詞的「藏」字,雖然可以意謂「儲存」,但在這裡只是因為它音譯了Gtsang,指的是組成此區的一部份,一般稱為圖伯特中部地區,也就是博伊(譯按:即中文習稱的「藏文」)裡的Dbus-Gtsang。在明代,Dbus-Gtsang被翻譯成「烏斯藏」。 清朝時,這個名詞則變成了「衛藏」(也是Dbus-Gtsang之音譯),最後再演變為「西藏」,以表示其方位在西邊,而其兩個音節的聲音,又與之後中華民國政府為圖伯特東南部的康區(Khams)創建之行省「西康」相類似。

  這一切所造成的結果是,「西藏」至今指稱的,依舊只有圖伯特中部以及一小部份的康區,而這個名詞所傳達的,就是上述的定義,也唯有那層意義而已。然而藏學研究的更廣闊世界,也是博巴所思維感知的世界,係將Tibet看成是三個主要地區所組成的地方:圖伯特中部(衛藏)、康與安多。目前有許多來自圖伯特、台灣、中國的作者與部落格作家,愈來愈體會到這一點,因此,也愈來愈多人使用圖伯特(或圖博)來指稱博巴所理解的Tibet。這當然具有顛覆的意義:博巴在中文的書寫裡,使用一個他們自己選擇的名字,是為了重新掌握他們被剝奪的,並且採取行動來定義他們自己。

  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一整套少數民族和各種與民族相關的語系,充滿了藉由定義以遂控制目的的政治操作。「少數民族」這個名稱本身,就已將所有如此被稱呼的民族貶降為同一層次,不論他們是人口數百萬、曾是一個政治強權、不但有自己的政府、還有嫻熟自己語言的官僚系統、擁有一部充滿自覺的歷史;或者人口不過數萬、沒有國族史的族群。

  我們如果聰明的話,就應該記取「西藏」的意義先天即由政治所定義的事實: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其定義的範圍甚至比現今更小得多,因為康區的絕大部份(甚至一部份的「衛」,Dbus),都被畫進國民政府的西康省地圖裡,雖然國民政府對此區鞭長莫及,只有在名義上統治而已。更不要說,今日位於青海、雲南、甘肅境內的圖伯特區域,都不包括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所定義的「西藏」之內,一如它們今天也都不被涵括在其中。因此,傳統與歷史的Tibet,至今都沒有一個單一的、中國官方所承認的中文名詞來指稱。當然,我們可以使用說明性的文字來描寫它,如「藏族居住地區」。然而,那是個描述,而不是個稱呼。這麼多作者漸漸偏好使用圖伯特一詞,顯然其來有自。

  描述圖伯特地區的詞彙,以其特殊的拘泥和僵化,拖累了描述博巴作為一個民族的詞彙,使之蹇滯難通。如果Tibet只能等同於西藏,而西藏∕Tibet僅只能指西藏自治區,描述博巴整體的名稱也被附加人為的僵硬規矩。他們可以被描述為「藏族」,然而「西藏人」只能單指西藏自治區內的居民。中國官方甚至指定,博伊也必須依樣畫葫蘆,分別使用Bod-rigs(藏族) 與Bod-pa(西藏人)來顯示這兩者之間的區別。這是一個相當晚近才創造出來的區分,而這一點,由紅軍回憶長征時經過康區的一些地方所做的紀錄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在這些作品裡,我們發現中國人是有意識到,至少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博伊的名詞Bod-pa(亦即中國官方指定翻譯中的「西藏人」)並不限定於達賴喇嘛政府轄下(也就是現今的西藏自治區)的居民而已。因此我們讀到了紅軍建立一個壽命很短、只在康區一些地方運作的「圖伯特人民的政府」,他們稱為「波巴人民政府」,「波巴」就是音譯博伊的Bod-pa。
除了博伊以外,目前世界上所有的現代語言之中,在談到博巴所屬的整體文化與歷史世界時,都使用Tibet一字的各種變化形式來表示。在那些語言裡,現代中文所產生的束縛限制、種種用來支持中國對Tibet與Tibetans作政治定義的設限與規矩,都不適用。愈來愈多圖伯特、台灣與中國的作者與網路作家選擇使用「圖伯特」一詞,顯示了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瞭解,不但深刻,而且是嚴肅懇切的。除了圖伯特以外,許多人在他們的作品中紀錄了Tibetans 作為一個民族的名稱(「博彌」、「博巴」,亦即博伊中的Bod-mi、Bod-pa),Tibetan作為一種語言(「博伊」、「博蓋」,Bod-yig、Bod-skad)等等,都是為了避免使用中文名詞「藏」,特別是它與「西藏」有關時,所影射的限制。

  諷刺的是,中文裡唯一一個 “Bod” (譯按:博伊中的Tibet)被正式規定為可以名正言順地指稱Tibet的地方,是唐朝稱呼Tibet的名字吐蕃(音:Tufan),這個名詞的發音受到官方的指定,現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處,都已經被讀作Tubo、也依此音譯為羅馬化的漢語拼音字母。然而,這個唸法早在一百年前已被法國語言學家也是漢學家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徹底地剖析、清楚地顯示為謬誤了。我回想起許多年前參加一個研討會,會中一位中國同行不斷地提起 “the Tubo Kingdom”(吐蕃王朝)。一位藏學界的泰斗傾身對我低語:「難道沒有人要同情一下這個可憐的人,告訴他伯希和早在一九一五年即已說明了那個字不能念成bo?」當然,我們的中國同行有可能早就知道伯希和對此問題的評析;然而,政治無疑在這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對中國學者而言,去想像Bod這個名字,唐代人早有所悉,並揉和於當時指稱圖伯特國家的中文名字裡,顯然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目的論裡一個不容造次的成分:它似乎在表面上顯示,即使是在那麼古老的時代裡,博巴與漢族已經愈來愈接近,勢不可擋了。

  有趣的是,如同伯希和所顯示的,希望把吐蕃唸成Tubo,想見到Bod這個名字出現於中文書寫之中,其濫觴並不來自於中國官修正史的傳統,而是來自西方十九世紀的東方學專家(Orientalists)的作品,從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emusat, 1788年-1832年)到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1854年-1914年)與其他人等等,此一傾向殊為明顯。我們可能會注意到,就算我們接受了蕃(fan)應該念成bo,我們還是得解釋第一個字,吐(Tu)的問題,而關於這個問題,他們的想像簡直到了天馬行空的地步。伯希和文中所提到的一些東方學者,幻想著古代的圖伯特使用 “Mtho-Bod” 或者 “Stod-Bod” 這樣的名字。這兩個名字皆翻譯成類似於「高博」(High Tibet)或「上博」(Upper Tibet)的說法。然而,這樣的名字,在古代的博伊文獻裡並沒有證據可以支持。更重要的是,它們也不曾出現於圖伯特帝國時期的雙語史料中,其中Tufan只是翻譯成Bod而已。未得到這些史料的佐證, “Stod-Bod”與 “Mtho-Bod”看起來只不過是十九世紀為了炮製一個並不存在的名字,而在字典裡、辭表裡搜求尋覓,所牽強附會的結果而已。

  事實上,圖伯特高原對於唐代以前的此地居民而言,並非統一的畛域。我們所知的圖伯特帝國早期、或帝國尚未建立時期的每一件事,皆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四分五裂、沒有明顯齊一現象的地方──族群、語言、與宗教上皆如此──也一直沒有任何 “Bod” 作為一個大地理區域之意識的文獻證據,一直到圖伯特皇帝與他們的軍隊遠征吐谷渾(’A-zha)、蘇毗(Sum-pa)、象雄(Zhang-zhung)、瓊波(Khyung-po)及其他族群的地區,並且創造出Bod的意識為止。雖然如此,我們確實擁有Bod這個名字在更早期就被使用的證據,然而其來源僅囿限於高原的中南部地區,而我們知道這件事,是因為成書年代大約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至公元前九百年之間的印度文學《吠陀經》裡曾談到 “Bhoja”(波札) ,然而它並不是一個在帝國之前遍及圖伯特高原的名詞。而確實,鑑於帝國建立之前與帝國建立初期,高原上的居民所處的分裂狀態,它又豈能不是如此?去假設那個時期住在圖伯特高原上的人都視自己統一在一個旗號之下,或者他們全都瞭解高原以外地方的地形,因此普遍地認為他們所住的地方是「上」、「高」圖伯特,這是完全經不起檢驗的看法。

  事實是,如同伯希和在一九一五年時所解釋的,在唐朝的正史中,對吐蕃這個名字之起源有一個合理而令人滿意的解釋。我們在《舊唐書》〈吐蕃傳〉的開頭找到一段文字描述它起源,據說它是來自一個鮮卑的族名「□髮」(Tufa),並由後來建立南涼國(397年-414年)的後人繼承此名:「以□髮為國號,語訛謂之吐蕃」。換言之,吐蕃之所以變成Tibet的名字,就是因為其正確的名字「□髮」在發音時以訛傳訛所導致的結果。而一開始用來指稱Tibet這個地方的,就是□髮(Tufa)的族名;直到後來它才音訛地變成吐蕃(Tufan)。「□髮」的古代發音實際上更加接近 “Tupat”,並早在公元八世紀,即由中亞的突厥人所紀錄,寫為突厥語的Tupet從這裡,它再輾轉西傳,進入阿拉伯語及波斯語,寫成Tubbat與其他類似的拼法。稍後,在中世紀末期的歐洲,馬可波羅(1254年-1324年)的遊記將它拼寫為Tebet,另外類似的寫法也出現在中古時期不同歐洲旅行者的紀錄中。 “Tibet”與其他類似的稱呼就此陸續進入歐洲各國的語言之中。

  一個部族的名字歷經長途的旅程,最後轉變成為一個地理的名字,也許看起來十分迂迴曲折,然而這並非鮮見的例子,畢竟,「亞美利加」( “America”)也有類似的經歷。更重要的,一個小地方的名字(□髮∕吐蕃,似乎一開始只局限於圖伯特高原的東北部邊緣一帶),漸漸轉變成為指涉一個大地區的名字,並非罕見, 另外類似的例子有「亞細亞」(“Asia”,亞洲)與 「阿非利加」(“Africa”,非洲),這兩個名詞的指涉範圍,後來備受擴張,遠超過它們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地中海諸古典語言裡的原始意義。因此,這個帶點地方性質的、在唐代以前出現的名字,「□髮∕吐蕃」,後來在中文裡已經澈底改頭換面,指稱的是它原來的地點以西的廣大圖伯特地區。這個名字,與實際居住在此高原上的原住民所使用的各種名字(如蘇毗、象雄等),並無關連,就如同「亞美利加」與西半球上任何本土名字(如馬雅、阿茲特克等)皆不相關一樣。

  值得一提的是,當學者端智嘉與陳慶英把《舊唐書》與《新唐書》中的〈吐蕃傳〉翻譯成博伊時 ,他們肯定知道舊有的Stod-Bod(上博)概念,然而他們似乎拒斥了它,把Tufan翻譯成Thu-Bhod。我們可以想像他們不能全然拒斥已經政治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教條的Tubo,然而他們可以很有技巧地處理它,或許將它翻譯成近似 “Tibet”的名詞,而不是直接了當地將fan/bo 與Bod等同劃一。

  簡言之,《舊唐書》〈吐蕃傳〉開頭所提到的中文名字,可以被視為在圖伯特之外、也是現代中國以外的世界各地,所普遍所使用的名字──Tibet──的一個雛型。而Tibet,作為普世所接受的一個文化與歷史的畛域,並不是現代的「西藏」。令人欣悅的是,新一代以中文書寫或發表網路文章的作者們已經重新發現、並採納了「圖伯特」,作為這塊他們深深關懷的土地一個清晰明朗、無法混淆的稱呼。


【我补充一句】

我甚为热爱,包在《遮蔽的图伯特》外面的美丽封衣——


延伸阅读:

谢惟敏——“目击同种阽危”:记两本书的译成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3/blog-post_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