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5日星期五

尊者达赖喇嘛对全球藏人特别大会代表们的讲话





尊者达赖喇嘛对全球藏人特别大会代表们的讲话

整理:朱瑞

时间:2008年11月23 日
地点:达兰萨拉,祖拉康大乘经院
听众:来自世界各地参加全球藏人特别大会的560名藏人代表。

今天在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和印度境内各定居点的藏人。这很像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召开的年终报告大会。因此,我想和各定居点的行政负责人见见面,同时也见见参加特别大会的代表们。来了不少人啊!你们也许会以为嘉瓦仁波切会发表一些和这次大会有关的讲话吧?对此,我倒没什么更多可说的。也许在最后我会说上一、两句,除此没什么可讲的。

我主要想讲的是,明年是我们流亡五十周年。最早,比如就拿我来说吧,在1959年3月17日拉萨时间晚上10点,我离开了罗布林卡。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或者出现了自然灾难,更不是因为罗布林卡发生了地震才逃离的。到现在,已经五十年过去了。当时的九年中,我们面对面地与中国政府努力合作,希望藏民族存在下来,然而,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不得已,才选择了流亡。紧接着,几万藏人跟随而来。我们建立了难民定居点以后,又从藏地陆续过来了许多人,大约从80年代开始,逃亡来的人逐渐增加。显然,迫使我们流亡的原因和困难,依然存在。

因此,仅仅满足于生活稳定和能够让孩子们去学校是不够的。从沦为流亡者开始,我们的肩上,就担负起了一个民族的未来。这个任务,必须要有人完成,你们永远不要忘记。尽管时光流逝,父母的子女,子女的子女,新的一代又一代在成长,雪域精神始终激荡着境内的藏人,他们从没有忘记争取民族权利,这是很清楚的。因为没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他们被迫通过和平的方式,向全世界宣泄了内心的沉痛,情况就是如此。我常说,作为生活在自由之地的流亡者,我是境内藏人的代言人,从没有说我是他们的领袖,而你们,也要成为境内藏人的代言人。尤其是,在自由的国度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必须经常思考,非常重要。比如,汉、藏关系,不仅需要我们的努力,还要看中国政府的行为。但是,流亡社区内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无需依赖他人。国际上,支持正义的人很多,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有计划、有成效地工作。

前不久,在西藏儿童村我就说过了,今天,很多藏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聚集在一起,我继续说一说教育问题。从1959年流亡开始,我们最重视的就是教育。当初,在没有任何寺院、民房的时候,我们首先建立了学校。后来,不得不在巴萨(注:在印度东北部)建起一座寺院,那时僧人们都住在那里,之前那是一座战俘营。一开始,我们有三百人,后来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除了这些,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校的建设上。我曾有几次机会与尼赫鲁先生讨论有关西藏问题。我表示,尽管向联合国做了申诉,但西藏问题也许不会很快得到解决。为了让藏民族长久地保存下来,尼赫鲁先生说,最好的方法是让年轻一代藏人接受传统文化和现代知识相结合的教育。我谈了设立藏人学校的愿望,他百分之百地表示支持,并且,提供了当时的一切开支。我征求尼赫鲁先生的意见,我们的教学采用印度语还是英语?他说,英语,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当时,印度的教育部长希里马利(音译)还特别给予了关照。在教育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到处学习、请教。二十年以后,我们有了立足点,成立了几所学校,提高质量变得格外重要。在我们的孩子中,仅有文凭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专业人才。我就这样呼吁着,又过去了三十年,现在看来,效果并不理想。当然,在全世界的流亡者当中,西藏流亡社区的组织和管理是不一样中的不一样。这些好的事情应该让别人去说,我们这些肩负着责任的人,应该听听反面意见,发现失误和不足。这个做法,我们从1957年就开始了。

1956年,我来印度参加佛陀涅磐2500周年纪念日时,和尼赫鲁先生探讨了各方面的问题。他说,返回西藏,加强各项工作是很重要的。当时他手里拿着“十七条协议”,重点部分还划了线,并具体地向我说明,在哪一个条例上应该要强调。因此,抵达亚东后,我与中国的汉人干部会面时,就说了,好的部分由别人讲,我们聚在一起,责任是找出不足。后来,在江孜等地,凡是汉、藏人员聚集的时候,我都谈到了这一点。在江孜,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会讲一、两句藏语的中共官员阴法唐也在场。这也是我一贯的想法,找出自己的不足,吸取教训,不犯同样的错误,是很重要的。中共喜欢把不好的一面,像猫掩藏自己的粪便一样掩藏起来,即不民主,也不诚实。

过去的二十年,在教育方面,我们处在摸索状态。而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出现的不足,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我在西藏儿童村清楚地说过,听说我们的学生,藏语或者英语信写得不合格,这是很糟糕的。如此下去,怎样提高我们的教育水平?像山兔装成石头一样,听不见声音,自以为没有问题是不行的。不能仅仅满足于我们有几万名学生,这么多学校。从流亡那天开始,我们就肩负起了民族未来道路怎么走的责任,要真正地培养出在法律和其他领域的人才,尤其是能够独立研究的专业人才。这样的人有十个,就有十个的作用,有一百个就好了,有一千个就更好了。我们流亡藏人有十多万,希望我们能在各个领域里真正地和其他国家的人并肩同行。我们藏人成为流亡者有五十年的历史了,而中国大陆也有不少流亡者,主要始于89年,现在已有很多人在美国的一些高等院校教学,尽管他们的英语发音不很理想,但是自己很努力地学习,获得很好的成就,有的还担任教授职务。我们藏人有多少?好像不多。

各个定居点也一样,我们的土地是固定的,而人口会增加,仅仅靠种地是不行的,还应该改善经济状况、发展技术、提高质量。早年时候,我很喜欢机械,一听说定居点里有机械培训的事,非常喜欢去,这个机器摸一下,那个机器摸一下,能有机会学习多好,我常这么想。如果我们的定居点有了新的发展,附近的印度百姓及周边所有的人,都可以受益。比如,二十年前我们在卖牛奶,现在还在卖牛奶。能不能在卖牛奶的同时,生产一些奶酪、奶油等奶制品,向其他领域发展?现在,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也几乎没有时间去各个定居点走动,但是,几次经过时,我看见定居点里,只剩下了一些陈旧的机器,甚至有鸽子飞来飞去,这是非常失职的。这不是中国政府造成的,也不是印度政府造成的,是我们自己的错,很可悲。听说,定居点的人少了。当然,读过书的人,不会长久地跟在牛的后面,很多人都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去城里挣钱。所以,为定居点提供现代科学技术,非常重要。尽管自己奋斗也不可忽视,然而,在我们经验不足的时候,必须请教他人。我给你们讲一个例子,开始成立学校的时候,我们的友人,蒲利士•莫瑞斯(polish Moris)女士建议成立儿童村,以家庭的方式,给孩子们分配父母。她的视野很开阔,还跟我说,在west Bengal 附近的那个海,不是很深,如果我们能把水挡在一定的范围内,会出现几千、几万亩的土地,她说,“然后,尊者您制定一个计划,递交印度政府,多好。”

你们中有没有人见过她?她长相平常,走路时,肩膀还是歪歪的,但是,她是一个有独特见解、思想伟大的人。我是说,成立儿童村,不是我们的想法,而是莫瑞斯女士的智慧。

你们中有没有人认识路地(音译)?二十年前的人都认识他。他在瑞士红十字会工作,对我们的事非常热心,也很率直,每天早早地,他把所有的藏人都叫起来劳动,诚挚地以自己的经验指导藏人。从请教别人中,我们获得了很多益处,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尽管如今我们的境况有了改善,但若认为我们这样就可以了,认为我们有了流亡政府、有了议会、有了法院等等,就可以满足了,这是不行的。否则,你的头烂了,鼻子还没有闻出来。所以,必须动起来。你们中很多人在讲,我们相信嘉瓦仁波切,经常这么讲。可是,你们相信的那个人,已经七十三岁了,快七十四岁了。再过十年,就八十三了,过二十年,就九十三了。再就结束了。

刚开始的二十年里,不怪我们,异国它乡,我们熟悉的只有天空和土地,像盲人摸象一样,我们打下了基础。后面的三十年里,我们有一些失误,后悔也晚了。那么,在未来的二十年里,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做出看得见的成绩。否则,将会非常糟糕,非常危险,流亡社区甚至出现严重危机。境内的藏人寄望于我们,心向我们,如果不做出一些事情,我们将成为民族的败类。这是我今天想和你们讲的重要问题。因此,我们知识不足的话,应该请教别人,比如向印度人、其他国家的人,多请教。最近我在新德里治疗期间,住在当地西藏儿童村,看到孩子们晚上做功课,白天到各大学读书。放假的时候,如果儿童村方面的负责人能请来德里的一些退休教授,指导孩子们的学习,一周两、三次,或者几个小时,即使只有在晚上孩子们做功课的时候能够指导一下,解答疑难问题、也会有效果的。这只是一个例子,总之,我们一定要动起来,不动是不行的。

虽然我不了解特别大会的细节,但是,会前,我曾希望所有的雪域之子,能平等地分担民族责任,同心协力地进行讨论。如我希望的那样,讨论的结果似乎不错。主要以藏中关系为主,你们把自己的想法和经验,都说了出来,比如在哪些领域里,我们有成绩?在哪些领域里,我们出现了失误?听说,提出了不少意见。我认为,这样的大会应该定期召开,是一年一次,还是两年一次?应该想一想,这会很好。这次,从西方国家来了不少藏人,你们有什么智慧、意见,应该说出来。尤其是在西方比较有经验的藏人,能抽出几个月,到印度工作一段时间,会非常好。一年中来不了,几年来一次也很好。你们认为这次大会怎么样?像这样常常聚集在一起讨论,你们大家的心里也会有新的感受,对一些问题产生新的关注,以及了解新的情况,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十分有益。

各个定居点,没有经济基础不行。发展定居点的经济是很重要的事,在这方面,大家都要主动地想办法,发挥你们的创造力,不要上面推一推,才动一动。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可行的建议,这是很重要的。上面不可能完全了解不同地区的详细情况。总之,如何发展教育,巩固和改善难民定居点的经济状况,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就这次特别大会,我是中立的。这一点,已讲过,就不多谈了。

而且很快,将在德里召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特别大会,许多支持西藏的组织和团体都会参加,我们应该听听他们的指导和建议。

另外,我想解释一下中间道路。中间道路并没有超越中国宪法和有关民族自治权利的规定,是属于民族自治的权利。据了解,在这次特别大会中,中间道路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我感到高兴,很好。关于这一点,我想说明一下,多卫康三区共同自治的想法,不是在邓小平说的“除了独立之外,什么都可以谈”之后才产生的。早在1974年,我与当时的议长次旺丹增,还有旺多啦、萨迦啦、杰恰拉、尼玛桑波等官员,就讨论过自治问题。次旺丹增与我很好,当时我到瑞士治疗的时候,次旺丹增因为十分担忧而过早去世了,可惜啊……当时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状态,但我们知道迟早要和中国对话,如果寻求独立,是无法实现的。从那时开始,我们的思想里,就已经有了多卫康三区共同自治的思路,只是没有用“中间道路”这个词。1979年,邓小平要见嘉洛顿珠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说:“很好,立刻去。必须听听邓小平都说些什么。”这一点,今天我想向你们说明。在部分文件中,你们说,邓小平说了那些话之后,才有了我们的中间道路,事实不是如此。

所谓对话,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方面,跟中国政府对话,这一点,现在看来,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跟中国民众对话。上次,我在美国的时候就讲了,我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越来越稀少,但是,对于汉民族,我的信心没有失去。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有文化传统的民族,说话算数的民族。对汉族人民我是有信心的。大概去年或者前年,在加拿大,我会见了几个藏、汉年轻人,当时我跟他们讲,“你们成立了汉藏友好小组,非常好,应该支持你们。”这个时候,三月事件还没有发生。三月和平抗暴发生后,成立汉藏友好协会就更加重要了。汉族的知识分子有许多人写了很多文章,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我们的陈述是合理的,真实的。我见了一些这样的汉族学者。昨天我还会见了一些中国民运人士,他们说:请嘉瓦仁波切当中国民主运动的总领袖。我说,“领袖的话,我就 不必了。”他们也许以为嘉瓦仁波切领头的话,会出现如意妙果吧。我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力量,我两手空空(笑)。总之,他们寄希望于我们。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民运学生开始了与我频繁接触。他们中很多人认为,藏人的和平抗议,是在争取民主和自由,和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渴求是一致的。这些话,我们必须记在心里。政府会更替。比如中国政府,在短短的六十年,中国出现了四个不同的时代,即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和今天的胡锦涛时代,这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共产党的形成,其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是,从邓小平谈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时,中国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了。昨天,我见了几个汉族朋友,我对他们说,邓小平之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毛泽东能返身回来的话,一定会大骂后来者,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右派,应该统统开除!”

这是多么惊人的变化!我认识的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我不需要在这里说出他的名字,他是这个世界很有名的人。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能深刻思考,对事情的了解也相当深入,他曾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曾经喜欢社会主义的中国。几个月前,我们见面时,我问他,“中国,现在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他毫不犹豫地答道,“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极权的资本主义。”因为经济困难等现实原因,使中国放下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目前,中国政府抱着极权,如同狗抱着骨头一样不放。

政府是会变化的,人民是不会变化的。因此,我们谈论对话的时候,不要只想到中国政府,还要想到汉民族。他们中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支持我们。因此要拓宽与汉民族的联系,把我们真正的历史、文化以及真实的现状告诉给他们,以及从1974年开始,我们的主张。要让他们知道真实情况,这是很重要的,一定不能歪曲,知道吗?请你们记住我所讲的这些话。除此之外,没什么更多要说的了,扎西德勒!谢谢!

(首发)

6 条评论:

  1. 12月4日,尊者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演说全文:

    主席、各位议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很荣幸地能在大家的面前发言,感谢您的邀请。我最主要的承诺,是在「促进人类价值观」,如慈悲心-针对个人层面、家庭层面,需要的平静与幸福而言,这正是我所认为的关键因素。现今的时代,似乎不太重视这些内在的价值。因此,提倡慈悲平等,是我排名第一的承诺。

    我的第二个承诺,「促进宗教间的和谐」。我们自然而然的接受多元化的政治和民主;但往往对多元的宗教信仰,似乎更加的犹豫不决。尽管大家都有着不同的概念和哲学观,但所有主要宗教的传统,都在传递着相同的讯息,爱、同情、慈悲、宽容、知足和自律。这些宗教也都有类似的潜力,足以帮助人类步向幸福的生活。因此,这两项是我的主要志向与承诺。

    当然,我会特别关注在西藏问题上,因为我对全体西藏人民有着特殊的责任,我的子民们把他们在西藏最为困难的时期里,仍然继续把他们的希望和信任寄托在我的肩上。所以西藏人民的福祉是我永不能放弃的动机,我也认为自己是流亡中的自由发言人。

    上一回也就是2001年10月24日,我有幸前来欧洲议会里演讲,我说, “尽管有了一些发展和经济进步,但西藏仍然面临着基本的生存问题。在西藏因为政策造成种族和文化的备受歧视,连人权亦严重的被迫害着。然而,这也只不过是表相的症状,相信背后所潜藏的深层问题,是更为严重的。中共当局认为西藏独特文化和宗教的渊源,威胁国家的分离。因此精研深思的政策,导致全体人民以及独特的文化和身份,正面临着灭绝的威胁。“

    自今年3月,西藏不分男女老少、各各阶层的人民,在西藏高原示威抗议,抗议中国在西藏实施着压迫和歧视的不当政策。由于充分认知这是迫在眉睫致命的危机,所以横跨整个西藏,来自三区(卫藏、康区和安多)的,青年人和老年人,男人和女人,僧侣和信徒,信徒和非信徒,包括学生,全部的聚集在一起,自发地和勇敢地表达出自己的痛苦,真正的不满和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满怀的怨愤。我一直为着中国与西藏双方冲突中流逝的生命深感悲痛,并立即呼吁中国当局自制。自从中国当局将所有近来发生在西藏的事件,归究为是我一手的策划,已多次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和受尊重的国际机构,彻底进行调查此事,包括邀请他们前访印度达兰萨拉。如果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如此严重的指控,就必须负责的向全球披露真相。

    可悲的是,尽管世界各国领导人、非政府组织和具有国际地位的人士,很多的声音群起呼吁,应以避免暴力且自制的力式,中国当局还是诉诸野蛮残暴的方法来处理西藏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藏人被打死,数千人受伤和拘留。有许多失踪的人们,命运仍是个谜。即使我站在这里,然后到过许多的地方,西藏还是存在着庞大的武装的警察和军队。事实上,西藏人民在戒严的情况下,继续在恐吓与焦虑的气氛里遭受着迫害。藏族人民在西藏的生活,似乎时时担心着自己是下个被逮补侵害的人。由于没有国际观察员、记者,甚至是游客被允许自由的进出西藏,我深深的为西藏人民的命运感到忧伤。中国当局已完全掌控了西藏。西藏人民正面临着如同死刑审判,这样的判决旨在消灭西藏人民的生命。

    许多荣誉的欧盟成员,向来明白我一贯的努力,是为了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透过对话或是谈判,以解决西藏问题。本着这个精神,1988年欧洲议会在斯特拉斯堡举行时,我提出了一份正式谈判的提案,并非寻求分离和西藏独立。自此时以来,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沟通,面临了许许多多的坎坷和曲折。在中断近10年来,终于在2002年重新建立与中国领导的直接接触管道。我的特使和中国代表,已经过了多次的的会谈。在这些会谈中,我们提出了西藏人民明确的愿望。「中间路线」的本质,是为了寻求在中国宪法的保障下,为西藏人民争取安全且真正的自治。

    今年7月1日至7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七轮会谈,中国方面邀请我们提交我们对真正的自治的意见与方法。因此,2008年10月31日,我们提交给中国领导人的备忘录,说明了西藏人民所寻求的真正自治。我们的备忘录,说明了我们的立场--真正的自治,以及藏族政府对于自治的基本需求。我们提出这些建议唯一的目的是,真诚努力来解决西藏的实际问题。我们相信付出善意,在备忘录里所提出的问题与建议,能够获得实践。

    不幸的是,中国方面断然拒绝备忘录的整体内容,并陷构所有的建议是企图在追求“半独立”和“变相独立”,因此而令他们不能够接受。此外,中国方面指责我们“清种灭族” ,因为我们的备忘录里要求中国承认少数民族自治法里规范的权利,“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它地区的民族移居藏区,规范其定居、就业或经济活动。“

    在备忘录中,我们清楚表明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驱逐非西藏人。我们关注的是大规模进藏的汉族,当然也有一些其它民族,这是反过来让世居的西藏人口边缘化,并威胁西藏脆弱的自然环境。人口结构急剧的变化,是大规模移民所造成的,终将导致藏人被汉化的命运,这是逐步导致西藏的人种及独特的文化濒危灭绝。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满洲、内蒙古、东土耳其斯坦,都是因为大规模人口迁移破坏性后果的明显案例,让汉族成为中国的主导地位。今天,拥有语言、文字和文化的满族人种已然灭绝;今日的内蒙古的2400万总人口数,蒙古族仅只占了20%。

    尽管中国官员的说法强硬,但与此相反,我们的备忘录所提出的,是我们真诚地关切所有该要解决的问题,包含中国政府的主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的不可分裂性,该备忘录是不言自明,欢迎大家提供看法和建议。

    藉此机会呼吁欧盟和议会努力斡旋,说服中国领导人认真的透过谈判,以期解决西藏问题,维护中国与西藏人民的共同利益。

    我坚决反对在我们的争取过程中使用暴力作为手段,当然我们有权利探讨所有政治方式的可选择性。秉着民主的精神,我要求西藏流亡政府组织特别会议,讨论国家前途和西藏人民的状况,并共同决定西藏运动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次会议,于2008年11月17日至22日,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失败的中国领导积极恶劣的响应我们的倡议,已证实了许多藏人的怀疑,中国政府其实没有兴趣接受任何的解决办法。许多西藏人仍然认为,中国领导人执意强行和全然同化西藏。因此,他们呼吁西藏需要完全的独立。也有一些主张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西藏的前途;尽管有这些不同的意见,特别会议的与会代表一致决议,根据西藏与中国当前的形势和正在发生的变化,采用我的决定是最好的办法。我将研究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来自于约600名世界各地的藏人代表,及从西藏内地竭力收集而来的意见。

    我是一个坚定奉持民主的人。因此,我一直鼓励流亡藏人都要遵循着民主的进程。今天,西藏流亡政府,设立有: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门。 2001年时,我们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迈出一大步,民选的噶厦(内阁)总理产生。

    我一直坚持的认定,最终只有西藏人民能够决定西藏的未来。第一位印度总理--潘迪特尼赫鲁,1950年12月7日在印度议会里所说:“与西藏相关的声音应该就是西藏人民的声音,不是其它人的。

    西藏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所以西藏问题影响的层面,远远超出了600万西藏人的命运问题。数百年来,西藏作为地球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和平的缓冲区。然而,在1962年,在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的仅仅几年后,世界共同目睹了两个亚洲巨人间的第一次战争,这显然是表明着必须有一个公正、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以确保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持久和亚洲各国间的信任。西藏问题也关系到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根据科学家演算而得的结论,这将影响许多亚洲国家,涉及数十亿人口的生命安危。西藏高原是许多亚洲最大河流的发源地,而西藏的冰川是地球上最大的,除了极地地区之外,一些环评团体提出西藏是地球的第三极一说。而且,如果目前的气候暖化的趋势继续下去,未来的15-20年里,印度河流域将会枯竭。此外,西藏的传统文化,以佛教基本教义-慈悲及和平为原则。因此,西藏文化广布涉及的不只是600万藏人而已,同时也是横跨喜马拉雅山脉、蒙古、卡尔梅克共和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这超过1千3百万人,包括越来越多在中国的兄弟姐妹们,所共享的文化,这是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和谐的。

    我常说:期盼最好的,但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基于这个观点,我劝告流亡藏人应该加倍的努力,教育年轻一代的西藏人,加强巩固我们流亡中的文化和宗教机构,目的就是要维护我们的丰富文化遗产,并扩大和加强在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机构及民间社会之间的交流。我们的流亡社区最重要的责任,即是维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因为我们可以自主自由的这样做,然后担任为西藏境内的同胞的发声者。当然,我们肩上的任务和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在难民社区里,我们的资源自然有限。所以藏人们也需要面对现实,我们流亡的时间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的时间。因此,我要感谢欧盟在我们的教育及文化事业上所提供的援助。

    毫不怀疑的,欧洲议会的积极,已影响了中国变革的进程。全球的趋势,全然朝向更开放、自由、民主和尊重人权的方向。迟早,中国将随着世界的潮流而前进。在这方面,我要赞扬欧洲议会授予萨哈罗夫人权奖,给中国维权人士--胡佳。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且让我们期待中国迅速向民主的方向推进。凭借其新的地位,中国准备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主导能力。为了完成这个角色,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中国的公开性、透明度、法治、自由的信息和思想。毫不怀疑的,国际社会中对中国的态度及策略,将影响中国处理已发生数起国内事件过程中的变化和事态的发展。

    相反地,中国政府继续以极其严格的态度,对待西藏;所幸有些中国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越来越能够理解和同情西藏人民的困境。虽然我对中国领导人就处理西藏事件的信任越来越薄弱了,但我相信中国人民的心,仍然是坚定不移的。因此,我建议西藏人民团结努力,去影响及感动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曾公开批评,今年3月西藏示威后所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厉镇压,并呼吁中国自制和透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中国律师也公开提供,帮助被逮捕的西藏示威者面临审判时的法律协助。如今,有越来越多对西藏境内的困境及藏人的愿望,理解、同情、支持和声援我们的中国兄弟姐妹。这是最令人鼓舞的,也藉此机会感谢勇敢的中国的兄弟姐妹们的声援。

    更为感谢欧洲议会,坚定的表达关心和支持和平非暴力西藏的运动。您的同情、支持和声援,一直是西藏境内外人民,最为伟大的温暖源泉和鼓励。特别感谢欧盟西藏小组的成员,不把西藏人民的悲惨看成是一项重点的政治工作,而是把全体西藏人民放在心上。欧洲议会在西藏问题这个议题上的多决定,对于西藏人民突破困境,有着庞大的助益,并且提高了欧洲及世界各地对于西藏问题的认知。

    欧洲议会坚定的支持,西藏已经在中国引起了关注。我为欧盟与中国之间的一些不必要的紧张关系,感到遗憾。但是,我愿与大家分享且真诚地希望并相信,不论目前西藏内部的十分严峻的形势和中国和我的特使间对话进展的僵局,未来西藏和中国将能摆脱不信任的关系,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取得信任和承认的共同利益。我毫不怀疑,你们将继续表达关心和支持西藏的意愿,从长远来看,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并帮助创造必要的政治环境,这是有着正面的影响力。你们的支持,至关重要。

    感谢你们所赋予我的荣誉,让我和你们分享我的想法。

    达赖喇嘛

    布鲁塞尔,比利时
    2008年12月4日
    http://www.tibetpost.net/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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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全世界的藏族人,都不能忘记自己肩负的民族责任。我们的土地被掠夺了,但我们的文化不能被掠夺,一旦我们的文化被掠夺那这个民族就不复存在了。大家一起努力,藏民族都要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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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2月3日,就在达赖喇嘛受邀正式访问欧洲议会的前一天,为了表达对西藏以及中国人权的支持,五名欧洲议会议员发起绝食斋戒一天的活动,共有35名议员和400多名欧盟工作人员响应这次行动,这在欧盟历史上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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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心中有愛說,台灣人是為了眾生,支持達賴喇嘛和藏獨...並且確信信藏傳佛教是尊重生命,且有益於眾生...而做的選擇.我們也深信藏傳佛教將會引領眾生的靈魂更加PURE(純潔)而非壓抑.相信這是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的對話,只是借由達賴喇嘛的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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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达赖喇嘛尊者说的太好了,很精辟,对中国社会以及人们的思想现状非常了解。不愧是有大智慧的高僧。

    顶礼达赖喇嘛尊者!


    --------一个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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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萨尔科齐会见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向萨尔科齐献上了哈达
    法国总统萨尔科齐星期六(6日)在波兰城市格旦斯克与达赖喇嘛会面。

    中国官方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此举极不明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中法关系也造成损害。"

    萨尔科齐前往波兰主要为参加前团结工会领袖、前总统瓦文萨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纪念活动。

    此前,中国方面一直高调警告,如果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在访问波兰期间坚持与达赖喇嘛见面将导致严重后果。

    法国总统府周五曾发表声明表示,中法双方都需要共同努力,维持良好的关系。

    萨尔科齐在与达赖喇嘛会晤前几分钟说:"应该冷静处事。"

    萨尔科齐还说:"世界需要一个开放的、参与国际秩序管理的中国。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可以有工作给中国公司做的欧洲。"

    "从未犹豫"

    萨尔科齐是欧盟历史上第一个会见达赖喇嘛的轮值主席。

    "我从来没有犹豫过。每次谈到这个话题,我都表示会在2008年结束之前会见达赖喇嘛,"萨尔科齐说。


    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在前往会见达拉喇嘛的途中受到波兰民众热烈欢迎。
    中国政府一个月前即因萨尔科齐准备会晤达赖喇嘛提出警告,并取消了原定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也有中方人士暗示,如果法国"一意孤行",可能导致中国进行经济报复。

    而中国媒体说,网民也发出警告,要抵制法国货。

    欧洲各国支持

    与中方媒体报道不同的是,欧洲各国媒体几乎一致性地支持萨尔科齐的立场。

    欧洲各国民间对中国政府坚持专制统治更是存在普遍反感。欧洲各国的劳工阶层也对中国廉价商品近年来大量涌入欧洲存在不满。

    在法国总统萨尔科齐抵达会场准备会见达赖喇嘛的时候,会场外有大量热情的波兰民众前来欢迎。

    一些欧洲议会议员已经表示,如果中国敢于对法国进行制裁,那么欧洲也可以对中国出口商品采取相应措施。

    波兰政要,包括前总统瓦文萨也会见了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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