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7日星期六

冉云飞的博客被"和谐"了



冉云飞是我的老友。最早认识他时,我们都在成都不同的大学。今年三月间,中国知识分子向中共当局提出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12点建议,他是发起人之一。他也是最近中国国内联署《零八宪章》的签名者之一。他在牛博网上“日拱一卒”的博客,我常常去看。但在平安夜之夜,他的博客被“和谐”了。我记不得这是他第几个被“和谐”的博客。找到他在今年4月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我,所以转贴在我的博客上。

这个图片是06年秋天,在成都一个将被拆迁的茶馆,跟王怡和冉云飞喝茶时拍的。冉的后面坐着两个男女便衣。男便衣的相机不时朝着对面的我和王力雄咔嚓一下。于是我也对着他咔嚓了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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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与网络大清洗 / 冉云飞

在当下言论不自由的中国,如果你发一点关于民主自由的帖子被删除被屏蔽,甚至更因此而得祸,都不是希罕事。一个国家到这样的地步,你无条件爱它,恐怕是爱一个套在自己脖颈上的绳索。我也爱国,但我爱的是这个国家自由民主的将来。但即便再爱它的拥有民主自由的将来,我也要说出自己不同的意见,提出自己的批评。我的批评与意见不一定对,但谁也不能剥夺我相应的表达权利。

就在你非常爱国,甚至无条件爱国的当儿,承载当下国家力量的政府却借用你爱的国家来惩处你应当得的利益,这本身就说明这个国有很多问题,值得改进并催促它进步。国家的确是个利益的组合(哪怕情感和文化认知也是隐性利益),既是利益组合,那么对个人利益的保障就应该优先,因为没有个人利益便没有所谓的整体利益,更没有国家利益。七年前当中国夺得奥运会主办的当儿,无论是刘淇还是袁伟民都向世界宣布奥运会将有助于中国人权的发展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些承诺言犹在耳,但目下官方的许多处置却是在自撑耳光,出尔反尔。

出尔反尔的事,当然不只是抓异议人士如胡佳等,还在于对言论自由的钳制,对于网络的屏蔽与清洗。如现在影响很大的豆瓣将很多小组私密化,即任何不加入的成员都无法了解该小组的情形,强行地将公开坦荡讨论事情的该小组强行“地下化”。更而甚之,私密化后还因最近的言论空气紧张,更是强行解散许多早已私密化的小组,如前不久我就看到西峰秀色先生关于“遇罗克小组”的事——《网络大清先来了》。遇罗克在文革的惨死,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思(这也是此次一些出格的“爱国”行为对于文革与义和团的精神传承,如果义和团和文革这些于中国十分有害的事能得到理智清明的反思,并且在教科书中得到良好的信息披露及展示,这样的“爱国”人士就会大为减少),而且更为变本加厉地捂住一切于揭露文革真相的信息,使得许多人对文革的了解粗疏而错误,让这个国家随时都可能重蹈覆辙的危险。

我知道豆瓣在这个高压国家的难处,但豆瓣对于一个小组加以私密,既不打招呼,也不给任何理由,无论从商业角度还是与契约角度,都是对参与繁荣豆瓣的作者的权利之侵犯,所以我前次写过一篇《冉云飞小组成了“秘密组织”?》一文来以抗议。前两天我又接到豆瓣要求朋友们建立的“冉云飞小组”自行审查,否则五天即于解散的通知。自行检查,豆瓣站方没有给出任何一个检查标准,和官方如宣传部的搞法如出一辙,即只打电话(不准录音),或者来上级拿文件看,看了文件当即归还,也就是说不留任何处理痕迹,不给任何标准,让你下边随时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之中。这种无形的恐惧状态,让民众无所适从,朋友吕蕤冰兄说得非常好:“真理部从不公布禁书名单,或者禁止公开讨论的话题,但是却动辄以这些没有公开的标准钳制言论,让人们陷入猜忌和惶恐之中——即便想不为他人和自己增添麻烦,又如何能够知道自己哪一句无心之言会大干禁忌呢。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法无明文,为的就是规训人们形成自我审查和有罪推定的下意识啊。”几十年来,官方的统治无不如此,他们正是靠这样的手段,来造成人民的恐惧,来压制民众的言论自由。让一个人在说话和写作之前,就在自己内心安置一个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让自己成为自己思想的检查官。即你不仅无可避免地会成为一个太监,而且是那种你再不情愿也必须学会自宫的太监。在这样无端的恐惧中,中国的文学与思想出不了真正杰出的人物,实在是意料中的事。

这次豆瓣的做法虽然我并不认同(但理解),但对他们预先沟通,还是表示一份感谢。但对他们不提出相应准确的标准,还是深感遗憾。应该明确地规定哪些可以说,哪些不可以说,虽然这样也侵犯了我们的权利,但你不告知我该删不该删的原则与真相,是在侵犯的言论自由的同时,再度侵犯我们了解真相的自由,这是应该受到批评的。朋友们初步磋商后,拟将以前在冉云飞小组里所转的我的一些比较“凶”的文章删除掉,以便“冉云飞小组”彻底成为一个可以保留的中转平台。中转平台的任务便是,给朋友们想读我的文章而没有找不到的,提供能阅读的线索,告知朋友们在那里能读到这些东西。我个人希望的信息中,是特别希望朋友有看到批评我的文章,请可以在该平台中给出内容或者网址链接,以便及时了解相关方面对我文章的反应。如果文章有价值,我会正面回复;如果文章价值不大(这当然是我的认为),那么我有可能在其他文章穿插回复。当然,我有可能一言不发。但转来批评我文章的网址,除了我可以知己知彼外,还可以给朋友提供批评者的信息,以利大家更为理智地看待我的文章。

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被豆瓣私密的小组有文革四十一周年祭 、宪政中国 、我们不睬奥运会 、小朋友图书交流会 、情色空间、一夜情、“心”压抑、part-time lover 、自由主义、涩情男女、AV?潮吹预备队? 、翻墙、牛博网、GFW、冉云飞 等,因为没看过这些小组中的大部分,特别是“小朋友图书交流会”为什么要私密,就更是令人不解。至于像遇罗克小组、woeser小组等不少我不知情的小组被取缔。Woeser小组是有关于老朋友、藏族女诗人唯色的小组,其被解散当然在我意料之中,我为老朋友唯色这几年在为争取西藏的自由与幸福,所做的不懈努力而感到高兴。但这些事,发生在一个不十分理智的爱国热潮势不可挡的当下,稍微有良知的人都应该觉得扎眼。你不要说,爱国可以不管这些这些污烂损及人权的事情,这样说你爱的国最终会成为你的绞刑架。爱国是谁都会的,这是一种本能,但理智的爱国并非谁都会。真爱国的人,就是促使这个你爱的国家真正值得你去爱,真正配得上你的爱。要值得你去爱,这个国家必应有可爱之处,其可爱之处便是这个国家必须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个人的利益,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权利,舍民主自由,别无更好的路径。

2008年4月25日7:58分于成都

图为成都的茶馆。

10 条评论:

  1. 尊敬的劉霞與曾金燕:
    我是作爲以前蹲過中國黑牢的藏族良心犯,非常體會你們現在的心情,非常淒涼,無助,嘆氣,淚水,還是淚水--。
    我16嵗半坐牢,在不同的獄中呆過2年,在2年裏人不知鬼不覺秘密關押,沒有任何的法律文件,也就使秘密關押。這期間給我無處次的毒打,審問還是審問-----。我沒有倒下。
    當我聽到坐牢期間媽媽為我付出的一切,我真的倒了;真的死了。
    她拐著木棍,望著遠方山口走過來的人影,連續呼喚我的名字,嗓子啞了,可怕的是慢慢靠近的“兒子”每次次給她失望。
    星星閃閃的黎明,她拖著失散的軀體在房頂煨桑,他哪祈神怨天的呼聲,震驚了寧靜的山村。
    她縮成一團在牆角,喃喃自語。“我的兒子----”之後成爲不乖小孩嚇唬的對象 “不聼話,就交給牆角的瘋子”。
    不講了,太可怕----。
    願蒼天保佑你們!!!
    流亡的安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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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可怕的“阴影“,,,愿君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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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Woeser la
    非常感谢把我的博客的连接放在您的网上。这使我不得不继续写下去。我刚才试了一下这个连接好像有问题。您有空时请修一下。应该连在 http://thebrang.blogspot.com/
    再次感谢!
    新年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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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herang Buengu la,真抱歉,是的,链接有问题,亏得你和悬钩子指正,我已修正。现在没问题啦。
    期待你的新帖子!翘首以盼哦。
    新年扎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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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心情沉重地读了这些不幸状况.我願 慰籍那些没有自由没有平安感的藏友们,希曾强坚定自己的信念 ! 有个弥勒计划, 即在印度北部建一个150 米高的弥勒佛像, 它将吸引世人的注意, 使佛教的精神唤发生机.

    达赖喇嘛说 : ‘ 弥勒的意思是慈悲 慈爱 , 在当今的世届, 我们确实需要 发扬弥勒精神, 即慈悲之心’
    我願为藏民祈祷平安与自由,愿佛陀的慈爱与安乐传播在已被残蚀的西藏高原上,那里有千万个受迫害的良心犯和虔诚的藏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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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西藏问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西藏问题首先是人权问题。

    尽管当权者不愿意承认,我还是要直言,这个令中共领导人头疼的问题,究其源,实在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己一手造成的。

    我们不用把历史扯得太远。从元至清西藏政府与北京的关系是宗属关系还是平等关系,学界有争议,我们可暂且搁置,不去管它。重要的是1912年以后的西藏确实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这种状况直到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签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才宣告结束。虽然这个协议也是城下之盟的产物(昌都之役解放军重挫藏军,已经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但总的讲,协议内容是温和的,也是建设性的。协议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认可西藏的现行制度不变、达赖喇嘛的地位不变,可谓当代中国最早的“一国两制”。1954年,19岁的达赖和16岁的班禅双双进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大,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被分别安排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前途似乎一片光明。问题暴露始于1955年。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从这一年开始加速,并迅速从内地波及昌都和川、滇、青、甘各省的藏区。这些地区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民主改革”轰轰烈烈。激进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试图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一次完成,“一步登天”,强力打击农奴主和他们的“代理人”,没收寺院的土地、财产,大力推行集体化,诋毁藏人的宗教信仰,强迫上层人士和喇嘛僧人“改造思想”,结果引起藏人的不满、反抗。1956~58年,各地藏区武装叛乱从小到大,此伏彼起,但旋即遭到解放军的强力“平叛”、“会剿”。数以万计的康巴和安多藏人西涉金沙江,逃进西藏,这就为1959年的拉萨“叛乱”埋下了种子,也为这样的“叛乱”何以能够发生、乃至何以必然发生提供了最基本的历史线索。

    后边的事情就不用细说了。拉萨“平叛”胜利标志着中央政府用武力获得了对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藏区的绝对控制权,也标志着西藏快速进入“社会主义”的开始。象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是听着“雪山上升起了红太阳”之类的歌曲、看着《农奴》这样的电影长大的,那时真的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农奴”们早已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看了大量材料,才知道这些宣传有许多不真实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体制,领导人的无知、狂妄,以及他们在藏区推行的一套极“左”政策,给西藏僧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962年,位列“国家领导人”的班禅喇嘛致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痛陈他所看到、听到的藏人经历的种种苦难。由于班禅绝无反对共产党领导之意,而是披肝沥胆向党反映藏区真实情况,所以这份被称为“七万言书”的文件可视为那个年代描述藏民苦难状况的可靠文本。不妨在这里摘引几段:

    ――关于在藏区开展“阶级斗争”:“大部分或者不少地区,干部对运动是否细致和质量好坏不加考虑,一味地追求轰轰烈烈和恐怖尖锐,不看打击是否准确,而把规模和数量作为主要的目标”,打击了很多不该打击的人。往往“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许多无辜的人不得已逃亡国外,留下来的人也生活在恐惧之中。

    ――关于藏区人民生活:“由于农业地区发生了‘五风’和对粮食抓得过紧,以及对群众留粮的标准低,因而造成口粮很紧”,有不少家庭“断了口粮”,在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过去西藏虽是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实施“专政”造成大量犯人非正常死亡:“平叛”结束后,“全西藏关押犯的数字达到了总人数的百分之几,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1959年毛主席曾指示,由于西藏人口少,应采取不杀人或只杀极少数人的政策,但事实却与此相反。除关押上层人士的监狱情况稍好外,大部分关押普通犯人的监狱管理极其糟糕,监管人员不关心犯人的生活、健康,恶言恫吓、恣意毒打的事情时有发生。更甚者,监狱管理者“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摸黑地劳动,并由于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给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

    ――关于宗教民族问题:“在所谓‘破除迷信’之下,反对宗教此其一;消灭佛像、佛经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俗此其三。”在要求僧尼还俗时,“首先在各寺庙以所谓‘学习’和‘发动’的名义,将僧尼集中在大经堂或大房子内,不分昼夜地紧张地学习和强迫动员其互相进行批评,掀起尖锐的斗争浪潮;对公开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欢革命等各种帽子,进行无法忍受的没头没脑的斗争和打击”。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成婚”的现象发生。在西藏,原有各类寺庙2500余座,“民主改革”后仅剩70余座;原有僧尼总数约11万人,外逃1万,也还有10万,“民主改革”后仅剩7000人。特别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地方“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指没有宗教的地方)”!1

    呜呼!读着这样的文字,我自己的心也在流血,脸上感到发烧。

    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内地也有,但在西藏却具有更恶劣的性质,以更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加以放大。无论当政者试图用自己的社会理想改造西藏的初始动机含有多少善意乃至崇高的成分,造成这样骇人听闻的结果都是一种罪恶,是一种由于无知、狂妄、狂热和狂暴造成的罪恶!

    在这种情况下,10数万流亡到印度和海外其他地方的藏人呼吁全世界关注西藏人权、西藏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标志性问题之一,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更何况,当时还是冷战时期,西藏自然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角力和中、苏、印、美等不同国家基于民族国家利益博弈的一个交汇点。美国中央情报局确曾向西藏流亡人员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这种支持乃是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势力扩张”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当然可以大骂美国佬妄图“分裂中国”,居心叵测,但话说回来,如果共产党自己不在西藏干了那么多蠢事,搞得那么多藏人四处流亡,别人又怎么可能说三道四,或者愣往里边插一杠子呢?

    这里还没有说到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一来,因为它更“红”、更“左”、更极端也更暴虐,自然给西藏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本文就不再赘述。


    开明的中共领导人曾反思“左”祸给西藏带来的灾难


    客观地讲,中共领导人中不乏开明人士,他们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上抵制西藏工作中的“左”的做法,尽管在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能够取得的成果有限。

    西北出身、60年代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一直负责同班禅联系,对班禅写《七万言书》、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过程十分清楚,也因此背上“迁就、放任班禅”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被免职,除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这个主要罪名外,“迁就、放任班禅”也是一条罪状。另一名被免职的中共高级官员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从1947年起就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1962年4月到5月,北京召开民族工作会议,会上一些民族宗教界人士发表了尖锐的意见,李维汉表现得十分冷静、坦诚,他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对严厉指出共产党的一些做法“太失人心”的藏传佛教大师喜绕嘉措甚至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他“光明磊落,心如明镜”,是“民族宗教界一面爱国的旗帜”。但李维汉的做法后来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2

    文革结束后,西藏百废待举,民族政策、汉藏关系需要调整,藏民的生活需要改善。1980年5月,刚刚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上走马上任不久的胡耀邦和万里一起飞赴西藏考察,在飞机上胡耀邦就对随行的新华社记者讲“我们在民族地区的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强调西藏发展必须解决的“六件大事”:第一是“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利”,“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发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情况的,你们不要执行。”“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第二是“根据当前西藏相当困难的情况,要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要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我们确定在几年之内,免去西藏人民的征购任务。”第三,“西藏要实行特殊的灵活政策,便于促进生产的发展。”第四“要把国家支援你们的大量经费,用到促进发展农牧业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用品上来。”第五,“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发展藏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胡耀邦特别强调,“轻视西藏的历史、语文、艺术是完全错误的。……热爱少数民族不是讲空话,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语言,尊重他们的历史,尊重他们的文化,没有这个就叫空口说白话。”最后一条,要让藏族干部自己管理西藏,争取两年内,藏族干部占到脱产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现在西藏“连部队三十万汉族同志,这怎么行呢!”以上这些,可以简单概括为六个字,那就是“免税、放开、走人”,此即胡耀邦为解决西藏问题力主推行的“非常措施”。3

    这些主张,切中时弊,当时即受到藏区上下的热烈欢迎。当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包括胡耀邦在内的中共开明领导人还没有能把西藏发生的问题上升到制度层面去检讨、去反思。胡耀邦在5月29日的大会上就强调不要算历史细账,应该“团结起来向前看”。4 这反映了胡耀邦作为政治家的老练、机敏,也折射出中共一代改革者的苦衷乃至无奈。毕竟,当代西藏历史中的众多悲剧是和共产党的这个体制、和这个党推行的社会政策直接联系的,是这些政策的后果。不从根本上反思西藏问题产生的根源,就不可能真的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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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张博树不是教授,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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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我一发评论,就被色姐给和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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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胡耀邦政策那么好,西藏又乱?要胡萝卜不要大棒的下场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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