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13日星期三

嘉央诺布:走狗宣传家



【走狗宣传家们刻意炮制的“农奴愤”神话】

嘉央诺布说:“当和平抗议藏人被指控为反动人士、种族歧视份子,就像盖达与纳綷一样时,所有的藏人们都必须了解到,他们不仅仅只是被不公平地批评……他们被陷害了。””藏人对这些不公平的批评者、评论家,甚至已证实为中共的打手者,其响应必须平和理性、有节度、合法。然而,藏人必得响应。没有人会反对藏人对那些对他的国家与主张散播恶毒谎言的人作出小心考虑而且合法的响应。如果这样的批评是来自于某个学者或记者,我认为藏人必须负起连络该人所工作的组织的责任,向该组织说明他们的忧虑,并且针对该人的偏见、自以为是的看法,或其资格的匮乏,提供正确的信息。。”

Running-Dog Propagandists - Jamyang Norbu
Phayul[Monday, July 14, 2008 09:37]

译者:台湾悬钩子

响应我最近所写的《赤脚专家》,有些读者留言说,藏人不应该浪费精力在挑剔西方的专家与记者,而应该专注精神反击中国的宣传。表面上听起来,是合理的要求,但也许并不了解中共宣传如何影响外在世界的过程。想想中国最近对达赖喇嘛的咒骂:“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西方没有一个人会认真看待这种文革语言的骂法。北京的文宣产品里,极大部份太过极端,如果没有经过相当的加工与调整,删除那些谩骂叫嚣的文句,对于西方的公共舆论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事实上,其效果可能会刚好相反。

从一开始,中共就已经了解到这个问题,并且努力拉拢西方左倾的记者与作家,如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洛依•艾黎(Rewi Alley),以及其它人,好向世界呈现自己的版本与看法。而这种作法,就如同斯诺的《红星照中国》所证明的,往往是很有效的。

我在本文中不会讨论过去以西藏为主题写作的西方文宣作家。一本最近出版的书,华伦•史密斯的《中国的西藏?自治或同化》(他也是杰出的《西藏国家》(Tibetan Nation)的作者),对于中国文宣作家的作品,如安娜•路易丝•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在本书的网站上,他也对史都华与萝玛•葛德( Stuart and Roma Gelder)的书《及时雨》、韩素音的《拉萨:开放的城市》,以及中国政府官方版的西藏史——《中国的西藏的历史地位》,等书作出详细的评论。我打算在未来几周内贴出我对这本新书的书评。

史密斯也处理了中国在西藏境内所进行的文宣工作,以及这些错误的信息对于年轻一代藏人的影响如何。他还对文宣机构如西藏革命博物馆,及其最恶名昭彰、竭尽捏造之能事的旧西藏社会之“恶”的展览--《农奴愤》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华伦斯密斯的书里,有一章专门讨论中国的宣传电影,特别是代表作《农奴》,这部片子在1963年由人民解放军电影公司所拍摄。这一部毫不害臊、充满种族歧视、贬低诋毁、恶毒捏造旧西藏的社会与文化的电影,对于中国观众如何形成他们对西藏与中国的角色,有重大的影响力。而这部电影也在中国各地与西藏放映。

中国培养出来的西藏文宣家,并不仅限于西方而已。亚洲次大陆也有其代表。来自斯里兰卡,我们有雷特内•德斯普里亚•色那那亚克(Ratne Deshpriya Senanayake),一位左派的律师,曾经在60年代中叶在中国的导览下旅游西藏,写作了《西藏的内幕》(Inside Story of Tibet)。书中专门描写藏传佛教的那一章,是典型中国文宣那种令人惊讶、却总是成功蛊惑人心的学术作品。例如他完全捏造了一个故事,说明观世音菩萨(藏语称为Chenrezig)的起源:“冈底斯山神秘的先知之一,也是赢得前佛教社会的西藏游牧人尊敬的人,叫做Chen Rishi。藏语里,Chen"代表着‘伟大’(嘉央诺布:绝对没有这回事),‘Rishi’是梵文里的圣人之意。因此Chen Rishi意谓着伟大的圣人。”色那那亚克还参观了拉萨攻击班禅喇嘛的展览,然后他充满热忱地重述展览中的各种诋毁,说班禅喇嘛是一个男扮女装的恋童癖者,完全没有丁点疑虑到这些罪名可能是假的。

接着,我们有了右翼的印度政治家与中国之友,斯瓦密(Subramniam Swamy),《围城中的印度人》的作者,这位也在过去造访西藏,并且将游说印度政府遣返达赖喇嘛与西藏难民回西藏,视为自己非达成不可的任务。在八零与九零年代发表的文章里,斯瓦密试图说服印度领导阶层与印度大众,说西藏在政治与文化上(纵贯其整个历史)都是中国不可分割之一部份,即使佛教本身,都不是从印度传过去的,而是从中国传到西藏的。

另外一个更加近代的印度籍文宣专家,是N. Ram,他非常有影响力的《印度报》的编辑,也在两年前由中国向导的代理之下,游历西藏,并且在2007年出版了两篇详细的文章,其中他将达赖喇嘛比喻成伊朗的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认为中共在西藏的统治是良善的,进步的,还预言在二十五年内(可能更短)中国就会将西藏改造成一个已开发的社会。藏人的电影导演,丹增索朗写了一篇尖锐的反驳文《中国的印度公关家》(China's Indian Guy),有效地分析,Ram不过是共产中国的宣传家,也是一位“有用的白痴”,一个列宁加诸于“一厢情愿的西方同情者,总是迫不及待地来到莫斯科,好报导‘苏维埃天堂’的光荣者”的形容词。

今年,中国的留美学生,由PRC的大使馆领事馆出钱雇巴士载着到旧金山进行反抗议、到纽约与其它地方示威,这些中国的反示威者散发传单,“证明”西藏一直属于中国,以及在中共入侵之前,西藏是一个残酷与不人道的“奴隶社会”。而这些文件之中,被不断引用来证明他们的说法的专家,就是美国的政治学学者,麦可•帕兰提。

帕兰提是美国极左派的残余物,类似六零年代旧左派的人物。他形容他自己是“进步的”,就好像藏传佛徒追求“慈悲的”一样。帕兰提的网站这样描写自己:“本国最顶尖的进步政治分析家之一……进步运动人士与思想家中无人能出其右……等等。”他信奉列宁的铭言,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不过是“布尔乔亚民主制”,是一种误导人民相信他们自己自由、自治的骗局。自从八零年代末期以来,据说他明显地修正了他的看法。他也强烈地认为,西方对斯大林种种清算异己的记载,都是夸大,他也像前托派,克里斯多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一样,曾经攻击特里萨修女,说她是骗子、敛财的圣人。在一个更加奇怪的层次上,他攻击美国对南斯拉夫内战的介入,现在则是“国际保护米洛塞维奇委员会”的美国分部会长。

他主要反西藏的作品是《友善的封建主义:西藏迷思》,这篇文章他在2007年又再加长并且更新。文章一开头就是他充满戏剧性的说法:“在血染的宗教冲突的风景之中……”帕兰提紧跟着抹黑历史上的所有佛教社会,然后再特别针对西藏,尤其在后者之上,他反刍了中国的宣传说法,从安娜•刘易斯•斯特朗、史都华与萝玛葛德那里接受而来的,再引述汤姆•格朗菲与梅•戈尔斯坦的作品,装出充满学术的样子。

他对于西藏令人不敢相信地一无所知,假如不是一整代的中国留美学生似乎都把他当成西藏专家的话,我们大可以对他一笑了之。他写说忽必烈(1215-1294)创造出第一个“大喇嘛”或达赖喇嘛(1391-1474),然后一百年后,第三世的达赖喇嘛封自己为“达赖”,并且决定“反溯”加封自己的两位前任者为达赖喇嘛。这种胡扯就好比说拿破仑聘任乔治华盛顿为美国总统,然后一直到约翰亚当斯当选之时,其官衔才变成正式名称--或任何类似的垃圾。一篇比较深入对帕兰提的批评,几年前由乔舒亚•史雷所写的《一个重复的谎言:极左派的谬误西藏史》是很值得推荐的文章。

另外一个为中国宣传、又假装自己了解西藏历史的是纽约帝国学院的汤姆•格朗非(Tom Grunfeld),《现代西藏的诞生》的作者。我曾经写过一篇相当长的文章,详细讨论了他作为毛思想信徒的背景,以及他缺乏背景知识的问题(比方说,他根本不会讲、写藏文或中文)。如果今日也出现一本类似的书,以黑人或犹太人为对象,无疑会引起全球的公愤。汤姆•格朗非写说西藏的妇女在婴儿一出生后,就会舔他们的身体--好像动物一样。他继续说明,藏人都很残忍、肮脏、无知、染患梅毒(根据他的说法,90%的人口都罹患此病)、性行为放荡--曾经有人观察藏人在众目睽睽下在屋顶上做爱。很明显,这是打算将藏人描写为野蛮、次人、甚至像禽兽一样,因此可以合理化中共在西藏的统治为有必要又开化的一种作为。

我曾经试着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形容词或名词,来描述这种反西藏的文宣专家,但藏语对描写政治现象并不是一个特别丰富的语言。英文,就像奥韦尔所注意到的,比起欧洲左派(特别是苏联)的政治语言来说,也同样地不足。美国人对此类事情也不擅长。在冷战期间,他们想出来的名词是这个没什么力道的"commie",以及可悲的"chicom"来描写中国共产党。就目前而言,对中国的拥护者与支持者,美国右翼可以想出来最大的侮辱之词,不过是"panda hugger"(抱熊猫者);这个只让我想到我女儿睡觉时抱着玩偶的样子。

而中文在特别用来羞辱与侮辱别人时,拥有丰富的词彚与词组,其中有些在中共统治中国之前就已经在用了。例如,running-dog(走狗or 狗腿子)这个词,意谓着一个没有原则,以逢迎谄媚有权有势、有时候甚至是邪恶的大人物的那一类人,在清朝以来就已经在使用了。任何人只要看看中共的中文报纸(我只有透过翻译这样作),就会发现它在官方文宣里受到广泛的使用,所以用一种“以牙还牙”的精神,也许给帕兰提、格朗非与其他人赋予这个封号,是恰当的。简称就是"dog-prop",仿苏联的"agit-prop"的形式(意谓专事散发官方文宣的人或组织),但这个简称听起来不太够力。

我也许应该区分走狗宣传家与稍早讨论过的赤脚专家。虽然我们也许不同意后者的写法与观点,但后者并非中共的文宣打手。事实上,赤脚专家们一开始都是西藏的支持者,但稍后因为多种原因而远离了,多种原因之中一个最重要的,也许是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的自杀式绥靖政策,让人所产生的智识混乱与犬儒主义。

今年评论西藏三月事件主要的走狗宣传家,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副教授,沙伯力(Barry Sautman)。似乎沙伯力专职的工作就是轻描淡写中国在西藏与东土耳其斯坦(新疆)的压迫。在西藏的情形里,他最主要的论点就是,藏人所说的汉人文化压迫现象,根本上是印度的流亡藏人夸张想象、还有西方媒体袍制出来的。即使是“文化灭绝”这个名词,也是流亡藏人用来诽谤中国的“稻草人”。

他比帕兰提更能有效地论证他的看法,而且还随手抛出一堆统计数字与数据,让他的对手没办法立刻回答。仔细检查他的数据与数据,就会发现其来源相当可疑,他常常适他的论证需要,选择性地呈现这些数据。例如,沙伯力告诉我们“西藏的学校,比起印度的藏语区更加推广藏语--在印度的拉达克,老师讲课用的是乌尔都语,结果造成藏人高比例地退学,但印度没有被国际指控,是一个对藏人进行文化灭绝的国家。”

沙伯力高明地省略不提的数据是拉达克(不像西藏)传统上是佛教徒与穆斯林混居的地区,而使用乌尔都语教课,是蒙兀儿帝国的遗产,由英国人继续,而且自从印度独立以来,拉达克就属于克什米尔,而这个地区,穆斯林占大多数。而且近年来,藏语教育在拉达克有复兴现象,特别是自1995年以来,拉达克自治区发展议会形成以来,因为此区的行政,如语言与教育,已经由民选的地方领袖开始处理。

沙伯力还挑战将西藏描述为中国的殖民地的说法。他说:“藏人的问题是典型少数民族在现代国家都会遭遇的现象。”他对东土耳其斯坦(新疆)亦持一样的看法,反驳某些专家认为此区是中国的“内部殖民地”的看法。他使用让人莫测高深的学术语言,遮掩自己论点的暇疵,相当高明。例如他的这个句子:“(东土耳其斯坦)与PRC的关系,乃在于汉/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互动,显示了,这些内地殖民者的概念,不足以论定新疆就是中国的内部殖民地。”究竟什么是“汉/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互动”?以及“内地殖民者的概念”?

关于最近西藏所发生的事件,沙伯力已经发出严厉的谴责。他在一篇文章《西藏抗议与分裂主义:奥运与其它》(Protests in Tibet and Separatism: The Olympics and Beyond)里,宣布西藏抗议活动,“与过去数十年来,世界好几个地方所发生的有许多人民参与的‘人民力量’运动,有所不同。这些抗议并不显示国际媒体所指涉的藏人反汉情绪。而媒体估计参最高的藏人参与人数是两万人--加拿大电视新闻网的北京分局主管史迪夫赵(Steve Chao)的估计,亦即每三百个藏人中,有一个人参与抗议。把这个数字跟1986年马可士独裁时代的抗议数字比一比:当时有三百万人在抗议--约是每十九位菲律宾人里就有一位。”

注意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字,媒体的估计值。唯一的陷阱在于,我们知道西藏发生事情时,根本没有什么媒体在藏区进行采访,而最佳的估计值也只能是含糊的揣测。史迪夫赵当时到了安多(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博拉(乡),他看到一群超过一千人的村民与牧人,有人骑在马背上,有人徒步地来到乡镇中心。

“他们骑着马或走路,翻过山岭而来。有超过一千名藏人,从西藏边界进入这个偏僻的小镇。他们破坏了政府办公室,而且虽然被摧泪瓦斯驱散,但还是想办法拉下中国国旗,升起西藏旗帜……这种形式的抗议遍及藏地。人们,大部份都是藏人,要求自由。以及自己的国家。”

史迪夫赵有没有写过只有两万藏人加入遍及藏地的抗议活动?我不知道。我用Google查了“两万”这个估计值,我得到的只有沙伯力的文章,或者他引用史迪夫赵的说法,出现于许多左翼与反西藏的网站上。没有一个是明确指出,史迪夫赵说了这样的话的。无论如何,这种估计值是无意义的,在那种情形底下,猜两万跟猜十万或百万是一样的。我们从赵先生在偏远的博拉乡的各种访谈里,只得到一种印象:他目睹了一个戏剧化而且大型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起义活动,他也了解到类似的情形“正在藏区各地重复着”。

沙伯力在这里还使用了相当苹果与橘子的比较法。西藏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完全由外来军队与警力所控制,而且还对国际媒体与外在世界封锁。每个藏人都清楚了解,中国对抗议活动采取的报复手段将是残酷而且严重的。而且没有人事先料到,拉萨的最初的示威活动会造成藏地的起义与抗议,包括四川、甘肃与青海在内。考虑中国这几十年来,对西藏地区在国家安全、情报收集以及控制系统的投资,此次事件的自发性、规模与广泛性,完全出乎中国当局的意料之外。我不认为北京政治局的人会满足于沙伯力的说法,认为这些事件只是小儿科,无足挂齿。

菲律宾人,虽然处于独裁又腐败的马可士统治之下,比起共产中国而言,还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国内不仅有世界媒体、西方非政府组织,还有美国与其它国家政府的外交人员,他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进行各种活动。沙伯力所提起的抗议活动,是因为菲律宾当时已经举行了总统大选,但媒体报导选举之中出现舞弊的行为,而这个消息散播开来,很快就促成抗议的活动。这个活动随着日期的过去,而渐渐有愈来愈多人参加,甚至连枢机主教辛海棉,或者国防部长、副参谋总长都加入了抗议人群之中,这当然激发更多人的参与,因此人数非常可观。西藏的起义完全是没有领袖、自发又没有经过计划的,然而其发生地区的广泛性,其统一的民族讯息(雪山狮子旗与独立口号),还有经久不挫的持续力--现在东藏地区仍然有抗议活动发生--显示藏人民族情感与革命精神强力的苏醒。

沙伯力亦没有一丝丝证据、引用文献地宣称,西藏青年大会与其它流亡团体,要对此次的示威活动负责,而他们是由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国会的民主基金会所资助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沙伯力的说法来自于威廉•恩达尔(William Engdahl),这位以911攻击与全球暖化都是阴谋造成的看法闻名。恩达尔所写的西藏文章,出现在四月十四日,他认为西藏的事件是由美国政府所支持的组织,如美国国务院出资的,民主基金会、自由之家,还有乔治索罗斯所资助的立众基金会。

沙伯力的结论是,“西藏的抗议活动没有进步的面向……世界上有各种运动,其中被边缘化的人民采取了反动、甚至种族歧视的路线,例如盖达(al-Qaeda)组织,或者纳綷的许多基层党员皆是如此。”

藏人们,也许正在从事世界上最和平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反抗的是巨无霸的极权政府,这个政府对于在几个晚上之内屠杀千名自己的学生一点都不认为有什么;当这些藏人被指控为反动人士、种族歧视份子,就像盖达与纳綷一样时,所有的藏人们都必须了解到,他们不仅仅只是被不公平地批评,或者他们的议题被别人拿来谈论,虽然是相当没有同情心地,在一个自由与中立的讨论区里进行。不,他们必须了解到,他们被陷害了。在这个年代里,被指控为与盖达有关,是非常不受欢迎的事情。只要问问关在关达那摩监狱里的维吾尔自由斗士就知道了。

重要的是,藏人的活动组织,如“西藏青年议会”,或“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不仅应该挑战这种指控与抹黑,还应该把说这种话的人告上法庭。我不是个法律专家,但我想沙伯力说藏青会与其它团体从国务院与民主基金会拿钱,是清楚可以成立官司的。


在这个时代里,某些比较极端的社会与组织,认为发出死亡威胁、对批评者宣布宗教裁判令(fatwa)是没什么的一件事,还常常不顾麻烦地将这些威胁与命令贯彻到底,藏人对这些不公平的批评者、评论家,甚至已证实为中共的打手者,其响应必须平和理性、有节度、合法。然而,藏人必得响应。没有人会反对藏人对那些对他的国家与主张散播恶毒谎言的人作出小心考虑而且合法的响应。如果这样的批评是来自于某个学者或记者,我认为藏人必须负起连络该人所工作的组织的责任,向该组织说明他们的忧虑,并且针对该人的偏见、自以为是的看法,或其资格的匮乏,提供正确的信息。

藏人必须牢记在心的是,不仅是他们为自由的奋斗,甚至他们的历史与文化--每件对他们有意义的事--都正在受到攻击,攻击者只能描述为中共的宣传者、支持者,这些学者与记者装出一副中立、甚至关心的样子;而且,在一两个案例中(将来讨论),这些人还自称是慈善家,甚至是国家的领袖。


否定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 denial)在十三个,大部份是欧洲的国家里,是一种可以起诉的罪。无论我们是否认为这样的法律对言论自由有碍,或西藏所发生的事情是否像Holocaust,每个人都一定同意的是,假如没有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织与个人,在法庭上、在媒体中、论坛里、学术圈,奋发又坚定的努力,那么近代欧洲犹太人的悲剧史,很有可能会在多数国家被扫进地毯之下,包括美国与欧洲在内。

藏人必须以更有组织、更坚决的态度来反击这种对于他们的主张与历史的攻击。我们也许可以从成立一个网站开始,而藏人大众、支持者与友人们,可以经常性地了解到走狗宣传家的活动,甚至有时候必要的话,赤脚专家的评语。我们自己的政治人物、喇嘛、学者与其它人,想安抚北京,好赢得签证、在西藏内部作生意或者经营特定的计划,有时候很不幸地也被说服,说出北京式的文宣说法。

今年西藏所发生的惊人革命事件之国际影响力,被外国的文宣打手、专家有效地中和,还被达兰萨拉发出的各种令人混淆、疯狂的自我毁灭的声明与行动所消耗掉,还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给零售到西方去。那些相信让赞(Rangzen,独立)的人,一定要夺回西藏辩论的发言权,所以西藏内部人民的真正愿望,可以清楚地呈现在世界之前。重要的是这些讨论也必须有活力--并且开放、诚实、参考了各方的信息--而且积极地招来藏人、与其它以西藏最佳利益为念的人一起。


在我下结论之前,我认为有必要让读者知悉这些七零年代以来的宣传家与西藏“专家”的“根本上师”是谁。我稍早提过,大部份自称为“史学家”、“学者”的西藏专家,几乎都是不会说也不会写藏文的人,对西藏的历史与文化了解也很粗浅。如果你读他们的著作,就会注意到他们通常是互相引用,好像一种邪恶的小圈子一样;另外他们还引用杨哈斯本事件之前的英国探险家的纪录,这些人的作品,妖魔化西藏社会的程度,就好像现在共党文宣产品一样,而且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让他们暴力军事入侵一个独立的国家、和平的邻国有一个合理的借口。这些人没有一位引述比较晚期、更加有成就的英国学者如休•理查德森(Hugh Richardson)或者阿勒斯泰•兰伯(Alistair Lamb)。

但有一位学者,一位西藏专家,是所有的走狗宣传家与赤脚专家从不失败地引用,而他提供的信息与观察也给他们的作品貌似学术性与合法性外观的,他就是西储大学的人类学家,梅·戈尔斯坦(Melvyn Goldstein,又译马文·高斯坦)。戈尔斯坦的藏文说写流利,而且还出版过好几本语言书与字典,虽然很有用,不过却隐藏了一种政治讯息,那就是西藏语言的现代化与复兴,其功劳大体上乃由共产中国独享。我在我的四篇系列文章《政治谎言与新西藏:中国的西藏现代化与西藏语言之迷思》里,已经讨论过他的这种看法。

北京似乎认为戈尔斯坦是站在他们那边的重要藏学专家。如果你去看中国政府的西藏白皮书,看看《西藏现代化之历史必然性》(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ibet’s Modernization)这篇文章,优先引用的主要文献就是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History of Modern Tibet: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这本书对于中国的宣传家是非常重要的作品,因为它不仅提供了中共入侵前,西藏及其政府组织的广泛描述,对藏人严厉地谴责,还呈现出非常有说服力、经过仔细研究、真正学术之作的样子。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藏人学者,流亡政府里也没有人,试图挑战这本着作。我已经开始进行对高史坦这本书的长篇分析,而我会在下个星期开始贴出两篇系列文章出来。

戈尔斯坦也对西藏问题写作了一篇重要的政策报告:《龙与雪狮:二十世纪的西藏问题》(The Dragon and the Snowlion: The Tibetan Question in the 20th Century)。在这份报告里,他提出他解决西藏问题的最终对策,亦即中国应该保有西藏政治、军事与经济的控制权,但应该让藏人在“文化保留地”上生存。这篇文章该出现在《西藏研究》时,一些藏人写了愤怒的信到杂志社去。我也写了一篇分析,1992年的《暴行与失忆症》(Atrocity and Amnesia )。我后来知悉,戈尔斯坦的报告对于美国国会决定遵循柯林顿的政策,把人权与对中国贸易脱勾、放弃最惠国待遇的限制,起着一些影响力。本来,西藏问题是最惠国待遇的讨论重点。事实上1994年6月3日,就是美国对中国定下的截止期限:要改进西藏地区的人权,否则就会失掉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地位。因为戈尔斯坦当时在西藏事务扮演的多重角色:语言专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甚至政治家,一些西方的学者开玩笑地称他为“西藏的梅”。

这份报告,现在以小册的形式出现,仍然有能力损害西藏,最近还被纽约时报的纪思道引述,说它是“对西藏最佳的介绍文章”。在这本小册子的帮助之下,纪思道下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现在西藏的情况如此糟糕,就是达赖喇嘛与中国的错:而华府不应该支持西藏,即使是「象征动作」也不应该作出。纪思道的五月十八日的文章,标题《受够和平了》,似乎暗示藏人正在走上暴力之路。因此,支持西藏,美国人就会鼓励,甚至赞助一种有潜力成为极度危险的极端主义运动(例如阿富汗的塔利班?)。他以令人警惕观察下了这个结论:“……以这种速度,香格里拉将会变成恐怖份子的滋生地。”

戈尔斯坦本人也在西藏最近的起义发生之后,写了一封短而直接的信给纽时编辑。他是响应印地安那大学的史柏林教授(Elliot Sperling)所写的Don't Know Much About Tibetan History一文,他在文中说,虽然问题很有争议,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证据,比起中国声称自古拥有主权的论据,来得多得多。史柏林结尾乃是相当坦率的观察:“在毛泽东的军队来到西藏,让它变成中国的之前,西藏不是中国的。”

戈尔斯坦立刻以一封短信回复,说虽然西藏在1950年之前是个实质上独立的国家,然而美国与英国都没有认可其独立地位。我甚至可以听到戈尔斯坦在写完这个句子后,低语"so there"的声音。

戈尔斯坦在许多他所参加的会议与论坛里,不停地企图建立美国不承认西藏独立的事实。他在2002年参与哈佛的研讨会“冷战与其在西藏的遗产”时这样做了,还对会议中有人对于CIA秘密涉入康巴的反抗运动的兴奋与浪漫之情大泼冷水。当然,戈尔斯坦说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西藏的独立是对的,但他表达的方式,类似一种侮辱西藏自由奋斗的方式,让我有点生气。我想办法加入了我的评语,说戈尔斯坦的观点太过美国中心;而没有美国的祝福,世界上其它地方还是会发生各种事件;而西藏曾经在1912年没有美国的认可与承认之下,还是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原文: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08/07/13/running-dog-propagandists/
译文:http://rosaceae.ti-da.net/e2269040.html

6 条评论:

  1. 据我所知,唯色所熟悉的扎西叔叔和戈尔斯坦合写过一本书, a strugge for modern tibet里面揭露了很多旧西藏的黑暗面,扎西次仁的书里面写道,他很小就被送到噶厦宫廷里面的舞蹈班里面做舞童,经常面对三大寺僧人里面的恋童癖的性侵犯,后来成为噶厦政府里面一个官员的挛童,虽然他并不是同性恋,但是和这个男人保持性关系使他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保护。后来得以受到教育,并去了美国接受现代教育。后来他准备回到西藏,首先他去了达赖喇嘛流亡政府所在地,想为他们效力。结果发现这些昔日的贵族想着的就是怎么恢复旧日的西藏,把他还是只当成一个下人看待。 根本没有平等观念,他决定离开他们,到中共统治的西藏去,首先他去了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 后来在文革中又受到迫害。
    不知道唯色怎么看这个问题, 扎西次仁的这部书是不是也可以归于走狗文学一类。西藏有灿烂的文化,也有黑暗的一面。汉人的社会在以前和现在也有很多黑暗面。 如果藏人不能够反省自己黑暗面,对于西藏以前的历史教训连提都不能提,西藏的悲剧恐怕还是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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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戈尔斯坦的那部洋洋大作,我看了之后,非常失望。这位据说是当代最重要的西藏历史学家,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方说“西藏农奴制”连个定义都没有。而且,根据他在书中对“旧西藏”的描述,跟他的“农奴制”结论还是相反的。

    更加有趣的一个现象是:中外学者们异口同声地宣布“旧西藏”的社会制度是“农奴制”,但是没有一个人对这个结论做过任何说明或者定义,好像这是个勿庸置疑的结论,但是结论最初是从哪儿来的,谁都不清楚,大家就这么互相引用,慢慢地就成了“约定俗成”了。

    最近看到《张经武与西藏》这本书,才知道原来这个结论来自涂改工作队,居然还有”贫苦农奴,中等农奴,富裕农奴“这样匪夷所思的”阶级划分“。”富裕农奴“到底算是”贫下中农“,还是”地富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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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实每个社会都尤其独特的一面,中共政权对中国社会阶级和人民成分的划分本来就十分的不科学,即使是汉人社会,南北差异和东西差异就相当大,用一套本来就不科学的框架体系进行划分本来就是错误的,更何况将其生搬硬套到藏族社会中去,更是不合理的。这一点,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是那个特殊时代的错误,现在已经改弦更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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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满篇看过去,就只看到一个走投无路气急败坏的人在发疯吠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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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kenny2006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前两天我和人争论西藏问题,对方就说过“如果藏人不能够反省自己黑暗面,那么... ...”这样的话

    很多民族都有过不光彩的一面,比如我们汉族有太监和裹脚,而其中绝大多数民族也都在随着时代而进步。十三世达赖喇嘛就下令废除死刑和酷刑————这不正是一种进步么。(题外话:和我辩论的人认为,1913-1950年间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酷刑受害者,这可能是地方领主之类的人行的私刑)

    西方的主教们,甚至在当代还爆出过娈童丑闻,这显然不能作为西方基督徒不思进取的证据。如果在今天的藏民族中发生了这种利用宗教或政治权力严重伤害弱者身心的事,而民族主流意见不肯为弱者伸张,反而还要压制,那你当然可以那么说————问题是,目前并没有这样的事发生啊

    至于昔日贵族只想夺回自己的权力————此乃人之本性,我们汉族,不要说昔日贵族,就是新贵,也曾热衷于此:废除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在大陆由邓小平、在台湾由蒋经国推行,而在此之前,袁世凯蒋介石都开过历史倒车————这不能用来证明汉民族不思进取啊。那么同样的理由在藏民族身上也不能成立。


    我能理解kenny2006等人为什么会对反压迫的藏族人说“先反省你们的黑暗文化”这样的话。(想象一下日寇对东北抗日联军说“若不反省你们文化的黑暗面,你们支那人还要遭受悲剧”的情景,是不是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的感觉?)
    在他们(也包括以前的我)看来,西藏新疆暴徒烧杀无辜汉族百姓的行为,根源在于民族性格中蛮横暴力的一面。再加上“中共是给西藏新疆带去了现代文明,把后者从黑暗的古代社会解救出来”这种观点,结论就出来了:你们这两个民族忘恩负义,通过暴行展示了还未摈弃的劣根性,要不再发生这样的事,需要你们自己变得更文明更现代。

    这一结论的证据,前面已经谈过了,是不成立的。而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同样是粗暴和错误的。今日的内地一样有很多“群体性事件”,砸政府烧警车也是有的。新疆西藏的事件,在经济问题上又加上了民族、宗教和文化政策的不满————出路在于对症下药地解决这些矛盾。

    至于杀人犯、抢劫犯和纵火犯等,在事情演变为刻骨的民族仇恨之前,还是就事论事的好。把部分人的行为说成整个民族的,这是在为民族仇恨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将来真要有不忍言之事,良心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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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匿名说...

    满篇看过去,就只看到一个走投无路气急败坏的人在发疯吠叫


    走投无路可未见得 一个民族对自己身份、文化的认同是很难消灭的 所以 独立或真正的自治早晚会来的,该翻的案早晚会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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