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3日星期日

谈啊谈,白了特使头,空悲切



【达赖喇嘛特使嘉日•洛珠坚赞先生和格桑坚赞先生结束跟中国的会谈回到印度。】

谈啊谈,白了特使头,空悲切

文/唯色

藏中第七次会谈,又一次实现了我们不愿实现的预想——以谈而无果的事实,非常顺利地结束了。署名桑杰嘉措的网友在我的博客上留言:“中藏会谈:第一次会谈=0,第二次会谈=0,第三次会谈=0,第四次会谈=0,第五次会谈=0,第六次会谈=0,第七次会谈=0……这就是中共向全世界展现的诚意。”

留言简单,但深深的失望和抑制不住的激愤表露无遗。有趣的是,有汉人从中看到希望,撰文称赞有“可喜的进步”,因为中共对达赖喇嘛的要求,从“三个停止”变成“四个不支持”了,口气显得有点不一样。我们只有苦笑了,是那种含有屈辱的苦笑。不过,我们毕竟不是跟中共谈判的那几位藏人,他们所承负的压力和所受到的羞辱,我们只有想像,却无法分担。虽然他们有着达赖喇嘛代表的光环,但这个光环只有藏人看得见并会双手合十,他们的对手从不放在眼里。

应该是从2002年起吧,藏中第一次会谈。那时我在拉萨,我记得我悄悄打开网页,与几位长辈浏览有关消息和照片,作为达赖喇嘛特使将赴北京会谈的嘉日•洛珠坚赞先生,看上去踌躇满志,年富力强。几位长辈低声交流着时而乐观时而悲观但还是多少抱有希望的期待,作为倾听者的我,需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的经验与教训。事实上,从很年青的时候起,就经历了中共治理西藏每一步的他们,太知道中共的本质,故而内心存疑很深。换句话说,他们基本不相信会有良性的或者双赢的结果,与他们熟悉的签订《十七条协议》的当年相比,早已是囊中之物的西藏可以说无力回天了。但是,谈总比不谈好吧;每谈不成,也可能是一种转机的理由吧,我想这可能是大多数藏人的心里话。

于是,从2002年至2008年,所有人都看见了,每年都在谈,每年都有或长或短的日子,达赖喇嘛的代表们与中共统战部的官员们碰在一起;他们谈了什么,外界不太清楚,但他们谈不成什么,外界很清楚。于是,从2002年至2008年,有那么两三次似乎回光返照,达赖喇嘛的代表们走到藏地,一些藏人官员会穿藏装说藏语来迎接,让绝望的境内外藏人重新鼓起希望,等待奇迹出现;然而自始至终没有奇迹,有的只是冷酷的真相日益清晰,在远离藏地、在再也看不见雪域乡亲的会谈中,达赖喇嘛的代表们不得不变成了中方声称的归国旅游的藏胞。而最近刚结束的第七次会谈,被中国官媒说成是“应达赖方面多次请求”,其报道连中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说这不叫谈判或者会谈,这叫做训话。

批评中方毫无解决诚意、玩弄公关手段、宣示霸权立场的言论越来越多。全体藏人更因会谈屡屡失败而倍感受挫,积怨甚深,终于在今年三月中旬爆发波及全藏地的抗暴运动。受命于这一危急时刻,达赖喇嘛特使两赴中国,继续进行谈而无果的会谈。媒体的关注使得我们多次从影像上见到特使先生,相隔六年,他的疲惫和衰老令人惊讶、伤感,他的一头华发是岁月催白,还是会谈催白?那么,还要谈多少次,双方才会结束这一场似乎看不到尽头的猫抓老鼠的游戏?就此,向特使先生和其他几位代表致以敬意:纵使失败,也是历史铭记的西藏英雄!

2008-7-16,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任何转载请注明。)

10 条评论:

  1. 向嘉日•洛珠坚赞先生及其他会谈代表,表达我深深的敬意!并理解人和魔鬼打交道的体味.

    朱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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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再也不要骗自己了!还是为自己的民族做一些真实有用的事吧!道地我们藏族人需要的是什么?该是从新考虑的时候了。-----邦坚梅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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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央对这位先生的重视不错嘛,日后晋升为政协副主席不成问题。那时不是特使,而是与达赖前副委员长平起平坐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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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留言是“……西藏的問題不可短視操作,要有遠景要有藍圖,這些架構必須建立在法制下……”的朋友,你可以留下你的Email,我可以在后台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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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请看一看在想一想:

    作者﹕茉莉
    嘉樂頓珠是達賴喇嘛的二哥。他們一家人都愛笑,達賴喇嘛的笑聲天下聞名,但這位二哥卻不太愛笑。嘉樂頓珠畢業於國民黨時代的南京中央政治學校,他的太太朱丹是南京人。由於說得一口好漢語,多年來,在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國政府的對話中,他擔任了一定的角色。
    儘管內閣部長任期屆滿,嘉樂頓珠不再有官方頭銜,但他最近被允許返回西藏,進行爲期三個月的訪問,此事仍然是令人關注的。四十多年流亡生活過去,海外漂泊的西藏人倍加思鄉情切,人們都盼望嘉樂頓珠這次的返鄉之行,能帶來漢藏和談的成果。然而,筆者擔心,流亡西藏人的殷切盼望,有可能再一次落空。令筆者不太有信心的原因是:中國政府方面,不再有胡耀邦那樣富於人性、有大氣魄的領導人了。
    當年胡耀邦接見嘉樂頓珠的情景,至今仍令藏人深切懷念。

    1978年文革後撥亂反正,中國政府通過香港的新華社,和嘉樂頓珠取得聯繫。當時,達賴喇嘛已經確定了不謀求獨立的方針,所以馬上對此作出善意的回應,同意和中國政府對話。1979年3月,嘉樂頓珠回到了達蘭薩拉,告訴達賴喇嘛,中國政府已經接受了他派遣代表團前往西藏的提議,這給予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莫大的鼓舞。
    1980年4月,胡耀邦領導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了“西藏工作總結報告”。 5月,胡耀邦親自率領中央赴西藏考察團啓程,前往拉薩。當時已經高齡的胡耀邦,一到拉薩就産生嚴重的高山反應,但是他仍然堅持和萬里一起,在西藏進行實地調查。
    拉薩之行,胡耀邦震驚於西藏的貧困,他痛切地質問:“是不是中央這麽多年給西藏的資助都丟到雅魯藏布江去了?”在西藏考察期間,胡耀邦向西藏人民承認:極左路線嚴重破壞了黨的少數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統一戰線政策等,給藏族人民帶來了許多苦難。同時,胡耀邦決定採取措施改變西藏的現狀和發展經濟。
    1981年7月, 胡耀邦接見了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在交談中,胡耀邦提出了關於達賴喇嘛回國的五條方針,請嘉樂頓珠轉告達賴喇嘛:“我們誠心誠意歡迎達賴喇嘛和跟隨他的人回來定居。”1982年9月,當胡耀邦再次當選爲中共中央總書記時,達賴喇嘛發來了賀電。賀電說:
    “當胡耀邦先生于1980年訪問拉薩時,我便開始信任他了,因爲他敢於承認在管理西藏的工作中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這是值得稱讚的坦率態度。……我現在仍然對胡耀邦抱有信心,並希望能在將來的某一天同他會晤。”
    遺憾得是,由於胡耀邦不久就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他對達賴喇嘛回國的一些設想,後來也就再也沒有下文了。此後,北京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接觸斷斷續續,到了1993年,中國政府的態度越加強硬,至今仍蠻橫地拒絕和達賴喇嘛正式談判。
    雖然當年接見嘉樂頓珠的胡耀邦仍然是有局限的,但他畢竟是中共領導人中,第一個願意向西藏人交還自治權利的開明者。在他之後,是胡錦濤等人在西藏的倒行逆施。這幾年,嘉樂頓珠仍然不懈地尋求與北京方面的接觸,曾經先後12次回國。在流亡藏人中,嘉樂頓珠被認爲是溫和派,他力求以和平的方式,爲西藏爭取真正的自治。但是,在沒有胡耀邦的今天,中國政府越發赤裸裸地以強壓弱。筆者希望,嘉樂頓珠的奔走努力,不要“都丟到雅魯藏布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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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嘉日家族,的确是一个有政治天赋的家族,有曾统一过康巴的贡布郎嘉,被国民党砍头的嘉日奇美卓玛,父亲曾上国过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嘉日卓马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出色政治人物,嘉日白马在日本是一个有名的政治家+䫻者,嘉日罗地是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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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照这种谈法,永远都不会有结果,其原因主要由两点:

    1. 达赖喇嘛追求的是一种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在政治上的高度自治。这种自治目前还不可行。它一方面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很可能会被外来势力操纵(实际上西藏问题一直在被欧美等国家操纵),胁迫中国做它不愿做的事(能源,金融,贸易,非洲政策等)。西方势力还可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对中国进行颜色革命,解体(就象对独联体和南斯拉夫那样)。那个中国人会允许这样的局面出现?

    2. 达赖喇嘛提出的大西藏,历史上就没有过。为什麽现在提出?难道想为今后的领土划线提供依据?如果其他少数民族都这样做,中国还有宁日吗?

    诚意应来自双方。谈判是长期的。如果现在就提出一种没有国家认同感的高度自治,只能会使谈判陷入僵局。我认为,谈判应先着眼于“民生”,“民权”,而非“主权”,“治权”。当“民权”的地位得到充分重视后,才可能有民主的“治权”。

    目前中央政府和达赖之间缺乏互信。达赖应改变其谈判策略(特别是过分依赖西方媒体的策略)。把自己定位为宗教领袖,而非政治家,外交家。放弃政教合一。

    当前的谈判重点应当是为今后的谈判建立一个互信的框架。互释善意,消除仇恨,改善民生,促进司法独立。希望经过一代人的努力,能在西藏看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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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西安的天体说:
    一个疑神疑鬼的人和一个疑神疑鬼的国家永远是虚弱的和神经质的!
    请不要自我折磨了中国人!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西藏“三‧一十”和平抗暴四十九周年纪念集会上的讲话
    2008年03月10日

    在纪念1959年3月10日首都拉萨发生藏人和平抗暴四十九周年之际,我们要缅怀那些为西藏民族经受了巨大困苦并献出生命的所有牺牲者,为他们祈祷!对至今仍在承受苦难和暴虐的同胞们表示同情和慰问。同时向境内外的同胞和支持西藏、珍爱正义的人们表示问候!

    在过去的近60年里,西藏三区的所有藏人虽然只能在没有自由的高压统治和无止尽的恐吓中惊惧度日,但他们不仅顽强地延续了西藏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和民族意识,而且始终保持了对自由的向往。对西藏民族和文明所表现的这种顽强精神和勇气,我感到由衷的骄傲,并表示赞赏。

    世界上热爱正义、和平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人民持续关注和支持西藏的同时,在过去一年内,许多政府和人民通过许多新的表现形式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和关注,对此我表示感谢!

    西藏问题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它所包含的政治、社会、法律、人权、宗教与文化传统、民族认同、经济、环境保护等诸多内容,而且相互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深刻联系。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仅仅考虑单方面的利益,必须要找到一条符合各方利益的解决途径。因此,在真诚、坚定地推行以互利为基础之。“中间道路”的过程中,从2002年开始,我的代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官员就特定问题先后进行了6次会谈,经过详细的讨论和解释,会谈虽然对消除对方的疑虑,阐述藏人的立场和愿望等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基本问题上会谈不仅没有产生任何实质的成果,而且,过去几年对境内藏人的残酷镇压更是变本加厉了。虽然如此,我方对于中间道路的政策和继续推进汉藏间接触与会谈的立场依然没有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关心的是它对西藏主权的合法地位问题,欲使其无异议与合法化,中国政府就必须要确立足以使西藏人民感到满意、并能够赢得他们信心的政策。如果由此实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和解,则我已多次申明愿意竭力争取西藏人民对此的支持。

    目前的西藏,由于中国政府各种缺乏远见的行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移民政策使非藏族人口暴增,藏人不仅在自己的土地上正在成为无关重要的少数民族,而且表现其民族特征的语言文字、传统习惯等日趋消失,从而正在无声中被大民族所同化。不仅如此,在西藏,镇压还造成人权横遭践踏、宗教信仰自由被限制、宗教问题被政治化利用等严重问题,这些行为不仅表现了对西藏民族价值观的不尊重,而且也是在故意分化汉藏民族,破坏民族团结。因此,这些政策实在应该立即停止实施。

    藏族聚居的区域虽然冠有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等称呼,但实际上空有自治之名而毫无自治之实质。汉族官员不了解民族地方实际情况,在毛泽东曾批评过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驱使下专权独断,不仅无法为民族地区谋取正当的利益,而且那种不实际的虚假政绩表演政策不仅少数民族得不到利益,而且也对中国的统一和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因此,如邓小平曾经提出的那样,真正地谋求实事求是是极为重要的。

    当我向国际社会介绍有关西藏人民福利的情况时,中国政府虽然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并横加指责,但在汉藏间实现互利的和解之前,基于历史和道义责任,我将会继续扮演西藏民族自由代言人的角色。由于西藏流亡社会的政治领导人已基本实现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因此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我目前已处于半退休的状态。

    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国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性质正在日益凸现,这是令人欣慰的,这也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全世界正在注视着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如何推行其“和谐社会”与“和平发展”的理念。要实现这些理念,仅仅靠经济的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具备法制化、透明化、信息流通以及言论自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国家要维持稳定,就必须实现各民族的真正平等、以及各民族拥有维护其民族特性的权利与自由。

    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西藏的稳定和安全关系到全国的稳定与安全;要提高藏人的生活,要改善与宗教和民族有关的工作,要继续坚持和谐社会的理念等,这无疑是符合实际的,我们期待着对此的落实。

    今年,中国人民充满热情地迎候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行,从一开始我就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同时,这一国际体育盛会的基本精神还包含了人类的自由、平等与和谐相处等内涵,因此,中国应该在国内表现出对言论、信息流通、表达意见等的充分自由和宽容发展的姿态,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的东道主。国际社会除了派出运动员,还应提醒中国政府这些相关的问题。许多国家的议会、个人和非政府组织认为奥运会是促使中国向积极方向发展的一个机会,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对他们的诚意我表示赞赏。然而,我想要强调的是,奥运会结束以后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毫无疑问,奥运会将会对中国人民的思想造成影响,因此,世界应该探究一条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以后,能促使中国向积极方向发展的途径。

    借此机会,我要对境内西藏人民的赤诚、勇气和决心由衷地表示赞赏。未来还要继续通过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合法地为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争取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赋予各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最后,我要向始终支持流亡藏人和西藏事业的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谢!向国际上关心西藏问题的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祈愿众生和平幸福!

    释迦比丘达赖喇嘛

    2008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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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吴庸:达赖喇嘛的最新动向

    香港明报7月18日称,达赖喇嘛对其私人代表与中央政权在北京的接触毫无结果感到"极度失望",对预期的再次接触也"不抱希望"。"现正考虑是否从此封口,完全退休。"这一最新事态表明西藏问题可能出现重大转折?值得密切关注。

    此次北京接触,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仍然摆出盛气凌人架势,要求以"四不支持"为对话前提,否则,接触就不能继续。达赖喇嘛代表向记者谈自己的感受时说:与中央统战部长杜青林的对话,强烈感觉到中方一直下达命令,而不是磋商。"从中方代表的言论中可以肯定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诚意解决西藏问题。"这个认识是非常准确的。中央政权之所以要同达赖喇嘛代表接触,只不过是由于藏区自3月10日起暴发的和平抗暴活动以不可扼止之势在发展,威胁到即将在8月举办的奥运,当局欲借接触之机,压达赖喇嘛施加影响,消弥藏区动荡。双方会见用"接触"之名而不冠以"会谈"字样,盖因中央根本不把达赖喇嘛一方视为谈判对象,并未给予对方平等协商的资格。"三停止"、"四不支持"是两纸货真价实的最后通牒,其威胁意义十分明显。统战部负责人还以教师爷姿态斥责"达赖自'3.14'以来特别是上次深圳接触以来的错误言行",企图先声夺人,在气势上给予一种压力。对中央来说,"接触"是一种保奥运、压达赖的策略,说白了是一种阴谋。如果不能透视"接触"的这一实质,就会上当、吃亏。

    达赖喇嘛一方对"接触"的态度却是真诚的、迫切的,希望借此与中央政权沟通,为600万藏人福祉找到一条出路。愿望的真诚和迫切表现为所提藏族"高度自治"的条件一再压低,希望以自己方面的退让、妥协换取对方的宽容、和解。退让到最后,"高度自治"压缩为只要求落实"中国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少数民族自治的规定",原来的"大藏区"要求也压缩为现有的西藏行政自治区范围(香港明报报道桑东仁波切的谈话)。以中共制订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为自己的谈判条件,等于放弃哪怕是最低限度对藏人福祉的追求,等于承认西藏现状的合法性。这样的"民族自治"其实早已有了,那就是在张庆黎统治下屠杀和平抗暴者和强迫众僧侣洗脑的"西藏自治区"。难道流亡近半个世纪,到头来只是以承认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为和解的条件,放弃为藏族福祉必须争取的合理要求,这就未免陷于失策了。即使达赖喇嘛的流亡政权妥协、退让到这种程度,也没有引起中央政权的丝毫宽容、和解的回应,他们仍然漫无止境地"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仍然把责任推向对方:"现在是达赖方面做出积极表现和回应诚意的时候了"。不难看出,中央政权所以这样蛮横地无理折腾,目的就是要寻找口实彻底摧垮对方。

    藏区3月10日开始的和平抗暴活动是藏族蓄积已久的不满情绪的暴发。1959以及1989年西藏政权对反抗者的大屠杀,藏族僧俗是不会忘却的。康巴汉子宁死不屈的抗暴意志

    不是靠屠杀能够压制的,何况奥运开幕在即,时不我待,逼得中央必须另找途径解决骚乱问题,达赖喇嘛就是当局选中的目标。"三停止"、"四不支持"是个圈套,钻进这个圈套就得顺从中央政权意愿,从旁化解藏区抗暴活动,减轻中央政权筹办奥运的压力。不要以为"四不支持"与达赖喇嘛一贯主张是一致的,至少是不矛盾的,就轻易声言认同。你一认同,他马上发出消息:达赖代表接受中央要求,"可以说,中央'四不支持'要求的提出和达赖方面承诺积极回应,是这次接触的一个重要进展。"北京就此得胜还朝,两支眼睛紧盯达赖喇嘛如何"以实际行动不支持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这时,中央政权就能够以保证奥运顺利召开的名义放手大肆镇压藏区群众--继续迫害不谴责达赖的僧人、继续捉捕拒绝在寺院悬挂五星红旗的喇嘛,继续禁止藏民家中悬挂达赖喇嘛形像,继续强迫藏族干部放弃宗教信仰。对此,达赖喇嘛只好哑口无言,否则就会受到"支持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指责。再说藏青会,它的主要成员均有较高的学识修养,能够把握时代的主脉,他们的以暴还暴的抗争主张和致力于西藏独立的愿望是以社会的公理为基础的。这一派的活动最为中央政权所忌恨,所害怕。你既然承诺"不支持并切实约束"藏青会的活动,那么,好吧,"约束"藏青会就是你的义不容辞的任务,什么时候在藏区发现打着藏独旗帜的示威活动,就可以把没有"约束"藏青会的罪责扣到你的头上,你还有出头之日吗?这就是钻进中央政权"四不支持"圈套的后果!明确接受"四不支持"这个政策,后患无穷!

    数十年来,中共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是不可小觑的。当它处于被动地位、陷入不利情况时,它擅于把握群体情绪,觑准民众心理特点,巧妙地无中生有,假戏真作,可以立即变被动为主动、去不利为有利。围剿法轮功初期,社会响应者寥寥,大都以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于是,当局偏选所谓"走火入魔者"事例广为宣传,效果仍不显著。直到制造一起天安门自焚案,轰动效应立时传开。这种无中生有,假戏真作,确乎转变了被动局面。虽然不久这幕假戏被揭穿,但时过境迁,被动已成过去。由此不能不令人质疑西藏"3.14"打砸抢烧事件的真相。打砸抢烧的发生是异常蹊跷的。3月10-13日的和平抗暴示威已使当局感到难于对付。3月14日拉萨街头有一段撤除军警控制的空白阶段,这时有人带头打砸抢烧,引起一些旁观者的兴奋并参与其间。既然无人管理,自可任性发泄。当时坐镇拉萨的中央大员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公安部副部长张新凤、武警总部副司令霍毅、成都军区参谋长艾虎生、武警总部副参谋长牛志忠等。凭这些人的权力,不会让拉萨街头出现无军警控制局面,更不会听任打砸抢烧一直蔓延。变被动为主动,去不利为有利,莫过于以"打砸抢烧"这个最容易激起民众反感的罪名强加于和平示威者身上,以获得血腥镇压的充分资格。当然,这些分析目前还限于理性推测,要获取这类核心机密实据是不可能的。但是,既然能够制造天安门自焚案,再制造拉萨打砸抢烧案,不是顺理成章吗?可以给人们以警示的是:面对这样诡计多端的统治者,达赖喇嘛仅以至诚之心追求藏族福祉的经验是不足以应对的。当媒体气势汹汹地对打砸抢烧大事挞伐时,达赖喇嘛一方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从若干信息看,经过北京接触,中央政权感到藏族和平抗暴活动已经被压,对奥运的威胁已经化小,利用达赖喇嘛的作用已成过去,不愿再与之就"四个支持"继续周旋。中央统战部长杜青林首先发出这一信号:他说,中央今后仅"与达赖喇嘛就其个人前途问题进行接触商谈",中央与达赖特使的会谈不会涉及"中藏谈判"。继之,7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局长董云虎宣布:"中国愿意同达赖喇嘛讨论他的未来,但不是讨论西藏。"他说,达赖喇嘛不具备代表西藏的资格,如果他曾经有,也是1959年以前。他强调,现在达赖喇嘛已失去讨论西藏未来的所有的权利。这无异于在讨论西藏问题的讲坛上将达赖喇嘛一脚踢开,剥夺了他为藏族发言的权利。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政权公开宣布,在他们眼中,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权不再是一种值得接触的政治力量,西藏问题的讨论就此封口。这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这个具有独特民族文化和剽悍性格的雪域高原的群体,在北京看来,是一只攥在手中的雀儿,跑不了,飞不动,可以任意处置,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权在北京看来已是多余的赘疣。以实力大小为断事标准的中共当权派,此时颇以攥在手中的雀儿自豪,以为可以得意地封杀西藏问题的存在了。它不懂得达赖喇嘛的崇高价值,不懂得达赖喇嘛的历史作用,不懂得藏族心向达赖喇嘛的坚定意志,不懂得藏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意义。中共当权派(如张庆黎之流)是一群穴居野人,是奉行丛林原则的杀生者,他们对藏族的倒行逆施正积累一层又一层罪孽,惩罚这些罪孽的时候终会来临。

    在屡遭挫折之后,达赖喇嘛萌生"退休"的意念。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考虑退休了,当拉萨"3.14"乱成一片时,他就明确提出,如混乱不能制止,自己只有退休。但他的左右、他的信众是不会同意他退休的。达赖喇嘛在藏族具有崇高威信,他不仅凭自己的宗教地位受到信众崇拜,而且,他以自己深邃的哲学、美学、人学、社会学的修养而赢得广泛群众的拥戴,他以自己致力于人类价值和社会和谐的不懈追求而赢得崇高的国际地位。他是藏传佛教的喇嘛、一位降临世间的神,但他的思想境界已经超越于喇嘛、超越于神,而成为人间的智者、和平的使者。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凡人拉木登珠将是不朽的。

    (200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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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林达:信任不必是西藏问题谈判的前提
    标签: 西藏
    ● 林达

    在複雜的民族問題解決過程中,信任不必是前提,"確信對方真�"不應是必要考量。在中方和達賴相互不信任的前提下,重啟談判和平解決西藏問題,靠得住的是有現實可操作性的做法 ( http://www.tecn.cn )

    西藏问题在上个月以特殊方式浮上表面,震动了中国和世界。此后,对西藏问题的民众立场、媒体表述和政府表态大多走极端,走得黑白两分。这种状态其实已经存在几十年。这次,因中国政府以影像公布了汉族平民的被殴和死亡,互联网使得中国民众集体介入西藏问题的讨论,才显得特别轰动。这也推动国际社会对双方表述的真相作出进一步探求,至今没有停止。 ( http://www.tecn.cn )
    当今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区域冲突应以和平谈判来解决,而不是依靠暴力抑或武力。中国境外存在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流亡群体,达赖又是中国境内外藏民共同的宗教领袖。因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西藏问题必须通过中国政府和达赖之间的和平谈判来解决。非常幸运的是,这个观点也是当事双方的共识。以前双方代表有过多次商谈,只是这样的接触中断已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再次进入具体操作。 ( http://www.tecn.cn )
    落实到具体,中方有个谈判前提。1970年,邓小平针对西藏问题提出,"只要不独立,什么都可以谈"。温家宝总理最近宣布,这一点原则从来没有被改变。在达赖一方,他曾长期持有西藏独立主张,可是达赖宣称,他改变立场已久,现在坚持"不采用暴力、不放弃谈判、不独立、只要充分自治的中间路线"。两头立场放在一起推论,似乎"不独立"前提已经满足,步入谈判应不成问题。可是,大家仍然没有看到重开谈判的曙光。 ( http://www.tecn.cn )
    再深入下去可以发现,中方要求的谈判前提,并不是达赖放弃独立的"口头立场",而必须是一个"真诚立场"。那么,达赖的"不独立"态度是否真诚?支持中方的认为,达赖表态是不真诚的,证据是达赖过去主张独立,转变诉求后,他周围仍有人公开表示,自治只是步向独立的第一步。同时,一些主张甚至从事西藏独立活动的人,和达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支持达赖一方,依据达赖无数次表态、也依据他们对达赖的了解、信任甚至信仰,认为达赖有诚实的佛教精神,人格高尚,劝说甚至指责对方没有任何理由不信任达赖今日宣言之真诚。其实,不必细究即可看出,这类争论假如被引入政治领域,是非常荒唐的,不仅永远都不可能相互说服,更不会引向任何具有政治可操作性的结果。因为一个人的内心"真诚"与否,常常无法检测。在疑虑重重、互不信任的政治对立双方之间,讨论不可证伪的命题,尤其没有意义。那么,是不是没有互信基础就不能谈判解决问题? ( http://www.tecn.cn )
    首先,要解决问题,最忌情绪化地纠缠历史旧账、绝对站在自己立场上看待对方。站在中间可以看到,作为政治诉求来说,今天双方诉求都有其合理一面,关键是如何通过商谈、妥协、协调,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达赖曾把独立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站在他的立场,并没有什么奇怪,问题是,在对方拒不接受的情况下,几十年下来,他无法得到他要求的结果。作为政治人物,他转而宣布不再寻求独立,而是希望通过谈判寻求自治,实质是他的政治诉求退了一步。论证达赖退一步的表态是否"真诚",没有意义,也无法精确论证。很简单,在一个不稳定地区,作为有号召力的精神领袖,他哪怕只是表面的和平宣言,都是值得欢迎的事情,总比他冲出去宣布号召暴力为好;对方有个宣称愿意和平谈判的首领,总比面对一群恐怖组织好,这是常识。同时,也至少说明谈判一方的台面起点在落低,于谈判本身当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 http://www.tecn.cn )
    同样,面对今天,西藏进入中国版图已经半个世纪也是一个事实。由于民族、宗教的差异和历史、现在的种种问题,形成这个地区不稳定。既然今天"不独立"是双方认可的前提、是中方守护的底线,那么,捧着一个看上去好象跃跃欲试的鸽子,担心一松手就飞掉,中方会感到紧张、越紧张越可能处理不当,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问题是每走一步,若出现双输局面,双方是否都有反省能力,争取下一步走得更好些。对中方来说,如何理解宗教、如何妥善处理自己的政治对手恰是民众宗教领袖等问题;对达赖来说,如何进一步预防自己一方失控走向暴力等等,双方都应还有检讨的空间。 ( http://www.tecn.cn )
    民族地区不稳定、冲突的情况在许多国家都出现过,各有复杂和难处。一开始不谈判的都是因相互敌对、绝对没有互信;不谈判的后果都是引发大规模暴力冲突;最后走向谈判桌,都不是因为某方开始信任对方"宣言真诚",只是双方都厌倦了太多流血,终于看到暴力不是出路,最没有希望的谈判最后也达到双赢。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 ( http://www.tecn.cn )
    12世纪中英国入侵爱尔兰。1801年爱尔兰正式进入英国版图,分属不同宗教的两个民族不断暴力对抗,此间英国人大量移民北爱,北爱族人大量外迁,在北爱成少数民族。1949年爱尔兰独立,北爱因英国人占多数而留在英国。北爱尔兰问题由此产生。虽然英国对北爱尔兰从1921年就实行地方自治,但国防、外交、财政、邮电和部分税收权归英国政府。爱尔兰民族派坚决要求加入爱尔兰共和国。爱尔兰政府对北爱有领土要求。1960年代至1990年代,北爱暴力冲突不断升级,1972年自治权被取消。国际间曾无人看好北爱问题和平解决。可是,事实证明暴力打不开出路,虽然对立双方没有互信只有仇恨,却还是坐到谈判桌前,使得和平解决之路一小步一小步往前走。 ( http://www.tecn.cn )
    1985年11月,经谈判英爱两国达成协议:爱尔兰政府有权就北爱事务提建议。1993年,两国"联合宣言":实现和平为第一步目标;所有政党只要停止暴力均可参加谈判;以协议合作方式结束爱尔兰南北分裂局面。1994年,在25年暴力活动后,爱尔兰共和军声明"无条件无限期"停火。1995年,英爱两国政府协议:建立有限权力的北爱议会,英国从北爱撤出驻军八百人。1997年,爱尔兰共和军正式停火。1998年,北爱各方终于达成结束长达30年流血冲突的和平协议: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但将与爱尔兰建立更加紧密关系,英国北爱地区和爱尔兰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高票通过北爱和平协议。1999年,北爱自治政府开始运作;当日,爱尔兰议会修宪,正式放弃对北爱尔兰长达几十年的领土要求。 ( http://www.tecn.cn )
    西藏谈判也经历漫长过程。从1959年至1979年中国政府与达赖一方没有任何接触。1979年1月,香港新华社社长李菊生与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会晤。1979年2月,嘉乐顿珠前往北京与邓小平等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会晤。1979年开始,达赖一方先后有三批参观团参观西藏,到1980年中止。1984年1月达赖一方的三人代表团到北京,谈判没有达成协议。1988年,双方曾试图开始谈判,却没有成功。1992年6月,嘉乐顿珠再次前往北京,谈判没有结果。2002年至今,双方秘密会谈六次,最后一次是2007年6、7月间,但是谈判均无结果。 ( http://www.tecn.cn )
    从北爱问题可以看到,谈判的对立双方能够互信固然是好事,可是不论谈判前,还是今后谈判中,"是否确信对方真诚"都不应成为一个必要考量。这对双方都是一样,中方不必信任达赖,同样也不必期待和要求达赖一方"信任"对方今天和未来的宣言。在相互不信任的前提下,靠得住的是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做法,第一,要谈,谈判中重视看得见摸得着放在台面上的声明、宣言、条约,不追究对方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心活动。第二,要能够妥协,走的步子要小,第三,取得的结果要务实,具有可操作性;第四,结果透明,具有可监督性。 ( http://www.tecn.cn )
    在互信尚未建立时,对每一步条约执行的监督,以及协调的中间平衡力量就极其重要。英爱两国政府曾共同組成独立监督委员会,观察监督共和军活动,定期提出报告。假如双方自身没有建立独立监督机构能力,国际社会就是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而任何想要在西藏和平上有所作为的国际力量,最起码要做到的就是建立维护自己的公信力、公正维护双方的合理利益。拉偏架的结果必定是失去裁判位置,也必定会反过来伤害自己所要帮助的对象。任何道义目标必定要通过双方协调的漫长程序来完成,假如伤害程序与公正,道义目标也无法达到。这也是一个简单常识。 ( http://www.tecn.cn )
    惟有谈判、形成协议、条约逐步履行,互信才可能慢慢建立。这只是期待中的可能结果,而不应是进入谈判的要求。而谈判能取得怎样的结果,不是取决于聪明计谋而是取决于双方智慧。今天很多人对解决西藏问题感到悲观,因为人总是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历史成果。可是,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历史难题,明白个人生命长度乃是历史长河之一瞬,可能是众人先要修得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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