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琼索南：来自远方的歌——给唯色

布琼索南①：来自远方的歌——给唯色

傅正明 译

我身陷一间灼热的房间
光芒在天花板闪耀，
一个皮沙发邀我
放松一下脊背，
可我的心在跳动，
奔向村边的小河
扶着皮绳小桥
随风摇荡，
在那布满灰尘的院子里
我被捆在一块石头上，
因为妈妈每天要在地里劳作。

这里的灰色房子盯着我。
列车上的人们
寒颤，躁动，疲倦，孤寂，迷茫，
盼望另一种生活版本。
我的心神奔向
那个蝎子山头旁边的村庄，
那里杨柳沙沙作响，
那里我曾困在一间着火的农家茅房。

此刻我是风中飘浮的
一株蒲公英的绒毛。

你怎么样，我的叛逆？
我看到你也陷在疯狂都市遥远的一角。
在昏黄闪烁的星光下
你的沙发邀你坐下了吗？
抑或是墙上的眼睛
盯着你全身肌肉的每一次抽搐？
我看到你的心流淌开去
奔向你群山之间的家园。
在蓝天下
在敏锐的星星注视之下。

我在远方歌唱
你和我都是格萨尔王的强弓
射发的鸣镝的碎片，
你和我都是雅鲁藏布江
浇灌的麦穗。

每一天打开互联网
我的心都会担忧
你失踪的新闻，
像卓玛加②一样被投进一间牢房
在他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成为书林一景的前夜；
像被带走了不知下落的加羊吉③一样
在她刚刚制作晚间新闻之后；
像那个在黑暗中被捕的说唱艺人④
在他的歌声融入风中之前；
像那个帕廓街的老妇人
跟着消失的是她转动的经轮。

我在远方歌唱
你和我都是密勒日巴煮过荨蔴的
瓦罐的残片；
你和我都是阿尼玛卿神山上
同一株柏树芬芳的落叶。

我在这里流亡，脸上皱纹加深了
树叶纷纷飘落。
你在帝国都市磨砺锋利的笔，
你的每一个词都测量过，
每一次呼吸都检查过，每一步都有人跟着，
可你的笔随着故事起舞，
以另一种语言传到我的耳边。

我在远方歌唱
你我是撒在同一首诗中的词语，
那是更敦群培⑤囚室里写下的绝唱；
你我都是雍日本⑥ 之剑碎裂的残片，
那是穿刺四月之夜的长剑。

有一天
你和我
将在幽暗的拉萨酒馆
吃碗“涂巴”⑦；
你和我将化作
雪狮
漫步在念青唐古拉山头。

译注：

① 布琼索南（Bhuchung D. Sonam）：生于西藏，从小随父母流亡印度，曾获印度巴洛达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现在美国波士顿一所大学深造，兼用藏文、英文写作，著有英文诗集《西藏蒲公英》（Dandelions of Tibet）和《二元冲突》（A Conflict of Duality, 2006），编有藏人以英文写作的诗集《流亡的缪斯：西藏流亡诗人选集》（Muses in Exile En Anthology of Exile Tibetan Poets）。

② 卓玛加：原北京大学某研究所研究生，2002年即将获得硕士学位之前，走访西藏各地并撰写《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次年流亡印度，一年后返回西藏，2005年被捕，以“骚动和颠覆国家罪”判处十年半有期徒刑。《骚动的喜马拉雅山》一书已由国际笔会西藏流亡作家协会出版。

③ 加羊吉：青海电视台藏语编导、西藏歌手、藏语作家，2008年4月1日被青海省安全部门拘押二十多天，后因“证据不足”，以取保候审的名义交付巨额罚金才获释，目前仍就职于青海电视台。2008年夏天，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她的专著《爱与痛的随想》。

④ 可能指青海果洛州著名说唱艺人达贝，在安多民间被称为“果洛达贝”，于2008年4月一度被拘押。

⑤ 更敦群培 (1903-1951) ：近代西藏的著名学者、画家、诗人、翻译家，西藏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师。1946年在拉萨以涉嫌“印造伪钞”的罪名被捕，实际原因可能是他在旅行印度期间卷入“西藏革命党”的活动。1950年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后大赦政治犯，更敦群培因此获释。

⑥ 雍日本：五○年代汉藏武装冲突中藏人眼里的康巴勇士，据米克尔·登海姆（Mikel Dunham）的《菩萨勇士》（The Buddha's Warriors）一书，雍日本于1956年4月在理塘寺战死。

⑦ 涂巴：一种西藏传统风味的面条，或称疙瘩面，拌有牦牛肉、白萝卜丝和藏式辣椒。

原文：

A Song from a Distance
(For Woeser)

By Bhuchung D. Sonam

My body is trapped in a heated room.
Light shines from the ceiling.
A leather sofa invites me
To let my spine relax,
But my heart runs
To that river by the village
That bridge made of leather thongs
Rocking with the wind,
That dusty yard where
I was tied to a boulder while mama
Worked in the field everyday.

Here grey houses stare at me.
The people on the train,
Frozen, edgy, tired, lonely, lost,
Wish for other versions of their lives.
My mind runs to
That village by The Scorpion Hill
Where the willow trees whistle,
Where I once set a farmer's hut on fire.

I am now a hair of a dandelion flying with wind.

What about you, my rebel?
I see that you, too, are trapped
In a far corner of a mad city
Under stars shimmering bright yellow –
Does your sofa invite you?
Or is it the eyes on the wall that watch
Every twitch of your muscles?
I see that your heart runs away
To your home in the mountains,
Where under the blue sky
Pointed stars watch.

From a distance I sing:
You and I are the fragments of an arrow
Shot forth from Gesar's bow,
You and I are the ears of barley
Watered by the Yarlung River.

Every day when I open the internet
My heart fears that there will be news
Of your disappearance,
Like Dolma Kyab into a cell
Before his Himalayas on Stir
Could be born to a family of books,
Like Jamyang Kyi taken away unseen
Soon after she produced the evening news,
Like that opera master captured in darkness
Before his songs became one with the wind,
Like that old woman from Barkhor
Who disappeared with her prayer wheel.

From a distance I sing:
You and I are the pieces of a broken pot
In which Milarepa cooked his nettles,
You and I are the leaves of a juniper tree
Fragrant in the hills of Amnye Machen.

Here in exile, my wrinkles deepen.
The leaves fall from the trees.
You will sharpen your pen in that city
Where each of your words is measured,
Each breath checked, each step followed.
But your pen dances with tales
Which come to me in another tongue.

From a distance I sing:
You and I are shattered words in a poem
Gendun Choephel wrote in his cell,
You and I are chipped pieces
Of Yurupon's sword that pierced the April night.

One day
You and I will have
A bowl of thukpa
In that dingy Lhasa hotel
You and I will be
Snow lions roaming
the mountains of Nyenchen Thangla

（原载《自由圣火》11/22/2008）

在“法制教育”的背后

图为2008年4月10日，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去拉萨甘丹寺向“法制教育”工作组和驻扎寺院的武警作指示（转自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网站）。


在“法制教育”的背后

文/唯色

3月以来，中国当局在藏地各寺院进行多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换了一个名称，叫“法制教育”。各藏地都编译了五六本藏文教材发放至各寺院，内容是中国的法律法规、3•14事件在当地的反响，等等。由警察和各单位抽调的干部组成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组”进驻寺院。在“法制教育”的名义下，许多僧尼被军警用武力驱逐出寺，剩下的僧尼也须接受严厉整肃。

如从4月10日起，拉萨三大寺都在深夜遭军警突袭，上千名僧人从各自僧舍被抓走，几乎都是来自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学经僧。4月25日，他们被秘密转移至格尔木的某个军队监狱，直至北京奥运结束才遣送各自原籍，从此禁止再回三大寺。一夜之间，上千僧人失去了修行与生活的场所，从世俗的意义上，那是他们的家。

随后，西藏自治区民族宗教委员会党组书记对媒体介绍色拉寺状况：“寺庙的各项宗教活动已经如期举行，佛事活动也已恢复正常，500多僧人的修行及生活也已恢复正常……”事实上，色拉寺僧人并非500多，而是900多，其中一半是从安多、康等地来学经的僧人，这是色拉寺自1419年建寺以来长达五百多年的传统，也是佛教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包括汉传寺院在内的所有僧团组织皆由来自五湖四海的出家人组成。但是，掌管寺院的中共官员称色拉寺僧人500多，显然将安多、康等地的学经僧一概排除，而这些学经僧被武力驱逐的事实，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近代惟有中共统治全藏地之后才频仍发生，尤以文革时代最甚。

从官方的“中国藏学网”上找到一篇文章——《藏传佛教传统的格西学位制度》，说“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学经和学位晋升制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格鲁派各大寺院的僧人来源非常广泛，不分民族以至国籍，凡愿入寺为僧者，按规定程序审查合格后，均按籍贯归入某一固定康村为僧。”这表明，寺院的僧团组织从不囿于某个地域的传统，当局并非不知。而当年的“旧西藏”，在拉萨三大寺学习和修行的僧侣，除了主体是藏人，还接纳的有蒙古人、日本人、印度人、中国人等等。当局不遗余力地批判“旧西藏”，但它领导的“新西藏”却将佛教传统支离破碎。

据原在哲蚌寺和色拉寺学经的僧人透露，实际上，当局驱逐外地学经僧的计划由来已久，但因寺院不从，迟迟未成。而寺院敢于抵制，也是从寺院本身考虑。被当局划在编制之内的僧人都不是外地学经僧，享有寺院发放的布施，在学习和修行上反倒是没有寺院布施也没有亲属就近支持的外地学经僧更为精进，更有成就。如果赶走他们，三大寺就只剩下虚名了。然而当局并无珍视传统的考量，年初伊始，驱逐学经僧的大棒终于落到僧侣们的头上。3月10日起，拉萨三大寺接连爆发成千僧侣请愿游行，实则与此有关。可笑的是，当局却以“法制教育”的借口来掩盖错误。需要补充的是，中国内地的汉传寺院依然允许外地僧人求学，继续保持汉传中“挂单”、“安单”的传统，如此区别对待，是否说明“法制教育”的背后，乃是针对藏传佛教而展开的有步骤、很全面的围剿行动？

2008-9-17，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一位色拉寺僧人写给中国主席胡锦涛的一封信

图为4月25日以后，拉萨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675名僧人被火车押送到格尔木的某个军队监狱，强制接受“法制教育”达数月。这是监狱给拘押僧人发放的藏汉文对照的“学员行为规范”。


一位色拉寺僧人写给中国主席胡锦涛的一封信

苦难中，呼吁关注西藏的一份请求书——致胡锦涛主席及有关领导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

我是西藏传统教育最高学府之一、闻名于世的雪域古刹——色拉寺的一名普通的出家僧人。我想在此陈述我在西藏许多寺院所耳闻目睹的情况以及亲身经历。作为一位公民，我有权向政府诉说自己的看法，有权向关怀民众疾苦的阁下表达我们的心声。

我主要想说的是：“3•14”事件的发生，难道是我们的责任吗？

自今年3月以来，以拉萨为主的大多数藏地掀起接二连三的抗议游行，包括抗议者在内的很多人由此陷入困境，经济损失严重，也有人员伤亡。在藏地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抗议事件，民心如此不安的原因何在？中央政府简单地把一切责任推到达赖喇嘛头上，断定这次抗议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煽动，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制造的”，这实际上是强词夺理，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及海外有识之士都谴责了这一行径。即便有极少数“分裂分子”不顾全体藏人的利益闹事，可为什么在祖国大家庭中，享受“翻天覆地”变化的广大藏族人民，会自觉自愿地加入到旨在和平情愿的抗议游行当中呢？如果认为“3•14”事件是在达赖喇嘛的教唆下，由拉萨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僧众发起，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经历的是：政府对藏人恐怖施威，逼迫僧人破除戒律，亵渎我们神圣的宗教。事实上，这次和平抗议游行是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选择的抗争，是一种向往自由的呐喊！在各寺院长年累月修持佛法的长者，尤其是年轻僧众们，认为跟以往发生的抗议事件大同小异，其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侮辱僧学，强行从寺院驱逐僧人。

身为出家僧人，研读佛理、实践佛教中的利他思想，是其一生刻苦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藏传佛教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所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一如既往地认为传承西藏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是藏传佛教各寺院，其中包括位于拉萨地区的三大寺。人们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到这些名刹古寺接受古老的智慧，教化求善的人性。可是，政府却罔顾求法者的虔诚信仰与求知欲望，非常武断地把僧侣人数统统限定在他们认为可以容易“管理”的数字之内；并且以种种借口，强行驱逐在寺院多年的僧人，责令他们不得在寺院继续求学，使得这些远道而来的僧人，只能在半途放弃学业，不得不返回各自原籍。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拉萨的三大寺，在康地的喇荣五明佛学院，在安多的阿坝格尔登等寺院，一直以来不断地反复上演着。政府派遣派出所警察和其他工作人员，不定期地对寺院所有僧舍进行突击检查，任意搜查僧人的行李，随意踩踏佛像、佛经以及其他佛教圣物，不尊重任何佛事供具以及僧人的袈裟法器等。

（二）、挑拨师徒关系，强迫与上师对峙。

在寺院中开展的诸多运动中， 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本来对于一个国家的公民和宗教信仰者来说，爱自己的祖国和信自己的宗教，是作为公民与信徒的基本准则。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其主要内容是胁迫僧人批判和侮辱自己的上师——达赖喇嘛。公民的宗教信仰权得不到保障，政府不但毫不理会，而且有意强制僧人批判民众敬仰的宗教人士，玷污神圣的佛教思想，由此招来僧人对政府的不满。多数僧人因拒绝政府的无理要求，誓死捍卫自己的信仰，或被强行驱逐出寺院，或遭到拘押。这种恣意破坏宗教信仰，故意扰乱僧人正常修学的行为，在藏地寺院与信教民众中引起极大反感，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政府批判达赖喇嘛，为何会激起藏地信教民众如此强烈的不满呢？这是因为达赖喇嘛在信教藏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在藏传佛教的传统理念中，达赖喇嘛被认为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化身，为拯救五浊横流的世人，尤其为保护在黑暗中挣扎的西藏人，他不断地乘愿转世，用佛的智慧和利他慈悲的爱心普度众生，为众生指明解脱痛苦的道路，所以达赖喇嘛在西藏人的心目中，是尊贵无上的如意之宝。在广大藏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当你拥有如意之宝，你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将会迎刃而解。达赖喇嘛对我们西藏人来说，就是这样的如意之宝。可是，政府为什么要这么顽固地强迫我们与达赖喇嘛作对并强求我们与他划清界限呢？政府为什么竟如此蛮横地剥夺我们千年流传下来的宗教信仰自由呢？政府为什么竟如此阻碍我们传承祖先留下的伟大文明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三）、三大寺的历史渊源。

作为藏传佛教和西藏传统文化中心的西藏寺院教育，至少经历了14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且曲折的岁月中，西藏的寺院弘扬并保存了人类文明中的奇珍异宝——佛教。公元14世纪，诞生于安多地区、后赴卫藏深造的佛教改革者——伟大的宗喀巴大师，在拉萨建立甘丹寺。在他的影响下，以佛教寺院为中心，理论结合实践即显密双修的修学风气，传遍整个藏地。宗喀巴大师将佛教的价值理念，融合于世人的日常思想行为之中，让人们了解到，如何去敬重为自己传教授业的恩师，推崇智慧与真理的普世价值；更让人们敬仰的是，他以佛陀的语录和古印度先哲所著的经典为根据，并以自己的无碍辩才与智慧，开创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先河。在宗喀巴大师及其弟子的努力下，旨在传播西藏传统宗教文化的三大寺院，在拉萨附近相继建立起来。

这些寺院的建立，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贡献，其影响力辐射到蒙古、满洲等藏地以外的很多地区。曾在拉萨哲蚌寺求学的安多僧人阿旺尊珠在安多创建名闻遐迩的拉卜楞寺（位于现甘肃省夏河县境内）；同样，曾在哲蚌寺求学的格尔登仁波切，在今天的四川省阿坝县境内建立格尔登寺；曾在甘丹寺求学的第一世夏•格丹嘉措，在今天的青海省同仁县境内建立隆务大寺。总之，在藏人聚居的安多、卫藏、康这三大区域中的格鲁派所有名寺，以及所有的德高圣僧和贤明智者，几乎都与拉萨三大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在三大寺的求法者当中，除了信奉格鲁派的僧众之外，还有萨迦派、噶举派、宁玛派、觉囊派以及古老的雍仲苯波教的信徒。

（四）、要实行名副其实的宗教自由政策。

然而，政府罔顾藏传佛教的悠久传统，忽略广大信徒的精神追求，严格控制寺院僧人，对一心求法学佛的僧人尤加管制，强行驱逐外来的学经僧人，这都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名存实亡的有力证据。

在“3•14”事件期间，全副武装的军队密不透风地包围拉萨三大寺，并且破门进屋，大肆查抄僧人们的私人物件，搜走达赖喇嘛的所有法像，拿走僧人们使用的移动电话和电脑，甚至连现钞也统统被没收。据悉在其他藏地，军警们还把达赖喇嘛法像扔在地上踩踏，或与垃圾一起烧毁。更令人发指的是，无端制造谣言，说有些僧人身藏菜刀作为武器，而制造谣言的目的，是为了诬陷僧人是“恐怖分子”，然后作为严厉打击的借口。

拉萨三大寺的多数僧人都被抓捕、殴打并被拘押长达五、六个月，有些僧人甚至连靴子、袈裟都来不及穿上，就被扣上手铐带走。在被非法拘押期间，许多僧人并没指责政府，也没有为自己鸣冤叫屈，而是通过正当途径，请求相关领导，释放他们返回原先的寺院继续闻思修佛法。可是，一次次的请愿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应验了藏人的谚语：“藏人毁于希望，汉人毁于多疑”。在被拘押五、六个月后，才被押送到各地派出所，由其“认领”，强迫僧人们返回原籍俗家，并被严厉警告从此不准返回原先求学的寺院。许多僧人在历经不幸之后，成为无家无寺的颠沛流离者。目前，这些无依无靠的僧人，在巨大的胁迫和痛苦中，正荒度着人生最艰难的生涯。

（五）、不能非法破坏和毁灭藏传佛教。

当今是知识信息发达的时代，政府本可以为在寺院求学的僧人提供佛学以及现代知识的教育，而不是让他们从时空上受到封闭式的管制，然而，政府制定的政策却限制了寺院的发展，如：

1、计划生育政策给地广物博且资源丰富但人烟稀少的西藏，带来的不但是人口上的危机，更限制了寺院僧团的数量。

2、政府制定的未满18岁不许出家为僧的法规，也限制了僧团的数量，更影响了僧团的质量。

3、对规模宏大且有良好学习环境的大寺院，政府严加控制僧人的入学率，这给有强烈求知欲的僧人无异当头一棒，失去千载难逢的修学良机。

而政府把宗教信仰自由，仅仅理解为信徒可以手持念珠在转经路上磕头，或者善男信女可以在山顶水畔挂经幡、撒“隆达”等，甚至把这些表面现象解释成中国正在执行真正的宗教自由政策（见政府制作的《从历史上看西藏》影片中）；把这些表面现象当作宗教信仰自由的证明到处宣传，这其实对国家、民族和宗教事业的发展毫无益处。

僧人在年纪幼小时被拒绝进入寺院接受正统佛学的基础教育，到成年后，即便允许入寺学习，学习的最佳年龄已逝去，所以很多僧人虽在18岁之后被允许入寺，苦学多年，但在佛教学业上的长进并不大，其结果是，佛教事业的未来之路越来越窄，传承佛教慧命已危在旦夕。而政府经常对外宣称，拨款维修了某某寺院的佛殿，举办了“拉让巴格西”学位的考试等等，而可以考取格西的资格，竟然首要是“政治过关”，并不是佛学有成。因此，实际上，这些都是非常表面化的与真正的佛教修学全然无关的“面子工程”。

与“文革”前的三大寺比较，僧人数量实则骤减十倍。如色拉寺在“文革”前有9900名僧人，现在只剩850多人；哲蚌寺以前有10000名僧人，现在只剩1400人；甘丹寺从前有5400名僧人，现在只剩400人。至于目前，三大寺因为许多学经僧遭到驱逐，剩下的僧人更少。按政府的统计，现在西藏自治区僧尼人数为74500名，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有1700余座，可是，真正有机会修习佛法、学习佛教理论的僧人，其实只占所有僧人的百分之十。若不懂得佛法及佛教理论，怎能继承和弘扬藏传佛教呢？而不尊重宗教信仰权益的社会，又如何能够把“和谐社会”的理念普及到雪域高原呢？

（六）、藏传佛教寺院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或旅游观光胜地。

政府投资大量资金修缮寺院，确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好事，但是政府更需要加强寺院教育事业的力度，让传统悠久的佛教文化发扬广大，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展示党的宗教自由政策之光芒，得到广大藏族人民的衷心拥戴。然而，如果将藏传佛教寺院，仅仅当成一个文物保护单位，这就过分简化了佛教寺院作为文化中心的功能。若是这样，现存的所有寺院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因为违背了当初创建寺院的目的和需要。

每一座寺院创建的目的，在于传播佛教文化的精髓。西藏佛教寺院的形成，是藏族先哲们融会贯通佛陀智慧的奥义，以及通达古印度哲人们的思辨之后，结合藏地独特的历史环境和人文景观，逐渐在雪域高原形成了传播大乘佛教“智慧与慈悲”理念的寺院体系。传播奥妙深意的佛教原理，通过对佛法的闻思修，为芸芸众生指明离苦得乐的根本。当然，转绕佛塔，磕头礼拜，进香供养，朝礼圣地，挂经幡，瞻仰大德遗容，以及修建寺院、雕凿佛像和绘画唐卡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能够消除我们的业障，积累一些世俗的功德，但是佛教的慧命必须通过经院哲学的系统教育，必须通过切切实实的闻思修，才能最后证悟佛法。因此，如果把佛教寺院当作文物保护单位或旅游观光胜地，那么寺院的作用就消失了，还不如由政府投资修建一些陈列文物的博物馆更合适。

（七）、歪曲真相和分裂民族的罪魁祸首不是我们。

在关于“3•14”事件的宣传中，常常可以看到几个身披袈裟的“僧人”在拉萨街头“打砸抢烧”的镜头。这些精心拍摄的镜头，在国内外的新闻媒体中反复播出，给世人制造西藏僧人在拉萨街头“打砸抢烧”的效果，留下了抹之不去的遗憾和阴影。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3月10日至12日，拉萨三大寺的僧众以和平方式请愿游行，遭到全副武装的军警围攻。这也是我的亲身经历，我们手无寸铁，却被军警发射催泪弹，并用武器野蛮殴打，而这些可怕的镜头，从未在新闻媒体中出现过。反而，我们为消除催泪弹的毒气，往自己身上浇水，被诬陷成僧人向军人身上泼水。媒体还伪造个别僧人手里拿着石头的照片，作为西藏僧人暴乱的证据大肆传播。这种不顾事实的歪曲报道，说明政府部门的有些官员，习惯弄虚作假，这是他们心胸狭窄、推卸责任的表现，实在让人恶心。

我们希望并相信历史能够澄清所有的事实。现在，听说在中国内地很多城市里，看到身穿袈裟或藏服的人，会报以异样的目光，甚至很多宾馆饭店拒绝给投宿藏人登记。那些利用媒体的传播来歪曲事实、肆意破坏民族感情的人，虽然平常总是巧舌如簧地宣传“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但在民心不稳的紧要关头，却故意挑拨民族之间的矛盾，他们如此所为，居心何在？

（八）、人民期盼的不是政府的口头承诺，而是实际行动。

目前，中国政府对各个宗教提出新的要求，即宗教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这个观点很好，有助于社会的和平发展。但是任何一种理论及观点，一旦脱离了社会实际，不能直接服务民众的时候，其意义便化为乌有。宗教也是从社会发展中产生，从历史进程中演变过来的，所以，宗教事业随着社会同步发展是其本身长盛不衰的保证，归根到底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然而如果不培育德行崇高的佛教人士，如果不给予名副其实的宗教自由，却空口高喊“宗教要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根本解决不了实际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及相关领导的明智决策。为此，我们在令人寒心的旷野中，急切盼望中央政府实事求是的政策的光辉，普照到我们生活的土地上。

最后，我祈祷：祝愿国泰民安！祝愿各族人民团结友好！祝愿自由的阳光照耀中华大地！

扎西德勒！

色拉寺僧人 更敦巴（化名）

2008年10月7日，于被逐出色拉寺的颠沛流离中写。


（注：信的原件是藏文，见藏文网站Khabdha。信已译成英文，见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2008/10/sera-monks-petition-to-hu-jintao.html。中文译者佚名。）


这是格尔木军队监狱给拘押僧人发放的藏文的“学员行为规范”。





这几位僧人是色拉寺的学经僧，3月10日，因在大昭寺广场前和平请愿而被捕，至今仍在拉萨狱中。当天有色拉寺抗议僧人14名，全部被抓。

喇嘛久美的入狱史

图为喇嘛久美于2006年2月，持护照去印度接受尊者达赖喇嘛传授的时轮金刚灌顶，并拜见尊者达赖喇嘛。自此之后，他的命运发生转折……

喇嘛久美的入狱史

一、喇嘛久美的简历：

久美：42岁。拉卜楞寺僧人。法名久美江措，身份证名久美，外号久美果日。老家是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九甲乡录堂村。他出身农家，13岁到拉卜楞寺出家为僧，会弹洋琴、吹笛、绘唐卡、做酥油花和沙坛城等。曾经担任“喇嘛乐队”队长、拉卜楞寺喇嘛职业学校校长、拉卜楞寺寺管会副主任。他的父亲早逝，有母亲、姐姐、弟弟、妹妹等。母亲现跟弟弟住在一起。弟弟的儿子桑杰嘉措，从小跟喇嘛久美住在寺院，今年14岁，也出家为僧。

二、被拘押的经历：

1、第一次被拘押

2006年1月，喇嘛久美持护照去印度接受尊者达赖喇嘛传授的时轮金刚灌顶，并拜见了尊者达赖喇嘛。他回到拉卜楞寺后受到当局怀疑，于当年4月被甘南州公安局抓捕，关押四十多日后因证据不足获释，重返寺院。这是他第一次被拘押。他当时被没收现金上万，是为其他寺院缝制帐篷的筹款，至今这笔钱未归还给他。

2、第二次被拘押

今年3月14日和15日，夏河县僧俗响应拉萨抗暴事件，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15日被镇压，随后许多僧俗遭到抓捕。喇嘛久美当时在自己僧舍中，并没有参与这两日的抗议游行，却被当局怀疑是策划者，从3月22日起，他被无端拘捕、刑讯逼供一个多月，差点死在审讯室里，后送医院抢救治疗方活下来，后以“取保候审”的名义回到寺院。

当时喇嘛久美被抓走三、四天后，他的弟弟索南才知道他的下落，就带着被子、衣服和食物，天天去夏河看守所探望，可是看守所不承认关押了喇嘛久美。二十多天后，索南才又知道喇嘛久美被关押在临夏看守所，这是一个因刑事获罪而释放的回民告诉他的。得知消息后，喇嘛久美的弟弟当天就赶到临夏，但临夏看守所却不承认，他只好回去。一个多月后，索南接到公安局通知，在临夏的一个军队医院见到了昏迷不醒的喇嘛久美。而喇嘛久美的母亲是在多日之后才知道儿子被抓，是邻居从RFA节目上获悉后告诉她的。索南的儿子、跟着喇嘛久美出家的桑杰，从小到大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但自从喇嘛久美被抓之后，不敢一个人睡在家里，别人也不能当他的面说起喇嘛久美，一提他就流泪。

喇嘛久美被拘押、治疗近两个月的情况：

（1）、在夏河县武警招待所关了3天3夜。一人一房间。一个武警持枪对准久美说：“这个枪是专门给你们阿老（对藏人的蔑称）制造的，你跑一步，我给你嘣地打一枪，打死了，就把你垃圾堆里扔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管你。”

（2）、在夏河县看守所关了3天3夜。约有十几间屋子，每间屋子关了十多人，当时那三天，在这个看守所至少关了上百人，随后分散到其他地方关押。而看守所继续关押随后抓捕的藏人。久美的房间里关了十个人：昂曲的两个牧民、科才的一个牧民、万科尔滩的两个农民、玛当乡的农民、扎右乡的两个农民，只有久美一个僧人，都是夏河的，与3月以来当地的抗议事件有关。

（3）、在临夏市看守所9号房关了28天。一个牢房十多人，两个汉人是偷盗罪，七个回民是偷盗罪，还有一个回民是阿訇。只有久美一人是藏人，是僧人。28天中，审讯三次，每次都被黑布蒙住头，被警车带到“河海宾馆”。在一个标准间中有老虎凳，一个会说藏语的汉族警察（名叫张展民）和两个东乡族警察审讯久美。第一次审讯一天一夜，第二次两天两夜，第三次三天三夜。喇嘛久美受到酷刑。

（4）、在临夏市戒毒所关了2天2夜。戒毒所在临夏市与夏河之间，有三十多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数十个警察。甘南州成立专案组审讯喇嘛久美，其中没有藏人干警参与。喇嘛久美被认为是3月14日和15日在甘南州夏河县发生的“甘南事件”的“第二号人物”，说他是策划者、组织者。说他与境外“分裂集团”有联系，与境内异议人物有联系，曾经是寺管会副主任，而且接受过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在“甘南事件”发生之后，继续与外界有联系。喇嘛久美在这里受尽酷刑，直至被毒打得昏死过去。

（5）、在临夏市的解放军第七医院，6天6夜才苏醒。医院下病危，当局通知喇嘛久美的家人说他有癫痫病、心脏病、胃病，正在住院治疗。但是喇嘛久美说“我以前身体好得很，我没有这些病。”他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才得以出院。

（6）、最后，当局是以“取保候审”的名义暂时释放喇嘛久美的。“取保候审”的时间是一年。有若干限制，如不能外出、不能迁徙、不能接受采访等等，如果有违就会遭到重罚。“取保候审”是当局对付因3月事件而被捕的许多藏人的惩罚措施，包括交纳多达数万的罚款。专案组警告喇嘛久美，不能对外说他被打被抓，不能说被打经过，只能说生病住院治疗。

3、第三次被拘押

今年9月3日，喇嘛久美在公诸于世的一卷录影带中，一人面对镜头诉说长达20分钟，用真的面孔真的声音真的名字，对今年3月以来的西藏事件提供了完整的证言，表达了身为普通藏人僧侣的希望。
（见http://www.voanews.com/tibetan/archive/2008-09/2008-09-03-voa1.cfm）。

在录影带被美国之音藏语电视节目播出之后，喇嘛久美在长达近两个月内音讯全无。有人说他已经藏匿起来，但有人又说或被软禁。但显然他后来返回寺院，因为在11月4日中午约1点，有七十多个军警（其中有夏河县公安局的警察）突然包围他的僧舍，是从他的僧舍将他抓走。目击者说，僧舍外面有军车和警报鸣响的警车。截止今日，已经整整17天，他下落不明，未来情形也不明……夏河县公安局对喇嘛久美的家人声称不知道情况，也不参与此案，只说喇嘛久美是被甘肃省公安厅带走的，可能关押在兰州。喇嘛久美的家人惟有以泪洗面，在恐惧中度过每一天。

希望国际媒体和国际人权组织以及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等机构，为喇嘛久美早日获得自由而呼吁！！！



2006年5月，喇嘛久美第一次被拘押获释后在自己的僧舍中留影。



拉卜楞寺的墙上还依稀残留着文革标语的痕迹。



去年夏天。喇嘛久美和他的侄子也是他的学生桑杰在一起。



喇嘛久美的僧舍院落。



这是今年夏天，开在僧舍院落里的花朵。



拉卜楞寺的大经堂外面，僧人们在经堂里上课。



今年3月15日，在夏河街头，拉卜楞寺僧众与当地民众举行大规模抗议游行。



4月9日，拉卜楞寺有三、四十个僧人在外媒记者来访时，突然间，举着自己绘制的、十分拙朴的雪山狮子旗跑出佛殿，呼喊道：“我们要求人权；我们没有人权……”。而那些僧人，数日后大多被抓，遭到毒打，有一个僧人的腿被打断，至今难以行走，有几个僧人，嘴里被插进电棍猛击，以致精神失常。



喇嘛久美于3月22日被抓走，等家人见到他时，已是一个月后，在医院。从夏河县看守所转移到临夏市看守所时，他身上的袈裟被装在一个口袋里扔了。然后给他换了一套不合身的衣服。上身就是这件躺在病床上穿的毛衣，裤子很小，根本扣不上，只能用手提着。他们就是这么来羞辱喇嘛久美。



医院里的喇嘛久美。



“取保候审”后回到寺院，喇嘛久美留着狱中蓄积的须发，重穿袈裟留影。在他的僧舍里堆满了洁白的哈达，都是寺院僧人和当地百姓敬献给他的。



看上去安静的拉卜楞寺，有多少僧人还在狱中，有多少僧人在逃……？



喇嘛久美与师兄在风景如画的山上诵经。



喇嘛久美的笑容。



喇嘛久美的老母亲操劳一生，在儿子被拘押的日子里，她非常坚强。



喇嘛久美勇敢地做出了为不公正的事件作证的抉择。



弟弟和母亲家的屋顶。喇嘛久美身后那高高的、翠绿的山上，有他的闭关房……而今，喇嘛久美，你在受着什么样的折磨？

境内藏人对“全球藏人特别大会的五点建议”

这份“五点建议”，是网友匿名贴在我博客上的留言。专门做一个帖子，贴在这里。图片来自拉萨，是一位僧人前年拍摄的雪中圣殿——布达拉宫。


境内藏人对“全球藏人特别大会的五点建议”

我们作为中国境内的藏人，根据认真、慎重的思考和讨论，对本次特别会议提出以下几项提案，请大会给予考虑并向大会全体代表通报我们的意见。由于现实的状况，我们采取匿名的办法，提出以下五点意见。

1，强烈要求中国中央政府立即停止对达赖喇嘛的妖魔化和无耻中伤。达赖喇嘛是全体藏人所崇敬的精神领袖和根本上师。任何对达赖喇嘛的人格、精神的侮辱和妖魔化就是对全体藏人人格、精神信仰的侮辱。

2，强烈反对在中国境内已经开展，并正在全藏区普遍开展的所谓批判达赖集团的宣传和活动。

3，强烈呼吁中国中央政府立即释放314事件涉及的民众，公开向他们道歉赔偿。正式完全透明的公开本次事件的全部真相，允许媒体采访。

4，强烈要求在西藏言论自由。

5，呼吁一切藏人坚定的继续坚持和拥护达赖喇嘛的主张，“和平、非暴力”与中央政府谈判，最终目标解决藏人真正获得和实现中国法律条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的自治权利。

最后我们向尊者达赖喇嘛顶礼！我们盼望您尽快回到拉萨，我们爱您！

108位藏人学者

2008年11月20日

晋美朗嘉的文章：请让我们的达赖喇嘛归来&猥琐的威权

今年3月以来，在全藏地爆发藏人大规模抗议之后，当局动用枪杆子和笔杆子猛力镇压。在4-5月间，博讯网上出现了一位署名为“晋美朗嘉（北京）”的藏人，连续发表7篇文章，总计3万多字，分别是：请让我们的达赖喇嘛归来；幽灵的“力量”——藏地风暴的背后；就有关西藏事件的宣传工作给中央政府提的一些意见；道德的砝码——谈公平对待3·14事件中的责任一方；饮鸩岂能止渴；黑夜不会总比白昼漫长；猥琐的威权。

我和许多人一样，除了从文章中看出晋美朗嘉是跟我们一样，生活在“猥琐的威权”之下的藏人，而且很可能是在这个体制内的藏人，除此之外，我们都不知道晋美朗嘉是谁。但我们都被他的文章深深打动，因为他写下的，正是我们想要表达的。在内心泣血的日子里，我们需要的是让世人听见博巴（藏人）的声音，而晋美朗嘉发出的就是这样的声音。如今半年已过，我从他的7篇文章中选出开头一篇和结尾一篇，再次贴在我的博客上，既是重温，也是印证。

另外，这张照片，是我拍摄的一位在北京读书的博巴，他佩戴着尊者的法像，坚持着不变的信仰。

* * *

请让我们的达赖喇嘛归来
文/晋美朗嘉（北京）

3月份开始的藏地和平抗议中共对藏民族进行宗教和民族迫害的风暴向世人展现出了令人痛心的悲剧性，这些悲剧性表现在两个不同的方面，从藏民族来看，是大量藏民在和平抗暴斗争中被中共军警的各种“非杀伤性武器”（包括监狱里的拳脚棍棒）和杀伤性武器致死致伤、事发地藏人僧俗包括言论权在内的各项基本权益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完全剥夺、由于中共的媒体和御用“学者专家”的厚颜无耻（参见3月28日《西藏重大事件：一流评论家集体沉默》文中所提数人）而又缺乏智力的谩骂诋毁在世界范围内造成藏人和藏传佛教的声誉受损、达赖喇嘛遭到自治区中共书记张庆黎等人恶妇骂街似的人身攻击、冲动而容易授人以柄的非官方组织如藏青会等被中共威胁要定位为恐怖组织、藏地许多亲和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的藏族干部受到各种威胁和压制，等等；而在中国这边，悲剧则表现在，在中国政府自89年之后的20年间，民主、自由、人道等崇高价值理念仍然受到长期一党执政的中共的粗暴和非理性的践踏、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公民的诸种权益和藏人一样受到严重损害、在妄称以国家面目出现的媒体论断中依旧充满低智化的欺骗和诈计，充满着不负责任和不计后果的煽动和挑衅、部分国人由于没有任何理性基础的狂热的大汉族主义或民族主义而发起的对藏人和藏传佛教的憎恨迅速蔓延开来，等等。

二十一世纪原本应该是一个对世界对中国都充满良性发展机遇和前景的世纪，在西藏问题上，原本是一个应该在中国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之间达成互谅互惠的协定的时候，但我在这场藏地风暴中忧虑地看到，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对谈及其结果至少在近期看上去是极为困难。弱小藏族如何在自己文化和宗教不受破坏甚或毁灭的情况下得以延续，甚至如何在自己的命脉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得以延续，作为佛法之地的西藏如何能摆脱开没完没了的世俗骚扰（以几乎是不加约束且受到政府鼓励的汉人盲目长期的商业行为和旅游观光剧增为甚，附带有其它种种不良影响，世风渐渐败坏）并让自己和以前许多世纪一样成为一个纯净、安宁、安全和珍藏佛教理想的净土呢？这次3月风暴是这些年来一直压抑着的藏族民情的一个阶段性爆发点，它表明，藏族几乎已经快绝望于中共根本没有诚意进行和达赖喇嘛的对谈。只要是对谈的机会不存在，达赖喇嘛便不能回来，中共错误的西藏政策将会以一种毁灭性的速度迅速侵蚀全部藏地，彻底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摧毁佛法，以复杂多余的上层建筑覆盖掉藏民族自治的观念和前景，如此，藏民族何以保全呢？

我以为，中共中有许多人害怕达赖喇嘛回来，原因有这样几点。

首先，他们很担心广受崇敬的达赖喇嘛一旦回到了他自己的土地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中共最看不得异己的人或组织对自己的强权威势有所挑战，尽管这种挑战也许根本不是刻意所为。简单地说，中共现在在所谓的意识形态上已经不得民心，自治区的社会局面很大程度上是以物质性的手段强行维持的，这样，这种政府便很恐惧藏人的民心归向达赖喇嘛，那会是让中共特别忌恨特别尴尬的事情。共产党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允许一个有着“真正自治”的西藏自治区（先不提“大藏区”）存在，不论达赖喇嘛担任不担任公职，都必将成为包括藏人在内的许多人心之所倚，众望所归，即便这种心之所倚众望所归的基础是深厚的藏传佛教传统而不是达赖喇嘛的那一点起码的政治诉求。共产党曾利用人心向背搞过革命，深知其利其弊。失去人心，即便地盘广大，金钱盈库，仍是敌不过据小地盘而得大人心的对手，一旦冲突，其必败也。

第二，允许达赖喇嘛回来，还意味着达赖喇嘛这一世系（并且逻辑上必将牵带班禅喇嘛世系）将实际上在不受中共辖制的情况下发展，转世灵童、寺院管理、政教关系等等都不再是中共说了算的。中共里有些人死要面子，虽然可能永远也搞不清真正的面子是什么，会极度恐慌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且，如果达赖喇嘛回来后在藏地行使他们已经成功行使了不少年的民主化的社会管理的话，那么中共更会因此觉得假借中国之名而在藏地搞的主权诉求的实践又受到了威胁。其实，藏地的主权表征也就是像达赖喇嘛所说的那样，由中央负责国防和外交事务就行了，这实际上已经很充分了，但共产党是不可能满足于这种控制的，它有一种奇怪而难以解释的意识形态心理，显然是不懂现代国家管理方面的理论了，它以为把社会和公民管制（请注意我用的是“管制”，而不是“管理”）到极细极微的程度，心里才有底，现在都管到居委会和乡村一级了；所以它害怕，万一威望崇高的达赖喇嘛回来后，西藏社会在结构和管理理念上有了什么变故，即便不会进一步涉及到中国政体结构方面的问题，也恐会连锁影响到共产党对中国的整体统治。

第三，中国中央政府信念涣散而效率低下的行政管理机构及一些所谓政府智囊，其实直至现在都没有一整套由真正的行政管理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专家（而不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投机钻营的文化吹鼓手们）参与制定的长远的西藏问题解决方案，也没有任何真正有效的应急测评和控制机制。在权者绝大部分都在混日子，有一套既定的说法对他们来说是很方便的，任何理论上的风险和实际上的风险都是不能担当的，那样的话，自己好不容易弄来的职位和这个职位所带来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利益就没有了，请记住，中共是一个思维态势很固化的“农民党”（但现代真正的农民恐怕要比他们强太多），在被其组织化了的大多数干部心中，个人的物质利益（名利兼有）是最重要的。此外，如果中央真的要向有利于事件最终解决的方向上进步，也就是说，要和达赖喇嘛对谈，最终请达赖喇嘛回来，那么这帮人将不会再在现在的行政岗位上驻留，无论在中央一级还是在自治区一级，利益更会严重流失，说不定还会因自己曾有过的愚昧恶毒遇到其它麻烦，所以，他们也是怕死了达赖喇嘛回来。

在这种心态下，在西藏问题上，大的事情如和达赖喇嘛对谈，充分反映出了中共官僚的不负责任（死拖硬耗）和目光短浅（以为把达赖喇嘛拖到过世便可为所欲为），各智囊机构完全不愿意诚心为谋，以整个中国的大局前途为重，而是沿袭再沿袭喊了多少年的口号，没有解决事情的智力、善意和能力，也打从心眼里不想解决，于是干脆彻底放弃了从智力、善意和能力上去积极解决的可能，只留下强硬的包括武力解决在内的强势解决的一条路（等到达赖喇嘛过世后对付群龙无首且怨怒横生的藏人暴力分子或其他藏人）。的确，在只能感性对待问题的中共眼里，枪和子弹的使用是最不需要费脑子的了。小的方面如这次3.14事件，一旦事起，局面便一下子显得似乎不可收拾，对于这件事我宁可不把它朝阴谋论上想，虽然这样想也是合情合理的，毕竟，3月初就开始如临大敌地备战了，人力物力财力火力都可谓足够，却在3月14号出了问题；那么如果不向这种阴谋诡计方向来想的话，就是各相关单位工作失察、行政不作为或是在应对突发事件（细想一想，到了3月14号发生的事情应该不属于突发事件了）时严重缺乏效率，另外，从意识上讲他们根本不怕事态恶化，事态恶化，处理起来反而简单，刀兵相见嘛，但这种越来越简单的麻烦会使达赖喇嘛的回归变得难上加难。

第四，中共部分人还担心的是，如果允许达赖喇嘛回来，那么共产党必须对历史有一个交待，在以前的政策和宣传下，达赖喇嘛被对待为“分裂祖国”的敌人，被对待为“藏独”的领袖，现在却被允许回国，这种观念上的变化须向许多藏汉官民、军队官兵，向其他的中国公民和全世界做出合乎逻辑的真诚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对于中共的许多人和许多利益群体来说将异常困难，因为它必须承认以前对达赖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不负责任地攻击过，它必须承认以前是千方百计地要把达赖喇嘛诬陷成“分裂祖国”的“藏独分子”，中共中除了少数有真正政治智慧的领袖级精英外，其他人是绝没有这个勇气的，因为这会给它自己的形象和公信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第五，中共集团中有人还存着一种很大的忧虑，怕达赖喇嘛回归之后将会出现一个极度失落的汉人群体（也会间杂有少数藏人），遍布各个阶层，他们会有被出卖的感觉。可以肯定，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这样的群体必定出现，这不光是利益和权势丧失引起的失落，而是一种被辜负感和受骗感引起的失落，但怪来怪去还是要怪自己缺乏远见和工作的失误。这些年来，为西藏工作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官民不论从事何项工作，在实际上已经置身于并担当起中共一直鼓吹的“维护藏区稳定”、“发展西藏”和“反分裂”斗争的“历史重任”了，去地理条件恶劣的西藏本身就是一种牺牲和奉献，在他们的意识深处，这是为了国家（其实是为了共产党一党之私）。如果达赖喇嘛回来，“反分裂”——至少是传统意义上的反分裂——已不复存在，他们会看到，理智的西藏地方政府也不需要盲目地发展，藏区的稳定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世俗力量的介入，这时，汉人官民会知道他们的牺牲，甚至是几代人的牺牲，都白费了。中共在遇见到这样的结果时，必然害怕汉族人众的怨恨会以其它管道爆发出来。

现在看来，只要是中共继续用那些非理性、非人道和能力低下的官僚们掌权的话，达赖喇嘛的回归几乎是不可能的。达赖喇嘛不能回归，原因就在于和他打交道的对手是一个没有理性、没有勇气、没有责任感和没有未来的无素质的党棍团体，但是其内心深处却对西藏人民的未来，对达赖喇嘛所领导的事业的未来充满恐惧，所以极力阻挠达赖喇嘛回到家乡。

既然根本不想达赖喇嘛回到故乡，那么所谓的对谈也就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状：自2002年以来的6次会谈终究是毫无结果，藏方代表苦心准备的交流计划一次次落空。苦等的藏人心中痛极，而中国因为这一次又一次的错误也为自己埋下了可怕的包括民族危机在内的诸多政治危机的种子，一旦有了时机，这些种子将开出真正的恐怖之花。

但是，要说目前西藏问题的解决已是进入了一条无可变更的死路也不尽然，我们看重中国，如果执政党可以真的像他们所宣扬的那样为国家做事的话，那我们也不会反对中共。理性、人道、坦荡和自信的管理阶层是不会有对西藏高度自治的恐惧的，因为他们会清楚地看到，达赖喇嘛已经愿意把国防和外交事务这样高度的现代国家的主权宣示由中央放到藏地，实际上，这比上元朝直至民国时期都是一个极大的变化，那时中央政府因为一种基础厚重的檀越关系而和西藏地方政府保持着非常富有亲和力的联系，哪会有那么多驻军？那么，既然显示主权的军事力量和外交权力都已经得到了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及绝大多数藏人面向全世界表达出来的认同，那么把宗教事务、文化事务、社会行政事务等统统交给熟悉藏族人民的藏族自己来处理有什么不好？这不是一条很经济很便利的道路吗？如果在获得中央允许的自治以后，在法治这个参考系下，仍有藏人以不当方式寻求西藏独立，那就是在背离达赖喇嘛的教诫，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打我们藏人自己的耳光，我想包括藏族政治精英在内的绝大多数藏人是不会答应的，而且如果有充分的自治可以让我们保全我们的文化和宗教，可以让我们安宁地生活，可以充分地尊重我们的各项权利的话，彻底的独立对我们来说也许是根本不必要的。

所以，现在对于中共来说，首要之计是从国家大局出发，弃绝一己之私，以诚意、善意和责任心与达赖喇嘛进行真正的对谈，立即，马上，不能再有犹豫。除非有人想毁掉整个藏族，否则他就应该请达赖喇嘛回来，达赖喇嘛是我们藏人心中的明灯和眼前的方向。

同时，请不要再践踏达赖喇嘛的画像，请不要再强迫我们辱骂和诬陷他，请不要再用比刀刺和火烧更狠的方式伤害藏人的心，我们已经被伤透了！

我们需要民族和解，我们想在自己的寺院和家中平静地、没有任何紧张地生活，现在只要中央政府做出明智的努力，这一切平淡的希求应该是可以达到的；我们仅仅是想让达赖喇嘛——我们的父亲——离我们更近一些，在他还在世的时候！中央政府经过对谈后应该让他归来，虽然这需要时间，但是没有理由太长；我们不是特别喜欢物质世界的花天酒地和灯红酒绿，我们喜欢看到宁静的寺院和桑烟，听到虔敬的诵经声，看到在一片温柔土地上的清澈的蓝天。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么汉藏两族又会像以前许多世纪以来那样相互融洽地生活，藏族文化会真正地得到继承弘扬，继续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西藏民族也会继续在雪域高原上快乐地生存着，而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也会因为西藏问题的良好解决赢得来自全世界的更多的好赞，中国和它的执政党也都会为当代全人类的健康发展做出他们长期没有能做出的真正的贡献。

2008年4月某夜，泣书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4/200804111639.shtml


猥琐的威权
文/晋美朗嘉（北京）

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之间的第七次对谈在一个远离西藏的浮华之地进行，持续了不到一天，4日白天开始，结束于当日黄昏；在我的眼中，这是一个真正沮丧的黄昏：和许多朋友预料到的那样，中共除了丢下一句空话——下次合适的时候再谈——之外，没有为这次机遇难得的对谈带来任何有益的结果。

包括极少有识见的中央高层在内的温和派被无赖势力再一次打败。但如此玩弄和践踏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关注西藏问题之解决的殷切期许是中共内政外交上的一大危险败笔，自以为走得高，实际上在盲目之中已经到了悬崖之上，再不摘下自欺欺人的眼罩，再不勒马，后果不见得好看。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政府，哪有这么干事的？倘若整个对谈只是为了面对面训责对方要是驯服一些的话下次还会赏脸给机会继续“接触磋商”，那么开一个电话会议也就把事情说清楚了。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嘉日洛地和格桑坚赞来了，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机会（当然中共以前已经糟蹋过若干次这样的宝贵机会了），作为中央政府，应该能与西藏代表有持续的接洽和彼此对问题见解的充分透彻的交换，应该有更高领导的接待与倾听，应该有在藏地进行的实地考察，等等，不应该只是为了应付日本（日方对胡锦涛访日提出了有关西藏问题的要求）、欧盟、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压力做做秀的，又不是一个演砸了就能跑掉的假戏班子，“大国形象”在那儿，这么不负责任地处理严重事态，就让人完全没有办法高看这些执政者的道德信用和政治素质了。

我和周围的一些藏汉朋友曾对这次对谈寄予厚望，并曾为出现真正有益于双方的结果而祈祷，但现在看来，对中共积极诚恳地和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一起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定性为我们一厢情愿的善意的幻想，至少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是如此。虽然我一直在体制之内从事民族工作和民族问题研究，深知中共这方面的许多错误观念和造成的严重现实后果，但从长远计，总希望中国政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缓慢的进步，总希望中共会利用一个好的机遇自我改进或作良性变革，但这次中共的政府行为使我相信，在二十一世纪，这依然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完全没有责任意识、没有公信力、智力低下得令人匪夷所思的无赖政权，它根本没有脑力去想清楚，再把西藏问题的解决这样拖下去，今后是否有能量去解决未来出现在藏地和整个中国的危机，尤其在达赖喇嘛过世以后？

我不得不相信前些日子尽力不让自己去相信的事情：“泱泱大国”数天前面对全世界做出的对谈表态最终证明只是一个龌龊的玩笑，一言既出，全世界那么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那么多政治领袖都曾对这种表态诚挚欢迎，境内外的藏族兄弟和无数关心西藏问题的汉族兄弟和外国公民都对这种表态充满热望，但事实证明是一场空，再一次令藏人心碎。

但想一想，其实并不奇怪，没有一个真正想让问题解决的主脑在控制对谈，怎么能期待它成功呢？正要谈的时候，政治局一直指导统战工作的贾庆林跑到罗马尼亚去了，刘延东又有其它事情，新上任的杜部长情况不熟，派了两个只具有鹦鹉学舌功能而根本缺乏处事能力和意愿的副部长，那能谈出个什么出来？这两个人以前就参与过双方对谈，有什么结果？二人混了多年的“反分裂饭”，怎会自毁行当？这样搞一次对谈，岂不是成心不想有人负责任地处理好对谈事宜吗？两位原为“反分裂”先锋的副部长巴不得事情快点结束，不是自己的事情，磨蹭什么？虽然说起来是把半天的对谈时间又略作延长，但恐怕不是应中共两位副部长的要求吧？大半天的时间被那些早被媒体说了多少遍的废话、指责和恐吓占用了不少，不延长点时间说说正经事怎么行？就是这样我也相信中央统战部不可能留下足够的时间给藏方，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官方媒体上相关六段文字里只有一句话提到藏方的谈判言词。另外，把对谈地点选在深圳而不是藏地，又是和以前6次对谈一样，让你在一抹黑的情况下听中共耍嘴皮子，或者是色厉内荏地重复指责达赖喇嘛。藏地是万万不能让嘉日洛地他们去的，除了怕引起新的民众心理上的动荡以外，更因正在大规模进行黑箱操作，不能干扰这种复杂工作的正常进行啊！

我后来了解到，3.14事件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允许对谈的说法早已经有了，但是意思下去了，却一直没有能做一套对谈的预案上来，有可能是做不出来，更有可能是根本不想做，对比之下，倒是知道又有新的有关藏传佛教的一些“规章制度”会于近期出台，想来绝不会是什么好事。

这次也让我看到了温和派的实力依然是十分微弱，在人事控制上处于绝对劣势。而那些吃“反分裂”饭喝“反分裂”汤穿“反分裂”衣裳的是一个至少乍一看十分厉害的庞大团体，这么多年的经营下来，他们有对中共方面参与对谈的垄断权，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其实，正如西藏流亡政府格桑坚赞议员所说的那样，如果对谈仅仅是谈一些“事情”，那就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不会有任何积极意义，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共能够做出妥协，接受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赋予藏地包括政治自决权在内的完整的自治空间，但在可以垄断中共方面对谈的“反分裂”的威权下，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他们完全不会愿意将政治自决权赋予藏地和藏人，按照这些人的思路，连把藏人自行处理藏地宗教事务的权利下放都很困难，因为他们并不是要像政府在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时所宣扬的那样奉行“政教分离”的治国原则，而是像我在前些日子写的一些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为了一己之利，要借助于一种站在理性、正义和良善对立面的丑恶的意识形态强加于藏地，强加于藏传佛教和藏人的心灵之上。现在要求能以对谈来解决西藏问题，赋予藏地政治和宗教自治权，保全全体藏族，那等于是要彻底放弃自己的非正当利益，放弃和非正当利益一样非正当的职业，从曾被他们肮脏的脚践踏的西藏圣土上永远离开，果其如此，岂不等于要让这些反分裂的同志们自残嘛。

善良的人们可能又在满怀希望地翘首等待着下一次对谈，我想或许会有下一次，但是谈什么呢？在这种态势下，中共的谈话思路总是不切本质，而是期望以表面问题的处理来混淆视听，一如当年六•四事件前李鹏在会见学生代表等人时说的话，只“救命”，不谈其它事情。二十一世纪中，包括这次会面在内的藏汉第七次对谈表明，中共就没有展示出任何意愿要认真解决西藏问题。对谈本是一种协商或共同研究的机制，更何况是涉及到像西藏问题这样攸关中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大事，但中共看来不是要和别人一起对有关问题进行诚恳和专业的共同研究，而是要让对方“认错认输”，弃让民族自觉，弃让宗教上师，弃让精神追求和文化自存，弃让价值和伦理系统，答应成为变质的社会主义中国体制下的驯服的奴隶，这样的话，奴役者怎么会和被它看作天然的被奴役者进行对谈呢？当这些不愿成为奴隶的人在最低的程度上根据中国自己的宪法解释、在最高的程度上根据人权、民主和自由等普世价值理念来质疑中共的奴隶制度的合法性时，可以想见那些奴隶主们心底深处有多么害怕和畏惧，也可以想见对谈之路会有多么艰难。

从技术层面说，第七次对谈又失败了，但还是要谈下去，达赖喇嘛指出这是一条重要的道路，所以不管多难，我们还在祈求进一步的政治变革，还在祈求有一个能逐步健康起来的中国中央政体来妥善处理当下和未来的西藏问题，作为藏人和藏族，我们在内心深处都会平静地等待着宿命的安排。不知道会不会有具备实质意义的藏汉之间的下一次对谈，但我们将等待着去看见，我们将在进一步逼来的现实中看见，虽然无人能知今后将看见什么，但正是这种未知未见让我们依然保留着对不可预测的明天的梦想。

当年，疯狂的尼禄在罗马放起了大火自我愉悦，绚烂的火光吞噬着城市，尼禄被自己的这一毁灭行为所带来的感官上的刺激激动不已，但没过多久，他的喉咙上就插上了一把利剑。感觉中共是否从整体上来讲具有类似于尼禄那样的扭曲人格，不会惧怕恶果来临？藏传佛教在中共手下遭到这么大的系统的破坏，藏族和藏人遭到这么大的侮辱甚至被夺去此间的生命，他们的过去和未来遭到可怕的篡改和污骂，中共是否会在这个时候自我陶醉于寺院和藏民住家屋顶上强制插上的国旗上刺目的鲜红？是否会自我陶醉于使用“非杀伤性武器”、杀伤性武器和牢狱而强迫藏僧和百姓遗弃对达赖喇嘛和藏族历史的忠诚？是否会自我陶醉于用强权、来自纳税人的大把大把的金钱和被这些金钱养肥养恶了的贪官们搞出的一个“稳定和谐的新西藏”？尼禄和那些被他蒙骗的不明就里的罗马人曾被斗兽场上狮虎豺狼撕扯碎裂的囚徒们身体上的鲜血而刺激得狂喊，难道今天我们还要以无辜弱者的血和哭喊作为共产制度下那种低贱的欢愉的资料吗？

够了，欢愉终会结束的。

2008年5月某夜(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7日)

全球藏人特别大会图片新闻

全球藏人特别大会图片新闻

时间：11月17日-22日
地点：印度，流亡藏人中心——达兰萨拉。

来自世界14个国家的藏人代表共计559人参加此次为期六天的大会。与会者包括西藏人民议会全体议员、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全体部长、秘书长等官员及前任部长、达赖喇嘛两名特使及西藏流亡政府驻外办事处全体代表、西藏流亡社区地方主管、地方议会及民众代表、西藏流亡政府所属单位负责人、世界各国西藏协会代表、10个非官方性组织各两名代表、西藏流亡社区学校负责人与藏传四大教派及苯波教各寺院代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25名代表及其他25名代表等。

17日，是特别大会开幕仪式。之后，西藏人民议会理事会将与会者分15个小组，从17日下午1：30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会议厅就大会议题进行正式讨论，该讨论会将要持续到本周四（20日）。本周五（21日）所有与会者将再次聚集在西藏儿童村大厅召开总结大会，每个小组的组长或秘书长将向大会汇报各自小组的讨论内容，再进行总结。在本周六（22日）大会闭幕仪式上，将宣布讨论结果。

以下图片来源为《西藏时报藏文网》，转载于东赛博客“藏人主张”http://boxun.com/hero/200811/dongsai/15_1.shtml



全球藏人特别大会主席台



特别大会主持人：现任议长嘎玛群佩和副议长甲日卓玛。



特别大会会场。



特别大会会场。



特别大会为所有牺牲于西藏民族事业的藏人默哀。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致辞。



前噶伦席。前座为嘉洛顿珠先生、居青土登先生、甲日洛珠坚参先生。



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和嘉洛顿珠先生交谈。



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接受记者采访。



议长嘎玛群沛接受《西藏时报》记者采访。



著名作家嘉央诺布在“西藏前途讨论会”上发言。



法学家洛桑森盖博士在“西藏前途讨论会”上发言。



著名诗人丹增尊珠接受《西藏时报》记者采访。

王力雄：“统战”的规格

这篇文章写于三年前，当时连战和宋楚瑜从台湾到中国被“统战”，而今天陈用林去台湾搞“统战”。这“统战”之术，实则早在1950年代，就以更高的规格付诸于尊者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了，其结果又如何？


王力雄：“统战”的规格

最近，台湾两个主要在野党的党魁——连战和宋楚瑜相继访问中国大陆，被视为中国大陆实行“统战”的重大成果。

“统战”是中共政治术语中一个专有词汇，全称是“统一战线”。早在俄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时期，列宁就为共产党人制定了这样的策略：“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而毛泽东把这种实用主义策略发展到极致，不但创造出“统战”这个政治术语，还在中共内部设立了专门的“统战”机构，也就是现在的“统战部”，并将“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合称为保证中共获得胜利的“三大法宝”。

中共在五十年代解决西藏问题，除了一开始打了昌都战役，后来一直是以“统战”为主要手段的──即以怀柔政策，争取西藏上层的合作，最终达到在西藏确立中国主权的目的。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毛泽东派当时的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作为“中央政府代表”进藏。张经武属中共元老级人物，亦是毛的心腹，红军时期就是毛身边的高级将领。据解放军作家吉柚权透露，张离开北京赴藏前，专门向毛泽东请示——要不要给达赖磕头？毛泽东的回答是，达赖要他磕他就磕，还笑着补充说：“不外乎磕个头嘛，这有什么？为了全西藏人民的解放，你就给他磕个头有什么关系？”

今天台湾两党的主席在大陆受到高规格接待，似乎是双方的蜜月。然而所谓的高规格接待，无非是中共省一级副书记到机场迎接，省委书记宴请，中共总书记各见一次面而已，比起五十年代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到北京，总理周恩来和人大委员长朱德亲自到车站迎接，毛泽东12次会见和宴请，规格差得很远，更不要说允许中共高官磕头了。

“统战”归根结底的目的只在于利用，既然统战对象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一旦利用完了，就会被抛在一边，甚至是打击和消灭。今天，达赖喇嘛已经流亡海外四十多年，班禅喇嘛生前也遭受十年牢狱之灾，当年曾有过的“高规格”，哪里还看得到一点影子呢？

因此，只要是“统战”，规格无论多高，都是不能相信的。

2005-5-12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王力雄：西藏独立路线图（三）·西藏如何走向独立

《民主中国》编者按：近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表示对与中共谈判“失去信心”，而中共则公布近期将安排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商谈。值此汉藏关系的关键时刻，本刊推出中国著名作家王力雄的长文《西藏独立路线图》：如果有一天中国失去西藏，原因不是民主，恰是专制。中国那些把专制视为中国统一保证的“爱国者”们，号称宁要专制不要分裂，而这个路线图所展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结论——正是专制，导致分裂。

王力雄：西藏独立路线图（三）

三、 西藏如何走向独立

1. 流血与独立

“反分裂”官僚集团堵塞了在中国内部解决西藏问题的出路，持续产生的矛盾只能不断积累和发酵，最终把西藏推到争取独立的方向。不过，很多人会认为西藏与中国实力相差太过悬殊，即使西藏全民族都为独立而战，也不可能达到目标。如果孤立地看西藏和中国，并且静止在目前的力量对比上，的确是这样。然而在全球化时代，西藏和中国都要很大程度受国际影响，中国的强大也非永远不变。近年独立的东帝汶和科索沃在力量对比上都处于相当弱势，却都实现了独立目标。与他们相比，西藏独立的可能性不会更小。

东帝汶和科索沃之所以能够实现独立，决定因素是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支持。之所以两地独立得到这种支持，很大原因在于两地人民遭受的人道灾难（至少桌面上的理由如此）。在人权高于主权成为国际社会共识时，种族矛盾导致的仇杀会成为民族独立被认可的主要根据。西方社会早就认为西藏发生过大规模人道灾难——藏人非正常死亡人数被认为接近百万，西藏寺庙曾遭尽数摧毁……在这种基础上，未来西藏发生的人道灾难即使没有东帝汶、科索沃那样惨烈，也足够让西方支持西藏独立。

西藏未来会不会再发生人道灾难？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次西藏事件被镇压下去，却不等于就此了结，反而成为下一次更大爆发的起因。如同这次事件比一九八零年代的拉萨事件规模更大，下次爆发会比这次规模还大。这并非是无根据的猜测，我甚至能预言下次爆发：把其他可能的爆发撇开，至少在达赖喇嘛去世时，如果西藏问题仍未进展，达赖喇嘛也没能回到西藏，大爆发是一定躲不过去的，境内藏人会全面起事。中国镇压机器根本无法防范，因为信息时代已无法封锁达赖喇嘛去世的消息，而藏人起事也无需其他串联，消息本身就足以让各地藏人不约而同揭竿而起。

领袖去世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中国有过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去世导致的四五运动，有过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导致的六四事件，其震荡都导致中国历史发生改变。设想达赖喇嘛去世引发西藏大动荡决不是危言耸听。稍微了解西藏就会知道，达赖喇嘛的命运是每个藏人心头的伤口。作为西藏宗教至高无上的领袖，活在现实的菩萨，达赖喇嘛放弃了西藏独立，只求以高度自治保存西藏文化和宗教，如此谦卑换得的却是羞辱，至死不能回到家乡，不能和终生等待他的人民与信徒见面，就此永别，这种痛是无可比拟的。达赖喇嘛在世时，不论有什么挫折，藏人总还有希望，一旦他去世，希望变成绝望，仇恨压过恐惧，爆发一定非常激烈，“西藏独立”也将从目前的口号成为切实的运动。

当然，仅靠示威不能实现西藏独立，毕竟中国军警总数接近藏人的总人口，而且是以毁灭性武器对付赤手空拳。但是悲愤的藏人绝非轻易可以镇压。所谓“一人拼命，十人难敌；万人必死，横行天下”，何况藏人有六百万。那时中国当局将不得不再次乞灵于种族主义（信仰崩溃的中国再无其他意识形态），煽动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军警大开杀戒，同时鼓惑中国民众支持“反分裂”的屠杀。

很多藏人会在那个过程失去生命，但是民族独立之路往往正是鲜血冲刷出来的。镇压不一定会使藏人退缩，他们甚至可能主动迎接暴力。一方面西藏传统宗教的苦行观念会提供这种动力，一方面非暴力抗争也有这种内涵。流亡藏人居住的印度是非暴力抗争的发源地。被誉为圣贤的甘地正是号召他的追随者要“学习死亡的艺术”。按照一些分析者的解读，甘地主张的并非是对施加于己的暴力不反抗的“消极非暴力”，而是要去主动挑起对方的暴力施加于己，才能“通过自己承受苦难达到改革的目的”（甘地）。对持有这种理念的西藏独立者而言，中国对藏人的屠杀正是能够获得国际社会支持西藏独立的历史机会，因此不是要力图避免，反而应该有意加以运用，甚至会期望中国的屠杀够得上种族清洗的规模，才会调动起国际社会最大的同情与支持。从西藏独立者角度，这并非是无视藏人的生命，而是在实践甘地所述的非暴力抗争之核心——“把生命奉献给自己认为是正当的事情”。 藏人的血流得越多，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的支持就会越强。由此来看，中国的武力镇压不但将是失效的，而且起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是在帮助西藏实现独立。

发生种族流血冲突和出现种族清洗的灾难，是种族间无法共存的证明，是促使国际社会出面对受迫害民族进行庇护，继而支持受迫害民族建立独立国家的主要理由。而按照中国“反分裂”官僚集团推动的逻辑发展下去，未来西藏难以避免发生这种灾难。那时，西藏实现独立所差的就只剩最后两项条件，一是西方国家出面推动西藏独立，并且承认西藏的国家地位；二是中国自身陷入动荡，不再有对抗西方和镇压西藏的能力。

2. 西藏是西方的政治正确

至今，西方政府对中国继承帝国遗产并未表达异议，也没有公开支持西藏独立。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对立的，主要是西方民众与媒体。西方社会是多元的，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存在争议，然而在西藏问题上却是空前一致。对中国人来讲，这可以算一种奇观——很多西方媒体完全不了解西藏，却总是黑白分明地下结论；更多的西方人完全没见过西藏，却要充当西藏的代言人和捍卫者。中国人的质问是：即使中国继承了帝国遗产，曾经欺侮过中国的西方列国继承的帝国遗产更多，甚至今日世界很多国家都是当年西方殖民者的后裔所建，西方人有什么资格在西藏问题上装成正义化身指责中国呢？

时间是一种解释。殖民时代已经过去，西方当年的错误不能作为中国今天的理由。的确，时间需要成为一个因素，否则任何根据都会在无限追溯中无从立身。中国和西方几乎在每一步上都有时间错位：中华帝国腐朽的年代，正是西方列强最为凶悍之时；西方殖民行为获得合法性，主要靠有效统治，中华帝国时间虽长，却只求万方来朝的心理满足，放任“诸藩”自成一体；当与西方的相遇使中国明白“朝贡体系”只是虚荣，必须实现有效统治才能符合主权体系，保住疆土，一连串的国难和战争又阻碍了这种进程；而当世界进入非殖民化时代，民族独立建国成为主流，西方国家纷纷从殖民地撤出时，中国却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军西藏，导致达赖喇嘛带领数万藏民流亡他国；随后当民主、信仰自由和文化多元在西方成为文明进步的原则时，中国却在西藏开展了砸毁寺庙、禁绝宗教的文化革命；今天，当人权高于主权在西方世界成为普世价值观，中国仍然以主权为至高无上，为此肆无忌惮地侵害人权。

不难理解，首先是这种时间错位，使得每一步都与潮流相逆的中国在西藏问题上饱受西方指责。不过中国人仍然可以反问，凭什么由西方确定时间标准？凭什么要把西方当作原点判断中国的错位？即使从中共执政算起，至今中国已有效统治西藏半个多世纪。而今天西方的法国、英国、加拿大、西班牙等都存在民族问题，为什么只有中国的西藏问题被指责？

这就涉及到西方与中国的另一个不同——西方国家是用民主方式赋予了保留帝国遗产的合法性。如科西嘉岛百分之八十居民表决留在法国，比法国本土居民希望保留科西嘉岛的比例还高百分之二十（不少法国人认为科西嘉岛是负担，不如让它独立）；而英国当年允许北爱尔兰自主决定去留，结果是多数北爱尔兰人选择留在英国。西班牙的巴斯克、加拿大的魁北克都是经过民众公决否定了独立。因此，那里的民族问题只是少数人进行独立活动。然而对西藏却不能这样说，因为至少中国从未给过西藏人民选择的机会。

今日，在摒弃了殖民主义的西方社会，自由、人权、反殖民成为社会共识，而民主制度则使西方民众对中国拥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普通的西方人不像政客或商人受到中国的利益或政治制约，他们判断远离日常生活的西藏问题，主要是用价值标准。西藏在他们眼中一直是被中国占领的独立国家，而西藏问题几乎能综合所有西方与中国的价值分歧，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炮轰中国的最好靶子。不管中国人对此如何不解与愤怒，这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必须面对的一种现实。

对此，西方媒体起的作用也很大。一方面，市场化的媒体必须跟随大众感情在西藏问题上追随大众一面倒毫不奇怪。另一方面，当大众与媒体高度一致地相互作用时，会产生一种趋于极端的性质，我称为“广场效应”。 如同希腊城邦在广场上进行的民主，竞争者把煽起群众狂热视为成功，群众则以鼓掌或喝倒彩方式表达支持或反对那样，今天的公众被媒体和当代通讯技术联系在一起，等于制造了一个可以无限放大的广场。媒体与大众的相互激励，汇聚出比古代广场大得多的群众效果，且导致情绪在整个社会快速地传染。

大规模人群彼此无法充分沟通，也无法进行深入思考，只能用简单概念获取共识，以明确结论断定是非。西藏独立在西方本来就有很强的民意支持，这次西藏事件中形成的中西阵营对立，中国民众的反西方姿态和对西方媒体的围攻，进一步加强了西方社会在西藏问题上的“广场效应”。 市场竞争促使西方媒体紧盯大众关注热点，因此今后会始终把西藏当作对象，不懈地捕捉任何蛛丝马迹，特别是藏人的抗争和中国的镇压，并且把所有的迫害和流血都以放大方式展示给西方民众。那种效果反过来又会给“广场效应”不断加码，促使西方民意更加支持西藏争取独立。在当今世界所有民族问题中，最能得到西方社会支持的就是西藏。可以说，西藏自由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政治正确，同时也成为各种势力争抢和利用的制高点。

3. 西方政府的考量

如果与中国对立的仅是西方民众与媒体，只在乎权势的中国当局尽可以当作“杂音”不予理会。然而中国当局所在乎的西方当权者，却是要靠民众的选票才能上台。他们只要追求选票，首先就得追随民意，因此最终一定会被民间的“广场效应”裹挟。这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状态，本质上是不可更改的。面对西方，中国政府无法要求西方公众改变态度，也无法要求西方媒体转移立场，那只能得到反感和反弹，自取其辱。中国政府能做的，顶多是用贸易大单引诱或威胁西方政府，迫使西方政客们接受中国的立场。但是即使西方政客一时顺从中国，却不能像中国政府那样管束本国民众与媒体。相反，他们归根结底要被本国民众和媒体所决定，一俟时机成熟，就会争相站到支持西藏独立一边。

虽然今天没有哪个政府承认西藏独立，然而政府态度从来是可以变化的。民间“广场效应”的推动只是因素之一，西方政府对西藏独立还会有另一面考量。六四时西方国家虽有过对中国的联合制裁，但那时针对的只是中国政府，对中国民众的民主追求却抱有希望。随后的苏东变化给了西方信心和耐心。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走上资本主义之路，更使西方相信中国会随着经济变化出现政治变化。然而这次西藏事件证实了这种希望的虚幻。中国没有随资本主义进程融入西方阵营，反而随经济崛起有了更多威胁性；中国当局这次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方针，极力显示强大、强硬、以及操控民众的一面；中国民众（至少是西方眼中看到的）并没有成为民主力量，反而是和专制政府结成了同盟，对内欺压弱小民族，对外敌视民主社会。这样的中国完全是一个新法西斯帝国的形态，令西方政治家感到惊恐，未来若任凭中国崛起下去，会不会有一天威胁世界和平？

在民主、自由、和平等表面文章之下，西方对中国的不满还与切身利益有关。譬如中国以低人权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吸引国际资本，制造出大量廉价产品冲击国际市场，损害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得以形成的劳资关系、福利制度和市场秩序；中国经济对资源的巨大饥渴给全球生态危机雪上加霜；中国日益活跃地参与争抢资源的行列，在全球与西方进行角逐，加剧了资源紧缺，导致价格飞涨；此外，更深层还有不会摆上桌面却绝非不重要的担忧——假如中国达到与西方相近的消费水平，濒于生态极限的世界会不会因此崩溃？西方政治制度决定了无法以降低本国消费解决生态极限的危机，只能去抑制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这种人口大国——的消费提升。这其中当然存在显而易见的霸权主义和不平等人权，却不是没有可能成为西方政府制定中国政策的潜在依据。

为了上述桌面上和桌面下的考量，削弱中国、抑制中国继续发展也许有一天会成为西方国家的共同愿景。而达到这个目的，肢解中国，让中国陷于肢解后的内部冲突和相互牵制不能自拔，也让中国丧失支撑崛起的资源与空间，是釜底抽薪的方式。只要找得到名正言顺的口实，也许就会成为西方国家乐于接受的集体安排。而什么口实会比以反帝反殖民名义促成西藏独立更为名正言顺呢？西藏独立会连锁地带动新疆甚至更多中国民族地区独立。要知道，仅西藏和新疆两地，就将使中国失去百分之四十领土，也会把中国更远地隔离在欧亚大陆一隅。这种对中国的肢解不但不会遭受谴责，还会戴上解放者的桂冠。因此，目前看似小心翼翼不忤逆中国的西方各国政府，只要历史发展提供最后一个条件——中国陷入内乱，就可能在很短时间转移到支持西藏独立的轨道上。

4. 中国难以避免陷入内乱

那么，今日看似日益强大、不断崛起的中国，会不会有陷入内乱的一天呢？一种对目前中国状况的评价是：从来没有过这么好，也从来没有过这么糟。不过多数人看到的中国仅是从未有过的好，没有看到从未有过的糟。而被看到的好和看不到的糟之间，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很可能在人们毫无意识之时，从未有过的糟就会突然浮出水面，在措手不及中酿成大祸。此次西藏事件的爆发，原因之一正是在于以往只看到了“好”。

其实，今日中国的好，说穿了只是经济发展速度快。且不说这种发展速度快的代价须在明日加倍偿还，仅以常识也可知世上没有任何经济能够永远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埋伏种种隐患，面对重重困境，危机迟早会不期而至。那时，原本被经济高速发展掩盖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必将随之而来。三重危机叠加，政权垮台、管治真空和社会动乱等一系列后果都可能出现。

眼下，因为看不到挑战中共政权的力量，人们往往以为中共就会一直统治下去。然而大变化不是一定非得出自大力量或者大事件，细微的积累同样可以导致崩溃结果。有一种研究让沙子一粒粒落下，形成逐渐增高的沙堆，同时精确地计算每落一粒沙会连带多少沙粒移动。初始阶段，落下的沙粒对沙堆整体影响很小。但是当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达到“临界”后，沙堆就具有了“一体性”。那时每粒新落下的沙都会产生一种“力波”，尽管微细，却能通过沙堆的“一体性”贯穿沙堆整体，将新落沙粒的碰撞传给所有沙粒。沙堆结构将随每粒沙的落下逐渐变得脆弱。说不定哪一粒落下的沙（注意：只是一粒沙），就会导致沙堆整体发生坍塌，也就是所说的崩溃。

有一个西方谚语，说的是断了一个马蹄钉，绊倒了马，摔伤了将军，输掉了战争，亡了国家。那国家当然不是因为马蹄钉亡的。用沙堆理论解释，就是那国家的内部危机已经超过临界状态，马蹄钉断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而已。 中国也如同一个沙堆，各种变化和冲击不断落在上面，积累的结果迟早会使沙堆超过临界状态。而到了连马蹄钉都成为“不稳定因素”时，专制政权控制再严密也是无法防止垮台的，因为它不可能给每个马蹄钉都派上看守的兵。

按照中共目前这种拒绝政治改革，不断积累各种矛盾的道路走下去，中国迟早会爆发全面危机。专制政权的特点之一就是无法预测，既无规律，也缺乏资讯，因此其变化总是“突变”。试问有几个人事先看到庞然大物的苏联帝国会垮台呢？它却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镇压可以把崩溃往后拖，如同不断拍打沙堆周边可以使沙堆继续增高一样。但是那种增高不会无限，最终还是要垮，而且堆得越高，垮得越烈。经验告诉我们，大系统虽有很强的自我维护能力，却总是一垮就兵败如山倒。

真正稳定的社会需要具有多重整合机制。除了政权，还有道德伦理、法治，完善的市场，国家化军队，以及宗教组织、民间社会、多个政党等。这种多元并存的机制对保持社会长期稳定不可缺少。就像多党制中执政党下台，反对党马上可以顶替那样防止出现权力真空造成的社会失序。然而步入多事之秋的今日中国恰恰只剩依靠行政体系和警察手段的一党政权进行整合，其他整合因素都被政权吞食，不是变成政权的依附，就是被视为异己力量而“消灭于萌芽”，或是在重重压制下无法生长，因此都无力担负整体的整合。这样的社会一方面似乎没有挑战，异常稳定，一方面却存在巨大的风险——一旦有一天政权垮了，整个中国就会出现整合真空，由此陷入内乱，长期无法恢复秩序。

可想而之，当那一天到来，目前靠武力压制的民族矛盾会立刻爆发，民族独立运动也将风起云涌。而专制中国的镇压能力却会随内乱瓦解，或是消耗于内斗。那些坚持大一统的中国民主人士所说的，未来中国的民主政府照样不会允许西藏独立，只会是一句空话。因为陷入了内乱的中国哪里会有民主政府？民主政府如何能从被中共消灭了其他整合机制的空白中产生？那时就可以看出中共把中国绑为人质（要亡一起亡）的后果——当中共失去了控制中国从而也失去控制西藏的能力时，中国也将不会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控制西藏。

5. 决战在西藏

达赖喇嘛的放弃独立，谁都知道是一种面对现实的牺牲。未来如果有一天西藏可以实现独立，他真会拒绝吗？中共执政者不抓住时机把他的放弃独立尽快变成法律事实，而是置之不理，何其不智。对中共的政客谋士而言，中共垮台的前景是思维大忌，因此会闭眼不看，也不会去想达赖喇嘛作为西藏问题的钥匙，可以开门，也可以锁门的可能——如果有一天中国陷入内乱，西藏问题仍无进展，达赖喇嘛就有充分理由号召西藏重新争取独立，并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支持。既然他允诺的放弃独立不被中国理睬，也就没人能指责这种转变是食言。那时，以达赖喇嘛对藏人的号召力和对西方的影响力，将对西藏独立发挥无可比拟的作用。他一人威力抵得上百万之师。

中国和西方两种本质不容的政治制度，交叉在全球化时代，从根本上只能渐行渐远。价值观和利益的双重冲突致使双方不可避免要进行最后决战。而在浩荡的世界民主大潮中，失败一方只能是专制中国。西藏将成为全球最后一个专制大国的克星。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已经给西方铸就了切入中国的刀剑，而西藏正好提供了发起决战的战场。现在谁也无法预见具体进程，那会受很多历史因素的影响。但是所谓决战很可能没有两军对垒，在经济和外交领域就见分晓。中国国门已经洞开几十年，实用主义的经济发展对外来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无度追求，把中国的生存命脉很大程度上交到了西方手中。这使得中国在面临存亡危机时，除了接受西方安排，很少有其他选择。

这里只作为举例进行设想：比如中国内乱与经济危机同步，既然中国经济已和世界融为一体，要度过难关就得靠掌管世界经济的西方国家援手。而西方国家若是要求以承认西藏独立作为交换，急于从崩溃边缘和更大灾难中被挽救的中国政府（如果那时还有政府）即使再不情愿，可能也不得不答应。另一种可能是，那时的中国陷入类似民国初年的分裂，一方面根本无暇西顾，无力镇压西藏的独立运动，一方面力图成为中国主人的各方势力争相得到西方国家承认——那样才能在国际上合法地代表中国，并得到西方输入的资源。西方则可以合纵连横，进行交换——哪一方愿意在承认西藏独立的文本上签字，就会承认和援助哪一方。当年蒙古独立只得到苏联的支持，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都无法抗拒，只能接受。将来的中国面对的将是西方列强联盟，何以抵挡？平时高喊统一的各方势力为了成为中国主人，很可能会以各种动听理由（如拯救亿万百姓生命等）抢着在同意西藏独立的文本上签字。类似情景在民国初年曾多次上演。中共也一直对列宁以“给新生政权争得喘息机会”为由签订的不列斯特和约给予很高赞誉。而那和约让苏俄向德国割让了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赔款60亿马克，丝毫不亚于中国失掉西藏。这种实用主义精神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共的本质。

中国的百姓则会更务实。这次西藏事件中与西方抗衡的只是一批居住城市，善于使用互联网，与媒体接近，在中国现状中得利的人。他们的声音被放大，占人口的比例却很小。对中国的普通民众（底层百姓，工人、农民、农民工、上访人等）而言，切身的公正、人权、自由和民主远比西藏归属更重要。只是他们没有发声管道，不被媒体关注，在专制高压下也最缺乏抵抗能力。不过，在中国首先发出“不要奥运要人权”呼喊的，正是黑龙江的失地农民。虽然立刻就被镇压，却足以提醒那才是观察中国的真实角度。一旦整个中国落入危机，人人生存受到威胁，起哄的民族主义立刻会烟消云散。如同当年的河南饥民欢迎带来了粮食的日本侵略军那样，遥远西藏的去留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尽快摆脱切身困境。因此只要未来中国的危机足够严重，同意西藏独立便不会受到太大反对。

一旦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中国政府签署了同意西藏独立的协议，就具有了国际法保证的效力，以后即便政府更换，再想重新占领西藏，除非那时中国有了与整个国际秩序和西方阵营对抗的实力，否则便没有希望。当代世界在各地反复演练过的国际监管形式——联合国介入、维和部队进驻、划分隔离区、进行国际援助等——将稳妥地保证独立西藏的安全。而只要西藏作为一个国家坚持数年，就会成为不可更改的既成事实，长存永续。

路线图到此结束时，在终点回首展望，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有一天中国失去西藏，原因不是民主，恰是专制。中国那些把专制政权视为中国统一保证的“爱国者”们，号称宁要专制不要分裂，而这个路线图所展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结论——正是专制，导致分裂。

2008年于北京

（全文完）

（首发于民主中国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811/20081117084502.shtml）

尊者达赖喇嘛特使与北京第八次会谈，谈的是什么？

图为尊者达赖喇嘛特使在达兰萨拉召开记者会（朱瑞拍摄。）


尊者达赖喇嘛特使与北京第八次会谈，谈的是什么？

11月10日，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达赖喇嘛特使到北京的主要目的是“向我们提交了一份《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然后说“尽管‘备忘录’故意使用大量晦涩不清的语言，但可以清楚地看出，你们并没有放弃一贯的分裂主义主张。”

11月16日，尊者达赖喇嘛特使在达兰萨拉召开记者会，介绍藏中第八次会谈状况，并且公开了这份备忘录，实则名为《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

那么，我在这里把这份备忘录的中文译本转载于此，看看是谁在强词夺理。


《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

第一、介绍

2002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恢复对话以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代表与中央政府代表之间多次进行了会谈，其间，我方详细阐释了西藏人民的真实愿望。以互利为基础的中间道路之精神是，西藏民族在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宗旨的情况下，得到名副其实的民族自治地位。这也是基于藏汉民族眼前和长远的利益。我们明确做出了不寻求独立或分裂的承诺，并设法通过名符其实的民族自治来解决西藏问题。这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自治的条款。而且保护和发展西藏民族的特性与形式，不仅对整个人类，对藏汉民族尤为有利。

2008年7月1至2日举行的第七次会谈期间，中共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先生表达了希望达赖喇嘛对西藏的稳定和发展提出建议或意见的呼吁；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也表示希望听到藏人所寻求的自治的标准或形式，以及在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情况下，我方对地方区域自治的看法。因此，本建议详细阐释了我们对名符其实自治的立场， 以及根据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理解，若能确实执行，可以满足西藏人民特别利益要求的立场。达赖喇嘛也相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如果实行名符其实的自治，则西藏人民的基本需求应可以得到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和别的国家一样，通过赋予各少数民族自治的权利来解决民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自治的基本原则和目的，与西藏人民的需求和愿望是相符的。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是在抛弃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前提下，避免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通过赋予各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以保障各少数民族的特性和文化。

根据我们的理解，宪法有关自治的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藏人的需求。宪法在一些相关问题上，对相关国家机关在自治问题上赋予了特别解决或实施的权利，要实现基于西藏特性而实施的名符其实的自治，施行上述各项特殊权利是必须的。在施行过程中，为了与西藏民族的需求和特性相适宜，可能需要对某些自治条款重新进行研究和调正。如果双方真的具有诚意，则目前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宪法规定的自治原则得到解决。如此，则国家的统一稳定，藏民族与其他各民族间的和谐亲密关系等均可实现。

第二、尊重西藏民族的同一性

抛开现行的行政区划，所有藏人做为同一的民族，统一聚居的现实必须得到尊重。这不仅符合宪法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宗旨，目的和基本原则，而且也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基础。

不论语言，文化，佛教传统或是独特的风俗习惯等，西藏民族具有同一的民族属性是不争的事实。西藏民族不仅具有共同的历史，而且不论其政治或行政区域如何地分合，其宗教，文化，教育，语言，生活习惯，地理环境等始终都是统一的。

以地理环境而言，所有藏人都聚居在高原地带。由于西藏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居住在西藏高原，因此西藏民族也是西藏高原的原住民族。根据宪法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事实上藏人做为一个民族世代居住在整个西藏高原。

基于上述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承认西藏民族是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民族。

第三、藏人的真实期望

西藏民族有它独特的历史，文化，宗教和传统风俗习惯，这一切也是人类文明宝贵的一部分。西藏民族希望保存祖先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并根据二十一世纪的需求，弘扬和发展这些宗教与文化遗产。

如果做为多民族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而共处，则西藏民族将会从国家的经济与科学发展中得到巨大利益，我们希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尽己一份力，共同协力配合。同时，西藏民族也希望西藏民族的特性，民族文化和精神得以保存和延续；希望西藏民族自古以来世代居住之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能够得到保护。

对西藏民族特殊性的承认是一直的，这一点在十七条协议，以及历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讲话或政策中都有明确的表现。确定西藏民族的自治地位和自治形式等都是基于这一点的。宪法也确定了根据少数民族的不同特性和需求而予宽容对待的基本原则。

达赖喇嘛有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是明确坚定的。达赖喇嘛所秉持的立场，与邓小平先生所重申“只要不谈西藏独立，其他问题都可以协商解决“的精神是完全符合的。我们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统一，同时也希望中央政府承认和尊重西藏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实行同一的，名符其实之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这是化解彼此矛盾的基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间实现团结，和谐与稳定的近因。

西藏民族的特性之发展要顺应全球，尤其是国内的发展；同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必须要尊重和爱护西藏民族自己的特点。要实现这一切，就必须要承认西藏人民的自治权利，而且其实施要符合藏人自己的需求，特性和重点，并涵盖所有西藏民族聚居的地区。

由于保护西藏的民族文化和特性，只能靠藏人自己，其他任谁也没有办法达成。因此，西藏人民要在自我帮助，自我发展和自我治理与中央政府或各省区对西藏的帮助指导之间掌握平衡，这是极为重要的。

第四、藏人的基本需求及自主管理

[1] 语文

语文是表现民族本质的最重要的特征。藏语不仅是藏族互相沟通的语言，而且也是我们书写文章，历史，佛学教义或科学技术等知识的唯一语言文字。藏语文是一个与梵文相媲美的文字，具有很高的表达能力，从梵文翻译的内容，不论词意，藏语文是唯一可以还原梵文的语言文字，因此，藏语文不仅是世界上音译最多和最好的文字，而且也被一些学者推崇为著作最丰富和数量最多的文字。

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从而保障了使用各自语言文字的权利。西藏民族在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中，藏语文是首要的，必须要得到尊重。各藏族自治地区的语言文字也应以藏文文为主。

这一观点在宪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中有明确宽泛的认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时，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列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里也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六条也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等规则”。这一条款认同了在藏族地区使用藏语文教学的观点。

[2] 文化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四十七条，八十九条，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八条等都规定了有关保护文化的条款。西藏的文化与藏人的宗教，传统，语言和特性等有着极为密切的连系，现今的西藏文化在各方面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生活在多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西藏民族，要依照宪法所保障的权利，保护自己民族的独特文化。

[3] 宗教

宗教涉及西藏的根本问题，佛教与我们的本质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虽然认同政教制度的分离是很重要的，但不能因此侵犯信徒的自由和宗教实践。对西藏人民而言，如果没有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则其他的个人或集体自由都是无法想象的。宪法强调和保障了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的自由。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保障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权利，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各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

将宪法的上述条款，以国际通用的标准去阐释的话，信仰或实践的方式也包含在宗教自由的范围内，这些自由包括根据宗教传统管理寺院，研习和实践教法，根据宗教制度确定入寺僧侣的人数和年龄，以及自由从事讲经说法等宗教仪式和活动。因此，对一般的宗教活动，包括师徒关系，寺院管理，转世灵童的认证等事务，政府都不应进行干涉。

[4] 教育

西藏人民希望通过与中央教育部们的合作，制定属于西藏自己的教育制度和自主进行管理的愿望，在宪法的相关规定和精神中得到支持。西藏人民同样也希望参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佛教的心理学，哲学和宇宙学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正在越来越多地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要保障公民享有义务教育。宪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的管理本地方的教育事业……”。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六条里也有类似的规定。

有关决策方面，由于自治的权限不明确，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对藏民族的教育必须要施行名符其实的自治，这一点也得到了宪法有关自治原则的支持。

有关藏人希望参与科技发展的愿望，在宪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九条）中，对民族自治地方参与发展科学技术的权利做了明确的认定。

[5] 环境保护

西藏是亚洲诸多河流的源头，也是世界的屋脊，地大物博，拥有丰富的矿产和森林等资源。西藏民族的环保传统是基于不分人类或动物，敬重一切生命而不予伤害之理念所产生，因此西藏特殊的环境得到保护，没有遭到污染。

目前，西藏的生态环境正在遭到难于恢复的破坏，这一点从西藏的草地，农田，森林，水源以及野生动物所受到的影响中可见一斑。因此，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十五条和六十六条之规定，依照西藏过去的环保观念和传统，应赋予西藏制定环保政策以及进行管理的权利。

[6] 有关自然资源的使用

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都认可自治地方的自治机构，在保护和管理自然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方面的责任（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七条，二十八条，四十五条，六十六条，宪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亦规定要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民族区域自治法确认“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护，建设草原和森林”（第二十七条），规定 “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第二十八条）。

土地所有权是利用自然资源，增加税务和收入以提升经济的基础。因此在自治地区，所有不属于国家的土地，应赋予自治民族依法独享出租或交易等的权利，此点极为重要。同时，在符合国家发展规划的情况下，自治地方应具有自行制定或推展发展计划的权利。

[7] 经济发展和贸易

发展西藏地区的经济是必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西藏属于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宪法确认民族自治机关根据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 宪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民族区域自治法二十五条）。也确认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宪法第一百一十七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二条）。并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宪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二条）。

同样，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二条里也规定，类似西藏这样与其他国家接壤的自治地方，可以展开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或边界贸易。对于与其他国家有着文化，宗教，民族和经济等共同特性的西藏人民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中央和各省的帮助虽然可以暂时获益，但如果西藏人不能自食其力而需要依赖别人生存时，这将会是巨大的灾难。因此，促使西藏人经济自立也是实行自治的重要目的之一。

[8] 民众的卫生

宪法规定政府赋有为民众提供卫生和医疗服务的责任（宪法第21条）。宪法第一百一十九条里也认定这是自治地方的责任，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十条里也认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解决本地方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划，发展现代医药和民族传统医药。依照上述条款的宗旨，民族自治机关必须要具有满足所有藏人卫生需求的条件和能力。同样要具备依照传统将藏医和天文历法加以实施和发展的能力。

[9] 公共安全

解决关系民众安全问题之工作人员或安全人员中，拥有了解和尊重地方传统和风俗习惯的人员是极为重要的。

自治和全权管理自己事务的主要责任之一是，管理民众的内部秩序，以及自治地方的安全。宪法第一百二十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求，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

[10] 管理外来移民方法的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和自主管理自身事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少数民族的特性，文化和语言，以及落实当家作主的权利。允许甚至鼓励汉族或其他民族人口向少数民族地区的大规模迁移，从根本上违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和理念。由于人口迁移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将使藏汉民族的团结或统一无从谈起，取而代之的是西藏的民族特性和独特文化的日渐灭亡，藏民族也会消失在汉民族当中。同样的，汉族或其他民族大量迁移到西藏各地，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施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构成要件，因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实行自治的宪法之基本要件由于人口移民而被根本改变或遭到漠视。如果不阻止这类的大规模移民，则西藏民族终将难于聚族而居，从而失去宪法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这种做法完全践踏了宪法有关民族问题的精神原则。

中国曾经严格控制内部的人口迁徙和居留，但民族自治机构管理“外来”移民的权力却极为有限。我们认为，为了尊重自治的原则和理念，给予各自治机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在西藏居留，定居，工作或其他经济活动自主制定相关法规的权利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并没有将定居西藏或长期留居西藏的其他民族成员驱走的想法。我们所担心的仅仅是，鼓励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成员大量移居西藏的结果，将会改变现有的西藏社会结构，西藏民族因此成为少数而被边缘化，脆弱的西藏自然生态环境遭到无可挽回的破坏。

[11] 与其他国家在文化，教育，科学，宗教等领域的交流

在有关自治的内涵中，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十二条还规定，在文化，艺术，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宗教，环境，经济等方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或各省市自治区的交流固然重要，同时，自治地区还有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的权利。

第五、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西藏人要进行统一的管理

基于西藏人民的上述基本需求，通过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保护和发展西藏的民族特性，文化以及佛教传统，并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现今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赋予自治地位的所有藏族地区，需要纳入统一的自治管理范围内。现今的行政区域划分，将西藏人分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治区和许多省份当中，从而造成藏人被分散割裂，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同时也严重削弱了保护和弘扬民族特性，文化与佛教传统的力量。这一政策不但没有尊重西藏民族的统一性，反而进行民族分裂，对西藏民族的统一性制造障碍，践踏了民族自治的精神。在新疆和蒙古等主要的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人民都包含在各自的自治区域内，而聚居的西藏民族却被划并不同的省区，仿佛在对待不同的民族 。

将目前分散在各种自治地区的所有藏人统一在一个自治体系下，不仅符合宪法第四条的相关规定和精神，而且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条也规定：“各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施行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序言中也记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由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民族问题而制订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护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

西藏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享受自治权利时，如果能够统一普及到整个西藏民族地区，将有助于实现具实质意义的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倾向于认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边界是可以进行调整的。根据宪法有关自治的基本原则，尊重藏人统一性的愿望完全是合法合理的，为此而改变部分行政管理范围并不违背宪法精神，而且也有许多前例可循。

第六、自治的本质和架构

能否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将依赖于上述各项自治问题以及藏人在这些问题上实施自治的程度或自治方式。因此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才能制定和实行适合藏民族的特殊状况和基本需求的法规。

要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藏人还要有制定符合自己需求和特点的地方政府，政府组织，以及制度的权利。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对本地方所有（涉及上述自治的）问题有制定法规的权力，以及在自治政府各部门的实施权利和自由决定的权力，自治权利也包括在中央国家级的相关权利机关中安置代表并发挥实质作用。为了使自治充分发挥效力，其商讨方式必须具备功效，在相互关连密切或共同利益上，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建立起合作解决的途径。

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要保障宪法和其他法律单方面取消或修改赋予各自治地方的权利和职责。也就是说，不论中央或自治地方，在未经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擅自修改自治的基本条款。

有关符合西藏实际和需求之名符其实自治的范围和特点，要根据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在自治条列中做出详细的解释，如果适当的话可以为此另外制定法规。包括第三十一条在内的宪法相关条款中，对于类似西藏这样有着特殊地位的地区，在尊重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规定可以相应地适当放宽。

宪法第三章第六节也认定，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具有自治政府和制定法规的权利，因此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条）规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订自治条列和单行条列”的权力。同时，宪法在很多方面赋予行政自治的权利（宪法第一百一十七到一百二十条），规定自治机关在适合地方的需求下，依照地方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宪法第一百一十五条）。

上述这些法律条件虽然对自治机关的决策权限造成一定的阻碍，但是宪法不仅接受了自治机关可以依照适合地方的需求制定法规和政策，而且，这些法规政策甚至可以和包括中央在内的其他机关所规定的不一致。

正如我们说明的那样，藏人的需求与宪法的自治原则大致相符合，但在真正实施过程中，目前，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许多阻碍，甚至失去效力。

实施名符其实的自治，还需要权力分配，如中央和自治地方对一些问题的双方权责问题进行明确分配等。就目前而言，在这些方面不仅没有清楚的分配，自治地方的立法权利也没有落实，仍遭到很大的阻碍。因此一方面宪法对于自治地方在很多问题上认定具有制定法规的特殊需求，但是另一方面根据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却必须要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批准，所以自治的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多有阻碍。正式规定需要这种批准的只有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各省的人民代表大会不需要得到这样的批准，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非自治的）各省只要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即可（宪法第一百条）。

在真正实行自治方面，依照宪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必须要遵循诸多的法规和章程，其中一些法规甚至对自治地方的自治造成很大的阻碍，有些法规相互矛盾。因此自治的真实标准并没有明确的落实，国家上级机关单方面制定法规和章程，甚至政策的改变也是单方面决定。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对自治的标准和实施方面出现不同的看法，则缺乏为解决问题或进行沟通的足够途径，实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使得地方领导的工作受到阻碍，对西藏民族施行名符其实的自治也造成障碍。

此时，我们没有为了这些问题和实行名符其实的自治而详述藏人困难的意愿，但是为了在往后的会谈中，能够适当的解决问题而做为例子而在此提出。我们会继续学习宪法和有关法律，并在适当的时候发布我们所知道的研究结果。

第七、未来前进方法

正如本建议的开头所述，我们相信西藏人民的需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自治的原则相符合。我们的目的是，就如何让这些需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架构相配合而进行讨论。正如达赖喇嘛经常强调的那样，我们并没有任何隐藏的计划，也绝对没有在得到真正自治后，依此做为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跳板的目的。

西藏流亡政府象征着西藏人民的利益和西藏人民的代表，我们之间就上述问题和相关议题达成协议后，西藏流亡政府将失去存在的必要而会立即解散。事实上达赖喇嘛已多次声明，他个人在未来将不会担任任何政治职务。在实现和解的过程中，为了得到藏人必要的支持，达赖喇嘛愿意为此竭力发挥其影响力。

以这个承诺为基础，第二步应该就本建议所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具实质意义的讨论。为此愿意就寻求共识，以及程序或时间等方面进行讨论决定。

【转载于国际西藏邮报11月16日报导】http://www.tibetpost.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853&Itemid=1


THE MEMORANDUM ON GENUINE AUTONOMY FOR THE TIBETAN PEOPLE

I INTRODUCTION

Since the renewal of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 2002, extensive discussions have been held between the envoys of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se discussions we have put forth clearly the aspirations of Tibetans. The essence of the Middle Way Approach is to secure genuine autonomy for the Tibetan peopl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RC. This is of mutual benefit and based on the long-term interest of both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peoples. We remain firmly committed not to seek separation or independence. We are seeking a solution to the Tibetan problem through genuine autonomy,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the principles on autonomy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que Tibetan identity in all its aspects serves the larger interest of humanity in general and those of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people in particular.

During the seventh round of talks in Beijing on 1 and 2 July 2008, the Vice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nd the Minister of the Central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Mr. Du Qinglin, explicitly invited suggestions from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for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 The Executive Vice Minister of the Central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Mr. Zhu Weiqun, further said they would like to hear our views on the degree or form of autonomy we are seeking as well as on all aspects of regional autonomy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RC.

Accordingly, this memorandum puts forth our position on genuine autonomy and how the specific needs of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for autonomy and self-government can be met through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n autonomy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we understand them. On this basis,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is confident that the basic needs of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can be met through genuine autonomy within the PRC.

The PRC is a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as in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t seeks to resolve the nationality question through autonomy and the self-government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RC contain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n autonomy and self-government whose objectives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the Tibetans.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 is aimed at opposing both the oppression and the separation of nationalities by rejecting both Han Chauvinism and local nationalism. It is intended to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the culture and the identity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by powering them to become masters of their own affairs.

To a very considerable extent Tibetan needs can be met within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on autonomy, as we understand them. On several points, the Constitution gives significant discretionary powers to state organs in the decision-making and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of autonomy. These discretionary powers can be exercised to facilitate genuine autonomy for Tibetans in ways that would respond to the uniqueness of the Tibetan situation. In implementing these principles, legislation relevant to autonomy may consequently need to be reviewed or amended to respond to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Given good will on both sides, outstanding problems can be resolved within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on autonomy. In this way national unity and stability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 between the Tibetan and other nationalities will be established.

II RESPECT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Tibetans belong to one minority nationality regardless of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The integrit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must be respected. That is the spirit, the intent and the principle underlying the constitutional concept of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of nationalities.

There is no dispute about the fact that Tibetans share the same language, culture, spiritual tradition, core values and customs, that they belong to the same ethnic group and that they have a strong sense of common identity. Tibetans share a common history and despite periods of political or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ibetans continuously remained united by their religion, culture, education, language, way of life and by their unique high plateau environment.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lives in one contiguous area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hich they have inhabited for millennia and to which they are therefore indigenous. For purposes of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of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Tibetans in the PRC in fact live as a single nationality all over the Tibetan plateau.

On account of the above reasons, the PRC has recognised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as one of the 55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II TIBETAN ASPIRATIONS

Tibetans have a rich and distinct history, culture and spiritual tradition all of which form valuable parts of the heritage of humanity. Not only do Tibetans wish to preserve their own heritage, which they cherish, but equally they wish to further develop their culture and spiritual life and knowledge in ways that are particularly suited to the needs and conditions of humanity in the 21st century.

As a part of the multi-national state of the PRC, Tibetans can benefit greatly from the rapid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 country is experiencing. While wanting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and contribute to this development, we want to ensure that this happens without the people losing their Tibetan identity, culture and core values and without putting the distinct and fragile environment of the Tibetan plateau, to which Tibetans are indigenous, at risk.

The uniqueness of the Tibetan situation has consistently been recognised within the PRC and has been reflected in the terms of the ??17 Point Agreement?? and in statements and policies of successive leaders of the PRC since then, and should remain the basis for defining the scope and structure of the specific autonomy to be exercised by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within the PRC. The Constitution reflect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flexibility to accommodate special situations, including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s commitment to seek a solution for the Tibetan people within the PRC is clear and unambiguous. This position is in full compliance and agreement with paramount leader Deng Xiaoping's statement in which he emphasised that except for independence all other issues could be resolved through dialogue. Whereas, we are committed, therefore, to fully respec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PRC, we expec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recognise and fully respect the integrit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and its right to exercise genuine autonomy within the PRC. We believe that this is the basis for resolv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s and promoting unity, stability and harmony among nationalities.

For Tibetans to advance as a distinct nationality within the PRC, they need to continue to progress and develop economically, socially and politically in ways that correspo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C and the world as a whole while respecting and nurturing the Tibetan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development. For this to happen,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right of Tibetans to govern themselves be recognised and implemented throughout the region where they live in compact communities in the PRC,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betan nationality??s own needs, priori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Tibetan people's culture and identity can only be preserved and promoted by the Tibetans themselves and not by any others. Therefore, Tibetans should be capable of self-help, self-development and self-government, and an optimal balance needs to be found between this and the necessary and welcome guidance and assistance for Tibet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other provinces and regions of the PRC.

IV BASIC NEEDS OF TIBETANS

Subject Matters of Self-government

1) Language

Langua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attribute of the Tibetan people??s identity. Tibetan is the primary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e language in which their literature, their spiritual texts and historical as well as scientific works are written. The Tibetan language is not only at the same high level as that of Sanskrit in terms of grammar, but is also the only one that has the capability of translating from Sanskrit without an iota of error. Therefore, Tibetan language has not only the richest and best-translated literatures, many scholars even contend that it has also the richest and largest number of literary composition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RC, in Article 4, guarantees the freedom of all nationalities ??to use and develop their own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s ...??.

In order for Tibetans to use and develop their own language, Tibetan must be respected as the main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Similarly, the principal language of the Tibetan autonomous areas needs to be Tibetan.

This principle is broadly recognised in the Constitution in Article 121, which states, ??the organs of self-government of the national autonomous areas employ the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or language in common use in the locality.?? Article 10 of the Law on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 (LRNA) provides that these organs ??shall guarantee the freedom of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se areas to use and develop their own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s....??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 of recognition of Tibetan as the main language in Tibetan areas, the LRNA (Article 36) also allows the autonomous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o decide on ??the language used in instruction and enrolment procedures?? with regard to education. This implies recognition of the principle that the principal medium of education be Tibetan.

2) Culture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is primarily for the purpose of preservation of the cultur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Consequently, the constitution of PRC contains references to cultural preservation in Articles 22, 47 and 119 as also in Article 38 of the LRNA. To Tibetans, Tibetan culture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our religion, tradition, language and identity, which are facing threats at various levels. Since Tibetans live within the multinational state of the PRC, this distinct Tibetan cultural heritage needs protection through appropriate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3) Religion

Religion is fundamental to Tibetans and Buddhism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ir identity. We recognise the importance of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but this should not affect the freedom and practice of believers. It is impossible for Tibetans to imagine personal or community freedom without the freedom of belief,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The Constitution recognises 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n and protects the right to profess it. Article 36 guarantees all citizens the right to the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No one can compel another to believe in or not to believe in any religion.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religion is forbidde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 in light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 would also cover the freedom of the manner of belief or worship. The freedom covers the right of monasteries to be organised and run according to Buddhist monastic tradition, to engage in teachings and studies, and to enroll any number of monks and nuns or age group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rules. The normal practice to hold public teachings and the empowerment of large gatherings is covered by this freedom and the state should not interfere in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tradition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teacher and his disciple, management of monastic institu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reincarnations.

4) Education

The desire of Tibetans to develop and administer their own education system in cooperation and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 supported by the principles contained in the Constitution with regard to education. So is the aspiration to engage in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 note the increasing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the contribution which Buddhist psychology, metaphysics, cosmology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ind is making to modern science.

Whereas, under Article 19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state takes on the overall responsibility to provide education for its citizens, Article 119 recognises the principle that ??[T]he organs of self-government of the national autonomous areas independently administer educational .... affairs in their respective areas...?? This principle is also reflected in Article 36 of the LRNA.

Since the degree of autonomy in decision-making is unclear, the point to be emphasised is that the Tibetan need to exercise genuine autonomy with regard to its own nationality??s education and this is supported by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nstitution on autonomy.

As for the aspiration to engage in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he Constitution (Article 119) and the LRNA (Article 39) clearly recognise the right of autonomous areas to develop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5)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ibet is the prime source of Asia's great rivers. It also has the earth's loftiest mountains as well as the world's most extensive and highest plateau, rich in mineral resources, ancient forests, and many deep valleys untouched by human disturbances.

Thi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actice was enhanced by the Tibetan people's traditional respect for all forms of life, which prohibits the harming of all sentient beings, whether human or animal. Tibet used to be an unspoiled wilderness sanctuary in a unique natural environment.

Today, Tibet's traditional environment is suffering irreparable damage. The effects of this are especially notable on the grasslands, the croplands, the forests, the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wildlife.

In view of this, according to Articles 45 and 66 of the LNRA, the Tibetan people should be given the right over the environment and allow them to follow their traditional conservation practices.

6) Utilis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With respect to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utilis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RNA only acknowledge a limited role for the organs of self-government of the autonomous areas (see LRNA Articles 27, 28, 45, 66, and Article 118 of the Constitution, which pledges that the state ??shall give due considera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national autonomous areas]]??. The LRNA recognises the importance for the autonomous areas to protect and develop forests and grasslands (Article 27) and to ??give priority to the rational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that the local authorities are entitled to develop??, but only within the limits of state plans and legal stipulations. In fact,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se matters is reflected in the Constitution (Article 9).

The principles of autonomy enunci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cannot, in our view, truly lead to Tibetans becoming masters of their own destiny if they are not sufficiently involved in decision-making on utilis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mineral resources, waters, forests, mountains, grasslands, etc.

The ownership of land is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taxes and revenues of an economy are based.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hat only the nationality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shall have the legal authority to transfer or lease land, except land owned by the state. In the same manner, the autonomous region must have the independent authority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developmental plans concurrent to the state plans.

7)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d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ibet is welcome and much needed. The Tibetan people remain one of the most economically backward regions within the PRC.

The Constitution recognises the principle that the autonomous authoritie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ir areas in view of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Article 118 of the Constitution, also reflected in LRNA Article 25). The Constitution also recognises 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 i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finances (Article 117, and LRNA Article 32).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titution also recognises the importance of providing State funding and assistance to the autonomous areas to accelerate development (Article 122, LRNA Article 22).

Similarly, Article 31 of the LRNA recognises the competence of autonomous areas, especially those such as Tibet, adjoining foreign countries, to conduct border trade as well as trade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he recognition of these principles is important to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given the region??s proximity to foreign countries with which the people have cultural, religious, ethnic and economic affinities.

The assistance render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provinces has temporary benefits, but in the long run if the Tibetan people are not self-reliant and become dependent on others it has greater harm. Therefore, an important objective of autonomy is to make the Tibetan people economically self-reliant.

8) Public health

The Constitution enunciat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tate to provide health and medical services (Article 21). Article 119 recognises that this is an area of responsibility of the autonomous areas. The LRNA (Article 40) also recognises the right of organs of self-government of the autonomous areas to ??make independent decisions on plans for developing local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and for advancing both modern and the traditional medicine of the nationalities.??

The existing health system fails to adequately cover the needs of the rural Tibetan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above-mentioned laws, the regional autonomous organs need to have the competencies and resources to cover the health need of the entire Tibetan population. They also need the competencies to promote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al and astro system strictly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practice.

9) Public Security

In matters of public security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majority of security personnel consists of members of the local nationality who understand and respect local customs and traditions.

What is lacking in Tibetan areas is absence of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in the hands of local Tibetan official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autonomy and self-government i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internal public order and security of the autonomous areas. The Constitution (Article 120) and LRNA (Article 24) recognise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involvement and authorise autonomous areas to organise their security within "the military system of the State and practical needs and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State Council."

10) Regulation on population migration

The fundamental objective of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and self-government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identity, culture, language and so forth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 and to ensure that it is the master of its own affairs. When applied to a particular territory in which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 lives in a concentrated community or communities, the very principle and purpose of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is disregarded if large scal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of the majority Han nationality and other nationalities is encouraged and allowed. Major demographic changes that result from such migration will have the effect of assimilating rather than integrating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into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gradually extinguishing the distinct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Also, the influx of large numbers of Han and other nationalities into Tibetan areas will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the exercise of regional autonomy since the constitutional criteria for the exercise of autonomy, namely that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 ??live in compact communities?? in a particular territory is changed and undermined by the population movements and transfers. If such migrations and settlements continue uncontrolled, Tibetans will no longer live in a compact community or communities and will consequently no longer be entitled, under the Constitution, to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This would effectively violate the very principles of the Constitution in its approach to the nationalities issue.

There is precedent in the PRC for restriction on the movement or residence of citizens. There is only a very limited recognition of the right of autonomous areas to work out measures to control ??the transient population?? in those areas. To us it would be vital that the autonomous organs of self-government have the authority to regulate the residence, settlement and employment or economic activities of persons who wish to move to Tibetan areas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PRC in order to ensure respect for and the realisation of the objectives of 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

It is not our intention to expel the non-Tibetans who have permanently settled in Tibet and have lived there and grown up there for a considerable time. Our concern is the induced massive movement of primarily Han but also some other nationalities into many areas of Tibet, upsetting existing communities, marginalising the Tibetan population there and threatening the fragile natural environment.

11)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religious exchanges with other countries

Besides the importance of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and other nationalities, provinces, and regions of the PRC in the subject matters of autonomy, such as culture, art, education, science, public health, sports, religion,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so forth, the power of autonomous areas to conduct such exchange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se areas is also recognised in the LRNA (Article 42).

V APPLICATION OF A SINGLE ADMINISTRATION FOR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IN THE PRC

In order for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to develop and flourish with its distinct identity, culture and spiritual tradition through the exercise of self-government on the above mentioned basic Tibetan needs, the entire community, comprising all the areas currently designated by the PRC as Tibetan autonomous areas, should be under one single administrative entity.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by which Tibetan communities are ruled and administered under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regions of the PRC, foments fragmentation, promotes unequal development, and weakens the abilit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to protect and promote its common cultural, spiritual and ethnic identity. Rather than respect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nationality, this policy promotes its fragmentation and disregards the spirit of autonomy. Whereas the other major minority nationalities such as the Uighurs and Mongols govern themselves almost entirely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single autonomous regions, Tibetans remain as if they were several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stead of one.

Bringing all the Tibetans currently living in designated Tibetan autonomous areas within a single autonomous administrative unit is entir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 contained in Article 4, also reflected in the LRNA (Article 2), that ??regional autonomy is practiced in areas where peopl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live in concentrated communities.?? The LRNA describes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 as the ??basic policy adop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China?? and explains its meaning and intent in its Preface: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under unified state leadership, practice regional autonomy in areas where they live in concentrated communities and set up organs of self-government for the exercise of the power of autonomy.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 embodies the state??s full respect for and guarantee of the right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to administer their internal affairs and its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unity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nationalities.

It is clear that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within the PRC will be able to exercise its right to govern itself and administer its internal affairs effectively only once it can do so through an organ of self-government that has jurisdiction over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as a whole.

The LRNA recognises the principle that boundaries of national autonomous areas may need to be modified. The nee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Constitution on regional autonomy through respect of the integrit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is not only totally legitimate, but the administrative changes that may be required to achieve this in no way violat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There are several precedents where this has been actually done.

VI THE NATURE AND STRUCTURE OF THE AUTONOMY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right to self-government and self-administration can be exercised on the preceding subject matters largely determines the genuine character of Tibetan autonomy. The task at hand is therefore to look into the manner in which autonomy can be regulated and exercised for it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unique situation and basic needs of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The exercise of genuine autonomy would include the right of Tibetans to create their own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processes that are best suited to their needs and characteristics. It would require that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have the power to legislate on all matters within the competencies of the region (that is the subject matters referred to above) and that other organs of the autonomous government have the power to execute and administer decisions autonomously. Autonomy also entails representation and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national decision-making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rocesses for effective consultation and close cooperation or joint decision-making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on areas of common interest also need to be in place for the autonomy to be effective.

A crucial element of genuine autonomy is the guarantee the Constitution or other laws provide that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allocated to the autonomous region cannot be unilaterally abrogated or changed. This means that neith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nor the autonomous region??s government should be abl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other, to change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autonomy.

The parameters and specifics of such genuine autonomy for Tibet that respond to the unique needs and conditions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region should be set out in some detail in regulations on the exercise of autonomy, a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116 of the Constitution (enacted in LRNA Article 19) or, if it is found to be more appropriate, in a separate set of laws or regulations adopted for that purpose. The Constitution, including Article 31, provides the flexibility to adopt special laws to respond to unique situations such as the Tibetan one, while respecting the established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country.

The Constitution in Section VI provides for organs of self-government of national autonomous regions and acknowledges their power to legislate. Thus Article 116 (enacted in Article 19 of the LRNA) refers to their power to enact ??separate regulations in light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ionality or nationalities in the areas concerned.?? Similarly, the Constitution recognises the power of autonomous administration in a number of areas (Article 117-120) as well as the power of autonomous governments to apply flexibility in implementing the laws and policie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higher state organs to suit the conditions of the autonomous area concerned (Article 115).

The above-mentioned legal provisions do contain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to the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of the autonomous organs of government. But the Constitution nevertheless recognises the principle that organs of self-government make laws and policy decisions that address local needs and that these may be different from those adopted elsewhere, including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lthough the needs of the Tibetans are broadly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s on autonomy contained in the Constitution, as we have shown, their realisation is impeded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a number of problems, which mak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ose principles today difficult or in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genuine autonomy, for example, requires clear divisions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with respect to subject matter competency. Currently there is no such clarity and the scope of legislative powers of autonomous regions is both uncertain and severely restricted. Thus, whereas the Constitution intends to recognise the special need for autonomous regions to legislate on many matters that affect them, the requirements of Article 116 for prior approval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 inhibi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inciple of autonomy. In reality, it is only autonomous regional congresses that expressly require such approval, while the congresses of ordinary (not autonomous) provinces of the PRC do not need prior permission and merely report the passage of regulations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PC ??for the record?? (Article 100).

The exercise of autonomy is further subject to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ccording to Article 115 of the Constitution. Certain laws effectively restrict the autonomy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while others are not always consistent with one another. The result is that the exact scope of the autonomy is unclear and is not fixed, since it is unilaterally changed with the enactment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higher levels of the state, and even by changes in policy. There is also no adequate process for consultation or for settling differences that arise between the organ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of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with respect to the scope and exercise of autonomy. In practice, the resulting uncertainty limits the initiative of regional authorities and impedes the exercise of genuine autonomy by Tibetans today.

We do not at this stage wish to enter into details regarding these and other impediments to the exercise of genuine autonomy today by Tibetans, but mention them by way of example so that these may be addressed in the appropriate manner in our dialogue in the future. We will continue to study the Constitution and other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and, when appropriate, will be pleased to provide further analysis of these issues, as we understand them.

VII THE WAY FORWARD

As sta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memorandum, our intention is to explore how the needs of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can be me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RC since we believe these need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nstitution on autonomy. As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stated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we have no hidden agenda. We have no intention at all of using any agreement on genuine autonomy as stepping stone for separation from the PRC.

The objective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is to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to speak on their behalf. Therefore, it will no longer be needed and will be dissolved once an agreement is reached between us. In fact, His Holiness has reiterated his decision not to accept any political office in Tibet at any time in the futur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nevertheless, plans to use all his personal influence to ensure such an agreement would have the legitimacy necessary to obtain the support of the Tibetan people.

Given these strong commitments, we propose that the next step in this process be the agreement to start serious discussions on the points raised in this memorandum. For this purpose we propose that we discuss and agree on a mutually agreeable mechanism or mechanisms and a timetable to do so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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