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史伯岭：图伯特、Tibet与命名的力量

（拍摄者：唯色）


图伯特、Tibet与命名的力量
——《遮蔽的图伯特：国际藏学家解读西藏百题问答》中文版前言

作者：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
译者：谢惟敏（台湾悬钩子）

唐曰乌斯国、明曰乌斯藏
今曰图伯特、又曰唐古忒
——《西藏志》

上述文字是清初一个关于地名沿革的有趣评语，徵引自一部十八世纪佚名作者的 Tibet 方志[1]，也许会让读者感觉是琐碎而玄秘的藏学知识，虽然令人感到好奇，却似乎与今日理解Tibet议题没有什么相干。而它也确实相当奇怪：作者说在他的时代，这个地方称为“唐古忒”（”Tangut”），又称为“图伯特”（Tibet）。这一点真的与现代读者无关吗？正好相反，作者藉由告诉我们“图伯特”这个名字在清朝就是Tibet的名字之一，碰触到一个二十一世纪初尝试以中文写作 Tibet 的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若要以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文化与民族整体来称呼那一块广袤的土地，而不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数个行政区之堆砌时，究竟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急迫性之所以未引起重视，很大的程度正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指称 Tibet 与 Tibetans 的名词已经非常僵化。然而那样的拘泥与束缚早该让我们质疑建构在这些名词之上的人为结构。即使我们不谈意识形态或后现代的术语（以及呓语），然而在这个例子里，语言就是力量。因为中国能够安排、限定关于 Tibet 词汇的意义与范畴，因此有了界定 Tibet、定义 Tibetans的本事。它允许中国在讨论Tibet议题时，可以单方面决定其最基本的条件。这些议题将在本文之后的章节陆续提到。

现在我们看到有愈来愈多以中文写作的文章、部落格的贴文──有些来自图伯特的作家、许多来自台湾的网友、甚至还有想办法突破中国网路防火墙的人──正在接续上述这位十八世纪的不知名中文作者所未完成的，就是使用“图伯特”，或者它的一个变化形式，“图博”，来称呼 Tibet，是一件令人欣喜和期待的事。而就是为了本文即将阐明的理由，本书将使用“图伯特”来指称 Tibet 文明所在的世界和博巴（译按：亦即中文习称的“藏族”）所生活的地方，一个疆界远比今日西藏自治区更加悠远辽阔的国度。[2]

大部份使用中文的人所习用的 Tibet 正式名称，是西藏。这个名词的来源广为人知，从官方修订的历代正史与其他常见的文献所纪录的用法，亦一目了然，容易理解。西方的图伯特支持者有一种普遍的错误观念，那就是西藏意谓着“西方的藏宝屋”，而会如此命名是因为中国视此区为一矿藏极为丰富、有待开采开发的宝地，这当然是大错特错。西藏一词的“藏”字，虽然可以意谓“储存”，但在这里只是因为它音译了Gtsang，指的是组成此区的一部份，一般称为图伯特中部地区，也就是博伊（译按：即中文习称的“藏文”）里的 Dbus-Gtsang。在明代，Dbus-Gtsang 被翻译成“乌斯藏”。[3]　清朝时，这个名词则变成了“卫藏”（也是 Dbus-Gtsang 之音译）[4]，最后再演变为“西藏”，以表示其方位在西边，而其两个音节的声音，又与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为图伯特东南部的康区（Khams）创建之行省“西康”相类似。

这一切所造成的结果是，“西藏”至今指称的，依旧只有图伯特中部以及一小部份的康区，而这个名词所传达的，就是上述的定义，也唯有那层意义而已。然而藏学研究的更广阔世界，也是博巴所思维感知的世界，系将Tibet看成是三个主要地区所组成的地方：图伯特中部（卫藏）、康与安多。目前有许多来自图伯特、台湾、中国的作者与部落格作家，愈来愈体会到这一点，因此，也愈来愈多人使用图伯特（或图博）来指称博巴所理解的Tibet。这当然具有颠覆的意义：博巴在中文的书写里，使用一个他们自己选择的名字，是为了重新掌握他们被剥夺的，并且采取行动来定义他们自己。

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整套少数民族和各种与民族相关的语彚，充满了藉由定义以遂控制目的的政治操作。“少数民族”这个名称本身，就已将所有如此被称呼的民族贬降为同一层次，不论他们是人口数百万、曾是一个政治强权、不但有自己的政府、还有娴熟自己语言的官僚系统、拥有一部充满自觉的历史；或者人口不过数万、没有国族史的族群。

我们如果聪明的话，就应该记取“西藏”的意义先天即由政治所定义的事实：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其定义的范围甚至比现今更小得多，因为康区的绝大部份（甚至一部份的“卫”，Dbus），都被画进国民政府的西康省地图里，虽然国民政府对此区鞭长莫及，只有在名义上统治而已。更不要说，今日位于青海、云南、甘肃境内的图伯特区域，都不包括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所定义的“西藏”之内，一如它们今天也都不被涵括在其中。因此，传统与历史的Tibet，至今都没有一个单一的、中国官方所承认的中文名词来指称。当然，我们可以使用说明性的文字来描写它，如“藏族居住地区”。然而，那是个描述，而不是个称呼。这么多作者渐渐偏好使用图伯特一词，显然其来有自。

描述图伯特地区的词彚，以其特殊的拘泥和僵化，拖累了描述博巴作为一个民族的词彚，使之蹇滞难通。如果 Tibet 只能等同于西藏，而西藏／Tibet 仅只能指西藏自治区，描述博巴整体的名称也被附加人为的僵硬规矩。他们可以被描述为“藏族”，然而“西藏人”只能单指西藏自治区内的居民。中国官方甚至指定，博伊也必须依样画葫芦，分别使用 Bod-rigs（藏族） 与 Bod-pa（西藏人）来显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是一个相当晚近才创造出来的区分，而这一点，由红军回忆长征时经过康区的一些地方所做的纪录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这些作品里，我们发现中国人是有意识到，至少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博伊的名词 Bod-pa（亦即中国官方指定翻译中的“西藏人”）并不限定于达赖喇嘛政府辖下（也就是现今的西藏自治区）的居民而已。因此我们读到了红军建立一个寿命很短、只在康区一些地方运作的“图伯特人民的政府”，他们称为“波巴人民政府”，“波巴”就是音译博伊的 Bod-pa。[5]

除了博伊以外，目前世界上所有的现代语言之中，在谈到博巴所属的整体文化与历史世界时，都使用 Tibet 一字的各种变化形式来表示。在那些语言里，现代中文所产生的束缚限制、种种用来支持中国对 Tibet 与 Tibetans 作政治定义的设限与规矩，都不适用。愈来愈多图伯特、台湾与中国的作者与网路作家选择使用“图伯特”一词，显示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不但深刻，而且是严肃恳切的。除了图伯特以外，许多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纪录了Tibetans 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博弥”、“博巴”，亦即博伊中的 Bod-mi、Bod-pa），Tibetan作为一种语言（“博伊”、“博盖”，Bod-yig、Bod-skad）等等，都是为了避免使用中文名词“藏”，特别是它与“西藏”有关时，所影射的限制。

讽刺的是，中文里唯一一个 “Bod” （译按：博伊中的 Tibet）被正式规定为可以名正言顺地指称Tibet的地方，是唐朝称呼 Tibet 的名字吐蕃（音：Tufan），这个名词的发音受到官方的指定，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处，都已经被读作 Tubo、也依此音译为罗马化的汉语拼音字母。然而，这个念法早在一百年前已被法国语言学家也是汉学家的伯希和（Paul Pelliot）[6] 彻底地剖析、清楚地显示为谬误了。我回想起许多年前参加一个研讨会，会中一位中国同行不断地提起 “the Tubo Kingdom”（吐蕃王朝）。一位藏学界的泰斗倾身对我低语：“难道没有人要同情一下这个可怜的人，告诉他伯希和早在一九一五年即已说明了那个字不能念成 bo?”当然，我们的中国同行有可能早就知道伯希和对此问题的评析；然而，政治无疑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中国学者而言，去想像 Bod 这个名字，唐代人早有所悉，并揉和于当时指称图伯特国家的中文名字里，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目的论里一个不容造次的成分：它似乎在表面上显示，即使是在那么古老的时代里，博巴与汉族已经愈来愈接近，势不可挡了。

有趣的是，如同伯希和所显示的，希望把吐蕃念成 Tubo，想见到 Bod 这个名字出现于中文书写之中，其滥觞并不来自于中国官修正史的传统，而是来自西方十九世纪的东方学专家（Orientalists）的作品，从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年-1832年）到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1854年-1914年）与其他人等等，此一倾向殊为明显。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就算我们接受了蕃（fan）应该念成 bo，我们还是得解释第一个字，吐（Tu）的问题，而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的想像简直到了天马行空的地步。伯希和文中所提到的一些东方学者，幻想着古代的图伯特使用 “Mtho-Bod” 或者 “Stod-Bod” 这样的名字。这两个名字皆翻译成类似于“高博”（High Tibet）或“上博”（Upper Tibet）的说法。然而，这样的名字，在古代的博伊文献里并没有证据可以支持。更重要的是，它们也不曾出现于图伯特帝国时期的双语史料中，其中Tufan只是翻译成Bod而已。未得到这些史料的佐证， “Stod-Bod” 与 “Mtho-Bod” 看起来只不过是十九世纪为了炮制一个并不存在的名字，而在字典里、辞表里搜求寻觅，所牵强附会的结果而已。

事实上，图伯特高原对于唐代以前的此地居民而言，并非统一的畛域。我们所知的图伯特帝国早期、或帝国尚未建立时期的每一件事，皆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四分五裂、没有明显齐一现象的地方──族群、语言、与宗教上皆如此──也一直没有任何 “Bod” 作为一个大地理区域之意识的文献证据，一直到图伯特皇帝与他们的军队远征吐谷浑（’A-zha）、苏毗（Sum-pa）、象雄（Zhang-zhung）、琼波（Khyung-po）及其他族群的地区，并且创造出 Bod的意识为止。虽然如此，我们确实拥有Bod这个名字在更早期就被使用的证据，然而其来源仅囿限于高原的中南部地区，而我们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至公元前九百年之间的印度文学《吠陀经》里曾谈到 “Bho?a”（波札） ，然而它并不是一个在帝国之前遍及图伯特高原的名词。而确实，监于帝国建立之前与帝国建立初期，高原上的居民所处的分裂状态，它又岂能不是如此？去假设那个时期住在图伯特高原上的人都视自己统一在一个旗号之下，或者他们全都了解高原以外地方的地形，因此普遍地认为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上”、“高”图伯特，这是完全经不起检验的看法。

事实是，如同伯希和在一九一五年时所解释的，在唐朝的正史中，对吐蕃这个名字之起源有一个合理而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在《旧唐书》〈吐蕃传〉的开头找到一段文字描述它起源，据说它是来自一个鲜卑的族名“秃发”（Tufa），并由后来建立南凉国（397年-414年）的后人继承此名：“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换言之，吐蕃之所以变成Tibet的名字，就是因为其正确的名字“秃发”在发音时以讹传讹所导致的结果。而一开始用来指称Tibet这个地方的，就是秃发（Tufa）的族名；直到后来它才音讹地变成吐蕃（Tufan）。“秃发”的古代发音实际上更加接近 “Tupat”，并早在公元八世纪，即由中亚的突厥人所纪录，写为突厥语的 Tüpüt。从这里，它再辗转西传，进入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写成Tubbat与其他类似的拼法。稍后，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马可波罗（1254年-1324年）的游记将它拼写为Tebet，另外类似的写法也出现在中古时期不同欧洲旅行者的纪录中。 “Tibet”与其他类似的称呼就此陆续进入欧洲各国的语言之中。

一个部族的名字历经长途的旅程，最后转变成为一个地理的名字，也许看起来十分迂回曲折，然而这并非鲜见的例子，毕竟，“亚美利加”（ “America”）也有类似的经历。更重要的，一个小地方的名字（秃发／吐蕃，似乎一开始只局限于图伯特高原的东北部边缘一带），渐渐转变成为指涉一个大地区的名字，并非罕见， 另外类似的例子有“亚细亚”（ “Asia”，亚洲）与 “阿非利加”（”Africa”，非洲），这两个名词的指涉范围，后来备受扩张，远超过它们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地中海诸古典语言里的原始意义。因此，这个带点地方性质的、在唐代以前出现的名字，“秃发／吐蕃”，后来在中文里已经澈底改头换面，指称的是它原来的地点以西的广大图伯特地区。这个名字，与实际居住在此高原上的原住民所使用的各种名字（如苏毗、象雄等），并无关连，就如同“亚美利加”与西半球上任何本土名字（如马雅、阿兹特克等）皆不相关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当学者端智嘉与陈庆英把《旧唐书》与《新唐书》中的〈吐蕃传〉翻译成博伊时[7]，他们肯定知道旧有的 Stod-Bod（上博）概念，然而他们似乎拒斥了它，把 Tufan 翻译成 Thu-Bhod。我们可以想像他们不能全然拒斥已经政治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教条的 Tubo，然而他们可以很有技巧地处理它，或许将它翻译成近似 “Tibet”的名词，而不是直接了当地将 fan/bo 与 Bod 等同划一。

简言之，《旧唐书》〈吐蕃传〉开头所提到的中文名字，可以被视为在图伯特之外、也是现代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所普遍所使用的名字──Tibet──的一个雏型。而 Tibet，作为普世所接受的一个文化与历史的畛域，并不是现代的“西藏”。令人欣悦的是，新一代以中文书写或发表网路文章的作者们已经重新发现、并采纳了“图伯特”，作为这块他们深深关怀的土地一个清晰明朗、无法混淆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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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藏志》（台北，1968年）。亦可见邓锐龄，〈读《西藏志》札记〉，《中国藏学》，2005年2月，第18-25页。

[2] 晚近虽然有一些使用“图博”的例子，然而“图伯特”一词早已记载于清朝文献的事实（往往和另外的变化形式如“土伯忒”、“土白特”等写法一起出现），以及这个词更能清楚明确地反映世界各国语言中对于Tibet几乎一致的称呼，是本书从头到尾采用它的理由。除此之外，现存的“图博”很容易与“吐蕃”（Tufan）之错误汉语拼音读法Tubo 混淆，此问题将在下文讨论。

[3] 张廷玉，《明史》，（北京，1974），331:8571-8585。

[4] 见松荺，《卫藏通志》，（台北，1965）。

[5] 《红军长征在四川》，（成都，1986），第355页以后的内容。

[6] Paul Pelliot, “Quelques tra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noms tibétains,” T’oung Pao 《通报》16. 1 (March, 1915), 第18-20页。

[7] Don-grub rgyal and Khrin Chin-dbyin, Thang-yig gsar-rnying-las byung-ba’i Bod chen-po’i srid-lugs. （端智嘉、陈庆英，《吐蕃传》，（西宁，1983年。）


In the course of preparing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Authenticating Tibet, edited by Anne-Marie Blondeau and Katia Buffetrille, the seemingly banal question of the Chinese name for Tibet turned out to be rather problematic. The familiar name “Xizang” 西藏 is historically a very recent term and designates “Tibet” solely in the sense of the territory encompassed with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hus, in discussing Tibet as an integral historical unit the name is clearly of limited utility and can create confusion. Indeed, it is due to the specific limitations of that term that it was decided that the Chinese edition of Authenticating Tibet would employ the term “Tubote” 圖伯特, a name that is used now by a growing number of writers and blogg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As a result, I prepared the following introductory essay for the Chinese-language edition of Authenticating Tibet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choic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ointing out that the term “Tubote”is not a recent concoction: it has a history as a recognized Chinese-language designation for Tibet. The broader question covered in this introduction is indicated by its very title, which in English is “Tubote, Tibet, and the Power of Naming.”

Authenticating Tibet, which has been quite successful in French and English as a guide to understanding the myriad elements that make up the Tibet Question, will soon be available to those who read Chinese in an edition published this spring by Avant-garde Publishers in Taipei under the title 遮蔽的圖伯特：國際藏學家解讀西藏百題問答. It should be available in bookstores and for purchase online shortly.

My deep thanks to 謝惟敏 for her impeccable translation of this introduction.

王力雄：噶伦赤巴应该是伟大的开拓者

噶伦赤巴应该是伟大的开拓者

来源：王力雄文库

http://wlx.sowiki.net/?action=show&id=423

流亡藏人社区马上要开始的噶伦赤巴【注】选举，首先面对一个基本选择，即要求噶伦赤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是管好流亡社区，还是解决西藏问题？两个任务所要求的噶伦赤巴是不一样的。如果主要是管好流亡社区，选一个有公正之心，熟悉流亡政府系统和运作，与印度政府关系密切，也擅长与西方打交道的噶伦赤巴即可，如果主要为解决西藏问题，对噶伦赤巴的要求则不同。

流亡西藏的老一代领导人在管理流亡社区方面是卓有成绩的，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也下了很大功夫。不过我接触的流亡藏人普遍对他们解决西藏问题的做法不满意，认为是沉湎幻想，走错了方向。这种看法不一定是真实，但是已经形成，包括达赖喇嘛都被认为与现实脱节。尽管达赖喇嘛的崇高威望仍然可以确保他的中间道路主张得到表决多数，但只是出于对达赖喇嘛的服从，而不是对中间道路的信服。人们内心普遍对这种选择缺乏热情。除了老一代领导人相信，多数流亡藏人都不认为会有实际结果。老一代领导人无法很有说服力地让民众看到真实前景，难以激起他们的热情。

这一届噶伦赤巴选举第一次形成了真正的竞争。考虑中国的变化和达赖喇嘛的年龄，下任噶伦赤巴很可能面临重要的历史关口，需要更加独立地担当重要使命。但是在上述背景下，很多人只是简单地为即将出现新一代领导人而兴奋，认为下一任噶伦赤巴应该是和现任领导人相反的形象，却很少考虑这个关键问题。在目前这种大规模范围的选举中，人们往往只能从外在形象认识参选者，无法了解真实情况。而参选者的竞选也是面对流行大众的层面，不能提出新的问题，形成独特的纲领。这时即使选举形式是民主的，也不一定能选出合适的领导人。

成熟的民主国家有专家、大学、智囊机构等专业团队辅佐，选出的领导人即使欠缺智慧，也可以得到弥补，谁当选都不会差太多，而流亡西藏不具备那些条件，因此要求当选领导人必须自身具备足够的智慧和深刻的思想，足以开拓新的局面，才能带领西藏走向未来。

2010-8-30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唯色）注：

噶伦赤巴：藏语，Kalon Tripa，总理或首相。

茨仁夏加：间谍喇嘛

原文发表于《印度瞭望》2011年2月11日http://www.outlookindia.com/article.aspx?270404，此为截图。中文译文为首发。

茨仁夏加：间谍喇嘛

译者：台湾悬钩子

长久以来，侦探小说作家喜爱在书中把藏传佛教的上师幻想成间谍与特务的角色，周旋在惊险而诡谲的局势里。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小说《基姆》（Kim）中的扎西喇嘛，本人虽非间谍，却糊里糊涂地被卷入了英俄“大博羿”的尔虞我诈之中。近年，两位英国国会议员在他们的小说里面也描写了类似的人物：工党国会议员克里斯•穆林（Chris Mullin）的《藏历绕迥火猴年》（The Year of the Fire Monkey），描写美国中情局招募了一位名为阿里的年轻喇嘛，并且派他到西藏的中国共产党内工作，他的任务是在跟伟大的舵手见面的时候，图穷匕见地谋刺他。（此情节当然太过异想天开，从印度回到中国的藏人是不可能在党内取得这样高的位置。）第二本类似的小说，是英国政治人物、曾担任（保守党）撒切尔夫人演讲撰稿人的麦可•多布斯（Michael Dobbs）所写的《布鲁尔街的佛陀》（The Buddha of the Brewer Street），他的小说描写中国与英国的情报单位竞相在伦敦城里寻找达赖喇嘛的转世化身。在穆林所杜撰的情节中，坏蛋是中情局与西方国家；而多布斯的小说里，坏人乃是中国，西藏喇嘛是受某国利用的不幸棋子。这些小说与现实无关，真正反映的，是作者本人的政治倾向。

同样与现实无关，却反映政治立场的，是印度媒体最近对藏传佛教备受尊崇的一位高僧噶玛巴所作的指控：它们所报导的情节彷佛直接抄袭廉价的间谍小说，如果不是这些指控罪名严重，其来源又是来自印度政界的高层的话，我们应该可以置之不理。

当全世界目不转睛地注意着“阿拉伯之春”以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的新闻时，藏人却无奈地被卷入了印度警方搜查噶玛巴的住所，紧跟着印度媒体又竞相报导在他的办公室找到许多不同国家的钞票的戏剧化事件。藏人在网路上表达他们的愤怒不平，并且为噶玛巴举行守夜活动，指控印度媒体夸张耸动，报导不实。藏人的种种行迳与其他信仰的追随者发现自己的领袖被媒体批评时候的表现毫无二致。藏人的反射动作似乎是牵怒于报导坏消息的印度媒体，而不是面对噶玛巴罪名的严重性，也未正视此事所影射的涵义，也就是西藏人寄居在印度的相关问题。

这一次，我们不能把印度警方采取的行动视为是地方官员消息来源有误，或者是因为他们贪赃枉法牵连无辜的结果。印度媒体以及政论家所做的两大指控中，最严重的是西藏人搞情资，意图破坏印度政府，而最令他们坚信不移的指控，是西藏人涉嫌洗钱。这两项指控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远远超过噶玛巴一人的问题。西藏流亡社区虽然住在印度已经五十多年，却不能了解他们在这里居住本身就具有高度敏感性，也不能领悟藏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跟印度社会的角度大相迳庭。对印度而言，这些议题攸关国家安全以及金融交易的合法性。对于藏人来说，噶玛巴宝座属于哪一位喇嘛的争议，只不过是家门不幸，属宗教事务而已。然而对印度政府来说，这个议题就像多吉凶天的争议一样，是一个攸关边界地区能否维持稳定的敏感议题，也就是说，这些为了宗教而起的宿怨与纷争，他们都是用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放大镜来看的。宗教纠纷引起糟糕的结果，印度曾有过刻骨铭心的惨痛教训，而现在藏人难民之间又出现宗教的纷扰，更让他们感觉似曾相识，认为实在是印度领土上无法消受的烦恼之源。

阴谋：德高望重的间谍

对噶玛巴的指控并不只来自媒体，也来自资深有影响力的政论家。印度政府的前内阁副总理，如拉曼（B. Raman）写到他怀疑噶玛巴“之所以逃到印度，可能为的是执行中国情报单位的长期卧底任务，目的是影响达赖喇嘛圆寂后的西藏事务”。类似的说法，也由印度政府的前国安副顾问里拉•波纳帕（Leela Ponappa）接受电视专访的时候提出。不管藏人信徒或支持者发出多少悲愤的不平之鸣，这些怀疑都不太可能因为藏人情绪性的表达就烟消云散。

印度人居然会认为中国情报单位精心培植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到印度去做秘密的情报工作，乍听之下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虽然如此，印度官员的忧虑其实远超过噶玛巴的个人身份：印度政府最高层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社会贤达所表达的，是对于西藏人住在印度领土的根本怀疑，以及西藏人对于印度国安所造成的长期负面作用。这种怀疑围绕着一点：假如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人受到噶玛巴的影响，逐渐变成颠覆印度政府的特洛伊木马，不但放弃他们的政治奋斗，还转而投入中国的怀抱之中；或者，他们可能会被中国所分化利用，并且用其他的方式来伤害印度的利益。印度人会有这样的看法，代表西藏政治运动在印度还有许多应该努力的地方，然而对于实事求是的印度分析家来说，上述并非匪夷所思的情节──他们认为西藏人都是宗教领袖的盲目支持者，他们把喇嘛的判断与决定奉为真理，对于其中的是非对错毫不质疑，特别是政治性的议题。西藏人最近这一次对于印度媒体报导噶玛巴事件的情绪化反应，更强化了西藏人就是耿耿忠心于他们的宗教领袖的印象。在外界看起来，西藏人与其他允许宗教人物成为政治领袖的基本教义派也没有什么区别。

印度目前对于噶玛巴所采取的动作，也反映出印度对于中国的计划愈来愈感到忧心，以及中印关系正在恶化。印度媒体一向勇于表达印度人对于被中国包围的恐惧，而印度东北部最近逮捕了多名中国籍人士，更强化了北京意图阴谋颠覆印度国家的印象。而这个印象，又与印度数十年来在边界上饱受巴基斯坦密探在边界地区煽动社会动乱、阴谋制造纠纷的伎俩有关。因此印度官员假设中国也会运用类似的黔驴故伎，却不察中国可能以更成熟的政治策略来达成同样的效果。

印度官员的观点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关于藏传佛教领袖在喜马拉雅山麓地区的影响力。政策研究中心的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教授注意到佛教噶举学派在这些敏感地区的影响力很大。印度的官员很早就知道印度的流亡西藏寺院大部份都是收容来自拉达克、史比提、锡金、北印度的僧侣，特别是噶举与宁玛的寺院。印度当局担心的是社会稳定的问题，而这种议题对于任何政府而言都是自然应该忧心的问题。

然而，印度官员认为边界地方的人会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转而反对印度政府，这种看法委实是不了解藏人对于中国的反感是刻骨铭心的。另外，在喜马拉雅地区依止藏传佛教上师的当地人，近来也愈亦感到浓厚的桑梓之情，与流亡藏人还是有所区别。在这些地区，对于上师的依止尊奉从来没有转化为政治上的偏好。这些地方的人很清楚能够保障他们的国家是印度。更何况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徒人数属于少数──即使是在锡金，也是噶玛巴流亡主寺之所在地，当地的佛教徒算是少数人。这些边界地区的所有佛教徒加起来，甚至不及印度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佛教徒对于印度国防造成重大威胁的能力微乎极微。因此印度认为于西藏喇嘛可能会在这些边地成为特洛伊木马的想法，显然是杞人忧天。

第二个恐惧──也就是一位高僧可能是中国派来的间谍，其任务在影响藏人，让他们投靠中国──意谓着印度的高层官员对于中印之争中，西藏人的存在是否能有益于印度的战略利益相当感到怀疑。印度的国安部门认为西藏人效忠的是他们的上师，而不是西藏本身，因此认为一个变节的噶玛巴很容易就可以让藏人转而背叛印度。当然，事实刚好相反，印度境内与全球性的西藏运动已经转变为一个大体上世俗的运动：它对中国统治的反对已是根深蒂固，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喇嘛可以凭着一己之力就逆转这样的情形。流亡藏人支持达赖喇嘛，因为他代表着藏人的这种观点，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位宗教的领袖。

引起印度政论家另外一个怀疑的理由是噶玛巴似乎没有表达对中国政权的反对之意，而中国政府也一直节制并没有对他如对达赖喇嘛那样猛烈攻击。然而所有的西藏上师们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位会经常性地发表与中国针锋相对的演讲，也并未在海外号召政治运动，因为这份工作一直都是达赖喇嘛的工作，他数世纪以来不但是西藏的宗教领袖，还是政治领袖，这点与其他喇嘛不同。因此中共就把他当作主要的敌人与攻击目标，而对其他西藏高僧高抬贵手，毕竟中共攻击他们的话，他们的信徒可能会因此群起反对中国，让中共得不偿失。无论如何，如果噶玛巴是中国政府派到印度卧底的人的话，中共应该要让他伪装成一个善于煽动群众、经常为政治奔走号召的运动人士。如果中共真有利用一位德高望重的人长期卧底以便颠覆印度的阴谋，为什么要起用一位几乎没有能力影响印度社会与其国安措施的人呢？要达成上述目标，中国不如跟印度境内好几个暴乱团体狼狈为奸，效果会更为立竿见影。

自从一九五九年以来，中国在西藏最大的失策并不是导致各地抗议蜂起，而是噶玛巴的叛逃。他在公元两千年离开西藏，逃到印度，这对中国治藏政策造成最大打击。他的转世灵童身份不但得到达赖喇嘛的认可，也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对中国而言，他最好用的地方应该是留在西藏境内，当个爱国的喇嘛，说服西藏人听从中共中央的指令。一九九二年，噶玛巴的灵童在住锡的楚布寺坐床的时候，就是中国统战部的一大宣传胜利。现在他不但已经逃走，而且西藏境内再也没有让藏人心悦诚服的高僧，所有的人都用脚投票跑到印度去了。对中国来说，西藏的高僧喇嘛反而才是印度或者其他国家派来的间谍，因为绝大多数有威望的高僧都长期待在国外。这让人不禁想到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直爽的粗话：“我宁可他待在帐篷内朝外洒尿，也不希望他从帐篷外向里洒尿。”噶玛巴待在西藏境内，绝对比他到国外去，对北京更有好处，因为中国统治西藏数十年，从未赢得西藏人的心悦诚服，如果没有喇嘛的道德权威来帮忙，此事更是难如登天。噶玛巴当年是中共最大的资产，他们一定巴不得他继续留在西藏，为他们的治藏政策背书，散播中国稳定又团结的讯息。

当然，印度政府关心边界地方的稳定，此事本身无可厚非，而他们认为西藏流亡社区内宗教纠纷迭起有损边界稳定的看法也是正确的。然而这些纷争并不是起源于外国的操弄，也不是印度的警方没办法克制的议题。这些纷争是西藏人自己所造成，也是几个互不相让的喇嘛所造成的，并非中国的阴谋。更何况这些纠纷目前已有平息之势，各个派系各自回到自己的寺院以巩固取得的权力与资源，未来他们是否有可能解决彼此的歧见，也只能留待以后才能知道。

至于藏人也应该反躬自省，了解到他们内部的纠纷对于外界也会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已经对他们的政治目标造成了损害──如果西藏流亡社区还是继续拥抱宗教人物也是政治领袖的系统，那么无可避免地，宗教一定会冲击到他们的政治愿景以及理想。举例来说，凶天派的西藏喇嘛已经把凶天教派的纠纷输出到蒙古去了，还强迫蒙古的佛教徒选边站。蒙古政府对于处理这个争议已经感到十分厌烦，并且努力与所有的藏传佛教徒划清界线，保持距离。最近有一位高阶的蒙古官员告诉我：蒙古不需要藏人把宗教纠纷带到他们的国家。藏人就此失去了一个本来可以作为西藏盟友的国家。

不透明的千万卢比在现代，任何牵涉到大笔金钱的新闻都会变成耸动的故事：在一个金融机构与信用卡充斥的世界里，我们往往把大笔现金与非法行为联想在一起。然而对藏人来说，他们往往对于寺院以及喇嘛住宅里面所累积的大笔现金其实应该向信徒与公众交待其来龙去脉没有感觉，因为他们每天都看到虔诚的信徒在每一家寺院与佛殿里敬献现金，对他们来说这根本是稀松平常的事。假如印度警方搜查印度教的庙宇的话，可能也会搜出信徒捐献的大量卢比。然而，政府机构检查任何大笔金钱的来源，澄清款项的收受与支出之来龙去脉，也属于合理的作为。说明这些款项是信徒的捐献，不啻只是一种解释，并非没有从事不法洗钱工作的确凿铁证。而在印度境内寄人篱下的西藏人应该了解到，我们对于印度公众也是有责任的，不只是对我们的社区负责就算了。

对于印度媒体来说，噶玛巴办公室里找到许多现金都是外国货币，真是雪上加霜，因为印度长期以来对于外国货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毫无疑问，假如今天是凶天教──通常被藏人认为是专门与达赖喇嘛作对的人──的喇嘛被查出持有大量的中国人民币，藏人将会是第一个出来指控他就是中国间谍的人。我们也应该明白，今日印度的藏人倚赖外国的捐款，又因为越来越多藏人住在西方并把钱寄回印度，所以难民社区已经变成了全球汇兑经济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印度的藏人难民少有人成为印度公民，因此面临从外国转帐到印度的种种复杂规定，往往别无选择只能使用现金，无法利用银行。此事行之有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印度当局也非常清楚，其实印度的许多商业交易有时候也面临类似的困扰。达塔雷（Sunanda K. Datta-Ray）在《电邮报》中所指出的：

“没有人提到，信徒主动捐赠的款项，本来都存入噶玛巴的妙音佛母慈善信托（Saraswati Charitable Trust）里面，然而这个帐户的存款金额超过十万美金，所以银行拒绝再收受信徒的捐款。他只好又再登记了噶玛噶千信托（Karma Garchen Trust），然而他申请遵照《外国献金法》的规定收受外国捐款的申请书，从2002年到今天都一直还卡在公务单位里面，尚未得到核准。噶玛巴的寺院别无选择，只能收取信徒拿出来的现金捐款，并且努力确保寺院‘巨细靡遗地纪录’每一毛、每一分、每一元（虽然媒体因警方查获中国人民币而哗然，然而实际的金额不到总数的百分之十）的捐款。即使贫穷藏人所捐的一元人民币也都有纪录。”

噶玛巴办公室对于拥有中国货币的解释相当合理：这些现金是西藏或中国的信徒所捐赠的，因为对于信徒来说，捐款给喇嘛代表他们的虔诚。即使这些货币的数额很大，也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不但因为噶玛巴的信徒成千上万，也因为西藏与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丕变，不可同日而语了。一九八○年代，西藏比印度穷上许多，因此信徒的捐款往往被流亡喇嘛与印度藏人送回西藏境内以重建被毁坏的寺院。今日，这个平衡杆已经改变。西藏地区在某些方面得益于中国经济成长，因此今天的西藏的藏人比印度的藏人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而且有多余的金钱可以寄到印度的喇嘛与亲戚之处。因为境内对于宗教重重限制，他们不太能够把钱捐给西藏境内的喇嘛或用作为兴建寺院之用，因此他们把印度看成可以安全兴建佛殿与寺院的替代性地点。然而中国与印度两国都对于西藏境内与境外这种联系抱持着怀疑的态度。而住在印度的喇嘛往往夹在中间，被两边指控为对方派来的卧底。

经济问题是一个让印度战略家感到忧心的问题，因为边界这一侧的印度国内，跟喜马拉雅另外一头快速的经济发展与基础建设相比，还是属于穷困落后的地方。印度政府已经渐渐不再把金钱从彼方流入此方，视为对方在进行间谍活动的症兆，而是愈来愈能体认到边界两边经济发展天渊之别，实对印度造成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去年新德里拨了一笔巨款，要发展阿鲁那恰尔邦的道路以及其他设施。对印度来说，信徒对喇嘛的现金捐款，比起印度应该尽速发展边界地区的基础建设的当务之急，应该只是一件小事。

印度媒体所提起的问题，对于西藏人来说，应视为一个重大的教训。一方面，喇嘛与寺院的资金一定要详加记帐，并且维持透明。印度的藏人显然是印度国内得到最多外国捐款的人，然而这些捐款的数目有多少、被用到什么地方，印度公众不得而知，甚至捐款的佛教徒也不清楚。藏人的定居点与寺院常常位在印度的穷乡僻壤，而他们的财政往往造成地方经济的重大冲击。坎格拉（Kangra）和喜马偕尔邦的其他地方近年地价暴涨，就是藏人社区得到外来资金挹注所造成的，而这种不平衡已经引起当地人的眼红，也形成藏人与当地人不公平的竞争。印度人怀疑藏人的资金来源，假如藏人的财务还是不透明的话，这样的猜忌肯定不会烟消云散。然而假如没有印度法律明文保障，印度官僚没有意愿让藏人能够在印度的金融系统之中运作，那么财务的透明还是没有办法达成的。

不论噶玛巴是中国派来印度当卧底的指控是多么疯狂，印度高层所表达的怀疑，应该是西藏人应该关切的问题，而且应该体认到这对于西藏人住在印度具有重大的影响。印度内部目前正就它对中国的政策进行认真的辩论，对于那些认为应该与中国和解的人来说，藏人住在印度国内本身就是中印关系的最大绊脚石；另一派则是对中国较不信任的一派，他们一度认为藏人有利于印度，现在渐渐开始怀疑藏人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印度媒体对于噶玛巴的指控，已经让印度大众认为藏人不利于印度的国家安全。印度语的网站Janokti描写噶玛巴是“aasteen ka saap”，这个词影射的是一条藏在暗处的蛇。这些议题，着实需要藏人冷静、彻底地加以处理，而不是表达自己感情受到伤害，并对印度的媒体口诛笔伐，须知媒体的天职就是要询问难以回答、触犯忌讳的问题。没有人会喜欢接受众媒体巨细靡遗的检视，然而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媒体的职责就是问问题，而不是逢迎信徒的宗教感情。西藏人应该主动扛起向外界解释的重担，让大家不再怀疑他们的宗教纠纷以及资金往来并不会对印度的国安以及稳定造成威胁。

【茨仁夏加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西藏历史学的教授，也是《龙在雪域》的作者。】


Portrait of A Lama As A Spy
[http://www.outlookindia.com/article.aspx?270404]

By Tsering Shakya

The idea of a Tibetan lama as a spy or agent involved in high-level intrigue has long been a popular theme for thriller writers and novelists. The Teshoo Lama in Rudyard Kipling’s Kim was not himself portrayed as a spy, but unwittingly becomes a part of the skulduggery of the Great Game. In recent years, two British Members of Parliament have written novels with similar figures: in the Labour MP Chris Mullin’s The Year of the Fire Monkey, the CIA recruits a young Lama named Ari and dispatches him to Tibet to work in the rank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ere he is tasked to secure a meeting with the Great Helmsman himself and assassinate him (it was of course fantastical to envisage any Tibetan returning from India ever rising to such heights in the Chinese system). The second novel by a British politician wasThe Buddha of Brewer Street, by Michael Dobbs, a former speech writer for Mrs Thatcher, in which the Chinese intelligence services and the British compete in scouring the streets of London to find the next incarnation of the Dalai Lama. In Mullins’ yarn, the baddies are the CIA and the West, while in Dobbs’ novel the villains are the Chinese and the Tibetan lama is the hapless tool of a foreign power: the stories reflect the authors’ political leanings.

And so it is with recent accusations levelled against the Karmapa, one of the most senior and important figures in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Indian media: these too could have come from the pages of a cheap spy novel, were it not for the seriousness of the charges and the high rank of those who are encouraging such suspicions.

While the world is riveted by the news of an early Arab Spring and the drama of Tahrir Square, Tibetans are caught up in the drama of the Indian police raid on the residence of the Karmapa and the subsequent media frenzy about the recovery of foreign currency from various countries in his office. The Tibetans expressed their outrage on the internet and held vigils in support of their religious leader, accusing the Indian media of sensationalising the story, much like any religious followers who find their leaders criticized by the media. The initial response seems to have been to blame the messenger rather than address the seriousness of the charges against the Karmapa and, by implication, against all the Tibetans in India.

In this case, the action taken by the police cannot be viewed as the work of ill-informed local officials or of a shady business deal gone wrong. Of the two central accusations made in the media and by Indian commentators, the most serious is that the Tibetans are engaged in espionage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GOI) and the most tenacious is that they are involved in money-laundering. These accusations have serious implications that go beyond the issue of the Karmapa. Even after living in India for over 50 years, the Tibetan diaspora community fails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sensitivity of its presence to
India, where these matters are seen very differently from how they are perceived within the Tibetan community. For India, the issues concern the security of the nation and the legality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For Tibetans, the feud over rival claimants to the Karmapa’s title seems like a religious matter internal to the refugees, but like the Shugden issue it represents for India an issue of stability in a sensitive border region: for the GOI and Indian commentators these feuds are seen not as matters of faith but through the lens of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dia knows from painful experience the consequences of religious feuds, and the continuance of these conflicts among the Tibetan refugees is an unwelcome intrusion on Indian soil

The Agent of Influence Conspiracy

The charges against the Karmapa have not just come from the media, but from senior and influential commentators as well. B. Raman, a former Cabinet Sectary of the GOI, wrote of his suspicion that the Karmapa's “escape to India was probably under a long-term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 to use him to influence events relating to Tibet after the death of the Dalai Lama”. Similar concerns were raised in a TV interview by Leela Ponappa, the former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to the GOI. No amount of emotional denial by Tibetan devotees and supporters is going to dissipate these doubts.

The assumption that a teenage boy was groomed by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ves to go to India as a covert agent seems utterly fantastical. However, the concerns of the officials go much beyond the identity of the Karmapa: what is being expressed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the GOI and among other influential figures in India is an underlying doubt about the role of Tibetans in India and their liability to India’s long-term security. This doubt coheres around the fear that after the death of the Dalai Lam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Karmapa, the Tibetans could become a Trojan horse, abandon their political struggle and run into the open arms of China; or, that they will be fragmented and in some other way be used against Indian interests. This assumption does not speak well of the Tibetan political movement but for hard-nosed India analysts it is not a farfetched scenario – they view Tibetans as blind followers of religious leaders who will not question their Lama’s ruling on what is right or wrong, including in political affairs. The emotional response by Tibetans to the latest Indian media coverage confirms their piety and faith in their religious leaders, and they, as a result, for outsiders, seem no different from any other religious fundamentalists who allow religious leaders to obtain political influence.

The current moves against the Karmapa also reflect growing anxiety in India about China’s plans and a worsening in the Sino-Indian relationship. The Indian media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voicing fears of Chinese encirclement and the recent arrest of Chinese nationals in India’s Northeast has further exacerbated the perception of intrigue by Beijing against India. This perception has been shaped by decades of dealings with Pakistan, where Indian security officials have experienced the use of agent provocateurs to sow social unrest and discord within India’s borders. Officials assume China operates in similarly old-fashioned ways, not aware of much more developed forms of political strategy.

There are two aspects to the assumptions found amongst Indian officials. One concerns the influence of Tibetan Buddhist leaders among their followers in the foothills of the Himalayas. Brahma Chellaney, professor at the Centre of Policy Research, no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Kagyu schools of Buddhism in these sensitive regions. Indian officials have long known that the Tibetan exile monasteries in India are mostly populated by monks from Ladakh, Spiti, Sikkim and Northeast India, and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of Kagyu and Nyingma monasteries. The Indian authorities are concerned about social stability and such an issue is legitimate for any government.

However, the assumption that this influence could induce people in the border regions to turn against India because of their religion fails to appreciate the deeply-felt Tibetan opposition to China. In addition, among the peoples in the Himalayas who follow Tibetan Buddhist lamas, there is a growing resurgence of local identity and increasing 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Tibetan diaspora. In all these areas, devotion to Lamas has never translated into politics. The people in the regions know too well where their interests lie: with India. And the Buddhist populations of the Himalayas constitute a tiny minority – even in Sikkim, where the Karmapa’s main monastery in exile is located, the Buddhist population is a minority. The entire Buddhist population of the border regions does not even make up the size of a mid-sized urban area in India. The ability of the Buddhist population to pose a major threat to India’s security is at best negligible. The festering perception in India that Tibetan Lamas could be a Trojan horse among the peoples in the border regions is thus clearly a misplaced apprehension.

The second fear – that one of the senior most lamas could be a Chinese agent and woo the Tibetans into siding with China – implies that senior Indian officials have serious doubt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ibetans as a strategic asset for India in its dealings with China. The Indian security establishment sees Tibetans as loyal to their Lama rather than to the idea of Tibet itself, and so assumes that the influence of a turncoat Karmapa could turn the Tibetans easily against them. But in fact the Tibetan political movement in India and worldwide has matured towards a largely secular movement: its opposition to China’s rule is deep-rooted and it is unlikely that any Lama could counter that. The community supports the Dalai Lama because he represents that view, not just because he is a religious leader.

Another reason for suspicion among Indian commentators has been the Karmapa’s supposed lack of vocal opposition to the Chinese regime and the reluctan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lambaste him as they have done repeatedly with the Dalai Lama. But this is true of all senior Tibetan Lamas: none of them make frequent anti-Chinese speeches or lead political campaigns abroad, since this has always been a task delegated to the Dalai Lama, who for centuries has had a formal political role as well as a religious one, unlike the other lamas. Inevitably, the Chinese attack him primarily as their main enemy, rather than other Tibetan lamas, whose followers would turn against them if needlessly attacked. In any case it seems likely that if the Karmapa were a planted agent, the Chinese would have encouraged him to camouflage himself as a firebrand activist. And if they had a long-term plot to undermine India through an agent of influence, why would they use a Tibetan whose ability to affect Indian society and its security concerns is almost non-existent? China would do far better in establishing alliances with a host of other insurgent groups in India.

Since 1959,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failure for China in Tibet has not been the protests but the defection of the Karmapa. His flight to India in 2000 was a major setback for China’s policy in Tibet. Endorsed by the Dalai Lama as well as by the Chinese state, he would have been far better used for their purposes as a means of subduing the Tibetans inside Tibet. When the boy was installed in Tsurphu monastery, the traditional abode of the Karmapas, in 1992, it was a major propaganda coup for China’s United Front Department. Now that he has fled, not a single senior Tibetan Lama remains under their control – all have voted with their feet to come to India. For China, Tibetan Lamas are seen typically as agents of India and other foreign powers, since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famous ones reside abroad. One is reminded of the farmyard bluntness of the Lyndon Johnson, who is supposed to have said: “I'd rather have him inside the tent, pissing out, than outside, pissing in”: the Karmapa was infinitely more valuable to Beijing inside China than outside, because the Chinese have never succeeded in 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cannot do so without the moral authority of the Lamas. The Karmapa was the greatest asset the Chinese had, and they would have dearly loved for him to have stayed in Tibet and to have endorsed their rule and their message of stability and unity.

Of course, it is right for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to be concerned about stability in the border regions, and they are also right that the ongoing religious feuds within the Tibetan community have not helped. But these disputes are not an issue of international manipulation or something that the Indian security services cannot contain. They are conflicts created by Tibetans and by competing lamas, not designed by China. Those conflicts are now subsiding, with the respective factions burrowing themselves into their holes to consolidate such power and resources as they have been able to gain, and only history will show how these groups will reconcile their differences.

As for the Tibetans, they need to recognise that their internal feuds have implications beyond their own community and have served them badly in their political struggle – if they continue to have a system which integrates religious figures within political leadership, then religion will inevitably impact on their political aspirations and ideals. For example, Tibetan lamas from the Shugden group have already exported the feud over that issue to Mongolia and forced Mongolian Buddhists to take sides. The government of Mongolia is now wearied of this feud and maintains a distance from all the Tibetan Buddhists. As a senior Mongolian official told me recently: Mongolia does not want Tibetan religious conflicts exported to its country, and the Tibetans have now lost a potentially sympathetic nation as an ally.

Unaccounted Crores

Any story involving huge sum of money makes for a sensation: in a world of banks and credit cards, we associate cash with criminality. But among Tibetans, there is no sense of public accountability for the vast sums often accumulated by monasteries and their lamas, because they witness cash being donated every day by faithful followers in almost every monastery and temple. There is nothing mysterious or unexpected about it to any Tibetan, and probably if the Indian police were to raid any mandir, they would also find large bundles of rupees given by devotees. Equally, it is a legitimate concern of government agencies to check the source of any large sum of money and to ascertain how that money is accounted for and used. Just saying it is a donation is an explanation but not a defence, and the Tibetans, enjoying hospitality on Indian soil, have to be cognisant that we are accountable to the Indian public, not just to our community.

For the press, the fact that much of the currency in the Karmapa’s office was in foreign denominations only added to the long-held suspicion in India regarding foreign money and currencies. No doubt, Tibetans would likewise be the first to accuse a lama from the Shugden cult – usually seen as being opposed to the Dalai Lama – of being a Chinese agent if he were found with bundles of Chinese currency.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the Tibetans in India today are dependent on foreign donations and increasingly on Tibetans living in the West, and our refugee community has become a part of the global remittance economy. But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can rarely become Indian citizens and so face complex regulations regarding fund transfers from abroad, and often have no choice but to resort to cash dealings rather than bank deposits. This has been an open secret and the Indian authorities are fully aware of this, as is the case with many business deals in India. As Sunanda K. Datta-Ray points out in theTelegraph:

No one mentions the Karmapa’s Saraswati Charitable Trust into which all unsolicited cash donations would have been paid if permission to do so had not been withdrawn after the first $100,000. He then registered the Karma Garchen Trust but the application to receive foreign donations under the Foreign Contribution (Regulation) Act has been pending since 2002. Forced to retain donations as they come, the monastery ensures that every penny, cent or yuan (under 10 per cent of the total despite the hullabaloo over Chinese currency) is “diligently recorded”. Even one-yuan notes from humble Tibetans without access to any other currency are recorded

The explanation given for the Chinese currency by the Karmapa’s office is plausible: this cash came as donations from followers from Tibet or China, for whom the offering of donations to a lama is an expression of their devotion. The quantities involved should not surprise us either, not just because the Karmapa has tens of thousands of followers, but because the economy in Tibet and China has changed drastically. In the 1980s, Tibet was far poorer than India and donations flowed exile lamas and Tibetans in India into Tibe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nasteries there. Today, this balance has changed. The Tibetan region has been benefited in some ways from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oday, the people in Tibet enjoy a much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India, and have disposable wealth to send to lamas and to relatives living in India. They can rarely donate to lamas or build monasteries inside Tibet because of heavy restrictions on religion there, and so see India as an alternative base for their temples and monasteries. Both China and India look to these ties with suspicion. The lamas in India are caught in the middle, accused by both sides as agents of the other.

The economic question is one that worries Indian strategists, for the Indian side of the border remains poor and neglected relative to the rapid economic and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malayas. But rather than seeing the flow of money as an index of espionage, Indian leaders increasingly recognise that dispari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either side of the border poses a great danger to India. That is why last year vast sums were allocated by New Delhi for development of roads and other facilities in Arunachal Pradesh and other northern border areas. For India's security, cash donations to lamas in India are insignificant compared to India’s all-important task of speeding up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and growth in the border regions.

The questions raised in the Indian press have serious implications for the Tibetans. On one level, the Lamas and monasteries must be accountable and maintain transparency over their funding. It is clear that the Tibetans in India are among the largest recipients of foreign donations, yet there is very little accountability to the larger public in India, or indeed to their own followers. The Tibetan settlements and monasteries are often located in poorer parts of India and their finances have a large impact on the local economy. The huge increase in land prices in Kangra and other parts of Himachal are driven by the flow of money into the Tibetan community, an imbalance that has created resentment and unfair competition for some of the local community. Without transparency, lingering doubts will remain about the sources of Tibetan funding and donations. However, such transparency cannot be maintained without clear-cut legal protec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will to enable Tibetans to operate within India’s financial systems.

However ludicrous the claim that the Karmapa is a Chinese agent may be, the doubts expressed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Indian society are a matter of concern with serious repercussions for the Tibetan community in India. India is engaged in a hard debate regarding its policy towards China, and those who argue for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view the presence of the Tibetans as an obstacle and those who are suspicious of China, and once saw the Tibetans as an asset, are now beginning to doubt their reliability. The media accusations against the Karmapa have galvanised the public perception in India that the Tibetans are a liability to India’s security. The Hindi-language website Janokti described the Karmapa as “aasteen ka saap”, a phrase invoking a hidden snake. These are issues that Tibetans must address calmly and in depth rather than speaking of hurt feelings and attacking the Indian media whose job is to ask hard, unthinkable questions. Nobody likes being in the media spotlight, but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the duty of the press is to raise questions and not to pander to religious sentiment. The onus is on the Tibetans to demonstrate beyond doubt that their religious feuds and financial activities do not pose a threat to India's security and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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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ring Shakya is professor of Tibetan History at the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and the author of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达希东日布：蒙藏往事（三）

奉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旨意，道尔吉耶夫在彼得堡建立的藏传佛教寺院。

蒙藏往事（三）
文/达希东日布（蒙古人作家）


三、世间八法的纠葛

据说，世间凡夫与佛门修行人之间的一项根本不同，就在于能否超越“得失乐苦称讥誉毁”即“世间八法”的纠葛。也就是说，能否超越获得与失去，能否看破快乐与痛苦，能否漠视赞同与反对，能否对赞美与诋毁无动于衷，是衡量俗人和僧人的重要尺度之一。你会因涨工资而高兴吗？ 你会因丢了钱包而沮丧吗？你会因自己国家的强大而振奋吗？你会因亡国而悲愤吗？这就是俗人，是被“世间八法”所左右的凡夫。而修行人，心里却只有佛法，没有世间八法。如来佛，常常被当作超越了“世间八法”的典范来告诫佛家弟子。据《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四十四卷十一页里说：“如何世尊超世八法？答：如来虽遇利等四法；而不生于高欢喜爱。如来虽遇衰等四法；而不生于下戚忧恚。由此名超。故称不染。非谓无漏，立不染名。如妙高山，住金轮上，八方猛风不能倾动。诸佛亦尔。住净尸罗，世间八法不能倾动。”

然而，道尔吉耶夫却没有摆脱掉“得失”（图伯特国家利益）对自己的困扰和纠葛。藏地独立的实现和维持（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成了他佛法修行之外的一项重大人生目标。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1900年代的藏地在事实上是独立的，道尔吉耶夫与噶厦政府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只是想通过条约的形式来给这种事实上的独立状态赋予某种国际法层面的确认而已。也许，道尔吉耶夫可以超越“称讥誉毁”四法，可以不在乎来自英国人的无端诽谤，也可以不在乎来自中国人的恶意中伤。但是，当独立的图伯特遭到任何一个周边大国的入侵时，他却超越不了沮丧颓唐；当他看到维持并实现图伯特独立的外交可能性时，他也超越不了欣喜若狂。他既是僧侣，又是外交官；既是佛教徒，又是世俗爱国主义者。他本该静下心来诵经读书，却不得不在各种外交游戏中纵横捭阖。这种双重身份，一直困扰着道尔吉耶夫，使他成为一个无法彻底超越世间八法的苦恼僧人。

不过，这种心灵的困扰并没有扼杀道尔吉耶夫对佛学的才能。虽然很多中国人对道尔吉耶夫总是持否定诋毁态度，一位叫肖继业的中国学者对道尔吉耶夫的攻击口吻还算比较委婉，在《中国科技纵横》2005年03期发表的论文《藏传佛教在俄罗斯》里开场便说：“俄罗斯的佛教史上，有位颇有争议又很富传奇色彩的喇嘛，名叫多吉耶夫（道尔吉耶夫）。他是一个很有分量而又有历史性色彩的人物。” 不过，肖对道尔吉耶夫佛学造诣的描述正好验证了达赖喇嘛对道尔吉耶夫“是一个优秀的学者”的评价：“1886年在哲蚌寺学佛六年后，他得到‘格西’（相当于佛学博士）的最高头衔，并且被指派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宗教顾问，时间长达十年之久。” 但是，作者似乎并没有被道尔吉耶夫的虔诚和才智所打动，也没有钦佩他获得“格西”头衔，反而把这长达六年的佛法学习以及后来对十三世达赖喇嘛长达十年的辅佐解释为“成功地打入了西藏政权的上层后，他利用便利，为沙皇俄国搜集情报。”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些诬蔑字句还是颇有文革味道的，却没有丝毫逻辑推理和资料考证。

还好，在谈及他的佛学“格西”殊荣之后，肖并没有忘记描述一下道尔吉耶夫的外交才能：“这位熟知西藏，雄辩滔滔的布里亚特人频繁地在西藏，俄罗斯的外交关系中穿针引线，使得他备受重视。在宗教界看来，他是一位为了佛教传播不遗余力有胆有识的圣人。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给了他5万银币，授权他在沙俄首都圣彼得堡建寺。尽管希腊正教教会（应为俄国东正教会？）强烈反对，但Kalachahakra寺院还是在1915年落成。这是第一座在欧洲国家首都实践佛教仪礼的佛寺，它融合了西藏，蒙古及欧洲的建筑特色，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法会，是当地佛教活动与文化中心。每值佛事，都城里为数不少的布里亚特人及卡尔梅克人都会举家前往，同时它也引起东方研究院佛学学者的关注。1938年，这座位于滨海大街91号的喇嘛庙被苏联政府收归国有，先后由军医院，电台，动物研究所占用，直到1989年才交还给佛教教会。”

在以上这段文字里，如果肖不得不承认道尔吉耶夫对佛教的虔诚和贡献，那么下一段描述更明确地肯定了道尔吉耶夫对佛教的誓死捍卫：“苏联建立初期，当政府镇压基督教会，批驳有神论的时候，由于多吉耶夫颇具辩才，机智地声称佛教非但不是有神论，而且提倡利他的人生观，曾使佛教暂免一劫，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境内依然寺院林立。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执政，任凭多吉耶夫再口若悬河也于事无补。1923年多吉耶夫被捕，次年死在监狱里。” 这里虽然没有提及道尔吉耶夫被捕的具体原因，但另一位中国学者房建昌所著《苏联西藏学小史》里的描述却给了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在斯大林时代，由于他仍然狂热地从事西藏佛教的传播，被认为从事有损于共产主义的宣传，锒铛入狱，最后以八十九岁的高龄病死于乌兰乌德的牢房里。” 这就是被某些人诬蔑为间谍的老人，一个虔诚的信者，一个睿智的高僧，一个在血雨腥风的世界里不肯放弃彼岸追求的人，一个在共产主义的风暴中不肯放弃弘扬佛法的人，他最后被捕的原因是“仍然狂热地从事西藏佛教的传播”。

回到《达赖喇嘛的外交官----道尔吉耶夫》里对道尔吉耶夫在1900年到达日本长崎时所作的描述：“一个四十出头，精力充沛的男人。他体格强健，皮肤黝黑，目光敏锐，头颅巨大。不过，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那刚毅的棱角鲜明的下颚，仿佛映衬着他的不屈个性与坚定意志。”

道尔吉耶夫，达赖喇嘛的外交官，在长崎做了短暂停留后，肩负着西藏政府的重托，搭上了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客船，从一个列强之国前往另一个列强之国。身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僧侣，弘扬佛法是他责无旁贷的使命；而身为一名外交官，他却不得不在列强之间周旋，施展其外交才能，尽可能维护西藏政府的最大利益。在“上帝死了”的世界，他不得不穿行于此岸与彼岸之间。在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年代，他不得不往复于僧俗两界，以一个僧侣的身份在世俗世界里纵横捭阖，施展政治外交手腕，拉拢依靠某个列强，来对抗更危险的对手，维护西藏最大的政治外交利益。

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居然不得不在“利益争斗”中左右斡旋，显然违背了超越俗人的“世间八法”（得失苦乐称讥誉毁）的教义。毕竟，世间八法的第一项便是不为“利益”所动。如来佛超越了世间八法，能够不为利益所动，而道尔吉耶夫却在追求西藏的政治利益和外交利益，费尽心机谋求西藏的独立。可以想象，道尔吉耶夫心中的“理想世界”与他所直面的“现实世界”里，各有其难以割舍的东西。他虽然笃信佛法，却无法抛开世俗政治目标。这让人想起同样徘徊于僧俗两界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想起他那首著名的情诗：“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的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多情善感的仓央嘉措，心里装着佛法，也装着儿女情长；热爱西藏的道尔吉耶夫，心里装着佛法，却也装着西藏独立之梦。作为佛教僧侣，俩人都有各自的内心困惑。

1900年8月，轮船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道尔吉耶夫踏上了俄罗斯帝国的疆土。这是他第二次穿越欧亚大陆，往返于拉萨和彼得堡之间。道尔吉耶夫在自传里对自己忙于外交奔波的一生作出这样的描述：“一个被世间八法之魔所擒获的迷惘流浪的僧人”。这句话，既是他对自己徘徊于僧俗两界之人生的最终定义，也表达了他内心深处的迷惘与纠葛。不难看出，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专心致志地研修佛法啊，他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远离世间八法啊。但是，时代却没有成全他。（未完）

（首发于民主中国）

当墨脱被“打开”

图片来自去墨脱采访的军人记者博客http://sunlee.blog.hexun.com/。图1为墨脱夜市。图2为墨脱街上的电子游戏。图3为墨脱县城的德阳饭店。

当墨脱被“打开”
文/唯色

一个月前，中国各大媒体集结于西藏南部，隆重报道墨脱公路的隧道被打通，称“墨脱人民世代被茫茫雪山所阻隔的历史终于结束”。没错，长久以来，我们就知道，墨脱是唯一不通公路的县，但我们更知道，墨脱并非一个不毛之地，无论其宗教人文意义，还是自然资源意义，都是一个非同寻常之地。

而九十多年前，以屠杀藏人来染红顶戴的赵尔丰率军队入侵藏地，其手下大将，被后来的中国文人们至今赞誉不绝的陈渠珍，经过工布时发现藏南物产丰饶，垂涎欲得，却将此地人民统称为“野番”，他在笔记《艽野尘梦》中写道：“余初至塞外，以藏番为野蛮民族。至是，觉藏番与野番，又有文野之分矣。”而所谓的“野番”居住之处，即是白玛岗——墨脱。

那么，如今的墨脱是否还是“野番”生息之地？既然不通公路，较之藏地其他地方，被汉化的步伐是否会缓慢得多？我曾经几次想去墨脱，因为那里与莲花生大士有着密切的因缘，许多成就者留下的胜迹会给予朝圣者心灵的慰藉，但路途不便、蚂蝗嗜血又让我迟疑不决。我以为或许许多人都怀有类似想法，如此是不是会留下一个充满原生态的净土呢？我所说的原生态，当然包括原住民。

中国的一位军人记者在博客和推特上，用照片和文字记录了墨脱通公路。我注意到我原先的想法已不复存在。而公路开通之后，已经有的事实将更多地出现，主要体现为：愈来愈多的移民将涌入墨脱；愈来愈多的资源将涌出墨脱。当年让侵略者大为头疼的“野番”们，已经变成、还将更加变成旅游者到此一游时助兴的道具，尽管披在身上的兽皮、插在头上的羽毛，在且歌且舞的时候颇有几分“野番”的模样，但更像动物园里被驯化的珍禽异兽。

这位记者的墨脱见闻中写到：“扎墨公路80K一家饭店。这里是路上最大的物资转运站，这家四川人开的小饭店有个大大的名字‘大峡谷饭店’”，“当地县委的领导介绍说，如今整个墨脱已经有了200多个铺面”，“街上甚至开起了一家KTV，尽管简陋，却有个大大的名字‘天上人间’”，“墨脱县城德阳饭店，墙上写满了驴友们的留言。这家四川老乡开的‘海鲜店’已经成了墨脱徒步路线上的固定据点”。等等。

我在推特上问过记者，如今墨脱县200多个铺面，是当地人开的，还是外来移民开的？他回复说，基本上是四川人开的。这与我的估计相符，且不说拉萨在多年前就被人们称为成都的后花园或克隆版，墨脱县所属的林芝地区的首府八一镇，在多年前也被人们描述为并非八个汉人与一个藏人的含义，而是八十个汉人与一个藏人的含义。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笑话，有旅游者自称去墨脱是探险，结果被人嘲笑说去墨脱算什么探险，早就有“小姐”进去开店做生意了。

赵尔丰当年以血腥屠杀推动的“改土归流”肆虐藏东康地，逼近卫藏腹地时，幸而因中国内地爆发的辛亥革命而夭折，不过已经后继有人，由中共接力完成了。而由“打开墨脱”掀起的举国激动的情绪中，洋溢着某种屡屡出现于各种语言、各种版本的史书或教科书中的味道，那是一种殖民开拓者踏上新大陆后急不可待地要大捞一把的味道。我们将不得不看到，“打开墨脱”可能意味着墨脱的消失，且不说其他，仅在源源不断的移民潮中，被他们称作“野番”的原住民，将更为迅速地被驯化。

2011/1/29，北京
（本文为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谁最想抹黑噶玛巴？

嘉瓦噶玛巴在图伯特。

谁最想抹黑噶玛巴？

文/唯色

1月29日这天，对于无数的佛教信徒来说，非常不安。我最先是从BBC中文网得知，印度喜马偕尔邦警方突然闯入嘉瓦噶玛巴在达兰萨拉的寺院，据称发现了巨额金钱，其中包括中国钱币。而“印度电视新闻报道说，印度安全机构打算盘问噶玛巴活佛，问询他同中国的关系。……噶玛巴活佛被怀疑计划建立亲中国的寺院。”

这个消息令人震惊！首先，我们震惊于印度方面草率的行为。作为佛教最高的精神领袖之一，作为藏传佛教至高无上的法王，作为喜马拉雅地区所有佛教信徒的上师，嘉瓦噶玛巴从来就有成千上万的信徒虔诚信仰、由衷供奉。说实话，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货币，即便价值巨额，都根本不算什么。想当年，嘉瓦噶玛巴驻锡西藏楚布寺时，每日信徒如潮，所供奉的金钱堪比印度方面的爆料！

其次，我们震惊于所谓“中国间谍”的说法，这是一个极大的侮辱！不仅是对嘉瓦噶玛巴的侮辱，也是对这半个世纪来，不堪压迫而翻越雪山逃离故土的所有藏人的侮辱。世上没有人乐意冒着被枪杀、被追捕的危险，而逃离自己的家园。十一年前，不足十五岁的嘉瓦噶玛巴，以无与伦比的勇气，历经八个昼夜，逃出备受压抑的西藏，我们每个西藏人都知道他的故事，深深地敬爱他，以他为信仰的化身。

第三，这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震惊于这背后可能的阴谋。这绝不是印度方面（包括媒体）在嘉瓦噶玛巴流亡印度已经十一年之后犹如突然苏醒而发起的行动。事实上，从嘉瓦噶玛巴历尽艰难，抵达达兰萨拉起，中国方面就没有停止过各种软硬兼施的动作，一个个说客以各种身份、各种面孔穿梭，而十一年来，嘉瓦噶玛巴从出走时的少年，已成长为一个二十六岁的佛教领袖，与此同时，他兼具藏人领袖的理念与信念也日益坚定，日益昭示于世界。据某些消息来源，中国方面针对嘉瓦噶玛巴的“政策”，近年来已经转向通过印度方面来施加压力，一方面派人拉，一方面在背后唆使人打，其目的在于迫使嘉瓦噶玛巴不得不再次出走。——那么，去向何处呢？中国方面一直企望的是：噶玛巴能够“回头是岸”！

记得嘉瓦噶玛巴出走当年，深受当局器重的某位活佛如此表露过他的看法：“噶玛巴为什么就不能忍一忍呢？他应该多想一想噶玛噶举的事业。”还说，“噶玛噶举的太阳刚刚升起，天空就出现了乌云。（中国）政府本来一向不看重噶举，眼里只有格鲁，现在因为噶玛巴，态度才有变化，这下恐怕会急转直下。”这表明，如果嘉瓦噶玛巴只是谋求本人以及本教派的利益，委曲求全地留在境内藏地，将比逃出去更有好处。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当嘉瓦噶玛巴遭遇诬陷之时，那个黄雀在后、企图渔翁得利的阴险者，此时此刻可能正在弹冠相庆！就像二十二年前，十世班禅喇嘛突然圆寂，地方官员们举杯庆祝。多年前在楚布寺拍摄过纪录片的汉人作家唐丹鸿在推特上说：“由于噶玛巴的宗教地位和人心凝聚力，关于噶玛巴成为达赖喇嘛接班人的可能一直受到关注。那么，是谁最想把噶玛巴说成间谍呢？若能成功地把噶玛抹黑成间谍，谁将是最大受益者？中共。谁将是最大受害者呢？藏民族。对中共我从来不惮恶意推测，无论多恶决不会过。”

也因此，需要境内外藏人的团结，需要我们像护法一样捍卫遭到污名化的嘉瓦噶玛巴。一位名叫Kunchok Norbu的僧人在Facebook上的留言，给我增添了这样的信心。他写道：“我倒是认为这是对于噶玛巴的一次绝好的人生磨砺机会，我相信他终会妥善的处理，虽然贵为仁波切也不一定一生都不经历一点坎坷吧！放心，我们期待他的表现吧，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的话，将来他怎么引领西藏人民呢？！”

2011/1/29，北京
（本文为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还俗的喇嘛尼玛

这张照片，是我在1998年，拍摄于拉萨附近的楚布寺。当时32岁的喇嘛尼玛是少年噶玛巴的经师。

还俗的喇嘛尼玛
文/唯色

那年，记得是六、七年前，洛萨（藏历新年）期间，我去祖拉康（大昭寺）朝佛。之后，坐在尽是书籍的僧舍，让热气腾腾的酥油茶驱散寒气，与熟识多年的古修啦（僧侣）聊天。突然，古修啦告诉我，他看见喇嘛尼玛了。次巴吉（初一）那天，在无数博巴（藏人）排着长队缓缓靠近觉仁波切（释迦牟尼佛像）的洪流中，蓦然间，他发现喇嘛尼玛，“穿着俗人那样的巴扎【1】，留着俗人那样的长发，像俗人那样，手里握着一个装满了融化酥油的小水瓶，一点点地，挪动着脚步。”

我一下子热泪盈眶。几年了？这可是头一次听到他的确切消息啊。

“真的是他吗？”我艰难地问到，无法接受这么多“俗人”的说法。

“是他，我认得他，不过，我看见了他的眼神，那不是俗人的眼神。”古修啦的语气十分肯定。

•背景

“2000年1月10日，极冷，阴云密布，飞沙走石。”

这是我的日记。当时我是《西藏文学》的编辑，那天下午，杂志社隶属的西藏文联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传达自治区党委关于噶玛巴出走一事的通报。大概内容是，以闭关为名的噶玛巴于1999年12月28日晚出走，三天后，被政府派驻楚布寺的三个公安发现，区党委紧急下达一系列重要指示，封锁沿途，严控边境，加强对三大寺【2】的管理，以防出现意外情况，同时派工作组进驻楚布寺。并告与噶玛巴同时出走的有三人，都是楚布寺的僧侣。还说协助噶玛巴出走的经师与国外分裂势力素有来往，而噶玛巴尚还年幼，容易受人教唆。

这令人震惊的消息，其意思是指噶玛巴仁波切被裹胁而走？就像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起初也被北京说成是被“叛乱分子”裹胁而走的。

通报还说，噶玛巴的出走表明了我们和达赖分裂势力的斗争已经尖锐化，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但是，没什么大不了，根本不能影响和动摇我们反分裂的决心，根本不会阻挡我们即将进行的“西部大开发”计划的实施。目前谣言很多，拉萨的，国外的，什么BBC，美国之音，自由亚洲，都在造谣。希望广大干部群众以今天的这个讲话为准，不准乱传谣言。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已经越来越尖锐了，必须站稳立场，与党保持步调一致。

十年前的日记，再次重读依然如同身历其境，记得那天冰冷的会议室中，许多博巴都低下了头。

•生涯

被区党委点名的噶玛巴经师，就是喇嘛尼玛。他早就鼎鼎有名，被称为“色拉尼玛”。这是因为他最先在色拉寺出家为僧，以辩才无碍而声名远扬，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一脸醒目的络腮胡。那胡子以及健硕的身体，使他很像过去默朗钦莫【3】上的格贵【4】喇嘛，平添几分神威。

是1987年，还是1989年？他参加了在拉萨爆发的抗议示威，他好像被抓过，所以色拉寺不敢再留他，等于驱逐了他。可是一个今生穿上了绛红色袈裟的人，怎能容身于红尘之中？注定的因缘把他引向另一座寺院，那是噶玛噶举的主寺楚布贡巴（寺院），离拉萨不算远。在嘉瓦噶玛巴的十六个前世闭关修行的后山洞穴，他也隐身其中，整整三年三月又三日，获得密法的成就。

数年后，噶玛巴的老经师圆寂了，而寺院中，谁能胜任这一重要的职责？惟有喇嘛尼玛。我曾见过他给噶玛巴上课的情景，严肃而庄重，就佛学上的个案，反复让年幼的噶玛巴与陪读的僧人辩论。嘉瓦噶玛巴有着与生俱来的智慧，只是他脱胎于康巴，眉宇间会流露出康巴的帅气与傲气，而他嘴角的一缕微笑，令喇嘛尼玛深深折服。

另一个细节与我有关。我曾将嘉瓦仁波切（尊者达赖喇嘛）的藏文自传《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以及好莱坞拍摄的《Seven Years in Tibet》的光盘，交给了喇嘛尼玛。这是噶玛巴要求的，一次朝拜他时，他突然俯身低问：有没有嘉瓦仁波切的书？我讶异得睁大了眼睛；因为恰恰有一本，是我已故父亲留下的，噶玛巴是如何知道的？而喇嘛尼玛可能是噶玛巴最信任的人之一，还有喇嘛次旺，另一位有着不寻常故事的僧人。他俩都属马，我亦属马，我们同龄。

我相信，在噶玛巴秘密出走这件事上，这两位喇嘛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如果不是噶玛巴自己的决定，谁也不可能带走他。不足十五岁的噶玛巴，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少年，在他的身上，相随的是已有八百多岁甚至更多年岁的历代噶玛巴的伟大神识。我还相信，如果没有包括这两位喇嘛在内的众人忠心耿耿地护持上师，在戒备森严的监控下，噶玛巴是否走得出楚布寺一步，都是很难想像的。

总之，喇嘛次旺护驾噶玛巴，踏上了八天八夜的逃亡之路。而喇嘛尼玛留在寺院遮人耳目。佯装噶玛巴真的在闭关，他每日送餐，并在闭关房里摇铃击鼓以示修法，直至终被察觉之后，他也离寺而逃。只是他不可能追随噶玛巴的路线了，所有关卡已被严密防范，他只得如大隐隐于市，藏身拉萨东边的居民区嘎玛贡桑，一户过去相识的人家收留了他，但一年后，不幸被密探发现而被捕。于是传来了他受刑的消息，传来了他绝食的消息，已在达兰萨拉栖身寄居的嘉瓦噶玛巴为之呼吁，而一直对噶玛巴怀有统战意图的中共当局借此施惠，不多久，将喇嘛尼玛释放了。

•还俗

从被铁丝网围住的有形监狱，到被犹如铁丝网一样的昂觉（耳朵）和密（眼睛）围住的无形监狱，这样的事实，使得喇嘛尼玛仍然处在囚禁当中。他已经不能返回楚布寺了。除了他，身为噶玛巴厨师的喇嘛图登也被开除了。短短时间里，楚布寺发生了很大变化，曾由台湾信众捐资的“成佛之道”停工了，粗粗修整的路面又被常年不断的山洪冲毁了。据认得的喇嘛说，过去楚布寺每个月都有各方供养累计二十来万，有时候还要多得多，可现在一个季度还不到两千元，僧众的生活变得艰难多了。

那么，像喇嘛尼玛，哪里才有他的容身之处？

消息时断时续地传来，但都像是小道消息，我无法相信有人说喇嘛尼玛已经娶妻成家了，可是，当听说那是在他逃难时，收留他的人家的女儿与他结下姻缘，又觉得可信度很高，并且十分感动，古往今来所传诵的传奇故事都有英雄救美或佳人仗义的情节，往昔不近女色的大胡子喇嘛尼玛，只因小到个人、大到民族与宗教的变故，使得今生业缘多添了世俗的一环，正可谓“这轮回之中是何等虚妄”【5】！

此乃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所言，他二十五岁时蒙难，从拉萨放逐至错纳湖畔【6】而命运逆转，变成了一个以化缘为生的游方僧。流亡途中，每遇不测总会有人间女子助他逢凶化吉，秘传称，那都是生着人间女子面貌的金刚瑜伽母，有的牧人打扮，有的服饰华美，有的年华已逝。

说到底，还俗，只不过在转念之间。有的人，即便穿着袈裟，看似戒律护身却护不了他的心。有的人，不得不脱下袈裟，却有戒律永远护住他的心。鼠目寸光的凡夫俗子怎能看得见？！

•恍如隔世

零六年的一天，在雪新村附近的火锅店，碰见楚布寺的一位喇嘛。原谅我不说出他的名字，他以他的方式守护着逆境中的寺院实属不易，虽然他太喜欢开玩笑了。

“你怎么总是喇嘛尼玛喇嘛尼玛的？他已经有阿佳啦（代指妻子）了，”他握住我的手，乐呵呵地说。

“很想见他，”我随口说道。

未料，居然成真：“好吧，我这就带你去。”

居然这么简单。驱车向东，径直抵达我熟悉的嘎玛贡桑。半年前，我曾在其中的一个藏式院落住过一月有余，怎么就从没遇上过据说在路边做小买卖的喇嘛尼玛？

写到这，我开始觉得力不从心了。我不擅长讲述久别重逢的细节。我竭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我们之间根本不是长达七年不曾见过，而是昨天还一起走过楚布寺背后高山上的转经路。我还记得穿绛红袈裟的他快步如飞的样子，而眼前的他，虽然祖拉康的古修已经给我讲过，“穿着俗人那样的巴扎，留着俗人那样的长发”，我还是被震撼了，只不过这震撼发生在内心，表面上，我轻松地笑着。

他也变得爱笑了。笑得简直是憨态可掬。他也胖了，胖得如同居家男子。喇嘛尼玛，他像男主人一样，把我和他的同门师弟迎入一户普通人家。喇嘛尼玛，他穿的巴扎是羊毛翻卷的羊皮袄，外套咖啡色的绸缎；他留的长发拢在脑后，结成稀疏的一束；还有他的络腮胡，亦变成了上唇一撇胡须，倒是很像桑耶寺【7】里古汝仁波切的胡须。有着卓巴（牧人）血统的他，似乎又恢复了羌塘草原上绿林好汉的侠义本色。

正是洛萨期间。客厅里，四面墙上挂满唐卡；柜子上供奉着几幅照片：嘉瓦仁波切、班钦仁波切【8】、嘉瓦噶玛巴、司徒仁波切【9】，酥油供灯的明亮火焰献给他们；旁边摆着华美的切玛【10】。坐下来，面前的桌上则堆满了卡塞（点心）、夏冈（风干牦牛肉）、曲热（奶渣）、糖果，以及酒：那是羌（青稞酒）、啤酒和拉萨时兴的一种甜酒。

喇嘛尼玛也要喝酒吗？是的，他举起盛满甜酒的玻璃杯，要与我碰杯，要祝福我“扎西德勒彭松措，阿玛帕珠贡康桑”【11】。我亦欣然应从，但就在推杯换盏的瞬间，我看见了他的眼神，如被电击。的确，“那不是俗人的眼神”，或者说，那恰是我多年前见过的眼神，喇嘛尼玛的眼神。

期间，一个小男孩跑进客厅，又咯咯笑着跑出去了，我甚至没来得及看清楚。喇嘛尼玛坦然地指了指说：我的儿子。外屋传来男男女女的说笑声，都是喇嘛尼玛的妻子的亲戚，这天要聚会。不过，我没有见到他的妻子。

•不是结局的结局

然而不及半年，再一次传来了喇嘛尼玛的消息，寥寥几句，虽说惊人，却不意外。我早就看出来了，喇嘛尼玛的心在别处，所以他这么做，我一点儿也不奇怪。只是，他竟然要用八年的时间做再次逃亡的准备，还有比这更惊心动魄的吗？

听说他又有了一个孩子，男孩女孩不知道。听说当局已经放松对他的关注了，就像噶玛巴出走之前，他和喇嘛次旺每次密谋都是在大吃大喝的场合，“老文君”【12】的麻辣美味似乎迷住了他们的味蕾，也迷惑了那些便衣警察的眼睛。听说他先去过一次樟木口岸进货，那是需要办理边境通行证的，中国的边防警察有没有再三犹豫才给他发证呢？反正他拿到证进了货就回拉萨了，那些来自尼泊尔的日常百货就摆在他和妻子的小店铺里，看上去他已然安于市民生活了。听说那些货卖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像个忙碌而辛苦的当家男人，连胡子也没空刮，就急匆匆地又去樟木口岸进货了，可是这次，他绝尘而去，一去不归，一下子穿过了边境线。

难道这就是结局吗？

不是。不是。他要的结局似乎迢迢无期，充满变数。这一次，我听说他被滞留在了加德满都。这也即是说，他仍然不能去达兰萨拉，仍然不能与嘉瓦噶玛巴团聚，至于以后有无希望也还是未知数。甚至连护送嘉瓦噶玛巴抵达达兰萨拉的喇嘛次旺，数年后，竟被怀疑是加拿索巴（中国间谍）而遭印度政府逐出边境，只得远赴更为遥远的纽约……太复杂诡谲了，太莫名其妙了，无法想象的阻力是如此之多，即便是法王噶玛巴也难以援手。

显然自由，对于喇嘛尼玛成了一种持久的折磨，粗粗一算，他被阻隔在拉萨与噶玛巴之间的异乡已经四年，难道需要他还用八年来做下一次逃亡的准备吗？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的场景：一个男人，一个孤独的男人，一个孤独的图伯特男人，一个孤独的曾经身穿袈裟的图伯特男人……打住。这么描述下去的话，这层层叠加的身份会像越来越苍老的身体，使他日渐劳累，继而步履蹒跚。是的，他正在走着，我看见他走在一条弯曲的路上，却不是只身一人，簇拥着他的，影影绰绰地，有许多我见过的人：古修，阿尼（尼姑），弥那（俗人）。可我为何，一想起他的妻子和孩子，心口就疼痛难忍？

“高贵的终归衰微，聚集的终于离分；积攒的终会枯竭。今日果然！”仓央嘉措在那轮回中对无常的体认，如电闪雷鸣，击中了多少众生。

（写于2010年冬天，选自未完成的《图伯特护法》一书。）

注释：

【1】巴扎：藏人的御寒冬衣，小羊羔皮袄，毛料或绸缎罩衣，镶锦缎的立领和斜襟，属于传统服装。

【2】三大寺：指位于拉萨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三大寺院：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

【3】默朗钦莫：1409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宗师宗喀巴，为纪念佛陀功德，遍召各寺院、各教派的僧众，于藏历新年期间，在大昭寺举行祝福祈愿的大法会——“默朗钦莫”，前后持续21天。文革被取消。后有短暂恢复，又被取消至今。

【4】格贵：负责维持僧团清规戒律的寺院执事，巡视僧纪时，随身携带棍杖，俗称“铁棒喇嘛”。

【5】见《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民族出版社，1981年。

【6】错纳湖：在今青海省南部，是拉萨至西宁路经之地，也是青藏铁路所经之湖。

【7】桑耶寺：位于卫藏洛嘎，即今山南地区扎囊县雅鲁藏布江北岸，全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建于公元8世纪。毁于文革，1980年代后重建。

【8】班钦仁波切：意为大智者，指的是十世班禅喇嘛。班禅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重要的转世喇嘛系统之一。

【9】司徒仁波切：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四大法王之一，今转世第十二代。

【10】切玛：藏语，藏历新年期间摆放的象征吉祥如意的五谷丰收斗。

【11】这是新年期间的祝福辞，大意为：多么的吉祥如意，啊，多么的惬意健康！

【12】老文君：是一家四川饭馆，位于拉萨中学对面，至今生意不错。

（首发于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545）

共产主义解决方案

正如译者所介绍，这篇短短的博文虽然谈的是历史，但对了解印度人是如何理解西藏，以及与中国人对比还是颇有帮助。博文作者Claude Arpi是一位居住在印度的法国人，对印度、西藏和中国都很有研究，出过不少著作、文章，最近他也在印度各种媒体发表多篇有关噶玛巴的文章。文中提及的那位住锡金的使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当年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去印度时，他全程陪同。
图为1961年，年轻的流亡者——尊者达赖喇嘛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一起。（网络下载）

共产主义解决方案
作者：克劳德 阿丕 Claude Arpi
译者：卜花儿 ( @Buxoro)

写于2011年2月6日

1958年1月13日，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给印度外交秘书苏比茂•杜特（Subimal Dutt）的短笺中，提出了“给藏人的建议”。

尽管在尼赫鲁选集（第41卷）中没有提及，这次谈话应该是在尼赫鲁与鲁康哇之间进行的，直到1952年，他还是西藏的总理。

尼赫鲁写道：“西藏前总理今晚来见我，他向我述说了藏人所受苦难的始末，他们对独立的渴望以及希望能在印度的帮助下达到目的。他谈了很久，我的时间却不多，只好简短地告诉他，武力反抗中国是愚蠢的办法，印度也不可能提供武器；西藏如此落后，变革已是当务之急。如果藏人不自我改变，改变就会从外部而来。时间不能倒转，西藏国家也不可能恢复。简要的说，我的建议是，藏人应该团结一致，要求完全自治。他们不应该对中国的宗主权提出质疑。如果他们能保持自治，并团结一致，就能保住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他们应该开始改革。我告诉他，他可以与外交秘书详谈。我知道他明天会去见你。”

令人吃惊的是尼赫鲁接受了此种入侵西藏的的借口：“西藏如此落后，变革已是当务之急。如果藏人不自我改变，改变就会从外部而来。”

需要指出的另一点是，印度也没有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护尼赫鲁总理在1958年提到的“自治”。

下面这段阿帕•潘特（Apa Pant）的引文值得关注，他当时是驻锡金的政治官员（Political Officer），负责印度在锡金，不丹和西藏的事务。

潘特在题为《曼陀罗》一书中写道：“尽管有种种缺陷与令人不适之处，有其效率低下及难以克服的自然危险，这里产生的文明至少是在寻求一种能使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的生活模式。我发现尽管没有他人视以为常的物质便利，藏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充满智慧，在各级僧众的恒常昭示之下，一心向达到涅槃的目标努力。从这个视点出发，藏人会三思而行，不会贸然接受共产主义为使这一悠久的社会进入现代的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

“对我自己来说，这也是我在有幸在世界屋脊生活多年之后西藏给我的主要印象：荣幸的是丰富了我的亲身经历，而不幸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我的态度遭到许多方面的误解。我一如既往地感到对中国文化与文明的高度钦佩，她悠久的历史以及新来的革命都可以佐证这点。在西藏我亲见训练有素的中国人。他们的所有行动都以建设新文化，建立‘新人’社会为目标。但使我悲伤的是，他们根本不去理解佛教本身，也无视达赖喇嘛及他的同事在保持传统的同时为改善西藏社会而做的努力，这是一种几千年来为人们的生存增加福祉的传统，而他们看不到此中的价值。中国制造了新的神话，在这个神话之下，他们大力运作，变化莫测，充满无情与残酷。中国人不能接受或容忍其它做法，不认可在制造的神话之外，摆脱了公式化的想法而达到的和谐与慈悲：他们不想要和谐与慈悲，他们要的是权力与实惠。”

未经再三考量（甚至想都没想），尼赫鲁就接受了“共产主义为使这一悠久的社会进入现代的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

这是西藏的悲剧。还能挽回吗？

原文在：http://claudearpi.blogspot.com/2011/02/communist-solution.html

嘉瓦噶玛巴的诗：呼唤黄金时代的信使

嘉瓦噶玛巴从第一世到第十七世，皆精通佛法，学行俱佳，或以学者、瑜伽士的身份，或以艺术家、诗人的身份出现。如第二世噶玛拔希曾用他的特殊能力塑成一尊铜铸的佛陀塑像，高约六米，内藏佛陀及其弟子们的舍利；据说完工后佛像向一边倾斜，于是噶玛拔希进入禅定，将他的身体亦如佛像般倾斜，当他的身体挺直时，佛像也不可思议地端正了，但在“文革”期间遭到毁灭，如今的为复制品，于近年间塑成。第八世米却多杰显密双修，著作丰富，含语言学、戒律、经续、中观、诗歌、艺术，以及有关大手印的著作。第十三世堆督多杰以发掘伏藏而闻名，兼通兽禽语言；著名的事迹之一，是如莲花生大士预言，解除拉萨的水患；且曾显示跨越空间的能力，如远在楚布寺为另一寺开光，所加持的青稞自空中如雨降在该寺。第十五世卡恰多杰心灵早熟，六岁即能写诗并歌咏，在医学、艺术及星象学上也都成就斐然。

第五世德银协巴更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他在将近六百年前所作的有关后世的预言已经一一实现，尤其是在谈及第十六世和第十七世噶玛巴的情况时更是让今人惊异之极。其中说道：“此后噶世系，十六十七际，佛法冈仓教，恰似季秋蜂。东帝世系绝，边民谁夺都，东北狂乱民，如环围蕃域，卫君福德尽，所做皆颠倒，凡说尽杆格，善泯恶行盛。边民幻化轮，翔空观界域。如此恶世时，心无喜乐相，然应不为苦，心不离三宝，实修大手印，禅观于隐域……”

而在他们深刻的开示中，充满了闪烁着慈悲与智慧的思想火花，如第三世噶玛巴所说：“现在我已了悟这世间所显现的无数形相，其实只不过如幻觉，阳炎，或彩虹一般，虽然出现但却空无自性！还未了悟的孩子们，我悲悯你们。”第四世噶玛巴所说：“也许最好将轮回的真实性展示出来吧！那就是一切无常。”第六世噶玛巴所说：“我是无生，超越一切名字，地点。我是一切众生之光荣，我将引导许多众生得解脱。”第七世噶玛巴所说：“这个世界上除了‘空’以外，别无他物，人们也许认为有实质的东西存在，但他们错了！对我而言，既无生亦无死。”

本帖中的画、中文书法、藏文诗歌，皆为当今十七世嘉瓦噶玛巴所绘所写。

观想的宏愿：右旋海螺妙韵，呼唤黄金时代的信使

作者：十七世噶玛巴
译者：傅正明、古若多杰译


吉祥如意！

原初的宁静自然铺展浩瀚的深邃和澄明，
宏大法身界，遍在终究实相，
洋溢优美的音乐，魔力同时生起，
无数至高德行的欢乐歌唱。

在释迦牟尼法教的黄昏中，
青春之光渐渐亏损，
一支火炬闪现如明月露脸，
“三密”徐徐装点殊胜法教的天空。

在无垠存在的浩茫中，
繁殖的毒药，迷乱的万象，
有识的苦谛，其滋其味其证，
岂能当作一剂良方赞扬？

在明亮广袤的天界，
功德的云层追逐嬉戏，皆大欢喜。
愿人人享受密续果实的滋养，
沐浴菩提心者清凉的樟脑蜜雨。

在那花萼上，千百次愈辩愈明的
甘露，充满长期积德的浓郁，
蜜蜂在花蕊上啜饮清晰的智慧，
极乐的舞蹈伴着欢歌笑语。

五浊盛行，青春昏暗，
众生行止乃疯狂之舞，
失信而无常。
愿利他的美德之光眷顾
供奉善德的朝阳，圆满地
披一身欢乐彩霞的女神，
从东山冉冉升起，把利他的真心
献给我，献给你，献给普天下的人。

世俗的康乐，青春不会常驻。
无法确知欢乐几时毁于何日。
我渴望以不断的无害的和平行动，
为众生谋求灵光闪闪的福祉。

在自然实相的净土庭园，
有无需竭力而一气呵成的天然自在，
愿我与大家同享深入浅出的佛法滋味，
一起在澄明中平等相待。

写于从西藏流亡印度途中。（即1999年12月28日-2000年1月5日）

（选自《西藏流亡诗选》，傅正明、桑杰嘉编/译，2006年，倾向出版社）

Dibyesh Anand：佛不笑了

2011年2月2日，嘉瓦噶玛巴在他的驻锡之地——达兰萨拉上密院中接见来自印度各地的数千名流亡藏人、喜马拉雅民众和外国信徒时，就所谓的“巨款”+“中国间谍”风波，强调印度与中共的法制有天壤之别，信众可完全放心，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图1为当时情景，图2为信众支持嘉瓦噶玛巴的情景，皆来自网络。

本文来自http://www.hindustantimes.com/Buddha-s-not-smiling/Article1-657332.aspx。

佛不笑了

印度斯坦时报
2011年2月1日

作者：Dibyesh Anand（迪毕石·阿南德 ）
译者：卜花儿 ( @Buxoro)

“噶玛巴是中国间谍？”“达赖喇嘛可能的继任者是中国的奸细？”“这是中国为控制边境地区使用的新花招？”媒体对噶玛巴喇嘛的猜疑令人发指。可悲的是，这种新闻报道没有以任何实情调查为依据，这不仅暴露了印度媒体的工作方式，也打击了藏人对印度民主的信任，进而危害了印度在西藏的长远利益。

警方在搜查中发现了价值几千万卢比的现金，最多也可能只是噶玛巴寺院管理者处理金钱不够规则，或不太透明，他们当然要为此负责。但是指责一个人为另一个国家的间谍，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不应随便提出，因为会损害他或她的名誉。这种新闻报道扑风捉影，也显示了对生活在印度的西藏人缺乏了解。

第十七世噶玛巴伍金•赤烈多吉是噶玛噶举派的教主，具有藏传佛教中最悠久的转世传承。他是同时被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承认的为数不多的喇嘛之一。这并没有什么阴谋可言，在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中国对西藏境内的宗教人士还比较通融，对喇嘛转世的选择也能与达赖喇嘛及其他流亡中的喇嘛咨询、协调。到1995年，在班禅喇嘛转世发生危机之后，这种宽容不复存在。

第十六世噶玛巴圆寂后转世的选择本身也一直有争议，另一位是听列泰耶多杰，由噶玛噶举派的重要人物夏玛巴认证为噶玛巴。很多人都说夏玛巴与印度安全机构及政府机构由密切联系。但是，大多数藏人已接受达赖喇嘛的选择。在中国控制的西藏，实际上对噶玛巴的崇拜已仅次于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在西藏格鲁派寺院（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教派），都能看到噶玛巴的照片。对普通藏人来说，噶玛巴与达赖喇嘛相距不远也增加了他的神圣性。

噶玛巴确实避免做反对中国的政治声明，北京也因此没有对他有所指责。同样，这也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在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时，中国也没有公开批评他，直到他发表公开声明之后。北京并不想因为谴责噶玛巴，而帮助制造出另一个全球公认的人物，成为自由西藏运动动员的象征。此外，在历史上，历代噶玛巴也一直避免政治，因为在西藏传统政府中，格鲁派一直起主导作用。专注纯粹宗教事务，第十七世噶玛巴是在保持前世的传统。

不幸的是，在了解藏传佛教派系之间及中藏关系中的微妙之处之前，印度媒体就对噶玛巴的非政治立场起疑。对噶玛巴1999年逃离西藏的一直不断的揣测，使我想起了一部日本阴谋论电影，编导认为他是被“派”到锡金取回在隆德寺保存的“黑帽”。有趣的是，我是在北京得到的这部电影！

几十年的文化革命一直未能动摇藏人对他们喇嘛的信念。印度媒体对噶玛巴的攻击只会增强藏人对他的尊重，但对印度肯定会适得其反。因为作为藏传佛教信徒，无论是在流亡之中，还是居住在边境地区，西藏和世界其他地区，都会因这种对宗教人士的羞辱而愤愤不平。试想，如果这个宗教人物是夏希伊玛目（Shahi Imam）或兰德福（Baba Ramdev），媒体会这么随便地编派这种未经证实的故事吗？

中国强硬派官员一定会对印度媒体的这场闹剧笑翻天了，他们知道，这将不仅会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会中产生疑惑，也会使生活在中国境内的藏人对印度失去好感。1940年代末以来，印度已多次让藏人失望，包括在提出独立要求时需要的帮助与支持，以及在1954年，与中国签署关于旧西藏国家的协议( Panchsheel agreement，中国译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名为《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印度是为十多万流亡藏人提供了庇护，但我们不要忘记，流亡的喇嘛是安稳的基石，对边民的抚慰比印度军队更为有效。藏人对他们的印度主人的感激也异常慷慨，不愿提起这个不大但令人尴尬的真相：直到1951年，那些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印度的，而是西藏的。作为回报，印度人最起码可以做的是，如果没有证据，不要恶性中伤藏人宗教领袖。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原文：

Buddha’s not smiling

Hindustan Times
February 01, 2011

Dibyesh Anand

‘Is the Karmapa a Chinese spy?’ ‘Is the possible successor to the Dalai Lama a Chinese mole?’ ‘Is this another clever ploy of China to take control of the border regions?’ The media have gone berserk with speculations about the Karmapa Lama. Sadly, the coverage has failed to do any groundwork research. This episode not only exposes the way the Indian media works but also jolts the Tibetan faith in Indian democracy and harms India’s long-term interests in Tibet.

The police raid found a few crore rupees worth of cash. At most, this may be a case of financial irregularity or non-transparent dealings by the managers of the Karmapa’s monastery for which they sh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a person being a spy for another country is a serious matter. It destroys his or her reputation. The news stories reflect a witch-hunt and betray the lack of an understanding of Tibetan life in India.

Ogyen Trinley Dorje is the 17th Karmapa, the oldest lineage in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head of the Karma Kagyu sect. He is one of the rare lamas recognised by both the Dalai Lama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re is nothing conspiratorial about it. Throughout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 China was more accommodative of Tibet-based religious figures, consult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choice of reincarn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and other lamas in exile. This accommodativeness came to an end with the crisis over the Panchen Lama’s reincarnation in 1995.

The Karmapa’s selection after the demise of the 16th Karmapa was not without its own controversy as there is a rival candidate, Trinley Thaye Dorje, who had the backing of a senior Karma Kagyu figure, the Shamarpa. The Shamarpa is reputed to have close connections within the Indian security establishment and bureaucracy. But most Tibetans have accepted the Dalai Lama’s choice. In fact, within China-controlled Tibet, veneration for the Karmapa is next only to that of the Dalai Lama. Even within the Gelug (the sect of the Dalai Lama and Panchen Lama) monasteries in Tibet, one comes across the Karmapa’s picture and it is clear that for ordinary Tibetans, the Karmapa’s proximity to the Dalai Lama adds to his sacredness.

It is true that the Karmapa has avoided making anti-China political statements and Beijing has therefore not denounced him. Again, there is nothing suspicious about this. The Chinese had refused to openly criticise even the Dalai Lama in 1959 until he made a public statement after his exile. Beijing does not want to denounce the Karmapa and thus contribute to the creation of another globally recognised figurehead around which the Free Tibet movement will mobilise. Moreover, in recent history, Karmapas have avoided overly political positions since in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State, the Gelug sect was dominant. By focusing solely on religious affairs, the present 17th Karmapa is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his previous reincarnation.

It is unfortunate that without appreciating the nuances of sectarian politics within Tibetan Buddhism and Sino-Tibetan relations, the Indian media portrayed the Karmapa’s apolitical stance as suspicious. Continuing speculation about the Karmapa’s escape from Tibet in 1999 reminds me of a Japanese conspiracy theory film where the filmmaker argued that he was ‘sent’ to Sikkim to get control over the ‘Black Hat’ kept in Rumtek monastery in Sikkim. Interestingly, this film was given to me in Beijing!

Decades of repress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s not been able to shake the belief that Tibetans have in their lamas. The Indian media’s onslaught on the Karmapa will only reaffirm Tibetan respect for the Karmapa. But it will certainly backfire for India as followers of Tibetan Buddhism in exile, in the border regions, in Tibet and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resent this humiliation of the religious figure. Had it been the Shahi Imam or Baba Ramdev, would the media have taken such liberties in going to town with such an unconfirmed story?

Hardline officials in China must be laughing their heads off at the Indian media circus. They know that this will not only create confusion in the exiled Tibetan community in India, but will also create a disenchantment about India among Tibetans inside China. India has let the Tibetans down on many occasions since the late 1940s when the latter sought help and support in making their claims for independence internationally and in 1954 when the Panchsheel agreement was signed with China over the old Tibetan State. India has provided refuge to more than 100,000 Tibetan exiles. But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the exiled lamas provide a stability and keep the people in the borderlands pacified in a manner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Indian military. Tibetans are over-generous with their gratitude to their Indian hosts and are hesitant in reminding India of a small inconvenient truth: until 1951, the disputed border regions were neither Chinese nor Indian but Tibetan. In return, the very least Indians could do is not malign Tibetan religious leaders before they are even proved guilty of their misdemeanour. Is that too much to ask?

CCTV说“拉萨百姓最幸福”

图为2010年的拉萨——枪口下的“幸福”。（拉萨人摄）

CCTV说“拉萨百姓最幸福”

文/唯色

起先是某个外媒的电话采访，说拉萨市被评为“百姓幸福感最强城市”，问我有何看法。新年伊始，突然收到如此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大礼包，我想象得到许许多多的拉萨人会有怎样的反应。我笑着反问道，日日夜夜生活在枪杆子下，连去寺院朝佛也被狙击手瞄准着，难道会有幸福感吗？

几天后，这个堪称荒诞的新闻出炉了：“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百姓幸福感调查结果揭晓，拉萨市荣获‘2010百姓幸福感最强城市’第一名。”记得拉萨不是头一回被“最幸福”了。我搜索了一下网络，有报道称这是中国最大的媒体公众调查，已经连续进行了五年。而拉萨也已经连续四次被他们“最幸福”了，每次都是中国一百多个城市中的第一名。有一次虽然没得到第一名，但也是前三名。

那么那一次是不是2008年呢？毕竟众所周知，2008年3月间爆发的遍及全藏地的抗议始于拉萨，如果拉萨百姓有“幸福感”，怎么会抗议呢？就算2008年，拉萨百姓觉得“幸福感”不够最强，但接下来的2009年、2010年，拉萨百姓的“幸福感”又变得最强，这未免也太神奇了。汉人有句批评人忘记历史教训的老话，叫做“好了疮疤忘了痛”，难道拉萨百姓这么快就从2008年的血色恐怖中，很有幸福感地走出来了吗？另外，就算2008年，拉萨百姓觉得“幸福感”不够最强，但之前的两年里，拉萨百姓的“幸福感”都最强，既然比中国那么多个城市的百姓都幸福，为何紧接着就会走上街头呢？

去年我在拉萨住了三个多月，耳闻目睹的拉萨显然是一个被军事管制的城市。有一天，在藏人聚居的东边老城，先是一辆挂着大喇叭、插满红旗的宣传车缓缓驶过，从喇叭里传出御用歌手才旦卓玛的歌声：“藏族人民再苦啊再苦也有边，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哟共产党来了苦变甜……”随后有几十辆车缓缓驶来：一辆警车开道；后面是五辆写有XZ以及编号从001-005的装甲车，上面站着四个狙击手用机枪对准前方及街道两边；然后是五辆中巴，坐满蒙面、持枪的军人；最后是两辆编号为006和007的装甲车。

一位藏人知识分子、也是退休干部对我说：“两年来，拉萨几乎成了‘巴格达’，当然西郊汉人那片是‘租界’。到处都布满了拿枪的军人，连大昭寺周围的楼顶上都白天黑夜地站着狙击手。他们把枪杆子对准的是抗议者吗？显然对准的是一个民族。可以说，藏人很反感这个政府，只是出于恐惧不敢说出口而已，但民心已经收不回了，藏汉团结已经再也搞不成了。”

我还听说了有两个藏人自杀。一个是拉萨林周县医院的年轻医生，因2008年3月间的抗议，当地有相当多的僧俗被抓，令他深受刺激，心情压抑，于去年藏历新年的时候，在拉萨一宾馆自缢。一个是拉萨下密院的僧人，三十多岁，苦于在寺院中天天被迫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要求去山上闭关静修，但不被工作组批准，于去年8月的一天，纵身跳入拉萨河，淹水而死。

也许这两个事例不足以说明拉萨百姓不“幸福”。记得在3•14之后的第五天，站在拉萨街头的香港凤凰电视台的记者吹嘘拉萨已经恢复正常生活，而她采访的几位所谓“拉萨市民”全是汉人，仿佛拉萨已是一派和谐的汉人城市。她明显是有选择性的。她的眼中并没有生活在拉萨的藏人，被她采访的这些汉人则被她看成了拉萨的原住民。所以很有可能，CCTV调查的“幸福感最强”的“拉萨百姓”并非藏人。

2011/1/24，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注】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广播本文：http://www.rfa.org/tibetan/chediklaytsen/ukaylatsen/woser/woeser-wrote-article-based-on-cctv-news-01282011141418.html

写福尔摩斯在图伯特的嘉央诺布

写福尔摩斯在图伯特的嘉央诺布

文/唯色

2001年，王力雄去美国回来，说有个住在那里的博巴（藏人），叫Jamyang Norbu（译为嘉央诺布），用英文写小说，写过福尔摩斯在图伯特（西藏）（即《The Mandala of Sherlock Holmes》，1999年出版）。福尔摩斯？我自然熟悉，有小说有电视连续剧，可那都是发生在英国的悬疑侦探，跟图伯特有什么关系？事实证明我是无知的，福尔摩斯曾失踪三年，再度现身后，提及自己独自去图伯特旅行了两年，甚至到过拉萨。嘉央诺布的小说依据的，应是原著作家柯南•道尔虚构的这段经历。

王力雄还讲了一个他听来的故事，说嘉央诺布在见到尊者达赖喇嘛时，也像虔诚的博巴那样双手合十了，伏地磕头了，不过他对尊者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的父辈在给您磕头时从不敢抬头，而我却是抬着头的。我不太相信这个故事，因为抬着头磕头比较高难度。可不论这是演义还是真事儿，听上去，这个人在博巴中很另类。

只是，我居然在那时才知道他，可见我是多么地孤陋寡闻。再后来就常常听说他了。知道他不仅是作家，还是执着呼吁让赞（独立）的博巴，而且深具影响。这两年，多亏神通广大的网络，可以看到他的博客和他的照片了。他从来都用英文写作，如果不译成中文，我就只有望洋兴叹了。他长得帅。很神气的是那两撇浓密的胡子，赞普松赞干布【1】、古汝仁波切【2】、格萨尔王都留着那样的胡子，哦不，他们的胡子是往上翘的，而他的没有翘上去，仿如哥萨克人的八字胡。他还喜欢拿一个烟斗，这倒是颇像福尔摩斯。

直到一个英文与中文比肩的台湾奇女子【3】与我在网上结识，她热爱嘉央诺布的文章，从嘉央诺布的博客上把不少文章译成中文，我这才算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了。简直精彩极了，文采飞扬，思想尖锐，知识丰富。同时，我心中也有了对他这样的印象：一个愤怒的战士。我以为他是这样的，总是愤怒的，总是战斗的。而且我还发觉，他长得有点像接受中国文化教育成长的我们所熟悉的鲁迅，要是像鲁迅的话那就更是如此了。鲁迅是多么愤怒的战士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痛打落水狗；一个也不饶恕……。就这样，我已经先入为主了。

所以，那次的见面绝对意外。当Skype的铃声响起，我扑到电脑跟前时，太惊讶了，视频上出现的竟然是嘉央诺布那典型的形象。他轻松地跟我打着招呼：“唯色啦，Depo Yin-pey （好吗）？”我很紧张，我自己都看得出来，我的脸涨得通红。

“我是你的FAN呢，”他语速很快地说。他笑着，他那标志性的胡子也拂动着。他穿着随意，很悠闲的样子，身后是一个洒满晨曦的大木屋。

这话让我轻松了，“我也是你的FAN呢，”我说。

接下来，主要是他在讲，我时不时地呼应几句，他的拉萨话非常好听。

他开门见山就说起了书。说他喜欢读书，也喜欢收藏书。他侧身，把电脑转向屋内，指给我看一层层的木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我注意到家具全都是好看的原木。

“不过，小时候不喜欢读书，也不喜欢上学，所以没读过大学。那时候，我认为写作不重要，重要的是战斗，所以我加入了曲希岗楚【4】，背着枪，跋山涉水，但没打过仗，一来因为太年轻，二来因为衮顿（尊者达赖喇嘛）不让打仗，要求放弃对中国军队的游击战。我跟许多游击队员成了至交，他们都是老一辈，1959年逃出去的。我的第一本书，写的就是其中一个老战士，康地巴塘【5】人，以前读过中国的学校，写一手漂亮的汉文，后来加入曲希岗楚，非常勇敢。”

我想起曾在拉萨，从两三部偷偷观看的纪录片中见过的镜头，乱石嶙峋的山峦间，多年来，曲希岗楚的战士们艰苦作战，已经到了难以坚持的地步。时局发生变化，中美建立外交，尼泊尔国王答应毛泽东剿灭游击藏人。为避免全体覆灭于出卖者的手上，衮顿劝诫投降的录音磁带一遍遍地在营地回响，泣声一片，纷纷垂头，有人心犹不甘而自尽……这是一段特别令人心碎的历史，不堪回首。

嘉央诺布说自己是后来才喜欢上写作的。之前写过歌曲，有着现代韵味的图伯特歌曲，最早是由他开始写的，写过好些首，自己弹着吉他唱。我很想问，有没有流传到这边，我们会唱的，像《美丽的仁增旺姆》【6】那样的歌？可我似乎插不上话，只好作罢。“还自编自导自演过话剧，有一次，衮顿还专门来看过。”我又想问，涉及现实中的问题吗？衮顿又是怎么评价的？话到嘴边，还是忍住没问。“还演过藏戏呢，”他笑道，“我兴趣广泛，什么都喜欢，目前想拍纪录片。”他问我，“你喜欢纪录片吗？”我一时没听懂“纪录片”这个词，小心翼翼地胡乱应道，嗯，我喜欢。

“后来，去日本了，”他说。在日本十五六个月，是日本经济最好的时候，在大学教英语，工资比较高，跟达兰萨拉没法相比。达兰萨拉没钱，流亡政府的工资非常低，不过日子过得很充实，可是他不得不离开。他没说原因，但我从他的文章中看出来了，他当时是呆不下去了。他因为让赞的主张，与衮顿的“中间道路”【7】不一样，所以被保守的博巴弄得很不愉快，好像还差点打架，当然那已经是过去的往事了，现在他去达兰萨拉，很受年轻博巴的拥戴。

听得出，他很欣赏日本。他说日本有自己的文化，没把自己的文化给扔了，在日本，“摩登”（现代）和传统都并存。他见过一辆很“摩登”的车开到古朴的寺院门前，从车上下来的男人西装革履，面向寺院，用日本佛教徒的方式啪啪拍手，合十祈祷。也见过日本的男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但是背上会斜着一把木刀，就像是过去时代的武士，却彬彬有礼。日本的街道也是古色古香的，青石板的路，他就思忖，当年，赞普松赞干布派去的特使走在中国长安的街道上，也就是这样的吧。

“很可惜，中国把自己的东西都扔得差不多了。”

他说他其实对中国很有兴趣，看过中国的很多古书，聊斋志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当然都是译成了英文的，聊斋志异很早就翻译了，嘉央诺布满世界到处写信找这本书，很不容易才找到了，那些神神鬼鬼的故事夹杂着民俗民风，让他看见一个趣意盎然的中国民间。相比较而言，最喜欢的是西游记，里面的佛教徒，像唐僧师徒四人，以及把佛法故事化的方式，让他感觉亲切。但水浒传，虽然写得不错，可是动辄杀人夺命，充满血腥气，那种代代相传的暴戾一直延续到了共产党时代，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

对了，他最有兴趣的是文化大革命，还会唱文革歌曲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我惊讶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因为他的中文发音完全准确。

“有个意大利的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本来是中国政府喜欢的人，拍了纪录片《中国》之后，西方人一看，哦，中国人一点也不快乐啊，营养不良，穿得不好，目光无神，街上没什么车，商店里没什么东西，原来中国这么贫乏啊，都在这么议论，这下中国政府生气了，说安东尼奥尼是法西斯，发动全国人民批判他。有一次，从电视上看见拉萨帕廓的嬷啦（老太太）也握着拳头喊‘打倒安东尼奥尼’，太可笑了，她会知道谁是安东尼奥尼吗？”

我笑了。虽然我那时才上小学，但依稀记得曾经批判过一个污蔑新中国的外国导演。前不久，在北京的那些盗版电影的小店里，我买到了大名鼎鼎的《中国》，迫不及待地就看，孰料乏味又漫长，没看完就睡着了。嘉央诺布连声说，没错，那是一部让人打瞌睡的电影。

“那时候，中国还批林批孔呢，哈哈。中国真的跟疯了一样，为什么要批判那么古代的人呢？而且，孔子跟林彪有什么关系呢？非得把他俩放在一块儿批判，中国人的脑子是怎么回事呀？他们好像特别能记仇，什么八国联军怎么了，都过去一百多年了，提起来还是咬牙切齿。印度也被英国殖民过，到现在，没多少印度人念念不忘。再说了，中国人记得的全是别人对自己不好，自己对别人做的事，提都不提。就像对我们博巴，很早了，赵尔丰【8】那会儿就开始大屠杀了。”

嘉央诺布说他认识一家美国人，其父是有名的基督教神父史德文【9】医生，上世纪初到巴塘行医、传教，住了很久，后来不幸被博巴中的强盗杀死了。他有两个女儿，现在已经是嬷啦了，其中一个把她父亲写的日记送给嘉央诺布，里面记载，在藏东，赵尔丰的军队把反抗的古修（僧侣）、百姓，放进寺院煮茶的大锅里活活煮熟至死，然后喂狗吃。有的人的手脚被捆绑于牦牛之间，受撕裂而身首异处。有的人被泼洒滚烫的油，活活烫死【10】。史德文本人还亲眼见到了被狗啃尽的骨骸。

“你看，他们那时候就对博巴这么残忍了，”他总结似的说。

“不过，我倒是喜欢鲁迅，”他从电脑旁取过一个相框，里面居然是鲁迅的照片，他解释说是他的妻子去香港探亲时特意买的，“这个鲁迅奇怪得很，你看他，长得也不像加米（汉人），倒像日本人。”

他又拿过另一个相框，“这是乔治•奥威尔。”他的英语发音让我不知道是谁，但说起那人写的书，动物庄园，一九八四，我再熟悉不过。

“他们都批判专制。鲁迅批判自己民族。奥威尔批判共产政权。两个人都是伟大的作家。但是西方很多人不是这样，他们喜欢共产党，喜欢文化大革命，喜欢毛泽东，喜欢专制。哈，他们骂美国，骂得厉害，可是对共产党简直‘北勒’（巴结）得很。他们甚至对我们博巴说：‘哦，你们不能批评中国，不能。因为中国就像小孩子，你们批评太多的话，他会生气的。你们要学会哄他，这样他才会答应你们的要求。’这叫什么话？！中国是个大国，很有权力，怎么会像个小孩子呢？说这些话的外国人是我最不喜欢的了，我专门写文章嘲讽他们。也有外国人说，中国就是欺软怕硬，你硬他就软，你软他就硬。哈哈，这也不见得吧。所以我们对中国，既不能抱着太大的希望，也不能任凭摆布，而是要靠自己，一点一点地做事情，实实在在地做每件事，这样才会争取到自己的权利。”

没错，有不少这个学者那个专家的，最喜欢把专制中国比喻成刁钻古怪、反复无常的小孩子，认为需要使尽浑身解数来哄劝他，让他一直保持好脾气，惟其如此方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得到自己的利益，可说实话，这并没有轻慢对方，反倒是侮辱了自己。我不满地嘀咕道。

嘉央诺布是那种跳跃性思维的人，很快又回到了老本行，说自己写了十多本书，翻译成了十几种语言，福尔摩斯在图伯特那本书还被译成了越南文。他问我有没有看过那本书，我摇头，他说以后会送我。又说有日文，旋即笑道：“呵呵，那不一样，不一样。”

“那就译成中文吧，或者译成藏文，”我说，“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故事了。”

他点点头，说正在写康地娘戎【11】的一个博巴的故事，叫贡布郎杰，乃一百多年前的豪杰人物，不但跟中国人打仗，还跟噶厦（西藏政府）也打过仗，传奇得很，“已经写了九百多页了，还没完。”那人我知道，曾夸下海口，要把拉萨祖拉康（大昭寺）的觉仁波切（释迦牟尼佛像）抢到娘戎的寺院里供奉，让各地的博巴以后都不必磕着长头去拉萨，而改道去他的家乡朝拜。

他说他还在写一本书，关于图伯特跟现代世界是如何发生联系的。“中国人喜欢说博（西藏）很落后，是它给博带来了现代化，这是一个刻意制造的神话。早年，帕廓街有多么地‘摩登’，是中国人想象不到的，有许多进口来的商品，也有许多现代科技产物的词汇，像日里（火车）、比及里（手电筒），都是有着印度味儿的英语，还有自己造的新词，像卡巴（电话），直译过来，就是通过嘴巴传送的印记。另外像Chutsoe（时间，钟表），藏语里很早就有这个词了。”

他还想为年轻的博巴写澄清历史的书，类似有本书，作者是个美国人，写于1936年，讲世界各国的国旗。“那时候，印度、澳大利亚还在英国手里，加拿大啊尼泊尔啊都没有国旗，中国的国旗还是青天白日旗，还有现在的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在那会儿还都没有出现的时候，那书上就已经有西藏的‘杰达’了。”藏语的“杰达”是国旗的意思，“3•14”之后，在中国变得很有名了，叫做“藏旗”或者“雪山狮子旗”。

他说我们博巴除了佛教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文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有，比如我们是游牧民族，这方面的智慧非常多，像木碗一个套着一个，大的里面是小的，小的里面还有小的，最小的里面装着辣椒，这些随身就可以带着到处走。还带着牛皮做的吹风筒，走到哪里，把火擦燃，吹风筒一吹，就可以烧茶吃糌粑了。“我很喜欢这样的文化，里面有许多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这才是属于自己的。我今年写了一篇洛萨（藏历新年）时制作卡塞（饼干）的文章，像卡塞有多少种类，多少花色，怎么做的，如何摆放，哪些属于供奉，哪些可以食用等等，很有趣。”

他侧身，把电脑转向窗户，霎那间，全是耀眼的阳光刺目。

“我住在山上，我的窗外就是山。我的妻子是医生，我们周围都是白人，没有黑人也没几个亚洲人。山下有家中国餐厅，是福建人开的，他们最初看见我，大声地喊：嗨，中国人吗？我说，不，是Tibetan。他们很意外的样子。我就说，我们Tibetan，被你们哒哒哒地赶走了，”他做出开枪的姿势，“他们更意外的样子，一定吓坏了，以为我们是被公安局通缉的逃犯吧，”他说的是汉语的“公安局”，很标准。“哈哈，也难怪他们，他们都是没什么文化的人，他们不懂这些。后来我们熟悉了，我看见他们就挥手：嗨，朋友。他们也嗨，朋友。”

“我们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我喜欢这里，不想离开，虽然妻子在山上当医生，不如在城里当医生有钱，但这里很安静，很自然，我们愿意在这里生活下去。”

我忍不住插话说：“看得出来，你很愉快，想不到呢。”

他大笑：“你以为我是什么样子？是那种整天生气的人吗？哈哈，那可不是我们博巴的性格。我们博巴有自己的性格啊，我们总是快乐的，快乐地在自己家乡生活着，快乐地在全世界流亡着，快乐地与代代相传的信仰在一起。像我，快乐地写作，快乐地战斗，快乐地养家糊口，这样多好。这是我们天生的性格，我们不需要改变。”

我又插话：“是啊，你写塔泽仁波切就是这么描写他的。”

我指的是前不久读到他回忆刚去世的塔泽仁波切。最早流亡到美国的塔泽仁波切是坚定的让赞派，我见过他在以往岁月里的几张照片：穿袈裟时，是杰衮本【12】形象威仪的主持；穿俗装时，是卓尔不群的安多男人；而当他跟嘉瓦仁波切（尊者达赖喇嘛）在一起，他是年长十三岁的兄长，慈爱中饱含恭敬。嘉央诺布把塔泽仁波切称为“第一位让赞步行者”【13】，是因为塔泽仁波切以步行美国等地的方式来宣传让赞的主张，不过，“仁波切从来不是一个神情严肃、咬牙切齿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让赞的信念并不是来自于对中国人民的憎恨，或者某种超级爱国的教条或哲学，而仅仅只是出于他对中国之于图伯特真正的意图没有任何幻想。”

就在这时，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出现在视频上，T恤上印着一个熟悉的图案，那是FREE TIBET【14】的和平鸽衔着树枝在飞翔的标记。她跟我打了个招呼就跑了。嘉央诺布慈爱地看着她的背影笑吟吟地介绍道：“这是我的女儿，我有两个女儿，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她们。”

嘉央诺布喜欢用手捻胡须，还喜欢时不时地头往后仰。我询问了他的家世，他说父亲是康巴，邓柯【15】地方的人，四处做生意。母亲是拉萨大贵族哲通家族的，一家人很早去了大吉岭【16】生活。母亲与父亲是在大吉岭邂逅的，于1949年时生下了他。我很想问他有没有回过图伯特，我猜想他或许从来没有回来过，他既没有回到过父亲的家乡，康地邓柯；也没有回到过母亲的家乡，首府拉萨。正这么思忖着，却像是被他洞悉似的，顾自说起一岁时，被仆人抱着，坐在马背上，回到过拉萨，印象最深的是见过“朗钦啦”（大象，加“啦”以示尊敬）。

我乐了：“还朗钦啦呀，不就是一头大象吗？”

“可那是一头来自印度的大象啊。听说原本送的是两头，一头献给衮顿，一头献给班钦（班禅喇嘛），可是给班钦的朗钦啦，可能水土不服吧，好像在半路上就死了。朗钦啦属于轮王七宝【17】之一，所以博巴特别珍惜它，让它住在宗角鲁康【18】，每天上午都要绕着布达拉宫转经。连喂养它的博巴都会说印度话，头上缠着白布，打扮得像印度人，免得它想家。”

天哪，这么有趣的故事，简直百听不厌！

嘉央诺布说当时就住在八朗学【19】那里，差不多有一年吧，再又原路折返大吉岭了，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图伯特，虽然他是那么地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至今，每天，从他的窗外，可以眺望或许仿若故乡的山峦，可以呼吸或许仿若故乡的空气……当然，这是我想象的，似乎添了几分乡愁才符合流亡者的身份。不过他真的怀有思乡的愁绪，因为他突然问我，什么时候会回拉萨？回到拉萨去祖拉康时，别忘了替他向觉仁波切祈祷。霎时间，我的心隐隐作痛。

从网上看到，失踪多年的福尔摩斯在复活之后还透露过一句话，声称自己“我在图伯特旅行了两年，也曾经造访拉萨，还花了几天时间与大喇嘛在一起”【20】，算算看，那大概是在1892年前后，那么，福尔摩斯见到的会是谁呢？伟大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吗？其实已经有读者注意到这一点，福尔摩斯于是被戏谑成早在19世纪就企图分裂中国与西藏的英国特务了。

那么，嘉央诺布在小说中又是如何描写这段悬案的呢？等到下次在Skype上再见他时，我得记住问问。


（初稿写于2008-10-16。）


注释：

【1】松赞干布：图伯特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第一位以佛法治国的法王，公元七世纪初，图博（吐蕃）王朝第三十三代天子，统一图伯特疆域，统一沿用至今的藏文，制定以皈依佛、法、僧三宝为主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迁都拉萨，修建布达拉宫等等。

【2】古汝仁波切：指有“第二佛陀”之称的莲花生大士，西藏佛教密宗的宗师，公元8世纪从印度来西藏弘扬佛法，西藏佛教徒又尊称他为“邬坚仁波切”。“古汝”为梵语，上师之意。“邬坚”为莲花生大士诞生之地，今为密宗成就者在其法名之前所冠的尊号。“仁波切”的意思是珍贵之宝，藏人对转世再来人间度化众生的高级僧侣的尊称。

【3】即台湾悬钩子，她的博客http://lovetibet.ti-da.net上翻译的有嘉央诺布先生的多篇文章。

【4】曲希岗楚：藏语，四水六岗，指1959年反抗中共的游击队，由康地藏人和安多藏人组成。地理意义上的“曲希岗楚”，是康和安多的传统名称。

【5】巴塘：藏语，绵羊“咩咩”叫的草坝。位于藏东康地，即今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清末，被血洗巴塘的赵尔丰改名“巴安”。

【6】《美丽的仁增旺姆》：现代西藏流行歌曲，词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曲为流亡藏人图登桑珠所写。

【7】中间道路：达赖喇嘛倡导的这一政治理念，简单地说即不寻求西藏独立，谋求在中国宪法的框架内寻求解决西藏问题。

【8】赵尔丰：清朝末年任督办川滇边务大臣兼任驻藏大臣，1905年-1908年，率兵入藏东康地镇压藏人反抗，实行同化藏人的“改土归流”政策，屠杀藏人如麻，被藏人称为“赵屠夫”， 却被今日的中国作家和学者大加称赞，如曾在西藏二十余年的汉人作家马丽华，在其书中“感叹行将就木的一个朝代居然出现这等有所作为的封疆大吏”。一位“研究”藏学的学者干脆撰文《Zhao Erfeng: a hero of Kham》。

【9】史德文：Dr. Albert Shelton。1904年，美国基督会派遣医学博士史德文、牧师浩格登来巴塘考察。1908年，史德文来巴塘筹办教务，以行医为入世之谋，渐得巴塘信仰。第二年在城区设立基督教堂，建立巴安基督教会小学，一幢孤儿院和牧师住宅等，并大面积栽植从美国引进的苹果树。1911年，史德文、浩格登在巴塘正式成立巴安基督教区。1919年，建立基督教半西式医院——华西医院。1922年，史德文被当地藏人打死，后葬在巴塘。他著有《图伯特历险记》（Pioneering in Tibet）。

【10】据记载，光绪31年，赵尔丰率师“剿办巴塘七沟村，搜杀藏民达数百人，尸体抛入金沙江，而且将其中的七个暴动首领，剜心沥血，以祭凤全”。赓即他又围攻乡城县桑披寺达数月之久，最后“设计毙六百余人”。将“乡城桑披寺、巴塘丁林寺无端焚毁，将寺内佛像铜器，改铸铜元，经书抛弃厕内，护佛绫罗彩衣，均被军人缠足。惨杀无辜，不知凡几。以致四方逃窜者，流离颠沛，无家可归”。

【11】娘戎：藏语，Nyarong，林间的河谷。位于藏东康地，即今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清代称“瞻对”。

【12】杰衮本：藏语又称“衮本贤巴林”, 意为十万佛像弥勒洲。即塔尔寺，位于藏东安多，即今青海省湟中县，藏传佛教格鲁派宗师宗喀巴的诞生地，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

【13】《回忆第一位让赞步行者》，原文见嘉央诺布的博客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08/09/17/remembering-the-first-rangzen-marcher，中文译文见我的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09/blog-post_23.html。

【14】FREE TIBET：即自由西藏学生运动http://www.studentsforafreetibet.org。

【15】邓柯：位于藏东康地，原属德格王辖属之地，1978年，邓柯县建制被取消，并入今四川德格县与昌都江达县。

【16】大吉岭：藏语，金刚之洲。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西瓦利克山脉，即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一座小城。

【17】轮王七宝：佛经中记载，在转轮圣王出现时，会有七宝出现，以辅助圣王教化百姓，行菩萨道。转轮圣王是指具足德行及福报的理想圣王。而轮王七宝则是指：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主藏宝、典兵宝。

【18】宗角鲁康：藏语，堡垒后面的龙王之屋。鲁康是三层建筑的小寺院，位于布达拉宫后面的一个小岛上。历辈达赖喇嘛短期隐休的私人之地。宗角鲁康为包括寺院、人工湖、树木花草在内的公园。汉语称龙王潭。

【19】八朗学：藏语，黑牦牛帐篷。位于拉萨帕廓街东面，过去是藏东康巴商人的聚居地，因搭黑色的牦牛毛帐篷而得名。

【20】柯南·道尔原著《空房子》如是写到：“I travelled for two years in Tibet, therefore, and amused myself by visiting Lhassa, and spending some days with the head lama.”

（本文首发于民主中国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267）

嘉瓦噶玛巴在楚布寺（二）

这些照片，是我在1998年、1999年，拍摄的。

当时，嘉瓦噶玛巴13岁、14岁……

顶礼嘉瓦噶玛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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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张照片，拍摄于1998年6月，因楚布寺的元老珠本仁波切圆寂，嘉瓦噶玛巴亲自主持七七四十九天的法会及“荼毗”大典。







这是在1998年的楚布寺“雅羌”（夏季金刚法舞）的法会上。嘉瓦噶玛巴露出少有的笑容。



这是在1999年的一天，随很多信众朝觐嘉瓦噶玛巴时，接受他的摩顶加持。非常喜欢第二张照片上的大眼睛孩子，第三张照片上的黑肤老者。








嘉瓦噶玛巴在楚布寺他的寝宫里。



向嘉瓦噶玛巴合掌顶礼的是达隆噶举的法王达隆孜珠仁波切，已于前些年在拉萨圆寂。

嘉瓦噶玛巴在楚布寺（一）

这些照片，是我在1999年，拍摄的。

当时，嘉瓦噶玛巴14岁……

顶礼嘉瓦噶玛巴！



作为噶玛噶举之传承的无上领袖，以及藏传佛教最高的精神领袖之一，依照传承仪轨严格寻访，并由达赖喇嘛认证的第十六世噶玛巴让炯•日佩多吉的转世，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伍金•赤列多吉，不仅以他固有的崇高地位，更以他日益焕发的精神魅力、圆满的仪容吸引着每一个见到他的人。人们都说，这个少年仁波切具有佛的气质。



他总是端坐着，静静地端坐如仪，却像是在静静地解脱正在发育的身体，以令人惊讶的速度长大，日甚一日地法相庄严，丰采超俗，显现清净之相。而他的神情，有时候十分顽皮，让人为他的童心感动。



正如许多古老授记中所说，此世噶玛巴将是一位具足伟大能力并把佛法传遍全球以利益无量数有情众生的一代法王，他与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一般无二。其中，在由莲花生大师化现的伏藏师发现的伏藏这样预言：“实践观世音菩萨之善行，具足敬畏行为的密咒瑜伽士，赋有圣者噶玛巴之名者，将横越整个大地。他以善巧方便和大悲心调伏有情和护佑他们。”



噶玛巴奉行律仪，精进修法，已具有相当的佛学造诣及密法成就，并擅长撰写格律严密、佛理深远的诗歌，在喇嘛与信众中间颇为盛传。



噶玛巴还在楚布寺的时候就在学习汉文和英文。他用毛笔写过这样一首汉文七言诗：
楚布风景特别美，
山青水秀映雪辉，
高僧坐满修行洞，
世外桃源名不虚。



实际上，诸多种种事迹，总而言之，仍然是西藏人所说的“强曲森巴“（佛菩萨）的示现，为了教化芸芸众生，特别在世俗凡夫的境界中，树立了一个勤奋修持的榜样。



楚布寺，藏传佛教中噶玛噶举派的根本道场，古老授记中“真正的上乐金刚坛城”的中心，由第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创建，是历代噶玛巴最重要的修持、驻锡之地，亦是西藏最古老、最著名的佛刹之一，迄今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寺院坐北朝南，背依遍布修行密室的土吉钦波神山，前临湍急而清凉的楚布河，夏天瑞草蓊郁，繁花似锦，冬天白雪茫茫，万籁俱寂，无数为寻求解脱之道而走向僧途的人们，在这里以纯洁的方式安度一生。藏人虔信，无论是谁，此生只要见过它一次，便能种下证悟的种籽，——如此殊胜之兰若，人间少有。




八百多年来，经历代不断地精心扩建，在这里曾经形成了错落有致而又浑然一体的宏伟建筑群，据记载，僧人最多时达到五千多。

然而，无常的因缘无所不在，难以幸免，整座寺院的建筑早非昨日，在天灾人祸中几度蒙难，尤以“文革”最甚，三十多座主体建筑几乎被夷为平地，过去的九百多名出家众几乎不余一人。图为已成废墟的楚布寺。




八十年代初，受第十六世噶玛巴生前委派，由锡金绒定寺（海外译作“隆德寺”）归来的珠本•德千仁波切，在他的主持下，以及广大藏地和海外信徒的鼎立支持下逐渐得以修复，终于形成以大殿为中心，包括经堂、佛殿、护法殿、佛学院、密宗修习院及活佛住所、僧舍等处的一定规模。到了1990年代，住寺僧人约有三百多。而第十七世噶玛巴，于1992年重返他的寺院——楚布寺。




楚布寺镇寺之宝——有“空住佛”之称的塑像。由第八世噶玛巴米却多杰亲手所塑。据记载，噶玛巴深深地怀念上师桑杰年巴，曾依上师之相，用纯银亲手塑了一尊约一肘高的像。据说塑成之后，银像因感应于米却多杰的恭敬心，竟自动地悬于空中达七天七夜，故有“空住佛”之称，至今仍被供放在噶玛噶举的祖寺——位于拉萨附近的楚布寺的大经堂内，素来被视作是楚布寺的魂系所在，备受高度的敬仰和供奉。

曾有一次，在我的恳求下，寺内的喇嘛将这尊“空住佛”置于我低低俯就的头上，以示无比珍贵的加持。佛像果然栩栩如生，在拙朴的工艺中充满人性的光彩。然而在“文革”期间它险些被毁，幸而被喇嘛埋藏在山上静修洞的旁边才避免了劫难。




被“文革”浩劫，楚布寺所珍藏的珍宝已余剩不多。这是一尊纯影的噶玛巴塑像。




这是第十六世噶玛巴的舍利子。一九八一年，第十六世噶玛巴于流亡中圆寂，在荼毗大典结束后，基于珠本仁波切的虔诚心，他接受了第十六世噶玛巴的腿骨舍利，几年后，上面逐渐浮现出一尊佛像，大约高有四分之一公分左右。这殊胜犹如象牙雕刻的释迦佛像，其右手持触地印，左手持定印，是第十六世噶玛巴悲智心的吉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