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玛巴与鹤（两篇译文）

文/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译/台湾悬钩子

【简介：嘉央诺布是记者、剧作家、剧场导演、前游击战士、小说家。目前居住在美国。他的小说《失踪年代的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 The Missing Years在英国与美国出版，并在印度获小说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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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年轻的嘉瓦噶玛巴戏剧化地逃离西藏后，在流亡小区立刻就变成名人——当然是以充满敬意的藏族方式。一群西藏儿童村（the 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的小朋友，决定要把他们的环保作业——拯救藏鹤运动——献给这位少年喇嘛。不晓得他们是否刻意，不过以藏鹤来作象征是相当合适的：受到威胁的生命、飞离西藏来到南方等等。小朋友们手绘制成了一本书，然后请求噶玛巴的随扈把书呈现给他。当这个人（也是我的消息来源）把书给嘉瓦噶玛巴的时候，他以他一贯的凝重方式看著书的封面，然后大声读着：“拯救藏鹤……嗯……拯救藏鹤……但谁来救藏人？” (tung-tung la sungkyap… me la sue sunkyap chigi ray)

我确定这位十四岁的喇嘛并不是刻意看轻小朋友们的美意，也不是对于藏鹤的苦难不在意。他也许只是对于流亡藏人无法恰当地辨明他们最应该关切的事情，发表自己的观察。我也不是在此表达年轻的噶玛巴有什么伟大的政治智慧，因为我与他并没有熟识得让我可以作出任何判断。但他是个刚刚从残暴统治政权下、危险而勇敢地逃出来的少年人，而我想对他而言，他的个人安全与他所抛下的人民的生活与福祉，在他心中拥有优先的地位，远远超过任何其它考虑，不管是否政治正确。

现在，西藏内部的人民正活在恐惧之中。整个国家被封锁，而封锁的措施又骇人地有效。我们在外面的人，只有听到种种谣言：严刑峻罚地报复行动、密集的“爱国主义”教育、强迫公开诋毁达赖喇嘛、半夜逮捕、许多人都被囚禁、毒打、折磨、甚至枪决。有许多地方的人太过害怕，不敢出门买粮食。甚至在没有抗议发生的地方，有人因为曾经旅行到印度或尼泊尔，而被逮捕。

然后，就是在拉萨发生的审判秀。被告不能申请律师，甚至连发言都不准。检方大约只花五分钟就念完所有的指控，然后法官用中文念了很长的演讲稿。自斯大林的莫斯科作秀审判以来，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如此公然操弄司法、羞辱法律的审判了。唯色在她的西藏更新报导中，纪录了这样的情况，然而世界媒体没有发表一字的谴责。

不只是世界媒体完全无法进入西藏，甚至连非政府组织、学者、基督传教士，甚至商人都不准进去。而当这些组织的成员真的人在西藏时，也被有效地噤声了。我们很难（假如不是不可能的话）想到任何世界其它任何冲突地区，如加沙走廊、或达富尔地区的统治者可以这么有效率地完全掌控一切。即使是缅甸的军政府，也正在对各国援助组织开门。任何人都会合理地假设，我们首要的关怀，或者我们拥有的一点资源、基金、或精力，应该集中在舒缓西藏内部藏族人民的苦难。

但西藏内阁——噶厦，却反而决定：“为了表达我们对中国自然灾难的同理心，各地的藏人应该要避免到自己所居住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前抗议，一直到今年五月底为止。并且应该写信、传讯息给所有相关的人，告诉他们这样是为了对地震灾民表达同情……我们应该以组织祈祷法会与捐款的方式，具体表达我们的心情……并且探索是否有可能透过这些活动组成藏中友谊协会。”

我也看到另外一封官方的文书，要求西藏组织与社团，为“我们中国的兄弟姐妹” (gyarik punda) 的福祉祈祷，并且进行祈祷法会，并且为受难者募款。

中国共产党的公安与武警，当然，对这样友谊之手的伸出，完全无动于衷，而且虽然四川发生大地震，还是一样不放松他们在西藏的镇压行动。无疑问的是，藏人生活中的恐惧与不安，一定与地震的灾民一样，如果不是更加痛苦、更加伤人的话，因为他们的苦痛乃是来自于邪恶人类刻意的残暴，而不是因为意外的天灾。还有，藏人被中共刻意切断外界的关注视线，其极端而有效的方式，远远超过四川最偏远地区的地震灾民——而后者事实上正在接受前所未有的世界媒体焦点。

北京决定让世界媒体进入四川采访，是经过冷静考虑的。英国卫报的塞门•简金斯在他的《世界与媒体在玩独裁者游戏》一文里，讲到：“邀请媒体到灾区现场，危险很低。地震是大霹雳，而整个人民解放军人力在待命，救人行动就是救人。全世界都爱上受困的中国灾民、流着眼泪的中国灾民、勇敢的中国灾民、有效率的中国军队。西藏与火炬被忘记，而奥运从喝倒采，到变成中国理应获得的奖品。一夜之间，中国好了，没事了。中国就是世界新闻的领导者。”

达兰萨拉的法会救灾与捐款行动，也正在加强世界的这种印象。普通人下结论：西藏的情况不可能那么惨，达赖喇嘛与流亡藏人似乎对于中国地震的灾民，比对自己的国人更加关心。再一度我们又不自觉地让北京利用了。

塞门•简金斯在文章里又提到：“可怜的小缅甸。其灾难更大，而其死亡人数可能是中国的四倍……在中国，又有一些幸运的人从石块中被救出来了。在缅甸，则有数十万人继续在救赎与死亡中徘徊。缅甸灾民需要救援的程度，超出中国灾民甚多……世界与媒体正在玩独裁者的游戏。他们所做的，正好是中国政权想要的，也是缅甸政权想要的。他们正在大加报导每个被压在石头下的四川孩童，忽略了两百万缅甸人。”

如果藏人感觉到有必要帮助自己国人以外的人，至少，请为缅甸救灾努力。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请读我之前的文章：《想到缅甸》。请注意到缅甸的军头们才又恢复了昂山素姬的软禁刑期。

有许多地震受难者亦是藏人。嘉绒（Gyalrong）地区（此区被并入阿坝自治州与甘孜自治州）的嘉绒人，是一件需要另外讨论的事。

在此结论中，我邀请所有跟我一样，不喜欢噶厦这种无聊的忠告的人，一起来消灭这种藏人非常喜欢的信念，那就是假如我们是好人，或者更精确地说，我们向世界展现我们灵魂的良善与被动，那么世界就会支持我们的主张。那么，中国领导人也许到最后也会回心转意，认同我们的观点－－因为我们是好人。作为一种国家政策，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荒谬到疯狂的程度。

藏人需要问的是，巴勒斯坦议题、阿富汗冲突，里面有这么多狂热信徒、自杀炸弹犯、恐怖份子、军阀、慕拉、圣战士，甚至只想杀人的疯子，为什么能够从世界得到这么多注意与支持，远远超过自古至现在的西藏议题？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暴力，或者威胁要使用暴力，才是让世界与像联合国这样的组织，严肃面对问题的真正动力？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奋斗是如此昭然地非暴力，所以世界可以很放心地把我们的主张放到最后，或甚至完全忘记，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在赞同恐怖主义。我完全认为人们应该热爱和平并且有悲悯心。但如果我们想要变成那样的人，我们如此做的原因，应该是出于真正的道德信念，而不是作为一种绕着圈圈讨好中国共产党独裁者的方式（他们太过犬儒，不会相信我们的）？或只为了吸引西方的支持者？而后者，通常是有效的－－直到现在为止。

而在此同时，嘉瓦噶玛巴的问题还是没有获得解答：“谁来救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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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央诺布啦的这篇文章《噶玛巴与鹤》，先是由台湾悬钩子翻译之后贴在她的博客上，又有朋友John Lee在悬钩子译文的基础上，对照原文（英文）再一次做了修订式的翻译。我就再贴一次。

年轻的嘉瓦噶玛巴在1999年12月戏剧性地逃离西藏之后，他立即在西藏流亡社区成为一位焦点人物——当然是以虔诚的西藏方式。一群来自西藏儿童村的学生决定把他们关于拯救藏鹤的环保作业献给这位少年喇嘛。无论有意无意，这一行为都颇具象征意义——受到威胁的生命、由西藏飞来南方等等……孩子们将他们的作业印成了一本小书并请噶玛巴的一位侍从转呈。我听说，这位侍从（我的消息来源）将书呈递给嘉瓦噶玛巴后，他用他特有的专注的目光看着封面，并大声读着书的标题：“拯救藏鹤……嗯……拯救藏鹤……但谁来拯救藏人？” (tung-tung la sungkyap… me la sue sunkyap chigi ray)

我确信这位14岁的喇嘛既非看轻儿童村孩子们的美意，亦非无视藏鹤的困境。他或许看出流亡藏人没能够对他们需要关心的问题适当地分清轻重缓急。我并非在此颂扬年轻的噶玛巴有过人的政治智慧。我与他还没有熟悉到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评点一二的程度。但他是一位少年，刚刚从残暴的专制政权占领下的国土完成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亡，我想无论其他问题有多少政治上的正当性，他都会顺理成章地首先关注他个人的安危和依然留在西藏的人们的生活与福祉。

现在，生活在西藏的人们正经历着恐怖。整个国家遭到禁闭而封锁是如此惊人地有效。我们在外面所能得到的是种种谣传：残酷的报复、强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强迫公开诋毁达赖喇嘛、午夜的抓捕、广泛的囚禁、毒打、酷刑甚至处决。很多地方人们被吓得不敢去买食品。甚至那些没有发生抗议的地方，人们也会因为曾经去印度和尼泊尔旅行而遭到逮捕。

然后便是拉萨的审判秀。被告既得不到辩护律师也不允许发表陈述。检方对囚犯的指控只分别花了大约5分钟，然后法官用汉语进行了冗长的发言。自从斯大林的莫斯科审判秀以来，我们还没有见过以如此嘲弄和轻慢的方式公然向文明的司法审判规程脸上吐口水的事情。唯色在她的《西藏大事记4》中记载了有关情况，而国际媒体对此则无一字谴责。

不仅仅是国际媒体完全被挡在西藏之外，非政府组织、学者、基督教传教士，甚至是商人也都无法进入西藏。而那些目前身在西藏的来自这些组织和职业的成员也被有效地“去势”了。我刻意使用了“去势”（neutered）一词而非“去立场”（neutralized）。我们很难（假如不是不可能的话）想象世界上任何其它冲突地区，如加沙地区或达富尔地区的统治政权的控制可以如此地滴水不漏。即便是缅甸的军政府也正在对各国援助组织开启一条门缝。

任何人都会合理地假设，我们首要的关怀，或者我们所拥有的无论资金、资源还是精力，应该集中于减轻西藏内部藏人的苦难。

但西藏内阁——噶厦，反而决定：“为了表达我们对降临在中国的自然灾难的深切关心，世界各地的藏人，至少到今年五月底之前，应该要避免到各自所居住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并且应该写信、传讯息给所有相关的人，告诉他们这样是为了对地震灾民表达同情……我们会通过组织祈祷法会或号召捐款等活动进行声援……并且寻求通过这些活动组成藏中友谊协会的可能性。”

我也看到另外一封致西藏各民间协会和社团的官方的信件，要求他们为“我们中国的兄弟姐妹” (gyarik punda) 的福祉祈祷，并为受难者守夜和募捐。

当然，这样兄弟般的互助行为不会触动中国共产党的军警，地震灾难也没能让他们放松在西藏的镇压运动。无疑，藏人的遭遇即便不是更加强烈和具有伤害性，也至少与地震的灾民生活在同样的痛苦、恐惧与不安之中，因为他们的苦痛乃是来自于邪恶人类刻意的残暴，而不是因为意外的天灾。更有甚者，藏人被中共刻意地割绝在外界的关注视线之外，其手段之极端和有效远远超过四川最偏远地区的地震灾民——而后者正前所未有地成为世界媒体焦点。

北京决定让世界媒体进入四川采访，是经过冷静考虑的。英国卫报的塞门•简金斯在他的《世界与媒体在玩独裁者的游戏》一文里，讲到：“邀请媒体到灾区现场，危险很低。地震是爆炸性事件，而整个中国军队都在待命，救人就是救人。全世界都爱上了受困的中国人、泪流满面的中国人、勇敢的中国人、高效的中国人。西藏与火炬被抛到脑后，而奥运从被喝倒采，到变成中国理应获得的奖品。中国一夜之间好了，没事了。中国就是世界新闻的领导者。”

达兰萨拉对地震灾民发自于心的救援努力也在加强世界的这种印象。普通人会得出结论：如果达赖喇嘛与流亡藏人看上去对于中国地震的灾民比对自己的国人更加关心，那么西藏的情况可能没那么糟糕。再一次我们又当好落入北京的股掌之中。

塞门•简金斯在文章里又提到：“可怜的小缅甸。其灾难更大，而其死亡人数可能是中国的四倍……在中国，或许有更多的幸存者会被救出瓦砾。而在缅甸，则有数十万人依然徘徊在获救与死亡的边缘。缅甸灾民远比中国灾民更需要援助……世界与媒体正在玩独裁者的游戏。他们所做的，正好是中国政权想要的，也是缅甸政权想要的。他们正在大加报导每个被埋压四川孩童，忽略了两百万缅甸人。”

如果藏人感觉到有必要帮助自己国人以外的人，至少，请为缅甸救灾出一份力。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请读我之前的文章：《想想缅甸》。请注意缅甸的军政府才又延长了对昂山素季的软禁。

事实上有许多地震受难者是嘉绒（Gyalrong）地区（这个地区被分别划归阿坝自治州与甘孜自治州）的嘉绒藏人，这是一件需要单独讨论的事。

最后，我恳请那些跟我一样不喜欢习以为常的胡言的读者，帮助我去除一个藏人诚心坚守的的信念，那就是如果我们是好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我们向世界展现我们灵魂的良善与逆来顺受，那么世界就会支持我们的主张。中国领导人也许到最后也会回心转意，认同我们的观点－－因为我们的善良。但是作为一种国家政策，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荒谬到疯狂的程度。

藏人需要问的是，为什么巴勒斯坦问题、阿富汗冲突，里面有这么多宗教狂热分子、自杀式爆炸者、恐怖份子、军阀、毛拉、圣战士，甚至只想杀人的疯子，能够从世界得到这么多关注与支持，而西藏议题却从来没有？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暴力，或者暴力的威胁，才能促动全世界以及像联合国这样的组织严肃面对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奋斗是如此昭然地非暴力，所以世界可以很放心地把我们的主张放到最后，或甚至完全忘记，而不会有任何问题？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在提倡恐怖主义。我完全赞同人们应该热爱和平并且心怀悲悯。但如果我们想要变成那样的人，我们应该是出于真正的道德信念，而不是作为一种拐弯抹角讨好中国共产党独裁者的方式（他们太过多疑，不会相信我们的曲意迎合），或只为了吸引西方的支持者，而后者还时常有效－－至少到目前为止。

与此同时，嘉瓦噶玛巴的问题还是没有获得解答：“谁来救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