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日星期六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八)

圣山内转道上的江扎寺。(图片来自网络)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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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由冈仁波齐延伸的故事:“国家4A级景区”

   传统上,必须外转冈仁波齐13圈之后,才能走内转道,也才能见到宫堡似的江扎寺,所以我于2002年转冈仁波齐的时候,仅外转一圈是没有资格内转的,自然也就没有资格见到江扎寺。关于外转13圈有许多动人的民间故事,比如有个故事是说一位因口渴俯身饮河水却痛失怀中幼婴的妇人,遵循喇嘛开示转圣山13圈后,从痛不欲生的苦中得到解脱,从此给后人留下这一离苦得乐的心灵药方。当然更有殊胜的密意与这个数字即13圈而非1圈或9圈有关。许多朝圣者在转了13圈之后会当即立下誓言,各种誓言包括余生茹素、绝不杀生等等。换句话说,既然是一心一意的朝圣者,理当尊重、遵守这一传统,而不应该毫不在乎。既然流传的有罔顾禁忌,径直去探内转道的风景或传奇,导致种种惩罚的传说,或也可能不会是无稽之谈。


但从网上找到的信息看,现在内转道已被开辟成了旅游线路,江扎寺成了观圣山的观景台之一,是所谓的“国家4A级景区”。只要花上两百元买门票,旅游车可以径直开到寺院跟前,花花绿绿的游客们在层层白塔之间晃来晃去,真的是无知者无畏啊!


记得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呼吁书,题为《请制止用神山圣湖牟利的“开发”》[1],其中写道:“……从冈仁波齐神山归来的网友披露,亲眼目睹在转山道上,目前正在拓宽路基、修筑公路,不久各种车辆可从塔钦直达止热寺,并已见到竖起的电缆杆。据了解,总部在北京的国风集团下属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承包’了西藏的神山冈仁波齐和圣湖玛旁雍措,将其设为旅游区。从网上查到《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显然把神山和圣湖当作了发行股票的招牌,归之为‘西藏阿里神山圣湖旅游区开发项目’,‘包括景区开发、酒店建设、环保车购置、制氧厂等其他设施建设等’,以后会有‘大门、观景台……景区机动车道等’。……今年,一项环绕冈仁波齐神山的越野赛正在紧锣密鼓推进……承办单位“北京极度体验户外探险运动有限公司”……虽然这次活动打着‘慈善’旗号,但已经显示出伸进冈仁波齐的商业之手初试牛刀。这并非无端的臆测,因为已经有诸多神山圣湖,都是沿着这个轨迹被置于了商业的砧板上。”


我在呼吁书中还写道:“在传统上,朝拜冈仁波齐与玛旁雍错是众多信徒一生中不可缺少的经历。而步行环绕神山和圣湖,是延续了难以计数之岁月的信徒朝圣方式,要的就是通过步行的‘劳其筋骨’达到宗教境界的升华,绝不需要公路、游览车等。相反,公路、游览车只是为着引来尽可能多的猎奇者,按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是一种‘旅游帝国主义’行为,造成的是对神山圣湖的亵渎和毁坏。”“即使暂且不论宗教信仰者在恒久岁月中赋予神山圣湖的各种神圣性,在特定地方保持一块神圣区域,不妄动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是有着宗教信仰的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通过文化手段形成的一种对生态的特殊保护,体现了人与自然交融的‘文化环境观’,既有效地保护了众生共有的家园,也为人类传统和信仰留存了一席之地,这正是属于全人类共有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理应珍惜,更应尊重。”


当时尚在世的美国藏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也撰文[2]指出:“出于利益来践踏这处宗教名胜,并不只是对藏人的又一次侮辱,对于将神圣的冈仁波齐看作湿婆(Siva)的居所,而来朝拜和绕行的印度朝圣者来说,也是一记耳光。王力雄在《天葬》一书中,将图伯特描写为一具无法移动的躯体,正无助地被疯狂捕食的秃鹫撕裂。唯色以此来比喻在这种无耻的为利益而践踏藏传佛教及文化的行为面前,藏人的无助、无力。她呼吁停止为金钱开发冈仁波齐(及玛旁雍错)的行为。这在国际上引起了一些注意,但面对这种开发将造成的对环境与文化的灾难,迫切需要更多的关注。”遗憾的是,我们的呼吁在霸道的权力和欲壑难填的贪欲面前丝毫难挡。


除了把宗教圣地商业化,并带来令当地人难以忍受的环境污染(前不久在微信朋友圈流传塔钦藏人拍摄的视频,可见圣山周围尽是塑料袋、塑料瓶等各种垃圾),文革后艰难重建的寺院再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屡屡受到政治的干扰,从颇具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的那种新话风格的当局官宣上,可以看到驻寺干部带领江扎寺僧人“讲团结爱祖国升国旗”的照片,鲜红的中国旗帜猎猎招展;“寺管会主任益西拉杰同志用僧人愿意听、听得懂、接地气的方式”,要求大家“积极争做‘政治上靠的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先进僧人。”[3]这座僧侣不及十人的寺院,近年来的各种政治活动多多,比如“开展‘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主题宣讲”、“开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宣讲”、“开展‘拥军爱民 僧侣进军营’双进活动”等等,江扎寺太不容易了。


注释:

[1]: 请制止用神山圣湖牟利的“开发”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7/blog-post_2345.html

[2]:Kailash: An Appeal http://www.rangzen.net/2011/07/14/kailash-an-appeal/ 中译:关于神山的呼吁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7/blog-post_15.html

[3]:网信普兰(2020-12-03):普兰县江扎寺管会开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宣讲https://mp.weixin.qq.com/s/3cevdcW7Jc8_i4czoxJ0Wg


(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4212021134550.html,这里有修改和补充)

重建后的江扎寺。(图片由直贡绛衮澈赞法王提供)
旅游部门的圣山旅游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江扎寺被设成“国家4A级景区”。(网络截图)
游客车辆径直开往江扎寺。(图片来自新浪微博)
去江扎寺游客的新浪微博截图。
江扎寺开会场景。 (微信公众号图片)
江扎寺升旗场景。(微信公众号图片)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七)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七)依照旧貌重建的江扎寺具有宫堡建筑风格。(图片来自网络)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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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由冈仁波齐延伸的故事:文革中被炸毁的江扎寺

直贡噶举是藏传佛教噶举教派中非常重要的一支,传承历史悠久,教法与修行独特,拥有无数获得成就的瑜珈修行者,以致过去有谚语称:“不要与噶厦政府比权力,不要与噶玛噶举比财力,不要与直贡噶举比法力。”其寺院及修行地在八百多年里遍布全藏及喜马拉雅区域,祖寺即直贡梯寺位于拉萨以东的墨竹工卡县内,尤以直贡天葬场及藏历猴年的颇瓦大法会(十二年一次)著名。2004年夏天我与家人去法会现场,大大小小的帐篷密密麻麻,挤满寺院下方宽阔而蜿蜒的草地,从喇叭里传出高僧诵经声,感受到强大的慑服力。我们还去了天葬场,随排队的信众走向某块特殊的石头,背靠用哈达包裹的石头,以示死后来此天葬。听说第三天参加颇瓦法会的人数达到二十多万,虽然下起大雨,但全都默立雨中,不打伞也不戴帽,为的是无障碍地领受让魂识出窍的灌顶。讲述者说看到那种场面,感动得泪水比雨水还多。


据直贡绛衮澈赞法王的讲述,直贡噶举传统上尤其重视在冈仁波齐等圣山的特别修行。研究者也指出:“……直贡噶举派在这一广大地区始终是以玛旁雍措和岗底斯山及周围地区为据点。”[1]在全藏家喻户晓的朝圣三座圣山的传统:马年转位于阿里三围的冈仁波齐,羊年转今划归于尼泊尔的拉契雪山,猴年转位于卫藏四如(今为山南地区与印度Assam邦相接)的扎日神山[2],正是直贡噶举宗师吉天颂恭尊者在八百多年前首创,被认为是本尊胜乐金刚的身语意三刹土,据记载朝圣每座圣山并闭关苦修的追随者,每次都有55525人。三大圣山对于直贡噶举的修行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又有谚语称:“列松各达波直贡巴”,意思是:三座圣山的主人是直贡修行人。


传统上,每年藏历四月十五日的萨嘎达瓦,位于圣山冈仁波齐下的塔钦(大经幡旗杆)换新并升起之前,须由江扎寺的主持喇嘛举行特殊的法会。江扎寺是冈仁波齐周围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寺院,位于内转山道离圣山很近的一条山脊上,属于直贡噶举教派,主持喇嘛在过去由祖寺直贡梯寺派来,不但要管理圣山区域的直贡道场,还要管理喜马拉雅山麓的直贡道场。据直贡绛衮澈赞法王讲述,吉天恭尊者如此授记:“你在那里会看到那座山,形如长蛇往下去,那么就在蛇头建寺。”高僧吉雅岗巴遵命建寺,他也正是转山朝圣路线最早的实践者。意大利藏学家毕达克在《拉达克王国史》[3]中提到吉天颂恭73岁时,即1215年,派吉雅岗巴前往冈底斯建寺,应该就是江扎寺。


据说此处又称“康江玉鲁宗喀贡”,与更早以前的象雄古国有关,十八代象雄国王佩戴以黄金制作的“琼”(中文译成大鹏金翅鸟,但藏人学者认为是错误的,因为 “琼”与大鹏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特质[4])为头饰的王冠,第一个国王的宫殿传说就位于江扎寺所在之处,也因此江扎寺的建筑风格与大多数寺院不同,是以石头垒筑成宫堡的形式矗立,或许与旧日王宫有关,相当特别,如同护卫圣山冈仁波齐的勇士。江扎寺主供一尊佛陀铜像,传说是圣湖玛旁雍措的鲁神所赠,被誉为“阿里之庄严”。周围更有诸多形状特别的修行洞,一代代直贡修行人在里面夏天修习大乘心要教法、冬天修习那若六法等,留下各种传奇。


然而这座远在圣山前的寺院也毁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其他寺院的厄运不同,是被革命干部带领革命群众用炸药给炸毁,“完全被炸掉了,连基础都没有了,下面只有磐石”。当听到澈赞法王讲述这个细节,我震惊不已。想想看,江扎寺是用厚重、坚硬的条石垒筑的宫堡式寺院,这得用多大威力的炸药才能炸掉?而这么炸,又会对近在咫尺的的冈仁波齐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简直令人惊骇得不敢想下去。可能唯一的幸运是在寺院被炸之前,那尊“阿里之庄严”的佛陀铜像,被勇敢的某个当地人藏起来,埋在地下,直至后来寺院重建时才取出献上。


了解详情的藏人给法王写下江扎寺被炸的情况:“一个叫扎拉的藏人和一个叫益西拉达的藏人在场;领头的扎拉是塔钦的干部,早已亡故。一个汉人点燃了炸药。据说当时下起了雨,炸药没有好好地点燃,但突然降下雷电,击毁了寺院(我觉得雷击之说有神话渲染的成分)。文革结束后允许宗教信仰,一个住在塔钦的藏人用土坯勉强重建了江扎寺。他叫索南,曾当过驻寺干部。”这之后有过两次用石头的正式重建。一个叫曲英多吉的在印度学佛的当地人,向直贡澈赞法王请求重建,法王同意并亲自去各处募款,德国的一个保护并重振传统文化的基金会拨了重金,瑞士的一对热爱喜马拉雅自然及人文的年轻夫妇Ruth and flavice多次前往,与法王派去的一位名叫旺丹多吉的修行人共同帮助重建,“那时候形势没有现在这么紧张,我们派他协助寺院两次重建。依照原貌,完全是用石头重新盖起来的,盖得非常好”,法王赞道。于是寺院终成今天的样貌,同时还建了一座藏医院。


离江扎寺不远,同样位于冈仁波齐内转山道的色龙寺也毁于文革,是不是也被毛泽东的追随者用炸药给炸了,我还不知道,需要想办法做更深入的了解。色龙寺有一位僧人叫贡觉确巴,人们称他贡确巴,1980年代重又允许为僧后,他从牧场上回来,目睹圣山前的废墟一定痛心不已。当两座寺院开始重建,他两边来回跑,今天背着石头盖江扎寺,明天背着石头盖色龙寺,披星戴月,不肯休息。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山脊上,他是所有一起重新建寺的藏人中出力最多、历时最久的。常年来,他还帮助了许多转山的穷人、落难的求生者……他今天仍守在圣山下的色龙寺,90多岁了,从传出的照片上可见他沧桑的面容却有静若止水的目光。与我遇到的达琼喇嘛相比,贡确巴喇嘛的故事更多苦难、挣扎与坚持,但我能复述的也仅仅只是一二。


江扎寺附近的“十三金塔”(司东居松)传说是历代直贡噶举法王的骨灰塔,也毁于文革(不知是不是也被炸药炸的)。澈赞法王说:“一次在与那对瑞士夫妇见面时,他们给了我很多重建‘十三金塔’的照片。我问你们为何要重建?他们说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也是直贡噶举的灵塔,是您前世的灵塔。是的,这在直贡传承传记中是有记载的,不过呢,现在从网上看到说是古象雄国王的骨灰塔,这和我们所知道的有出入。”然而这也说明,更为古老的象雄文化在这个传统地理称之为“阿里三围”的更多地区,有着非常重要的印记和影响力。


实际上,神山圣湖周围的寺院几乎全都毁于文革甚至更早的1950年代,不知有多少是被炸药炸毁的,直到1980年代才由当地藏人重建,但规模都远不如从前,而且从前的绘画和雕塑已无迹可寻。有的寺院再也没能重建,彻底成了废墟,比如圣湖玛旁雍措周围原有的8座寺院,至少有两座都消失了,四座属于部分重建。但是文革中毛泽东有明确的指示,西藏70个县中的25个边境县(分布在日喀则地区、山南地区、林芝地区与阿里地区)不准搞文化大革命,不准搞“破四旧”也不准搞“武斗”,可是为何在与印度、尼泊尔接壤的阿里地区,尤其是在不只是藏人视为神圣的神山圣湖,这些革命都搞得轰轰烈烈,甚至用上了炸药,将寺院炸平?


这就像2001年3月12日曾经坐落在阿富汗巴米扬谷内山崖上的两尊立佛像被塔利班炸毁。据悉,塔利班在动用大炮、坦克后,发现雕像比想像中还坚固,最终采用了炸药彻底将大佛炸毁。两尊巴米扬大佛建于公元六世纪曾经这一带有十多个佛寺,成千僧侣。前不久,在被塔利班炮毁二十年之后,巴米扬大佛之一以3D投影重归阿富汗原地,令世界瞩目。固然这是佛法生动一课的示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但我们要知道的是,今天我们谴责塔利班的暴行,然而就在我们的圣地,也曾发生过跟塔利班如出一辙的暴行。悲哀的是,巴米扬大佛被炸,全世界有目共睹,而西藏的寺院被炸,却至今不为人知。非但不为人知,如今检索中文网络,对这些重建寺院的叙述,往往是或者含含糊糊,或者根本不提,就像是从未被毁过。


说来又是巧合:我从推特上看到一幅照片,画的是冈仁波齐转山路上的寺院,绘画者正是我非常热爱的天赋异禀又兼具使命的俄罗斯传奇人物尼古拉斯·洛里奇(Nicholas Roerich),他曾率领远征队有过长达五年(1923-1928年)的“亚洲探险”,主要是在中亚和喜马拉雅地区旅行,之后他画了两千多幅《喜马拉雅组画》。仔细辨识这幅水彩画,群山间有着宫堡建筑风格的寺院及佛塔让我觉得似曾相识。我找出近年来游客拍摄的江扎寺照片比较,可以断定洛里奇画的正是江扎寺,不过他画的是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江扎寺未被文革炸药炸毁之前的原貌,较之如今重建后的主体佛殿,虽然相仿但更为宏伟,而且旁边还多几幢小型宫堡。

注释:

[1]:《西藏文史资料第九辑》中《西藏西部拉达克地区的直贡噶举派》,(意)伯戴克著。

[2]:扎日神山转山路线,今山顶转山路在西藏境内,山底转山路在印度境内,但也会因时局变化而不得不变化。

[3]:《拉达克王国史(950-1842)》,(意)毕达克著,沈卫荣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4]见《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仲”、“德乌”和“苯”》,曲杰·南喀诺布著,向红、才让太译,中国藏学出版社。


(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4082021113348.html,这里有修改和补充)


直贡噶举祖寺直贡梯寺位于拉萨墨竹工卡县内,但这已是文革被毁后重建的样貌。(唯色2004年夏天拍) 

2002年即马年朝圣冈仁波齐圣山的盛况。(Werner Herzog 纪录片《Wheel of Time》图像)

江扎寺供奉的佛陀铜像被誉为“阿里之庄严”在文革中幸存。(来自网络)

藏人有关江扎寺在文革中被炸毁的叙述。(直贡绛衮澈赞法王提供)

江扎寺“十三金塔”也是重建。(图片来自网络)

色龙寺僧人贡觉确巴。(藏人提供)

右为被塔利班炸毁的巴米扬大佛之一。(图片来自网络)

尼古拉斯·洛里奇绘画的江扎寺。(图片来自推特)

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六-2)

科迦寺所主供的“银身三怙主”像,实际上文革后仅存中间圣像,且被当腰斩断。(图片来自网络)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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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由Limi延伸的故事:“银身三怙主”像之劫


千年漫长,太多无常,仁钦桑波所建的如此浩浩汤汤的佛寺塔廊,有的已圮废,确实成了遗迹,但许多依然存在于高天雪地,提供着曼陀罗的精神意义,是一代代信仰者的精神中心,正如图齐所言:“在历史、图像学和美学上有着无量价值”。然而,到了世事反转的1950年之后,所有坐落于全藏境内的佛教建筑六千多座,在经历了始于1956年的“平叛”、1958年的“宗教改革”、1959年的“平叛”及“民主改革”、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连续不停的无数次革命之后皆成废墟,大多数荡然无存。中共官方在文革后承认,仅西藏自治区的2713座寺院只余8座,那么被毁的必然包括了仁钦桑波建造的寺院,而如今我们所见到的实乃同名新建而已。


譬如于996年建的科迦寺所主供的闻名喜马拉雅区域的“银身三怙主”像,在传说中被认为早于科迦寺就有。我虽然知道科迦寺也跟藏地许多寺院一样在“解放”后被夷平,但不清楚“银身三怙主”像是否安在。从网上搜到的中文讯息看,三银像似乎神奇地躲过了劫难,貌似完好无顺,依旧是原物。只有一篇中国媒体人的文章在一路抒情之后语焉不详地写:“我问科迦寺的管理者,今天的三怙主是文革后修复的还是原来的,他犹疑了一下说,是部分修复的。”[1]可是这“部分修复”是什么意思呢?多少残骸算是“部分”?据说佛殿的角落摆着上世纪西方探险者拍摄的塑像照片,而那个记者对旧照的描述与新拍的胖胖的塑像比较,并不一样。


一位细心的族人翻开著名学者东噶.洛桑赤列仁波切编写的《东噶藏学大辞典》,找到其中词条并翻译了相关细节:“文革中,科迦寺所供奉的‘银身三怙主’像,左右两尊彻底毁灭,中间圣像被斩断,上半身运至新疆,文革后寻回送归寺院,与重塑的下半身合成一体。”英文维基百科的科迦寺词条也有提到,不像中文维基百科一个字都不提。英文维基百科是这样写的:原三圣像“被中国人摧毁,只有莲花座幸存”,“著名的圣像已消失。以帕拉造像风格塑造,表明可以追溯到公元8或9世纪。据报道,圣像被切断成碎片,并于1967年被掠走。”


再看仁钦林寺的照片,显而易见,唯有“解放”后划定的边界之外的佛教建筑,依然保持着最初的风貌,这从照片上那包有铁皮的木梯、因日晒雨淋而色彩暗沉的“边玛墙”,以及护法殿内挂于梁柱的诸多古老面具等细节辨认得出,多么令人伤感。曾几何时,我们拉萨的许多寺院,日喀则地区的许多寺院,泽当地区的许多寺院,阿里地区的许多寺院,等等所有藏地的寺院原本都是这样的样貌,但他们不邀而至:当“解放者”来了,“大恩人”来了,一切都变了样。而位于Limi地区的仁钦林寺恰恰相距不远,那里的僧众及民众一定深知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据说当科迦寺等就近寺院在文革中被破坏时,有信众冒死抢出尚未被毁的珍贵佛物圣像,悄悄越过边界,送往仁钦林寺保存,直到1980年代允许对佛教信仰时才又请回。太遗憾了,如果早早将“银身三怙主”圣像也带往圣山的另一边保存,那就不会有被砸毁、被切断的损失了。


我在Instagram还看到一张照片,是我转山遇见的行脚僧-达琼喇嘛的侄孙,即最初与我联系的那位Limi青年的祖父与努巴仁波切的合影。应该是努巴仁波切遥遥朝觐圣山冈仁波齐并访问Limi山谷的那次。那位白发苍苍、相貌堂堂的Limi老者是当地首领桑觉,穿着紫红色的缎子藏袍,胸前披挂洁白哈达,与努巴仁波切握手倾谈。图说写着:“我的祖父是这个藏人社区最有声望的人之一,……他在与中国占领的西藏继续进行传统的跨界贸易的同时,还帮助了许多西藏难民安全地通过边界。尊者达赖喇嘛亲自送给他一尊佛像。虽然他已去世数年,但许多人包括年轻的一代依然记得他并充满尊敬。”


边界的意义是如此重要,呈现的是两边的截然不同。比如,除了仁钦林寺在千年来完好,如今在世界享有美誉的阿基寺(Alchi),位于今印度克什米尔地区拉达克首府列城,也是大译师仁钦桑波所建的108座寺院之一座[2],也是仅存不多、保存完好的藏传佛教古寺之一,尤以言语无法描述的美丽壁画、木雕和泥塑令人瞩目,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不过很少有提及阿基寺是格鲁派传承,寺主阿里仁波切的这一世是尊者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确杰(Tenzin Choegyal),传统上同时负责喜马拉雅西部几座格鲁派寺院,不过自幼穿袈裟入寺院的他在流亡之后还俗,曾在流亡政府及尊者秘书处工作。记得《雪域境外流亡记》书中记载,1959年3月18日傍晚,从拉萨出逃的尊者达赖喇嘛及随从艰辛抵达一座小寺后,身着俗装的尊者看着尧西达孜家族中最小的孩子、13岁的弟弟,轻唤他的小名说:“我们现在是难民了。”


如今虽然人人赞美阿基寺的永恒,连境内的藏人艺术家也出于仰慕而摹仿壁画,但是否想过,假如阿基寺位于边界另一边,又能否躲得过一场场的革命杀劫?人人都说自己游历过拉达克,当然我也很想去,但我连转冈仁波齐的幸运都不可能再有,又如何能够获准跨越边界?我只知拉达克并不大,却有藏传佛教诸多教派寺院,包括直贡噶举三大寺院及下属五十多所道场,从拉萨翻山出逃的直贡澈赞法王曾在喇嘛宇茹学法十年,包括闭关三年多,并得到一位秘密从境内祖寺艰辛来此的老僧将教法倾囊相授。喇嘛宇茹也是大译师仁钦桑波或他的一位弟子建造的寺院,千年来未遭到过破坏。


注释:


[1]转自国家地理中文网2019年3月5日,作者孙敏,审阅古格.次仁加布等。

[2]但据毕达克的《拉达克王国史》,阿基寺真正的建造者是一个“古老而有影响力的贵族家族”的人所建,“没庐家族”的叫“阿基巴”的人所建。


(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3222021104902.html,这里有修改和补充)


东嘎藏学大辞典》及对“银身三怙主”像的记载。(藏人提供)

努巴仁波切与勇敢的Limi长者握手倾谈。(Limi藏人提供)
阿基寺的壁画和木雕、泥塑等古老而美丽。(图片来自网络)
尊者达赖喇嘛与弟弟阿里仁波切在1959年3月的流亡路上。(图片来自网络)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六-1)

                                       仁钦林寺供奉千年之久的仁钦桑波骨舍利塑像无比珍贵。(图片来自相关网站)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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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由Limi延伸的故事:千年古寺和大译师


我还要说一说那座寺院,起先也是从Instagram 看到照片,之后在相关网站看到更多照片。名为仁钦林的寺院(Rinchen Ling Monastery)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它一直真实地存在着,存在于圣山冈仁波齐南面的Limi山谷瓦尔兹村庄,存在于这里人民的日常和精神生活中,并没有遭到战乱、革命等诸多天灾人祸的毁坏,也未遭到自称“解放者”的劫掠。它是以“雪域弘法者”、“杰出的建寺者”而名垂青史的大译师洛扎瓦·仁钦桑波(Lochen Rinchen Sangpo)所建,且为他毕生所建108座寺院之最后一座, 为此以他的名字命名。最早是噶当派传承,15世纪时改为直贡噶举传承,是Limi山谷三个寺院中最重要的,一尊近4米高的未来强巴佛(Gyalwa Jampa)金色塑像,自寺院建成起就供奉在此。事实上,这座寺院所拥有的诸多佛像、佛经、唐卡和法物,都是千百年来的不断积累。


于公元958年出生在西部古格地区的仁钦桑波,13岁出家,17岁由拉喇嘛(政教法王)意希沃派往印度学佛,33岁返回藏地,所行事业正如藏学泰斗、意大利藏学家图齐(G.Tucci)的名著《梵天佛地》(Indo-Tibetica)[1]讲述,仁钦桑波及以他为中心的学派不仅包括本族弟子,“还有(阿里)王室迎请而来与其合作、续佛慧命、使教法久驻的印度上师”,多达75位班智达(智者),翻译、校订了108部密续经典、显宗经典17部、论33部,收录于甘珠尓和丹珠尔构成的《大藏经》中;并且在喜马拉雅山麓那漫长的峡谷与盆地一带,建造、修复了300多座佛塔和108座寺院,包括著名的札达托林寺和普兰科迦寺,以及今位于印度北方斯皮缇河谷的塔波寺,以及他在自己家乡古格建的热尼寺,事实上是建构了一个神圣的宗教地理之国度。


对此,图齐由衷赞叹在广袤且多样化的西部:“没有一座古寺不在传统上与大译师有联系”,“他不仅是一位大译师,也是遍布西藏西部的印(度)(西)藏塔寺的伟大建造者”。更令人感动的是,不只是从事佛经翻译和寺院建造的仁钦桑波更是了不起的实修者,他在85岁时得遇从印度迎请入藏弘法的阿底峡尊者(当时60岁),竟以无比的谦恭和惊人的勇气在西藏史书《青史》中留下这样的记载:阿底峡尊者让译师一心专修,译师听从,在修行室的外门、中门和内门上都依次贴下警示:“如果我心中刹那生起仅为此世的心思;为自利的心思;和凡俗的心思时,诸护法当粉碎我头!”[2]


而仁钦桑波最终以98岁圆寂之处,并非有些中文文章中声称的,是在位于扎达县城的托林寺内的一座毁于文革中的佛殿,名为色康,虽然据说有藏文史书记载了这个说法。另外《青史》写是“在喀扎英根地方,示现圆寂”。看来承蒙大译师弘法恩泽的西部多个地方,都愿意拥有这份光荣,但事实指向的却是位于Limi山谷瓦尔兹村庄附近山谷的悬崖洞穴,那是专心于静修的隐士更中意之处,而仁钦桑波是在那里圆寂,并在该处的一座今已残破的塔里火化,而后将骨灰和泥土、草药等制成数枚小“擦擦”像和一尊约一肘高的塑像,珍存于仁钦林寺并未宣示于世人。


必须说明的是,这明确无误的证据来自直贡绛衮澈赞法王的讲述,以及Limi藏人的讲述。透过网络与远在台湾的澈赞法王多次交谈,让我认识到一位学者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藏传精神领袖,为此由衷感激澈赞法王的慈悲和谦逊,博学与包容,耐心及启蒙。同时,我又从相关网站找到介绍和照片,尤其是那些对仁钦林寺的外在环境、内在空间所做的图像记录,更是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性。


2008年,直贡绛衮澈赞法王再度访问Limi地区,在举行了净化与会供的仪轨后,骑马上山参访了悬崖洞穴并留宿一夜,随后又参访了仁钦林寺。从一本依寺院传统记录珍存圣物的卷册,即包括塑像、法器、佛具、佛塔等物品的记录中,找到有关大译师仁钦桑波的骨灰“擦擦”和骨灰塑像的记载,并从寺院找出古旧的“擦擦”及两尊大小略有不等、形象皆为仁钦桑波的塑像,依清单上记录的长度和高度衡量塑像,其中一尊完全符合,正是无比珍贵的仁钦桑波骨灰塑像,而另一尊是泥塑。澈赞法王当即要求寺院以秘密的方式珍藏骨灰塑像,以防遇窃。正如图齐所言:“回顾仁钦桑波的生平、游历和事业,我们仿佛重新经历那种精神氛围和他所处的历史时刻”,凝视着照片上历经漫长岁月的沧桑却神情安详的圣者塑像,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一切。


直贡绛衮澈赞法王的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修正了历史上有关法体当场消逝于空行刹土的神秘化描述(对此所持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如图齐所说:“使用这些传记应当十分谨慎。一般来说,不能把它们当成完全的信史,……它们是宗教劝谕文学的分支”),及前些年所谓在阿里地区札达县山沟发掘出土一具“木乃伊”,被当地文物部门“初步判定……很可能是西藏大译师仁钦桑布的‘法体’”[3]之说。据新华网等报道,当地甚至已将身量极小如同孩童骨骸的“木乃伊”交由托林寺保管,用黄绸包裹安置于一具玻璃柜内,并对外说成是大译师之法体,俨然已打算做成事实而这是不对的。


注释:


[1]《梵天佛地》,原著题名Indo-Tibetica,(意)图齐(G. Tucci)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所引述见《第二卷 仁钦桑波及公元1000年左右藏传佛教的复兴》。

[2]《青史》,西藏伟大译师廓诺·迅鲁伯(1392-1481)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3]新华网:西藏阿里“千年木乃伊”身份基本确认 2004年11月13日:http://tech.sina.com.cn/d/2004-11-13/1311458749.shtml


(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3222021104902.html,这里有修改)


      有千年历史的仁钦林寺位于Limi山谷的村庄里。(图片来自Instagram)

直贡澈赞法王在仁钦林寺。(Limi藏人提供)

                         直贡澈赞法王参访仁钦林寺发现大译师仁钦桑波骨舍利塑像。(Limi藏人提供)
大译师仁钦桑波在Limi山谷的闭关处。(Limi藏人提供)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五)

                                   2014年夏天,努巴仁波切朝圣冈仁波齐并访问Limi地区。(图片来自Instagram)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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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由Limi延伸的故事:努巴仁波切

我还见到另一位仁波切的照片,也是来到边界遥遥朝拜圣山和圣湖,也访问了Limi山谷,时间是2014年夏天。他的斑白双鬓映衬的笑容我不熟悉,但他的法名我很熟悉:直贡噶举教派的努巴·贡觉丹增仁波切(Nubpa Rinpoche)。


我立刻想起所谓“青少年活佛班”的往事。那是1963年初,毛泽东指示中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开办“青少年活佛班”,目的在于培养“又红又专”的宗教界上层人士,在拉萨的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十一位年幼、年轻的仁波切纳入其中。1964年,由于十世班禅喇嘛上书毛泽东,直言批评中共的西藏政策而遭批斗,“活佛班”的多位仁波切被打成“小班禅集团”遭到整肃。1965年,“活佛班”改为“自治区社会主义学院(筹备)青年班”,迁往拉萨郊区的蔡公堂寺、羊卓雍措湖进行“劳动改造”,长达十三年。


我曾在一篇有关喜德林废墟的文章[1]中写到:“‘青少年活佛班’听上去不错,其实是‘改造思想’、‘接受再教育’,这都是那个极权统治者的专门术语。比如担任班长的热振仁波切被认为是‘小班禅集团’的骨干,每日写检查,交待‘反动思想’。之后,十一位少年仁波切全都集中在拉萨郊外去牧羊放牛,养猪捕鱼,掏猪圈搬石头,用‘六六六’药粉杀虫子。因为经常挨饿,只好偷吃掺有酒糟的猪饲料,结果大都有了酒瘾,直到1978年才被‘落实政策’,安置在诸如政协、佛协之类被党统战的单位充当‘花瓶’,但其中一些仁波切的一生已经给毁了。


在记录了比如热振仁波切、达札仁波切、达隆孜珠仁波切等几位仁波切的一些示现了人世间种种无常的故事之后,我由衷地表达了这样一个心愿:“希望有一天,我能书写那十一位仁波切的坎坷今生,他们并非寻常众生而是代代传承的珍宝,他们被毁损的命运意味着他们所代表的智识迫不得已的枯竭,而那才是活生生的佛法示现,比任何的当头棒喝更为有力。”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能够实现这个心愿,毕竟我竭力想要说出真相的声音太微弱,而那个拥有强权的胜利者不但声称毛泽东指示开办的“青少年活佛班”取得了成功,还在极高分贝的官媒中声称,“这群天真稚气的活佛……知识与道德俱增,成为西藏宗教领域和社会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人物”[2],并且至今还在继续开办“少年活佛班”,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来洗脑、驯化藏传佛教的世代仁波切。


我注意到那个“青少年活佛班”里没有直贡澈赞仁波切,可当时他才17岁,何以不在其中?我一度以为是因他的祖父“参加叛乱”、父母提前“叛逃”,所以不被允许参加,但现在才知道并非如此。一个原为直贡梯寺的仁波切,读过中央民族学院,之后在政协当干部并与一个“积极分子”成婚,悄悄劝告直贡澈赞仁波切千万不要去“活佛班”,就在学校上学为好,以后也别去政协佛协这些地方。澈赞仁波切就说你不要讲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在办“活佛班”之前,当局召集留在拉萨城里几乎所有的年轻仁波切开会,澈赞仁波切衣衫褴褛地去了,坐在会场最后。主持开会的官员不满地质问:为什么穿得这么破烂?“党的指示说要勤俭节约。”澈赞仁波切站起来回答。官员语塞,停了一下又说:明天穿上袈裟,去松却绕瓦(大昭寺讲经场)参加默朗钦摩(藏历新年祈愿大法会)。“党的指示说宗教信仰自由。”澈赞仁波切的意思显然是拒绝去。官员气得脸都涨红了,但也没有理由发作。第二天,澈赞仁波切趴在紧挨讲经场的房顶往下看,见年纪相仿的几位要好的仁波切重又穿起袈裟,闷头坐在远远少于往昔法会规模的僧众中,悄悄地扔了几个小石子,当小伙伴们仰头张望,他用手搓着下巴讥讽道:“彭叭琼,彭叭琼……”意思是自作自受。当然他也就没有再被叫去上“活佛班”了。下一次的默朗钦摩也被取消了,直至1986年才尝试恢复,三年后又被禁止至今。


而那个“青少年活佛班”里有努巴仁波切,大约22岁。不过我对他的了解,仅与他在文革之后的某段生涯有关:1980年前后,当过农夫和泥水匠的他被“落实政策”,安排到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工作,不久与同事成婚。而这位同事是有名的进藏红卫兵、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的大连女子郭翠琴。他们的婚姻至1992年,以努巴仁波切独自去往印度而告终结。网上有篇据称深度采访过两人的文章说学者型的他之所以一去不归是为了离开这位强势妻子。但我觉得这或是一面之词,努巴仁波切更可能是想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修行者。当他离开世俗囚笼,便去往米拉日巴瑜伽行者的闭关圣地拉契雪山禅修,并且多次闭关,长达八年多。随着年纪增长,容颜清矍如同经典中所描绘的得道高僧。我读过他写给在拉萨离世的母亲的怀念文字,其中写道:“常以轮回无义出离心,众生视为父母之慈心,一切所修甚深生圆法,发愿报答此生具恩之,父母为主虚空有情恩。”


我认识郭女士并且有过几次比较深入的交谈。得知她前些年去尼泊尔寻夫却不得见,然后直奔德拉敦和达兰萨拉向直贡法王和尊者达赖喇嘛告状,却又以神秘的身份游说从境内逃出去的藏人,追问是否思念家乡与亲人,当对方忍不住潸然泪下,就声称自己有办法让其回家,不受处罚云云——这些都是这位以“康珠玛”(空行母)或明妃身份著书撰文的退休编辑亲口对我说的,她还竭力劝说因写了让党不高兴的真实故事被开除的我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而她有办法让我重返体制等等。总之故事多多,这里不提也罢,毕竟她已于几年前去世。


直贡绛衮澈赞仁波切与努巴仁波切的宗教地位崇隆,却因世事反转成了流亡者,如今在异国他乡继续弘法,是喜马拉雅区域无数信众的精神领袖。如同逆缘转顺缘,祸福相倚伏,而这对于未来会有怎样的启示呢?显然是有的。显然已经有了,譬如直贡绛衮澈赞仁波切的努力,使得几乎被世人遗忘的佛教圣地舍卫城重又焕发荣光。努巴仁波切不但在加德满都建仁钦林寺,还在拉契圣山修复闭关中心,并教导直贡教法。


注释:


[1]即《喜德林废墟》。喜德林位于拉萨,属热振寺在拉萨的佛殿,毁于1959年及文革,近年来拆除废墟,仿旧时重建,却是一座空房子。

[2]中国西藏网:毛主席指示开办 大昭寺下密院里的少年活佛班”http://www.tibet.cn/cn/religion/201804/t20180426_5798109.html


(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3042021133220.html,这里有修改)


                  文革结束后,“青少年活佛班”的9位仁波切在拉萨合影,左一是努巴仁波切。(藏人提供)



据中国官媒报道,“新转世活佛培训班”的目的主要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包括“参观毛主席故居等革命遗址”。(网站截图)

                       直贡澈赞仁波切与努巴仁波切在位于尼泊尔的拉契圣地教导直贡教法。(Public Domain)


                                            位于加德满都的仁钦林寺。(藏人提供)

2021年3月27日星期六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四)

直贡噶举教派最高法王直贡绛衮澈赞仁波切1993年7月21日遥遥朝圣圣山冈仁波齐和圣湖玛旁雍措。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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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由Limi延伸的故事:直贡绛衮澈赞仁波切



重又细看在远远的冈仁波齐前留影的那位仁波切的照片,我知道他是谁了。他是直贡噶举教派的最高法王啊,直贡绛衮澈赞仁波切(Drikung Kyabgon Chetsang Rinpoche)。


与其说我认出了法王,不如说认出了法王的祖父:西藏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擦绒·达桑占堆(Tsarong Dasang Damdul),因才智、勇气和忠诚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重用,在即将面临变化而应该高瞻远瞩的年代担任政府高官,执掌过军队、行政和经济的权力,主持建立了西藏最早的造币厂、纺织厂等现代化工厂,尤其擅长经商。1959年3月拉萨起义被镇压后,在中国士兵持枪押解下,他以双手投降的姿势离开布达拉宫下面的雪城,是因驻扎在拉萨河对岸的解放军炮团,将发发炮弹射入布达拉宫那黑边环绕的红框窗户而在里面爆炸,为免于数百年的辉煌宫殿被毁毁,他及藏人僧俗放弃抵抗,成了俘虏,一个多月后殒命于西藏军区关押重要人物的监牢,时年71岁。


法王的父亲擦绒·顿堆朗杰(Tsarong Dundul Namgyal)是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教育的藏人之一,也曾担任过西藏政府的官职。他还是西藏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摄影师之一,用相机记录了20世纪初西藏社会的多样性,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失乐园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见证,呈现于名为《西藏是什么:一位本地摄影师所见》【1】的影集及为父亲擦绒·达桑占堆著述的传记中。我见过他拍摄的一张照片,记录了1939年秋天,当4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从安多藏区迎请至拉萨,官员、僧侣和民众在郊外搭起秩序井然的数百顶帐篷,簇拥着正中间全藏独一无二的有“大孔雀”美称的帐篷,据《雪域境外流亡记》【2】书中记载,“若干世纪以来,这个帐篷仅用来迎请新的达赖喇嘛灵童去往首都”,然而如今在哪里?1956年,他很有预见性地携全家去往印度不归,幸免了接踵而至的劫难。


直贡澈赞仁波切与祖父长相酷似,并有一种顽强的精神气质如同遗传从坚毅的眼神里透出,但他微笑的神情更多菩萨的悲悯。他于1946年夏天出生在拉萨,1948年迎请至拉萨附近著名的直贡梯寺,由摄政王达札仁波切认证为第七世直贡噶举澈赞仁波切,得到年幼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剃度,除4岁时随父母去印度噶伦堡短暂居住,在寺院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岁月,遵照传统上对至尊法王的严格教育,师从诸多高僧领受到重要的传承教法,于10岁时第一次在盛大而特别的直贡颇瓦法会上向信众传法灌顶。

 

随着1959年的事变他的命运发生逆转:确切地说,是那年3月的剧变之后,如同孤儿的他不得不离开寺院,由不得不离开寺院的老上师领养,成了辗转于民间的贫寒少年;1960年代,就学于拉萨小学、拉萨中学,由此学会流利中文,倒是种下未来的相关契因,而此时最能带来快乐的是足球,他踢得那么出色,是拉萨的足球明星,有“喇嘛金腿”的美名;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西藏,鉴于家庭背景及个人的特殊身份,被边缘化的他虽也随着老师和同学去“破四旧”,却是艰难自保的旁观者;三年后和同学们一样,成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堆龙德庆县的一个生产队当了四年的农民,衣食匮乏,受尽磨难;1975年,严苛的政治局势稍有松动,深知被打入另册的自己永无自由,他把握时机,利用“五一”劳动节放假,独自搭车去往定日县,在黑夜中翻越珠穆朗玛峰旁边的雪山隘口,以非凡的毅力秘密出逃至尼泊尔,再至印度达兰萨拉,尊者达赖喇嘛为他重新举行升座大典,从此不但获得真正的人身自由,与旅居异国的父母和手足团聚,也重掌领导直贡噶举的金色法印,在包括拉达克、Limi等广大的喜马拉雅地区重振直贡教法。


多年来,直贡澈赞仁波切不懈地实践着惠及众生和未来的佛法事业,但实际上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流亡者在异国他乡的岁月,履行身负伟大传承的法王之使命是多么地艰辛。正如我们难以体会在他逃出已是天翻地覆的故乡之前,在一场场狂暴般席卷而来的赤色劫难中,当他惊闻自小生活的寺院或被当作“四旧”捣毁或成了解放军的军营时,内心会是怎样的震惊。那些寺院:札哇寺、羊日岗寺、直贡梯寺、直贡宗寺,依傍着清凉的孝绒河坐落于高低起伏的山间,曾在整整十个春夏秋冬轮流恭请法王驻锡,信众于沿途设起香炉煨桑祝祷,僧众于吉日跳起享誉全藏的直贡金刚神舞……


1985年,当他在印度德拉敦兴建与西藏的祖寺同名的强久林菩提寺时,一定是怀着重建法脉、复兴教法的心力来恢复往日的荣耀。一部名为《直贡噶举金鬘》的稀有宝典,自从回归真正的主人即直贡噶举的怙主,或许一直被他带在身边,如同对所负使命的提醒。据了解,他不但创建了寺院、佛学院、尼众寺、闭关中心,以及在世界各地多达一百多处的直贡中心,更重要的有三项杰出的事迹值得颂扬,尤其是已至末法时代的当今:


一是在德拉敦首创数位典藏佛教图书馆,即得名于西藏历史上的伟大君王松赞干布之名的松赞图书馆,采用现代科技保存古老的佛教经典、稀缺的西藏经典,以及敦煌文献等诸多历史文件,收藏近代多位藏传佛教上师弘法录音档案等,以佛学与西藏文化为两大研究和续延系统,如同珍贵的黄金传承无中断,更灿烂。法王本人即是历史学者,汇编、纂注并出版了有关辉煌帝国及君王世系的重要著作《吐蕃帝国史》。


二是重现佛教圣地舍卫城的荣光。舍卫城位于印度北方邦北部接近尼泊尔的乡村僻壤,佛陀释迦牟尼在此静修传法25年,正如《金刚经》开篇所描述的:“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但后因战乱而逐渐荒废。西藏近代著名学者更敦群培游历印度等地时,所见舍卫城已成无人珍视的遗址。直贡澈赞仁波切以慧眼和悲心洞察到复兴这一圣地的意义,开始筹建象征曼陀罗的区域,其中包括彰显永恒的佛塔、可供修习的佛堂等等,于2015年创立每年在此举行的“舍卫城佛教文化节”,广邀三乘佛法各个宗派的传承人士及信众,而命名为“舍卫城大计划”的愿景显然意义深远。


三是在直贡噶举传承的重镇印度拉达克,不但修复寺院的古老壁画和建筑,还修复当地的生态环境如种植树木,修筑冰塔以储存冰水来缓解干旱。我在Facebook上看到一个短短的视频,记录的是1978年在拉达克的法会上,年轻、俊逸的法王欣悦地说:“拉达克就像是我的家。哪里有直贡寺院哪里是我的家。拉达克有直贡教派最多的寺院。我在这里一年多,感受到拉达克人民信仰纯洁,这也是因为这里一直保持着传统。”


让我回到之前提及的一张照片,Instagram的图说是:“1993年7月21日,直贡法王第一次访问Limi山谷,也可能是第一次朝拜圣山冈仁波齐和圣湖曼沙罗瓦尔即玛旁雍措。他来到了边界,从那里可以看到圣山和西藏。Limi人民很高兴与他们的精神领袖团聚。”而那天正是我的生日。其实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出现的巧合很多,或者说善缘纷至,如同鼓励我去了解更多的故事:往昔的,被遮蔽的,被忽略不计的,却值得广为人知的故事。而我只是一个被赋予了记录使命的藏人,何其幸运!感恩直贡澈赞仁波切的了知,赠言也是开示:“一切法是因缘而起,是佛教的根本理论。”


注释:


[1]即《What Tibet Was: As Seen by a Native Photographer》,1990年出版。

[2]《雪域境外流亡记》(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約翰F艾夫唐著,尹建新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本文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2122021111809.html,这里有修改)


直贡法王的祖父擦绒·达桑占堆是西藏近代历史上重要人物。(图片来自网络)


直贡法王父亲擦绒·顿堆朗杰于1990年出版的影集。(图片来自Instagram)

年幼的直贡法王澈赞仁波切从拉萨家里被迎请至直贡梯寺。(Palden提供)

年幼的直贡法王在母亲陪伴下前往直贡各寺院。(Limi藏人提供)

文革前夕秘密逃出拉萨的直贡法王终于获得自由。(Dolgar提供)


直贡法王与尊者达赖喇嘛在一起。(图片来自网络)

直贡法王编写的著作《吐蕃帝国史》。(Dolgar提供)

直贡法王在圣地舍卫城重现佛教荣光。(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