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7日星期日

唯色RFA博客:那是火劫之后的第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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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7日,藏年新年初二下午,拉萨大昭寺——尊者达赖喇嘛誉为“全藏最崇高的佛殿”——突发火灾,当晚扑灭。然而至今仍不知那火是怎么起的,那火造成的毁损究竟怎样,至今当局并没有给出一个公开的、完整的、如实的交代。图为火灾后的第二天,主殿觉康主供佛释迦牟尼佛像,及挂在佛像后面的帷幔。(唯色提供)
2018年2月17日,藏年新年初二下午,拉萨大昭寺——尊者达赖喇嘛誉为“全藏最崇高的佛殿”——突发火灾,当晚扑灭。然而至今仍不知那火是怎么起的,那火造成的毁损究竟怎样,至今当局并没有给出一个公开的、完整的、如实的交代。图为火灾后的第二天,主殿觉康主供佛释迦牟尼佛像,及挂在佛像后面的帷幔。


那是火劫之后的第五天……


唯色


那是火劫[1]之后的第五天,而他
夜不能寐已连续四日,对于八十一岁的老人
这是折磨中的折磨,耗损中的耗损,
于是他决定去祖拉康一探究竟。

他身材颀长,形容消瘦,双目凹陷。
他穿灰色毛呢做的过膝藏装,年轻时
一定是个美男子,但年轻时却身陷囹圄,足足
被夺走八、九年好时光。

“告诉我,觉沃佛[2]是不是安然无恙?”
他叫住祖拉康里一个认识的僧人。
“是的,请放心吧。”僧人说。
“那么,觉沃佛的眼睛下方有道白色[3]吗?”
“有的,请放心吧。”僧人说。
“那么,觉沃佛的左腿上有红卫兵砍的洞[4]吗?”
“有的,请放心吧。”僧人说。

他泪眼婆娑,仿佛看见了那场火劫的一切、所有。
多么奇异,就像是以身蹈火的觉沃佛在以自他交换的方式,
独自承负众生的灾难,或拼力阻挡灾难扑向众生。
那狂暴的火焰裹卷着、旋转着,冲向上方的金顶,
而觉康里二十余尊泥塑像,并非消失于火中,
却是消失于扑灭火焰的激流水龙中。

据说有记载,觉沃佛曾为同样的理由付出过
毁容的代价,脸上长满疙瘩,皮肤爆裂,
觉沃佛身后的“我不走”[5]也为同样的理由,
粉身碎骨,化作尘土。勇于牺牲的,从来都是
被遗忘得最快的,这似乎是众生的天性如此。

但他的内心仍然需要一个答案。
他慢慢地走到二楼和三楼的拐角处,
那里供奉着万神殿的首席护法,吉祥天女白拉姆。
“白拉姆,你不是护法神吗?你不是祖拉康的护法神吗?
你保护了什么呢?被火烧成这样,你保护了什么啊!”
然而白拉姆依然如故,露齿微笑,这不禁激怒了他。

一改往日的恭敬手势,他用一只手不客气地指着白拉姆,
将内心的不满脱口而出,声泪俱下。
声音太大,震慑了周围正在谦卑祈祷的人们。
一个老妇惊道:“哦啧,怎么能像骂人一样骂神啊?”
一旁的香火僧却默不作声,眼里饱含热泪。

当晚,他安然入睡,在一个长长的梦里,
一个个违缘化作了顺缘。

2018423日,拉萨


注释:
[1]火劫:2018217日,藏年新年初二下午,拉萨大昭寺——尊者达赖喇嘛誉为全藏最崇高的佛殿”——突发火灾,当晚扑灭。然而至今仍不知那火是怎么起的,那火造成的毁损究竟怎样,至今当局并没有给出一个公开的、完整的、如实的交代。
[2] 觉沃佛:即拉萨大昭寺主供佛像——佛祖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藏人又尊称觉仁波切、“觉衮顿”,至为神圣。
[3]可能指的是佛像眼睛下方绘画的白色,以象征眼神光彩,据说具有无论在哪个角度,都会有被佛像注视的效果。
[4]1966824日,大昭寺遭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破坏,这也是此后蔓延整个拉萨的破四旧运动中的第一次公开的革命行动。大昭寺几乎所有佛殿遭到破坏,佛像被砸,主供佛觉沃佛像盘坐的左腿遭红卫兵用镐头砍击,留下一个小小的洞穴,迄今可见,并成了辨明真身的标记。
[5] “我不走”:指大昭寺主殿觉康主供佛觉沃佛像背后的一尊佛像,据《大昭寺:拉萨的坛城》一书记载,在主殿里共有佛陀12岁等身像及21尊塑像,包括高大的释迦牟尼报身像和“我不走”,六菩萨和六母菩萨12尊塑像。

2019年2月13日星期三

唯色RFA博客:觉沃佛了知这一切……

2018年2月17日,藏年新年初二下午,拉萨大昭寺——尊者达赖喇嘛誉为“全藏最崇高的佛殿”——突发火灾,当晚扑灭。然而至今仍不知那火是怎么起的,那火造成的毁损究竟怎样,至今当局并没有给出一个公开的、完整的、如实的交代。


觉沃佛了知这一切……


唯色


竭力睁开泪珠滚落的双眼,
竭力辨识火劫[1]已过两个月的现场,
火劫!然而足以令人目瞪口呆,
一夜之间似乎全已恢复如初,
似乎一切如常,完好无损,
却又似乎一切归零,噩梦亦归零。
好吧,“你们就享用这黑暗吧。”[2]

忘记你以前几百次见过的——
觉沃[3]佛两侧的绝美而精巧的侍者像,
觉沃佛左右及后面的绝美而高大的菩萨像,
觉沃佛头顶那绝美而历劫仍存的纯金华盖,
觉沃佛背后那憨态可掬,伸手婉拒的“我不走”[4]
觉沃佛面前那含笑而跪,手举供灯的小铜人……
啊,觉沃佛了知这一切。

还要忘记火劫次日那匆匆挂上的帷幔,
那么宽幅的黄色绸帛挂在觉沃佛的身后,
以遮挡云集而至的信众那望穿双眼的视线,
但似乎无恙的觉沃佛左边的立柱未能遮住,
露出了原本镶满的宝石变成了空空荡荡,
有人瞥见帷幔的背后也变成了空空荡荡,
“就像古老的厨房,也像昏暗的深渊……”

仿佛是从烈火与激流中的重生,
仿佛完全地没有任何瑕疵、创痕、污点,
过于神速,过于完美,过于符合人定胜天的奇迹。
黑夜中,帷幔后,被遮蔽的整座祖拉康[5]
不可一世的权力不但可以使鲜活的肉体消失,
更有非凡的魔力使各种材质的塑像原地转世,
那仓促搭起的巨大佛龛,多么新,多么新……

泪水滂沱。甚至心痛如绞。
帷幔虽已取下,屏障仍在那里,在比祈祷声
更大声的禁令和呵斥声中,拥挤的人流多么顺服。
觉沃佛却微笑着。我从未见过如此洞悉的笑容,
而且是亲切的、亲密的,宛如至亲的笑容,
就像是某种认可与接纳,不,更像是欣悦,
啊,觉沃佛了知这一切。

我记住了两件事,在我像是携带瘟疫病菌
行走在众人避闪的这个或那个场合,
在这里,高悬摄像头的觉康[6],一位僧人飞快地
赠我一条黄色哈达,两位正在刷金的僧人飞快地
掀起佛衣,露出觉沃佛左腿上的洞穴给我看——
那是五十二年前[7]愚昧而好斗的众生用镐头造下的
罪孽,但也因此成了辨明真身的标记。

在这里,一位曾与我无话不说的喇嘛说过,
那盘坐的双膝间有如意宝轮在永恒地旋转,
当新旧交替之时,唯有真的虔信者有福目睹,
又如赐予的恩惠,庇护上千年的佛殿及全城。
如今那隐而不见的如意宝轮还在旋转吗?
真金不怕火炼,但为何不仅仅此处成焦土,
所有各处皆成焦土,却于顷刻间被翻新成乐土?

啊,哪一个不肯驯服的人会被挑选来做记录者?
默默收起念珠,如同收起无力又无用的抗辩,
我要铭记这一切:那个火焰漫卷的冬夜,
使合十的双手成了悲痛的祭坛,
使绛红的袈裟成了秘密的包裹,
使无法了知的真相成了不明觉厉的谜团。
啊,觉沃佛了知这一切。

原本修筑在吉雪沃塘[8]那湖水中的佛殿,
在漫长的岁月里一次次示现世间无常,
当突然降临的火劫由小及大,由内至外,
寒风也趁机造势,展示焚烧的景象,
水却姗姗来迟,未能及时浇灭,
这多像一个可怕的隐喻,如同目睹失去了自己
原本拥有的,而远水救不了近渴。

此刻,像牦牛一样沉默的人们此起彼伏地磕着长头,
一位来自康区的老尼做了一个封口的手势,
低声地说那场火劫是不许谈论的。
一位生于1959年的男子在他的杂货店自言自语:
“火劫之后我没再去过祖拉康,我怕自己看见的,
会让多嘴的我抑制不住地说啊说,
这样会惹祸上身的……”


写于2018417日,拉萨

注释:

[1]2018217日,藏年新年初二下午,拉萨大昭寺——尊者达赖喇嘛誉为全藏最崇高的佛殿”——突发火灾,当晚扑灭。然而至今仍不知那火是怎么起的,那火造成的毁损究竟怎样,至今当局并没有给出一个公开的、完整的交代。
[2]保罗·策兰的诗句,见《罂粟与记忆》诗集中的《走进雾角》一诗,孟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觉沃:藏语,ཇོ་བོ། 即拉萨大昭寺主供佛像——佛祖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藏人又尊称觉仁波切、“觉衮顿”,至为神圣。
[4]“我不走”:指的是大昭寺主殿觉康主供佛觉沃佛像背后的一尊佛像,据《大昭寺:拉萨的坛城》一书记载,在主殿里共有佛陀12岁等身像及21尊塑像,包括高大的释迦牟尼报身像和“我不走”,六菩萨和六母菩萨12尊塑像。
[5]祖拉康:藏语,གཙུག་ལག་ཁང་། 大昭寺,位于拉萨,尊者达赖喇嘛称其为“全藏最重要的寺庙。” 由吐蕃(图伯特)君主第三十三代赞普松赞干布修建于公元7世纪初,但在文革中,古老佛像基本被毁,徒留受损建筑,直至1970年代才重建。
[6]觉康:藏语,ཇོ་ཁང་། 拉萨大昭寺供奉佛祖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的佛殿,最中心的神圣佛殿。
[7]1966824日,大昭寺遭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破坏,这也是此后蔓延整个拉萨的破四旧运动中的第一次公开的革命行动。大昭寺几乎所有佛殿遭到破坏,佛像被砸,主供佛觉沃佛像盘坐的左腿遭红卫兵用镐头砍击,留下一个小小的洞穴,迄今可见。
[8]吉雪沃塘:藏语,意为吉曲河下游的牛奶坝子,是拉萨城的前身。其中有一个沃塘湖,用土填湖之后建了供奉觉沃佛的大昭寺。

2019年1月31日星期四

唯色:存在 (致埃利亚特·史伯岭)及Ian Boyden的英译

这首诗是去年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去世一周年忌日写的。感谢友人、诗人Ian Boyden将这首诗译成英文。


存在 (致埃利亚特·史伯岭[1]

唯色

这几日,一想起去年这时
你不辞而别这一世
这些词语就涌上我心:
无奈
无及
无常
无可名状
无可替代
无可慰籍……

如同以玫瑰之名
在一本词典里的寻觅
你以图伯特之名
清晰地,明朗地,无法混淆地[2]
存在于这个失去的名字之中
而我悲痛莫名

2018-1-26写,1-29完成,于北京


[1] 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又译为艾略特·史伯岭),生于1951年1月4日,2017年1月29日在纽约家中因突发疾病而离世。2014年退休前是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中亚研究系教授、图伯特研究计划主任。著有《西藏-中国冲突:历史与争论》、《西藏的地位》等历史专著。我曾这样写过对他的认识:“尽管他的研究在于图伯特历史和中藏关系,但他同时对图伯特的政治问题、人权问题等现实问题非常关注。他曾这样解释他对西藏问题的关心——基于对公民社会的根本价值予以认可幷捍卫的立场,而这与民族与国别无关,却因此支持图伯特救亡图存的斗争事业。”“他不只是学识卓越并具有启发意义的学者,更是一位捍卫人类根本价值的人。他一直以来的行为,正如加缪所说,‘不会止于个人的义愤,又具有对他者的关怀。’”
[2] 在《图伯特、Tibet与命名的力量》一文最末,Elliot Sperling写道:“Tibet,作为普世所接受的一个文化与历史的畛域,并不是现代的‘西藏’。令人欣悦的是,新一代以中文书写或发表网络文章的作者们已经重新发现、并采纳了‘图伯特’,作为这块他们深深关怀的土地一个清晰、明朗、无法混淆的称呼。”



Existence
       —for Elliot Sperling[1]

For the last few days
I have done nothing but think
about this time last year
when you left this world
without saying goodbye
and these words poured
over my heart:
helpless
unreachable
impermanent
indescribable
irreplaceable
inconsolable….

Just as the name of a rose
is held in the dictionary I search,
you exist clearly, distinctly, and unambiguously
in the name of Tibet[2]
a name now lost.

My grief is indescribable.

—Woeser
January 29, 2018, Beijing
Translated by Ian Boyden January 29, 2019



[1] Elliot Sperling, born January 4, 1951, died on January 29, 2017 in his home in New York due to a sudden illness. Before he retired in 2014, he wa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at Indiana University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Tibet Research Program. He was the author of several historical monographs including  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 (Washington: East-West Center, 2004). I once wrote about him: “Although his field of research was the history of Tibet, he was still very concerned about contemporary Tibet’s political issues,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other practical questions. He once explained his concern for Tibetan issues—that he believed on supporting and defending the fundamental values of civil society, that these must not remain unrelated from ethnicity or the state, and therefore support the cause of the Tibetans’ struggle for the survival their national sovereignty. He was not only an outstandingly erudite and inspiriting scholar, he was also a person who defended the fundamental values of humanity. His conduct was always just as Camus’ implored: “one must not stop at personal indignation, but also possess a concern for the other.”

[2] At the end of his essay “Tubote, Tibet, and the Power of Naming,” Elliot Sperling wrote: “Tibet, as universally understood as 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alm, is not the modern “Xizang.” But it is the Tubote that a new generation that writes and blogs in Chinese has rediscovered and adopted as a clear and unambiguous marker of the land with which they are so intensely enga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