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7日星期四

唯色:有关我父亲拍摄及发表的西藏文革照片——由一次访谈继续思考文革在西藏(3)

《杀劫》书中,我父亲拍的一张在帕廓街游斗旧西藏贵族、 高僧的照片上,出现了三个也在拍照的人。其中两人被认出, 一个是《西藏日报》的记者,一个是新华社驻西藏分社的记者。 这说明除了我父亲之外,当时还是有人在拍西藏文革, 不过他们从未将这类照片公诸于众。(摄影:泽仁多吉)


有关我父亲拍摄及发表的西藏文革照片——由一次访谈继续思考文革在西藏(3

/唯色

2006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图文书《杀劫》及2016年再版并有补充的两个版本中,近300张展示西藏文革的黑白照片都是我父亲泽仁多吉拍摄的,主要集中在19661970年文革伊始及凶猛时期,转趋相对平稳的文革后期也有一些。我父亲采用的相机主要是120蔡司伊康。1950年代中期,他是一名年轻的解放军少尉,用攒了两年的军饷,在拉萨老城尼泊尔人开的小店买了那架相机。他很早就对摄影有兴趣,有了相机更是喜欢拍照,自己花钱买胶卷,还学会了布置暗室,自己冲洗照片。说到底,他是一个痴迷摄影的发烧友。

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去年8月末发表的对我的连载访谈中,访谈者罗四鸰问了我一个许多人都关心的问题:为什么你父亲可以拍到这些照片?

我先是简单介绍了我父亲的身世。1950年初,毛泽东派军队进入西藏,经过我父亲的家乡德格(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时,我父亲被他的汉人父亲送去参军,当时他只有13岁,穿着不合身的军装随十八军进入了拉萨。我父亲的母亲是当地藏人,她与我祖父生育了七个子女。文革时,我父亲在西藏军区政治部是一个副团职军官。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解放军在西藏的权力至高无上,西藏一直处于严密的军管之中。我猜测因为我父亲是解放军军官的身份,所以他拍照的时候也算有特权。我父亲是职业军人,特别遵守纪律。他们这方面的要求很严格,连发的笔记本都要上交,每一页都编了号,一页不能缺。他拍了这么多照片,如果是受命拍摄,肯定要将照片及底片全都上交。但这些照片和底片都留下来了,说明不可能是军区派的任务。

那个年代,拥有相机的人很少,有相机又有机会或者说被允准去拍摄公共事件的人就更少。当时在西藏的媒体有几家,新华社驻西藏分社、《西藏日报》、西藏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片制片厂驻西藏记者站、西藏军区政治部主办的《高原战士报》等,在西藏文革期间很活跃,拍纪录片,拍照片,写报道。但在当时的报纸、画报上,却看不到一张砸寺院、斗“牛鬼蛇神”的照片。我查过19661970年的《西藏日报》,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事实上,在今天中国的媒体上也见不到。近年来虽然出现了几张关涉西藏文革的照片,但也只是那种群众集会的场面,并没有任何展示遭到破坏或批斗的照片。

《杀劫》书中,我父亲拍的一张在帕廓街游斗旧西藏贵族、高僧的照片上,出现了三个也在拍照的人。其中两人被认出,一个是《西藏日报》的记者,一个是新华社驻西藏分社的记者。这说明除了我父亲之外,当时还是有人在拍西藏文革,不过他们从未将这类照片公诸于众。如今有三四个、四五个摄影记者被官方或主流誉为西藏最权威的摄影家,说他们拍摄过西藏许多重大事件,如解放军进藏、所谓的“民主改革”、中印战争、人民公社化等等,甚至包括西藏文革。而且他们拍的许多照片都陆续公开,但涉及西藏文革当中砸寺院、斗“牛鬼蛇神”等,只是有几句文字叙述,却没有拿出一张照片。

2006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口述西藏文革的《西藏记忆》一书中,我特别收录了对我母亲的访谈,她出生于后藏“农奴主代理人”家庭,文革时属于边缘化人物。她这样对我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你爸爸……总是挂着个相机到处跑,也不完全是工作需要,因为他是联络部边防科的副科长,又不是摄影记者,不过他喜欢拍照。……有次你爸爸回家对我说,今天红卫兵在砸大昭寺。还说,虽然红卫兵里面也有不少汉族,但其中用锄头挖金顶的、砸佛像的拉萨藏族青年很多,特别积极,喊都喊不下来。我记得他的表情并不高兴。”

访谈者还想知道我父亲主要拍摄的是什么内容?我说:集会和事件比较多;集会都是那种大型的群众性场面,如数万人庆祝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事件这部分,如砸寺院、斗“牛鬼蛇神”、换新名等具体场景,一方面最能展示文革对西藏的浩劫,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很多具体的人,包括当时中共在西藏的领导人、拉萨红卫兵的创始人、各种红卫兵和积极分子,以及被批斗的旧西藏的贵族、高阶僧侣、官员、商人等。实际上我所做的调查和采访也是在这方面花的力气最大。而这些人的故事使照片凸显了价值。我没有细数照片上有多少人,人还是相当多的。我花6年时间采访了跟照片有关的70多人,藏人居多,也有汉人,还有回族人。

访谈者还想知道我父亲保存下来的西藏文革照片大概有多少?据我的记忆,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分为两个时期:初期集中在拉萨拍摄,约300多张;后期因我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去了藏东康区,这时期的照片也有数百张甚至更多。我用在《杀劫》一书中的照片分为五个内容:1.砸烂旧西藏:包括“破四旧”即砸寺院、斗“牛鬼蛇神”、换新名;2.造反者的内战:指在西藏的两大造反派的活动;3.龙在雪域:指中共军队是西藏的最高权力,从城市到乡村、牧场实行军事管制,对反叛者大开杀戒等;4.毛的新西藏,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办人民公社,以及对毛的个人崇拜;5.尾声,指的是文革结束。

访谈者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你父亲拍这些照片是出于什么目的?

这其实并不容易回答。事实上我多次和我母亲讨论过。在写《杀劫》这本图文书的文字时,我也经常思忖:我父亲他为什么拍这些照片?为什么要保存下来?他是个很细心的人,每张底片都放在专门装底片的袋子里,并有文字注明。而这批记录西藏文革等历史事件的底片与照片,是单独放在一个小箱子里的。我从小就见过这些照片,印象深刻。我母亲认为我父亲就是喜欢摄影,看到什么都会拍。不过我认为不尽如此,否则他没有必要专门保存。但我父亲去世时我25岁,沉迷于诗歌和文学,不关心这个话题,也没有和父亲讨论过。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以致于多年后,当我用父亲的相机在他拍摄过的地点再去拍摄的时候,我觉得父亲就像站在我的旁边,觉得他拍这些文革照片,肯定有他的想法,只是没有说出来。他又不是官方任命的摄影记者,拍摄这些照片应该是出自他个人意愿。他似乎是有心在用相机去记录这些事件和场景。至于他为谁记录,我无法代言。他是解放军军人,共产党员,去世前是拉萨军分区副司令员,我不能替他说他拍这些照片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我始终认为,他拍摄以及悉心保存应该还是有想法的。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9302017134444.html)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