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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深哀悼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 |
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谈中国人对西藏、藏传佛教及西藏问题的认识
文/唯色
著名藏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又写艾略特·史伯岭）教授的猝然去世是难以言表的巨大损失。2月1日我在推特、脸书上写道：“悲恸令我空白。也击中了很多人。他不只是学识卓越并具有启发意义的学者，更是一位捍卫人类根本价值的人。他一直以来的行为，正如加缪所说，‘不会止于个人的义愤，又具有对他者的关怀。’然而我痛哭了一天、追悔了一天最想说的是，竟失去了这一世的挚友、恩师：Elliot Sperling！”“我有时候称他‘格啦’（先生），他更乐意直呼他埃利亚特，说我们是朋友，真正的朋友。他还说：‘常常怀着一种希望：有一天能够带你们来看我的故乡纽约。’脸书上许多人怀念他，我们的Elliot Sperling。无尽的怀念犹如泪水。有句话我分享了：就像整个图书馆都被烧掉了……”
有幸与他结识近七年。我的博客转载过十余篇他的文章译文。其中这篇：《直言公民社会不健全及欠缺之弊》（原文标题Incivilities，又译“进逆耳忠言，盼公民社会”，写于2013年5月，译者更桑东智），我重又阅读，深感有必要向中文读者介绍。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同时还是一位汉学家，曾多次访问中国做学术研究、田野调查。所以，就他的这篇力作，我主要想转载的是他所评述的有关中国人对西藏和西藏问题的认识。正如一位读者的留言：“……汉人对西藏的认识，这篇文章写得很透彻。没有运行良好的公民社会，中国人只是对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时才会觉醒，但是遇到西藏问题时，又很难逃出长年洗脑的误区。”事实上由以下转载的文字，亦可证明我在2014年写的一篇散文中对他的认识：“正如我的藏学家友人Elliot Sperling，尽管他的研究在于图伯特历史和中藏关系，但他同时对图伯特的政治问题、人权问题等现实问题非常关注。他曾这样解释他对西藏问题（他会修正说是‘图伯特问题’）的关心，乃基于对公民社会的根本价值予以认可幷捍卫的立场，而这与民族与国别无关，却因此支持图伯特救亡图存的斗争事业。”
作为精通藏语与汉语的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某些地方，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图伯特佛教产生兴趣被解读为图伯特事业在中国国内获得了更多支持，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很多对图伯特佛教感兴趣的中国人既不关心也不了解图伯特问题及其含义（这一点倒是和他们的某些西方同伴彼此彼此）。事实上，对于人们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中国人如何看待图伯特？答案非常简单：图伯特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中根本没有一席之地。即便有人想到图伯特，也或许只是那个地方的人民曾经生活在可怕的封建压迫之下，后来得到人民军队的解放，或者只是一片与政治无关的神奇土地。事实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花时间去考虑或者关注图伯特。实际上，当图伯特走进公众视野，比如2008年的抗议期间，这种缺乏严肃的思考带来的结果就是困惑，或者更普遍的是怨恨。他们怨恨这些被中国人从奴隶般的苦役中解放出来的博巴（藏人）们明目张胆地忘恩负义。这并非忽视那些敢于抗拒中国官方媒体和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宣传，而坚持自己对图伯特问题的思考的中国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太少，如果认为他们可以将公众情绪（更不用说官方政策了）向某个方向推动，至少在目前，是对中国公民社会性质的误读，而（西藏）流亡社会的很多人确实经常犯这样的错误。
“正因为如此，将博巴们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出现的抗议活动——认为这些抗议活动将会给图伯特带来更大的自由——必然是大错特错了。中国境内的抗议事件尽管比比皆是，也确实触目惊心。但是，有些博巴认为这些抗议事件或许预示着一个以更广泛的正义和人权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的成长将会有助于博巴们表达他们的愿望，这本身也是对中国出现的抗议事件语境的误判。
“……3月11日，RFA发表一篇题为《RFA民意测验：很多中国人同情图伯特事业》（Many Chinese Sympathetic to Tibet: RFA ）的新闻报导。这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大陆中国人普遍对图伯特事业持同情态度……’。这样的标题和文章开头想要表达的意思肯定是受到了（西藏）流亡政府高层观点的影响，即‘中间道路’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并且因为其‘折中调和’已经赢得了中国民众的广泛支持。然而把这篇文章再仔细读下去，你会发现文章的基础是对30名中国受访者的电话调查！！！13亿人口中的30人（顺便说一下，这些人当中还不是所有人都完全同情博巴表达的各种不满）！人们很正常地想知道：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安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出自谁的安排，将这样一个标题和文章放置在RFA的网站上？而报导的基础仅仅是一个在统计学上极不充分的对RFA听众的电话提问？只有无视最起码的新闻研究和报导标准才会出现这样的新闻报导。然后呢？RFA是不是会气喘吁吁地告诉中国听众——‘绝大多数美国人在当地的麦当劳餐厅看到猫王（Elvis Presley）依然健在’？
“如果想从中国大量涌现的抗议事件中读懂中国人对图伯特潜在的想法，应该理解到中国发生的抗议活动最普遍的根源在于一些具体的当地问题，它们在根本上不同于那些涉及民族问题和民族不满的抗议行为。按照很多人的看法，后者内在地充满着——‘沾染’着——一种潜质，这种潜质会对‘中华民族’现代架构中的一些关键要素造成破坏。就中国当局和很多中国人的关注范围而言，相比由于有限的地方性不满导致的抗议，抗议活动中引入民族问题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置身于更具危险性的抗议类型。由此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中国公民社会的‘跛脚’特性。除去少数勇敢人士能超越他们自己团体的利益，为更广泛的人权问题发出声音（当然，不能忘记，这样的人士在中国确实存在），这种对与特定的抗议者自身利益不相关的议题表示支持的公民社会在中国依然相当薄弱。反观美国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美国人口中的大多数（非黑人人口）都再也无法回避发自内心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来自施加在一部份社会成员身上的偏执、歧视和其他更为糟糕的事情。尽管大多数人并没有遭受到施加在黑人身上的同样的暴行，但这已经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当时的社会状况让人生厌，触犯了大多数人的正义感，并最终使得大多数人都支持结束这种状况的各种措施和行为。因此，从公民社会的角度看，主要是公民而非政府的认知程度，最终决定了社会正义实现的议程。
“而这正是博巴们对中国的期望出现严重偏差的原因。与RFA给出的例证相反，（在中国）几乎不存在任何一种对他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表示发自内心的反对的充分的社会基础，从而可以为图伯特的遭遇仗义执言和采取广泛的社会行动。尽管在一些社交网站上能看到一些对博巴的不满表示的同情，但是这种同情在那些更广泛的认同官方立场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公众情绪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考虑到过去几十年里在一系列问题上（历史、宗教、社会等等）主导中国人思想的决定性的意识形态观点，对于国际社会在图伯特遭受不公的问题上所表现的敏感，（中国人）会采取一种嘲笑的态度毫不令人感觉意外。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从一个合乎公民社会运作方式的角度来理解形成一场国际性支持图伯特运动所必须的各种因素。相反，某些客观上起着‘反华’作用的力量却可以在公民社会人道主义的外表之下大行其道，其中真正决定性的力量最主要是来源于，从个人主义情感与指向中分离出来的集体性社会和历史动能。人们一旦理解了所讨论的这个社会或民族的决定性动力所在，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西方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在图伯特问题上的鼓动和争论几乎都会被贴上‘反华’的标签。……显示了，由于自由的和公民社会的思维方式广泛缺失，在解释外国人对于中国处理图伯特问题的手段所持有的态度时，（中国人）惯常持有的决定性和本质性的信条。”
需要说明的是，事实上，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有关公民社会的这篇文章所关涉、批评的不止中国单方面。正如他所言：“无论是中国还是图伯特流亡社会，自由而公开地表达观点、主张和立场的需求都是建立一个运转良好的公民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尽管这种状态的缺失对中国和流亡社会所造成的破坏在程度和类型上的确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愿意阅读全文的，中译链接是：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6/blog-post_13.html，原文见：http://www.rangzen.net/2013/05/08/incivilities/。
2017年2月6日，北京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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