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尊者达赖喇嘛在退休之后赴新西兰与澳大利亚访问，图为与澳洲政要的见面。之后，澳洲国会通过一项西藏决议案，支持境内藏人要求中共允许尊者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诉求。（来自挪威西藏之声）
严格地说，大昭寺并非寺院，而是一座供奉以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为主兼有众多佛像、圣物和法器、被藏人尊称为“祖拉康”的佛殿，始建于公元七世纪图伯特王朝第三十三代赞普（君主）松赞干布时期，距今已一三00多年。松赞干布被藏人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以佛法治国的法王，他不但派遣重臣赴印度学习文字和佛法，统一沿用至今的藏文，制定以皈依佛、法、僧三宝为主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还迎娶崇信佛教的尼泊尔王国的布里库蒂公主和中国唐朝的文成公主。两位公主各自带来两尊释迦牟尼身像，据说皆承佛祖在世时开光加持，故珍贵无比。松赞干布亦正是为了供奉之，率两位公主修建了两座佛殿，这便是大、小昭寺应运而生的良好缘起。拉萨红卫兵的第一次行动
大、小昭寺所在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在西藏的民间传说乃至历史典籍中，整个藏地的地形状似一仰卧的罗刹魔女，而原为大片沼泽地的拉萨中央，有一湖泊恰好是女魔心血聚集之地，应在此填土以堵塞其血脉，并建寺镇之，这便是大昭寺；湖泊之畔的沙砾滩则为龙宫所在之处，也需建寺以镇龙魔，这便是小昭寺。另外，为了使女魔的四肢受到控制，还在藏地各处分别修建十二座寺庙，犹如在她的身上钉下十二根钉子，今西藏山南境内著名的昌珠寺即“镇魔十二寺”之一，其余的大多已在文革中沦为废墟。
大昭寺还曾是噶厦政权机构的所在地之一。自五世达赖喇嘛建立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起，噶厦分管财政、税务、粮食、司法、外交等部门便设于大昭寺二楼。以后，还有诸如“金瓶掣签”等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在此举行。这表明，大昭寺充分体现了西藏的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无法分离的特点：在宗教上，它是佛化世界“曼陀罗”的具象化；在人文上，它是千年尘世拉萨的中心。大昭寺的历史也即拉萨的历史。
然而随着新政权的取而代之，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浪翻滚，凝聚了西藏传统的大昭寺，理所当然会被确立为“四旧”的象征，难逃被毁的厄运，这已是大势所趋，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大昭寺终究将成为事实上的革命目标。
然而那天发生的事件，不论当时还是今天都令人震撼，如同西藏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地震。当年拉萨中学的学生久松（化名）回忆说，拉萨红卫兵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是去大昭寺破“四旧”。她的母亲肯定地补充道，那是一个星期三。那个星期三对于这位虔信佛教的藏族老人应该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就在那天，神圣的宗教殿堂被公开践踏，庄严的宗教圣物被任意破坏，显然是老人一生中从未遭遇的劫难，所以在她的记忆里留驻。
陶长松是西藏文化大革命的风云人物。在文革伊始登高一呼，从此一跃登上那变幻莫测的政治舞台达数年之久。他是率领学生们破“四旧”的带队老师，不久当上拉萨两大造反派组织之一“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其对立面是简称“大联指”的“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的总司令，以至许多在西藏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不论藏人还是汉人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陶司令”，后来还曾坐上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区副主席）的官位却又随着文革结束沦为阶下囚。一九八0年代中期以后，以学者身份退居书斋。西藏地区要成立红卫兵，这是新生事物，当时这些学生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搞，我当时在拉中（拉萨中学的简称）是个年轻教师，也有些影响，我实际上也就负责了这个事情。反正很快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但具体日子真的说不清楚。可能是“八•一八”（指的是毛泽东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以后就成立了。
最早的红卫兵都是学生，因为内地都是中学生嘛。拉中领头的可以说是我，师校（西藏师范学校的简称）领头的是个外号叫“米米”的藏族男教师。不过因为我曾经在师校上过课，彼此都很熟悉，他们也比较听从我。但后来范围就很宽了，因为红卫兵很时髦，所以到处都是红卫兵，居民最多，单位里也很多。这也是因为毛主席一下令，全国都要动起来。
我们并不是冲着砸寺院去的，我本人尤其不同意这么干，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文物，需要保护。而寺院被砸，主要还是跟普通群众有关系，他们也混在红卫兵的里面进去了。红卫兵更多是在那些磕长头的人身上贴标语，说他们的行为是封建迷信，很快磕长头的就见不到了。有时去寺院骚扰一下也是有的，当成“四旧”嘛。但对于红卫兵来说，即使砸寺院也并非乱砸一气，像色拉寺附近的一座小寺院，我们去砸的时候都一一做了登记。
去大昭寺那次其实在里面的时间并不长，宣传部派人对我们说，总理有指示要保护，我们马上就撤出来了，后来很有可能是居委会的红卫兵又进去过。其实我们去大昭寺就没怎么动，很快我们就出来了，因为周总理有电报。……说句老实话，红卫兵还是很听话的，给大家讲清楚也就没什么了。当时大昭寺是被砸了一点，但没有全部砸得只剩下释迦牟尼一尊像。
可是，为何也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能够加入红卫兵呢？比如这张合影上站在第一排中间穿浅色上衣的那个女孩是高六六级（一九六九年高中毕业）学生，出身于贵族世家，按理说是不可能戴红卫兵袖章的，也不可能拿红缨枪的。第一排左数第三个女孩是她的妹妹，也是一位红卫兵。又比如右图上的两个女红卫兵出身于商人之家，本也都没有资格当红卫兵的。像她们这种人在当时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阿达”的孩子。“阿达”是“三大领主”的意思，属于被视为专政对象的“黑五类”（即当时中国内地所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据说在破“四旧”时，冲在前面的有不少“阿达”的孩子，其理由是为了改造思想，“三大领主”的后代被认为最应该将功赎罪。
（图为小昭寺供奉的释迦牟尼不动金刚像——觉吾弥觉多吉。唯色拍摄。）二○○八年西藏三一四事件之後，汪暉發表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他嚴厲譴責西方媒體對事件的報道，譴責「外來勢力的組織、策劃」，把藏民的遊行抗議說成是「暴動」，歌頌中共在西藏的「民主改革」。和甘陽一樣，汪暉力圖以更加理論化的言說，來做到官方宣傳不能做到的事情。
● 被稱為新左派的一些中國學者長期攻擊普世價值，為專制政權提供統治理論，利用西方同道的無知和誤解，內外通吃。但在艾未未等真左派崛起後，他們國家主義者的面目逐漸被識穿。
最近，大陸學者徐友漁在一次採訪中說，以前與自由派爭論的所謂新左派，實質上是擁護專制極權的國家主義者，中國大陸真正的新左派實際上另有其人，他們在深層思想理論上固然與自由派有分歧，但在對待現實的態度方面，在反對專制、維護公民權利的問題上和自由派是一致的。這個說法得到一些觀察者的注意和贊同，真正新左派開始浮出水面，假的新左派面目逐漸清晰，使得中國大陸社會思想派別的分野回歸本位，魚龍混雜的局面得以澄清。
假新左派反市場經濟不反專制
中國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大約始於一九九七年，那時大陸的社會不公正問題漸趨嚴重，貪污腐敗、貧富分化日益突出，社會矛盾不斷加劇，而知識界對於中國社會弊病的診斷和開出的治療藥方卻截然對立。
新左派認為弊病產生的原因在於中國實行市場經濟的轉型，也在於中國參與了全球化的進程，其代表人物汪暉斷言，中國的社會弊病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社會不公正起源於國際資本在全球的流動，賄賂、腐敗發生於外資公司；他們大力主張加強國家干預、控制的能力，歌頌毛澤東時代的「偉大成就」，認為現在就算有一定成績，也是因為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打下了基礎；他們批評自由派對文革和毛澤東時代極左做法作清算時輕率地拋棄了「一筆寶貴的社會主義遺產」。
自由主義的立場與此截然對立，認為今日中國的弊病來源於壟斷的、不受制約的權力，來源於這種權力對市場的干擾和破壞，認為實行真正平等、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是消解專制權力、維護公民權利的力量，賄賂、腐敗、不公正是由於市場不規範引起，解決的方法是要使市場規範，把濫用、獨斷的權力從市場排除，而不是倒退到國家計劃一切、控制一切的時代。
一些外部觀察人士對於兩派的鮮明對立和激烈爭論感到不理解，他們認為即使在對待市場方面觀點不同，雙方仍應有許多共同點，比如在對現實的批判、維護公民權利、捍衛言論自由等方面；甚至有好心人企圖把兩派拉在一起，求同存異、消除分歧。但事實證明，兩派既沒有共同的看法，更沒有一致的行動。
十多年來，中國社會中發生了許多考驗人們社會良知的事件，比如孫志剛事件、太石村事件、鄧玉嬌事件等等，如果新左派如人們期望的那樣能有所表示、有所行動，那麼新左派與自由派的聯合或統一戰線自然就會形成，但在一系列的維權事件中，何時、何地出現過諸如汪暉、甘陽、崔之元、王紹光等新左派代表人物的身影呢？
最明顯的是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被封殺一事，當中共當局在二○○六年因為《冰點》發表客觀講述歷史事實的文章而將該周刊封殺時，激起海內外的強烈抗議，連一些原中共黨內高官都發表聲明，維護言論自由，譴責新聞審查。但新左派卻大唱反調，批評《冰點周刊》，支持封殺。被新左派把持的重要刊物《讀書》是唯一一家出版物，膽敢發表文章譴責《冰點》，支持封殺。
陸興華指汪暉不是真正的左派
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對立如此不可調和，相互態度如此敵視，使很多人感到不可理解，以至於有人認為所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是無謂之爭，是不該發生的，因為面對中國的現實，兩派應該有不少共同之處。問題在於人們用新左派「理應如此」來代替了他們的實際所作所為，就看不清事情的本來面目和實質。
新左派的理念和思潮發源於西方社會，在那裡新左派對於自己所處的環境持尖銳批判態度，他們生活在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所以他們千方百計找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毛病來痛加批判，而中國的新左派生活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行一黨專政的社會中，他們像西方的新左派那樣把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作為批判對象，完全是捨近求遠、避實就虛。
新左派的言行使人想起一個故事：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一個議員代表團訪問蘇聯，交談中美國人說蘇聯沒有民主，蘇聯人極力否認，美國人將了一軍：「我們可以喊『打倒里根』，你們敢嗎？」蘇聯人應聲回答：「我們當然可以喊「打倒里根」！」中國新左派自我標榜的「批判精神」也是如此，他們在北京大做反對美國、批判華盛頓共識的文章，安全又可邀功。
在新左派陣營中，那些堅持真正新左立場，自命為「原教旨主義新左派」的人對上述虛假的新左立場作了揭露和批判，青年學者陸興華在二○○四年就寫了一系列文章。他在一篇文章中說，汪暉是中國新左派的棋手，但「汪暉也必須記住，西方新左派不是中國新左派，兩者分屬不同的思想、政治、機構譜系，重合的地方不多，其所繼承的遺產、政治行動綱領、話語和機構傳統之間，也很有不同甚至違逆的地方。」他還指責說，汪暉等新左派關心中國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的狀態是假的，他們的「人民」和「弱勢群體」還只是他們的貼身跟童、人質，只是送來方便而已。
在陸興華的眼中，那些「認真負責的自由主義者往往也是左得很好的」，比如自由主義者王怡身上的一些「左」，左得比幾乎所有中國新左派都好。在討論中國大陸的社會弊病時，陸興華認為前提條件是要有民主憲政、法治框架、民意表達和民眾參與，問題的癥結是政治改革嚴重滯後，這些主張與自由主義完全一致。可見如果新左的立場是真的，與自由主義的共同點就會相當多。
甘陽為中共專制辯護紙包不住火
有大約十年的時間，新左派們一面在國內抗議對手給他們戴帽子、貼標簽，一面在國際上盡情享受「新左派」這個名稱帶來的好處。他們一邊捍衛「社會主義的寶貴遺產」，攻擊普世價值，一邊利用西方同道的無知、誤解和讚譽，頂著「中國大陸的重要維權人士」、「主要的持不同政見者」等桂冠，內外通吃。他們的得手，在於西方的左派不瞭解中國真情和自己的一廂情願，也在於他們在國內說一套，在西方說另一套。
但是紙裡包不住火，真相畢竟會顯露出來，特別是近年來國內外大事一件件發生，中共當局侵犯人權的行徑日益加劇，新左派的虛假立場很難繼續維持。
暴露得最充分的是甘陽。他以前為了混淆視聽，把自己稱為「自由左派」，即自由派的左翼，但他在二○○四年到二○○八年的言論表明，他的立場與中共當局沒有差別，有的只是把當局的「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綱領理論化、系統化的雄心。他在二○○七年用自己的「中國道路」來闡發官方目標，將此定義建立一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他大力歌頌毛澤東，認為「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傳統，這個傳統的主要特點是強調平等，是一個追求平等和正義的傳統」，而「中國的改革今後需要達成新時代的『通三統』，亦即認為今天要強調，孔夫子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傳統，是同一個中國歷史文明連續統。」
二○○八年西藏三一四事件之後，汪暉發表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他嚴厲譴責西方媒體對事件的報道，譴責「外來勢力的組織、策劃」，把藏民的遊行抗議說成是「暴動」，歌頌中共在西藏的「民主改革」。和甘陽一樣，汪暉力圖以更加理論化的言說，來做到官方宣傳不能做到的事情。
很明顯這幾年新左派表現出一種新的動向：在取悅於西方新左派和取悅於中共當局之間，他們比以前大幅度地傾向於後者。
艾未未錢理群才是真正的左派
與此同時，像艾未未、錢理群這樣的在思想立場上有新左派傾向的人，在維權運動中表現得越來越積極，在關於六四鎮壓、零八憲章、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等問題上的態度和言論，在維護言論自由、反對文化專制等問題上的鮮明表態，說明持新左立場與反對專制極權不但不矛盾，而且是題中應有之義，說明新左與自由派在批判中國現實的活動中不但應該，而且很自然地站在一起。艾未未、錢理群這類人的影響日益增大，關於新左與自由派關係的疑問就日益消失。
由於中國新左派在反對專制和維權活動中長期缺位，更由於其中一些人明顯甚至過份的親政府言論，以前對他們欣賞有加的歐美、台灣的新左派中已經有人開始對他們的真實立場產生懷疑和警惕。
在今日中國，判斷一個知識分子立場是否可取，首先是看他是否反對專制極權，是否捍衛公民的基本權利，比如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財產權等等，其他在社會、思想、文化方面的觀點在其次。對於前者要存大同，對於後者可以存小異。新左和自由派的深層次分歧，應該在一個憲政民主平台已經搭建好了之後，以自由討論的方式解決。
（薛利山，北京學者）
小辭典：國家主義
國家主義（Statism）是一種提倡以國家力量達至經濟或社會目標的意識形態。
這種意識形態是指以國家權力為核心,以權力至上為價值基礎的一種社會觀念體系。把民族國家吹捧為理想的政治組織形式,要求公民把對它的忠誠看得高於一切。國家主義19世紀前首先在西歐隨著民族國家的鞏固而發展起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是其派生物。國家主義的兩個高潮是20世紀採行中央計劃的法西斯主義（納粹德國）和共產主義（蘇聯、中國）。（參考維基百科）
【此文发表于《开放》杂志2011年4月号。转自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126。】
藏传佛教中的大大小小的转世活佛都有各自的寺院和信众，都有各自的转世历史。前世活佛去世后，所属寺院和当地的信区部落，报请有资格认证转世活佛的大活佛，是按照一系列的宗教认证程序认定审批转世灵童的。否则寺院和信众不会承认。与市场上的假烟，假酒一同出笼的假“活佛”，假“格西”之类只能在远离家乡，不知其底细的盲民中愚弄群众，进行招摇撞骗。这类假货，既然不是天外来客，其身份的证实并非难事。是何地何寺活佛？经过了怎样的法定认证程序？是那个大活佛在什么时候认定？等等。只要向当地宗教管理部门和所属寺院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便知其是真是假。2010年1月9日，得知满自喜日布扎上师到了泰国曼谷，泰国吴氏宗亲总会吴禹德理事长特邀请上师光临自己的公司。（引自参考文字之二）
贡唐文殊大师生前将先宗独有的“十明”修学传承要诀和贡唐文殊大师珍藏的历代密要典籍亲授给他，嘱咐他“为弘扬藏传佛教文化多做贡献”，并委任他为贡唐文殊大师仲钦堪布。（引自参考文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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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文版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