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图伯特碎片（二）

拉萨帕廓街头装饰成转经筒的摄像头。(唯色摄影)

图伯特碎片（二）

文/唯色

8、拉萨

一个日新月异的中国县城的克隆版。一个过去的圣地。一个消失的神话。如今，它快乐，浅薄，肉欲，空中漂浮着酒精的泡沫，地上堆砌着金钱的脚印。它几乎是寸草不生了。即使有绿色，那也是在各自家园中精心侍弄出来的一小块草坪。还有周遭“圈地运动”一般规划出来的林卡（林苑）。夏天，游兴甚浓的人们在林卡里支起帐篷，撑起阳伞，摆上一张张桌子，上面是麻将、扑克和克郎棋，以及一箱箱满的或空的酒瓶。而林卡的外面，一间间笼罩着粉红色灯光的色情小屋里，浓妆艳抹的汉地小姐正媚态十足地诱惑着本地和外地的各族男人。

整个夏天就这么纵情地在林卡里外度过了，消磨了，虚掷了。惟有冬天，啊，拉萨，它在清冽的寒气中如风声一般的嘤嘤哭泣被我听见！

9、囊玛[1]

这遍布全城的小小娱乐场所，纷纷以过去盛行于拉萨贵族阶层的传统乐舞为名，虽然特别，却浓缩为一个意味深长的角落。曾经仅限于“三大领主”（是中共给予“旧西藏”的噶厦政府、寺院和贵族的专门称呼，并定义性质是“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享受的艺术似乎回到了“翻身农奴”的怀抱，过去腐朽的记忆随着声声断断的弦乐化为齑粉。然而……神圣的真言从未如此真诚地泛滥四溢，在酒精滋润的嘴唇中轻佻地飘向欲望的夜空；令人心碎的思乡之曲从未如此响亮地频繁回荡，在五颜六色旋转的灯光中，那歌手痛苦的表情不堪一击。真言空洞，怀念无力，在真言和怀念之中，年轻的藏人们打情骂俏，不耐烦地要求激烈的现代舞曲。年龄稍长的藏人们一边愤世嫉俗，牢骚满腹，一边忘不了挤眉弄眼，动手动脚。泡沫翻飞的酒瓶越堆越多，很快空空荡荡，火焰似的液体滋生某种不安的情绪。烟雾弥漫，却在吐纳之间化作毒气进入所有人的体内。越来越肥硕的肚皮，越来越猩红的嘴唇……

啊，即使是她的哭泣也不过是被一种临时的、短暂的、空虚的激情催发而出。因为此时的哭泣再多，在这个被怀旧伪饰的夜晚之后，在走出这个具有民族特色的囊玛之后就将不再！

10、意外

如同在拉萨，这么些年了，这么多数不清的日日夜夜了，似乎生活就这么波澜不惊地进行着，这里的藏人、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就这么意外不多地生活着。藏人更多地在帕廓一带集中着，转经的转经，做买卖的做买卖，或者分散在新村或安居园里天天打麻将。源源不断的汉人也像在他们的家乡一般算计着日子，建房子的建房子，开餐馆的开餐馆，办妓院的办妓院。小姐拉客，包工队杀狗，一个出租车司机用四川话说，妈的，本来以为到拉萨可以挣到很多钱，挣个鬼哦，从早跑到晚，荷包里头才几个钱。问他为什么不回去，他却坚决地说，不，我就不信我挣不到，我一定要挣到钱了才回去。老外们以及越来越多的汉地游客们也在好奇地游逛着，有的表情不可一世，也有的扮成藏人的模样，在寺院傍晚的祷告声中双手合十；有些老外还带来了他们的孩子，令人惊叹的金发碧眼的小天使。还有戴着小白帽的回回们，或者推着堆满廉价货物的木板车走街串巷，或者在冲赛康一带批发各种伪劣百货，或者不动声色地蚕食着帕廓街上的小店铺，每逢星期五正午，紧傍着大昭寺的清真寺门前遍地黑皮鞋。至于……至于那些有公职的，被称为国家干部和职工的各色人等就不必说了。

所有的日子，似乎所有人的日子都这么静静地像水一样流逝着，静静地流到了一个新世纪的堤坝前。当所有的水流汇聚在一个高高的堤坝前的时候，有一股激越的水流突然越过了堤坝，不，是将这堤坝冲出了一个骇人的缺口。

意外发生了。意外使所有的水流裹胁而去。而这股激越的水流就是这二十一世纪前夜的一个出走。是噶玛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持教法王。这一世噶玛巴是第十七世。1999年12月28日夜，不足十五岁的他率数位僧众离开位于拉萨堆龙德庆县的楚布寺，出走印度，震惊世界。目前居住流亡藏人中心，印度达兰萨拉）！这不足十五岁的少年法王以他的突然出走，让这之前的所有日子黯然失色，失去意义。

11、消息

一天天，一个重大而特别的消息以无数个矛盾的、混乱的小道消息纷至沓来。一天天，我焦急地搜集着、打听着各种消息，渴望知道这所有消息的真相——渴望它的来龙去脉，渴望它的走向趋势，渴望它的最终结果。然而那么多的小道消息只能是掩盖真相，歪曲真相，抹煞真相。那么多的小道消息啊，它唯一的功用就是把真相交给沉默，长久的沉默。

沉默啊，就像那个不足十五岁的少年法王的心，永远无人可知！而且，在更多的消息中，他走得越来越远，人们只能看见他沉默的背影渐渐地化入绛红色的世界之中！

12、占卜

一位年老的天文历算大师拒绝用传统的方法预测命运。在竭力的恳求下，他只好拿起了念珠。他把念珠藏在宽大的袖袍里开始占卜，谁也不知道他在怎样拨动褐色的珠子，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卜算了没有。很快，他抬眼说，很好。就这么两个字，你不知道他指的是这一生的命运，还是就事论事——可指的是哪一件事呢？总之，很好，这就是全部深藏在他沧桑面容下的答案吗？

13、羞耻

“人人生而自由……”，“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这是半个世纪前向全世界宣布的人权宣言中，最震撼人心和慰藉人心的两句。但也是最如同梦呓的两句。尤其在今天的图伯特，我们从不知道我们还有可能听闻这与人生在世息息相关的话语的权利。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我们被迫听闻最多的，如雷贯耳的，响彻昼夜的，都是不准，不准，不准！

在这天下午，在我深掩于兵营似的单位宿舍里，我打量着每一面墙壁，书柜里的每一格。那些曾经伴随我生命中多少时光的物品：色彩沈郁的唐卡，不算精致的供灯，别人送的或我自己拍摄的图伯特僧侣的照片，还有，那个小小的佛龛里端坐着一尊泥塑的释迦像，他头顶蔚蓝色的发髻，神情如水却透着一丝忧郁，而这忧郁分明是此时才显现的。——这些，全部，对于我来说既是信仰的象征，也充满了艺术的美感，但此刻我都要把它们取下来，收起来，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因为他们已经明令禁止，不准在自己家里摆放凡是与宗教有关的物品，绝对不准！

明天他们就将挨家挨户地清查，对，就是这个字眼：清查！当我把这些唐卡和供灯，照片和佛龛，全部堆放在一个纸箱里的时候，不禁深感羞耻。

14、参与

人人都在参与，人人都无法逃避。参与同样的建设，参与同样的毁灭，参与同样的幸福游戏，快乐大行动，公开或私下的大小屠杀。这是看不见的战线。不论违心还是甘心，都显得十分地默契。

阿妈说，那时候，你刚出生，所以我不可能去参加任何运动，呆在家里一心照顾着你。

可是，当她出门上街的时候，见遍地乱扔的一页页经书，那些从来放在头顶上敬奉的神圣书页，在高喊“造反有理”的革命者的脚下落满脚印，尽管她不愿意也这么践踏而过，但她更不敢把这些书页捡拾起来，藏在怀中……

2000-2007，拉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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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囊玛：指西藏传统民间歌舞形式之一，囊玛是室内歌舞。

（本文为自由亚洲博客文章：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weiseblog/ws-11212017093840.html）

唯色：有关西藏文革照片的拍摄者——由一次访谈继续思考文革在西藏（2）

1966年8月间，文革批斗”牛鬼蛇神“，女活佛多吉帕姆被斗，而她身后左侧出现的头戴鸭舌帽、身穿便装、一只手高高举起相机的人，正是西藏军区摄影记者蓝志贵。（泽仁多吉摄影）

有关西藏文革照片的拍摄者——由一次访谈继续思考文革在西藏（2）

文/唯色

这里要插入一个故事。而这将是在译为英文版的《杀劫》中新补充的一页。先说十多年前，我开始从事依据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在拉萨等地的采访与调查，为方便携带，更出于保护这批宝贵的历史照片的安全，住在北京的王力雄将底片冲洗出来，再把照片复印在A4纸上寄给了我。不过这样也就使得照片不够清晰，以致一些细节被忽略，直到原照片印在书上出版之后才逐渐被发现。比如1966年8月间批斗女活佛桑顶·多吉帕姆·德钦曲珍的照片，直到几个月前在修订英文译本时，被细心的译者问道：“背景里那只举起的手中，那个方盒子可能是什么？你在高画质的照片里看得出来吗？”

而我这才注意到这一重要的遗漏。实在是遗憾，2006年出版《杀劫》中文版时忽略了这个人。这个在多吉帕姆身后左侧出现的头戴鸭舌帽、身穿便装、一只手高高举起相机的人，我仔细辨认，方认出他正是近年来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为“新中国摄影史中重要人物，二十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西藏摄影的代表人物，创造了这一时期西藏经典影像的摄影大师”[1]，“亲眼见证并记录、拍摄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西藏社会发展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2],他的名字是蓝志贵。据介绍，1949年，在重庆照相馆当学徒的17岁的蓝志贵，参加中共进入西藏的解放军十八军，并于1950年随军拍摄进军西藏系列照片。而作为随军摄影记者，他“领到了全新的135莱卡和120禄莱福莱克斯”相机。1970年，他作为军代表被西藏军区派驻成都某工厂“支左”（我分析，作为最早进入西藏的十八军军人，他与我父亲一样，文革中，都属于支持十八军军长、后任西藏军区司令员、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张国华的两大造反派之一——“大联指”观点那派）。1978年他在成都转业，不再是军人。

1956年，在西藏边境，西藏军区政治部
摄影记者蓝志贵与珞巴人。（泽仁多吉摄影）

实际上我父亲与蓝志贵非常熟悉，他们都曾属西藏军区政治部干部，曾经共同拍摄过1956年的珞巴人群像、1962年的中印战争、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大会等。而在文革中，与我父亲一样，蓝志贵也同样拍摄过许多照片，而且，作为西藏军区政治部的专职摄影记者，他应该拍摄了比我父亲更多的西藏文革照片。据介绍：“1966年，文革初期拍摄了《西藏红卫兵集会》、《批斗西藏‘牛鬼蛇神’》。1966年，获得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直属政治部颁发的三等功一次。”[3]正如我父亲拍摄的这张批斗女活佛桑顶·多吉帕姆的照片所显示的，他也在现场，而他手里高举的正是120禄莱福莱克斯相机。然而，直到他于2016年去世，他的有关西藏文革的摄影，只是在近年的中国网站上见到过寥寥几张[4]，属于群众场面，并无具体场景，并且，至少有三张照片的图说，基本上沿用了我在2006年出版的《杀劫》中的相关图说。比如这样写道：“1966年，文革爆发。藏地也未能躲过。跟内地一样，西藏地区也出现了红卫兵造反、批判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游街等情状。1966年8月19日，拉萨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后，红卫兵组织遍布开来。图为1966年，拉萨街头的集会。”“文革期间，西藏红卫兵也‘破四旧’。1966年8月24日，被誉为‘全藏最崇高寺庙’的大昭寺遭到红卫兵破坏。菩萨被砍倒扔进拉萨河里。图为1966年拉萨大昭寺，手持红缨枪的西藏红卫兵。”等等。

我也想起了1980年代，我在成都上西南民族学院预科高中时，我父亲，时任甘孜军分区副参谋长，带我去过蓝志贵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大院里的住处，这说明他们私交不错，只是我已不记得他们交谈过什么。

还要补充的是，如我在《杀劫》新版（2016年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新版》）21页上图的图说中，提到拍摄僧侣辩经的，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驻西藏记者站的藏人摄影师；在《杀劫》26页新增图片里，可以看到在拉萨举行的庆祝文革的大会上，至少出现了三位摄像、拍照的人，从左至右，分别为《西藏日报》的摄影记者、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驻西藏记者站的藏人摄影师，以及很像是蓝志贵本人的摄影记者；在《杀劫》97页图说里，提到几个也在现场拍摄游斗“牛鬼蛇神”的人，包括了《西藏日报》、新华社驻西藏分社的摄影记者。然而，正如我通过对西藏文革的研究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但在当时的报纸上，我们却看不到一幅批斗‘牛鬼蛇神’的照片”，实际上至今依然如此。

事实上，虽然当时并非我父亲一个人在拍摄西藏文革图景，更何况他并不是专职的摄影记者，他的相机是他自己用两年的军饷在拉萨帕廓店里购置的120蔡司伊康相机，而且他也并没有拍摄到西藏文革中所有的事件，然而，迄今为止，发布在《杀劫》一书中的近三百张由他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仍然是关于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间图片记录。但很有意思的是，从中国网站上读到“西藏现代摄影史研究者”所述：“1951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和平进军西藏各地，随军进藏的有二十几位随军摄影师和随军摄影记者，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拍摄西藏的摄影人”，并一一列举了这些摄影者的名字。而这些摄影者当中，已经出版了数百张西藏文革照片的我父亲，却不被提及。我认为这是一种有意忽略，而并非不知情。因为如果是不知情，就不会在介绍蓝志贵先生的几张西藏文革照片时，沿用我在《杀劫》里的图说。

[1]百度百科：蓝志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3%9D%E5%BF%97%E8%B4%B5#reference-[16]-2067234-wrap

[2]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753db8dd01012u1p.html

[3]同（1）。

[4]1950—1970：老摄影师镜头里的西藏二十年

http://slide.news.sina.com.cn/j/slide_1_45272_75591.html#p=1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

唯色：图伯特碎片（一）

在已成为旅游景点的拉萨老城里所见。(唯色拍摄)

图伯特碎片（一）

文/唯色

1、表达

迄今为止，面对图伯特我无法表达。不是我不擅长表达，而是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表达。所有的语法已不存在。所有的句子不能连贯。所有的词汇在今天这样的现实面前化为乌有，悄然远遁。而所有的，所有的标点符号只剩下三个：那就是问号、感叹号和省略号。

我们的内心被这三个标点符号充满，再无其它。甚至我们的身体也被这三个标点符号烙印似地布满。看见了吗？在这只目睹太多的眼睛里是问号，在那只目睹太多的眼睛里是感叹号，但落到嘴边的时候，欲言又止，或者说，因为有太多、太多想要说的却无从说起，或难以细说，而变成了一串串连续不断的省略号！

图伯特啊，你让我从何说起？你又让我如何不说？可在我的眼中，在我的嘴边，为什么你永远是巨大而惊心的问号、感叹号和省略号？

2、看见

今天，图伯特以一种复杂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的眼前。今天，似乎人人都可以看见图伯特，只要他想看的话。只要他远远地看一眼，朝那个地球上最高的高处看一眼，他就能够看见他以为的图伯特。

在世人的眼中，图伯特究竟像什么？像一个飘浮在空中的绚丽汽球被日益神话？还是像一个被注入毒素的恶性肿瘤已难以治愈？

连绵的群山，不化的积雪，汹涌的江河，原始的草原，以及附着其上的奇风异俗，无数喇嘛和阿尼口中的天书般的念诵，使一道道视线不得不弯曲、转折——而这不过是带着异域奇观心态而来的外人的视线。

实际上原初的视线并不存在，如同视线下的广大或细微的真相，在外人无法察觉的封锁下，在惟有这视线之内的人们的切身体验下，早已扭曲、痉挛、颠倒。这一道道发生折射之变的视线啊，已经彻底地模糊了图伯特！

啊，图伯特，你的看见是看不见，是从来、从来的看不见！图伯特啊，其实连你自己又何曾看见过自己！当你自己都看不见自己的时候，又有谁能够看得见你呢？

3、缺席

因其特殊的环境、处境和境遇，图伯特似乎与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隔离开来，又因为这种隔离形成了各种特殊的话语。当然不是它自己道出的话语，而是它之外的各方对于它的话语。尽管这些话语彼此矛盾甚至对立，水火不兼容，然而作为图伯特本身却无从说起，原因在于它并不在场。它看似在场却不在场，它是缺席的。或者说，它被巧妙地、意味深长地缺席了。而且是被各方有意无意地共同造成了它的缺席。

“西藏”是一个早已就被界定为如此的概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既然它已经被界定为如此了，它也就只好如此下去了，而作为它自己，又怎么可能为自己辩解或者说表述呢？有谁会倾听？又有谁会相信呢？就像那羊的叫唤，它再叫唤也还是羊的叫唤，细弱，无力，在黑暗的深夜有谁会听见？

4、屏障

图伯特失去的仅仅是地理上的屏障吗？是什么样的力量长驱直入？仅仅是外面的空气吗？仅仅是外面的男人和女人吗？仅仅是外面的武器，以及各种各样的物质吗？我看见，图伯特的另一种屏障在崩塌，那是本土文明的屏障，土崩瓦解，四分五裂，这才使图伯特不再是图伯特了，或者说，这是图伯特不得不出现的化身，却因诸多变故，丧失了身份和资格。

5、节日

在这个恐怕是世界上节日最多的地方，藏人固有的节日以本族特殊的历书进行着，因为不可或缺的宗教仪式在专制的政权下不再轰轰烈烈，却像在地下奔涌的无数激流，它通过所有从各处涌来的乡下藏人那些风霜的面孔、陈旧的衣袍、冲鼻的气味，在每一个寺院的门口汇聚成洪流。每一个人都是宗教的人。每一张脸上都写着虔诚，虔诚，还是虔诚。除此之外，对于他们，世俗的节日还有什么意义？

另外的节日在另外的人那里十分重要，也可以说是外来的汉人带来的外来的节日，但对于时代潮流之中的城市藏人一样重要。中秋节，农历的八月十五日，满街的月饼喜气洋洋地象征团圆。清明节，农历的四月五日，孩子们和军人们一起涌入革命公墓或烈士陵园，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红色标语下，举手宣誓，低头默哀，列队再教育。

更另外的节日也来了。那是圣诞节，圣诞老人陌生的微笑在商店的橱窗上犹如包装绚烂的礼物一般显得亲切无比，遥远无比。

6、末日

对于藏人而言，世界末日并不是所有可怖的大预言变成现实的那一天，而是，恰恰是，如今的这种表面慷慨恩赐的专制统治之时。这已经持续半个世纪的“解放”，在百万“翻身农奴”做主人的旗号下，其实像一剂致人于慢性死亡的毒药，正逐渐地，渗入并深入无数藏人的毛孔直至肺腑，使其在类似于酒精导致的虚幻而快乐的幻觉中日益沉醉，日益迷失，日益忘乎所以，而那个远在他乡的应该说是他们精神上最亲的亲人，为了他们今生和来世的福祉，多少年来是如何在奔波，在衰老，在心力交瘁，却被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变得与他们不相干了。

实际上，事实上，对于今天的无数藏人来说，末日就是即日，就是每一日！他们生活在末日之中却不自知，相反从不把末日当作末日，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成为末日的一部分了！

7、容颜

……然而在图伯特，大概是由于这些因素：地理的；历史的；人文的；使得这里的一切无不呈现出一种感人的单纯性或惊人的丰富性。

于是，有时候，在一个偏远牧场的幼童的脸上，你会看见沧桑；在一个高高的、五彩斑斓的法座上面的老僧脸上，你会看见纯真和宽容。而当人群出现的时候，你会忘记他们所置身的环境具有怎样的景物或气氛，你甚至忘记了别处所少有的温度和高度，你只记得他们的脸，那是一张张泛着阳光的脸！

无论如何，这些脸上的光芒已经足够。虽然有的强烈些，有的淡些，但都被一种光芒照耀着，使这些脸张张极美。这难以用笔墨形容的美，你只能通过瞬间的摄影隐约地、偶尔地捕捉到。因为这种美是千百年来，像遗传基因似的，融入他们的血肉之中，再由内心向外焕发，却又一闪即逝。因此这张张面孔啊，传达的是整个图伯特的信息。

对于一个渴望用文字和图片作为某种记录，或者探寻某种秘密的人来说，每一次看见这些脸时，都会被深深地震住。尤其是这三种人的脸：僧侣的，老人的，还有孩子的。

而这些特别的脸，光彩熠熠的脸，只能是、永远是图伯特大地上的脸。

写于2000-2007，拉萨、北京

（本文为自由亚洲博客文章：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weiseblog/ws-11072017104706.html）

唯色：剪刀女，及言论自由与“藏汉交流”等（二）

剪刀女与多位汉人信徒同尊者的合影。（转自网络）

剪刀女，及言论自由与“藏汉交流”等（二）

文/唯色

第二，那个女子何以会在达兰萨拉如此飞扬跋扈呢？她难道不知这里不但是流亡藏人的中心，更是在印度境内吗？而这里并非拉萨，并非连尊者都不得不于1959年逃离他之前的十四世都归属的拉萨，她却敢如此横行霸道就像一个权力在手的殖民者。这一事件发生之后，一位朋友在脸书上写了一句话：“Where there is no respect there is no safety”（没有尊重的地方是没有安全的）。正如被那个女子袭击的流亡西藏议会议员、“九·十·三运动”会长lhagyari namgyal dolkar（拉加里·朗杰卓嘎）在事后接受采访说：“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这种事情竟会发生在大乘经院，发生在西藏抗暴英雄纪念碑前。”“至少对我来说，这件事让我大开眼界，在达兰萨拉竟然也会发生这种事！”而这位年轻的女议员，她本是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吐蕃赞普（君王）的后裔，她的父亲拉加里赤钦（法王）朗杰嘉措1959年被中共以勾结“叛匪”为由下狱二十年，王室家族多人入狱或困苦交加而死，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拉加里王宫沦为废墟。巧合的是，最近我正在整理并于网上发布我在数年前拍摄的王宫废墟照片，以及摄影家友人于今年赴王宫废墟拍摄的照片，某种延续与叠合使这一事件变成了某个隐喻。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脸书上讨论这一事件时，竟有藏人息事宁人地说算了，不要再说了，免得影响“藏汉交流”。这反倒让我想知道，什么叫“藏汉交流”？或者说“藏汉交流”应该有怎样的方式？众所周知，尊者达赖喇嘛一直非常辛苦地倡导“藏汉交流”并亲力而为，同时经受了许许多多本不应该是他这样一位宗教领袖、一位尊者、一位老者所遭受的挫折和羞辱，说实话，我们身为藏人看在眼里都很心疼。我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心疼难忍。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藏汉交流”。实际上从事“藏汉交流”的人很多，包括我自己，因为我是用中文写作西藏及西藏的问题。我想说的是，“藏汉交流”不应该是没有原则的，不应该是没有底线的，不应该是别人扇了你两巴掌，你还继续把脸贴上去。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知道，“藏汉交流”应该建立在一种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而不是一味地迎合对方，而不是只为了凑些人数，而不是贪图对方给一些好处，比如金钱和声名什么的。干脆直说吧，“藏汉交流”本应该是我们每个藏人去做的事情，结果我们又做了多少呢？而藏人今天的困境，既是外人施加，也是自己促成。这些年流亡藏人方面所进行的“藏汉交流”，在我看来乏善可陈。其中人为因素是主要的，有的人的私心影响了本来可以取得的成果。

第三，近些年，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无论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或成都、杭州这样的省会城市。去西藏旅游是时尚。像追明星一样追西藏喇嘛也是许多人爱做的。而诸多喇嘛、仁波切也乐意行走各地，既可传法又广纳供养，虽然中国当局多有限制。曾有几次外媒问我：是不是信奉藏传佛教的中国人多起来了，会对解决“西藏问题”有帮助？我觉得这样的结论太表面、太乐观。据我的观察和了解，许多接近藏传佛教甚至成为弟子的汉人，对历史与现实的“西藏问题”既无知也不同情，对尊者达赖喇嘛更是有许多误解。而这并不完全是被中共洗脑所致。

一位居住德国的汉人朋友在推特上说：“我接触到的西方和海外华人藏传佛教徒，对藏人的命运基本都不感兴趣。这让我至今不解：他们对自己藏人上师感恩至深，如何可以精神分裂到不闻不问？”而朋友的解释是：“如果不问，藏人朋友一般不会主动说自己的苦难；如果问，他们都会说，但不是汉人的那种哭天喊地……”。对此我有不同看法。不是藏人不主动讲述苦难，而是藏人的自律所致，甚至已经习惯了某种自我审查、自我噤言，尽管出于不得已。无论在境内和境外，无论在安多或拉萨，那些拥有许多中国弟子的藏人喇嘛、仁波切们，他们几乎从来不会对他们的中国学生讲藏地的真实现况，不会讲西藏的历史真相，这固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政治的敏感和恐惧，他们不愿意去招惹麻烦，所以只是念经，只是灌顶，只是收供养。藏地有些寺院因为汉人弟子给很多钱，而修得金碧辉煌。供养的金钱太多，以致于去迎合这些弟子，这其实也助长了那些以为有钱就是一切的施主们的气焰。

也因此，在印度，在达兰萨拉，在尊者的寺院前，出现这样一个用剪刀毁坏记录西藏苦难的图片并对和平劝言的藏人暴力出手的中国女子也是不足为奇的。她虽声称是尊者弟子，却如脸书上一位陌生朋友的留言所写：“对于所有追随尊者学习的学生来说看到类似的所有现象是非常不安和难过的。就像您在访谈里面说到，一个尊者，老者，如此慈悲智慧，可是这些人就是无法追随他的教化并惭愧自己的恶性。尊者讲法开示的频率远远超于任何年轻的上师们。”“尊者的教学是对许多论著的解释和帮助我们学习，每次听到当下就觉得有清凉的智慧而受益，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若学生狂热追随所谓的Guru（上师）本人的言教而没有观察的智能的话，就有一些极端的举动。”

但必须要强调的是，实际上也并非所有的中国弟子皆如此。在我个人的生活中，诸多给予我心灵的启迪与助益的友人，就包括了其中真正的追随佛陀法教者，他们如法修行，低调精进，并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观念。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eise-10112017143438.html）

唯色：剪刀女，及言论自由与“藏汉交流”等（一）

2017年10月1日，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昭寺前，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九•十•三运动”举行的“纪念1987年拉萨藏人抗暴30周年”图片展上，一位华裔女性挥舞剪刀大闹现场。（现场藏人拍摄）

剪刀女，及言论自由与“藏汉交流”等（一）

文/唯色

事隔数日，想起在Facebook看到的那个短短视频，震惊仍未消褪。那是一个中国女子，在印度北部流亡藏人聚居地达兰萨拉，在尊者达赖喇嘛传授佛法的大乘经院（又称大昭寺）前，挥舞锋利大剪刀，毁坏现场展览图片，更对几位藏人动手动脚，算得上是暴力攻击了。视频不止一个，也有多张照片，见证这是10月1日发生的真实事件。

10月1日，是中国最具意识形态的“国庆节”。当局不但给全国放假七日，东南西北，浩浩大国，飘满大大小小的五星红旗，连西藏的佛寺、新疆的清真寺都要求插上五星红旗。所有媒体都在宣传如何更加爱国，如何更加感激党恩。很多中国人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爱国主义情怀高涨。但10月1日，也是藏人的纪念日——纪念1987年10月1日，在拉萨大昭寺前发生的藏人抗议，从要求释放数日前被捕的游行僧侣，很快转变为警察向抗议人群开枪射杀，据西藏历史学者的相关记录，“大概有六到二十个藏人被打死”，并认为这是文革之后拉萨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反对运动。中国官方称此事件为“1987年拉萨骚乱”。

但这个纪念日，也只能是在境外西藏的藏人以一些活动来表示。比如在达兰萨拉，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九·十·三运动”即在大乘经院前布置了几个展板，以挂图的方式展出三十年前拉萨抗议遭致镇压的图片。图片不多也不大，参观者也多为路过者，却因那个中国女子的突然袭击，而掀起了轩然大波。

如今有关这一事件的视频与图片在墙外网络流传，并被多个国际中文媒体、藏语媒体报道。作为已在推特和脸书对此多有评述的我，接受了10月4日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话采访，但因时间短，未能做更多发言，虽然我有较多思考。

现在我们都已知道，那个有暴力袭击行为的中国女子持有美国护照，而她声称自己“是达赖喇嘛的学生”。那么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身份而来？有人说她可能有特殊身份，故意引起事端，以制造藏人与汉人之间的仇恨。但是否如此需要证据，当属印度及藏人行政中央的相关部门调查。有人说她精神和心理不正常，并举事例说2015年夏天在康区宗萨寺，她私闯宗萨钦哲仁波切寝宫拿走东西声称是仁波切送给她的，她还追宗萨钦哲仁波切到不丹被婉拒接近后，又跑去印度参加尊者达赖喇嘛的法会，每次法会献花，这次也献花，因为次日起，尊者将主要为华人信众举办法会。网络上还出现了此女与多位汉人信徒同尊者的合影。然而这更令人忧虑，若是有精神问题，如此靠近尊者，如果突然发作而采取暴力，怎么办？再有，无论她是否献花是否磕头，都不能覆盖我们在视频中看到的：她用剪刀毁坏藏人抗议及被镇压的图片，她扑打拍摄她毁坏行为的摄像镜头，她掌掴阻拦她的藏人女子、抓咬劝阻她的藏人男士却指责他们“没有慈悲心”，她还斥骂批评她的香港信徒给“炎黄子孙”“丢脸”等等。

然而，我们关注这个事件是因为它已超越事件本身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如果仅仅纠结于该女子本人和这个事件本身，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我在VOA的采访中谈到的，这个事件所关涉的对言论自由的认识，“藏汉交流”的问题，以及趋向藏传佛教的中国弟子与“西藏问题”的关系，这才应该是我们所要分析和研究的。

第一，那个女子虽然是我们所了解的在专制环境中成长的中国人，但她持有美国护照说明她现在民主社会生活。那么，她不知道民主社会的原则之一是尊重言论自由吗？她指责有关三十年前在拉萨的藏人抗议及被镇压的图片“全是假的”，她会不会也指责二十八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六四”镇压也是假的？可见这位43岁的中年女子实际上被中共宣传完全洗脑，对历史与事实无知，就像今天许多中国人一样。

脸书上一位陌生朋友讲述了一个被洗脑的中国女生到了美国之后接触到真相开始醒悟的故事，留言道：“……那种发现真是很大的震惊与心痛，所以她在我面前一直哭，真的不敢相信那历史的存在，完全颠覆她原先的认知。所以这就说明了一点，没有离开被洗脑的体系出来看世界的人会执于自己所信任的世界的真实性，并且无法接受另一种面貌解读同样的历史。然而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愿意离开自己的水池出来看自己的。包括那些反驳的人无法接受分裂主义，可难道就有权力毁坏别人对独立自由的追求？历史活生生的存在于那个时空当下，个人的疯狂，否认历史的真实存在，只会让世人更加怜悯同情无知的灵魂早被僵尸祖国豢养成动物界无法思辨的活物罢了。”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eise-10092017102745.html）

白鹤，及Ian Boyden的英译

 

出现在图伯特羊毛编织物中的白鹤。（图片转自网络）

很感激作为诗人、艺术家的Ian Boyden翻译这首诗。事实上他已翻译了我的多首诗。他对诗及文字（包括中文与藏文）敏锐而贴切的感觉常常令我惊讶。正如每一次的翻译过程中，我与他反复琢磨每一行甚至每一个字，为的是尽善尽美。比如其中这两行“以素来谦恭的手势指向身后/如同邀我随他重返——”，与这两行的对应”先生的脸上浮现忧伤的笑容/抬起另一只手臂如同无力地振翅”，在我的初稿中没有“抬起另一只手臂如同无力地振翅”，但Ian说，“如果你 （和你的读者）要随着他的讲述，那我们怎么来随着他？我们随着人，随着记忆，随着白鹤，随着仓央嘉措……读者的变化与他们的同理心有关系。”也因此，这首诗现在的面貌，已臻完美，无复多言。

Ian在他的脸书上转发了这首诗及他的英译。他写道：My translation of Woeser's poem "White Crane" appeared today on Radio Free Asia. Cultural genocide is almost always accompanied by grave ecological disasters, a parallel ecocide. This poem arises from the extirpation of the Siberian crane from Tibet that occurred after China began its brutal occupation. Yes, it is a bird of great cultural importance, but far beyond that, it is something that is beyond importance. It is a denizen of the Earth, it is an expressio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years in the making. Culture is an expression of how we occupy our environment, how we emulate it, and more and more so, of how we change it. When we destroy a part of the environment, culture becomes nothing more than the self-replicating act of destruction.

白鹤，及Ian Boyden的英译

唯色

那天下午，阳光透过藏式格子窗户而入

似乎稀释了烈度，宜于怀旧

擅写回文诗的噶雪·伦珠朗杰先生

用美妙的敬语娓娓说起仓央嘉措的诗

正是那首寄予淙淙嘎波[1]的预言：

“……请借双翅，飞不多远，理塘即归。”

以素来谦恭的手势指向身后

如同邀我随他重返——

“往昔拉萨北面有条流沙河，

延绵的细沙滩怕是全世界也没有。

白鹤夏天飞来，冬天飞走，

这些起舞，那些落下，

见到的人都心生愉悦。”

“六世尊者从高高的颇章布达拉望去，

必定常常目睹那样的景象，

他是这样的了然美，

所以在无常的险象中，

挑选了白鹤来传递转世的讯息。”

先生的脸上浮现忧伤的笑容

抬起另一只手臂如同无力地振翅：

“即便是1950年代那时候，

自己同小伙伴上学的路上，

也见过白鹤飞飞停停，就模仿，

双手展开欢笑追逐是最爱的游戏。

但以后，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那天下午，阳光透过藏式格子窗户而入

似乎稀释了烈度，也适于心碎

2017-8-20，北京

注释：

[1]淙淙嘎波：ཁྲུང་ཁྲུང་དཀར་པོ་། 藏语，白鹤。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预言七世将诞生在康区理塘的诗写道：“洁白的鹤，请借双翅，飞不多远，理塘即归。”

White Crane

That afternoon, sunlight

passed through the Tibetan-style latticed window

and entered, its intensity diluted

suitably nostalgic.

Kasho Lumdup Namgyal,

who is an expert at writing revolving verse,

gave a talk, his language wonderfully noble

as he spoke in detail about Gayatso’s^[1] poetry.

He emphasized the prophetic poem

about the trung trung karpo:^[2]

           ... please lend me your wings

          I won't fly far

          just to Lithang and back.

And throughout his lecture he gestured humbly,

lifting one palm and pointing to his back,

as if inviting me to follow him.

“In the past, to the north of Lhasa

there once existed the Je Rak River,^[3]

a continuous stretch of fine sand

the likes of which I’m afraid

no longer exist in the whole world.

Pure white cranes would arrive in the summer,

and in the winter they would leave,

some of them dancing,

some of them alighting,

and the hearts of those who saw them

bloomed with delight and contentment.

“The sixth Dalai Lama looking out

from the highest terrace of the Phodrang Potala^[4]

must have often seen this kind of scene

and in this way he clearly understood beauty.

Thus, while surrounded by the perils of impermanence,

he chose the white crane to convey

the message of reincarnation.”

A sad smile floated to the surface of his face

and he lifted his other arm

as if he lacked the strength to flap his wings:

“Even during the 1950s,

as my friends and I walked the road to school,

we also saw white cranes flying and landing.

We imitated them, our arms stretched out in mirth,

chasing each other—it was the game we loved the most.

But after that,

       after that we never saw them again…”

That afternoon, sunlight

passed through the Tibetan-style latticed window

and entered, its intensity diluted

suitable for a broken heart.

Woeser

August 20, 2017

Beijing

Translated by Ian Boyden

September 23, 2017

San Juan Island,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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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sangyang Gyatso (ཚངས་དབྱངས་རྒྱ་མཚོ, 1683–1706), the sixth Dalai Lama, was a celebrated poet and songwriter, whose verses remain popular to this day.

^[2] trung trung kar po (ཁྲུང་ཁྲུང་དཀར་པོ་།): Tibetan word meaning “white crane,” or Siberian crane (Leucogeranus leucogeranus). It is said that Gyatso, predicted that the seventh Dalai Lama would be born in Litang in Kham, and he wrote this poem:

              White crane

              please lend me your wings

              I won't fly far

              just to Lithang and back.

Today, the Siberian crane is critically endangered and has been extirpated from Tibet, the only population left exists in western China around Lake Poyang.

^[3] Woeser used the Chinese name for this river, 流沙河, which means “Flowing Sand River.” The Tibetan name, བྱེ་རགས།, means “sandy bank.”

^[4] Phodrang Potala: the Tibetan name for the Potala Palace, the traditional home of the Dalai Lamas and seat of Tibetan government until 1959.

（首发自由亚洲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