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9日星期一

唯色:我们的圣地,他们的垃圾场(一)——有关中国艺术家张洹在圣山冈仁波齐实施“大地艺术”装置作品

圣山冈仁波齐是四大古老宗教圣地。(Public Domain)
圣山冈仁波齐是四大古老宗教圣地。(图片来自网络)























1、


这个事件最先是被藏人艺术家邝老五发现的。是的,我称之为“事件”,而不是什么带有美妙光环的艺术行为。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以艺术的名义对西藏的自然环境、精神场域造成损害的恶劣事件。

10月8日,邝老五在他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发帖:“强烈反对张洹在神山冈仁波齐实施‘大地艺术’装置作品”。他引述艺术网媒“artnet资讯”新发布的报道称,张洹“刚结束了在西藏为期两个月的创作,”又将在下月初,在冈仁波齐开启“一个全新的项目”。而这个新项目是,“一百万面经幡将由新研发的可降解植物纤维提取物制成,它们会在展览结束后融入土壤,归于尘埃”。


出于担忧数量庞大的新材料制成的“一百万面经幡”极有可能对冈仁波齐的环境造成污染,邝老五在多日前就联系过“artnet资讯”,提出了质疑却未得到回应。他还以私信留言的方式联系了“西藏生态环境保护厅”和“阿里环境保护局”的微博,询问这么大的项目是否有过环保方面的评估,也未得到回应。


邝老五写道:“在高科技‘前沿技术’的烟幕中,在‘可降解植物纤维提取物’的称谓和所谓‘非常环保’的言辞中,冈仁波齐神山周围环境被污染的可能会在下个月里发生。”“一厢情愿的预设‘非常环保’,但预设不等于实际情况。高原生态环境本来就脆弱(事实上表明,珠峰上留存的衣服布料上百年极难降解)。我强烈反对在圣山实施所谓的大地艺术装置作品,大体量的人为干预与介入自然环境,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的会对自然环境有所损害。”


我被这个消息揪住了心。
藏人艺术家邝老五在新浪微博发帖。但目前这个帖子已经看不到。(网络截图)

2、


冈仁波齐,并非一座平常的砾岩层山体,而是超越了普通的地理意义的所在,被佛陀赞誉为“精神之极地”。它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境内,即图伯特(西藏)传统地理所指的“上阿里三围”,是冈底斯山脉的主峰,海拔6656米。藏语གངས་རིན་པོ་ཆེ 即冈仁波齐,意为雪山珍宝。梵语Mount Kailash,意为湿婆天堂,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数千年以来,是西藏雍仲本教、藏传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共同信奉的圣地:本教的发源地,藏传佛教胜乐金刚的坛城,印度教湿婆的所在地,耆那教祖师的得道处。总之这众神的居所相当于所有宗教各自推崇的圣地。


2002年七月初,我有过朝圣冈仁波齐的转山之行,用约十八个小时一步步走完五十多公里的转山路。当冈仁波齐那奇妙的山形兀然显现之时,恰如目睹一个具象化的佛教象征——曼陀罗,那难以言表的美,无污无染,令人感悟,今生绝无仅有。传统上,藏人会许下一生至少三次以转山的方式朝拜冈仁波齐的心愿。但我却很难实现许下的心愿,与绝大多数藏人一样,受困于中国当局设置的障碍。


六年前我写过文章《当局限办“边防证”,禁止藏人朝圣转山》,详述了各地藏人因得不到“边防通行证”,无法通过沿途十几个检查站,想去朝拜圣山的梦想只能落空。然而汉藏有别,中国各地的游客并不受制于禁止转山的“潜规则”,可以轻轻松松地办到一纸“边防通行证”,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年,我的两位来自北京和苏州的朋友很顺利地去往冈仁波齐了,我只好将两串念珠交给他们带去转山了。


3、


张洹是谁?一个55岁的中国男子。一个有国际声名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声称是“虔诚的佛教徒”。自称多么多么热爱西藏,前世是藏人、今生是世上唯一的“汉人天葬师”,“DNA检测结果显示他拥有8%的藏族血统”,“藏地是他的神秘花园”,云云。

中国艺术家张洹在西藏。(网络截图)


之前他做过什么就不提了,我也懒得在网上找。从他的新浪微博发布的帖子,包括图片和视频等等可知,今年七月中至八月底,在Dior、路易威登LV等国际商业大牌的赞助下,他和他的团队驾驶着插有五星红旗的豪车,“以拉萨为起点,穿越新藏线,一路西行直抵中印边界,展开创作之旅”。事实上他已经在圣山冈仁波齐那里实施了大型装置作品,自称是“带着某种‘诺亚方舟’的使命”创作的“母系宇宙星体”。


且不说“诺亚方舟”的基督教概念与作为藏传佛教、印度教等宗教圣地的冈仁波齐圣山完全不相干,也不论“母系宇宙星体”的说法容易让人联想到有“宇宙大将军”之称的独裁者金正恩,从外形上看,这个巨大的球体状作品——直径在20米以上的巨大圆形金属架,围裹着像塑料又像织物的白色不明材料,并裁成条缕纷纷扬扬——简直酷似新冠病毒的形状,尤其从半空中俯瞰就更像了。


这个名为《冈仁波齐的童年》的视频中出现了一匹表情哀伤的马,穿法国名牌Dior白色服装的张洹骑在马上,又下马驱赶着大群温顺而慌张的羊,去追逐、簇拥那个状如新冠病毒的球体。背景是圣山冈仁波齐那独特的山形默然矗立。球体在风中滚来滚去,露出下面安装的小轮子。张洹犹如狼奔豕突,喘着气跑来跑去,还突然抓了一只羊羔抱住,小羊竭力挣脱。球体的内部似有部分烧焦了,黑乎乎的,张洹钻进去躺下。难道这是一个热气球吗?但从视频中没见到像气球那样飞起来,而是外表撕扯得乱糟糟的,在草地上滚动着。最后这个破烂的“诺亚方舟”滚入了湖水中,渐渐沉陷。张洹则站在堆在湖边的零散的架子上摆造型。不知道冈仁波齐下方的这个湖是什么湖,也不知道变成了垃圾的“诺亚方舟”是不是一直浸泡在湖水中?当地的生态环境部门真应该去检查一下,如果这样的垃圾还不会产生污染,那么什么叫做污染?


而这个以冈仁波齐的童年为题,用文风浮夸且矫揉造作的文案凸显无神论者自我张狂的虚伪,实则并不珍惜圣地的旷野、水泊与生灵的视频所展现的场景,正如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言:“帝国主义……是一种地理暴力的行为。”


张洹微博有关在冈仁波齐“大地艺术”作品的宣传截图。(网络截图)


4、


张洹的豪车上插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高原的风中招展,一路飘扬,如同护旗人的表白,更是国家意志、权力符号的沿途宣示、烙印。张洹的这趟“西游”与其说是“创作之旅”,不如说是Dior的广告之旅。那个名为《Dior穿越青藏高原》的视频,展示的是张洹在一片废墟的残墙上悬挂起Dior的时尚服装和广告横幅。但这片废墟之前是什么建筑?又是怎么沦为废墟的?显然都不被他关注,他反而兴奋地喊道:“在老定日,在珠穆朗玛峰脚下的老定日,我们发现了古城池!”

张洹的“诺亚方舟”残骸扔弃在冈仁波齐下的湖水中。(视频截图)
张洹的“诺亚方舟”残骸扔弃在冈仁波齐下的湖水中。(视频截图)

声称热爱西藏宗教文化的张洹对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是多么的无知啊!什么叫做“古城池”啊?西藏历史上正式的、有规模的、坚固的建筑物,除了作为政府机构的宗堡高高地位于山顶,如布达拉宫和日喀则宗堡,就是作为宗教场所的寺院和佛殿分布于开阔区域或僻静处。从视频中看到的残垣断壁及相连的、散落多处的残垣断壁,或有可能是往昔的辉煌寺院。那么这座寺院是如何成为废墟的?


实际上,西藏寺院沦为废墟的历史并不久远,并不“古”,基本上都是在1950年以后,即被浑身Dior的张洹高举的五星红旗所代表的权力“解放”之后,在一次次革命中化作废墟的。这方面,做过西藏文革历史的调查与研究的我是有发言权的。我从当局的相关报告中得知:1976年即文革结束后,西藏自治区境内原有的2713座寺院仅剩下8座。这也就是说,整整2705座象征文化宝库的寺院,或被解放军的炮火或被红卫兵的锄头夷为了废墟,至于其中所积累的难以估量的物质财富,如佛像法器佛具画作等等,其实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去了哪里,归了何处,入了谁的私囊。



张洹在寺院废墟悬挂Dior服装和广告横幅。(网络截图)


就在张洹表演所谓“后疫情时代下的”时尚大秀的这里,原本是卫藏地区宗教积淀、文化传统非常丰厚的地域,并不只是因为拥有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山峰而闻名。藏语定日的地方在历史上涌现过许多了不起的大成就者,建立了各教派具有影响力的寺院多达几十座。然而这些寺院以及位于城中心之山顶的宗堡,在1959年之后的“平息反革命叛乱”和1966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全被摧毁。虽然在1980年代有四十多座寺院得以重盖,但规模远不如从前,迄今残墙断垣遍布山野。定日最著名的协格尔曲德寺如今仍有一半是废墟。


可笑的是,为了渲染这个秀场是如何地表现了“东西方时尚文化的碰撞融合”,张洹不但将这片废墟说成是“古城池”,还将他用Dior服装和广告横幅占领的残墙断壁胡诌成“一座遗世而独立的百年烽火台”。这是多么地无知却狂妄,混乱且荒唐!事实上,标榜“忠于自由和自我”的张洹根本无视、也毫不关心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的苦难,而是消费西藏,仅此而已。视频中,浑身国际名牌兼具强国身份的这位艺术家,轻浮地嬉笑着,手脚并用拼命攀爬废墟的动作,似乎欲将最后残余的历史见证推倒,令人厌恶和心寒。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10192020100953.html

2020年10月3日星期六

唯色:关于我的脸书停用事件:Facebook, what's going on?

                                                             唯色发推报告脸书、专页被停用。(唯色提供)

关于我的脸书停用事件:Facebook, what's going on?

唯色

9月24日发生的一件事,我认为不是一件仅与个人相关的私事,而是一个值得关注与研究的社会事件及案例,在社群网络对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的今天。我指的是我使用了长达十二年的Facebook,使用了七个多月的公共主页,以及相当于脸书私信的Messenger,在这天突然被停用了。


                                   (我的脸书页面。)

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警示的情况下,我被凌空一脚踢出了一个虚拟世界,而这个名为Facebook的虚拟世界,正如维基百科介绍的,“是源于美国的社群网络服务及社会化媒体网站。……致力于向人们提供分享平台,让世界更开放,联络更紧密。”顺便问一句,“让世界更开放”的原则是什么?难道不是言论自由的精神吗?

但当我发现我的脸书、主页、Messenger全都不能使用时,并没有太惊讶。或者说,远不如六年前看到我脸书上的一个帖子被删更惊讶。可见那时候在墙外(所谓的“墙”指的是中国网络防火墙)的言论表达空间有多大,以致于连一个帖子被删都难以接受,并会感慨:“第一次遇到删帖的事!没想到脸书也有小秘书了!”(所谓的“小秘书”是中国网络流行语,对新浪微博审查员的戏称)。


被删的帖子是转发2014年12月23日西藏僧人格绒益西在今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派出所前自焚牺牲的报道,包括视频和文字。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决绝的政治抗议在这些年燃烧于图伯特许多地方,以及流亡藏人栖息的印度、尼泊尔等国,迄今已达165人,惨烈至极。而相关消息不但严禁出现于中国所有媒体,披露、转发与流传也被严禁,否则会遭严惩。也因此,正如我在《我被脸书公司删除的帖子是什么?》一文中写:“我的脸书遭删帖迅速成为事件。……这一事件已不只是关涉西藏问题、商业行为、政治立场、网络技术,尤其是言论自由与审查等等话题,显然更为重要。”


然而六年后的今天,却不是删个帖子这么简单了。当时删帖还会发个通知,注明具体的删除理由。如今却是突然停用你的脸书(或者说,你以为是属于你自己的脸书),如同将你一把推出门外。这么一想,我不禁难过起来。毕竟我用脸书十二年了,发布的帖子不计其数,基本都是有关西藏的内容,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就这样化为乌有?


或许我应把两个多月前,我的脸书一度被暂停看作是警告。是在尊者达赖喇嘛85岁寿诞日(7月6日)被停用的。脸书的通知给出了暂停时间,并称“你发布的内容多次违反我们的社群守则”,却没有说明具体是哪些内容违规。我有各种猜测,也尝试联系Facebook了解原因,但没有收到回复。好吧,我这样想,只是暂停三天,那就忍忍吧。


而这次我同样按照程序向Facebook的“帮助中心”询问停用的原因,显示的官方说明是:“我们收到第三方举报,声称你发布的内容侵犯或以其他方式侵害了他们的某些权利”,“在收到Facebook发出的一次或多次警告后,依旧反复出现侵害权利或违反规定的行为”。


可是我清楚地记得,在被停用前我最后发布的帖子是分享了他人脸书上发布的著名音乐人Pati Smith与众人合作的音乐视频,以及尊者达赖喇嘛最近的网络直播视频。难道这样的分享意味着“侵犯……侵害他们的某些权利”吗?举报我的“第三方”是谁呢?而且,我并没有收到过Facebook发出的警告,除非是把尊者寿诞日的暂停算作警告。


在几次尝试联系Facebook,并用表单提交了申诉,发送了我的身份证照片都无果之后,我只好将我的脸书被停用的消息发在了推特上。我还专门致推Facebook,希望“给出明确的、真实的理由。而不是借关闭虚假账号来对言论进行封杀。我使用FB账号十二年,可以说我是中国境内关于真实西藏的极其稀少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声音。我发声也是鼓足勇气,冒着风险,却被声称捍卫自由言论的脸书公司封杀,太讽刺。”


我还告知了我的朋友、香港作家薯伯伯,他在Facebook有相当多的关注者,他的声音或可能被Facebook注意到。薯伯伯旋即在他的脸书上发帖声援,其中写:“唯色在脸书经常提及西藏实况,要求大众关注西藏及藏人处境,现在不知是什么人或网军发动举报,脸书公司又居然全面配合,封锁唯色的Facebook封号,是什么道理?把墙内最重要的藏人声音封锁,打压墙内异见者的声音,又是否合乎Facebook的政策?”


推特上的反响也很大。如:“连温和如你都容不下,还围追堵截到海外。”“太不尊重人了,那么多年的心血!”“大量恶意检举,的确会导致被封锁,这类状况此前在台湾、香港也都出現过。”还有一些是技术指导性的回复,不过我既不懂也不会那样的技术操作。


推特上还对Facebook这种社群媒体进行了思考和讨论。正如艾未未对我说:“不封你就不对了,西方资本社会的虚伪是彻头彻尾的。”美国艺术家Ian Boyden对我说:“脸书实际上是独裁者的工具。这是非常危险的。”他发推说:“如果言论自由的平台不是中立的,那么言论自由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Facebook的情况说明言论自由已被侵蚀。”之后他发布了删除他的脸书账号的声明。他的朋友评论:“Facebook正在摧毁民主……我们实际上都面临着唯色的危险。”


一些英文推文的讨论是深刻的。关于网络审查,关于独裁者压制政治异见人士的声音对国际商业公司的影响。等等。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FT)等在推特上致推Facebook,:“Facebook, what's going on?”询问关闭我的脸书是怎么回事。自由亚洲藏语媒体、西藏之声、香港立场新闻以及藏人文化网站High Peaks Pure Earth(高峰净土)等,对我的脸书停用事件做了报道、转载和翻译。还有更多的权利与公正的捍卫人士也予以了关注。


应该是在激起了众多的关注与反响之后,Facebook方面终于有了回应。有意思的是,却是在薯伯伯的脸书上以留言的方式来表示的。是Facebook香港、台湾、蒙古公共政策总监。声称“实际上是和知识产权内容有关,……和所谓政治审查无关。”当薯伯伯代我问他能否说明究竟是违反了什么内容的知识产权,他回复:“因为隐私原因,我们不方便披露具体什么内容或者谁检举……她的账户应该会被恢复……但是如果屡次违反社群守则,以后还是可能会被封。”薯伯伯反驳:“Facebook的审查机制没有完全公开,而您所说的情况也跟唯色的遭遇不同,外界很难判断到底是纯粹的‘违反社区规定’,还是其他原因,包括政治审查。”


然而27日,我发现我的instagram也受限,不能点赞和评论。通知显示“我们对特定活动进行限制以保护我们的社群”。可是我搞了什么样的“特定活动”?难道我为自己的脸书突然被停用而发声属于“特定活动”?难道我这样的发声会对“我们的社群”造成破坏?instagram被Facebook公司收购,已是属于Facebook公司的企业。我不禁感慨:这个虚拟世界怎么像一个专制帝国?魔幻现实主义在声称有言论自由的墙外虚拟世界频频发生,太荒诞了!当然,我继续在推特上公布了instagram的状况。


之后,那位Facebook香港、台湾、蒙古公共政策总监再次出现。他让薯伯伯通知我:“唯色的账户和page都恢复了,我們也发了邮件给她,也可以帮我转给她,确保她明白以后如果再有违反,不一定可以恢复。”虚拟世界风云变幻。我除了公开化,即发布于推特这另一个虚拟世界,别无他法。于是就有学者曾金燕发问:“‘再有违反’什么?很想知道FB如何给出说法……”是的,这位管理人员的语气颇有审查者的味道,他的警告就像套了一个紧箍咒,让我想起多年前我在新浪微博上的账号屡屡被关闭最后只好放弃的经历。


而这也就是说,在被禁用4天后,我的脸书账号和公共专页恢复了,messenger也恢复了,对我的Instagram 的限制也取消了。当我重又返回仿佛阔别已久的脸书和专页,就像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我是不是要感谢Facebook公司和那位总监呢?一位朋友向我表示祝贺,说“真好!看来我可能是无期了!前天试着又登录,提示可以下载我的全部资料。就是没有申诉的门道,对它是基本无语了!”我回复:“单凭个人一己之力,FB绝对是会忽略的。”其实我的“死而复生”并不能代表绝大多数。


因自我删除脸书账号而获得某种个人自由的Ian Boyden问我:“你为什么还要继续使用?”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类似两难的问题,我多少有点尴尬地回答:“我和在香港的薯伯伯也讨论过。他说:对于我们这样日渐失去自由的人,任何发声的平台或可以是‘草船借箭’的目的。”当然,这样的想法很可能是天真的。几天前观看的Netflix纪录片《智能社会:进退两难》(The Social Dilemma, 2020),正是揭露了包括Facebook等社群媒体日益膨胀的,几乎难以控制的如同巨兽的吞噬魔性。而当这头巨魔与极权密切合作时这个世界会怎样,谁也无法预料,除了灾难本身。


2020/9/30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9292020141929.html)

唯色:有关记录西藏文革的《杀劫》英文版的出版及访谈(五)

 图说:我的父亲泽仁多吉。西藏文革图片摄影者。在文革中抱着出生百日的我。在西藏军区拍摄。

图说:我的父亲泽仁多吉。西藏文革图片摄影者。在文革中抱着出生百日的我。在西藏军区拍摄


《杀劫》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修订者、编辑Robert Barnett先生与译者Susan T.chen女士,对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令尊于文革期间先在拉萨,后于康区拍摄的照片,显然是《杀劫》成书的关键因素,然而除了提及他当时是人民解放军的中级军官和他对摄影的爱好,您在书中对他着墨不多。趁着英译版的问世,是否可以谈谈透过书中收入的照片和因着这些照片而重见天日的历史,您如何理解当时父亲,以及他那一代其他参与中共革命、见证文革西藏篇的藏族青年的思维?您认为他们有遗憾,有不情愿吗?  

我回答:之所以在《杀劫》一书中对我的父亲着墨不多,实际上是因为我有顾虑。我当时甚至连自己的身份都犹豫是否需要公开,考虑过是不是要用化名来署名。这是因为西藏文革的话题太敏感,出版这样一本集合了记录西藏文革劫难的影像和相关调查文字的书,于我一定会有很大的麻烦。但是,2003年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出版不久即被禁,第二年我被解除了在西藏文联下属的《西藏文学》杂志社编辑的职务,而我也不得不离开拉萨,去往北京(这时我已与王力雄生活在一起)。鉴于此,我才用自己的真名和我父亲的藏名,2006年在台湾出版了中文版《杀劫》。事实上,《杀劫》里面有多位受访者在书中我还是采用了化名,这都是因为恐惧的阴影所致,担心给受访者带来困扰。

2016年中文版《杀劫》修订版出版后,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谈论我父亲的西藏文革摄影时,首次公布了他穿军装的照片。但自始至终,如何对外界谈论我父亲,这其实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心结。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以我父亲在中共军队中的资历来说,无疑很长,占据了他54岁人生中的四十一年时光。他13岁就加入了十八军——这是最早进入拉萨的中共军队。他突然病故之前,是拉萨军分区副司令员,算得上是比较高阶的军官。我从小知道他对军队有感情,他甚至因为不愿意脱下军装,而拒绝去做“地方上”(中国说法)的官员。然而,他又拍摄了中共政权对他由衷认同的民族和由衷热爱的家园造成如此劫难的照片。所以在写作《杀劫》时,我总是忍不住会想:他为什么拍摄这些照片?为什么要很珍视地保存下来?

我也和我母亲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母亲认为,我父亲只是热爱摄影,看到什么事件都会拍。但我认为,可能不全是这样。可是我父亲去世时我才25岁,沉浸在远离现实的诗歌艺术中,并没有同父亲交谈过与这些照片相关的话题,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直到我用父亲的相机在他拍摄过的地点再次拍摄的时候,我特别真切地感觉到父亲就像站在旁边,觉得他拍这些文革照片肯定有他的想法,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他似乎是有心在用相机去记录这些事件和场景,至于他为谁记录,我无法代言。他是解放军军人,共产党员,去世前是拉萨军分区副司令员,我不能替他说他拍这些照片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我认为,他拍摄下来并且悉心保存是有他的想法的。就像我知道,如果他还在世,对西藏的现状一定会有不满,会有批评,但会不会像我一样成为一个反对者,一个背叛者?他应该不会,或者说肯定不会。

我还经常这样想,我父亲如果不以军人为职业,一定是会选择摄影的,但命运却让他作了一辈子的军人和一辈子的摄影爱好者。然而,命运更进一步地,却让他的摄影与我有关,结果是:那些他珍藏多年的照片,似乎是专为等待我有一天以按图索骥的方式,去调查、去了解西藏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并如实地记录在《杀劫》这本书中。2019年10月有一个摄影展在耶鲁大学所在的City gallery展出,正是我父亲拍摄的这些照片。两个月后,在他的忌日那天,我在我的博客上写道:这些照片都是我父亲在至关重要的历史时刻拍摄的,他用相机和他的真心做了无法被遮蔽和修改的叙事,在他离开今世的忌日,我以生为他的女儿而自豪。(连载结束)


唯色:有关记录西藏文革的《杀劫》英文版的出版及访谈(四)

《杀劫》英文版其中一页。(唯色翻拍)
《杀劫》英文版其中一页。(唯色翻拍)

接上期。《杀劫》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修订者、编辑Robert Barnett先生与译者Susan T.chen女士,对我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是:从《杀劫》记录的许多访谈以及您对那些访谈进行的分析,不难看出您试图理解文革期间诸多政治理想主义者和“激进分子”所思所感的努力。对此,我们好奇他们如何影响到您对毛时代的看法?又,是否也能谈谈与他们的接触如何影响到您对常见的政治热情与随之而至的算计及悔恨的认识?

我回答:虽然这是一个很复杂也很挑战的问题,但实际上对我来说并不难。这是因为我非常熟悉这些人,或者说这些长辈。我个人的长辈包括父母及父母双方的兄弟姐妹和配偶,我周围的长辈包括我在学校时的老师、在“单位”(当今中国说法)时的年长同事和领导,等等,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也因此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我很明白,甚至达到了心领神会的程度。与其说他们是政治理想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不如说他们是“双面人”更准确。当然还是有政治理想主义者,但并不多,我的父亲是其中一个。无论是大多数的“双面人”还是少数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他们的一生都充满了悲剧性,随着我对他们的深入理解,当然,这也使我认识到毁灭了或者消耗了、浪费了他们生命的那个政权的本性有多么地反人道。

我曾经写过,差不多有这么整整一代人,可能还要多一些,属于独一无二的历史产物。差不多有这么多人的生命中的大段岁月,是与天翻地覆的这几十年来紧紧相连的,且随着一年年的推移,而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寄生物的群体。他们的精神世界布满了某种烙印,之难以消除,犹如依附于业力。当然,这烙印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只要开口,属于某个时代或者某段历史的特殊语言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仿佛从来都具有如此单调而强大的生命力。又因为,那些语言实际上是外来的,并不属于他们原本从属的民族,反而显得别扭、生硬。似乎是,当他们使用本族的语言时,母语会自然地剔除那些烙印,但他们用汉语来鹦鹉学舌时,原本丰富之极的汉语竟会一下子变得枯竭、乏味,反而将那些烙印显露无遗。

并且,在历经无数次触及皮肉、触及灵魂深处的政治运动之后,又历经时而复兴、时而被压制的宗教信仰之后,再历经改革开放带来市场经济的竞争和变化之后,以及穿插其间的类似2008年遍及藏地的所谓“暴乱”之后,他们渐渐老去;在渐渐老去的时候,毕生已被一张大网牢牢罩住以致动弹不得,除了少数人属于壮志未酬、犹自不甘,大部分人随波逐流。望着那一张张衰老的、执迷的、异化的熟悉面孔,分明有着藏人的轮廓,让我心生悲悯的同时,更对掌控甚至操控他们灵魂的魔鬼无比痛恨。

 【附:我写过他们的故事,在《西藏:2008》这本书中记录了这些片段:

 2008年的“3·14”之后,拉萨掀起了深入揭批“达赖分裂集团”的高潮(此为文革句式,套用之),退休干部们也不例外,必须参加,有些人成了最积极的主力军。于是乎,他们就像是重又回到了当年的政治运动之中,把那种怒不可遏地揭发与批判、痛哭流涕地“忆苦”和“思甜”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基本上无人出于真心,只是为求保住也被纳入体制内的儿女,每个月少则数千多则上万的退休金更是弃之不得的紧箍咒。

据说一个文革时从西藏民族学院毕业的退休干部,在电视上用发音古怪的汉语,进行了一番痛心疾首地斥责达赖喇嘛的自问自答:“他,给我们建了医院吗?米(没)有!他,给我们建了学校吗?米(没)有!他,给我们修了公路吗?米(没)有!他,只给我们留下了,几、座、破、庙!”这场演讲反响很大,一时间,街头巷尾都骂开了:什么?破庙?每年那么多外国人、中国人跑到拉萨来,是来“加巴索”(藏语,吃屎)吗?不就因为这几座“破庙”吗?难道人家千里迢迢,是为了来看这个纪念碑去玩那个KTV吗?啊呸!听说此人闻知民间的沸腾之后,吓得闭门不出。

据说一个住在拉鲁小区的退休老汉,在电视上批判达赖喇嘛到了丧失心智的地步,结果第二天,他家门口堆满了散发恶臭的大便。一个住在政协大院的旧贵族老妇,在电视上用无比温柔的敬语恳请当局,对那些“暴乱分子”务必“囊若囊,囊-仁达曲夏”(藏语,大意是,到了该出手的时候就请出手吧),结果第二天,她家的大门上被挂了一个习俗上给死者准备糌粑的瓦罐,以表示诅咒她去死的意思,她那句话还成了拉萨具有讽刺意味的流行语风靡一时。

据说一个以前当过某县妇联主任的退休干部,平日里转经念佛好似比谁都虔诚,且因女儿嫁到国外,曾在一次探望时遇上出访西方的达赖喇嘛接见藏人的机会,听说她当时哭得几乎昏厥,不能自已。而这时候,她操着文革语言捶胸顿足的样子出现在当晚的西藏电视新闻联播里,于是不久,她在街头被几个年轻藏人拦住,警告勿再胡说八道,否则即使老了,头上也是会挨石头的。

据说……就这样,真真假假的故事满天飞。当然啦,我更相信的是这类富有传奇色彩的事例,其警世意义远远大于现实意义。】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eise-082720201212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