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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17日傍晚，拉萨大昭寺发生火灾。然而，迄今整整一个月，仍不知那火是怎么燃起的，那火造成的毁损究竟如何。难道不需要对社会、对公众有一个公开的、完整的、诚实的交代吗？ |
谨以这些有关大昭寺的文字与记录，纪念2月17日火劫
其实多年前，1990年代后期，我专门写过大昭寺的导游解说词那样的文章。当时眼看着游客越来越多，不懂规矩，而导游张嘴乱说，大昭寺的僧人建议我写一篇讲解文字。那个夏天及秋天，僧人带着我，每个佛殿进，每尊佛像拜，历史上的事情，现实中的细节……那时我还没有电脑，用笔密密麻麻地写在A4纸上七八页。誊抄了两份，一份给了僧人，一份给了做旅游的朋友。还改成了散文《圣地中的圣地》和《帕廓街：喧哗的孤岛》，放在了2003年出版的《西藏笔记》一书里，其中这样写道：
“那时候，观世音的化身赞普松赞干布与度母王妃，就住在这朝暮可闻水声的吉雪卧塘湖畔，壁画上犹如堡垒似的石屋和篷帐是帕廓最早的雏形。像曼陀罗一样的祖拉康建起来了，无价之宝的释迦牟尼佛像住进去了，自称赭面人的岗坚巴像众星捧月，纷纷起帐搭房，把自己的平凡生活和诸佛的理想世界连在一起，炊烟与香火，锱铢与供养，家常与佛事，从来都是相依相伴，难以分离……”
“应该说，大昭寺不仅仅是一座供奉以觉沃佛像为主的众多佛像和圣物，使信徒们虔诚膜拜的殿堂。只要宏观地研究其布局，不难看出，它原来就是佛教中关于宇宙的理想模式——坛城（曼陀罗）——这一密宗义理立体而真实的再现。这为广大的信徒在尘世间营造了一个美好的彼岸世界，犹如慰藉人心的故乡，安息灵魂的归宿，也为远道而来的外地人认识西藏，并触及其精神之所在，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现场。”
我在2010年出版的《西藏2008》一书中也写到了大昭寺，有一节描写了在大昭寺度过的那些个藏历新年前夕：
“这是幸福的时刻，沐浴之后穿上美丽的本族衣裳，带上家人许过愿的哈达，黄昏未至就到祖拉康；边念皈依经边拨动囊廓路上的308个转经筒，跟熟识的古修啦互道新年祝福，向鲜花丛中的嘉瓦仁波切法座顶礼磕头，听祈愿法会上翁则（领诵师）低沉的领诵和众僧悠长的合诵，等着从厨房跑来的古修把一勺拌有酥油、白糖和蕨麻的米饭扣在伸出的手掌上，别提多好吃，就怕被烫着；当时辰一到，殿门打开，无数等候在外面的信众像脱缰的野马一拥而入，因为太渴望朝拜金碧辉煌的觉仁波切，一些年轻力壮的藏人不排队，眼看着挤得人群东倒西歪，同样很有力气的古修就使劲往回拽，实在拽不动，只好拿长长的棍子敲打他们，待威风凛凛的八廓街派出所警察出现，秩序就会不得不井然。
“我总是站在旁边，用相机记录着眼前激动人心的情景：人头攒动，人影摇晃，人声訇响；金色的光芒中，觉仁波切含笑看着虔诚的众生。我最期待的是，在旧岁跨入新年的子夜十二点时，听古修啦说，当那一刻，把额头放在觉仁波切的膝上虔诚祈祷，可以看见神秘的如意之宝环绕佛身，当然惟有福、有缘之人才能目睹。这真像是一个美妙的神话啊，我情愿成为神话中人，沉浸其中；可又难免不去思忖在那没有钟表的从前，又是如何判断辞旧迎新的一霎那呢？
”有一次，原本是想在嘉瓦强巴（未来佛）像下祈祷一夜的，可我捧着绛白央（文殊菩萨）的经书才念了三圈就睡着了，醒来已至早晨，而在我的身后，朝拜的信众排着长长的、长长的队。举着酥油灯的拉萨人往往仪态万方，无论男女皆都温良谦恭。洛嘎（山南地区）和日喀则的农民握着零钱，弯着腰身，显得拘谨。安多和康的牧人最令人心疼，穿着厚厚的羊皮袍，捧着哈达和最好的酥油，头微微地抵在前面那个人的背上；每个人都相同的姿势，一个倾身挨着一个，温顺地、缓慢地靠近着佛，就像草原上，夕阳西下，羊儿归圈，牧人会将它们的犄角相交，挨着挤奶……牧人与牛羊朝夕相处，胜似亲人，彼此间其实无比相似，这是我的发现，似乎从未有谁看出人与动物之间如此亲密地相似。”
除了这样的文字，正如法国作家布朗肖在《灾异的书写》中所说：“很多碎片记录了灾异的痕迹”，从2000年起，我依凭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其中多幅照片记录了1966年8月24日，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中，大昭寺惨遭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破坏，遍地狼藉的场景——做了有关西藏文革的调查与采访，七十多位受访者的口述有不少涉及大昭寺，且容我略作概述如下：
在“破四旧”之后，即1966年8月被砸至1967年以前，遭受重创的大昭寺被设为“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全拉萨在“破四旧”时收缴的部分“四旧”集中于此，由拉萨市公安局局长带领工作组在此驻扎数月，寺院里的经版、经书、唐卡等成为做饭烧茶的燃料。
1967年6月，西藏军区派一个连的兵力进驻大昭寺，原西藏军区司令员陈明义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称“对该寺重要佛像实施了严密的保护”，事实上，除了身上所有装饰被掠、且被红卫兵用镐头砍过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及一两尊塑像幸存，其余的，凡是金属佛像、金属法器、金属供具、唐卡器皿等等皆被军队运走，凡是泥塑佛像或被砸烂，或被倒入拉萨河中。
不知军队驻扎时间多长，但在1969年以前，大昭寺先是成为两大造反派之一“大联指”的据点之一，后又成为另一个造反派“造总”的主要据点，其广播站就设在三楼日光殿一侧临街的屋子里，数十名“造总”成员住在寺内。这期间，大昭寺继续遭到破坏。由于该广播站的宣传攻势很猛，1968年6月7日，遭到支持“大联指”的解放军冲进大昭寺开枪射杀，12位藏族红卫兵被打死，伤者更多。在大昭寺发生的血案令拉萨哗然，震动了北京，毛泽东和林彪均对此作出批示，批评军队“支一派压一派”。
1969年至1970年代初，大昭寺被拉萨警备区司令部占据。一层数十间佛殿成了猪圈，连如今僧众举行法会的大经堂也被改成猪圈，臭气熏天的猪到处乱拱乱叫。释迦牟尼佛殿没有改成猪圈，毫无任何装饰且遭受创击的觉沃佛像，盘坐在漆黑的佛殿深处。二层的数十间佛殿则成了军人宿舍。一位当时送猪饲料的居民说：“他们把大经堂的一角辟成茅厕，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把尿撒在地上；大昭寺的另外一部分成了牲畜屠宰场。”一位当年的红卫兵也说：“大昭寺除了被当作猪圈，还作过屠宰场，当兵的在里面杀猪拔毛。”
1970年代初期，大昭寺被改成拉萨市委第二招待所。拉萨人称其为“招待玛波”，意思是红色招待所。许多殿堂又都改成了招待所的房间，一层和二层那些佛殿的门框上都写着号码。墙上的壁画被烧茶、烧水的火苗和水汽熏得破损不堪。投宿者有男有女，有干部也有乡下人，有藏人、汉人也有别的民族。服务员有男也有女，多为藏人，没有一个僧人。一位大昭寺的老僧说：“那时在觉康上面的金顶那里，曾经盖过一个厕所。在护法神班丹拉姆（即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塑像那里，用木板隔了男女两个厕所，是招待所的厕所。”
当时，拉萨市委还在大昭寺的大经堂内召开会议。前院的庭院“金戈”一度是放映革命影片的露天电影院。一些僧舍被设成拉萨市政协的办公室和宿舍。
1972年，曾在文革初指示“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考虑保留几所大庙”的周恩来，在接见西藏军政官员时说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日建交，全国将采取有领导的开放，西藏也不例外。据说与中国交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打算访问拉萨，朝拜大昭寺。于是批示修复大昭寺。在经历了文革批斗的71岁的德木仁波切的指导下，依凭五世达赖喇嘛著述的有关大昭寺佛像目录的记载，众多的传统工匠及画师夜以继日地边回忆边修复。
1974年，修复大昭寺的初期工程完成。然后从靠近拉萨市公安局的一个仓库，那里堆放着从很多寺院没收的佛像，从中挑选了不少佛像送到大昭寺，重新装藏、修补。又从色拉寺、甘丹寺和哲蚌寺调过来一些老僧。当时拉萨流传一句话：“拉的确凉，规尼北依拉。”拉的意思是佛，规尼的意思是管理寺庙的香火僧，北依拉是对回族的称呼，而的确凉既不是纯的毛料，也不是纯的棉布，用以比喻不纯的东西。这句话的意思是，佛像不是原本的佛像，而管理寺庙的人是外道。
逐渐地，被当作“四旧”砸过的大昭寺又允许香火缭绕，祈祷回响。法国记者董尼德在1985年获准访问拉萨时，面对大昭寺里“崭新的菩萨塑像及刚完成的壁画”，“感到震惊与不安”，认为自己“就像是置身在歌剧院的舞台布景里似的。仓卒地整建、翻新、维修的结果，只是把几乎毁灭一种文化的政治风暴所造成的破坏情景，加上愈描愈黑的注解而已。”但无论如何，堪称幸事的是，广大佛教信徒重又见到了劫后余生的觉沃佛那悲悯众生的微笑。一位曾入狱七年、劳动改造十三年，直至1981年才回到大昭寺的老僧，在2003年3月的一天含着热泪对我说：
“文革结束后，重新修复的寺院再次开放。经过了那么多年不准信仰宗教的岁月，人们已经很多年没进过大昭寺了，所以来朝佛的人特别多。当时还向信徒售票，就在今天信徒磕长头的大门口还架着栏杆，每天只卖两千张票，每张票一毛钱，所以很多人从夜里就开始排队，常常排队一晚上，睡觉就睡在地上。那时候大昭寺整天开放，天黑了，如果不赶紧关门的话，还会有很多人进去朝佛。可怜啊，那么多的藏人，已经有那么多年没朝拜过大昭寺，没朝见过觉仁波切了。很多人都哭。边哭边说，想不到这一生还能有机会见到觉仁波切，没想到啊，还会有这么一天。后来班钦仁波切（十世班禅喇嘛）回到拉萨，在大昭寺举办法会给信徒摩顶时，排队的人都排到了邮电大楼那里，有几公里长。有一个人还被挤死了。信徒是那么多，突然间，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不光是老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这是文化大革命时候不敢想象的，就像是被堤坝拦住的大水一下子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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