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了，28岁的11世班禅喇嘛，你在哪里？

今天是这个孩子28岁的生日，我们却不能对他说一声“生日快乐”，因为他在年仅6岁时就被失踪了。

才6岁，他就不见了。中国当局的说法是：他和其他孩子一样，幸福地生活在祖国大地上。

他的名字是第11世班禅额尔德尼·根敦·确吉尼玛，1989年4月25日出生于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嘉黎县，父亲名叫贡确平措，母亲名叫德庆曲珍，他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整整22年了，他在哪里呢？我们的11世班禅喇嘛。

以下是我写的两首诗（英文译者是A.E.Clark先生。第一首诗的原题是《十二月》，与当时听闻11世班禅喇嘛事件的时间有关，现改为《十一世……》），数年来，每逢今日都会重温、再贴……

十一世……

1、
听哪，大谎就要弥天
林中的小鸟就要落下两只
他说：西藏，西藏，正在幸福

愤怒的女孩不节食
遍地的袈裟也在变色
他们说：为了保住这条命

但那一个，啊！
滚烫的血液，滚烫的血液
谁在来世放声恸哭？

2、
乌云！崩溃！
这是我此刻的幻象

我也知道，此刻沉默
就永远沉默

千万张拉长的脸啊
请敞开心扉

那颜色尤为绛红的人
牺牲一次

因为生命之树常青
灵魂，就是灵魂

3、
更大的挫折！
万木从未有过的凋零
小人物噤若寒蝉

那样合拢的双手
却被生生斩断
要填满鹰犬的胃

啊，一串无形的念珠
谁有资格，从肮脏的
尘世，毅然拾起？

1995-12，拉萨

班禅喇嘛

如果时间可以抹煞谎言，
十年是否足够？
一个儿童长成聪颖少年，
却像一只鹦鹉，喃喃学舌，
那是乞求主子欢心的说辞！

另一个儿童，他在哪里？
他手腕上与生俱来的伤痕，
是他的前世，在更早的十年
在北京某个暗无天日的牢房，
被一付手铐，紧紧地捆缚。
而今，渺无音讯的儿童，
是否已经遍体鳞伤？！

如果黑暗有九重，
他和他，身陷的是第几重？
如果光明有九重，
他和他，神往的是第几重？
也许就在黑暗与光明的每一重
他在身陷着，他在神往着......

贡觉松！如此颠倒的人世间，
怎样的无常之苦，
竟在班禅喇嘛的身上轮回示现！

（贡觉松：藏语，佛法僧三宝）
2005-10-12，北京

11th Panchen Lama

1．
"Hear ye!" The big lie shall blot the sky,
Two sparrows in the wood shall fall.
"Tibet," he says, "Tibet is fine and flourishing!"

The furious girl will not bite her tongue.
Everywhere the monastic robe has lost its color.
They say: It's to save our skin.

But that one, oh,
The steaming blood poured out, the hot blood!
In the next life, who will grieve for him?

2．
Storm clouds! Doom!
In my mind's eye I see.

I know if I don't speak now
I'll be silent forever.

Sullen millions,
Lift up your hearts.

He was sacrificed once,
That man of deep red hue.

But as the tree of life is evergreen,
A soul is always a soul.

3．
A worse defeat!
Thouands of trees, blighted as never before.
The little folk are quiet as a cricket in the cold.

The pair of praying hands
Was chopped off
To cram the bellies of kites and curs.

Oh, that rosary unseen,
Who is worthy with a firm hand
To pick it up from the slime of this world?

December 1995, Lhasa

The Panchen Lama

If time can cover up a lie,
Is ten years enough?
A child matures into a clever youth,
But like a parrot, mumbles by rote
The phrases that will please his masters.

The other child, where is he?
The scar-like birthmark on his wrist recalls
His previous life, before, when for ten years
He sat trussed with tight handcuffs
In some Beijing cell no ray of light could reach.
What bruises mar him now,
The child no one hears from?

If there are nine levels to the darkness,
At which one are they trapped - he, and the other?
If there are nine levels to the light,
To which do they aspire - he, and the other?
Perhaps, in each phase of darkness and of light,
Where one is trapped, the other aspires.

Kunchoksum! The world's turned upside down,
That the pain of impermanence,
Of samsara, has struck home to the Panchen Lama!

12 October 2005, Beijing

唯色：不会止于怀念的怀念——忆埃利亚特·史伯岭

4月8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追思会，悼念悼念中亚研究系教授、长期就任图伯特研究计划主任的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

不会止于怀念的怀念——忆埃利亚特·史伯岭

唯色

怀念绵绵无期。距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1月29日的猝然离世近三个月了。我依然记得惊闻噩耗时的感受：难以置信，悲痛万分，追悔莫及……近三个月了。虽然当时的伤情已渐渐平复，但在内心却有一种缺失在蔓延。是的，巨大的缺失、空缺，无法填补，这实在是令人哀伤。

4月8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了追思会，悼念中亚研究系教授、长期就任图伯特研究计划主任的埃利亚特·史伯岭。在场的有国际藏学界的知名学者、埃利亚特·史伯岭的同事及学生，以及他的女儿、他的挚友。我也受邀，以Skype连线的方式第一个发言，如是说道：

我们今天在这里怀念埃利亚特·史伯岭，并非出于普通的朋友之间、同道之间的一种责任或义务，更不是出于尘世间的世人们总是对遗忘的担心。因为，像埃利亚特·史伯岭这样的人，无须出于责任、义务或不被遗忘，才去纪念他，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发自于深深的爱戴和怀念，而聚在一起。我在我的博客上写过，两年前在达兰萨拉由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出版的那本送给他的书：《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Papers for Elliot Sperling》，既是一份表达敬意的礼物，更铭记着深厚的情谊，尤其重要的是，见证了他是一位多么宝贵而稀有的人：智者，善者，勇者，义人……

这本书收录了31篇向埃利亚特致敬的文章，分藏文5篇、英文25篇和中文1篇，令我深感荣幸的是，那篇中文文章是我写的，其实记录的是与埃利亚特交往的诸多片断、美好的或者伤感的回忆。而在座诸位中，一定也有多位朋友写的文章收录于此书。我还没有收到这本书，不过我听埃利亚特说过，在一次藏学会上，中国的藏学家沈卫荣看到这本书，有点不高兴地对埃利亚特说，为什么把唯色的文章放进书里？她又不是学者，她是一个活动人士！埃利亚特就说，这本书里都是朋友们写给我的文章，唯色是我的朋友，有她的文章没什么不对。埃利亚特还说，而且唯色是一个很好的作家、诗人、知识分子。我在skype上听埃利亚特这么对我说，感动坏了。

我想说的是，埃利亚特是一个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的人，他的另一个形象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愈显宝贵，而超乎他作为杰出学者与教授等形象。我在2014年写的一篇散文中这样写过对他的认识：“正如我的藏学家友人Elliot Sperling，尽管他的研究在于图伯特历史和中藏关系，但他同时对图伯特的政治问题、人权问题等现实问题非常关注。他曾这样解释他对西藏问题（他会修正说是‘图伯特问题’）的关心，乃基于对公民社会的根本价值予以认可幷捍卫的立场，而这与民族与国别无关，却因此支持图伯特救亡图存的斗争事业。”我也在怀念他的文字中这样写道：“他不只是学识卓越并具有启发意义的学者，更是一位捍卫人类根本价值的人。他一直以来的行为，正如加缪所说，‘不会止于个人的义愤，又具有对他者的关怀。’”

当然，在座各位都一定比我更了解他，更多与他的接触、与他在一起的时光，更多与他分享过他的生活与思想、工作与事业。所以，我只是从我的角度，以我的方式，在这里向大家讲诉我心目中的埃利亚特。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对失去非常重要的友人的我来说，如同一次疗伤。

想起来，最早其实是在2006年，在一次通过网络连线的视频采访中，我见到了埃利亚特。当时是这样，我依照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完成的图文书《杀劫》在台湾出版，美国之音中文部为此做了一个访谈节目，参加者有我和埃利亚特，好像还有一位藏人学者，但我忘记是谁了。那时我已住在北京，我是去了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来参加这个访谈的。整个过程很紧张，就像是做一件需要保密的事情，再加上我是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更加紧张。那也是我第一次通过视频连线见到埃利亚特，对他流利的中文以及对西藏文革、中国状况的分析，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真正见到他是在2010年夏天（很抱歉，在那本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出版的书中，这个时间我写错了，写成了2009年）。他那次来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呆了五天，我们见过三次：在我家、去胡同，以及送他去机场。我惊讶于他学识的渊博，方方面面，犹如百科全书，更像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令我耳目一新，犹如看见一个辽阔的世界。

这样的感受随着这之后的联系及见面更为深刻。2011年埃利亚特来北京，在北大做了几个月的访问学者，我们经常见面，去了北京好多地方，我最记得的是，他总是肩挎着一个很重的书包。我们聊起天来没完没了，其实我真的是受益无穷。对了，那次他还请我去国家大剧院看歌剧《卡门》。后来王力雄又请他和我的好友，我们一起去看了朝鲜歌剧《卖花姑娘》，非常特别的感受。我们还去了承德参观了“小布达拉宫”，有很多有趣的发现和经历。2012年埃利亚特来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们又一次相聚，那次还见到了寇琳，埃利亚特的女儿，美丽的寇琳。

2013年我的处境很危险，因为我记录、报道、评论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多次遭到软禁在家的对待。那年几乎有半年我和王力雄都处在软禁中。有比较长一段时间，埃利亚特每天上午都会在Skype上呼我，看我是否又度过了安全的一日，然后，他会开心地、大声地用藏语说“亚布热”，又用汉语说一遍：“不错！”

实际上，埃利亚特不只是对我和王力雄这样牵挂，他对身陷囹圄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关心、支持和呼吁，更是世人皆知。

我还要提及一件事。20135月，鉴于中国政府对拉萨老城以改建为名进行破坏的事实，埃利亚特在国际藏学界发起呼吁，有130多位各国藏学研究者联署，在“致习近平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开信”上指出：“此种毁坏……不仅仅是西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将使得“拉萨变成一座21世纪初的旅游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固有的传统文化”，幷要求立即停止对拉萨的破坏。当时，这封公开信由李骏迅速翻译成了中文，发在了中文网络上。我在我的博客上转载过，外媒也报道了。尽管呼吁未能起效，但足以表明中国政府的行为多么糟糕。

结识埃利亚特七年了。我记得埃利亚特给予我的太多帮助，无论大或小。小到甚至一个藏文词汇的翻译或含义。此刻想起令我内疚，竟拿这么小的事情去麻烦他，占用他的宝贵时间，虽然他从不拒绝。大到比如翻译纪录片《对话》的字幕，去年夏天还帮我修订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我关于西藏文革的访谈，那篇英文稿因为是从中文访谈翻译过去的，有很多细节上的问题，实际上埃利亚特等于是重写了一遍，但他从不介意，只要求助他就会援手。总的来说，总是我在麻烦他，而他更多的是提供各种帮助。

结识埃利亚特七年了。虽与他经常聊天、交流，也读过他的一些译成中文的文章，但对他的生平、思想及研究的了解只是概貌，如今这令我深觉遗憾。也因此，我需要提及的是，居住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她也是图伯特问题的研究者和图伯特历史的记录者，她曾于2014年7月在纽约对埃利亚特做过一次访谈。尽管访谈尚不足以概括埃利亚特的经历、思想与学术精粹，但非常重要，比如其中谈到，通过对蒙元时期、中国明朝时期、满清时期的汉藏关系的研究发现，虽然满清的版图上有图伯特，蒙元的版图上也有图伯特，但那种关系跟中国政府所说的很不一样。事实上，蒙元与满清是两个“征服政权”，也即是征服了中国的异国政权。如果西藏真的是属于“中国”，那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明代，因为明代并非征服政权。而在研究了明代的汉文资料和同时期的藏文资料之后，埃利亚特的结论是：明代汉藏关系差不多就是没有关系。另外，埃利亚特还分析了今天的中国人对图伯特问题的态度与立场。他实事求是地批评道：“大多数中国人对西藏问题根本不关心。有些海外中国人支持‘中间道路’，他们不是面对境内西藏，而是面对达赖喇嘛，像一些境外的藏人，像一些外国人一样，他们支持的不是图伯特，他们附和达赖喇嘛，愿意把他看成神。而有些人支持达赖喇嘛则是为了自己的某种虚荣，利用达赖喇嘛的名字光耀他们自己。这样的人不仅境外中国人里有，西方人也有，流亡藏人领导层里也有。”

我同意埃利亚特的观点。为此我不仅将唐丹鸿的访谈全文发布在我的博客上，出于让更多的人了解，尤其是非藏学界的人们了解，我还将这篇长篇访谈做了摘要整理和补充，然后在自由亚洲的中文专栏和藏文节目中做了连载介绍，受到关注。

大家都知道，埃利亚特是个非常幽默的人。2014年夏天，独立电影人朱日坤去埃利亚特纽约家里对他做过一个采访，是因为他之前抵达北京国际机场，不但被拒绝入境，且被中国警察带到小房间拍照、盘问，禁止使用手机，上厕所被跟，被扣留1个半小时，且被修改原机票的返回日期，随后被迫返回。而那几天，我和王力雄因为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北京，被软禁在家，不能出门。朱日坤拍摄了埃利亚特对我和王力雄说的话。他用中文说：“你们看这是我的公寓，在纽约。刚才，拍了一个小视频，讲了我的经验。我还是想念你们啊。我很难过，我们不能直接见面了。我知道你们现在，在这个被软禁的情形之下，你们不大舒服。我希望你们门外的那个，公安大学的学生和国保，都非常、非常地不舒服。希望在门外有好大的蚊子，在咬他们。哈。我希望北京的气候，这几天很闷热！但是我也希望你们在公寓里面，至少有很舒服的冷气。好吧，我还想，我还希望我们有一天会见面，直接见面。再见！”

是的，他一直希望我们有再见的一天。他总是说，“我常常怀着一种希望：有一天能够带你们来看我的故乡纽约。”我有时候称他“格啦”，但他更乐意我直呼他埃利亚特，说我们是朋友，真正的朋友。去年12月22日的中午，是他的深夜，他在skype上给我留言：“我也必须问你们：不但有当局的威胁，现在也有当局创造的环境威胁！怎么能够呼吸？我为你们担心！”是的，那些日子，北京重度雾霾，窗外毒气滚滚，什么也看不见。实际上北京已经经常陷入雾霾中，比如此时此刻又是雾霾天气。今年元旦那天，埃利亚特在Skype上写了这句话：“北京总是有雾霾，是生态灾祸。”

最后我要说的是，（其实我在一个多月前，在纽约举行的追思埃利亚特的聚会上，委托寇琳转述过我的这段话）：“感谢你，亲爱的Elliot，这七年来给予我的帮助和启迪。记得在你送给我的礼物中，有音乐大师、加泰罗尼亚人Jordi Savall的三张唱片，你还特意将唱片上的一段话译成中文发给我：‘没有感情就没有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文明；而没有文明，人类就没有未来。’”

2017年4月21日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转载请注明。）

注：图片转自Facebook。图1是埃利亚特•史伯岭的同道及亲友建立的纪念网站：http://elliotsperling.org/。

唯色：对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2014年访谈的介绍（四）

2012年6月，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在北京与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合影。

对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2014年访谈的介绍（四）

文/唯色

国际藏学界的顶尖人物、藏中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不知疲倦的人权活动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又写艾略特•史伯岭），1月29日在纽约家中去世，时年66岁，遗下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作为与他结识近七年的朋友，我虽与他经常交流，也读过他的一些译成中文的文章，但对他的生平、思想及研究的了解只是概貌，这令我深觉遗憾。幸而居住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于2014年7月27日对他做过一次访谈。尽管访谈尚不足以概括埃利亚特•史伯岭的精粹，但也非常重要，故在此做摘要介绍。

9、如何看待中国说“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访谈中也谈到了新疆问题，以及中国所说的“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

史伯岭教授说：首先，我是这样看的，图伯特和新疆1949年以来的历史，流了那么多血，遭受了那么残酷的统治，经过历了这样的历史之后，他们的未来必须由他们自己决定了。有的人问我认为图伯特是否应该独立？我说，这不是我的事，这是图伯特人的事。当然我还是想像过，如果图伯特独立了，我最大的愿望是，图伯特与中国是平等的、友好的。我希望双方都是民主制国家，我还希望中国人继续到图伯特，当然不是控制经济，而是来旅游，学习佛法，帮助发展。我也希望博巴去中国学习，希望民族学院还继续存在，双方平等互利，两个国家都在联合国有位置。我不愿意看到双方留下仇恨……这是我由衷的希望。我认为，图伯特的未来，应该通过民族自决权来决定。图伯特的历史是一个大悲剧，凭这一点，图伯特人就有权说，他们要什么样的未来。

新疆也是一样，经过了这样残酷的统治，肯定必须由这些人自己，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愿了，在没有专制制度的压力下，他们应自由地说话，这是他们的权利。至于说新疆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当然是歪曲历史。中国说在新疆发现了汉代的文物，这就证明新疆属于中国了。但是，丝绸之路上，每公里你都可以发现什么；在罗马，也发现了中国的古钱币，那就能说欧洲属于中国吗？这是没有道理的。中国这样的说法，跟宣称在南太平洋的权利是一样的性质，但是在新疆的说法更疯狂。近几个世纪以来，新疆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政治背景等，跟中亚有最接近的关系，跟中国却没有什么关系。中央亚细亚民族，他们被并入沙俄帝国的版图，然后是苏联的版图，而现在，他们不再在俄国版图内了……新疆历史是复杂的，不能说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是谭其骧的“历史方法”。历史总是变化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一定是下个世纪版图的形状。

中国以历史上曾经几年、几十年统治过这些地区，就把他们当作中国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这样的认同也是一个大问题，“少数民族”是中国独创的，不是一个自然的种类。什么是“少数民族”？有什么特点？每个民族都是不一样的，可是你看中国八十年代的资料，关于“少数民族”，只有“能歌善舞”、“色彩缤纷”什么的，除此之外，比如藏族、壮族、彝族，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共同特点？语言、文学、历史……都没有共同点。

按照维吾尔人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他们应该是属于中央亚细亚，中国根据他们的当代史，把维吾尔归于东亚文化圈，然而从历史观的角度看，维吾尔是属于中央亚细亚文化圈的。中国官方表述西藏古代壁画的年代、寺庙建造年代、图伯特历史文物什么的，不用公元多少多少年，而是用中国历法，什么唐代的、宋代的。对新疆也是这样，很明显。我们都知道在新疆的原住民，他们的祖先有印欧的、中亚的、突厥的等等，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的语言也是印欧的语言、突厥语等，但是中国的理由是：自从有一个中国汉人进入了那里，那里就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对南洋的领土主张也是一样的，只要郑和到过那个地方，那里就是中国的了，这当然要和别的国家发生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毫无逻辑。

10、关于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

唐丹鸿问道：您为了营救伊力哈木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那么，您也研究“新疆”问题吗？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在“新疆”问题方面的工作？

史伯岭教授说：我对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的状况感兴趣，但我不愿意说自己是新疆问题的专家。伊力哈木·土赫提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你看伊力哈木办的网站“维吾尔在线”是很重要的，有很多关于维吾尔的信息、新疆的信息，就登在这个网站上。我最早关注他是在2009年，他被公安控制了，大家都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我因此在一封呼吁释放伊力哈木的公开信上签了名。但我是在2012年才面对面地认识他，非常高兴的会面，就这样成了朋友。我就请他来美国，到印地安纳大学做访问学者，安排的是2013到2014年，一年。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在机场被抓了，不准他出境。他还经历了好几次软禁。今年（2014年）一月他被抓捕了。从那时到现在（2014年夏天），只有他的律师见到他，只见到一次。他的情况很糟糕，被粗暴地对待，我当然对他的人权状况很担忧。我和伊力哈木常常交谈，我知道他不支持东突独立，再说他的文章是用汉语写的，他的维吾尔文非常棒，但是他用汉语写作，他希望中国的汉人能够通过他的网站和他的文章，了解在新疆发生了什么，中国政府做了什么。他主张对话。正如王力雄说的，伊力哈木并不支持东突独立，在维吾尔知识分子里，他可能是少数不主张独立的。他主张对话，可你看中国政府怎么处理他？说他是分裂主义者，说他赞扬了恐怖活动等等。中国政府如此对待愿意对话和妥协的人物，使维吾尔人完全绝望了。

11、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与巴以问题的相似与不同。

在访谈中，唐丹鸿问起如何看待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与巴以问题，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做了清晰而有启发性的剖析。

他说：这几个问题存在一种相似性，就是错综复杂。有些西方人虽然说支持西藏，但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西藏问题的很多方面。中东问题也是如此，许多人说支持巴勒斯坦，或支持以色列，却并不是基于了解了这个问题的多方面之后。所谓的支持，无论支持哪一方，很多属于一种心态上的因素，跟人和文化有关，却忘记了问题的本性。实质问题是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复杂性。

穆斯林世界也有反犹太传统，虽然并非每个人如此。过去很多穆斯林社会没有对个人的认同，都是认同族群或团体，的确存在过排犹问题。西方世界也是这样，历史上经常发生针对犹太人的骚乱和排犹事件。德国历史上，中世纪的时候就有了“犹太人要发财了，要屠犹，不能让他们发达”的说法。我不是说要原谅以色列现在的政策，我很不喜欢内塔尼亚胡，也不认同利库德的政策。我的意思是，阿拉伯世界的确存在反犹势力，巴以冲突不是单方面的问题。我必须说，我是反对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殖民政策的，而且我认为以色列是可以和阿巴斯对话的，他作了很多妥协，这方面他比阿拉法特还好，但是他却没有获得机会，这是以色列的大过错。

可是有些人没有看见问题的多方面，对哈马斯抱一种幻想的看法。比如在加沙，以色列撤出了八个月后，边界都没有关闭的，哈马斯从加沙攻击以色列，大家对此好像视而不见，可是以色列打了哈马斯，大家就都看见了。这说明外界支持西藏的、或者支持巴勒斯坦的，很多属于一种心态上的因素，跟人和文化有关，却忘记了问题的本性。我还是要强调，说这个，并非要原谅以色列的政策。在西藏问题上也类似，有些人并不真正了解问题的复杂性，比如像我批评达赖喇嘛、批评流亡政府，他们就说“你是反对西藏的，你是反达赖喇嘛的”等等，实质问题是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复杂性。

巴以问题是一个大悲剧，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两个民族都有权利建国。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与巴以冲突却有截然不同的方面。中国不占领图伯特，不占领东突厥斯坦，并不存在汉民族的存亡问题。而巴以问题涉及的是两个民族的存亡，当然应该相互妥协，也应承认两方面各有过错。

现在一般人用脸书或推特，看和接受简单的观点，对巴以冲突或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也简单地看待。现在也有人说“维吾尔人都是恐怖分子”，第一，有恐怖活动当然要承认，但不等于他们争取自由的运动是恐怖运动；第二，不能因为他们中有人使用了某些恐怖的手段，就说所以中国的镇压是正当的，正如巴勒斯坦人也使用了恐怖手段，那并不等于内塔尼亚胡和利库德是对的。另一方面，在以色列社会，有的人反对内塔尼亚胡、反对利库德的巴勒斯坦政策，他们可以示威抗议，有些反对占领政策的军人，就拒绝去西岸或加沙服役，在中国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可是如果你问一般的西方人，巴勒斯坦人、西藏人或维吾尔人，他们谁的情况更糟？他们会说是巴勒斯坦人。

实际上，西方和穆斯林世界仍然存在犹太问题或反犹主义。史伯岭先生对此做了触及各方面的分析。指出，这些人不承认他们反犹，可他们不知道这些话语反映出他们受了某种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认为犹太人是特别坏的。当然如果你直接问他们是否这样认为，他们会否认。在过去他们可以公开这样说，因为那时有反犹的社会基础，他们无所顾忌，现在他们虽然不会公开承认，但其实就是受了反犹思想的影响。

最后，史伯岭一再强调，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可是大家只想看简单的一面。1967年以前，美国人认为以色列是好的，阿拉伯人是坏的，现在又反过来了，很多人喜欢简单看问题。以至于，当跟人解释问题的复杂性时，他们又说“噢，你支持内塔尼亚胡”；在印度也有藏人说“噢你是支持中共的，你批评我们，不批评中共”，也有人说“史伯岭每次都能获得中国签证，他肯定是中国的特务”。这就像有一个疯子说“唯色为什么没有被抓？她肯定是中共特务”，而伊力哈木被抓以前，也有人这样说他。史伯岭教授幽默地说，“现在我被中国拒绝入境了，不知那些说我是中国特务的人会怎么想。”（完）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唯色：对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2014年访谈的介绍（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7/03/2014.html

唯色：对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2014年访谈的介绍（二）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7/03/2014_11.html

唯色：对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2014年访谈的介绍（三）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7/04/2014.html

English PEN Modern Literature Festival II - Susie Campbell for Tsering Woeser

（转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7zhtY9Y-7Y&feature=youtu.be）

唯色博客：故乡的火焰，及艺术家Ian Boyden的英译

日本艺术家Tomoyo Ihaya（井早智代）为2017年3月18日在康娘绒（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自焚的白玛坚参绘画。24岁的白玛坚参是2009年以来自焚抗议的第152位藏人。 

【唯色按：艺术家Ian Boyden把我的这首诗译成了英文。他还是诗人、作家、译者、雕塑家、书法家、书籍装帧设计师、艺术策展人。曾在中国学习中文、中文书法等，并研究碑刻、学习禅宗。现居美国华盛顿州的圣胡安岛。实际上，我写这首诗也与他有关。因为这之前我们谈到了火、火葬、火的生态，等等。他写道：“……火的生态特别贪食的，吃完了以后只有灰，二氧化碳。我要我的身体变成羽毛、鱼鳞、树叶，等等。这就是一个生态愿望，一个佛教生态愿望。”他建议：“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各自写一首诗，关于‘火的生态特别贪食，吃完了以后只有灰’。写了以后我们可以比较我们的诗，看看我们互相的心的形状。”是的，他也写了一首诗，比较长，分八节，如八瓣莲花。也可以说，我们各写了一首“同题诗”，只是遗憾我无法翻译他的诗。】

故乡的火焰

唯色

三月异样。迟迟不来的大风，

似要遮蔽故乡的一朵火焰。

火焰若明若暗，这是我受限的视角所致。

若在近处，无法靠近，那景象会令人心碎。

更多的房舍毁于无形之手。

更多的祈祷消失在尖厉的外地口音之中。

更多的掳掠和交易从未停止。

流离失所。尘世间的故事过于悲情。

站在二十一层高楼窗前，

犹如置身于二十一世纪的危险时刻，

无须远方，近在咫尺竟已蒙昧不清，

毒气翻涌，难怪这个国度的众生纷纷变坏。

我低头记录着忽起忽灭的火焰。

一朵，一朵，一百五十二朵还不止！

但万籁俱寂，“蘸上墨水禁不住哭泣！”[1]

却又似乎望见：灰烬中，重生的灵魂美丽无比。

2017-3-25，北京

 [1]“蘸上墨水禁不住哭泣！”为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诗句。

Flames of the Homeland

March is peculiar.

The sweeping winds are long in coming,

and dust-filled air obscures a flame

in my homeland.

From where I sit, my view is limited,

the flame bright then dark.
But even if I were nearby

I couldn’t approach it.

To behold such a sight

would break my heart.

Even more houses destroyed

by an invisible hand.

Even more prayers disappeared

in the din of harsh and alien accents.

Even more pillaging and unstoppable negotiations.

Drifting, destitute and homeless.

This world of dust, a story

full of grief.

From where I sit

at the window

on the twenty-first floor of a highrise,

it is as though I’ve placed myself

in a perilous fram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o need to distance myself.

The flames are almost within reach

but obscure.

Outside the window, the poison air

seethes and boils.

No wonder all the living creatures

of this country rot

one after another.

I bow my head to record

my homeland’s flames

that spark suddenly and extinguish suddenly.
One by one by one, one hundred fifty-

two flames and counting, unstoppable.[1]
But there’s not a sound to be heard.

I think of the poet Pasternak,[2]

who wrote “dipping my pen into ink,

I can not help

but cry.”

And I also see this:

in the ashes,

a reborn soul

beautiful beyond compare.

       Tsering Woeser

       March 25, 2017, Beijing

    (translated by Ian Boyden)

[1]The flames in this poem are the flames of Tibetan self-immolators. Since 2008, a wave of self-immolation has swept across Tibet, to date 152 individuals have burned themselves alive, many of them Buddhist monks. The majority of these self-immolations have been expressions of political protest against China’s occupation of Tibet, as well as its oppression and systematic destruction of Tibetan culture. Woeser discusses this topic in her extraordinary book Tibet on Fire (Verso Books, 2016).

[2] This line is from Boris Pasternak’s poem “February” written in 1912. There are many translations of this poem into English, however, they are all quite different from how the poem was rendered in Chinese. So, to this end, I have translate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is poem, as it carries a tone not present in English translations made directly from the original Russian.

（见自由亚洲博客，转载请注明。）

唯色：对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2014年访谈的介绍（三）

这是一本向埃利亚特•史伯岭先生致敬之书，收录了31位藏学家、作家以藏文、英文、中文写的文章。于2015年2月3日，在印度达兰萨拉的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举行了发布仪式，并当场献给了史伯岭教授。

对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2014年访谈的介绍（三）

文/唯色

国际藏学界的顶尖人物、藏中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不知疲倦的人权活动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又写艾略特•史伯岭），1月29日在纽约家中去世，时年66岁，遗下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作为与他结识近七年的朋友，我虽与他经常交流，也读过他的一些译成中文的文章，但对他的生平、思想及研究的了解只是概貌，这令我深觉遗憾。幸而居住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于2014年7月27日对他做过一次访谈。尽管访谈尚不足以概括埃利亚特•史伯岭的精粹，但也非常重要，故在此做摘要介绍。

6、在达兰萨拉和流亡藏人社区的活动不受限制

众所周知，埃利亚特·史伯岭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重要的藏学研究者，对流亡西藏的政策有建议，也有批评。也因此在访谈中，唐丹鸿询问了他在达兰萨拉和流亡藏人社区从事的活动，以及流亡政府对他的研究有没有限制或提供帮助。

史伯岭教授说：“流亡西藏的这个观点，说满清没有控制西藏、蒙古没有控制西藏，仅仅是宗教的供施关系；而许多藏人也说满清皇帝认为佛教非常好，修身养心，把皇帝看成像普通人学佛教一样，对此我有不同看法。固然是供施关系，但这个供施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皇帝知道运用巧妙的策略可以控制战略、战争，运用‘神’来击败敌人等政治手段。比如蒙元时期，忽必烈对佛教的兴趣就是如此，这是一个征服者对佛教的兴趣，认为可以用佛教来征服他所占领的国家。”

史伯岭还回顾了他于2013年5月发表在 Wrongs and alliance网站的《进逆耳忠言，盼公民社会》一文，其中有对流亡西藏的批评。他首先强调，一个好公民应该对社会有批评精神。并强调他对流亡政府和中共都有批评，但后果是不一样的。在达兰萨拉批评流亡政府，没有人会被虐待、被打死这种事情。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没有可比性，二者完全不同，但流亡政府还是有值得批评之处。他也批评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但是，无论是流亡政府还是藏人，对他都没有任何限制，不像中国政府会在北京机场阻止他入境，令他返回纽约。

而流亡西藏并没有阻止他去达兰萨拉。他一到达兰萨拉就可以使用西藏文献档案图书馆，还有西藏高等研究中心阿尼玛卿研究所，那是私立的，非政府的。他在达兰萨拉和德里藏人流亡社区也多次讲演，流亡政府并没有限制他，只要有人请他讲演都是可以的，从来没给他任何麻烦。他幽默地说：“我不能说我是达兰萨拉的元老级外国人，但是从七十年代到现在，还跟藏人流亡社会保持接触的外国人很少，我算其中之一吧。”

史伯岭教授也提到了他批评中国政府藏人们很高兴，但批评流亡政府他们就不高兴，而他是就事论事。不少藏人他们这样说：嗯其实你可以委婉一点说，嗯其实你可以说得客气一点，他们觉得这儿可以改个说法，那儿可以修正一下……可是长此以往，你会连你自己在想什么都不知道了，连自己的思想都不认识了。

史伯岭教授进一步说明：比如我认为，因为实行“中间道路”政策，藏人流亡社会很多人就绝望了，他们不会公开说出这种绝望，于是就放弃抗争去谋个人幸福，设法获得美国绿卡、设法移民到西方国家，实际上现在很多流亡藏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说，“现在的中国是流亡领导层幻想的中国，未来的西藏是流亡领导层幻想的西藏”。是啊，事实上，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不可能存在一个有人权的、自由的西藏。

7、如何看待中国人支持“中间道路”？

在访谈中，唐丹鸿提了这个问题：2008年以来，在海外的汉藏交流中，也有很多华人支持“中间道路”，您怎么看中国人支持“中间道路”？

史伯岭教授说，在中国很多人都知道达赖喇嘛是谁，政治上中国指责他，但不少人从佛教意义上还是把达赖喇嘛看成是 “活佛”。他们支持“中间道路”的因素，跟藏人支持“中间道路”的因素一样，是因为“中间道路”是达赖喇嘛提出的，却没有去思考“中间道路”的非逻辑性。如果仔细思考，就应该明白，“中间道路”在中国是不可能实行的，不可行。中国当局很希望达赖喇嘛坚持幻想的、没有希望的、不可能实行的“中间道路”，乐见达赖喇嘛就这样跟国际社会、跟各方人士反复讲“中间道路”，因为这对中国当局来说，是浪费达赖喇嘛时间的理想方法，他们就这样等着达赖喇嘛逝世。即使有一些支持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中国人，他们也不是大多数。大多数中国人对西藏问题根本不关心。有些海外中国人支持“中间道路”，他们不是面对境内西藏，而是面对达赖喇嘛，像一些境外的藏人，像一些外国人一样，他们支持的不是图伯特，他们附和达赖喇嘛，愿意把他看成神。而有些人支持达赖喇嘛则是为了自己的某种虚荣，利用达赖喇嘛的名字光耀他们自己。这样的人不仅境外中国人里有，西方人也有，流亡藏人领导层里也有。

史伯岭教授说，达赖喇嘛和一些流亡藏人说“我们在中国有很多朋友，中国人越来越了解我们的立场……”，这不对，不符合事实。有些人问“中国人对西藏问题有什么看法？”实际上一般的中国人想都不想西藏问题，他们根本不管。可是如果西藏发生了大事，他们就听政府的说辞，他们就说“我们不是把西藏解放了吗？他们还要背叛我们？他们还不感谢……”，还有很多人说“西藏人很落后，很野蛮，他们没有发展……”。一般的中国人，当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政府有冲突的时候，他们才生政府的气。他们没有公民意识，只要与他们自身无关的事，他们根本不管，或者害怕触碰。他们不会去想：这些少数民族和政府发生冲突，是怎么回事？也许这些少数民族的想法也是有道理的？2008年，很多境内的博巴都有这种经历：一些在北京的藏人，他们受到了各种侮辱，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知道他们是藏族后，就拒载，甚至骂他们，宾馆也拒绝接待他们，说“你们辜负了党和国家的大恩”等等。普通中国人心里虽然知道这是一个专制政权，但他们不愿意听、也不愿意想。实际上，新疆的情况也是一样的，维吾尔人的境况是一样的。

正如史伯岭教授在《进逆耳忠言，盼公民社会》中所写：“在某些地方，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图伯特佛教产生兴趣被解读为图伯特事业在中国国内获得了更多支持，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很多对图伯特佛教感兴趣的中国人既不关心也不了解图伯特问题及其含义（这一点倒是和他们的某些西方同伴彼此彼此）。事实上，对于人们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中国人如何看待图伯特？答案非常简单：图伯特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中根本没有一席之地。即便有人想到图伯特，也或许只是那个地方的人民曾经生活在可怕的封建压迫之下，后来得到人民军队的解放，或者只是一片与政治无关的神奇土地。事实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花时间去考虑或者关注图伯特。实际上，当图伯特走进公众视野，比如2008年的抗议期间，这种缺乏严肃的思考带来的结果就是困惑，或者更普遍的是怨恨。他们怨恨这些被中国人从奴隶般的苦役中解放出来的博巴（藏人）们明目张胆地忘恩负义。这并非忽视那些敢于抗拒中国官方媒体和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宣传，而坚持自己对图伯特问题的思考的中国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太少，如果认为他们可以将公众情绪（更不用说官方政策了）向某个方向推动，至少在目前，是对中国公民社会性质的误读，而（西藏）流亡社会的很多人确实经常犯这样的错误。”

8、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吗？

在访谈中，唐丹鸿还问道：中国异议人士里有一种观点：认为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人权问题。中国无民主，西藏无自由；中国民主了，人权问题没有了，西藏就不必独立了。您怎么看？

史伯岭教授说：这还是“大中国”思想。如果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为什么十三世达赖喇嘛不承认图伯特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他根本就不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后来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但归根结底不是共藏问题，是“大中国”的问题，是中藏问题。满清大帝国覆灭以后，革命党和民国想保留大帝国，只不过改了一套说法：我们不是帝国，我们是多民族国家……这是大中国主义，是中国“天下”观，“中”国控制着“天下”的思想。

史伯岭教授说：强调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达赖喇嘛应该也不会满意。因为达赖喇嘛常常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喜欢共产主义，那把西藏问题说成“共藏问题”，这就有矛盾了。不过，达赖喇嘛并不真的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上号称马克思主义的行政制度，都是专制制度，都没有人权。现在达赖喇嘛说他不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洛桑森格甚至说过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共产党的统治。如果不反对共产党的统治，那就是说你接受人权限制？如果没有人权限制，那就不是共产党了。

同样这个所谓的“共藏问题”，2012年底，汉人作家朱瑞与藏人作家、翻译桑杰嘉在达兰萨拉的阿尼玛卿西藏文化研究所采访史伯岭教授时也谈到过。史伯岭教授指出：“把1956年的‘民主改革’说成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是不行的。最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图伯特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图伯特人还进行了武装抵抗。当时在图伯特人的眼里，就已经清楚了中国对他们的恶行。也就是说，当代西藏问题在1956年这之前就产生了，从中国一入侵图伯特就开始了。如果把西藏问题的起源定为1956年‘民主改革’，那怎么解释图伯特人在1950年的抵抗呢？而且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重申了图伯特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时，图伯特人就有了图伯特国民感。到什么程度呢？图伯特的各阶层都有了这个国民感，例如根顿群培这些学者，都表达过这种国民感、民族感。”

史伯岭教授说：中共在中国搞了土地改革，1956年开始在图伯特搞“民主改革”。中共政权在“十七条”中所承诺的给予图伯特人的自治就很难实现了。那时，图伯特人要求实现民族统一，把康、安多和卫藏统一在一个区域内。而且中共搞阶级斗争。在中国，他们说地主是压迫者，不少中国人就相信了；但是在图伯特，使用这个矛盾却不灵。西藏没有地主，他们就把寺院说成地主，说是压迫你们的阶级敌人。但是在西藏，一般情况下，每个家庭都有出家人，图伯特人尊重喇嘛，而且，这些出家人完全不像中国说的那样剥削人，寺院的物质和经济，也根本不是中国所污蔑的那样。所以，中共用同样的说法，在图伯特就挑拨不起来阶级斗争，相反，很多人说，我们跟寺院没有矛盾，这些外来人是在毁灭我们的寺院，破坏我们的传统社会，我们跟这些外来人才有矛盾。这就产生了民族矛盾，这可以从班禅喇嘛、降边嘉措等人的书中看到这些。这个冲突越来越严重。图伯特人的民族感、国民感就会被激发出来，当然这个国民感、民族感是早就有了的，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更比“民主改革”还早。所以，“民主改革”是这个冲突发展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也知道了，1956年起在康，1958年在安多，屠杀了那么多的藏人，这些人不是“阶级敌人”，都是普通藏人啊，被杀了那么多！这是中国的政策有问题，但是他们不承认，反而说是这些藏人有问题。总之，无论是60年代、70年代、还是80年代的“自治”，都不是图伯特人期望的那种自治。图伯特人要求的自治，是除了外交和国防之外，一切权力都该在他们自己的手里。但是，中国共产党政权是要掌握所有的权力的，这就发生了冲突，图伯特人说，这不是真正的自治，境内这样说，境外达兰萨拉这边也这样说，说他们要真正的自治。不过，实现真正的自治的话，就改变了中国共产党政权最基本的原则。

“关于图伯特是否应该独立，” 史伯岭教授强调：“我认为图伯特人民应该有自决权，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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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唯色：对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2014年访谈的介绍（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7/03/2014.html

唯色：对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2014年访谈的介绍（二）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7/03/2014_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