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四）
文/唯色
（七）、大开杀戒
所谓平息“再叛”实则屠戮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便是大规模的逮捕、关押和公开处决。领导尼木民众以暴抗暴的“尼木阿尼”赤列曲珍成为著名的“反动分子”，而被第一批公审处决。大概是1970年2月，当天拉萨人几乎倾城而出，在公审大会的现场——“拉萨人民体育场”接受触目惊心的“阶级教育”。身穿暗红色氆氇藏袍的赤列曲珍被示众批斗，随后与17名藏人被押往南郊流沙河的刑场枪决。
一位在西藏当过解放军军人、后来任职厅局级的汉人，在2005年1月的北京告诉我，当时他站在被公审的赤列曲珍的跟前，非常清楚地看见：“怕她喊口号，扰乱人心，不但把她的喉管割了，还用几根铁丝穿透了她的腮帮，从这边穿到那边，再紧紧地拴在脑后，结果满嘴、满脸都流着血，胸前也是血，惨不忍睹。”
除了杀“叛乱分子”，还要杀“叛国分子”。由于不少人因不堪文革的恐怖与贫困而逃往邻近国家，有些人不幸被抓便以“叛国分子”的罪名遭严惩。一个叫图登晋美的年轻人，是拉萨中学高66班的学生，与他的女友华小青（半藏半汉）在逃亡时被捕。华小青在监狱里遭管制人员强奸，当晚自杀。图登晋美被公审处决。他的一位同学回忆说：“把他游街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他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牌子，脖子上捆着绳子，人已经快被勒死了。其实人已经勒死了。到刑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曾与中共合作而获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虚职的大贵族桑颇·才旺仁增，文革时被当作“牛鬼蛇神”遭游街批斗，没收财产。小儿子也因企图越境被控“叛国”而遭枪毙。他是个瘸子，约20岁。他的两个同伴也被枪毙，另一个女孩被判刑二十年。据说他在被处决之前已被打死，有人说他是自杀的，但就这样，他的尸体还是被枪毙了。
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当时盛行的作法是，一是将宣判死刑的布告到处张贴，被处决者的照片或名字上画有一个醒目的红叉；二是举行群众性的公审大会，被处决者的亲属必须站在最前列，公审之后便由警察和解放军士兵押上卡车全城游街，再驶往刑场予以枪毙，有些人还未到达刑场就已被拴在脖子上的绳子活活勒死。其亲属既不允许收尸，还要上交子弹费，而且还要公开表态感谢党消灭了“阶级敌人”。很多人在狱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也有很多人受酷刑而死。
名为“拉萨人民体育场”的波林卡，其大片空地成为可以集合上万人的公审大会会场。而杀人的刑场有好几处，如色拉寺天葬台附近、献多电厂旁边的天葬台附近、蔡公塘天葬台附近、古扎拘留所旁边的天葬台附近、南郊流沙河一带。要说明的是，在天葬台附近实行死刑，并非可以将死者按照西藏传统葬俗就地天葬，因为天葬的习俗属于“四旧”，早已被禁绝。在解放军的枪声中，一个个“反革命分子”一头栽倒在早给他们草草挖就的坑中，而后被盖上尘土算是埋葬于泥土之下，有的人甚至脚掌露在外面，被野狗撕咬。
1970年和1971年被枪毙的人之多，据“造总”总司令陶长松说，其中只是因1969年的所谓“再叛”被法院判决枪毙的就有295人。后来这295人中，有些人被认为杀错了，予以平反，并先后给其家人“安慰费”200元和800元，对此，陶长松讲了一句令人难过的话：
“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托几切’（藏语，谢谢），给他们200元的时候也说‘托几切’，给他们800元的时候还是说‘托几切’，这些藏族人实在是可怜啊。”
而我采访过的参与调查“边坝事件”的普卜认为远不止这个数字。他说，1970年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杀了一批人，“光是边坝、丁青两个县就有一百多人……第一批杀了，本来还要两批、三批的杀，杀它个几百几百的，因为都已经判了死刑，但第一批杀了后，第二批就不准杀了，可能发现有扩大化的趋向。73年我们去边坝落实政策时，准备要杀的、已经关在监狱里面判了无期徒刑的、判了15年、18年至少也是10年以上的，光是我去的那个乡就有好多人。”另外一位曾在当地工作的藏人也说：“说边坝再叛，一次公审枪毙就是九十多人”。
绝大多数被枪毙的人至今没有获得平反。一位历经当年“红色恐怖”的藏人感叹道：“这么多的血案啊，让我们藏人寒透了心。我们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已经对共产党失去信任了。所以87年和89年的所谓‘骚乱’，其实是跟这些伤害有关的。”
（八）、存疑的结论
1980年7月4日，胡耀邦考察西藏返回北京后，西藏自治区党委下达《关于纠正一九六九年平息暴乱扩大化问题的指示》。其中说，1969年一些地方所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极少数反动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在发生暴乱的地区，真正死心塌地地参加武装暴乱并犯有严重罪行的，只有极少数，绝大部分群众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在暴乱严重的尼木、比如、边坝、丁青四县，也并非全县发生暴乱。因此，把暴乱的地方，划为“暴乱县”、“暴乱区”、“暴乱乡（社）”是错误的。特别是把群众组织的一些错误行动定为“暴乱”或“预谋暴乱”更是错误的。因此，要公开向这些地方的干部、群众讲明，凡是在文件或讲话中划某些地方为“暴乱”或“预谋暴乱”的地区，都一律予以推倒。
同年8月14日，西藏区党委否定1969年南木林等四县暴乱问题。认为冲击了人民公社和互助组的所谓四县暴乱，是在文革中派性斗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像当时说的有一套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反革命政治目的，不能把少数坏人的乘机破坏、阶级报复定为反革命暴乱，等等。
有意思的是，明明在这些事件中，正如巴尚所说，“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59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可是，在西藏区党委的“纠正”中，却认为“是极少数反动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结论。把参与“暴乱”的“翻身农奴”都一概说成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显然也太缺乏说服力。按照中共说法，那些“反动农牧主分子”都是欺压“翻身农奴”的“三座大山”，那么他们何以会偏信偏从呢？解放军既然是解放他们的救命恩人，他们何以会恩将仇报呢？而这些疑点，又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去认真思索呢？事实上，就这一系列事件由“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在西藏一直存有争议，甚至要求彻底平反的声音也不是没有，据说十世班禅喇嘛生前就曾呼吁平反，而西藏官方却从此放下不表。
前面说过，我在采访当年的军宣队队员久尼时，她坚决否认这些事件是派性之间的斗争。她说：“自治区从来没有反悔过这个事，它定了性的，就是反革命暴乱。……它不是两派之间的过节。如果是这样，那就两派之间斗嘛，它完全是冲着解放军来的，把整个部队全给杀了。这里面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过去‘平叛’时候没有消灭掉的东西，它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尼木事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有的人到现在还把它说成是派性，那绝对不可能，不然的话，那些牺牲了的军人就成了冤魂。”
可是，只因为解放军军人被杀，就是“反革命叛乱”或者“反革命暴乱”吗？1968年7月，在中国其他地方，同样发生了杀伤军人的事件，如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破坏交通、抢劫援越物资，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事件；陕西也发生了抢劫银行、仓库破坏交通，私设电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冲击监狱等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又如何定性呢？也属于“反革命叛乱”或者“反革命暴乱”吗？
当然，196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确暴力，若不是出于极大的“阶级仇”和“民族恨”，似乎很难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故而也似乎只能以“叛乱”而不是“武斗”为此定性。可是，只要调查两派武斗的真实情况，就会发现当时双方在武斗时，其暴烈与残酷都是彼此相当的。除了使用枪炮等武器致对方于死命，其他酷刑如挖耳、割鼻、断肢也频频发生，甚至在拉萨街头出现了被另一派用铁钉活活钉死的两个“造总”成员的尸体。
再则，如果说平民杀死解放军军人是“叛乱”，那么，解放军军人杀死平民，又是什么性质呢？那些死在解放军枪下的藏人，又是不是一个个游荡在雪域大地上的冤魂呢？
事过多年，就1969年发生的一系列反抗事件而言，尽管以赤列曲珍、热群为首的众多“叛乱分子”并不符合中共所塑造的“翻身农奴”的形象，但是若要“翻案”，恐会因此涉及更为复杂的历史恩怨。毕竟点燃这些事件的导火索不是别的，正是最具文革特色的派性斗争，说到底其实是对权力的争夺，而恰恰这一点是最为敏感的。自从以“尼木事件”、“边坝事件”为代表的系列事件发生之后，几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结束了，“造总”从此一蹶不振，再无回天之力。而另一派则一统天下，甚至文革结束之后也未被撼动，至今依旧稳坐台上，继续沿袭当年“宁左勿右”的作风。颇有讽刺的是，曾不共戴天的两派中的主要干将，而今却“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杯盏交错之时重新结盟，各取所需。
即使在今天的西藏，每每提及“六·七大昭寺事件”、“尼木事件”、“边坝事件”，那些经历了文革风雨的人们无不沉默，或十分惊讶。有这么三位曾在西藏四十余年、如今皆已退休返回北京的汉人，当我在2004年1月的一个很偶然的场合与他们交谈，一人说：“不写也罢，自有历史去证明”；一人说：“不能写，因为当年从中获益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台上”；一人说：“写什么写，不过是狗咬狗，当年军队内部一个团长和参谋长因为派别不同而反目，参谋长被说成是‘叛乱分子’遭到枪毙，后被说成是畏罪自杀。可笑，军队里竟然也会出‘叛乱分子’！”
可是，怎么能不写呢？如果现在还不写，已经说不清楚的事实就会被彻底湮没，而历史是不可能自动去证明的，因为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怎么能不写呢？再不写，那些游荡在雪域大地上的一个个冤魂，就会永永远远是无法安宁的冤魂了。包括藏人。包括汉人。怎么能不写呢？除了书写，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写于2001年—2006年，拉萨、北京
再改于2015年6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