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四）

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四）

 文/唯色

（七）、大开杀戒

所谓平息“再叛”实则屠戮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便是大规模的逮捕、关押和公开处决。领导尼木民众以暴抗暴的“尼木阿尼”赤列曲珍成为著名的“反动分子”，而被第一批公审处决。大概是1970年2月，当天拉萨人几乎倾城而出，在公审大会的现场——“拉萨人民体育场”接受触目惊心的“阶级教育”。身穿暗红色氆氇藏袍的赤列曲珍被示众批斗，随后与17名藏人被押往南郊流沙河的刑场枪决。

一位在西藏当过解放军军人、后来任职厅局级的汉人，在2005年1月的北京告诉我，当时他站在被公审的赤列曲珍的跟前，非常清楚地看见：“怕她喊口号，扰乱人心，不但把她的喉管割了，还用几根铁丝穿透了她的腮帮，从这边穿到那边，再紧紧地拴在脑后，结果满嘴、满脸都流着血，胸前也是血，惨不忍睹。”

除了杀“叛乱分子”，还要杀“叛国分子”。由于不少人因不堪文革的恐怖与贫困而逃往邻近国家，有些人不幸被抓便以“叛国分子”的罪名遭严惩。一个叫图登晋美的年轻人，是拉萨中学高66班的学生，与他的女友华小青（半藏半汉）在逃亡时被捕。华小青在监狱里遭管制人员强奸，当晚自杀。图登晋美被公审处决。他的一位同学回忆说：“把他游街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他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牌子，脖子上捆着绳子，人已经快被勒死了。其实人已经勒死了。到刑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曾与中共合作而获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虚职的大贵族桑颇·才旺仁增，文革时被当作“牛鬼蛇神”遭游街批斗，没收财产。小儿子也因企图越境被控“叛国”而遭枪毙。他是个瘸子，约20岁。他的两个同伴也被枪毙，另一个女孩被判刑二十年。据说他在被处决之前已被打死，有人说他是自杀的，但就这样，他的尸体还是被枪毙了。

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当时盛行的作法是，一是将宣判死刑的布告到处张贴，被处决者的照片或名字上画有一个醒目的红叉；二是举行群众性的公审大会，被处决者的亲属必须站在最前列，公审之后便由警察和解放军士兵押上卡车全城游街，再驶往刑场予以枪毙，有些人还未到达刑场就已被拴在脖子上的绳子活活勒死。其亲属既不允许收尸，还要上交子弹费，而且还要公开表态感谢党消灭了“阶级敌人”。很多人在狱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也有很多人受酷刑而死。

名为“拉萨人民体育场”的波林卡，其大片空地成为可以集合上万人的公审大会会场。而杀人的刑场有好几处，如色拉寺天葬台附近、献多电厂旁边的天葬台附近、蔡公塘天葬台附近、古扎拘留所旁边的天葬台附近、南郊流沙河一带。要说明的是，在天葬台附近实行死刑，并非可以将死者按照西藏传统葬俗就地天葬，因为天葬的习俗属于“四旧”，早已被禁绝。在解放军的枪声中，一个个“反革命分子”一头栽倒在早给他们草草挖就的坑中，而后被盖上尘土算是埋葬于泥土之下，有的人甚至脚掌露在外面，被野狗撕咬。

1970年和1971年被枪毙的人之多，据“造总”总司令陶长松说，其中只是因1969年的所谓“再叛”被法院判决枪毙的就有295人。后来这295人中，有些人被认为杀错了，予以平反，并先后给其家人“安慰费”200元和800元，对此，陶长松讲了一句令人难过的话：

“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托几切’（藏语，谢谢），给他们200元的时候也说‘托几切’，给他们800元的时候还是说‘托几切’，这些藏族人实在是可怜啊。”

而我采访过的参与调查“边坝事件”的普卜认为远不止这个数字。他说，1970年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杀了一批人，“光是边坝、丁青两个县就有一百多人……第一批杀了，本来还要两批、三批的杀，杀它个几百几百的，因为都已经判了死刑，但第一批杀了后，第二批就不准杀了，可能发现有扩大化的趋向。73年我们去边坝落实政策时，准备要杀的、已经关在监狱里面判了无期徒刑的、判了15年、18年至少也是10年以上的，光是我去的那个乡就有好多人。”另外一位曾在当地工作的藏人也说：“说边坝再叛，一次公审枪毙就是九十多人”。

绝大多数被枪毙的人至今没有获得平反。一位历经当年“红色恐怖”的藏人感叹道：“这么多的血案啊，让我们藏人寒透了心。我们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已经对共产党失去信任了。所以87年和89年的所谓‘骚乱’，其实是跟这些伤害有关的。”

（八）、存疑的结论

1980年7月4日，胡耀邦考察西藏返回北京后，西藏自治区党委下达《关于纠正一九六九年平息暴乱扩大化问题的指示》。其中说，1969年一些地方所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极少数反动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在发生暴乱的地区，真正死心塌地地参加武装暴乱并犯有严重罪行的，只有极少数，绝大部分群众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在暴乱严重的尼木、比如、边坝、丁青四县，也并非全县发生暴乱。因此，把暴乱的地方，划为“暴乱县”、“暴乱区”、“暴乱乡（社）”是错误的。特别是把群众组织的一些错误行动定为“暴乱”或“预谋暴乱”更是错误的。因此，要公开向这些地方的干部、群众讲明，凡是在文件或讲话中划某些地方为“暴乱”或“预谋暴乱”的地区，都一律予以推倒。[1]

同年8月14日，西藏区党委否定1969年南木林等四县暴乱问题。认为冲击了人民公社和互助组的所谓四县暴乱，是在文革中派性斗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像当时说的有一套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反革命政治目的，不能把少数坏人的乘机破坏、阶级报复定为反革命暴乱，等等。[2]

有意思的是，明明在这些事件中，正如巴尚所说，“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59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可是，在西藏区党委的“纠正”中，却认为“是极少数反动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结论。把参与“暴乱”的“翻身农奴”都一概说成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显然也太缺乏说服力。按照中共说法，那些“反动农牧主分子”都是欺压“翻身农奴”的“三座大山”，那么他们何以会偏信偏从呢？解放军既然是解放他们的救命恩人，他们何以会恩将仇报呢？而这些疑点，又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去认真思索呢？事实上，就这一系列事件由“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在西藏一直存有争议，甚至要求彻底平反的声音也不是没有，据说十世班禅喇嘛生前就曾呼吁平反，而西藏官方却从此放下不表。

前面说过，我在采访当年的军宣队队员久尼时，她坚决否认这些事件是派性之间的斗争。她说：“自治区从来没有反悔过这个事，它定了性的，就是反革命暴乱。……它不是两派之间的过节。如果是这样，那就两派之间斗嘛，它完全是冲着解放军来的，把整个部队全给杀了。这里面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过去‘平叛’时候没有消灭掉的东西，它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尼木事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有的人到现在还把它说成是派性，那绝对不可能，不然的话，那些牺牲了的军人就成了冤魂。”

可是，只因为解放军军人被杀，就是“反革命叛乱”或者“反革命暴乱”吗？1968年7月，在中国其他地方，同样发生了杀伤军人的事件，如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破坏交通、抢劫援越物资，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事件；陕西也发生了抢劫银行、仓库破坏交通，私设电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冲击监狱等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又如何定性呢？也属于“反革命叛乱”或者“反革命暴乱”吗？

当然，196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确暴力，若不是出于极大的“阶级仇”和“民族恨”，似乎很难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故而也似乎只能以“叛乱”而不是“武斗”为此定性。可是，只要调查两派武斗的真实情况，就会发现当时双方在武斗时，其暴烈与残酷都是彼此相当的。除了使用枪炮等武器致对方于死命，其他酷刑如挖耳、割鼻、断肢也频频发生，甚至在拉萨街头出现了被另一派用铁钉活活钉死的两个“造总”成员的尸体。

再则，如果说平民杀死解放军军人是“叛乱”，那么，解放军军人杀死平民，又是什么性质呢？那些死在解放军枪下的藏人，又是不是一个个游荡在雪域大地上的冤魂呢？

事过多年，就1969年发生的一系列反抗事件而言，尽管以赤列曲珍、热群为首的众多“叛乱分子”并不符合中共所塑造的“翻身农奴”的形象，但是若要“翻案”，恐会因此涉及更为复杂的历史恩怨。毕竟点燃这些事件的导火索不是别的，正是最具文革特色的派性斗争，说到底其实是对权力的争夺，而恰恰这一点是最为敏感的。自从以“尼木事件”、“边坝事件”为代表的系列事件发生之后，几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结束了，“造总”从此一蹶不振，再无回天之力。而另一派则一统天下，甚至文革结束之后也未被撼动，至今依旧稳坐台上，继续沿袭当年“宁左勿右”的作风。颇有讽刺的是，曾不共戴天的两派中的主要干将，而今却“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杯盏交错之时重新结盟，各取所需。

即使在今天的西藏，每每提及“六·七大昭寺事件”、“尼木事件”、“边坝事件”，那些经历了文革风雨的人们无不沉默，或十分惊讶。有这么三位曾在西藏四十余年、如今皆已退休返回北京的汉人，当我在2004年1月的一个很偶然的场合与他们交谈，一人说：“不写也罢，自有历史去证明”；一人说：“不能写，因为当年从中获益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台上”；一人说：“写什么写，不过是狗咬狗，当年军队内部一个团长和参谋长因为派别不同而反目，参谋长被说成是‘叛乱分子’遭到枪毙，后被说成是畏罪自杀。可笑，军队里竟然也会出‘叛乱分子’！”

可是，怎么能不写呢？如果现在还不写，已经说不清楚的事实就会被彻底湮没，而历史是不可能自动去证明的，因为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怎么能不写呢？再不写，那些游荡在雪域大地上的一个个冤魂，就会永永远远是无法安宁的冤魂了。包括藏人。包括汉人。怎么能不写呢？除了书写，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写于2001年—2006年，拉萨、北京

再改于2015年6月，北京

---

[1] 见《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见《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

（转自：自由亚洲唯色特约评论）

延伸阅读：

唯色：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1/19681969.html

唯色：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二）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2/19681969.html

唯色：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三）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3/19681969.html

唯色：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三）

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三）

 文/唯色

（五）、边坝事件

那么，“边坝事件”呢？据文革期间在昌都地委工作，1973年作为调查边坝“再叛”情况的工作组成员普卜（化名），在2001年10月向我讲述的：

“究竟有没有‘再叛’这回事情，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反正说是这么演变过来的，要成立什么‘护教志愿军’之类。说是有这么一个口号：‘赶走共产党，消灭红汉人’，可是到底有没有我不清楚。还有一个口号，‘吃糌粑的团结起来，打倒吃大米的’。这个口号是有的。但是我去的都乡没有这样的事，连反动文字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看见，尽管都乡是‘暴乱’的重点乡。

“有的区也确实杀了汉族，像俄朱卡区的文书逼他承认什么东西他不承认，就被摔到怒江里去了，他是汉族人。这样的人打死了那么几个，藏族好像没有。当然也把藏族的区长、书记等干部抓起来了，问他们：‘你是要吃糌粑还是要吃大米？’说吃糌粑的话那可以，就不打了；说吃大米，好，那就打。还有一个区委书记，问他‘你信不信教？’还说‘你念这个’，他们指着山上用石头堆的六字真言，意思是，你念了就表示你信教，那就不打你；如果你不念，那就表示你不信教，那就打你。这个区委书记只好念了一遍，他们就没打他，但是后来就为他念六字真言的事情，被认为是向‘叛乱分子’投降，结果他被判了刑，判了７年还是８年。”

于是，中央下令“平叛”，军队也就杀气腾腾地来了。昌都军分区下属的部队、独立团和从汉地调来的一些部队开进了边坝。既然是来“平叛”的，那么杀的藏人就特别地多。

普卜说：“解放军倒是死的不多，老百姓死的就太多了。反正解放军又不知道谁是‘叛乱分子’，只要看见藏族就打。而且，去的那些人气得很，部队的，工作组的，都是‘大联指’的，这之前被‘造总’这么整，一气之下，再加上添油加醋的，肯定要报派性的仇。”据说当时奉命去“平叛”的昌都某独立营，全是“铁杆”的“大联指”，营长的外号叫“歪嘴巴”，他公开宣称：“这下到了我报仇的时候”，所以他简直杀红了眼。部队里除了翻译其他人基本是汉人，而阻挡部队的又全是藏人，打着打着，用普卜的话来说：“最后就成了两个民族在打。”[1]

普卜还讲述了一件“平叛”时，四个年轻的藏人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事情：

“边坝县有一个那孜区是‘暴乱’的中心区，那里地形险要，一条简易公路经过一个叫那孜岗的悬崖峭壁，中间一条小河，另一边也是山，当时就在那里打得最厉害。……那时候是冬天，十一、二月份，当时部队在那儿被堵住了，那些村民在空空的汽油桶里面装上炸药、石头什么的，部队一走近，就把点燃了的桶从山崖上滚下来，这一炸把部队炸死炸伤好些人，有些解放军还被打散了，有的兵稀里糊涂到处乱走，天亮了被村里的人看见了，是四个女人，因为男的都上山参加战斗去了。她们装着对他很友好，给他吃的、喝的，还让他洗脚。就在那个士兵洗脚的时候，突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死了。这是其中两个女人干的这事。后来她们都被抓了，那两个女人一个被枪毙，一个因为怀孕判了缓刑，最后好像没杀成。那个被枪毙的女人其实才十八九岁。是在那孜区上由解放军枪毙的。那些解放军都是被勒死的士兵的战友，特别气愤，说老乡居然杀我们，觉得非常想不通。那时候枪毙人都很简单，部队‘哒哒哒’的，有杀人的权力，是上面同意了的。我后来听老百姓讲，那个女的被捆得五花大绑，解放军在枪毙她之前，先用刺刀朝她狠狠地捅了一下，那刀尖都从她的胸口冒出一截，据说那女的叫都不叫一声，还转过头来狠狠地瞪了解放军一眼，最后挨了好几枪。当天那次由解放军公开枪毙的就有三十多人。”

1973年，普卜去边坝县都乡“落实政策”：

“我们去时看见那乡里全是女的，男的除了老头子和小孩子，青壮年几乎没几个，其实整个边坝到处都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抓起来了，就没什么男人剩下的，每个乡都这样。一开会的时候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男的很少。”

不过跟“尼木事件”一样，当地没有一个出身成份不好的人参加“再叛”，所以乡村里剩下的男人都戴有各种“帽子”[2]。据说他们还有点幸灾乐祸，因为被解放军打死的很多人都是在“民主改革”[3]中斗争过他们的积极分子。后来工作组去落实政策的时候，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因为原来乡里的书记和乡长都成了“叛乱”的政委和司令，党员和积极分子都成了“叛乱分子”，杀的杀，关的关，一个党员也没有了，“整个班子全完蛋了”。可是要重新发展党员非常困难，因为当时入党的条件是，凡亲属中有“管关杀叛代”[4]这五类分子都不能入党，但实际情况却是整个乡里几乎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

从1973年起，派去了四批工作组，最后才确定，“被杀的里面基本上都杀错了”。普卜感叹道：“总之边坝县就因为所谓的‘叛乱’杀得一塌糊涂，但实质上是严重地扩大化，实际上那些被枪毙的人当中只有个别的算是杀对了，像那个勒死解放军的女子，她可能算是杀对了，其他的好像没有哪个杀对的，可以说几乎都杀错了。”

（六）、人民公社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就“边坝事件”称“反革命分子”制定了包括“不要交公粮”在内的“三不”反动纲领。而这，其实与“人民公社”有关。

自1959年“平叛”之后，党的干部们急欲使西藏跟上全中国的步伐，开始了公社化的尝试。早在1960年，西藏农村已经建立起8千多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试办了七、八十个合作社，但鉴于西藏彼时“平叛”不久、局势不稳的实际情况而暂停。1965年，西藏开始试办人民公社。到1966年初，已经办起了130个人民公社。1968年革委会成立之后更是快马加鞭地大办人民公社，到1975年，西藏99％的乡完成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1925个[5]。

诸多并不符合西藏情况的政策出笼，如盲目开垦草场、牧场搞粮食种植，把种植青稞改为种植冬小麦等等，这在以后被认为“既是一种社会灾难，也是一种生态灾难”。尤其是，公社化没收了农牧民的土地和牲畜；而在集体化的劳动中，工分收入极其微薄，包括公粮在内的税收虽不算多却也难以对付，农村和牧区之间以物易物的传统方式（如用青稞交换酥油和肉类）被取消，改由政府统一配给口粮等等，加上雪灾、雹灾等各种天灾，使得民不聊生，甚至有整村、整村的人在外行乞。“根据中共自己的评估和统计，公社化后期，全西藏有50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其中有近20万人生活相当困难。这个数字在当时西藏180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连西藏的中共首脑都承认，西藏老百姓‘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6]

公社化的进程，对西藏农村和牧区的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破坏。藏学家梅•戈尔斯坦(Melvyn Goldstein)在1980年代对西部牧区为期16个月的田野调查[7]中发现：

“个人的宗教活动被禁止，寺院和祈祷墙等都被拆除了，牧民们被强迫抛弃他们头脑中深深印有的一些价值观念和风俗。例如，男人必须剪去他们那有特色的刘海和辫子，妇女也要求打破女人不能宰杀动物的戒规。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因为牧民们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都被故意地颠倒过来，更糟的是缺乏食物。西藏的干部操纵的阶级斗争大会以及大量倾泻的歪曲一切事物的宣传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和不和谐。在某种意义上，政府仅仅想从语言上减少西藏人对传统伦理的认同。”

戈尔斯坦考察的日喀则地区昂仁县帕拉乡在1969年年底，因为反抗把牧区变成公社，“大多数的牧民在传统领袖领导下发动起义，控制了该地区，杀死了几个亲中国的西藏官员。他们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政府，宣称提倡宗教和经济自由。很快，‘叛乱’就被南部开来的中国军队平息。中国政府逮捕或处死了一批领导人，对其他人进行监禁或再教育，然后建立了公社和革命委员会……”[8]

也就是说，1969年的系列暴力事件，有些是出于对公社化的反抗。藏学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在《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9]中写道：“在某些地方，叛乱活动是由于中共试图恢复人民公社制度而造成的。”这也正如当时流传在西藏底层的一句话：“解放就如同给人们戴上了一顶湿皮帽。皮帽干得越快，就箍得越紧。”于是，广大“翻身农奴”表示不愿意要这样的“解放”，喊出了“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口号。

但是也有例外的，比如“尼木事件”并不是因为反对公社化而激起的反抗。当时，尼木县正在酝酿办人民公社而尚未开始。

因此，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并非可以简单化地一言以蔽之，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此之多的可能性，实际上都缘于一个前提：革命。一位伴随着发生在西藏的所有革命度过了大半生的藏人知识份子说：“1959年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经济的革命；1966年的‘文革’是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两次革命，使得西藏彻底变了样。”而人民公社化，是夹杂在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之中对西藏经济的又一次革命。而如此具有颠覆性的一次次革命，等于是要连根挖去一个民族深扎在雪域大地上的根，所触及的不但是藏人的皮肉，使他们贫困交加；所触及的更是藏人的灵魂，使他们在丧失传统和信仰的时候，内心分裂，魂无所系。所以，从某种意义而言，所谓的“再叛”之说是成立的，因为在连续的“再叛”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决意赴死的民族主义者。

---

[1]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中所说的打死打伤多少“干部、战士”，据说其实大多是在这一“平叛”过程中发生的。

[2] 所谓“帽子”，比喻的是被赋予了各种招致歧视、排斥甚至迫害等名义的身份，具有意识形态色彩。

[3] 所谓“民主改革”，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共对全藏区实行的所谓“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4] 指被管制的、被关押的、被处决的人，以及“叛乱分子”和“领主、代理人”。

[5] 见《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

[6] 见《天葬：西藏的命运》，王力雄著，台湾大块文化出版，2009年。第一版于1998年，香港明镜出版。

[7] 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十）》，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8]见《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

[9] 中译本《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台湾左岸文化出版，2011年。

（转自：自由亚洲唯色特约评论）

延伸阅读：

唯色：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1/19681969.html

唯色：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二）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2/19681969.html

唯色：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二）

日本《思想》（岩波书店）新刊2016年元月号

日本《思想》（岩波书店）新刊2016年元月号，为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专辑，即《未消逝的文革~五十年后的省察》。其中收录了我的论文《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由居住日本的汉人作家及中、日双语译者刘燕子女士译为日文。这里，我将原文以连载的方式，在自由亚洲特约评论栏目里发表。

（四）、尼木事件

从当时的派性角度，尼木县大多数乡村都加入了“造总”。两个“翻身农奴”【1】——单增朗结和热群就是尼木“造总”的头头。起初，尼木县也发生武斗，县政府官员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但在单增朗结和热群去找一位名叫赤列曲珍的尼姑占卦以后，“斗争的性质变了，”这是文革结束后去了印度的尼木县农民德朗的话，他目睹了“尼木事件”的整个过程：

“刚开始时我不相信他们有民族的动机，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运动。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描述这个过程。如果说他们是为了藏民族也不完全准确，也许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自由吧。最后他们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2】

何以这么说呢？德朗继续回忆：

“他们的思想基础非常奇特。一方面他们说是要把汉人赶出西藏，但同时他们也搞阶级斗争，像我们这样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是不准参加他们的组织，甚至他们中的积极分子也不会跟我们说话。……我们也很想参加，但他们不收成份不好的人。”

“他们去攻击县政府的时候，还准备了一面西藏的国旗，但没有人知道西藏的国旗是什么样的，结果做了一个两刀交叉的，就是‘四水六岗’【3】那样的旗帜。他们去尼木县之前，举起旗帜，煨桑，喊口号。听说他们喊了‘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其实那天煨桑也是一件大事，因为文革中很长时间谁也不敢煨桑，那是搞封建迷信。

“参加这个运动的都是农民，其中没有一个成份不好的。后来汉政府说这是在反动阶级的操纵下搞起来的，但这不是真的。他们的头头热群等人都是‘翻身农奴’，甚至还有一个党员。

“后来有一次在普松，汉人的军人和基层干部加起来有12个人全被杀死了。”

如果德朗讲述的是事实，那么被当作“叛乱”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德朗所讲：

“这个以‘西藏独立’的名义爆发的运动，只有几个星期就被镇压了。各村来了很多部队，主要是在普松。部队开进那里后打了几次仗，听说又死了几个军人。……镇压之后，起先所有山顶的高处都被部队占领了，然后把群众都召集起来。他们怀疑是我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在背后操纵的，所以在群众中搞调查。但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找不到任何证据后，就把造反派的代表都抓起来了，在当地开会、批斗、揭发，然后在乡政府关了几个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县里，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拉萨去枪毙。很多人是在尼木枪毙的。拉萨和尼木全加起来好像枪毙了36个人。

“在尼木县召开大会时，我们的周围全被部队包围着，中间留了一条很宽的路。要枪毙的人都站在台上，大部分人都被打得认不出来了。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年纪最大的就是当年照顾赤列曲珍的咒师。他们的家人都被集中到台下的最前边。先在大会上讲话，用高音喇叭把他们的罪行公布后，从中间开来了几辆卡车，把要枪毙的人都带走了。这几辆卡车慢慢地开着，我们群众跟着车后面走。尼木县有一个叫劝衮巴唐的空地，我们到了那里后，让我们围着这个空地坐下来。当车停下来后，把这些要枪毙的人从车上像扔包裹一样推下来，再由两个军人把人拖到一边去。那些军人有说有笑地在准备着什么。大概等了十几分钟之后，让这些人跪在地上，一个接着一个朝后脑勺开枪。全部枪毙之后，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一手端着手枪，用脚踢这些尸体，看人死了没有，有些人身上又挨了一两枪。这些人的尸体都扔在那里，家人不准抬回家。村里的一些非常贫穷的人把衣服从尸体上剥下来，尸体光秃秃地就那么扔着。后来有些被狗吃了，有些腐烂了，但谁也不敢动。

“我们村里很多人都死了。有些人是攻击县武装部时死的，有些是被枪毙的，还有不少人是后来清查时自杀的。有些人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不知是因为在监狱里受虐待的缘故还是什么原因很快就死了。”

当年新华社驻西藏的记者巴尚（化名）【4】，藏人，曾经跟随镇压“尼木事件”的军人围剿“反动尼姑”赤列曲珍。2001年夏天，他向我详细讲述了这一经过：

“当我们走到山口，看见两栋民房，部队便分开埋伏，向房子里的人喊话，但没有人答话。部队就准备上去冲进房子里察看，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的一个排长中弹了，当场死亡，但枪是从哪里打来的根本不知道。这一下部队当然就很气愤了，就用四０火箭筒对着房子放了一炮，然后冲进去了，结果发现屋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大概七八个，都死了，有个老人还在被窝里，看上去是在睡觉。活着的只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手已被打断了。部队搜查了一圈，既没有发现武器，连个弹壳也不见，也没有发现年轻人。我问过小孩话，他说我们都在睡觉，什么也不知道，就被你们汉人的炮弹打死了这么多人……

“这么打了一下，部队的情绪就上来了，直往前冲，走不多远就和尼姑的人遇上了。他们那边有几支火枪，更多的是矛和刀，还有牦牛鞭‘乌朵’，包着石块朝部队这边扔。……当部队一开枪，他们慌了，赶紧逃跑，部队就边追边打，可能那次打死了三十来个人。他们那边都是老百姓，也就是农民，其中还有几个基层干部，大多数比较年轻。后来追到了尼姑驻扎的那个村子，我们埋伏在一个土坎下面，附近还有一个小水库，相互距离很近。我们向那个尼姑喊话，可她不但不出来投降，还穿着法衣、戴着法帽站在房顶上跳神作法，在那儿乱跳乱舞。参谋长下命令不准向她开枪，要抓活的。这么相峙了一会儿，我们喊话也不起作用，尼姑还耀武扬威的，向我们宣战。于是部队就往尼姑房子开枪，结果那里面也朝我们开枪，但他们那枪都是破枪，子弹也不多，一发两发的，根本打不到我们。而我们的冲锋枪一打一个准，后来发现打死了七八个人。这么打着打着，天快黑了，尼姑还是拒不投降，……部队就撤回来了。当天晚上，尼姑他们就跑了，跑到山上去了。

“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冲到房子里的时候已是空空荡荡，只有七八个人的尸首，有几个还被扶起来靠在墙上，身上都是枪眼。……接下来部队就搜山追击，在山上发现不少在逃的人，于是各个击破，击毙的击毙，抓获的抓获，尼姑就是在山上被抓获的。当时这场战斗，打死在寺院里的有七八人，在山谷和山上打死的有四十多人，解放军只有那排长一人牺牲。尼姑后来是被带到拉萨公审之后枪毙的。她下面的得力干将大都被枪毙了，只有一个叫热群的跑掉了，没抓到，这人原来是一个基层干部，杀解放军就是他带头的。”

巴尚强调，之所以要“剿匪”，是因为在这之前“杀了解放军，这一事件当即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而“那些解放军是去‘支左’的，没带枪，尼姑手下的那些人半夜三更搞袭击，把有的解放军从窗户里甩下来，有的用磨盘石砸死，再把他们都埋在三叉路口，意思是那些人都是鬼，而且上面还放着军帽。那些解放军都是汉族。这样一来部队当然就要剿匪了。这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叛乱’行为。”另外，当地的一些与解放军合作的农民也遭到严酷惩处：“一个女的被砍了双臂，一个男的被砍了双腿，居然还活着，……在这之前，县里干部和解放军来的时候，他俩跟他们谈过话，所以尼姑就说他俩是叛徒，狠狠地惩罚了他俩。”

巴尚还介绍了赤列曲珍近乎传奇一般的身世：

“这个尼姑三十多岁，个子高高的，她在当时很有号召力，把周围村子里的人都集中起来了，其中有一批就一直跟着她干。她一开始就打着造反派的旗号要造反，红卫兵最初冲击县城的时候就有她那伙人……据我分析，她不是一个单纯的造反派，而可能是有另外的目的……这个尼姑是有文化的，听说她背诵毛主席的语录很熟，在鼓动群众时还常常把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挂在嘴上，能说出很多最新指示，但没有发现她与拉萨的造反派是否有联系。另外。这尼姑也很会利用群众的迷信心理，她说她自己是格萨尔【5】传说中下凡女神的化身，会预言、跳神和打卦。还把她手下的人都封为格萨尔里面的将领。她在老百姓中的威望挺高的，常常被请去降神，预言各种事情，包括农作物的收成。”

“尼木事件”被镇压后，中共当局在尼木县举办巡回展览，向群众展示被杀的解放军、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照片，还专门在“烈士陵园”建立了陈列室。2003年3月，我采访了厅级官职的藏人官员久尼（化名），当年是二十出头的女军人，正是巡回展览的图片讲解宣传员，谈起往事她依然气愤，坚持认为“尼木事件”就是“再叛”：

“不能说它是武斗。它已经超出武斗这个界线了……完全是派性的矛盾升华为阶级的矛盾，不单纯地是两派之间的问题……我当时在部队，被派去尼木搞展览，发动老百姓进行阶级教育。我正因为参加了这个活动，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件。当时我们部队派的有一个工作组，以这个尼姑为首的人，打着派性的旗号来闹，攻打到部队的驻地里边，把所有的战士全部杀害了。

“这个尼姑，她能量很大的，煽动性很强……她是早就蓄谋已久的，只不过在等待时机。时机一旦成熟，她就会卷土重来……她年纪倒不大，可能四十来岁吧，后来枪毙了，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给枪毙了。她杀了那么多的解放军战士，肯定是要枪毙的。那种惨无人道，绝对不是一个出家人干的事情。作为宗教来讲要行善积德，连一个虫子都舍不得杀，但她杀起我们解放军就那么凶残。你说不是阶级报复又是什么？难道会是派性吗？记得在波林卡的体育场开了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然后枪毙的她。当她挂着牌子游街时，我们大家都朝她吐口水，非常气。

“当时说什么‘达赖要回来啦’等等，还是利用这些分裂民族的言论。也提出了一些口号。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反正对汉人就是要进行报复。解放军是红汉人，那就是要斩尽杀绝。这在那些年，在六十年代末发生这样的惨剧，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甚至59年‘平叛’时候都没有发生过的。59年西藏那么大规模的‘叛乱’，部队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都没有遭到过这么惨重的失败，竟然在69年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骇人听闻的，实际这也就属于‘再叛’了。那么，这样一种局势你不‘平叛’那是不可能的，等于是‘平叛’一样。”

不过巴尚比较谨慎，他承认有矛盾的地方：

“实际上这个事件很复杂，参与者似乎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比如尼姑她是有政治头脑的，而且从其行为来看对解放军是有仇恨心的，所以整个事件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在搞武斗，我认为她是利用这个时机进行她的报复。如果说以造反派的名义，鼓动群众冲击县城还可以说是搞派性，但是杀解放军就不是单纯的问题了，好像西藏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事情，即使有，也只是极个别的，这么大的规模好像没有。

“尼姑的那个干将热群是个基层干部，也是个‘翻身农奴’，但杀解放军很凶狠。那时候，农牧区也分两派，基层干部也分为造反的和保守的。一说解放军是支持保守派的，那些造反的当然就敢下手了，那时候要欺骗人是很容易的，尤其是被派性所鼓动。但是像热群这样的人是不是和尼姑怀着一样的心思就说不清楚了。另外，在跟随尼姑的人里面，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59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

这真是意味深长的结论。虽然“尼木事件”的领导人是尼姑赤列曲珍，但比较年轻的她只是生活在乡村的穷苦尼姑，可以算作党要解放的“翻身农奴”；既然是“翻身农奴”，而不是“三大领主”，就不应该对把他们从“三大领主”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的解放军，怀有如此之深的“阶级仇”和“民族恨”，这是说不过去的。可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就必须得追问：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西藏在被“解放”多年之后，会有那么多“翻身农奴”能做到如此忘恩负义地杀解放军呢？仅仅是因为去“支左”的解放军不支持“造总”吗？还是因为他们就是解放军的缘故？比如赤列曲珍率领的村民们，用大刀长矛和绳索石块杀死熟睡中的数十名解放军军人和积极分子，其目标之明确，其场面之血腥，显然不同于通常武斗中的派性厮杀。又比如在“边坝事件”中，四个年轻的农村女人用绳子活活勒死解放军士兵，诸如此类，是不是很不符合党所塑造的素来感恩戴德的“翻身农奴”的形象呢？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革中藏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存在的？如果存在，是一开始就暗中潜藏着，一旦时机出现就立即爆发，还是随着“解放”的神话被殖民的真相所替代而逐渐产生的？而这一切，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的呢？是由派性冲突演变成民族反抗，还是将派性冲突作为民族反抗的藉口呢？可是，既然声称“百万翻身农奴得解放”，又为什么会爆发民族主义的运动呢？而且，这是否与1956－1959年在全藏爆发的民族主义运动相似呢？如果是相似的，又何以不能接受同属于一个民族的那些“出身成份不好的人”？还是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源自于最底层、最普通的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果真的是这样，连最底层的西藏人都愤然而起，中共所精心营造的“新西藏”便丧失了最起码的基础。而这，既是强权者自己不愿意承认的，也是强权者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

2005年11月，我专程去“尼木烈士陵园”寻找“尼木事件”的遗迹，在新建的陈列室里，除了看见赤列曲珍等多位藏人被公审处决的照片，还看见一份译为汉文的题为“反动文告原文”的文件，其内容之奇特，言辞之晦涩，但又深含西藏本土文化而没有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其中写道：“……解放军叔叔放明白点好，如果你们听信个别人的话，怎样动刀动枪，那么从今天起，别做吃饭的打算吧，从今天起，就是疯子也不要吃饭了……在这个地方有妖魔鬼怪，在活的人世上，对财产的裁判者是毛主席，对心灵善恶的裁判者，是我这个尼姑……宗教信仰的人，该信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信仰的人，想造孽的地方也在这里，要坚决进行自卫还击。”

那么，“尼木事件”是否包括的有宗教冲突与捍卫文化的因素呢？从一个古老的宗教精神体系被“翻身”到另一个外来的完全对立的“政治宗教”之中的民众，传统文化在其心理积淀之丰厚并不是毛泽东思想这颗精神原子弹轻易就能够摧毁的，所以当赤列曲珍以被传说成具有超自然法力的神谕者的角色，对信仰的敌人发出“自卫还击”的号召，或许正是激发广大底层民众义无反顾杀戮外魔的力量。而要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尼木事件”，这份并不容易诠释的文件应该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西藏民间无数宗教信仰者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大门。（未完待续）

注释：

【1】所谓“翻身农奴”，是中共官方在占领西藏之后对西藏农牧民等底层民众的称呼，意思是使其获得了解放。
【2】摘自“美国之音”藏语部对德朗的采访，下同。
【3】是1957年5月20日在拉萨成立的反抗中共的政治组织，1958年6月24日成立下属武装“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是以康区藏人为主的游击性质的部队，后发展成一万人以上的半正规军。1960年流亡至与西藏接壤的尼泊尔木斯塘继续战斗，1974年因各种压力而被迫停止。
【4】本文中，部分接受采访者因仍在西藏，我在写作时出于对他们的安全考虑，做了化名处理。
【5】格萨尔：西藏神话英雄，被认为是藏传佛教密宗宗师莲花生大士的化身，尊奉为岭格萨尔王，具有斩妖伏魔、恢复秩序的神力。

（转自：自由亚洲唯色特约评论）

延伸阅读：

唯色：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1/19681969.html

拉萨越来越远……（一首尚未谱曲的歌词）

图为卫藏一圣湖。

拉萨越来越远……（一首尚未谱曲的歌词）

唯色

我的喇嘛
今夜很冷
想起三月的那夜
像今夜的冷
走到吉曲河边
倾听流水声音
是不是像那夜的流水
其实在哭泣
随波逐流啊
我们随波逐流
拉萨越来越远
拉萨越来越远……

我的喇嘛
今生真短
想起多少人的一生
比今生更短
伫立喜德废墟
目睹盛景幻灭
是不是如生命的盛景
其实在消逝
随波逐流啊
我们随波逐流
拉萨越来越远
拉萨越来越远……

2016.2.17

茉莉：达赖喇嘛的二哥应该懊悔吗？——谈美国中情局与西藏人的合作

达赖喇嘛的二哥应该懊悔吗？

——谈美国中情局与西藏人的合作

（瑞典）茉莉

就像是由一个接一个的糟糕的事件连接起来的，西藏的当代历史令人悲哀。当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撰写他的自传《噶伦堡的面条商：西藏抗争中我不曾讲述的往事》时，面对当代西藏一连串惨痛失败的史实，身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他心中充满懊丧、痛苦与无奈。

英国哲学家伯林说：“历史没有歌词。”即历史没有必然性，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偶然。但人们也知道，历史是人类为未来而储备的经验，真实是历史的最高主题。无论如何惨败，人们需要追索历史，探究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从真实的历史经验中去获得真知。

◎ 出版回忆录提供证词寻求解答

今年四月，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出版了这部英文回忆录。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嘉乐顿珠先生写出他守了多年的秘密，从自己独特的角度，为西藏历史提供了一份个人的证言。这本书让世人不只看到大汉族胜利者的“丰碑”，也看到一个弱势民族所遭受的集体磨难，看到在屠刀下不甘屈服的人们为自由所做的抗争。

嘉乐顿珠先生力图从芜杂的史料中理清头绪，诠释过去，用以理解和指导现在。他不断地向自己提出问题：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这样做或者那样做，今天西藏人的处境是否会好一点？与嘉乐顿珠合作撰写这本书的美国教授石文安博士，在新书发布会上介绍了这本书的始末。

书中的一个被媒体渲染的重大内容是：西藏流亡政府曾周旋于中共、美国、印度、台湾等多个政府之间，寻求支持，结果不断被出卖。嘉乐顿珠更后悔当年接受美国中情局的军事援助，因为这使藏人遭受了更大损失，失去了许多向藏人提供自治权利的对话机会。

我感到困惑。嘉乐顿珠先生在书中所作出的一些反思和论断，例如他对美国的指责，懊悔自己与美国中情局合作等说法，显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认识误区，需要有人坦率地指出来。

◎ 扮演两个不同的历史关键角色

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家族里，嘉乐顿珠是一位身份特殊的复杂的政治人物。他政治专业出身并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直接介入并引导了西藏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可以说，没有嘉乐顿珠，半个多世纪的西藏历史也许是另一种写法。

在嘉乐顿珠的前半生，他努力在国际上寻求支持者以抵抗中共，发展西藏抗暴事业。而在他的后半生，他致力于推动中共和达赖喇嘛的谈判，成为达兰萨拉和北京之间的联络人，在汉藏接触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出生于1928年的嘉乐顿珠先生，从少年时起在南京接受国民党的反共教育。1950年西藏沦陷后，噶厦政府被迫与中共合作，嘉乐顿珠却逃往印度，声称：“我不能充当合作者而背叛我的人民、背叛我的良心。”他开始在海外推动西藏抗暴运动，寻求国际力量的帮助，以拯救危难中的西藏。这个时期，他成为谋求西藏独立的骨干力量。

1950年中国军队进入拉萨

1954年，嘉乐顿珠在印度噶伦堡建立“西藏自由同盟”，开始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当局联系。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期，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嘉乐顿珠合作，训练藏族反抗战士。这些藏族战士在受训后，会搭乘飞机，携带武器、无线电等，使用降落伞回到西藏。

1959年，达赖喇嘛成功出逃到印度，途中也获得嘉乐顿珠及其美国中情局的协助。那些年，嘉乐顿珠在国际上寻求支持有关西藏地位的讨论，并获得成果，例如1959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353号决议，其中提及尊重西藏的人权、文化和宗教。但美国中情局在训练了几百名藏族抗暴战士之后，于1969年终止了援助。

七十年代末，毛泽东去世，中国文化革命结束，嘉乐顿珠先生开始扮演他生平第二个重要的政治角色，成为达赖喇嘛与北京之间的联系人。他于1979年在北京会见邓小平，重新开启汉藏高层的接触，建立对话管道。而后嘉乐顿珠频繁赴京，曾促成达兰萨拉派出三批访问团到达西藏，并与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胡锦涛等建立联系，交换意见。

◎ 嘉乐顿珠的认识误区何在？

尽管嘉乐顿珠一生扮演了两个方向截然相反的角色，但我们可以理解，为了弱小民族的救亡图存，他努力在东西方列强碰撞的隙缝里寻找机会，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值得尊敬，但是，他在认识上却存在不少错误。

首先是嘉乐顿珠对美国的认识有误。在回忆录中，嘉乐顿珠表示他后悔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援助，指责美国为自己利益只是想挑起矛盾。他最痛心疾首的一点是，美国并未像藏人想象的那样无私支援，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后来中止了援助，背叛了西藏人。嘉乐顿珠还谈到美国提供的武器过于陈旧，通过空投藏人进西藏打游击，美国人获取了不少情报。

这种抱怨不是没有道理，美国确实有不够仗义的地方。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当嘉乐顿珠为了西藏人的利益与美国合作，美国人也有自己的利益。那是冷战时期，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美国不愿原本自由的西藏被赤化，因此才与西藏进行训练游击队的合作。

后来尼克松上台决定联华抗苏。为了改善中美关系，中情局终止了援助。在美国人看来这也很没什么错，因为这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后来美国放弃南越，也与他们和中国建交有关。更何况，其时美国中情局援助西藏抗暴战士已经十几年，没有看到效果，也看不到未来成功的可能性。

嘉乐顿珠先生因此愤愤不平，感觉到自己被美国背叛和抛弃了，这只能说明老一辈西藏精英的天真，他们对国际政治复杂诡谲的关系认识不足，误以为美国会为了西藏牺牲自己的利益。

其次，嘉乐顿珠先生没有看到，他当年与美国合作是一个必然事件，当时藏人并没有更多的选择。五十年代“红汉人”势如破竹地占领西藏，一张“十七条协议”如同一纸空文，藏人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就像被围猎的无助羔羊，没有资本与狼虎般的占领者讨价还价，只能转向其他方面求助。

这是很正常的国际博弈。不管后来结果如何，西藏人作为弱小的一方，借助国际上更强大的力量——美国，以对抗直接压迫自己的强权——中国，这个选择自然而且合理，即使后来失败也没有什么值得懊悔的。

我听说一些当年接受过美国训练的藏族战士对此毫不后悔。那些后来定居于印度、尼泊尔的老战士，在垂暮之年接受台湾记者林照真和达瓦才仁的采访，都一致认为，为了拯救西藏接受中情局的援助是对的，只是抱怨美国的援助太少了。

再次，嘉乐顿珠先生说：“与中情局接触使更多藏人遭中共屠杀。”这种说法是不太有事实依据。据已故的第十世班禅喇嘛所总结的情况，中共对藏人的屠杀主要发生在1959年藏人起义之后，那时有几十万藏人被抓捕，被迫害至死，更多的藏人饿死于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中。总而言之，即使流亡藏人当初没有和美国中情局合作，中共也不会因此少杀一个藏人。

◎ 夸大中情局作用，错误推断历史

西方学者卡尔·波普曰：“有时，对历史真相的解释，比对历史真相的发现离历史本身还要远。因为解释历史的权威们，总难免犯这样一个错误：为着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嘉乐顿珠先生在解释西藏历史事件时，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按照自己的愿望来评断历史。

一直盼望中藏能够再度对话，嘉乐顿珠先生在回忆历史时，为中藏之间目前的僵局创造了一个解释，说：由于藏人过去信任美国中情局，为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之间制造了不必要的敌意与冲突。因为此举激怒了中共，导致达赖喇嘛与北京的互信严重受损，失去了许多对话机会。嘉乐顿珠还说：跟中情局的关系使得中国彻底摧毁了西藏文化。

历史从来就是这样，无所损失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人们的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能带来某个方面的损失。但是，和美国中情局合作真的使藏人丧失与北京谈判的机会吗？没有中情局介入汉藏之间就有互信吗？西藏文化是因为与中情局合作而被摧毁的吗？

1961年藏族抵抗军四水六岭在训练

嘉乐顿珠先生过于夸大了美国中情局的作用及影响。不管中情局是否介入，中共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任过西藏人，1951年与藏人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只是缓兵之计，事后证明是一个骗局。到目前为止，西藏文化并没有被彻底摧毁，它受到了巨大的破坏，面临着极大的危机，但不能说它已经被彻底摧毁了。

中共长期以来破坏西藏文化，与大汉族专制政权消灭传统藏人社会、将之同质化的目标有关，与美国中情局毫无关系。早在1912年，大汉族主义者孙中山就在《国民党宣言》中提出“励行种族同化”。后来中共虽然不明说“同化”，却一直在强行灌输共产党意识形态，以取代西藏传统的佛教文化。而美国既无对西藏的领土要求，也没有毛泽东那在西藏推行“一片红”的雄心。

◎ 是否对话取决于中共国际利益需要

把当今西藏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与美国中情局合作，嘉乐顿珠先生在认识上陷入迷途。他对西藏失败的历史刻骨铭心，但创痛的情感无助于更多地认识真相。为了寻求真知，我们除了需要历史感，还需要有广阔的眼光，要能纵横上下时空去比较。

当嘉乐顿珠先生一厢情愿地说，与中情局合作使藏人失去了许多与中共对话的机会，他的潜台词是：西藏和中国原本是有很多对话机会的。在经历了一切失败之后，嘉乐顿珠先生现在似乎认为：依靠国际社会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西藏人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去与中共谈判。

这是嘉乐顿珠先生所有认识误区中最严重的一点。笔者长期跟踪汉藏谈判，发现自八十年代以来，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共的接触及其对话，无不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英国法学博士、原天安门学生邵江和笔者讨论，他也认为，西藏人每次获得谈判机会，都由于中共在国际上有其利益需要。

例如，七十年代末中藏之间恢复接触与谈判，邓小平会见嘉乐顿珠，甚至邀请达赖喇嘛回中国。一般认为，那是文革后中共改革的大趋势，表现了邓小平的开明作风，也是胡耀邦等中共领导人对西藏人的善意。但我们要看到，在这个背后更深的原因是，邓小平从华国锋手里夺取权力后，需要站稳脚跟，要搞改革开放，急需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文革后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需要大量引起外资发展经济。于是，中共领导人就在西方人关心的西藏问题上展现出温和姿态。

第二次中藏重开谈判是在2002年9月，这次完全是西方施压的结果。在此之前，中共由于六四屠杀遭到西方的经济制裁，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当时中共当局亟需对外开放发展经济，因为只有经济发展才能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他们努力争取重回国际社会，但中国在1993年申办奥运输给了悉尼，直到2001年才成功申办到2008年的奥运举办权。

于是中藏谈判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表面上看起来，是嘉乐顿珠先生再次出山前往北京敲开谈判大门，实际上，是因为中共需要在奥运前向世界释放其和谐的“善意”。自2002年开始的中藏谈判进行了九次，直到2008年11月，中方在会谈中展现强硬态度，达赖喇嘛表示深切失望。这次谈判中断的时间，正是中国奥运盛会结束，西方各国元首、政要都已出席捧场之后。此时，中共已经大获成功，不需要再上演“中藏谈判秀”了。

◎ 过去的求援没有丢到雅鲁藏布江去

由此可见，过去中共与藏人谈判，主要是国际社会的推动作用。现在中共不肯谈判了，是因为腰杆已硬的他们不再在乎国际压力。如果将此归咎于和美国合作，这对美国也是不公平的。

至今为止，美国是对西藏支持最多的国家。当今西藏问题在国际上有这么大的声势，美国在其中起了最大的作用。尤其是美国国会敢于介入西藏问题，历届总统都有接见达赖喇嘛，都过问西藏局势表示关注。在经济方面，美国对西藏的资助也比较多。美国还创办了几家藏语电台，这都是一些具体可行的支持西藏的措施。

在敦促中共与达赖喇嘛谈判方面，美国也不遗余力。前面提到在九十年代中断的汉藏谈判，到2002年开始恢复，那次主要就是美国推动的。在江泽民任职内的最后一年，布什总统邀请他访问美国，去布什家的农场做客。期间小布什施展外交手腕，敦促江泽民与西藏人好好谈判。

美国政府之所以要这样支持西藏，因为决定总统立场的是美国的民意。正是民主社会中的民意基础决定了政府的价值取向。美国人民对西藏的同情与关注，源于西方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以及维护正义、帮助弱小和捍卫人权的原则。笔者曾参与过的国际支持西藏运动，可以说是一个来自民间的草根运动。

因此，嘉乐顿珠先生当年求助各国的努力，并没有都丢到雅鲁藏布江去。大半个世纪以来，流亡藏人在国际上奔走呼号，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一百年前被大汉族强行“共和”的其他民族，如蒙古族、满族，都已默默地被同化，失去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而西藏人却因为流亡，其声音被世界听见，使藏传佛教以及文化得以在世界广泛传播。

因此，即使目前中藏谈判停滞，嘉乐顿珠先生也不要认为这是自己过去选择的错误，因此一味认错，一心去与虎谋皮。这不是西藏人的错，而是时代潮流所致，是大汉族强权过于强大的缘故。

在历史巨大的吊诡阴影下，西藏人背负着沉重的悲剧性的大山，在争取民族自主的道路上们踉跄前行。按照伯林的看法，人类的同情心是解决人类问题的关键。作为弱小民族，西藏人不能总是从一个强权转向依靠另一个强权，而是应该找到自己的着力点，继续争取各国民间社会的理解和同情，在民间公民社会的力量支持下，去争取西藏的未来。

－－－－－－－－－－－－－————

转自：万维读者网瑞典茉莉博客：http://blog.creaders.net/u/4775/

转：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藏历新年祝福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藏历新年祝福

週六, 06 二月 2016 09:51 Jane Cook, Tibet Post International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speaking to Tibetans in Tibet and in exile as well as friends and supporters world wide as the Tibetan New Year approaches from Rochester, Minnesota, USA on February 4, 2016. Photo: OHHDL

『国际西藏邮报2016年2月6日达兰萨拉报导』 美国明尼苏达州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為即将到来的2016年2月8日藏历新年，向西藏境内外西藏人民，以及世界各地的朋友与支持者，献上最热烈的新年祝福与问候。

2016年2月4日，来自正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市医院接受检查的达赖喇嘛尊者的祝福：

在此主要向大眾说的，在进行例行医疗检查时，境内外广大信眾们為我担忧，并為了我的健康，作很多祈福和修法迴向等，再一次感谢大家。

今日透过视讯向大家传递祝福之外，并告诉大家我非常安康，只是在检查过程中花一点时间，每天需要花几分鐘的时间检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麻烦，在此我可以轻鬆地做早晚的功课，趁有余的时间可以看书念经，请大家不要担忧。

通常大家在过节之际，都会说「吉祥如意，扎西德勒，新年快乐」所谓的快乐，并不是喝酒，吃吉祥饭或者打牌，打麻将之类的，快乐和吉祥就如文殊真实名经中：「吉祥之中最吉祥，吉祥名称善名称」，吉祥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喜乐厌苦的，而乐之根源為利他之心，為此求乐必要利他，才称得上吉祥。要想拥有如此吉祥，必需在自己一生当中要恪守佛所言，处处成全对方和保持无害他人之心，才能使我们的人生变為吉祥，并且将会得到暂时和决定胜的解脱，所以我们按照经典中说的，遵从经典所讲的，履行承诺，必将会吉祥的。于此祝福大家吉祥如意，同时希望大家要做到名副其实的吉祥如意。

另外想告诉大家的是，在医院治疗时，医护人员对我关怀备至，细心照顾，让我非常安心，遇到任何人都可以心情轻鬆的愉快交谈。

另外，这个世界上除了藏人以外，我要感谢有许多认识的朋友给予我祝福，包括有信仰者，没有信仰的，还有在科学领域中的朋友，及透过书信来自各界人士的慰问和关怀，再一次感谢大家，祝福新年快乐。(尊者的藏历年祝福中译文摘自阿旺格西脸书)

【http://www.thetibetpost.com/news/international/4891-his-holiness-the-dalai-lama-of-tibet-extends-greetings-for-losar#】

唯色RFA博客：“对不起！”中国艺术家孟煌向尊者达赖喇嘛献画——唯色对孟煌的访谈（三）

孟煌在致辞中说：“亲爱的达赖喇嘛尊者，在我身旁是我画的五座塔，中间是西藏的塔，旁边的是汉地的塔，画的名字叫《对不起》。”

“对不起！”中国艺术家孟煌向尊者达赖喇嘛献画——唯色对孟煌的访谈（三）

2015年7月13日，在德国法兰克福藏人社区为尊者达赖喇嘛举办的八十大寿庆典上，中国艺术家孟煌向尊者赠送名为《对不起》的五联油画作品。孟煌在致辞中说：“亲爱的达赖喇嘛尊者，在我身旁是我画的五座塔，中间是西藏的塔，旁边的是汉地的塔，画的名字叫《对不起》。 在这个于我而言意义重大的时刻，这些画早已不只是一道风景。我在此以一个汉人的身份， 对您和您的同胞自一九五九年以来所遭受的苦难，真切地说：对不起！我将继续为藏汉友谊尽我的微薄之力。”

孟煌回顾了他最早去西藏的经历：“……一九九五年，我从北京出发开始漫游，过黄河，上黄土高原，途径西安、兰州，然后来到青海湖、格尔木，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夜晚进入圣城拉萨。一路上，让我感到最为震撼的，就是——西藏的风景。风景和人一样，不仅有它的表情和气质，而且还能显现出它独特的历史。我站在那广阔的土地上、强烈的阳光下，面对神秘的雪峰、翻卷的云层和奔腾的河水专心写生，表面上，我在塑造我看到的风景，事实上，是西藏的风景在塑造我的心灵。于是，我成了一个喜欢描绘风景的画家。”

孟煌还替自己的藏人朋友向尊者表达了感情：“亲爱的达赖喇嘛尊者，今天，我有幸站在这里向您祝寿，可我的那些藏人朋友们却在绝望地盼望着能够在今生今世亲眼见上您一面。请允许我道出其中几位的名字，并送上他们对您的崇敬和祝福，他们是：白吉、楞本才让、卓玛，和我最好的朋友——作家茨仁唯色。”

2015年9月21日，在北京，见到从柏林回来探亲、创作的孟煌，我对他做了数小时的访谈。现将整理的内容分五个部分发表：

（三）尊者

我采访孟煌之后。

孟煌：我讲完之后，是达赖喇嘛尊者讲。当时我、老廖和翻译都在后台，等到孩子们上来，推出蛋糕等等，我们就下到舞台下边，坐到观众席第一排。尊者讲话的时候呢，他一出来，哇，很多人都往上扑，德国人，藏人，我看德国人也有，藏人……

唯色：（打断）坐在座位上往上扑啊？

孟煌：尊者不是在台子前面嘛，下面观众不是都坐着的嘛，哇都往前面扑啊（唯色：他们都离开座位了？）离开座位往上扑，一堆一堆的，那保安也知道这些人都是崇拜嘛，都是爱他，而且也不乱，有些人在地上哐哐哐磕上了，（唯色：连老外吗？），还有德国人都有磕的，（两人笑）然后是小孩给他唱生日歌。

唯色：噢，那个很好听！

孟煌：唱那个英语的，唱完之后，让尊者吃蛋糕。他拿着蛋糕，别人让他吃嘛，因为小孩给他献蛋糕，他就吃一口，他吃的时候他就说从藏历什么什么——可能是他真正的生日吧——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每一天都在过生日，（唯色笑），每天都要吃蛋糕，我看到此为止吧。（两人大笑。）

小孩下去以后，尊者开始讲，讲的主要是环境，规定他的时间是1小时45分钟，（唯色：哦，是吗？讲那么长啊？）他讲得特别多，而且他还特别幽默。他讲话的时候突然看到老廖了。老廖我俩挨着，老廖那个形象很明确啊，第一排嘛我俩，他一看到老廖我俩他就叫“才嘉才嘉”，指着我俩，哇哇哇地说藏语，才佳就从上面噌地跑下来，跑到我俩背后，给我俩翻译，我就知道了。尊者指我的时候，我就知道达赖喇嘛尊者肯定是想让汉人听懂他的意思，（唯色：对对对。）我觉得我和老廖是比较幸运的，在那个场合，作为了汉人的代表。

唯色：有没有其他的汉人呢？

孟煌：也应该有。不过不明显。而且尊者见老廖也见过三次了，也认识他了，因为老廖光头嘛。尊者跟大家说，他讲的都是环境、地球，接下来要讲藏文化。他讲藏文化是特别好的，佛教的很多经典在印度都找不着了，但在藏文化里边有保留。尊者说你们，说藏人们你们听着，要好好学习藏文化，学习佛教的经典，你们如果不学这个，整天只是拜，那是迷信。他说的反正肯定是很高的那种事情，也让我确实很吃惊。

唯色：对呀……我以前见过一个仁波切吧，因为仁波切他们都很干净嘛，大仁波切都特别干净，他们的袈裟都是香熏过的，所以你走到他们跟前的时候，觉得他们特别香，不是那种香水的香。

孟煌：达赖喇嘛有没有熏过香不知道，我没有闻到，（唯色：没有啊？）我觉得就是正常的。（唯色：但是你看到他的眉毛了吗？）他穿的都是特别朴素的，他那个鞋一看就是特别便宜的，（唯色：是吗？）特别便宜的鞋，（唯色：皮鞋？）皮鞋，什么样的吧？就是街上很多，你甚至在动物园批发市场见到的那种，就是这有一个边儿，你知道吗？是那种红色的，不是太红，是那种赭石，和他的袈裟比较接近。

唯色：哦，对对对。因为尊者，嘉瓦仁波切，他其实都是无所谓，（孟煌：无所谓。）他从来都是无所谓。他有时候还穿拖鞋。就那个默多克，默多克特别恶心，默多克的前妻不是那个邓文迪吗？默多克那时候说什么知道吗？他说达赖喇嘛就是一个穿着古奇皮鞋满世界窜的人。结果被中国媒体如获至宝，就老说达赖喇嘛穿着古奇皮鞋怎么怎么那样。

孟煌：他穿的那鞋是特别便宜的，一看就知道，（唯色：他还背着一个包，你看到尊者的包没有？）我看到了，我注意了，因为我在文章里读过。而且他还从包里面拿出一个东西，我知道肯定是一个糖块。就这样，他拿着糖看看别人，他就这样看看你，看看下面。（都大笑）

唯色：他吃糖？

孟煌：对啊，他吃糖，他像个小孩一样看着大家。（都大笑）

唯色：他戴帽子没有？

孟煌：他过了一会戴了。他在台子上说话，他说这个灯太亮了。

唯色：对对，他的眼睛不舒服。

孟煌：他先这样，从桌子上拿了一个白色的毛巾，可能上面有一点水，他搭在额头上，他说你们看这个像什么？这个也是一种帽子。（都大笑）

唯色：他因为眼睛，（孟煌：老了，视力弱了）眼睛好像有，（孟煌：白内障）反正医生说过他要保护眼睛嘛，所以他走哪都要戴着帽子，就是因为强光，所以总戴各种的棒球帽。

孟煌：他有时候笑，他很轻松。

唯色：这边土共老是爱说达赖喇嘛没人信仰他了，说什么西方人也不怎么信仰他，说藏人也不信仰他，经常这样宣传嘛。那你在那种场合，你看到像德国人，他们对尊者是什么样的？

孟煌：他们对他特别地尊重，其实不是崇拜，是爱他。很多人告诉我，达赖喇嘛在西方世界的威望，就是年轻人爱他的程度，早就超过罗马教廷的教皇了。因为他出来的时候，他很多次强调，我是普通人，没有说用权力压谁，（唯色：对呀对呀）他讲的都是特别普通的话，而且他这么普通的话里边呢，特别有启发性。

唯色：但是像中国这边有些人说，达赖喇嘛说的就是心灵鸡汤，那你觉得呢？还有，你觉得那些人爱他，比如说，我也注意到，尊者他前段时间去了英国，这趟又去了英国，很短的时间内，但是依然受到那么热烈地欢迎。

孟煌：你看我跟你举个例子，我在家里边，老白一直觉得我是一个什么呢？办事特别乱，没有秩序，因为她是德国人嘛，但这个事呢，她是第一次佩服我。但是她不会说，她让她爸爸、让她妹妹看录像。他们看完之后都特别激动。德国人的表情不是太夸张，但是我能感觉得到他们激动。她妹妹跟我说，“在Facebook上，我是达赖喇嘛的粉丝。”她能看到达赖喇嘛她很幸福。她妹夫是基督徒，但是也特别爱达赖喇嘛，也让我给他讲这个经过。

而且尊者说过什么呢？在生日庆典上，他说，我年龄大，我老了，因为我看到你们，我的老朋友，你们都有白胡子白头发了，我知道我也老了，但是我们的愿望是不会老的，我们的愿望是不会改变的！

唯色：对呀，因为德国也有他的很多的老朋友嘛。（孟煌：对）整个过程就是属于特别感人（孟煌：对，真的是感人）！

孟煌：其实还有一个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你问德国人对达赖喇嘛的那种感受，据我的观察，我感觉德国人对达赖喇嘛的那种热爱程度甚至超过藏人。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感情不是单一的爱，有爱，还有点怕。但是德国人没有这种，他没有宗教，有的只是这种，就是说达赖喇嘛的魅力感染了他，那种感情比较单纯。（唯而藏人太近了之后，（唯色：有种敬畏感，是吧？）对，他敬畏，而德国人他反而更加狂热了。

唯色：那你有没有看到有反对尊者的人呢？（孟煌：我看录像上有。）你们没看到？你们现场上没有看到吗？

孟煌：我没有看到。我们去火车站，用电话叫了出租车司机来会场接我们，司机说今天在法兰克福有两百个人在抗议，他说他们听说是中国大使馆给他们钱。不过不多，就两百人。

唯色：那些人特别讨厌！（孟煌：他们叫什么？）凶天派的，恶神凶天。他们现在就是尾随嘛，尊者到哪他们就跟到哪，反正有人给他们钱。

孟煌：我听翻译跟我说，现在中国政府最讨厌的就是中间道路，他们甚至可以去容忍独立的那一派，他们都觉得那要比中间道路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想利用啊？

唯色：这就像王力雄分析的，说伊力哈木，他是非常温和的嘛，他说一定要对话，民族不要暴力，一定要对话。但是这么温和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被判无期，抓起来？而且尊者也是那么温和的，不要独立，那为什么这边要反对他？伊力哈木也是中间道路啊，就这种中间道路，它会让权力者觉得很难办。

孟煌：闹独立的他反而好办。

唯色：口实啊，就落了口实啊，（孟煌：对，对）你要独立，我就有理由来镇压你，你新疆维族人，你暴力了，我就镇压。所以为什么这边那么恨那些自焚的人，因为自焚的人他只针对自己啊。

孟煌：他们道德太高了！

唯色：对啊，道德太高了，他不暴力啊，他最多只对自己暴力，（孟煌：是啊）都自焚了100多个人，没有伤害过一个人！（孟煌：是啊，是啊）可是你说那些自焚的人是恐怖分子，说不过去呀，哪里有这样的恐怖分子！所以他们对尊者就不停地妖魔化他。拒绝他，因为有这样一个人在，总是衬得自己特别卑鄙。

孟煌：因为占不到任何道德上的光芒。

唯色：对了，庆典是几点钟开始的？

孟煌：尊者讲完的时候是下午。庆典是从两点开始，他讲完的时候应该不到四点。然后尊者说“对不起，我要离开，”还这样合十，说“我要回去睡会儿”。我们去之前，我看过他的资料，好像每天他9点钟睡觉，3、4点钟起床，起床后就打坐。

尊者离开了，我跟老廖就起身去地下室拿衣服，突然看到尊者身后有很多人都在磕头啊，警察就那样护着。当人群都过去了，我跟你讲过的嘛，有一德国的老太太，歪着脖子坐在轮椅上，她的表情那种幸福特别明确，脖子上挂了一条达赖喇嘛给她的哈达，给我留下的印象特深刻。（未完待续）

【转自唯色RFA博客】

延伸阅读：

唯色RFA博客：“对不起！”中国艺术家孟煌向尊者达赖喇嘛献画——唯色对孟煌的访谈（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1/blog-post_8.html 

唯色RFA博客：“对不起！”中国艺术家孟煌向尊者达赖喇嘛献画——唯色对孟煌的访谈（二）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1/rf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