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好友Yamaraza书写的各种藏文书法。
关于语言和文化的一些断想——与焦国标先生商榷
文/刘燕子 焦先生，过年好！
我至今电脑不灵光，鲜上网。近日偶然看到您的大作《西藏语言、文化和汉人移民问题之我见》，大吃一惊，跌破眼镜，会不会有坏蛋趁人民喜气洋洋欢庆“盛世大年”之际下黑手、使跘子岔您的大名啊？记得《冰点》就是这样蹑手蹑脚不动声色地被收拾了。可是重新戴上眼镜正襟危坐地拜读一番，那幽默和调皮、甚至痞气的戏弄文字，该是你。
“我期待着各位的讨论商榷和批评指正”。
我信任您的坦诚、老实、单纯。
(一)
如果没有误读，您的语言文化基本观为简单的工具论。“语言相当于斧头。语言是用于沟通的，斧头用于劈柴的。人在斧头上的伦理是，哪把斧头劈柴最好使我就用哪把斧头。那么，我的在语言上的伦理因而就是，哪种语言最有利于沟通就应该使用哪种语言。对当下藏人而言，藏语和汉语哪个最有利于沟通？自然是汉语。那么在我看来，汉语在藏地越来越普及就不算是负面现象。”“再来谈谈文化问题。我对文化也持工具论的态度。文化像语言一样，也是斧头，哪个好使用哪个，不存在亲疏问题。”
您还谈到移民的问题，笔者另立文别论。拙文只与您商榷语言和文化的问题。您过于粗糙的语言文化工具论，实在不敢苟同。诚然，二者有工具的实用价值，但是，语言更是民族的灵魂与精神表达的重要方式；是民族认同和个体认同的标识；是个人心灵走向解放和自由的基本通道。当我们论及人类的公正、平等、天赋人权这些大义名分之词的时候，请不要忘记，语言的平等、公平是最起码、最基本的权利。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资源和图腾的象征，是民族的智慧与记忆的归宿。语言和文化，是每个民族的一面哭墙，是民族的精神密码与符号。
我人微言轻。这里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Chomski）和巴西的教育学家、语言学家保罗•弗莱雷的理论和实践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考的参照。后者不太被国人所知。
保罗•弗莱雷（Pallo•Freire）的代表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在2003年由华东师大出版社翻译、出版。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关于教学法的书，他提出了著名的“解放教育思想”，他在进步运动遭到严酷镇压时期，经历过长达16年的流亡生活。之后他一生致力于埃塞俄比亚、几内亚比绍、圣多美等非洲、美洲、印度一些贫困部落的语言文字的恢复和扫盲运动。
保罗•弗莱雷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核心是“意识化”与“自由教育”、“生成语”，被压迫者语言和教育的意识化的觉醒，让被压迫者自己认识到自己在历史创造和发展过程中，他们本身就是历史的过程，始终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他犀利地指出，任何强制的外来语言和传统的灌输式的教育法，不断内化了压迫者的强权意识，使得被压迫者沉默无声，而自我教育，就是从沉默中爆发的解放教育行动。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试图挑战的是这个将世界上的人分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这个整体的精致的虚假的社会结构正是现代全体主义“规训”体制的本质。这个体制的根本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沉默无声。要对这个世界发出抗议的声音，就得恢复本民族的语言，建立属于压迫者自己的教育学。
语言和文化，是一个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做人的基本尊严，是“自我”与个人想像力自由和丰富的发展的基础。大一统的、强权主义的、全体主义语言，只能培养奴才、奴隶和精神侏儒。无论一个人像庖丁解牛一样，多么巧妙地与完美无缺掌握和运用这种统一独裁的工具，说到底，他不过是一个没有个性的尊严与清洁，没有独立自由的意志，没有人格思想的被驯化和被调教的高等奴才，“做得漂亮的走狗”。因为大一统的语言及其话语体系的本质，就是要消灭以个性的尊严为价值核心的灵魂，驯化和调教自欺欺人而又内心恐惧的愚民和暴民，让语言成为最有效地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
所谓全球化的今天，“慷慨”地普及与推广大一统的语言，其实隐含了帝国主义和极权统治的险恶用心－“压迫者必须永远保持不公正的局面，不公正的社会秩序是这种‘慷慨’的永久基石，而死亡、绝望和贫困是滋生这种‘慷慨’的沃土”。（保罗•弗莱雷）
雪域为藏人的寄身之地，藏语为藏人的寄魂之地。已故西藏著名诗人和学者晋美德确（JigmeThegchog）在藏文诗《衷心赞美西藏语言文字的雷鸣》中，写到藏王松赞干布派遣智慧的大臣吞弥（ThumiSambhota）到印度求学，吞弥回到藏地创立了藏文字母和文法，从此，藏语的光辉照亮了穿透了封闭西藏的“九层黑暗”，藏文的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是藏人“眼中的仙丹”、“耳边的音乐”，是“佛法之光”，也是他们的“希望之光”，在日常生活和精神领域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一旦西藏的语言消失了，西藏的文化就失去了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尽管有朋友同我谈到，藏传佛教也许需要藏人内部出现马丁•路德似的宗教改革者，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西藏人是我们中间信仰最笃厚的民族。
我们汉人信仰什么？其实是精神的无赖汉，因为我们在精神上一无所恃，一无所有，我们被毒化的内心比恶毒的制度走得更远，我们中了毒瘾的、暴力横行的汉语反过来饲养了暴政和暴民。
倘若西藏的语言和文化消失，一旦西藏人汉化，就可能同化为只会趁火打劫、无情无义、麻木不仁、功利庸俗、残暴下流、无价值信守、走投无路，津津乐道于用短暂的肉体欢愉、小聪明、小智慧的调侃、逗笑、滑稽来忘却历史伤痕和悲痛的堕民。不是吗？传统藏语中本来没有“革命”一词，藏文中“杀劫”的发音音义双层造出了“革命”，“以此表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革命给西藏带来的劫难”。请参见唯色的《杀劫——四十年的记忆禁区，镜头下的文革》。
难道我们的苦难史、死亡史、耻辱史还不够我们自个儿反思与承受吗？
借用鲁迅的话，文学是国民精神之光。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正是民族精神之光。
(二)
我旅居在日本，熟悉一些可资比较的日本的事儿。
日本最近的百年史上出现过两次“日本放弃论”、“日语改造论”的讨论。第一次在明治维新－大正时期，第二次在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初期。理论的花招多样百出，其中有的与你同调，比你早100多年，就是丢掉祖上的石斧头，改用铁斧头。文学家志贺直哉在《改造》上扬言：“用法语代替日语才适合新生的日本”。三重县议员尾崎雄逢人便鼓吹：“为使日本成为民主的、先进的国家，必须用英语代替日语，只有在日常后进的生活中‘退治’日语，才能开始文明的思维方式”。更有甚者，提出“全盘罗马文字论”，用“利斧”砍柴，多块好省地、直接跑步奔入近代资本主义。差点被右翼砍了头。
日语中有一个词，叫“言灵”，意思是语言里凝结着不可思议的、神圣的威力，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功德，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归宿。日本民间有一种“言灵信仰”。
2008年6月，日本众参两院一致通过了《关于阿伊努民族为先住民的决议》，并就北海道开发过程中对阿伊努民族的粗鲁的“和化”行为表示深切的道歉。
我在电视上看到阿伊努族的后裔们无声地恸哭。
一位叫知里幸惠的少女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明治政府对北海道的“开拓”始于1869年，戊辰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天，明治天皇准奏了明治政府《关于虾夷地开拓大方针》。“虾夷”就是“和人”(日本人)对包括桦太、千岛列岛、阿伊努族居住地居高临下的称呼，始于江户时代。阿伊努族自己称呼的大地为“阿伊努默西里”，意思是“人类寂静之大地”。1874年设置屯田兵为北海道开拓的先头部队，1904年废止。1872年颁布《北海道土地借贷与买卖规则》，每个人最多可以拥有10万坪(1坪相当于3•3平方米)，短短10年间涌入近7万“开拓民”，不久，面向日本富人和华族颁布《北海道地券发行条例》，1869年仅仅才5万人的北海道到明治末年竟然膨胀到170万。
明治末年1871年和1876年，开拓大使两次宣布“清除陋习旧俗，学习文字”的命令，采用罚款和坐牢等刑法禁止阿伊努族男子佩戴耳环、女子身体刺青、死人后烧毁房等风俗。
1898年政府颁布《旧土人保护法》，为阿伊努族儿童设立“旧土人小学”，鼓励和奖励上学受教育，从1901年－1912年间，全北海道设立21座小学校。
知里幸惠1903年出生于北海道的登别，她上的是文明进化的旭川女子职业学校，当时旭川有2500“和人”，而阿伊努族只有200人。由于阿伊努族本身没有书写文字，学校当然用日语同化教育。尽管知里幸惠的成绩优秀，日语流畅，但她与祖母说的阿伊努语和她的生活习惯在文明人看来是愚昧的、落后的、黑暗的，血腥的，受到歧视和嘲弄。这时已经有不少阿伊努族人改名换姓，隐瞒自己的族源和出生，自我否认民族的认同，如果可以手术整容，甚至换文明人的血，他们都求之不得、心甘情愿。
一天，身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语言学家金田一京助来到幸惠贫穷的家，幸惠的祖母被称为“阿伊努最后的神谣叙事人”，金田教授从明治政府开拓北海道起，就预感到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逐渐消亡，他已经收集和研究阿伊努的语言和文化20年，他远道而来就是笔录幸惠祖母的神谣。幸惠做梦都想不到她感到自卑和羞耻的阿伊努语会被西装革履的东京大牌学者当作金山宝藏。
幸惠骨碌骨碌着大眼睛好奇地问：“先生，我们的语言和神谣，真的有价值吗？先生这样与阿伊努没什么关系的外人，为什么如此看重连我们自己都要鄙视和唾弃的东西呢？”金田教授告诉这个聪明的少女：“幸惠，你们被人傲慢地称作虾夷、阿伊努，其实并没有被当作公民、国民看待。你们的语言和口传神谣、叙事诗，是你们的祖先留给你们的重要历史遗产和文化资源，是你们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如果我现在不赶快记录下来，后人就会不知道了，甚至没有人知道你们这个民族存在过。我就是倾家荡产，耗尽一生又何足为惜呢？”
幸惠流泪了。
分别的时候，金田教授留给幸惠几个大笔记本，请幸惠用日本的片假名音节收集记录正在失传的阿伊努的神谣。一年后，金田教授就收到了几大本整整齐齐的原记录与日语翻译，教授为幸惠记录的阿伊努的神谣之多与优美的日语翻译而震撼。幸惠在笔记本中夹着一封信：“我记录的神谣，不奢望成为留给后世学者的礼物，只是那些堆成山一样自古以来的各种各样的传说，如果和我们这些不堪激烈的竞争而走向灭亡的阿伊努民族一样消亡，实在是一件悲伤的事。”
金田教授一方面请幸惠到东京修改整理，一方面积极联系出版。但是，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毫无商业和实用价值的化石资料，最后在日本著名的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帮助下，幸惠的《阿伊努神谣集》终于出版，但是幸惠没能看到，年仅十九岁的幸惠病亡于出版的前几天。
“北海道曾经广阔的大地，就是我们祖先自由的天地。”在《序言》里幸惠开头如此写道。今天北海道旭川的北门中学立有一块“知里幸惠文学纪念碑”，镌刻着《阿伊努神谣集》的第一句诗：“银的露滴，落下落下，金的露滴，落下落下”。幸惠的弟弟后来成为北海道第一位阿伊努语言和文学教授，今天，北海道不少市民自治体和学校办起阿伊努语学习班，悄悄地兴起了阿伊努语热。而现在全日本，阿伊努族不到两万五千人。（参见《北海道厅阿伊努人口统计表》
(三)
最后，我还想跟你就相关问题谈一些我的以色列断想。我不久前才从硝烟弥漫的以色列回来。
在以色列，我感到不方便。那里的公共语言是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英语的使用，比我预想的范围狭小得多。你一定知道希伯来语的复活与新生，它创造了语言学和社会学的一个奇迹。俄国犹太人本•耶胡达复活了古老的希伯来语，编辑了的一本现代希伯来语辞典，制定了语法和词汇规则，但是语言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语言和拼写，需要依靠伟大的文学作品。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滋、耶胡达•阿米亥都以现代希伯来语写作，为这门古老的语言在世界文学的版图赢得令人尊敬的地位。阿米亥对于希伯来语的意义，有如西藏诗僧密勒日巴之与藏语，歌德之与德语，塞万提斯之与西班牙语，乔叟之与英语。
在耶路沙冷，我只带了一本书－《圣经》，到处乱转或者坐在老教堂发呆。那条石板路，就是耶稣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启程的那条路，整整数日，我来来回回地走。还是耶稣时代的那条路，两千年来，多少人紧随耶稣，踏过走过。
他是怎样踏上这条石板路的？他如何忍受来自肉体和精神的巨大疼痛？他的门徒彼得就是在这里三次不认他的主。耶稣透视了彼得恐惧、卑怯的内心世界。他早已窥破人性的奥秘，在强权和世俗面前凄凄惶惶、唯唯诺诺、审时度势、明哲保身的软弱，就是这样，他却苦苦地要在天上守候我们，以他高贵的悲悯心为我们人类寻找一条精神救赎的出路。当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之时，一定指的就是这条石板路，为世人所践踏的道路，所背弃的道路，所绝望的道路，但，正是通向神的路。
我过去不太爱读《旧约全书》，上帝耶和华总是发怒、恐吓、威胁、诅咒甚至试探忠心。他一创世纪，就弄乱人们的语言。《创世纪•巴别塔和变乱口音》记载：“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是上帝耶和华变乱了世人的口音，使人们语言不通。
我一直无法领会上帝耶和华的神恩神典何在？良苦用心何在？他的恶作剧是否暗示给人类一些密码？我改变了以往《圣经》从头读到尾顺序渐递的阅读方式，将《旧约》和《新约》对照辨证地读。《旧约》是一位严厉的、惩罚的父性的耶和华，《新约》的人子基督是慈悲的、宽恕的母爱的。耶和华之所以要另立《新约》，他知道，恨的负面太沉重，爱，不是恨的反义词，无限的慈爱远远高于恨的层次。他的举手抬足，其实包含了他更加巨大、更加深切的爱――人类语言的个性多样，文化的多彩绚烂，创造和丰富个人的自由意志，个体的彻底解放和崇高价值，从而避免了人类的整齐划一、克隆复制、木偶皮影。他的苦心苦意在于众人分散到世界全地的四面八方，角角落落，用不同的语言体会和传达他的美名、荣光、大爱和大义。不是吗？如果上帝没有这样特别的美义，他一开始就不会让人们烧转砌瓦，更别妄论城与塔。
我至今不是一位领洗过的基督教徒，更不敢擅自揣测神义，但，我是一个有神论者。记得去年北京奥运的主题歌《我和你》，我想，还一位没有到场，神。
(四)
有一次在日本的一个日中友好协会晚会上，大家都在兴致勃勃高谈阔论庆祝青藏铁路通车，一位韩国人，不，准确地说，定居日本的韩国人第三代，他蹲在一个角落，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西服，说话憋声憋气不大招人喜欢：“青藏铁路载去的是动物园的看客，西藏人成为动物园里耍把戏的猴子。日本人在满洲干过，在朝鲜半岛干过整整三十六年。”
一惊。
焦先生，拉拉扯扯这么长，有耐心地看完不容易。我敬佩你曾经单枪匹马讨伐中宣部的勇气和胆识，但是这次，你对准的不是一个强大的独裁机器，而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你将西藏当作河南省了。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蕴涵着文化理想与良知教养，一不小心，会正中某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们的心怀，无意中帮忙帮腔了。
只要我的朋友唯色，还不彻底自由，那么，我的肉体同样被捆绑在枷锁上。只要一位藏人还在流亡的路上，那么，我的心灵也在流亡的路上。
必须写下这些文字。是的，必须。
谢谢过目。
2009年2月2日
——《纵览中国》首发
http://chinainperspective.net/ArtShow.aspx?AID=4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