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6日星期日

王力雄:丹增德勒求“法”记

丹增德勒仁波切(1999年6月)
王力雄与丹增德勒仁波切合影(2001年8月)


王力雄:丹增德勒求“法”记

(一)

当唯色告诉我丹增德勒仁波切圆寂的消息时,她许久不能从震惊和悲痛中平复。我一边安慰她,心里想这也许对他本人是好的。按佛教信念,离世只是往生,他是仁波切,可以留在清净佛界不再受苦。他的刑期是无期,已在监狱十三年,完全看不到解脱希望。如果他能把监狱当作闭关修行地,心如古井,不抱希望,也还好,偏偏他一心要法律还他公道,期望案件送到上级就能给他平反。我早年见他时,听他说过中央是太阳,省里是月亮,到了州里剩星星,县里则是漆黑夜。那时和他打交道的主要是县当局,后来他被四川省审判和关押,没看到省里有月亮,唯一的希望于是只寄托中央。狱中十三年,他不停要求对案件依法重审,恳求亲友帮他“向上级报告”,通过法律为他伸冤平反。

丹增德勒是宗教法名,但司法只认身份登记的俗名——阿安扎西。目前是国外普遍称他丹增德勒,国内称他阿安扎西。在跟法律有关的场合只能称他阿安扎西。我介入案件的过程,也用这个称呼。

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四川省甘孜州雅江县办的学校(1999年6月)

2001年8月我跟唯色去阿安扎西在甘孜州雅江县城的住所,是唯一一面见他。2002年10月我们再去雅江时,才知数月前他以爆炸罪名被捕。那时外界基本无人知晓,但是在雅江所到之处,藏人百姓都在为他不平。唯色和他早就认识,给我讲过不少他的善事。我在雅江也耳闻目睹他在藏人百姓中的威望。他多年深入农村牧场讲经传法,教育百姓戒烟酒、禁赌博、不杀生;信众供养给他的钱都用于赡养孤寡,办老人院,修路架桥;他办的学校有一百三十多个学生,都是孤儿、残疾或贫困儿童,每月花费上万元,自己生活却非常简朴(我一直记得他用来当笔筒兼筷子筒的是个空饮料罐)。当地百姓没人相信他会和爆炸案有关。一个喇嘛斩钉截铁对我说:“就是把我拉去枪毙,也不相信他会搞爆炸!”

我当时虽怀疑当局,但也不会仅凭百姓说法就判定阿安扎西没作案,毕竟可能“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之所以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只是出于一个想法,需要给他在世人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并且允许人们对案情表示怀疑,进行追问和调查,而不是当时的官方做法,尚未审判,官媒《甘孜报》已经发布他制造了7起爆炸的报道,并指控他属于“达赖集团的秘密地下组织”。如果以黑箱方式把一个有崇高威望的宗教领袖判罪,即使他真有罪,当地群众也永远不会相信,且会世代流传成汉政府迫害藏人的又一个历史故事。

我利用在美国之音撰写的专栏文章,把阿安扎西因爆炸罪被捕的消息公布出去,希望通过外界关注促使当局慎重处理。那时的中国政府还不像今天这样不可一世,比较在意国际影响,几年后将要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以及和达赖喇嘛的代表正在进行的接触对话,都应该是让其慎重考虑的因素。

我的文章加上接受外媒采访,使阿安扎西案受到国际关注。不过期望促使当局慎重却未见效。2002年12月2日,阿安扎西被甘孜州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被控在他指挥下具体执行爆炸的洛让邓珠,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王力雄起草的这份联署建议书寄出前的留影。
阿安扎西提出上诉,依法将由四川省高级法院进行二审——即终审。这是最后的机会。我起草了一份“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建议书”, 发给友人寻求联署。

建议书提出,当地群众和海外各界质疑案件,主要是因为审判过程不透明,无法听到当事人自我辩护的声音,也不能对案情进行追问和独立调查。这个案件的宗教因素和民族因素,使之可能埋下导致民族冲突的隐患,也为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进行的对话增添干扰。因此保证上诉审理的透明、公正至关重要,是消除对此案的猜疑、避免伤及汉藏关系的关口,为此建议在上诉审理过程中采取三项措施:一是由联署者聘请四川省以外的律师为二人辩护;二是允许国内外媒体采访案件的上诉审理过程及相关人员;三是邀请海外藏人代表到场观察上诉审理。

建议书认为,如果甘孜州警方的确掌握犯罪的确凿证据,甘孜州法院的判决的确公平无误,采纳上述措施对国家、汉藏民族和中国司法系统的信誉都有百利而无一害,各方面也会对案件的最终判决口服心服。

建议书在最短时间得到24位各界人士联署,其中大部分是汉人。我把署名的建议书分别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和四川省高级法院后,始终未得到任何回音。这种结果并不出人意料,虽然中国的权力机关总是冠以“人民”二字,却对人民从来不屑一顾。倒是在互联网上,建议书几天内便得到一百多个来自国内外的签名支持,有学者、编辑、记者、作家、教师、律师,也有医生、设计师、学生、佛教居士等。那次签名改变了以往网络签名多为化名的状况,要求用真实姓名,成为以后民间网络签名的主要方式。

虽然向人大和法院上书未有回应,但我们还是要尽自己努力去做。在所提三点建议中,允许媒体采访和邀请海外藏人观察非我们能定,能做的只有第一点——为阿安扎西聘请四川省以外的律师。

(二)

自右至左:张思之、萧瀚、王力雄、张祖桦讨论阿安扎西案(2002年12月)
我们请到了被海外媒体称为“中国第一大律师”的张思之先生。张思之曾做过法官;任过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创办了《中国律师》杂志并任主编;在其律师生涯中,做过李作鹏“反革命案”、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鲍彤“泄密、煽动案”、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高瑜“泄密案”的辩护律师。在很多人眼中,当时七十五岁的张思之代表中国法律界的良心。

最初进展还算顺利。唯色与阿安扎西在甘孜州的亲属联络,由阿安扎西的叔叔出面签署了给张思之律师的委托书。负责二审的四川省高级法院合议庭法官态度友好,行动配合,双方就律师到成都阅卷、到康定会见阿安扎西等进行安排,法官主动提出由法院给找会当地方言的藏语翻译等。张思之律师慷慨仗义,免费辩护,所需办案经费是由签署建议书的友人自发捐助。我们当时感到鼓舞,中国的法治似乎真有进步。有些朋友甚至认为阿安扎西也许真搞了爆炸,否则法院怎能如此信心十足,顺利接受张律师介入?我的态度是,即使阿安扎西最终被证实有罪,为他聘请律师也可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向世人证明审判是公正的;二是让藏人知道汉人也关注他们的命运。

但是就在一切就绪,张律师马上要出发去成都办案前,四川省高法突然变卦,急促来电声称阿安扎西已自行委托了两个甘孜州的本地律师,在时间上先于亲属委托,且本人委托优先于亲属委托,因此不能接受张思之律师参与案件。那位法官前一天还积极配合,此时闪烁其辞,说法漏洞百出,连他自己都尴尬。可以相信这非法官本意,否则他前面没必要那样配合,肯定背后有更大的力量插手。虽然法官说的理由等于自打嘴巴,但即使我们不信,却突破不了一个黑洞——除了当局,谁都无法见到阿安扎西,因此到底怎么回事,由当局任意编造。

事后知道,就在法官拒绝张思之律师前,警察已经去了阿安扎西的叔叔家,调查他如何委托的北京律师,对他进行斥责威吓。很明显,四川省高法的变故并非单独行为。

这时,周围原本认为阿安扎西可能有罪的人都改变了看法。因为爆炸案若是真的,完全没必要把张律师强行换成本地律师。以往张律师参与的诸多案件比这敏感度还高,也没被拒绝。那是因为以往案件的所谓“颠覆”、“煽动”、“泄密”之类罪名,都如橡皮筋一样可长可短,当局不怕律师辩护。然而爆炸案却没有混淆黑白的含混地带,要么有爆炸,要么就没有。若是栽赃假造,一旦有不受他们左右的律师介入,立刻就会拆穿,没有任何狡辩余地,假案如何策划也会暴露于光天化日,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允许。

打开案件黑箱的唯一可能是律师,前提是律师必须秉持公正,而非甘当摆设。当甘孜州早已对阿安扎西定罪,生活和执业都在甘孜州的本地律师怎么可能反对甘孜州当局的定论呢?从这一点,更换律师完全可以断定背后必有黑幕。

所谓冤案和错案,办案者至少还相信案子是真的,阿安扎西这个案子却是人为制造的假案。扩展看背景,阿安扎西与甘孜州当局的纠葛由来已久,当局担心民众对阿安扎西的拥戴会威胁权力。1997年,当地政府发文件——不允许阿安扎西以活佛身份活动;禁止他参与其他寺庙的活动和兴建寺庙;并且废除他指认的活佛。但是当局禁令对民众不起作用,阿安扎西的威望反倒更高。1998年,借口发现西藏独立的传单,当地警方审查阿安扎西身边僧人。感受威胁的阿安扎西出走躲藏。当地百姓上万人联名按手印上书政府,为他担保。当局担心引发事端,许诺不对阿安扎西进行“处理”。但是暗中继续动作。2000年甘孜州国家安全局指控阿安扎西煽动百姓阻挡国营林业局砍伐森林,逼他签字按手印承认罪行。他担心被捕,再次出走躲藏。当地百姓又一次请愿,各村村长和支书组成的代表团带着四万多藏人百姓的联名信,分头去省城和北京上访,要求保证阿安扎西安全。当地政府不得不再次退让。当阿安扎西重返寺院时,数万百姓自发夹道迎接,哭成一片。当局几次搞不定阿安扎西,丢尽脸面,这构成了对政府的蔑视和挑战,也构成了对相关官员的羞辱,因此势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美国911事件后,反恐一时成全球风潮,中国也在民族问题上开始利用反恐。那段时间当局摧毁了甘孜州色达五明佛学院几千间僧舍,赶走数千僧尼,导致社会动荡,矛盾丛生,甘孜州境内发生数起无法破案的爆炸。当地官员面临政绩压力,急于找到替罪羊。指控阿安扎西搞系列爆炸,既能一举“告破”积压的案件,又能将阿安扎西落罪。借全球反恐态势,以爆炸罪名可以强势压制百姓,也能躲避国际指责。以上逻辑虽是我的推演,没有证据,但只要当局做的是假案,这种逻辑就能成立。

当地百姓不相信阿安扎西会搞爆炸,除了慈悲僧侣不会做那种事,还出自常识的推理。比如,当局说2002年4月3日成都天府广场的爆炸是阿安扎西指挥洛让邓珠所为,但是从洛让邓珠被抓到逮捕阿安扎西,相隔好几天他为何不跑?当地百姓一定能保护他不让警察找到,如同他前两次出走那样。有说法是他知道警方监控,跑不掉,那就无法解释他为何还要在监控下作案?我在2001年拜访他时,他解释之所以离开寺庙住到县城,就是要把自己放在当局眼下让当局放心。他十分清楚当局时刻抓他把柄,平时门都不出,怎么会去搞爆炸?

唯色向张思之律师献哈达(2002年12月)
如果案子是假的,可以设想四川省高法前面与律师的配合,是因为法院只看案卷,案卷可以被做得很周密,不让法院看出有假。对法院而言,证据确凿的爆炸案很简单,谁来辩护也一样,因此可以很大方地接待任何律师。待到法院开始安排律师会见阿安扎西及翻译,需要与关押阿安扎西的甘孜州协调时,制造假案的人才知道张律师介入。他们原本根本想不到阿安扎西的牧民亲属知道找律师,更不要说找来北京的大律师,未做防范。而外来律师一旦与阿安扎西见面会揭穿构陷,于是他们一方面气急败坏地派警察威吓阿安扎西亲属,一方面紧急运作,要求四川省高法不得让张律师介入。

必是有更大的权力发令,才会让四川省高法自打嘴巴也得执行。法院能找到的唯一理由就是阿安扎西自己委托了律师。没有什么比这个动作更能说明有鬼。虽然有明显破绽,但是外人既然见不到阿安扎西,也无法戳穿。我们为张律师做的办案安排,如机票、接待、越野车,我和唯色还准备亲往陪同,都随之作废。除了干着急,什么力量也使不上。

后面的动作明显是加快进行。2003年1月23日,四川省高法终审裁决维持原判,3天后洛让邓珠被执行死刑。对阿安扎西的治罪,证据全部来自洛让邓珠。没有洛让邓珠,所有证据都不成立。阿安扎西平时对洛让邓珠多有帮助,至于洛让邓珠为何曾经指认阿安扎西策划了爆炸,一直是个谜。洛让邓珠在后来推翻了前面口供,至死也不承认阿安扎西与爆炸有关。但法院并没有对此追究,洛让邓珠被仓促执行死刑,普遍认为是构陷者的杀人灭口,以免他的翻供带来麻烦。

(三)

这个假案到底是谁做的?把各种因素联系在一起,一个核心——周永康便会浮现出来。

阿安扎西案件的立案和审判过程,正值周永康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即四川的最高主政者。那时是他从地方进入中央的仕途当口。请注意几个时间点的衔接——2002年11月15日周永康升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12月2日阿安扎西案宣判,12月5日周永康正式离开四川,12月9日周上任公安部长。

关于周永康在四川主政期间如何镇压藏人,瑞典华人政论家茉莉在当时就有过论述。我只谈周永康和阿安扎西案的关系。警察系统如同军队,非常讲究资历和专业。干了大半辈子石油的周永康空降公安部长,至少从专业上一定被老公安看不起。这一点周永康心里明白。在他到公安部的当天对局级负责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的忐忑:“从小我就对公安民警怀有深深的敬意,没想到今天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我既感到光荣,也感到压力很大。我是公安战线上的一名新兵,公安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我深感责任重大。我一定向同志们好好学习……我也热切地希望得到在座的全体老同志、全国的老公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

周离开四川到公安部上任之际宣判阿安扎西案,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他这个“新兵”的一块垫脚石,让他在警察叔叔面前不那么白丁一块。在他的领导下破获过一个具有现代反恐特征的系列爆炸案,能给他长脸,为他增加心理上的自信。

我并非说假案是周本人制造的。他开始也许真不知实情。策划者不会把造假向上汇报,而会把假的说成真的,让周认为真是值得拿出炫耀的政绩,才会在上任公安部长前对案子坐实并公布。转折点很可能就在制造假案者阻止张律师介入二审之时。那已经不是甘孜州或单独的警察部门能做到。案子到了四川省高法,让高法出尔反尔,执法枉法,只有比高法还高、且正管高法的权力才能做到。周永康正好就在那个位置。

丹增德勒仁波切与洛让邓珠被甘孜州中级法院审判的电视画面截图

国际舆论当时已经关注这个案件,也有把周永康与案件相联系的说法,周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在意。即使他开始不知道是假案,以他对官场权谋的了解,也能很快明白真相。但是他不会承认受骗。也不会追查骗局,他甚至可以不做任何表示,身边心腹自会领悟,帮他安排好一切。到那一步,周已和阿安扎西案绑到了一起。一个刚上任的公安部长,生平经手的唯一大案是假案,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将让周部长在那些老公安面前何以自处?舆论口水也会将他淹没。周因此死活要把假案做成真案,为此不惜充当假案制造者的保护伞,且把一切可能暴露真相的痕迹抹掉——最稳妥的就是杀掉洛让邓珠,形成死无对证。本来二审加死刑复核,往往需耗时半年到一年,尤其是遇到国际舆论批评的案件,拖延是常用方式。而阿安扎西案却反其道行之,一审后仅一个多月就结束二审并执行洛让邓珠死刑。这个节奏充分看出其中的求快意图。除了杀人灭口,也是周上任警察首脑的杀人立威,显示不在乎国际舆论的强硬。此一风格今天越来越多被中共那些缺少权威而内心自卑的官员所采用。

对藏人百姓的质疑和不满,当局则全力打压。一位叫达提的当地村民会说汉话,曾帮我们作为与阿安扎西亲属沟通的中间人,结果被甘孜州当局判了5年刑。记得那时和达提突然联络不上,直到一封从印度发来的电子邮件(发件人自我介绍是阿安扎西的弟子,在印度修行)告知达提被捕。这使我极为愤慨,阿安扎西至少还有一个爆炸罪名,达提仅仅因为充当翻译就被判刑,哪还有法律可言?唯色给达提家多次拨打电话,那边却拒绝对话,后来干脆不接电话。可以理解,达提当初敢于帮忙,是认为有北京的律师、作家、学者帮忙,能打破州县当权者的一手遮天。结果不但阿安扎西的结局未改,连达提自己都进了监狱,家人怎么还敢再指望我们呢?

其后周永康步步高升,从政治局委员变成常委,从警察首脑变成掌管全国公检法的政法沙皇。法律似乎成了他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清楚,只要周还在台上,阿安扎西的命运无论如何不可能改变,一切努力都无用。

(四)

我和唯色一直没有中断对阿安扎西的关注。我甚至觉得自己人生的一部分跟他的命运连为了一体。对他的歉疚则是随时间增长。我所能做的和他望穿牢房铁窗所期待的相差太远。他在狱中一直锲而不舍地要求伸冤平反,每次见到亲属都让他们为他奔走努力。毫无门路的亲属和乡亲只能不断联系唯色,希望我们相助。而我们能做的,只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更多是为自己的心寻求交待,甚至有时只是为了让乡亲们知道我们还在努力。

张思之律师告知,要想提出重审案件,前提是拿到判决书。如果连判刑依据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提出异议?荒谬之处就在于,这本来丝毫不该成为问题,恰恰是一直无法解决的难题。无论亲属怎么要求,当局以各种理由推脱搪塞,始终不给判决书。为了搞到判决书,我还要求派人去深山里的洛让邓珠家里找。洛让邓珠与阿安扎西同案,判决书应是同一份。人被枪毙了,总会有个判决书给家人吧。可最终证实,原本说洛让邓珠家可能有的判决书只是一份逮捕通知书。因为他家无人认得汉字,以为那就是判决书。每当母亲想念死去的儿子,就拿出那张纸看着哭。
2009年,康区三万多藏人签名、按手印的上访申冤书,
呼吁重新审理丹增德勒仁波切一案

只能要求阿安扎西的亲属无论如何去找有关部门要到判决书。中共高层换届逐步临近,到时没有判决书也无法努力。亲属和乡亲明白这一点后全力以赴,经过反复争取和等待,直到2009年年底,阿安扎西入狱七年后,才拿到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2002)川刑终字第1128号”。

终于看到判决书后,仅凭其中一句“阿安扎西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没有提出异议”,所有亲属就认定是不公正的。因为无论是亲属当年在法庭上听阿安扎西亲口所说,还是后来去狱中探望时阿安扎西反复表达,从来都说他跟爆炸毫无关系。至少在这一点上,四川省高法明显编造了谎言。

我为阿安扎西亲属起草了要求四川省高法重审阿安扎西案的申请书。亲属们为阿安扎西伸冤迫切,对我们抱有很高期待。而我们能扮演的角色颇为微妙,一方面是我们心之所愿,责任所在,必须尽力,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回避。以我和唯色在当局眼中的敏感,与阿安扎西亲属和乡亲的接触随时会被扣上操纵煽动之名,那样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此我们一直要求除了跟法律有关的,其他任何活动一个字不要跟我们说,与我们的直接联络也尽量避免。我们能做的只限于阿安扎西希望的法律途径,而目前仅有的法律途径就是争取案件重审。首先的关键又是找到合适的律师,并让律师能够依法介入。

张思之律师与此案的历史渊源使他是不二人选。自2002年被刻意阻止为阿安扎西辩护后,张老一直关注阿安扎西的状况,在超过八十的高龄又一次接受委托,承担阿安扎西案的重新审理。张老智慧依旧,思维敏捷,只是精力和体力难免随年龄衰减。我和唯色原期望有律师后我们抽身,以免当局抓把柄,实际并不可能,仅一个语言障碍就离不开靠唯色的翻译,还因为很多情况不是单纯法律问题,需要双方都信任的人充当沟通中介。

这种沟通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一是要接受以往教训,不能让当局对律师的介入提前阻止;二是无论向亲属了解情况,还是商量计划,都不能让当局知道具体内容;三是我们日常的所有通讯都被当局监控,只能用其他方式。联系经常要这样进行,亲属那边需要通话时打过来,我们不接,用事先准备的未被监控号码打回去。先是唯色用藏话交流,向我转述,再把我们讨论的结果转述给对方。需要和律师交流的问题,只能见律师面谈。张老不会使用网络,唯一通讯工具是家里的固定电话,那当然百分之百被监听。所以每次面谈需要乘车几十公里,从郊区进城到他家,回来后再把结果告诉亲属。即便是在我们自己家,我和唯色说这些事时,因为担心窃听也要到外面去说。

(五)

2012年,中共十八大换届,周永康退位。那是我们一直等待的转机,期望由此能切实而有望地推进案件重审,至少不会再有周永康的阻力。我们邀请了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夏霖律师加盟。夏霖是刑事辩护专家,参与过全国知名的小贩崔英杰杀城管案和修脚女邓玉娇杀官员案的辩护。他年轻,专业水平高,沟通能力强,与张老又有很好的私人关系。他可以弥补张老行动不便和通讯技术方面的不足。他很快亲自去四川和阿安扎西亲属见面,找到了合适的翻译,逐步建立起律师与当事人直接进行沟通的管道,不必再事事通过我们。

夏霖律师(2013年12月)
夏霖律师办案是尽量在法律框架内,尽量按专业方式。他相信足够熟悉法律,善于利用法律,盯住程序,就能取得进展。对于阿安扎西案件,他表示只要能看得到案卷,真有作假成分一定可以从案卷中找出破绽。那时就有充分理由要求重审案件,四川省高法若拒绝,向全国最高法院申诉就顺理成章。而只要程序被启动,律师的作用即可发挥,任何对程序的妨碍也可曝光在公众面前。法律机器转起来,就得转出个结果。

然而怎么才能看到案卷呢?夏霖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在四川司法界有众多校友。他先是想通过私人关系。其他案子没有问题,但是阿安扎西案即使过了十几年仍是特殊敏感,再好关系也没人敢做,而是要求夏霖至少先成为阿安扎西本人委托的正式律师,仅有亲属委托不行,必须是阿安扎西本人委托,才能名正言顺要求阅卷。

走了十几年,又转回到最开始的那一关——如何让阿安扎西委托真正帮他的律师?那本该是最简单的,在任何法治国家,当事人第一要求就是见自己的律师,而在中国,张思之律师、夏霖律师、唯色和我加在一起,对这个大如山的难题也往往一筹莫展。

我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安排。首先只有阿安扎西亲属有见他本人的机会。他被监禁十三年中,亲属一共被允许探监六次。我们一方面让亲属积极要求探视;一方面把一切准备好——写好委托书;教给他们如何让阿安扎西正确签名;设想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包括狱方阻止,或委托书被扣;每种情况该如何应对;我甚至考虑过让亲属携带记录设备,把现场情况录下来作为司法交涉的证据,那又需要购买设备,培训使用等……这些说起来几句话,进入实际操作,每个细节都相当耗神。

我跟夏霖律师不一致的地方,在于他总是对法律抱有期待和信任。这也难怪,律师不信法律就别干了。律师似乎都有一份从容,可能因为看惯了法律进程的缓慢和案件波折的拖延。时间对于法律不算什么,而我总是想到狱中人的度日如年。阿安扎西把所有的期望寄托给法律,最终会实现吗?还是再次证明是虚幻?

亲属终于等到了探监机会。2013年11月6日,阿安扎西的姑姑和妹妹带着准备好的委托书见到阿安扎西。然而一年多的准备未得到任何结果。委托书根本递不到阿安扎西手中。一切都在狱方控制之下。对阿安扎西的据理力争,狱方说法是那份委托书内容有错——写的是委托张思之、夏霖做“辩护律师”, 但阿安扎西既然要做的是无罪辩护,就应该委托“代理无罪辩护律师”。这在我们看来荒谬的理由(中国律师界的泰斗张思之和专业精深的夏霖难道连委托书都要狱吏指错?),却能欺骗被隔绝人世十几年的阿安扎西。他接受了狱方解释,写信要求亲属“将原来写错了的‘辩护律师’改为‘代理无罪辩护律师’”。他以为就是改几个字的事,信中嘱托“你们要尽快办理此事。这件事是我十一年多来所等待的,切记!切记!”

怎可能“尽快”呢?从那以后,无论亲属一次次要求,再也不被批准探视。如果不是阿安扎西去世,我相信他与亲属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被隔绝更久。不仅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防范——无论如何不让阿安扎西有机会签署委托书,以确保外来律师无法介入,保持假案的黑箱不被打破。

照理说,时至2013年底,周永康已完全失势,正在被当做罪犯进行调查,而后开除党籍、逮捕,颇有讽刺意味地被判与阿安扎西同样的无期徒刑(死刑缓刑期结束后阿安扎西被改判无期徒刑)。我从未指望中共新一届当权者会奉行自由民主,但仍然希望他们能比以往明智,哪怕只从有利统治的角度,也需调整原本政策。其实只需平反一个出自周永康之手的冤假错案,都会让藏人产生希望,改善紧张的民族关系。然而任何调整都没有,也未发生任何变化——如果不说是变得更坏的话。

当地藏人百姓表达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思念

逐渐,阿安扎西的亲属和乡亲不再找我们。不知他们是否出于失望,同时对我们一直试图走的法律途径失去信任。他们甚至可能产生不满,当阿安扎西死在监狱时,两位律师既未露面,也不与他们联络。即使阿安扎西没能签署律师委托书,他的亲属却都给张思之律师和夏霖律师签署过委托,怎么会再不过问了呢?

他们不知道的是,87岁的张思之律师在2014年承担了为揭露中共意识形态管控入狱的高瑜辩护,随之又承担为悼念天安门屠杀被抓的浦志强辩护,那两个全球瞩目的人权案导致他劳累成疾,他在2014年9月25日突然中风,失去行动和语言能力,至今尚未恢复,自此英雄不再。而2014年香港发生要求真普选的市民运动,出于惧怕国内民主运动与之呼应,中国当局抓捕了大批活动人士。夏霖律师承担了为其中的郭玉闪辩护,却在2014年11月8日深夜,数十名警察闯入他家搜捕,至今他仍在被关押。

夏霖为之辩护的郭玉闪是2003年在我们呼吁公正审理阿安扎西案建议书的签名者之一。他那时是北京大学的硕士生,十几年来成长为卓越的NGO领导者和青年领袖。现在再看当年建议书上的签署名单,首批建议人中的刘晓波被判11年徒刑,师涛被判10年徒刑,浦志强目前在狱中,张祖桦被软禁,廖亦武、余杰被迫害后流亡国外,萧翰被停止授课,徐晓、冉云飞也曾分别入狱,王怡掌管的家庭教会成为当局打压重点;后来的签署人中,除郭玉闪在狱中,杜导斌数年服刑,赵达功被抓数次,李剑虹曾不让回国,卢跃刚被停止工作……律师中落难的不止一个夏霖,就在阿安扎西死讯传出的两天前那个“黑色星期五”,上百位中国维权律师在全国各地被抓和被传唤,至今对维权律师的镇压还在继续……

十三年来让我心痛不已的丹增德勒仁波切,未帮您实现身在人间时的心愿,我只能在这里向您致歉。愿此刻您在清净的佛界休养生息,我们还将在人间继续坚持。相信终有一天,您要的清白会大白于天下。

2015年7月于北京

【丹增德勒仁波切“二七”忌日。民主中国首发】

2015年7月25日星期六

在玉树自焚牺牲的囊谦僧人索朗多加的遗嘱


7月9日傍晚,在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三江源民族商贸中心,27岁的囊谦县僧人索朗多加自焚抗议,牺牲。之后,他的家人被软禁在宾馆数日,目前获释,但24小时被监视中,禁止与外界接触。当地网络通讯中断数日,过往人员皆被排查。索朗多加的遗体在玉树火化,骨灰是否交给家人不详。

索朗多加于自焚前留下的遗嘱传出。这里依据西藏之页及桑杰嘉的译文,整理如下:

致中国政府官员,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员们:
我是青海玉树囊谦人,现年27岁,囊谦扎西家的次子,目前在宗萨佛学院学习。正如海内外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漠视少数民族的公道和正义,一昧采取镇压和可恶的手段打压民族的宗教和传统,对文化灭绝,对环境破坏。民众没有言论自由,公道与苦难无处诉说。当有些民众讲述真相和苦难时,总是遭遇镇压和逮捕。中国政府非但不能采纳民意解决问题,反而对寺院和僧侣采取各种狡猾手段进行控制。总之,针对少数民族采取无所不能的予以灭绝的恶劣政策。 
我们民众的最大希望是,迎请嘉瓦丹增嘉措(达赖喇嘛尊者)回返布达拉宫。 
正因我们没有任何权利诉说公正公道,为此,我用我的生命向全世界,特别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证明这一事实。 
切记,血脉相连的同胞们,不要无动于衷,大家要团结一致,凝聚力量,为未来解决民族的问题,请大家全力以赴! 
僧人索朗多加于公元2015年7月1日(一气呵成)

延伸阅读:

三天前在玉树市自焚的囊谦县僧人索朗多加已牺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5/07/blog-post_12.html

2015年7月22日星期三

纽约时报:警方夺走西藏喇嘛丹增德勒骨灰

警方夺走西藏喇嘛丹增德勒骨灰

北京——一位知名藏人僧侣的骨灰被中国警方强行取走,这名僧人的支持者在周二表示。该名僧侣本月在狱中死亡后,曾引发公众示威活动,外界对他在监禁期间所受的待遇产生怀疑。

这位备受尊敬的宗教人士、社群领袖就是65岁的丹增德勒仁波切(Tenzin Delek Rinpoche),他的表兄弟格西尼玛(Geshe Nyima)表示,上周四晚间,四名将他的骨灰运回四川老家以举行佛教葬礼的藏人,在泸定县遭警方阻拦,在枪口下被迫将骨灰交出。

“骨灰被拿走了,没有交给家属,”格西尼玛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的电话会议上说。他在那里过着流亡生活。

“警方称他们会将骨灰撒入附近的河流。那四个人不知道骨灰的去向。”
丹增德勒在位于四川省会成都附近的一所监狱服刑13年后死亡,他因被控策划爆炸案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人权活动人士称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

官方在7月12日将死讯告知丹增德勒的家属,但没有说明原因,直到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几天后报道称,在拒绝接受治疗改善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后,他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家属们驳斥了这种说法。

“我们家属认为丹增德勒仁波切是遇害身亡,”格西尼玛在电话中说。“一个无辜的人在经过13年的折磨后死于狱中,这不正常。”总部位于纽约的倡导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组织了这场电话会议。

周四,中国当局不顾家属的意愿,将丹增德勒的遗体火化。家属们本希望在他的家乡理塘为他的遗体举行葬礼。大约30人获准见到他的遗体,并进行了简短的仪式,其中包括他的直系亲属、弟子和僧侣。但该倡导团体表示,他们不准保留他的遗物,一些藏人和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与该倡导团体共同要求对丹增德勒的死亡开展独立调查。

格西尼玛表示,周五,丹增德勒的妹妹和外甥女被理塘警方从成都的一家餐厅带走,此后一直没有消息。失踪之前,丹增德勒的妹妹——52岁的卓嘎拉姆(Dolkar Lhamo)与另外大约100名藏民在成都参加了静坐示威活动,要求归还丹增德勒的遗体。她后来向监狱管理人员递交了一封请愿书,要求对丹增德勒的死亡展开调查。藏人流亡组织获取了这份请愿书并在网上公布。

西藏流亡组织表示,7月13日,防暴警察在四川西部镇压示威活动,导致20多人受伤入院,当时上千人聚集到一起,要求对丹增德勒的死因展开调查。

据人权组织透露,为了防止出现民族骚乱,中国当局经常关闭藏区的网络和电话通讯,同时采取严厉的安全措施,比如监控佛教寺院,强迫失踪,根据逼供获得的供词展开秘密审判等。

格西尼玛表示,丹增德勒的家乡和寺院已被警方包围。“人们不能聚集到一起祈祷,”他说。“完全像是军事区。”

周二,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泸定公安局的两名自称为警官的人,在问及扣留丹增德勒骨灰一事时,他们挂断了电话。

Yufan Hua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2015年7月21日星期二

今日拉萨现日晕

狗狗尼玛次仁啦在日晕中~

格桑梅朵在日晕中。

转自脸书。

2015年7月20日星期一

中国环球时报:美休想再从中国监狱“捞”出罪犯


环球时报:美休想再从中国监狱“捞”出罪犯

时政新闻环球时报 [微博] 2015-07-17 01:18

环球时报:美休想再从中国监狱“捞”出罪犯

  在狱中服刑的罪犯丹增德勒日前病亡,境外藏独组织借机对四川个别藏区的群众进行煽动。美国国务院发表推波助澜的声明,对处理丹增德勒的遗体提出具体要求。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针对此事和近日少数滋事“维权律师”被拘留猛烈指责中国“破坏人权”,并威胁说这些事件将影响中美关系。欧盟和加拿大呼应美国之举,分别就这两件事或其中的一件向中国提要求。美国带头搞的这轮对华人权攻击看上去咄咄逼人。

  丹增德勒因伙同另一名罪犯制造2002年四川成都天府广场爆炸案而被判处死缓,从那时起一直在狱中服刑。他虽有藏传佛教僧人的身份,但他的犯罪事实十分清楚,对他的制裁与宗教无关,而是任何重犯都必须接受的依法严惩。而长刑期囚犯病亡狱中在全世界都是经常发生的。

  丹增德勒多次上了美国所罗列的中国“政治犯”名单,是美方在人权领域找中国茬经常提起的人名之一。然而美官方清楚丹增德勒的犯罪事实,因此提到他时大多是应景。CECC是2000年成立的专门“监督中国人权”的美官方机构,它代表了美国看待中国人权较为激进的态度,但它说话不起什么作用已被很多美国人习惯,中方当然用不着搭理它。

  美方对中国的人权指责几乎从不探讨中国人最关心的民生领域,它的大多数攻击都针对了挑战中国国家安全和破坏社会稳定的那些案件,以及发生在民族地区的暴恐案件等。它保护的差不多是仇恨中国政治制度的同一类极少数人,它对华使用“人权”这个词时实际上是指那些反体制者的犯罪豁免权,是要求中国法律对那些人网开一面。

  早年有过中国为了推动中美关系进展,把个别这类罪犯提前释放并允许他们出境的情况,但随着法治建设不断强化,中国已有很多年不再理会美方的要求,美国人权组织这些年再没从中国狱中“捞”出一个他们所宣称的“政治犯”。美方似乎也已在这方面死心,他们再向中国提交要求释放的名单时,更多是展现一种姿态。

  改革开放以来美方不断对华进行人权交涉,应当说并非毫无正面作用。中国在对美斗争的同时,处理敏感案件变得更为谨慎,更加注重厘清一般反体制言行与犯罪行为的法律界限。

  中国社会是清醒的,这种清醒的重要结果是,我们对美方人权干预的恶意一面的认识不断因各方面无可争议的事实得到加强。近些年中国人权事业加速度发展,美方的干预和指责反而越发频密、猖獗。人权问题几乎完全变成了美对华博弈的一个杠杆,成为美虽然说了也白说,但可以骚扰中国、掩护美其他对华要求的砝码和烟雾弹。

  此外与中国谈人权似乎成为美面对中国崛起保持自信的方式之一,美国官方每次与中国打交道都对外宣传谈了人权,算是对美国舆论的交代和对这种自信的鼓励。

  在国际事务中自私的美国政府真会比中国政府还关心中国的人权吗?如果美国政府真那么好,就该多做些实事,比如当初在气候谈判中把美国的碳排放指标多拨给中国一些,因为中国的广大南方地区冬天多数家庭还用不上暖气,让他们烧上暖气需要新的更多排放指标。另外美国还可对中国的减贫努力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取消一些关键药物的专利限制,帮助中国患有重症的穷人延长生命。

  美国现在做的都是动动嘴皮子,又很适合向舆论邀功的事情,它对中国谈的那些人权已经剑走偏锋,变成了赤裸裸的干涉主义人权外交。欧盟和加拿大总是在这方面跟美国比较紧的,欧盟比较虚,加拿大是西方七国的末流,对中国来说,它们的声音与我们发展人权的真实努力相比都是些廉价的泡沫。

(环球时报)

【转自:腾讯新闻

2015年7月19日星期日

纽约时报:已故藏人精神领袖亲属被中国警方拘捕

今日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头七”之日。为入狱十三载、在狱中突然身亡、又被强行火化、而骨灰亦下落不明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供灯祈祷。


已故藏人精神领袖亲属被中国警方拘捕

北京——据报道,中国西南部的相关部门带走了一位知名藏人僧侣的两名亲属。这名僧侣在关押期间过世,消息在上周日传达到家人那里,但并未说明死因。消息引发多起示威活动,导致20多人受伤。

海外倡导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称,警方于周五带走了丹增德勒仁波切(Tenzin Delek Rinpoche)的妹妹和外甥女。65岁的丹增德勒是一名广受尊敬的僧侣及社群领袖,生前以恐怖主义和煽动分裂的罪名在服无期徒刑。倡导人权的人士认为,针对丹增德勒的指控出于政治动机。

他在四川省会成都附近的一所监狱内去世,但具体情况尚未得到官方的说明。

周四,监狱管理人员不顾丹增德勒家人及支持者的请求,将他的尸体火化,没有允许他们依照藏传佛教传统举行葬礼。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活动总监帕玛卓玛(Padma Dolma)表示,目击者称,周五上午,52岁的卓嘎拉姆(Dolkar Lhamo)和25岁的女儿尼玛拉姆(Nyima Lhamo)被来自家乡理塘的警察从成都的一家餐厅带走。理塘县距离成都大约400英里(约合650公里)。

帕玛卓玛在纽约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们非常担心她们的安全,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局会怎么样对待关押的藏人。”

周六,记者致电理塘县警方,但他们拒绝确认这两名女性是否被捕。

在寻求归还丹增德勒遗体的一次高调活动中,卓嘎拉姆是中心人物。上周,包括她和另一名姐妹在内的近100名藏人在成都的所监狱外进行了静坐抗议。外界认为,那里就是丹增德勒生前被关押了13年的地方。
她后来向监狱管理人员递交了一封请愿书,要求对丹增德勒的死亡展开调查。多家藏人流亡组织拿到并在网上公布了这份请愿书。

中国当局担心可能会出现民族骚乱,在藏区实施严厉的安全举措;强迫失踪、严刑拷打、秘密审判后进行长期监禁都是非常普遍的做法。

藏人流亡团体表示,周一,防暴警察试图阻止雅江地区的示威活动,导致至少23人入院就医。在这个位于四川西部的县区,上千人聚集到一起,要求对丹增德勒的死因展开调查。

当局在该地区实施了信息封锁,而这一细节经过了理塘公安局接电话的一名男子的确认。“这里的网络关了半个月了。这是控制措施,”他在挂断电话前表示。

因为他的社会福利工作,以及反对四川西部非法开矿和砍伐森林的种种努力,丹增德勒广受尊敬。2002年,他遭到拘捕,并被控策划一系列爆炸案。经过秘密审判,他被判处死刑,但后来获得缓期执行。批评者称,当局缺乏证据,只是想消除一个令他们不快的社群领袖。

丹增德勒的境遇在藏人及国际维权人士中引发轰动,他们近几年来一直请求北京提早释放丹增德勒,理由是有报道称他患有心脏疾病。

国内新闻媒体没有报道有关丹增德勒去世及随后的抗议活动的消息,但以民族主义情绪著称的官方报纸《环球时报》在周四发表社论,驳斥了西方媒体质疑他是否获得充分医治的新闻报道。

文中称,“长刑期囚犯病亡狱中在全世界都是经常发生的。”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Yufan Hua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2015年7月18日星期六

纽约时报:中国当局强行火化藏僧丹增德勒仁波切遗体

中国当局强行火化藏僧丹增德勒仁波切遗体

北京——周四,中国西南地区当局不顾亲属、宗教领袖和数千名支持者的请求,将上周在狱中去世的一名知名藏族僧人的遗体火化。支持者曾要求获准依照藏传佛教传统举行葬礼。

去世的这名僧人是终年65岁的丹增德勒仁波切(Tenzin Delek Rinpoche)。亲属称,周四凌晨,四川省的监狱官员不顾他们的请求,草草火化了丹增德勒的遗体。已经演化为暴力冲突的抗议活动很可能因此加剧。
“我觉得他们是害怕人们会看到遗体,知道不是自然死亡,”丹增德勒的表亲格西嘉央尼玛(Geshe Jamyang Nyima)在Skype上接受采访时说。
权利倡导人士一直要求调查丹增德勒的死。丹增德勒是一名社群领袖,生前因被控恐怖主义和煽动分裂而服无期徒刑。在狱中的13年里,丹增德勒坚称自己无罪,称关于他策划了2002年的一系列爆炸案的指控,是由对他的公众声望日益提高感到不满的官员捏造的。

最近几年,因有关其健康每况愈下的报道而感到担忧的家人,一直在请求北京准许丹增德勒保外就医,并得到了西藏流亡团体、西方政府和丹增德勒在国内的数千名信徒的支持。本周,美国国务院和欧盟呼吁中国政府交还遗体。

周四当天,记者无法联系到四川省会成都的监狱官员请其置评,但亲属称,他们多次拒绝公布丹增德勒的死因。

家人称,丹增德勒被捕前健康状况良好,但后来患上了心脏病。他们称他在被关押期间遭到虐待,并将心脏病归咎于此。

“从最早骚扰他的活动开始,一直到处理掉他的遗体,中国当局对待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态度,表现出了他们对自己的法律和对宗教传统的极大蔑视,”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主任芮莎菲(Sophie Richardson)说。“让饱受折磨且得不到医治的人死在监狱里,残忍至极。”

丹增德勒是中国身份最显赫的政治犯之一。在一个本就充斥着反政府情绪的地区,他的死亡和遗体被草草火化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

周一,一千多人聚集在丹增德勒曾居住过的雅江的政府外。雅江是四川的一个县,居民大多是藏族。据说警方朝人群使用了催泪瓦斯和实弹。报道此次抗议活动的海外倡导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称,有十多人受伤。

丹增德勒的表亲格西嘉央尼玛说,在遗体周四上午在成都郊外一处秘密场所火化前不久,监狱官员让丹增德勒的姐妹见了他的遗体。“她们发现他的嘴唇和手指甲都变黑了,”格西嘉央尼玛说。“在我们看来,他明显是被害死的。”他目前在印度流亡,经常与丹增德勒的一个姐妹电话联系。

丹增德勒在四川藏人中备受崇敬。在四川,他帮忙修建了诊所、学校和寺院。他还是一位有名的环保人士,反对开矿和砍伐森林。

但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活动总监帕玛卓玛(Padma Dolma)称,丹增德勒对藏语和西藏文化的推广,以及当地民众对他的忠诚追随,让汉族官员不安。“他没有参与政治活动,正因为如此,他被捕并被控密谋安置炸弹令人震惊,”她说。

被捕并被秘密审判后,丹增德勒在四川以外的地方也出名了。在国际权利倡导人士发起活动要求释放他后,他的死刑被减为无期徒刑。但他的一名同案被告已在2003年被执行死刑。

哥伦北亚大学现代藏学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尼特(Robert Barnett)表示,中国政府一直非公开地允许患病的藏族囚犯保外就医,过去两年里人数达到了17人。但考虑到丹增德勒的名望,当局可能害怕民众会为他获释一事举行庆祝。

“让他死在监狱里这件事真的很不同寻常,”他说。“这会在藏人群体中引发非常强烈的影响。”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2015年7月15日星期三

紧急:突然死于狱中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从未被减刑20年!



紧急:注意到多家外媒在报道突然死于中国监狱的西藏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时,说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称他“在2005年又减为20年有期徒刑”,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也称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减刑20年,这个消息是错误的!

丹增德勒仁波切从未被减刑20年!

丹增德勒仁波切于2002年12月2日被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实施恐怖爆炸、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5年1月26日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之后再未被减刑,至2015年7月12日约14点突然去世时,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刑期最后仍然是无期徒刑!

中国官媒新华社2005年1月26日的报道中写得很清楚:“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6日裁定,对因爆炸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阿安扎西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于当天向阿安扎西送达裁定书。”见http://news.sina.com.cn/c/2005-01-27/09464962341s.shtml

请人权观察组织、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和媒体等调查清楚,切勿以讹传讹!


附:

引述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称丹增德勒仁波切“在2005年又减为20年有期徒刑”的媒体有:纽约时报中文网BBC中文网

引述SFT称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减刑20年的媒体:路透社


2015年7月14日星期二

纽约时报:西藏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去世

转自网络,于2002年底,丹增德勒仁波切被甘孜州法院判罪。

西藏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去世

香港——据其家人和藏人流亡团体周一透露,受到中国官方监禁的一名著名西藏宗教领袖在狱中去世。

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Tenzin Delek Rinpoche)终年65岁,他被控“恐怖主义和煽动分裂罪”,去世时正在四川省服20年有期徒刑,他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表兄弟格西尼玛(Geshe Nyima)在电话中说。位于纽约的藏人流亡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也引述其家人及其他与之关系亲密的人的话,公布了丹增德勒去世的消息。

2002年4月,丹增德勒因涉嫌一系列在四川省会成都发生的爆炸案被捕。同年12月,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就意味着如果两年内表现良好,他就不会被处决。2003年,另一名同案被告被执行死刑。格西尼玛说,中国政府周日电话通知了丹增德勒的两个妹妹他去世的消息,但并未透露更多细节。暂时无法与他的两个妹妹取得联系。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在2004年援引从监狱里偷运出来的秘密录音称,丹增德勒对他受到的指控予以否认。后来他被减刑为无期徒刑,在2005年又减为20年有期徒刑。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丹增卓嗄(Tenzin Dolkar)在邮件中写道,丹增德勒是四川省东部地区藏人社群的一名领袖,他曾公开反对滥伐森林,“丹增德勒对这类议题的积极参与,导致他成为中国政府的目标。中国政府十年来一直试图限制他的活动和影响。”

她还指出,来自丹增德勒的家乡,四川省东部理塘县的上万名支持者曾联名签署请愿书,要求释放丹增德勒。

格西尼玛透露,丹增德勒的家人最后一次获准去成都的监狱探望他是在2013年11月。去年,丹增德勒的家人以他有心脏问题为由,请求允许他保外就医,但并未得到答复。

上周,当地政府通知丹增德勒的亲戚,他们终于被允许去探望丹增德勒。丹增德勒的两个妹妹因此前往成都,但见面时间一再被推迟。周日,她们被告知,丹增德勒已经死了。

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在其政府网站上说,中国政府已经多次无视保外就医的请求,“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只会在藏人中产生更多仇恨。”

著名藏族作家唯色(Woeser)去年在一篇博客中形容,丹增德勒是成千上万藏人的“精神支柱”。在提及中国藏民不断呼吁释放丹增德勒时,她如此写道,“没有比这更坚持、更忠义、更绝望的支持了。”

翻译:刘圆园(实习)

2015年7月13日星期一

AP:Tibetan lama Tenzin Delek Rinpoche dies in Chinese prison

Tibetan lama Tenzin Delek Rinpoche dies in Chinese p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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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hoto taken June 1999 and released by Tsering Woeser on July 13, 2015, shows Tibetan lama... Read more
BEIJING (AP) — Tibetan lama Tenzin Delek Rinpoche has died in prison 13 years into serving a sentence for what human rights groups say were false charges that he was involved in a bombing in a public park. He was 65.
Relatives were informed of the death Sunday, New York-based 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said Monday. Police in Sichuan province in southwestern China confirmed the death but declined to give further details.
Tenzin Delek was arrested in 2002 in relation to an April 3, 2002, blast in Chengdu city that injured three people. He was sentenced to death on charges of terror and incitement of separatism a few months later. His death sentence was commuted to life in prison in 2005, and later to 20 years' imprisonment. He continued to maintain his innocence.
He was being held in a prison in Dazhu county in Sichuan province, which borders the Tibetan region.
A woman from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in Dazhu confirmed that Tenzin Delek died Sunday. She refused to identify herself.
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said his family members had been informed by police in Chengdu city, the capital of Sichuan province, on Sunday, but were not told how he died.
Last year, they had applied for medical parole for him on the grounds that he suffered from a heart condition, high blood pressure, dizzy spells and problems with his legs that had caused him to fall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Born in 1950 in a Tibetan area of Sichuan, Tenzin Delek stayed in India from 1982 to 1987 to study under the Dalai Lama.
During that time, the Dalai Lama recognized Tenzin Delek as a tulku, or a reincarnated lama.
In 1987 he returned to China, where he worked to establish monasteries, health clinics, small schools and orphanages, rising in prominence.
Human rights groups have said his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officials took a turn for the worse when he rolled back attempts to clear forests and because of his support for the Dalai Lama, who is considered a separatist by the government.
In India, exiled Tibetans marched Monday in New Delhi and in Dharmsala, where the Dalai Lama has lived since fleeing Tibet in 1959, carrying placards reading, "We want justice," and "Murdered in Prison."
His family called for authorities to release his body.
"Tenzin Delek Rinpoche was an innocent monk who suffered over 13 years of unjust imprisonment, torture and abuse in a Chinese prison for simply advocating for the rights and well-being of his people and for expressing his devotion to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his India-based cousin, Geshe Nyima, said in a statement released by 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ust immediately release his body so that our family and community may perform the last Buddhist religious rites," the statement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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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d Press writer Ashok Sharma in New Delhi contributed to this report.

BBC:Tibetan monk Tenzin Delek Rinpoche dies in China prison

Tibetan monk Tenzin Delek Rinpoche dies in China prison

  • 3 hours ago
  •  
  • From the sectionChina
File photo: Tenzin Delek Rinpoche
A prominent Tibetan monk has died in a Chinese prison after 13 years in jail, his family and rights groups say.
Tenzin Delek Rinpoche, 65, was serving a 20-year jail sentence on separatism and terror charges, after being convicted of involvement in a 2002 bomb attack in Chengdu.
Tenzin Delek had denied the charges, calling them politically motivated.
The US, EU and rights groups had criticised his sentence at the time and called for his release.
Police in the south-western Sichuan city of Chengdu, where Tenzin Delek was being held, informed his relatives of his death on Sunday, rights group 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said.
His cousin Geshe Nyima, who is based in India, told Reuters that the cause of his death was not clear.
Another rights group, Free Tibet, said that the monk's family had asked for the return of his body, but this was rejected by prison officials.
A member of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in Sichuan's Dazhu county confirmed Tenzin Delek's death to the AP news agency, but refused to provide further details.
null
Tibetans held prayer services last year calling for Tenzin Delek's release, activist groups said
The monk was initially given a suspended death sentence in 2002. This was later commuted to life imprisonment, and then a 20-year jail sentence.
Another monk, Lobsang Dhondup, who had been charged alongside Tenzin Delek over the bombing, was executed in January 2003.
Rights groups have accused China of suppressing Tibetan culture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detaining monks who have expressed support for Tibet's exiled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
Howe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ys Tibet's economy has developed considerably under its rule, and that Tibetan communities enjoy a great deal of autonomy under a system of devolved government.
In 1959, after a failed anti-Chinese uprising, the 14th Dalai Lama fled Tibet and set up a government in exile in India.

2015年7月12日星期日

三天前在玉树市自焚的囊谦县僧人索朗多加已牺牲


从境内藏人传出的消息指,2015年7月9日傍晚约七点半,在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僧人索朗多加在格萨尔广场对面的玉树市古玩市场点火自焚。从已传出的现场图片看见自焚僧人索朗多加双手合十,倒在火焰中,被多人目睹。随后现场及当地主要路段被特警、武警、公安封锁。重伤的索朗多加被当地公安和医护人员带往当地医院,后转送西宁的医院。目前传来确定他已牺牲的消息。

已获悉自焚僧人索朗多加为玉树州囊谦县人,26岁,在康德格县萨迦派宗萨佛学院学习。父亲为当地知名商人,名昂欠扎西;母亲名博德;共有五个子女。

这是自今年5月27日安多卓尼县农妇桑杰措自焚牺牲后,从境内藏地传出的又一起自焚抗议事件。囊谦县僧人索朗多加是2015年第6位自焚藏人,2009年以来第146位自焚藏人(包括境内141位自焚藏人,境外5位自焚藏人)。因尊者达赖喇嘛八十寿诞,全藏区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1个县及阿坝藏族自治州几个县,被断网已半月有余。这些被断网之地的情况,因被封锁,暂无法为外界知。

以下,是2009年以来自焚抗议的146位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5年7月9日,在境内藏地有141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46位藏人自焚,包括24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25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22人,境外3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有52位自焚藏人(境内49人,境外3人;包括两位伤者、46位牺牲者、4位生死不明者)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许多藏人在自焚之时所呼喊的,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府玉树市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即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12月,28起自焚(境内藏地26起,境外2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4月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2起。
5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1起。
6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7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
8月1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9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11月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
12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

2014年2-12月,11起自焚(境内藏地11起):

2月2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3月3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1起。
4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1起。
12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2015年3-7月,6起自焚(境内藏地6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4月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5月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1起。
7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5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4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即145人:安多112人,康27人,嘉戎3人,羌塘2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9人;其次是安多桑曲(今夏河县)18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以及安多左格(今若尔盖县)9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即145人——
四川省藏区73人:阿坝州阿坝县39人、壤塘县6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9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7人、康定市2人、色达县2人、巴塘县1人、炉霍县1人;
甘肃省藏区32人:甘南州玛曲县2人、夏河县18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6人、卓尼县1人;
青海省藏区31人:果洛州甘德县2人、班玛县2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市2人、曲麻莱县1人、囊谦县1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6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西藏自治区9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2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22人,女性24人。其中有28位父亲,12位母亲,遗下未成年的孩子。

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16岁。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约27岁。

僧尼:3位高阶僧侣(Rinpoche,朱古),39位普通僧侣,8位尼师,共计50位僧尼,涉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觉囊派,以格鲁派僧尼居多;

农牧民:74位牧民和农民,大多数是牧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当局工作组驱逐出寺;4人曾是僧人,属自己还俗离寺。其中1位自焚牺牲的农民,原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僧人;7位自焚牺牲的牧民,属藏传佛教觉囊派所在地区。1位自焚牺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贡唐仓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4位男学生;3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贩;1位木匠;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党员及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1位洗车店店主。可以说,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其中这三个群体值得关注:僧侣;牧民;学生。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46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125人牺牲(境内122人,境外3人),其中90人当场牺牲(1人在尼泊尔自焚当场牺牲),33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1人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被送往印度新德里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即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1人被亲属同乡送往医院救治。

另有16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有14人情况不明。其中6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和5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寺院或家中,如同人间蒸发,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报道他于数月后被军警送回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目前状况不明。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县博拉乡牧民松底嘉,据报道他于2014年11月23日被军警送回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目前状况不明。

2014年3月29日自焚的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尼师卓玛的情况不明。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自焚后,先是被僧俗藏人送到医院,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目前状况不明。

境内藏人玉树退休干部巴桑拉毛自焚后在医院治疗,目前状况不明。

5、自焚者名单:

(1)141位境内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26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秋措,洛桑达瓦,贡确维色,丹增西热,旺钦卓玛,贡确索南,西琼,才让杰,贡确才旦,次成嘉措。

2014年(11人)——彭毛三智,洛桑多杰,久美旦真,洛桑华旦,卓玛,赤勒朗加,贡觉,拉莫扎西,桑杰卡,才让卓玛,格绒益西。

2015年(6人)——诺秀,益西堪卓,堂嘎,旦真加措,桑杰措,索朗多加。

(2)5位流亡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2人)——竹钦泽仁、嘎玛俄顿嘉措。

(另,在2009年之前自焚的,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流亡藏人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流亡藏人拉巴次仁。)

补充:

1、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告”,强调“哪里发生自焚案件就对哪里进行‘严打’整治”,即对自焚者家人、亲属、所在乡村及寺院等进行连坐。并且,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艰难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以下各种情况,包括: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及境外的自焚事件可能不止以上所记录的146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并且,仅依据目前所报道的(包括境外涉藏媒体和组织报道的,以及中国官方媒体如CCTV、新华社、新华网报道的)案例,至少有50多起与50多位位自焚者相关的案例,其中至少有两百甚至更多的藏人因此被拘捕、被判刑,最高刑期是死刑(2013年3月13日自焚牺牲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妇女贡觉旺姆的丈夫卓玛甲,被阿坝州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最低也是一或两年,更多的是数年重刑,但一定还有未被报道的连坐案例已经发生。

2、7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在异地蹊跷身亡,久谢杰服毒自焚时毒发身亡;而成列与卓玛杰均被捕,目前情况不明。以及在印度的流亡藏人隆日多杰、次成多杰、达瓦顿珠。

3、2013年3月底,从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结古镇),传出一名藏人妇女因抗议当局强拆其房屋而自焚受伤的消息,10月底时方才被证实,名叫贡觉措姆,40岁,是结古镇桑则(音译)村人,后从医院返回家中。但这一事件因不详及很迟传出,未计入2009年以来藏人自焚抗议的记录中。

2015年7月10日星期五

昨日傍晚,在青海省玉树市,囊谦县僧人索朗多加自焚


从境内藏人传出的消息指,2015年7月9日傍晚约七点半,在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僧人索朗多加在格萨尔广场对面的玉树市古玩市场点火自焚,双手合十,倒在火焰中,被多人目睹。随后现场及当地主要路段被特警、武警、公安封锁。自焚僧人索朗多加被当地公安和医护人员送往当地医院,后转送西宁的医院。目前传来他牺牲的消息,但也有消息说他可能还活着。已有现场自焚图片传出。

目前获悉自焚僧人索朗多加为玉树州囊谦县人,26岁。父亲为商人,名昂欠扎西。而索朗多加的寺院、教派等更多情况尚不知。

这是自今年5月27日安多卓尼县农妇桑杰措自焚牺牲后,从境内藏地传出的又一起自焚抗议事件。囊谦县僧人索朗多加是2015年第6位自焚藏人,2009年以来第146位自焚藏人(境内141位自焚藏人,及境外的5位自焚藏人)。因尊者达赖喇嘛八十寿诞,全藏区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1个县及阿坝藏族自治州几个县,被断网已半月有余。这些被断网之地的情况,因被封锁,暂无法为外界知。

用绘画记录藏人自焚的日本画家Tomoyo Ihaya(井早智代),为昨日自焚的僧人索朗多加绘画。

以下,是2009年以来自焚抗议的146位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5年7月9日,在境内藏地有141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46位藏人自焚,包括24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24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21人,境外3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有52位自焚藏人(境内49人,境外3人;包括两位伤者、46位牺牲者、4位生死不明者)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许多藏人在自焚之时所呼喊的,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府玉树市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即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12月,28起自焚(境内藏地26起,境外2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4月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2起。
5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1起。
6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7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
8月1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9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11月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
12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

2014年2-12月,11起自焚(境内藏地11起):

2月2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3月3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1起。
4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1起。
12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2015年3-7月,6起自焚(境内藏地6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4月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5月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1起。
7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5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4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即145人:安多112人,康27人,嘉戎3人,羌塘2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9人;其次是安多桑曲(今夏河县)18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以及安多左格(今若尔盖县)9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即145人——
四川省藏区73人:阿坝州阿坝县39人、壤塘县6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9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7人、康定市2人、色达县2人、巴塘县1人、炉霍县1人;
甘肃省藏区32人:甘南州玛曲县2人、夏河县18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6人、卓尼县1人;
青海省藏区31人:果洛州甘德县2人、班玛县2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市2人、曲麻莱县1人、囊谦县1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6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西藏自治区9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2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22人,女性24人。其中有28位父亲,12位母亲,遗下未成年的孩子。

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16岁。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约27岁。

僧尼:3位高阶僧侣(Rinpoche,朱古),39位普通僧侣,8位尼师,共计50位僧尼,涉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觉囊派,以格鲁派僧尼居多;

农牧民:74位牧民和农民,大多数是牧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当局工作组驱逐出寺;4人曾是僧人,属自己还俗离寺。其中1位自焚牺牲的农民,原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僧人;7位自焚牺牲的牧民,属藏传佛教觉囊派所在地区。1位自焚牺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贡唐仓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4位男学生;3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贩;1位木匠;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党员及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1位洗车店店主。可以说,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其中这三个群体值得关注:僧侣;牧民;学生。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46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125人牺牲(境内122人,境外3人),其中90人当场牺牲(1人在尼泊尔自焚当场牺牲),32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1人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被送往印度新德里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即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1人被亲属同乡送往医院救治。

另有16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有14人情况不明。其中6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和5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寺院或家中,如同人间蒸发,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报道他于数月后被军警送回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目前状况不明。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县博拉乡牧民松底嘉,据报道他于2014年11月23日被军警送回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目前状况不明。

2014年3月29日自焚的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尼师卓玛的情况不明。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自焚后,先是被僧俗藏人送到医院,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目前状况不明。

境内藏人玉树退休干部巴桑拉毛自焚后在医院治疗,目前状况不明。

5、自焚者名单:

(1)141位境内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26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秋措,洛桑达瓦,贡确维色,丹增西热,旺钦卓玛,贡确索南,西琼,才让杰,贡确才旦,次成嘉措。

2014年(11人)——彭毛三智,洛桑多杰,久美旦真,洛桑华旦,卓玛,赤勒朗加,贡觉,拉莫扎西,桑杰卡,才让卓玛,格绒益西。

2015年(6人)——诺秀,益西堪卓,堂嘎,旦真加措,桑杰措,索朗多加。

(2)5位流亡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2人)——竹钦泽仁、嘎玛俄顿嘉措。

(另,在2009年之前自焚的,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流亡藏人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流亡藏人拉巴次仁。)

补充:

1、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告”,强调“哪里发生自焚案件就对哪里进行‘严打’整治”,即对自焚者家人、亲属、所在乡村及寺院等进行连坐。并且,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艰难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以下各种情况,包括: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及境外的自焚事件可能不止以上所记录的146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并且,仅依据目前所报道的(包括境外涉藏媒体和组织报道的,以及中国官方媒体如CCTV、新华社、新华网报道的)案例,至少有50多起与50多位位自焚者相关的案例,其中至少有两百甚至更多的藏人因此被拘捕、被判刑,最高刑期是死刑(2013年3月13日自焚牺牲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妇女贡觉旺姆的丈夫卓玛甲,被阿坝州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最低也是一或两年,更多的是数年重刑,但一定还有未被报道的连坐案例已经发生。

2、7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在异地蹊跷身亡,久谢杰服毒自焚时毒发身亡;而成列与卓玛杰均被捕,目前情况不明。以及在印度的流亡藏人隆日多杰、次成多杰、达瓦顿珠。

3、2013年3月底,从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结古镇),传出一名藏人妇女因抗议当局强拆其房屋而自焚受伤的消息,10月底时方才被证实,名叫贡觉措姆,40岁,是结古镇桑则(音译)村人,后从医院返回家中。但这一事件因不详及很迟传出,未计入2009年以来藏人自焚抗议的记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