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8日星期二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二)

我用父亲拍摄西藏文革照片的相机在拉萨拍摄。(摄影者:Pazu Kong)

《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二)


/唯色


4
到了2012年,用我父亲的老相机在拉萨拍照的“行为艺术”开始付诸实行。在中国独立电影人、摄影师王我的帮助下,多年放置抽屉深处的蔡司伊康(ZEISS IKON)相机又能使用了。
我父亲在1950年代中期用积攒了两年的军饷,在拉萨帕廓著名的夏末嘎布店里购买的这架德国相机的确品质不错。拿起来略沉,纯皮的棕色外套布满岁月的痕迹,连机器本身也有磨蚀的印迹,那是我父亲在往昔许多年里反复使用的证明。扁扁的机器,黑色的部分宛如龟壳,坚硬而且如麻的纹路;银色的部分依然泛着晶莹的光泽。打开镜头,而镜头是向前伸出去的,发出轻微却干脆的响声。闭上左眼,让右眼从小小的取景框看出去,——难道我能看见他目睹的“杀劫”吗?按下快门,耳边响起另一种轻微且干脆的响声:“咔嚓”。
一切准备就绪,我把上百个在北京买的120富士反转片胶卷带回拉萨。然而又逢敏感的时间段:这年5月的一天,两位从安多阿坝(今阿坝县)和桑曲(今夏河县)来拉萨打工的年轻藏人,在军警、游客及信众最为密集的大昭寺与八廓街派出所之间自焚,使得这几年以焚身浴火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献祭西藏民族的个体抗争行为,从全藏边缘各地蔓延至腹心之地。
拉萨于是沦为 “种族隔离区”。除了在寺院、老城区、布达拉宫等景点周围部署安检门,同时从空港、铁路、公路层层设防,非拉萨本地藏人若无各种证件和“进藏许可证明”,“除非插翅,否则不可能进入拉萨,”这是一位去拉萨旅行的中国作家写的。可想而知,依照《杀劫》中的老照片所指示的地点,用同一架相机在原地拍照,是多么地不合时宜。更何况我无论去往何处,在我的身前身后,或近或远,都有多个便衣警察和他们的车跟踪。他们甚至也给我拍照。实际上我的生活完全处在这些便衣警察的监控之下。好几次,我与他们面对面错身而过,已熟悉一张张平庸之脸。当然,被他们“喝茶”(传唤的比喻说法),被他们搜查电脑、手机,被他们警告会人间蒸发,都不止一次。

我的十九个120富士反转片胶卷,在拉萨机场被警察掉包,变成了十个135的柯达负片胶卷和五个富士负片胶卷

还发生过更具戏剧性的事件。差不多有两个月,我在烈日下东奔西跑,拍了十九个胶卷。考虑到暂不离开拉萨,一位来旅游的汉人朋友离开拉萨前到我家告别时,我把拍好的胶卷托她带走,以便尽早冲洗。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我们也从未在电话里提及,但是第二天她在机场过安检时,却被指控有一把水果刀藏在装胶卷的背包里,而那水果刀她从未见过。警察不由分说把包拿走,在她看不到的地方做“进一步检查”,直到飞机将起飞才交还。受惊吓的她匆匆登机,待飞机落地查看,我的十九个120富士反转片胶卷,变成了十个135的柯达负片胶卷和五个富士负片胶卷。
现在,这十五个被掉包的胶卷作为某种纪念品收藏在我北京家里。曾经尝试冲洗了其中一个,显示是废片。我在拉萨辛苦拍摄的摄影作品,就这样消失在国家机器制造的黑洞中。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得知朋友帮我带胶卷呢?我想不出。是我家被偷装了窃听器或摄像头?还是数公里之遥的拉萨公安局信息大厦楼顶竖立的高倍望远镜能看进我家的窗子?无论他们用什么高科技手法,都不如我对代表国家法律的部门竟用这种方式拿走我的胶卷,更让我惊骇。

5
胶卷被掉包后,我继续用父亲的相机拍照,第二年的夏秋季节也如是。每张照片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事件:文化大革命;因为时间跨度已近半个世纪;因为空间还是这里:拉萨。所以每张照片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当年,我父亲的照片类似于“报道体”或摄影报道,更因他拍摄的或者说记录的是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诸多事件,而成为历史性的见证。我用同一架相机在四十多年后的间隔拍摄,——是的,不是连续拍摄,更似一种影像叙事,看似没有一个个具体事件,却是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故事布满其中。
起初,在今天的拉萨,带着我父亲用过的相机走在他四十多年前走过的每一处,我感受到的是“记忆被没收的困惑”,触目所及似乎都是文革照片中没有的场景与物。然而,突然间,党的扬声器——才旦卓玛的歌声从布达拉宫广场的各个扩音器传出:“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啊再苦也有边,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哟共产党来了苦变甜……”,这恰是文革时期被挪用、被改编成“红色革命歌曲”而流行全中国的西藏民歌,并不遥远的记忆顿时返回、涌现,荒谬感与错位感陡然加重,时光亦倒流。于是会痛楚地察觉到,实际上,文革并没有结束。
不计其数的细节呈现种种痕迹。比如,布达拉宫右侧掩于玛波日山下的狭长洞穴,其实是文革中为响应毛泽东“备战”指示而开辟的防空洞,如今改造成了具有本土风味的甜茶馆,年长者居多的藏人们排排坐着喝甜茶、吃藏面、低声聊天,来自附近乡下的女孩子嚼着口香糖倒茶、收钱,小小的窗台上摆着的花盆鲜花盛开;画有西藏传统图案的门户前是被称为“颇章厦廓”的传统转经路,既有无数信徒走过,也有很多游客走过,还有我和身后的便衣警察走过,同时伴随着紧挨转经路的较为宽阔的北京东路上的车来车往。而北京东路的另一边,则是模仿天安门广场建的布达拉宫广场,有高度警惕的军警持枪守卫的升旗台飘扬着五星红旗,有炮弹形状的“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与象征旧日西藏政权的颇章布达拉遥遥相对,还有巨大的电视液晶屏幕滚动播放新西藏的旅游风光或伟大成就——这正是后文化大革命场景,因植入于拉萨,又隐含某种悲剧意义。
至于当年游斗“牛鬼蛇神”的帕廓及周围街巷、大小寺院,如今已被国家权力打造成商业化与移民化的场域,也是重新修改历史、建构国家认同的场域。在镜头里,可以看见以藏式房屋为背景主要突出“中国特色”的场景:一幅幅“中国梦”宣传画、一串串红灯笼、一个个汉文大于藏文的招牌,以及一些大的商场前鲜红的充气塑料圆柱或金色的充气狮子在风中炫耀着暴发户的粗俗和入侵。血红色的五星红旗必须插在每间店面醒目的高处。部署在多个转角的藏式楼房上面的狙击手经常闯入镜头,让你避之不及。2014年夏天我还注意到,挂满帕廓的上百个摄像头被加上了颇具藏式风格的伪装:是用模仿转经筒样式的圆形盒子套住真正的摄像头,并在这假转经筒的外表印上六字真言,一般人会以为是佛教用具,却不知是“老大哥”从那后面在看着你。

使用我父亲蔡司伊康相机于2012年8月拍摄。

虽然在藏人眼中,帕廓依然是环绕祖拉康(大昭寺)的主要转经路,所以依然会一圈复一圈地右绕,或步行或磕长头;依然会挨肩接踵地,在祖拉康跟前此起彼伏磕长头,甚至会延伸到灯房周围的石板地上,但在冠名“八廓古城”的旅游景点,男女老少的藏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异域景观,吸引游客驻足、猎奇。以中国游客为主,经常用各种长短镜头追拍藏人,经常很不客气地将镜头贴近被拍者的身体,根本不顾被拍摄者是不是在履行佛事,或愿不愿意被陌生人拍。拉萨显然变成了一座主题公园:专门提供给中国游客消费的展示“拉萨最幸福”的主题公园。
在拍摄时,我依照《杀劫》老照片指示的地点,做了以下几个地点的归纳:

*布达拉宫广场,即旧日的修赤林卡(尊者法座林苑);
*罗布林卡,即尊者达赖喇嘛夏宫;
*祖拉康,即大昭寺;
*松却绕瓦,即旧日的大昭寺讲经场;
*帕廓及其周围小巷;
*“牛鬼蛇神”被游街、批斗的几处;
*甲波日,即药王山;
*宇妥路、江苏路(造反派、解放军活动的几处);
*拉萨人民体育场,即旧日的波林卡;
*拉萨大桥;
*附近农村……

那么,有没有发现,连年来我所看见的拉萨风景,仍然是“杀劫”的风景,实质上是无常的风景;我试图讲述的拉萨故事,仍然是“杀劫”的故事,实质上是无常的故事?其中有混乱,也有秩序;有迷惘,也有坚持;有暴力,也有悲悯;等等。如果要学习佛法,可以经由这样各种的、连续的无常,慢慢学习到许多,或者一些。尽管照片本身远不如拍摄过程更富戏剧性,甚而至于,照片其实平淡无奇,需要解释或说明才能让观者明白其含义。不过,摄影师尚·摩尔(Jean Mohr)说过,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用舌头拍照的。所以无须我做更多解释或说明,惟愿每张照片可以自己叙述那些被遮蔽的真实,虽然我很想讲述今日这种情境下西藏的自我经验、藏人的自我经验。正如与尚·摩尔合作多次的作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所说:“摄影就是一种记忆。照片,与人的记忆,都同等倚赖并对抗时间的流逝。”[1]
但请原谅我的拍摄成果。对于习惯了用数码单反、GoproIphone手机拍照的我来说,产自至少五十年前的蔡司伊康并不是一件得心应手的机器。尽管我竭力采取与我父亲同样的取景角度,并在内心亦竭力感受我父亲当年的心境,但这样的传统相机使我经常受制于焦距远近、曝光时间甚至胶卷的放置与进退,因此浪费了多少个胶卷!最终的成像也不尽如人意,仅有“行为艺术”的名而难具其实。不过我仍存这样一份希望:无论拍得如何,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情境下,还是为记录历史多少做了一点贡献。
这是不是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几十年来的科技进步并不一定就比当年的记录更具某种价值?而那价值与当下的真实有关,与变迁的时代有关,也与复杂的人性有关。两相比较,让人愈发珍视老照片,仿佛“被人们当作面向窗外的一瞥,藉此他们可以看穿历史,而窥见某种超越时间的领域。”(约翰·伯格)

注释:
[1] 《另一种影像叙事》(Another way of telling),约翰·伯格(英)、尚·摩尔(瑞士)著,张世伦译,台湾三言社出版,2007年。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节目由自由亚洲藏语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一)

图为我的两本有关西藏文革的书,于2004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其中《杀劫》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新版在今年5月出版。


《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一)



/唯色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说过一句名言:“关于文明的记录同时都是关于野蛮的记录。”但我要修改为:关于所谓文明的记录,其实更多是关于野蛮的记录。
——题记


1
因藏语“革命”谐音而得名《杀劫》的图文书,十年前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那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同时出版的,是我采访二十三位经历者口述西藏文革——《西藏记忆》,以及我在中国出版随即被禁的散文集——《西藏笔记》(台湾版《名为西藏的诗》)。
如若没有台湾,我的这三本书可能很难面世。说可能,譬如邻近的香港,彼时与今日不同,尚未被削弱的价值观允许言论自由,或找得到出版处。但在偌大中国,则绝无可能。王力雄在《杀劫》序言中写:“尽管已过四十年,文革在中国仍被列为不可触碰的禁区”,因为“文革不仅是会使中共痛楚的旧疤,而且挖掘下去,会触及中共制度的根本”,发生在西藏的文革更是禁区中的禁区。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今天,在有毒空气——雾霾日益浓重却宣称已经崛起的中国,《杀劫》依然是禁书,文革依然是禁区。
禁书很难入关。承蒙大块文化慷慨地在合同之外额外赠送五十本《杀劫》,那是我希望书中的几十位受访者能够得到,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但在从香港进入深圳的关卡,全部被中国警察野蛮没收。我对受访者的歉疚难以抚平,有人已经去世,实际上至今已有十五位受访者接踵去世,他们永远无法目睹自己的证言印在书上。
2009年,《杀劫》藏文版问世。藏文译者是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资深主持人卓嘎。她在藏文版译者序中写道:“很多西藏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文革期间在西藏所发生的情况,所以我翻译这本书的目的,是让我们的新一代和境外的流亡藏人了解这个真相。”感谢大块文化无偿提供版权及版式,也感谢挪威西藏委员会(Norwegian Tibet Committee)、挪威言论自由联盟(Norwegian Authors Union)和瑞士西藏友协对出版的支助。
印出的第一本藏文《杀劫》,由译者赴印度达兰萨拉替我敬献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在另一本《杀劫》的扉页亲笔题词:“信仰和忠诚洁白无瑕,利他的勇气始终如一的唯色啦:祈愿三宝,不论现在或未来,让你的所有愿望都能无障碍地任运成就——释迦比丘说法僧达赖喇嘛 20091216日”。由尊者加持的珍本,后来辗转带给了因得不到护照而无法出境的我。
2013年,在Twitter上认识的郑玉萍女士(旅居美国的马来西亚华裔)主动承揽,制作《杀劫》的藏文电子书,并与译者卓嘎、藏文版设计者图登协力,将电子书成功上传网络,如今已有境内多地藏人读到。
在完成《杀劫》的六年里,沉浸在近三百张老照片中,以类似按图索骥的方式,去了解我一无所知的西藏文革历史,并不轻松。正如印度女学者布塔利亚·乌瓦什(Urvashi Butalia)在有关印巴分治的著作[1]中所说,不仅要通过“历史”来了解事件,“而且还要通过它的文学的、虚构的、历史的、政治的描述,通过它的个人的、证明性的陈述来了解它,因为对任何事件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事实’,同样重要的还有人们如何回忆这些事实,以及如何陈述它们。”而七十多位受访者的陈述,却因揭示并不愿意直视的黑暗,必然会重返黑暗并将记录者也不可避免地带入黑暗。
我至今记得采访时,经常会为对方突然吐露的一两句叹息——“疯了,那时候都疯了,就像吃了迷魂药”;“可怜啊,我们这个民族太可怜了”——而心痛,会暗暗指责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制造毁灭的人。但当我坐在电脑前逐字逐句整理录音,一个个感叹号开始为问号代替。这么多人的心结,之纠缠,之壅塞,之沉重,察觉得到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布满某种可怕的烙印,而这烙印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只要开口,属于某个时代或者某段历史的特殊语言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仿佛从来都具有如此单调却强悍的生命力。又因为,那些语言是外来的,入侵性质的,并不属于他们原本从属的民族,反而显得别扭、生硬。似乎是,当他们使用本族语言时,母语会自然消除那些丑陋的烙印,但他们用汉语学舌时,似乎只会重复那些烙印似的语言,如“解放”、“叛乱”、“破四旧”、“牛鬼蛇神”、“人民公社”之类。
作为用中文写作的我来说,有段时间,并不太愿意再次翻看记录这些烙印的老照片,也不太愿意重温当时的录音或文字,似乎是进入了对黑暗的西藏文革的厌倦期。

2
但王力雄认为仅出版图文书还不够。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虽然只有数百张(发布于《杀劫》有近三百张),却是关于西藏文革最全面的民间照片,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充分见证那段被强权遮蔽的历史。
比如拍摄纪录片。王力雄当时的设想是:“以这些西藏文革图片为引起,以采访为线索,配合可以找到的文革影视资料,采访图片中的人物,讲述图片中的故事,结合图片中人物和场地之今昔对比,描画出西藏文化大革命的轮廓和重要断面,以及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变迁,再辅有专家学者对西藏文化大革命的辩争(藏汉之间的不同观点),同时展现西藏的文化、文物、宗教等,可以把当今世界的两个热点——西藏与文化大革命合在一起,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
设想必然落空,因为在现实中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无可能。当局对拍摄这种题材会严厉封杀,相关藏人也会畏惧出镜。我在《杀劫》的采访中使用了录音与拍照,比较而言,录音比拍照要顺利。至于摄像,难以付诸操作。
之后,王力雄又有一个类似行为艺术的拍摄设想,并与拉萨和北京的艺术家讨论过。这是他当时写的文案:

唯色用父亲四十多年前在拉萨拍照片的蔡司伊康相机,站到父亲当年同一角度,拍摄今日拉萨图景。那些曾经上演当年戏剧的场地,今天变成了另外的世界,一边是宗教重新复兴,转经磕头,香烟缭绕;一边是世俗喧嚣,商潮滚滚,游客云集。
今天,西藏文革好像不曾存在。两个时代照片的对比,显现出历史的无常。唯色找到当年画面里的人物,希望他们进入今日照片,却发现是很大难题,无论是当年的受难者,还是当年的革命者,都拒绝现身。
摄影机跟随唯色采访,但只能被关上的门挡在外边。唯色想象,该用什么样的形象把当年的照片人物填充在今日图片中,每个想象都是诠释西藏命运的一种观点或角度。因为始终没有真人露面,最后只能是把当年底片上的形象投射在白板上,用白板剪出人形轮廓,立在与当年同样的位置上拍照——形成一组意味深长的照片。
唯色希望把两组照片——父亲的文革图片和人形白板的今日图片——放在一起办个展览,在拉萨根本不用想,在北京或是办不成,或是被阉割,或是展览遭关闭(按照真实情况记录)——总之那段历史不容许重见天日。
最终,唯色把父亲的文革照片一张一张投影在逐层凝结的冰上,带着冰在拉萨街巷穿行,阳光下的冰被喧嚣弥漫的今日信息包围,最终溶化消失。

3
“冰文革”的行为艺术同样无法进行,这是因为2008年来了。更确切地说,是2008310日起,在拉萨乃至全藏许多地方爆发了世人瞩目的抗议。
20083月的抗议改变了很多事情、很多人。也改变了我。如何描述这种改变?我的一种描述是:“之后的几个月,我总是听见一个声音,它源于我青春时节的偶像、后来渐渐忘却的意大利女子法拉奇(Oriana Fallaci),她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写到:‘在这些时刻,如果我们保持沉默,那将是一个错误,而言说却是一种义务。’作为一名记者和作家,她写过、说过许多话,但惟有这一句在拷问我的内心。”[2]
我还这样描述了那年夏天返回拉萨的感受,而那次因遭警察闯入家里搜查并把我带走审讯,我与王力雄只住了七天便出逃似的匆匆离开:“这是‘3·14’之后,时隔五个多月,我再一次看到环绕拉萨的群山有着属于拉萨的形状,再一次闻到穿透拉萨的空气有着属于拉萨的味道,再一次听到乡音亲切的拉萨话有着属于拉萨的韵律……唉,我是这样地爱着拉萨,每一次回到拉萨,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不但触及皮肉更触及我的灵魂深处!可是拉萨日益变得让我难以启齿,总使我尝到类似牙痛的滋味,既然牙痛就说不出口,我担心总有一天会不会疼得再也无言?”[3]
我正在进行的,以及计划中的写作都暂时放下,转向非虚构的记录。迄今八年来,陆续(在台湾)出版的皆为基于现时现地的著作:《鼠年雪狮吼》、《听说西藏》、《西藏:2008》、《图伯特这几年》、《自焚藏人档案》、《西藏火凤凰》、《仁波切之殇》、《乐土背后》,以及关于西藏时事的专栏写作、博客写作,等等。
藏人学者、被国际公认为“西藏现代史的重要史学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在《鼠年雪狮吼》的序中写道:“……记录这些席卷西藏高原的事件,对于了解所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藏人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储存在人心中的记忆,才会让一个民族得以生存下来。……20083月的事件,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忆,而它会被代代相传。今天,记忆不再只存在于我们心灵的深处,而是在网络空间里传播着,与世界共享着。在这个面向上,唯色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她是现代西藏记忆的记录者。……她认为她的要务就是传播事实,而且作为一个以中文写作的人,她认为自己特别有责任让中文读者了解她的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
似乎,《杀劫》所揭示的西藏文革已被更激烈、更当下、更迫切的现实,所替代。

注释:
[1] 《沉默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布塔利亚·乌瓦什(印)著,马爱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2]《鼠年雪狮吼: 2008 年西藏事件大事记》,唯色著,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年。
[3]《西藏:2008》,唯色著,台湾联经出版,2011年。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节目由自由亚洲藏语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2016年6月27日星期一

转:4年后获得两名自焚藏人的遗照


4年后获得两名自焚藏人的遗照

抗议中国政府的镇压和殖民统治而自焚牺牲的两位藏人的遗照四年后公布于众。

洛桑西绕
洛桑西绕

至今共有153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国政府对西藏的镇压和殖民统治,其中西藏境内发生145起,西藏境外8起。但是,由于中共部署大量的军警驻扎西藏各地严格限制藏人的自由迁徒,而且,对藏人的电话以及网络进行严格的监控,西藏境内发生自焚抗议后很难被外界及时知晓,自焚者的简历和遗照等更难获得。特别是部分藏人自焚抗议之后外界无法获得他们进一步的消息,不知他们的生死情况。

旦木曲
旦木曲

最近外界获得了2012年3月28日自焚牺牲的洛桑西绕和2012年8月27日自焚抗议牺牲的旦木曲的遗照。
2012年3月28日,当时20岁的洛桑西绕在西藏安多阿坝自焚抗议而牺牲。2012年8月27日,当时17岁的藏人旦木曲自焚抗议而牺牲。之前外界没能获得他们的遗照,最近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获得他们的遗照,现公布于众。

2016年6月24日星期五

我写色拉乌孜的诗,及艺术家Ian Boyden的英译

色拉寺及背后的色拉乌孜。

色拉乌孜

那是一个春天的黄昏
我们从色拉乌孜下来
它是一座山
在色拉寺背后
高而陡峭,长满荆棘
再过些日子就会开花结果
山上有一些阿尼修行的洞窟
我们来不及一一拜访
但也奉上了由衷的尊敬
站在洞口,拉萨几乎尽收眼底
有过牢狱之灾的阿尼淡淡地说:
“夜里灯火通明的拉萨
众生是那么地不安……”

(写于2016年6月22日,北京)

Sera Utsé Hermitage

One spring day at dusk
we walked from the Sera Utsé Hermitage
down the mountain
behind the Monastery of Wild Roses—
high and precipitous, overgrown with thorny tendrils
that in a few days would burst into bloom,
a few caves carved in its side for practicing nuns.
There was not enough time to visit them all,
but we offered our hearts of respect,
stood at the mouth of one cave,
almost all of Lhasa spread before our eyes.
A nun who had suffered imprisonment, said with indifference:
    “Now each night Lhasa dazzles with light,
    yet all living things, none of them safe…”

—Tsering Woeser
(translated by Ian Boyden)


图为译者Ian Boyden的推特截图,他住在华盛顿州西北部的圣胡安群岛。
附图:

图1-图3是那年去色拉乌孜的路上所拍。

毁于文革中的废墟。
从废墟上方可望见拉萨城。
我们从色拉乌孜下来。

图1-图4是艺术家Ian Boyden的作品“人鸟山” 或 “鸟之火”:


2016年6月18日星期六

补记今年3月23日自焚牺牲的牧民妇女索南措


很抱歉,迟至今日,才补充记录一起发生于今年3月23日的自焚抗议事件。

由于藏地被严密封锁的现实,这起自焚抗议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才艰难传出,并被媒体报道。自焚藏人是50岁的若尔盖牧民妇女索南措,她的一张不清晰的照片也传出,但没有自焚现场照片。

据报道,2016年3月23日,50岁的牧民妇女索南措(Sonam Tso),在图伯特境内的安多左格(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自焚牺牲。具体地点是若尔盖县阿西乡色拉寺外,寺院内僧人听到她呼喊“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一名年青僧人看见索南措点火自焚,扑灭她身上火焰,索南措的一位僧人亲戚赶至现场,与其他僧人将她抬至寺院房间,在准备送她去医院时发现她已去世。

翌日早上,当地公安至索南措家中,要求把遗体送至公安局,家人说遗体已火化。其后索南措的僧人亲戚被抓,拘留8天后获释,他手机上的自焚图片及视频被删掉。索南措的丈夫被警方传唤约3次,不清楚他有否被捕。

索南措有3个女儿、两个儿子,其中一名女儿出家为尼。而自2009年至今,已有10位安多左格(若尔盖县)藏人自焚抗议。

索南措是2009年以来第150位自焚藏人(境内144位自焚藏人,境外6位自焚藏人),也是2016年第3位自焚藏人。150位自焚藏人中,已有129人牺牲,包括境内125人,境外4人。

以下,是2009年以来自焚抗议的150位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6年3月23日,在境内藏地有144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6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50位藏人自焚,包括26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29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25人,境外4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有54位自焚藏人(境内50人,境外4人;包括两位伤者、48位牺牲者、4位生死不明者)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许多藏人在自焚之时所呼喊的,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府玉树市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即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12月,28起自焚(境内藏地26起,境外2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4月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2起。
5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1起。
6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7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
8月1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9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11月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
12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

2014年2-12月,11起自焚(境内藏地11起):

2月2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3月3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1起。
4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1起。
12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2015年3-8月,7起自焚(境内藏地7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4月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5月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1起。
7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1起。
8月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

2016年3月,3起自焚(境内藏地2起,境外1起):

2月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1起;印度德拉敦1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6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4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2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即148人:安多114人,康28人,嘉戎3人,羌塘2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9人;其次是安多桑曲(今夏河县)19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以及安多左格(今若尔盖县)10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即148人——
四川省藏区75人:阿坝州阿坝县39人、壤塘县6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10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7人、康定市2人、色达县2人、巴塘县1人、炉霍县1人、新龙县1人;
甘肃省藏区33人:甘南州玛曲县2人、夏河县19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6人、卓尼县1人;
青海省藏区31人:果洛州甘德县2人、班玛县2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市2人、曲麻莱县1人、囊谦县1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6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西藏自治区9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2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24人,女性26人。其中有28位父亲,14位母亲,遗下未成年的孩子。

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16岁。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约27岁。

僧尼:3位高阶僧侣(Rinpoche,朱古),40位普通僧侣,8位尼师,共计51位僧尼,涉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觉囊派、噶举派,以格鲁派僧尼居多;

农牧民:76位牧民和农民,大多数是牧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当局工作组驱逐出寺;4人曾是僧人,属自己还俗离寺。其中1位自焚牺牲的农民,原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僧人;7位自焚牺牲的牧民,属藏传佛教觉囊派所在地区。1位自焚牺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贡唐仓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5位男学生;3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贩;1位木匠;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党员及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1位洗车店店主。可以说,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其中这三个群体值得关注:僧侣;牧民;学生。

还有两位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50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129人牺牲(境内125人,境外4人),其中93人当场牺牲(1人在尼泊尔自焚当场牺牲),33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1人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2人被送往印度新德里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即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1人被亲属同乡送往医院救治、后回寺。

另有16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有14人情况不明。其中6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和5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寺院或家中,如同人间蒸发,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报道他于数月后被军警送回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目前状况不明。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县博拉乡牧民松底嘉,据报道他于2014年11月23日被军警送回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目前状况不明。

2014年3月29日自焚的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尼师卓玛的情况不明。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自焚后,先是被僧俗藏人送到医院,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

境内藏人玉树退休干部巴桑拉毛自焚后在医院治疗,目前状况不明。

5、自焚者名单:

(1)144位境内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26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秋措,洛桑达瓦,贡确维色,丹增西热,旺钦卓玛,贡确索南,西琼,才让杰,贡确才旦,次成嘉措。

2014年(11人)——彭毛三智,洛桑多杰,久美旦真,洛桑华旦,卓玛,赤勒朗加,贡觉,拉莫扎西,桑杰卡,才让卓玛,格绒益西。

2015年(7人)——诺秀,益西堪卓,堂嘎,旦真加措,桑杰措,索朗多加,扎西吉。

2016年(2人)——格桑旺堆、索南措。

(2)6位流亡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2人)——竹钦泽仁、嘎玛俄顿嘉措。

2016年(1人)——多吉次仁。

(另,在2009年之前自焚的,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流亡藏人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流亡藏人拉巴次仁,故也有记录指,境内外自焚抗议藏人总计152人。)

补充:

1、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告”,强调“哪里发生自焚案件就对哪里进行‘严打’整治”,即对自焚者家人、亲属、所在乡村及寺院等进行连坐。并且,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艰难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以下各种情况,包括: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及境外的自焚事件可能不止以上所记录的149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并且,仅依据目前所报道的(包括境外涉藏媒体和组织报道的,以及中国官方媒体如CCTV、新华社、新华网报道的)案例,至少有50多起与50多位自焚者相关的案例,其中至少有两百甚至更多的藏人因此被拘捕、被判刑,最高刑期是死刑(2013年3月13日自焚牺牲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妇女贡觉旺姆的丈夫卓玛甲,被阿坝州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最低刑期也是一或两年,更多的是数年重刑,但一定还有未被报道的连坐案例已经发生。

2、8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强巴格列;其中多吉热丹在异地蹊跷身亡,久谢杰服毒自焚时毒发身亡;而成列与卓玛杰均被捕,目前情况不明;强巴格列是康道孚县尼措寺僧人,2016年5月16日被捕,目前情况不明。以及在印度的流亡藏人隆日多杰、次成多杰、达瓦顿珠。

3、2013年3月底,从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结古镇),传出一名藏人妇女因抗议当局强拆其房屋而自焚受伤的消息,10月底时方才被证实,名叫贡觉措姆,40岁,是结古镇桑则(音译)村人,后从医院返回家中。但这一事件因不详及很迟传出,未计入2009年以来藏人自焚抗议的记录中。

2016年6月16日星期四

王力雄:丹增德勒求“法”记(重发)



注:2016年6月15日,设立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给去年7月12日冤死狱中的丹增德勒仁波切授予民主服务奖章(Democracy Service Medal)。尊者达赖喇嘛亲临授奖会场。丹增德勒仁波切亲属格西尼玛在发言中提及:“中国作家王力雄和西藏作家茨仁唯色多年来一直为丹增德勒仁波切呼吁……”

在此重发王力雄写于丹增德勒仁波切“二七”忌日的文章:《丹增德勒求“法”记》。

丹增德勒仁波切(唯色拍摄于1999年6月)
王力雄:丹增德勒求“法”记

(一)

当唯色告诉我丹增德勒仁波切圆寂的消息时,她许久不能从震惊和悲痛中平复。我一边安慰她,心里想这也许对他本人是好的。按佛教信念,离世只是往生,他是仁波切,可以留在清净佛界不再受苦。他的刑期是无期,已在监狱十三年,完全看不到解脱希望。如果他能把监狱当作闭关修行地,心如古井,不抱希望,也还好,偏偏他一心要法律还他公道,期望案件送到上级就能给他平反。我早年见他时,听他说过中央是太阳,省里是月亮,到了州里剩星星,县里则是漆黑夜。那时和他打交道的主要是县当局,后来他被四川省审判和关押,没看到省里有月亮,唯一的希望于是只寄托中央。狱中十三年,他不停要求对案件依法重审,恳求亲友帮他“向上级报告”,通过法律为他伸冤平反。

丹增德勒是宗教法名,但司法只认身份登记的俗名——阿安扎西。目前是国外普遍称他丹增德勒,国内称他阿安扎西。在跟法律有关的场合只能称他阿安扎西。我介入案件的过程,也用这个称呼。
王力雄与丹增德勒仁波切合影(唯色拍摄于2001年8月)
2001年8月我跟唯色去阿安扎西在甘孜州雅江县城的住所,是唯一一面见他。2002年10月我们再去雅江时,才知数月前他以爆炸罪名被捕。那时外界基本无人知晓,但是在雅江所到之处,藏人百姓都在为他不平。唯色和他早就认识,给我讲过不少他的善事。我在雅江也耳闻目睹他在藏人百姓中的威望。他多年深入农村牧场讲经传法,教育百姓戒烟酒、禁赌博、不杀生;信众供养给他的钱都用于赡养孤寡,办老人院,修路架桥;他办的学校有一百三十多个学生,都是孤儿、残疾或贫困儿童,每月花费上万元,自己生活却非常简朴(我一直记得他用来当笔筒兼筷子筒的是个空饮料罐)。当地百姓没人相信他会和爆炸案有关。一个喇嘛斩钉截铁对我说:“就是把我拉去枪毙,也不相信他会搞爆炸!”

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四川省甘孜州雅江县办的学校(唯色拍摄于1999年6月)
我当时虽怀疑当局,但也不会仅凭百姓说法就判定阿安扎西没作案,毕竟可能“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之所以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只是出于一个想法,需要给他在世人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并且允许人们对案情表示怀疑,进行追问和调查,而不是当时的官方做法,尚未审判,官媒《甘孜报》已经发布他制造了7起爆炸的报道,并指控他属于“达赖集团的秘密地下组织”。如果以黑箱方式把一个有崇高威望的宗教领袖判罪,即使他真有罪,当地群众也永远不会相信,且会世代流传成汉政府迫害藏人的又一个历史故事。

我利用在美国之音撰写的专栏文章,把阿安扎西因爆炸罪被捕的消息公布出去,希望通过外界关注促使当局慎重处理。那时的中国政府还不像今天这样不可一世,比较在意国际影响,几年后将要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以及和达赖喇嘛的代表正在进行的接触对话,都应该是让其慎重考虑的因素。

我的文章加上接受外媒采访,使阿安扎西案受到国际关注。不过期望促使当局慎重却未见效。2002年12月2日,阿安扎西被甘孜州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被控在他指挥下具体执行爆炸的洛让邓珠,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王力雄起草的这份联署建议书寄出前的留影。(唯色拍摄)
阿安扎西提出上诉,依法将由四川省高级法院进行二审——即终审。这是最后的机会。我起草了一份“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建议书”, 发给友人寻求联署。

建议书提出,当地群众和海外各界质疑案件,主要是因为审判过程不透明,无法听到当事人自我辩护的声音,也不能对案情进行追问和独立调查。这个案件的宗教因素和民族因素,使之可能埋下导致民族冲突的隐患,也为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进行的对话增添干扰。因此保证上诉审理的透明、公正至关重要,是消除对此案的猜疑、避免伤及汉藏关系的关口,为此建议在上诉审理过程中采取三项措施:一是由联署者聘请四川省以外的律师为二人辩护;二是允许国内外媒体采访案件的上诉审理过程及相关人员;三是邀请海外藏人代表到场观察上诉审理。

建议书认为,如果甘孜州警方的确掌握犯罪的确凿证据,甘孜州法院的判决的确公平无误,采纳上述措施对国家、汉藏民族和中国司法系统的信誉都有百利而无一害,各方面也会对案件的最终判决口服心服。

建议书在最短时间得到24位各界人士联署,其中大部分是汉人。我把署名的建议书分别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和四川省高级法院后,始终未得到任何回音。这种结果并不出人意料,虽然中国的权力机关总是冠以“人民”二字,却对人民从来不屑一顾。倒是在互联网上,建议书几天内便得到一百多个来自国内外的签名支持,有学者、编辑、记者、作家、教师、律师,也有医生、设计师、学生、佛教居士等。那次签名改变了以往网络签名多为化名的状况,要求用真实姓名,成为以后民间网络签名的主要方式。

虽然向人大和法院上书未有回应,但我们还是要尽自己努力去做。在所提三点建议中,允许媒体采访和邀请海外藏人观察非我们能定,能做的只有第一点——为阿安扎西聘请四川省以外的律师。

(二)

自右至左:张思之、萧瀚、王力雄、张祖桦讨论阿安扎西案(唯色拍摄于2002年12月)
我们请到了被海外媒体称为“中国第一大律师”的张思之先生。张思之曾做过法官;任过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创办了《中国律师》杂志并任主编;在其律师生涯中,做过李作鹏“反革命案”、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鲍彤“泄密、煽动案”、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高瑜“泄密案”的辩护律师。在很多人眼中,当时七十五岁的张思之代表中国法律界的良心。

最初进展还算顺利。唯色与阿安扎西在甘孜州的亲属联络,由阿安扎西的叔叔出面签署了给张思之律师的委托书。负责二审的四川省高级法院合议庭法官态度友好,行动配合,双方就律师到成都阅卷、到康定会见阿安扎西等进行安排,法官主动提出由法院给找会当地方言的藏语翻译等。张思之律师慷慨仗义,免费辩护,所需办案经费是由签署建议书的友人自发捐助。我们当时感到鼓舞,中国的法治似乎真有进步。有些朋友甚至认为阿安扎西也许真搞了爆炸,否则法院怎能如此信心十足,顺利接受张律师介入?我的态度是,即使阿安扎西最终被证实有罪,为他聘请律师也可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向世人证明审判是公正的;二是让藏人知道汉人也关注他们的命运。

但是就在一切就绪,张律师马上要出发去成都办案前,四川省高法突然变卦,急促来电声称阿安扎西已自行委托了两个甘孜州的本地律师,在时间上先于亲属委托,且本人委托优先于亲属委托,因此不能接受张思之律师参与案件。那位法官前一天还积极配合,此时闪烁其辞,说法漏洞百出,连他自己都尴尬。可以相信这非法官本意,否则他前面没必要那样配合,肯定背后有更大的力量插手。虽然法官说的理由等于自打嘴巴,但即使我们不信,却突破不了一个黑洞——除了当局,谁都无法见到阿安扎西,因此到底怎么回事,由当局任意编造。

事后知道,就在法官拒绝张思之律师前,警察已经去了阿安扎西的叔叔家,调查他如何委托的北京律师,对他进行斥责威吓。很明显,四川省高法的变故并非单独行为。

这时,周围原本认为阿安扎西可能有罪的人都改变了看法。因为爆炸案若是真的,完全没必要把张律师强行换成本地律师。以往张律师参与的诸多案件比这敏感度还高,也没被拒绝。那是因为以往案件的所谓“颠覆”、“煽动”、“泄密”之类罪名,都如橡皮筋一样可长可短,当局不怕律师辩护。然而爆炸案却没有混淆黑白的含混地带,要么有爆炸,要么就没有。若是栽赃假造,一旦有不受他们左右的律师介入,立刻就会拆穿,没有任何狡辩余地,假案如何策划也会暴露于光天化日,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允许。

打开案件黑箱的唯一可能是律师,前提是律师必须秉持公正,而非甘当摆设。当甘孜州早已对阿安扎西定罪,生活和执业都在甘孜州的本地律师怎么可能反对甘孜州当局的定论呢?从这一点,更换律师完全可以断定背后必有黑幕。

所谓冤案和错案,办案者至少还相信案子是真的,阿安扎西这个案子却是人为制造的假案。扩展看背景,阿安扎西与甘孜州当局的纠葛由来已久,当局担心民众对阿安扎西的拥戴会威胁权力。1997年,当地政府发文件——不允许阿安扎西以活佛身份活动;禁止他参与其他寺庙的活动和兴建寺庙;并且废除他指认的活佛。但是当局禁令对民众不起作用,阿安扎西的威望反倒更高。1998年,借口发现西藏独立的传单,当地警方审查阿安扎西身边僧人。感受威胁的阿安扎西出走躲藏。当地百姓上万人联名按手印上书政府,为他担保。当局担心引发事端,许诺不对阿安扎西进行“处理”。但是暗中继续动作。2000年甘孜州国家安全局指控阿安扎西煽动百姓阻挡国营林业局砍伐森林,逼他签字按手印承认罪行。他担心被捕,再次出走躲藏。当地百姓又一次请愿,各村村长和支书组成的代表团带着四万多藏人百姓的联名信,分头去省城和北京上访,要求保证阿安扎西安全。当地政府不得不再次退让。当阿安扎西重返寺院时,数万百姓自发夹道迎接,哭成一片。当局几次搞不定阿安扎西,丢尽脸面,这构成了对政府的蔑视和挑战,也构成了对相关官员的羞辱,因此势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美国911事件后,反恐一时成全球风潮,中国也在民族问题上开始利用反恐。那段时间当局摧毁了甘孜州色达五明佛学院几千间僧舍,赶走数千僧尼,导致社会动荡,矛盾丛生,甘孜州境内发生数起无法破案的爆炸。当地官员面临政绩压力,急于找到替罪羊。指控阿安扎西搞系列爆炸,既能一举“告破”积压的案件,又能将阿安扎西落罪。借全球反恐态势,以爆炸罪名可以强势压制百姓,也能躲避国际指责。以上逻辑虽是我的推演,没有证据,但只要当局做的是假案,这种逻辑就能成立。

当地百姓不相信阿安扎西会搞爆炸,除了慈悲僧侣不会做那种事,还出自常识的推理。比如,当局说2002年4月3日成都天府广场的爆炸是阿安扎西指挥洛让邓珠所为,但是从洛让邓珠被抓到逮捕阿安扎西,相隔好几天他为何不跑?当地百姓一定能保护他不让警察找到,如同他前两次出走那样。有说法是他知道警方监控,跑不掉,那就无法解释他为何还要在监控下作案?我在2001年拜访他时,他解释之所以离开寺庙住到县城,就是要把自己放在当局眼下让当局放心。他十分清楚当局时刻抓他把柄,平时门都不出,怎么会去搞爆炸?

唯色向张思之律师献哈达(王力雄拍摄于2002年12月)
如果案子是假的,可以设想四川省高法前面与律师的配合,是因为法院只看案卷,案卷可以被做得很周密,不让法院看出有假。对法院而言,证据确凿的爆炸案很简单,谁来辩护也一样,因此可以很大方地接待任何律师。待到法院开始安排律师会见阿安扎西及翻译,需要与关押阿安扎西的甘孜州协调时,制造假案的人才知道张律师介入。他们原本根本想不到阿安扎西的牧民亲属知道找律师,更不要说找来北京的大律师,未做防范。而外来律师一旦与阿安扎西见面会揭穿构陷,于是他们一方面气急败坏地派警察威吓阿安扎西亲属,一方面紧急运作,要求四川省高法不得让张律师介入。

必是有更大的权力发令,才会让四川省高法自打嘴巴也得执行。法院能找到的唯一理由就是阿安扎西自己委托了律师。没有什么比这个动作更能说明有鬼。虽然有明显破绽,但是外人既然见不到阿安扎西,也无法戳穿。我们为张律师做的办案安排,如机票、接待、越野车,我和唯色还准备亲往陪同,都随之作废。除了干着急,什么力量也使不上。

后面的动作明显是加快进行。2003年1月23日,四川省高法终审裁决维持原判,3天后洛让邓珠被执行死刑。对阿安扎西的治罪,证据全部来自洛让邓珠。没有洛让邓珠,所有证据都不成立。阿安扎西平时对洛让邓珠多有帮助,至于洛让邓珠为何曾经指认阿安扎西策划了爆炸,一直是个谜。洛让邓珠在后来推翻了前面口供,至死也不承认阿安扎西与爆炸有关。但法院并没有对此追究,洛让邓珠被仓促执行死刑,普遍认为是构陷者的杀人灭口,以免他的翻供带来麻烦。

(三)

这个假案到底是谁做的?把各种因素联系在一起,一个核心——周永康便会浮现出来。

阿安扎西案件的立案和审判过程,正值周永康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即四川的最高主政者。那时是他从地方进入中央的仕途当口。请注意几个时间点的衔接——2002年11月15日周永康升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12月2日阿安扎西案宣判,12月5日周永康正式离开四川,12月9日周上任公安部长。

关于周永康在四川主政期间如何镇压藏人,瑞典华人政论家茉莉在当时就有过论述。我只谈周永康和阿安扎西案的关系。警察系统如同军队,非常讲究资历和专业。干了大半辈子石油的周永康空降公安部长,至少从专业上一定被老公安看不起。这一点周永康心里明白。在他到公安部的当天对局级负责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的忐忑:“从小我就对公安民警怀有深深的敬意,没想到今天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我既感到光荣,也感到压力很大。我是公安战线上的一名新兵,公安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我深感责任重大。我一定向同志们好好学习……我也热切地希望得到在座的全体老同志、全国的老公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

周离开四川到公安部上任之际宣判阿安扎西案,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他这个“新兵”的一块垫脚石,让他在警察叔叔面前不那么白丁一块。在他的领导下破获过一个具有现代反恐特征的系列爆炸案,能给他长脸,为他增加心理上的自信。

我并非说假案是周本人制造的。他开始也许真不知实情。策划者不会把造假向上汇报,而会把假的说成真的,让周认为真是值得拿出炫耀的政绩,才会在上任公安部长前对案子坐实并公布。转折点很可能就在制造假案者阻止张律师介入二审之时。那已经不是甘孜州或单独的警察部门能做到。案子到了四川省高法,让高法出尔反尔,执法枉法,只有比高法还高、且正管高法的权力才能做到。周永康正好就在那个位置。

丹增德勒仁波切与洛让邓珠被甘孜州中级法院审判的电视画面截图

国际舆论当时已经关注这个案件,也有把周永康与案件相联系的说法,周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在意。即使他开始不知道是假案,以他对官场权谋的了解,也能很快明白真相。但是他不会承认受骗。也不会追查骗局,他甚至可以不做任何表示,身边心腹自会领悟,帮他安排好一切。到那一步,周已和阿安扎西案绑到了一起。一个刚上任的公安部长,生平经手的唯一大案是假案,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将让周部长在那些老公安面前何以自处?舆论口水也会将他淹没。周因此死活要把假案做成真案,为此不惜充当假案制造者的保护伞,且把一切可能暴露真相的痕迹抹掉——最稳妥的就是杀掉洛让邓珠,形成死无对证。本来二审加死刑复核,往往需耗时半年到一年,尤其是遇到国际舆论批评的案件,拖延是常用方式。而阿安扎西案却反其道行之,一审后仅一个多月就结束二审并执行洛让邓珠死刑。这个节奏充分看出其中的求快意图。除了杀人灭口,也是周上任警察首脑的杀人立威,显示不在乎国际舆论的强硬。此一风格今天越来越多被中共那些缺少权威而内心自卑的官员所采用。

对藏人百姓的质疑和不满,当局则全力打压。一位叫达提的当地村民会说汉话,曾帮我们作为与阿安扎西亲属沟通的中间人,结果被甘孜州当局判了5年刑。记得那时和达提突然联络不上,直到一封从印度发来的电子邮件(发件人自我介绍是阿安扎西的弟子,在印度修行)告知达提被捕。这使我极为愤慨,阿安扎西至少还有一个爆炸罪名,达提仅仅因为充当翻译就被判刑,哪还有法律可言?唯色给达提家多次拨打电话,那边却拒绝对话,后来干脆不接电话。可以理解,达提当初敢于帮忙,是认为有北京的律师、作家、学者帮忙,能打破州县当权者的一手遮天。结果不但阿安扎西的结局未改,连达提自己都进了监狱,家人怎么还敢再指望我们呢?

其后周永康步步高升,从政治局委员变成常委,从警察首脑变成掌管全国公检法的政法沙皇。法律似乎成了他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清楚,只要周还在台上,阿安扎西的命运无论如何不可能改变,一切努力都无用。

(四)

我和唯色一直没有中断对阿安扎西的关注。我甚至觉得自己人生的一部分跟他的命运连为了一体。对他的歉疚则是随时间增长。我所能做的和他望穿牢房铁窗所期待的相差太远。他在狱中一直锲而不舍地要求伸冤平反,每次见到亲属都让他们为他奔走努力。毫无门路的亲属和乡亲只能不断联系唯色,希望我们相助。而我们能做的,只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更多是为自己的心寻求交待,甚至有时只是为了让乡亲们知道我们还在努力。

张思之律师告知,要想提出重审案件,前提是拿到判决书。如果连判刑依据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提出异议?荒谬之处就在于,这本来丝毫不该成为问题,恰恰是一直无法解决的难题。无论亲属怎么要求,当局以各种理由推脱搪塞,始终不给判决书。为了搞到判决书,我还要求派人去深山里的洛让邓珠家里找。洛让邓珠与阿安扎西同案,判决书应是同一份。人被枪毙了,总会有个判决书给家人吧。可最终证实,原本说洛让邓珠家可能有的判决书只是一份逮捕通知书。因为他家无人认得汉字,以为那就是判决书。每当母亲想念死去的儿子,就拿出那张纸看着哭。
2009年,康区三万多藏人签名、按手印的上访申冤书,
呼吁重新审理丹增德勒仁波切一案

只能要求阿安扎西的亲属无论如何去找有关部门要到判决书。中共高层换届逐步临近,到时没有判决书也无法努力。亲属和乡亲明白这一点后全力以赴,经过反复争取和等待,直到2009年年底,阿安扎西入狱七年后,才拿到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2002)川刑终字第1128号”。

终于看到判决书后,仅凭其中一句“阿安扎西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没有提出异议”,所有亲属就认定是不公正的。因为无论是亲属当年在法庭上听阿安扎西亲口所说,还是后来去狱中探望时阿安扎西反复表达,从来都说他跟爆炸毫无关系。至少在这一点上,四川省高法明显编造了谎言。

我为阿安扎西亲属起草了要求四川省高法重审阿安扎西案的申请书。亲属们为阿安扎西伸冤迫切,对我们抱有很高期待。而我们能扮演的角色颇为微妙,一方面是我们心之所愿,责任所在,必须尽力,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回避。以我和唯色在当局眼中的敏感,与阿安扎西亲属和乡亲的接触随时会被扣上操纵煽动之名,那样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此我们一直要求除了跟法律有关的,其他任何活动一个字不要跟我们说,与我们的直接联络也尽量避免。我们能做的只限于阿安扎西希望的法律途径,而目前仅有的法律途径就是争取案件重审。首先的关键又是找到合适的律师,并让律师能够依法介入。

张思之律师与此案的历史渊源使他是不二人选。自2002年被刻意阻止为阿安扎西辩护后,张老一直关注阿安扎西的状况,在超过八十的高龄又一次接受委托,承担阿安扎西案的重新审理。张老智慧依旧,思维敏捷,只是精力和体力难免随年龄衰减。我和唯色原期望有律师后我们抽身,以免当局抓把柄,实际并不可能,仅一个语言障碍就离不开靠唯色的翻译,还因为很多情况不是单纯法律问题,需要双方都信任的人充当沟通中介。

这种沟通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一是要接受以往教训,不能让当局对律师的介入提前阻止;二是无论向亲属了解情况,还是商量计划,都不能让当局知道具体内容;三是我们日常的所有通讯都被当局监控,只能用其他方式。联系经常要这样进行,亲属那边需要通话时打过来,我们不接,用事先准备的未被监控号码打回去。先是唯色用藏话交流,向我转述,再把我们讨论的结果转述给对方。需要和律师交流的问题,只能见律师面谈。张老不会使用网络,唯一通讯工具是家里的固定电话,那当然百分之百被监听。所以每次面谈需要乘车几十公里,从郊区进城到他家,回来后再把结果告诉亲属。即便是在我们自己家,我和唯色说这些事时,因为担心窃听也要到外面去说。

(五)

2012年,中共十八大换届,周永康退位。那是我们一直等待的转机,期望由此能切实而有望地推进案件重审,至少不会再有周永康的阻力。我们邀请了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夏霖律师加盟。夏霖是刑事辩护专家,参与过全国知名的小贩崔英杰杀城管案和修脚女邓玉娇杀官员案的辩护。他年轻,专业水平高,沟通能力强,与张老又有很好的私人关系。他可以弥补张老行动不便和通讯技术方面的不足。他很快亲自去四川和阿安扎西亲属见面,找到了合适的翻译,逐步建立起律师与当事人直接进行沟通的管道,不必再事事通过我们。

夏霖律师(王力雄拍摄于2013年12月)
夏霖律师办案是尽量在法律框架内,尽量按专业方式。他相信足够熟悉法律,善于利用法律,盯住程序,就能取得进展。对于阿安扎西案件,他表示只要能看得到案卷,真有作假成分一定可以从案卷中找出破绽。那时就有充分理由要求重审案件,四川省高法若拒绝,向全国最高法院申诉就顺理成章。而只要程序被启动,律师的作用即可发挥,任何对程序的妨碍也可曝光在公众面前。法律机器转起来,就得转出个结果。

然而怎么才能看到案卷呢?夏霖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在四川司法界有众多校友。他先是想通过私人关系。其他案子没有问题,但是阿安扎西案即使过了十几年仍是特殊敏感,再好关系也没人敢做,而是要求夏霖至少先成为阿安扎西本人委托的正式律师,仅有亲属委托不行,必须是阿安扎西本人委托,才能名正言顺要求阅卷。

走了十几年,又转回到最开始的那一关——如何让阿安扎西委托真正帮他的律师?那本该是最简单的,在任何法治国家,当事人第一要求就是见自己的律师,而在中国,张思之律师、夏霖律师、唯色和我加在一起,对这个大如山的难题也往往一筹莫展。

我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安排。首先只有阿安扎西亲属有见他本人的机会。他被监禁十三年中,亲属一共被允许探监六次。我们一方面让亲属积极要求探视;一方面把一切准备好——写好委托书;教给他们如何让阿安扎西正确签名;设想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包括狱方阻止,或委托书被扣;每种情况该如何应对;我甚至考虑过让亲属携带记录设备,把现场情况录下来作为司法交涉的证据,那又需要购买设备,培训使用等……这些说起来几句话,进入实际操作,每个细节都相当耗神。

我跟夏霖律师不一致的地方,在于他总是对法律抱有期待和信任。这也难怪,律师不信法律就别干了。律师似乎都有一份从容,可能因为看惯了法律进程的缓慢和案件波折的拖延。时间对于法律不算什么,而我总是想到狱中人的度日如年。阿安扎西把所有的期望寄托给法律,最终会实现吗?还是再次证明是虚幻?

亲属终于等到了探监机会。2013年11月6日,阿安扎西的姑姑和妹妹带着准备好的委托书见到阿安扎西。然而一年多的准备未得到任何结果。委托书根本递不到阿安扎西手中。一切都在狱方控制之下。对阿安扎西的据理力争,狱方说法是那份委托书内容有错——写的是委托张思之、夏霖做“辩护律师”, 但阿安扎西既然要做的是无罪辩护,就应该委托“代理无罪辩护律师”。这在我们看来荒谬的理由(中国律师界的泰斗张思之和专业精深的夏霖难道连委托书都要狱吏指错?),却能欺骗被隔绝人世十几年的阿安扎西。他接受了狱方解释,写信要求亲属“将原来写错了的‘辩护律师’改为‘代理无罪辩护律师’”。他以为就是改几个字的事,信中嘱托“你们要尽快办理此事。这件事是我十一年多来所等待的,切记!切记!”

怎可能“尽快”呢?从那以后,无论亲属一次次要求,再也不被批准探视。如果不是阿安扎西去世,我相信他与亲属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被隔绝更久。不仅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防范——无论如何不让阿安扎西有机会签署委托书,以确保外来律师无法介入,保持假案的黑箱不被打破。

照理说,时至2013年底,周永康已完全失势,正在被当做罪犯进行调查,而后开除党籍、逮捕,颇有讽刺意味地被判与阿安扎西同样的无期徒刑(死刑缓刑期结束后阿安扎西被改判无期徒刑)。我从未指望中共新一届当权者会奉行自由民主,但仍然希望他们能比以往明智,哪怕只从有利统治的角度,也需调整原本政策。其实只需平反一个出自周永康之手的冤假错案,都会让藏人产生希望,改善紧张的民族关系。然而任何调整都没有,也未发生任何变化——如果不说是变得更坏的话。

当地藏人百姓表达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思念

逐渐,阿安扎西的亲属和乡亲不再找我们。不知他们是否出于失望,同时对我们一直试图走的法律途径失去信任。他们甚至可能产生不满,当阿安扎西死在监狱时,两位律师既未露面,也不与他们联络。即使阿安扎西没能签署律师委托书,他的亲属却都给张思之律师和夏霖律师签署过委托,怎么会再不过问了呢?

他们不知道的是,87岁的张思之律师在2014年承担了为揭露中共意识形态管控入狱的高瑜辩护,随之又承担为悼念天安门屠杀被抓的浦志强辩护,那两个全球瞩目的人权案导致他劳累成疾,他在2014年9月25日突然中风,失去行动和语言能力,至今尚未恢复,自此英雄不再。而2014年香港发生要求真普选的市民运动,出于惧怕国内民主运动与之呼应,中国当局抓捕了大批活动人士。夏霖律师承担了为其中的郭玉闪辩护,却在2014年11月8日深夜,数十名警察闯入他家搜捕,至今他仍在被关押。

夏霖为之辩护的郭玉闪是2003年在我们呼吁公正审理阿安扎西案建议书的签名者之一。他那时是北京大学的硕士生,十几年来成长为卓越的NGO领导者和青年领袖。现在再看当年建议书上的签署名单,首批建议人中的刘晓波被判11年徒刑,师涛被判10年徒刑,浦志强目前在狱中,张祖桦被软禁,廖亦武、余杰被迫害后流亡国外,萧翰被停止授课,徐晓、冉云飞也曾分别入狱,王怡掌管的家庭教会成为当局打压重点;后来的签署人中,除郭玉闪在狱中,杜导斌数年服刑,赵达功被抓数次,李剑虹曾不让回国,卢跃刚被停止工作……律师中落难的不止一个夏霖,就在阿安扎西死讯传出的两天前那个“黑色星期五”,上百位中国维权律师在全国各地被抓和被传唤,至今对维权律师的镇压还在继续……

十三年来让我心痛不已的丹增德勒仁波切,未帮您实现身在人间时的心愿,我只能在这里向您致歉。愿此刻您在清净的佛界休养生息,我们还将在人间继续坚持。相信终有一天,您要的清白会大白于天下。

2015年7月于北京

2016年6月10日星期五

唯色RFA博客:凌迟(诗)

台湾艺术家陈界仁作品《本生图》


【凌迟】[1]


唯色

在闹市,在光天化日之下
刽子手正将一个人慢慢剜割
却不让他快快去死
先给他服下鸦片
再千刀万剐,这不是形容

挨刀的人啊,什么样的罪业
既活不成,也求死不得?
鸦片是多么大的恩赐
让他如痴如醉,恍兮惚兮
受苦变成了享乐

闻讯而来的众生拥挤着
围观这法治景象如看戏
有人击掌叫好,大声记数
有人怯怯,睁只眼闭只眼
有人悄悄掏出盛血的碗

刀锋不能太尖锐
杀手不能太冷
如同走在坡势渐起的山路上
风景这边独好
这是凌迟本义,恰如中庸之道


2016-6-5,北京



[1] 这首诗因台湾艺术家陈界仁的作品《本生图》而写。

(转自唯色RFA博客

2016年6月5日星期日

說書:走入雙重的記憶禁區,見證西藏一切的生死殺劫


走入雙重的記憶禁區,見證西藏一切的生死殺劫

作者:唯色。攝影:澤仁多吉

多吉帕姆


這個頭戴圓帽、身裹僧衣、手捧寶瓶的年輕女子就是中文習慣稱女活佛的多吉帕姆。
這個頭戴圓帽、身裹僧衣、手捧寶瓶的年輕女子就是中文習慣稱女活佛的多吉帕姆。站在她身邊的兩個滿面愁雲、戰戰兢兢的老人是女活佛的父母。
多吉帕姆的父親名叫仁增加布,是一戶貴族家族的總管家,母親是商販出身。因為女兒的特殊身分,父母也隨著一榮俱榮,一毀俱毀。
據說她的父親,因為在「平叛」期間給解放軍帶路,傳遞情報,充當內線,被認為是真正的「愛國人士」。可就是這位「愛國人士」,不但跟著女兒被揪鬥,兩個月後還被關進了監獄。
倫珠朗傑說:「其實他根本沒有罪。但是他的罪名比較嚴重,這是因為有群眾反映,他在喝醉時說『毛主席夾巴索』,意思是毛主席去吃屎吧,所以多次批鬥他。鬥得非常慘,把肩膀都打骨折了。從監獄裡放出來後,給他戴上『四類分子』的帽子,交給群眾監督改造。監督小組十天半月鬥他一次,打得他滿臉是血,還威脅說不准對別人講打過他,如果說了,以後會更慘。
「文革時候是這樣,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後還是這樣。記得那天居委會的幹部們又來了,在桌子上看到一張紙,上面是多吉帕姆的父親平時隨手寫的一些字,像我們家裡今天吃肉了,我們家裡今天喝酥油茶了,等等,都是寫著玩的,結果他們一看就吼道:你寫什麼反動字?呵,毛主席死了,你很高興嘛,還吃肉,還喝酥油茶,你是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於是又把他帶走了,鬥得一塌糊塗。
「他後來很後悔自己過去的『愛國』行為,也就是『平叛』時的那些經歷。一九七七年還是一九七八年,他去世了。至於多吉帕姆的母親,是個膽子很小的女人,每天老老實實地去參加勞動改造,一句話也不敢多說。」
那麼,作為女活佛的丈夫有沒有也跟著挨鬥呢?
「我沒有被鬥過,不過聽說要鬥我,還要把我送到監獄裡,但終究還是幸免了。至於那天,」倫珠朗傑多少有點慚愧地回憶說,「當時這些人不光自己抄家,還命令我們把家裡的東西扔到院子裡。我抱了一堆瓷碗,砸了幾個,這時候我突然想起我有一部關於西藏古典詩歌的經書,是我父親送給我的,屬於我們家族祖傳,我趕緊找出這部書,悄悄地帶到廁所裡扔了。現在想起來太後悔了。
當時主要是太害怕了,我怕得很,就待在廁所裡不出來,把門插上,一直待在裡面,不敢出來。也沒有人找我,就這麼躲過去了。現在看到這些照片,我覺得太可惜了,如果我不躲在廁所裡,這照片上肯定有我。我那時才二十一歲。」
於是我問他,那你有沒有想過多吉帕姆在外面多可憐?
「唉,」他歎道,「她不是一個人,她和她的父母在一起。」我又問,那孩子呢?他說,「孩子都很小,都在屋子裡哭,沒人管他們,也管不上他們了,哭也好,餓也好,沒時間管了。」我繼續問,那個小男孩呢?那時他才是個嬰兒啊。
他說,「是啊,他才生下來一個多月。後來我和多吉帕姆勞動改造時,就把孩子裝在背土、背石頭的筐子裡,放在地頭。打場的時候灰多,青稞的刺多,怕落到孩子的眼睛裡,我們就拿一塊頭巾蒙住他的頭。多吉帕姆常常為此掉眼淚。」

阿尼斯塔啦

她性情溫和,潛心侍佛,與世無爭。他們都叫她「阿尼斯塔啦」。
這個表情悲苦的女人,至今拉薩還有一些老人認識她,在他們的記憶中,她是曾經享有榮華富貴的貴婦人,更是主動放棄這一切出家修行的尼姑。她性情溫和,潛心侍佛,與世無爭。他們都叫她「阿尼斯塔啦」。
但在批鬥會上,她被戴上只有在法會上才允許使用的「五佛冠」,雙肩各綁上一隻供奉「曼扎」時所用的供器,一隻「革命群眾」的手正抓著她的脖子。她究竟有什麼罪過,竟也要蒙受如此羞辱?
仔細辨認,她胸前的大字報上用藏文(有不少錯別字)寫著「反革命分子斯塔,她是反動分子夏格巴的家屬,叛亂後她緊緊抱住反動分子達賴和班禪的大腿,寫一些歌詞對他們歌功頌德⋯⋯」,頭上的高帽只能看清楚「夏格巴的⋯⋯」幾個藏文字。那麼,夏格巴又是誰呢?
夏格巴,全名夏格巴.旺秋德丹,西藏政府的權威機構「孜康」(財稅局)的「孜本」,四品官。因參與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是西藏現代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由於堅持同中共對抗的立場,是流亡藏人社會中有名的「分裂分子」。
他還是一位卓越的學者。
他所著述的《十萬明月:高階西藏政治史》(藏、英兩種版本),被國際藏學界推崇為近代西藏史的開山之作,卻被中共詆毀。他還著有《大昭寺目錄》一書,可以說是五世達賴喇嘛所著的《大昭寺目錄》的續篇,不但對大昭寺的歷史講述更為全面,而且在時間段上截至當今為止,其中寫到大昭寺在文革中被洗劫一空,所有佛像蕩然無存,包括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當然在這一點有誤。
他已於前幾年在印度病故。
夏格巴與阿尼斯塔是兄妹關係,因此,在「血統論」盛行的年代,阿尼斯塔不但出身「三大領主」,而且因為有一個「罪大惡極」的哥哥,她本人又是代表封建、迷信、反動的宗教團體中的一員,這樣的人不可能不挨鬥。
不知道大字報上所寫的「叛亂後她緊緊抱住反動分子達賴和班禪的大腿,寫一些歌詞對他們歌功頌德⋯⋯」是什麼意思。當時她正在色拉寺附近山上的靜修洞裡閉關,一心唯讀佛書,但不久卻被關在學習班裡接受批判,強迫改造思想。事實上,從一九五九年開始,她再也不可能因為她的宗教信仰繼續她獨善其身的修行。她被迫返回世俗世界所遭受的種種苦難,全部凝聚在這幅照片上淒涼的神情中,令人不忍再睹。
據說有一次她正在色拉寺裡悄悄地做佛事,突然有人闖入要揪鬥她,她非常害怕,當即就用刀子砍自己的頭。她甚至在監獄裡度過了整整八年,直到文革結束才獲得「寬大」釋放。
一旦離開監牢,她又重返當年曾經修行的山洞,繼續中斷近二十年的閉關靜修,但噩夢般的過去使她難以安寧,終於在一九八一年藉探親之機去印度定居,二○○○年以一位宗教修行者的身分在達蘭薩拉去世,年過八十。
照片上,站在阿尼斯塔後邊那個戴禮帽的男人是一本地大商的管家,名叫次仁平措,綽號夏爾巴列巴,是八角街居委會的居民,當局線人。

噶雪巴

這位被鬥的老人是一位與影響近代西藏時局的數起歷史事件密切相關的重要人物,但凡研究西藏近代史都不能不提及他;而且,幾乎一致的是,均對他無甚褒獎。
這位被鬥的老人是一位與影響近代西藏時局的數起歷史事件密切相關的重要人物,但凡研究西藏近代史都不能不提及他;而且,幾乎一致的是,均對他無甚褒獎。
如美國藏學家M.C.戈德斯坦在《現代西藏史:一九一三至一九五一:喇嘛王國的崩逝》中,詳細講述了他參與其中的「龍廈事件」、「熱振事件」、「驅漢事件」等的經過,揭示了拉薩貴族及官員之間的內訌,是導致雪域佛國隨黑夜降臨而崩逝的原因之一。
他的名字是噶雪.曲吉尼瑪,又稱「噶雪巴」。
當歷史進入一九五○年代,當過噶倫又被革職的他積極向新政權靠攏,擔任過一九五六年修成的當雄機場(西藏第一座機場)的副總指揮長。一九六○年代,他是西藏自治區政協的常委。但不久便遭厄運,被當作「牛鬼蛇神」受盡屈辱和折磨。
正如照片上,他頭戴的高帽上用藏文寫著:「牛鬼蛇神、最愛奪權的壞人噶雪.曲吉尼瑪,徹底消滅」。他身穿舊時的錦緞官服,脖子上掛著女人用的金銀首飾和一大摞西藏紙幣,右手則拿著一個兩面鼓——這是一種繫著鼓槌可以兩面敲打的小鼓,藏語叫作「達瑪茹」。
據一位當時參加批鬥會的人說,「是一個老頭兒硬塞給噶雪巴的。」這是因為早在一九四○年代,拉薩街頭盛傳關於噶雪巴的歌謠,把他比作「達瑪茹」,以諷刺他是一個善於投機的兩面派。
他被鬥過很多次,曾經在河壩林居委會連續被鬥十四天。
白天去打場上勞動,晚上一直被鬥到深夜,從始至終都得低頭彎腰,俯首帖耳,不能有任何不滿。不過噶雪巴確實是一位罕見的意志堅強的人物。儘管如此淪落,他還是熬過了文革十年,重又成為統戰人士,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一九八六年,以八十三歲的高齡在拉薩去世。
然而,在他的四個兒子(普遍說法認為他們不是噶雪巴的親生兒子,而是他弟弟的兒子) 中卻有一個未能像他那樣經受住突然降臨的打擊。那是他的長子噶雪.頓珠,一九六○年代曾任西藏日報社的副總編輯,文革時被揪鬥多次,不堪忍受,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自殺,年僅四十四歲。
噶雪.頓珠曾是噶廈政府的四品官員,更早時在印度一所著名的貴族大學就讀,具有語言天賦,為此擔任過達賴喇嘛的英文翻譯。他的妻子是貴族擦絨.達桑占堆的三女兒,名為噶蘇.索朗卓瑪,至今仍在拉薩居住。
我曾拜訪過,是一位氣質優雅的老太太,孀居至今,依然保存著噶雪.頓珠在一九五六年,以西藏愛國青年聯誼會副主任委員的身分,隨中國共青團代表團赴布達佩斯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的照片,那是一個儒雅俊秀、意氣風發的年輕貴族藏人,也是中共的合作者,卻最終毀於對方之手。
照片上,押著噶雪巴的兩個積極分子,左邊的那個年輕女子名叫格桑卓瑪,她的父母過去住在女活佛多吉帕姆的宅院裡,是比較貧窮的傭人;她的母親後來是居委會「牛鬼蛇神」小組的組長;她本人現在還活著,眼睛似已失明。
右邊的那個戴著紅衛兵袖章的男人名叫格桑班覺,也是居民,他的右臉頰上有片黑色的胎記,據說已死
本文摘自大塊文化之《殺劫:不可碰觸的記憶禁區,鏡頭下的西藏文革,第一次披露http://www.kingstone.com.tw/book/book_page.asp?kmcode=2016760022785
新殺劫+書腰
文革五十週年紀念新版
文革依然是禁區,
《殺劫》依然是禁書

「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與遺忘的鬥爭」,
在世界面前,
文革是中共的一個尷尬,
西藏則是另一個尷尬,
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雙重禁區,
愈加不可觸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