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4日星期四

嘉央诺布:《孤掌难鸣: 天安门记忆与流亡当局对中国的“工作拓展”》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原文网址: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4/06/23/the-sound-of-one-hand-grasping/
译文转载:更桑东智译文博客“说,还是不说?”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om/2014/07/blog-post.html


这个月(6月)初在美国对天安门屠杀25周年的纪念活动出奇地不声不响,尤其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群体中更是如此。89年事件发生后的几年,情况可是大不相同。我当时正和我的朋友拉藏次仁啦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说,我们见到了很多中国学生,并和他们进行了交谈。那时在美国大约有40000名中国学生。北京进行军事镇压之后,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授予这些学生政治庇护和永久居留权。

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与天安门前的抗议活动很少有或是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但当时作为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在欧美国家形象颇为高大。我们所遇到的学生都以近乎传教士式的热情,表达了他们对民主的拥护(或是他们对民主的理解),而且是带着毋庸置疑的真诚。尽管在我的记忆中,在图伯特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时常是相当恼人,甚至是令人憎恶。

在位于伊萨卡(Ithaca)的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举行的一次会谈中,仁青达洛啦(Rinchen Dharlo la)在我和拉藏啦之前发表讲话,他当时刚刚被任命为达赖喇嘛驻纽约的代表。听众席上的中国学生用非常居高临下的态度对他说话,并且指责他提起图伯特议题。他们声称中国民主才是最为优先的问题。一旦他们推翻了共产党,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然后才能讨论图伯特自由问题。我指出,有同样的可能性出现相反的情况,新政权有可能对图伯特进行更加严厉的镇压和更加残酷无情。有个人高声打断我的话,“我们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出现这样的事情。”我笑着回敬道:“中国人民何曾对自己的政治有过丝毫的发言权?”拉藏啦也用毫不掩饰的语言反唇相讥。

在随后几个月我们遇到一些天安门广场上实际活动人士,诸如柴玲、沈彤、吾尔开希等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图伯特问题上的态度都自相矛盾。但是流亡政府认为这是一个针对中国和中国异见人士“开展工作”的好时机。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甚至动用了达赖喇嘛的私人基金来“培养”这些人,而最终基本上是“竹篮打水一场空”。ICT的工作人员投入了大量时间关照这些中国异见人士,并将他们介绍给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但是在这些异见人士当中,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公开表达他或者她对图伯特事业的支持。他们发表的少数几份措辞谨小慎微的有关图伯特人权的声明,也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其实他们即便不这么做,也没人会真的当回事。那么这些所谓的异见人士和民主活动人士现在都身居何处呢?根据伊恩•布鲁马(Ian Buruma)在2003年所著的《坏分子:从洛杉矶到北京的中国反叛者》一书,这些人或是变成了野心勃勃的商人,或是华而不实的媒体顾问,甚至是纠缠于经常是你死我活的“窝里斗”。

这并非是说在图伯特问题上没有真正的汉人朋友。最早和最坚定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之一魏京生,就经常公开表示支持图伯特事业。记者曹长青曾写过两本小册子,讨论有关图伯特争取独立的权力,以及为了图伯特人民的生存而争取独立的必要性。资深劳改问题研究学者和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先生,今年三月在达兰萨拉公开发表讲话,坚决地支持图伯特独立。但是 由于某种新闻审查行为,CTA的网站没有报道他的讲话,演讲的视频也没有公开。我个人结识了很多中国活动人士,尤其在2008年。最近以来,一个笔名为更桑东智的汉人异见人士,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独立翻译我的每一篇文章(据知,翻译得相当出色)并在汉语网络世界进行传播。而我并没有付给他一分钱,也没有把他介绍给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请浏览他的网站

但是最近以来,流亡当局并不待见那些号召图伯特独立和推翻共产党统治的汉人朋友。他们想要的汉人朋友是那些愿意公开支持达赖喇嘛制定的对中政策的人,即支持“中间道路”的人。尊者自己对 “中间道路”的成功一直抱有很大的信心。2010年,在接受《印度斯坦时报》采访时,尊者宣称“最终我将赢得全中国人民的支持。”为了让这一愿景变为现实,若干年以来,流亡当局制定并实施了一项“工作拓展计划”。

在2010年7月,尊者在他的推特上向中国民众发布消息,并接受他们的提问。但其实在这段“推特”插曲之前,尊者就曾经利用采访和与国际媒体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机会,向那些现在通常所称的“汉人兄弟姐妹们”伸出橄榄枝。在2008年《新闻周刊》的一次采访中,尊者试图将1959年的以前的汉藏关系,重新定义为一种“热烈而亲密”的关系,而不是以前通常所以为的“痛苦而敌对”:

如你所知,直到1959年,博巴对汉人的态度都是亲密的,非常亲近,这是很正常的。在拉萨,人们提到汉人商人的时候都带着发自内心的尊重。当然在图伯特,人们听到共产党的名字都会害怕,因为人们了解在蒙古以及苏联的部分佛教社区所发生的事情。而后来中国共产党站稳了脚跟,越来越多的军队进来,他们的态度变得越来越粗暴蛮横。但是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只是抱怨这些“坏共党”,但是我们从来没说“坏汉人”。从来没有。

尊者的努力不仅仅是对媒体发表讲话,他还尽一切努力在各种行程中,亲自接见汉人群众,甚至包括前往达兰萨拉的汉人旅行者和观光客。这些人当中包括了尊者在公开讲话中经常提到的一些支持他的“中间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比如,李江琳、丁一夫和陈破空。他们都声称“在很多不同场合见过达赖喇嘛”。这些人给人留下的表面印象是同情图伯特的,而实际上他们也在写作有关图伯特的东西并号称是图伯特问题专家,但是在更为核心的政治问题上总是无一例外地模棱两可。他们似乎都不在北京的黑名单上,甚至都没有过“进局子”的记录。一个在CTA的消息来源告诉我,最近以来,尊者接见的中国访客要多于任何其他外部团体。这一点让很多博巴感到困惑,尤其一些退休的官员,其中有一位曾经跟我谈过此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设想,这些形形色色很轻易被引见到尊者面前(这是一项连很多博巴都无法享有的特权)的中国访客中,肯定有一些是来自中国情报部门的密探。

我确信读者们在各种媒体报道上读到过有关中国庞大的间谍计划,对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大学、研究机构,或许甚至包括军队和政府机关进行渗透,从而获取机密和影响美国政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国情报机构一直在利用访问学者、大学生、游客和其他貌似无关紧要的访客。达赖喇嘛接见的那些人也大致如此。在达兰萨拉有很多已经充分证实的安保漏洞。有一次,人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安保漏洞并问责有关官员。当时的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教授淡定地声称,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博巴们没有什么需要隐瞒。

中国人的海外谍报行动主要受中国国家安全部(MSS)的指导。但是在有关图伯特的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忽视中共统战部,这个机构负责处理与达赖喇嘛的谈判。达兰萨拉还乐颠颠地对这个机构的职能懵懂无所知,而根据2010年加拿大出版的一份材料显示,这个机构的职能包括在旅居海外的华人(和同情中国的外国人)中招募密探、控制中国留学生、对外宣传以及长期潜伏行动。

当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达兰萨拉的绝大多数博巴都令人忧心地显得不谙世事和天真幼稚。达兰萨拉对间谍的妄想症总是针对那些来自图伯特的“新人”。总体而言,这些“新人”当中的间谍数量寥寥无几,不过在去年的一起案件中,印度警方抓获了一个名叫边巴次仁的人,他被指控为间谍,计划实施“恐怖主义投毒阴谋”。结果证明他只不过是中国公安部门的一个小角色,而他的所谓“恐怖主义阴谋”也一事无成,因为CTA安全部在初步报告之后并无其他跟进报道。

但是,很多貌似腰缠万贯的中国游客和朝圣者,当然还有那些达赖喇嘛对其敞开大门并花费了大量时间的“知识分子”们——这些人似乎完全免于安全检查。事实上,有人告诉我,很多流亡宗教组织把这些人看做是有利可图的施主或供养人(jindaks)。

尊者似乎确信通过开展这种与中国访客的面对面交谈,他正在以某种方式影响中国对他自己的看法,并且无疑正在赢得中国的信任和同情。不幸的是,这些人当中至今也没有几个人公开站出来表示他们对“中间道路”计划的支持。有些人说,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曾经发表过一些支持“中间道路”政策的言论。但是通观他的讲话,人们也只能看到一些认可图伯特“自治”和支持北京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的表述。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支持“中间道路”政策。唯一真正支持“中间道路”政策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王力雄。但是,在一篇有关今年一月被捕的维吾尔族教授伊力哈木•吐赫提(Ilham Tohti)的文章中,王力雄写道

“他(伊力哈木•吐赫提)选择的道路是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维吾尔版,但是其他维吾尔运动人士却普遍拒绝。他们认为事实已经证明,达赖喇嘛除了让西藏人民浪费了三十年时间,什么结果都没得到。伊力哈木的被捕和他被扣上的“分裂国家”罪名则再次证明了中间道路只是一厢情愿。”

此类“工作拓展”的努力并非仅限于尊者接见中国访客,甚至在CTA内部已经体制化,能说汉语的“干部”们被分配到纽约、瑞士和其他地方的“工作拓展”岗位上。同形形色色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汉人,举行座谈、派对和社交集会。这些项目得到了尊者的鼎力支持,并且可以享有其他部门无法获得的资助。

迄今为止,尤为重要的一项“拓展”活动是在2009年8月6日至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名为“寻找共同点”的一次中藏会议。据会议组织者介绍,与会者包括“超过100名中、藏学者、教育工作者、作家和人权倡导人士。”参加会议的二十余名中方人员的开销全部由CTA承担,其中包括严家其,他当时居住在美国,曾经是被赶下台的前中国总理赵紫阳的高级幕僚。赵在2005年去世。尊者也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尊者在日内瓦会议上发表讲话。

在这次会议的“最终文件”上并没有对“中间道路”政策的认可。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对其表示“尊重”的妥协性表述。会议通过的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其他五项核心决议包括这样一些善意而无关痛痒的建议和言论,诸如“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西藏问题的解决与中国民主化密切相关”。决议还号召中国民众认真反思“汉族沙文主义”(这是毛泽东1956年描述汉人优越感的时候创造的术语),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必须遵守法治原则。”决议的最后也是最软弱无力的一条指出,达赖喇嘛返回他的祖国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最后一条决议引发了有关达赖喇嘛访问五台山的一些讨论,以此作为尊者“返回祖国”的第一步。“他去五台山朝圣的愿望是他的权利。”但是,有一位与会者指出,“当局担心达赖喇嘛的任何一次访问都会让那些强大的潜在势力脱离掌控”,因此,即便是“纯粹去五台山朝圣”也不会得到许可。

我想,这次会议一定是在这样一种潜在的共同认知中结束的:现实难遂人意,中国拒绝同达赖喇嘛展开谈判,更不用说流亡当局。

流亡当局,包括司政洛桑森格本人,已经把达赖喇嘛的“拓展对中国的工作”作为本届政府的一项战略政策。在2008年发表于故乡网(Phayul)的一篇文章中,司政详细阐述了为何这样一个战略对于解决图伯特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他举圣雄甘地作为例证,司政说甘地同“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培养友谊,从而获得他们对他的事业的支持。显然,司政先生在此处犯了两个错误。

首先,甘地从英国、非洲和印度的白人民众那里赢得的几乎所有友谊,都是基于各种共同利益、活动或信念的私人关系,而不是以赢得政治支持为前提的“培养”。

其次,那些支持甘地的英国人或其他人,尤其是司政提到的Madeleine Slade和Rev. C.F. Andrews,他们都坚定地支持印度从英国赢得独立的自由斗争。甘地无需在争取独立的目标上同他们进行妥协,无需像我们这样一步一步地稀释我们最初的目标:从独立到“中间道路”,然后到司政的“部分中间道路”(放弃民主制度,甚至接受共产党的统治),最后只剩下对“中间道路”“表示尊重”,就如同日内瓦会议决议的表述。

还有另外一些印度独立事业的英国支持者,比如著名的Horace Alexander和Wilfred Wellocks,他们成立了印度自由委员会(Council for Indian Freedom),把桂格党人、和平主义者和独立劳工党人团结在一起声援印度独立事业。我发现甘地的英国支持者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兰开夏郡(Lancashire)格林菲尔德纺织厂(Greenfield Mill)的纺织工人,他们因为甘地抵制英国货的斯瓦代希运动(Swadeshi)而丢掉了工作。在下面这张甘地于1931年访问这家纺织厂的著名照片中,甘地不仅没有碰到预想中的麻烦,反而受到了那些失业工人热情洋溢的欢迎。

如果我们真的需要“拓展工作”,也不应该是针对那些自私自利、自吹自擂的中国“知识分子”,而是应该面向真正的中国民众,那些在中共的统治下挣扎的民众,那些渴求民主和自由的民众。达赖喇嘛应该成为那些我们在中国的真正“兄弟姐妹们”的代言人——那些被剥夺和被压迫的人:那些“癌症村”里数以万计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那些在劳改营里遭受奴役的人;那些因旨在造富中共达官贵人的开发项目而被迫背井离乡的人。他还应该为中国的天主教徒、新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和法轮功练习者仗义执言:这些人被剥夺了信仰的权利,正在遭受中共政府残酷无情的迫害。

王力雄:东方历史与西方概念

图为中国政府去年设立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一个改写历史的所谓展览馆。

东方历史与西方概念

文/王力雄

清朝时期,西藏向北京表示臣服,多数时间和多数问题上停留于名义。表面上,驻藏大臣被放在重要位置。实际上,西藏统治者以特有的圆滑和耐性,通过架空驻藏大臣保持实质上的独立。

从国力上,清朝不是不能完全征服和控制西藏,而是没有必要。清朝设置驻藏大臣的目的,更多是维持统治西藏的象征,而不是进行具体的统治。那并非是一个在控制和反控制斗争中谁胜谁败的结果,可能正是当时双方共同追求、双方满意、因而也是最为自然与合理的结果。

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关系,却难以完全用当代的主权或宗主权概念进行解释。西方观念中的“大”是由“小”构成,“大”是一种清晰的事实,必须由准确界定的细节进行说明和确立,就像主权必须用边界来界定一样。而东方观念中的“大”却更多地接近一种意境,拘泥“小”反可能使其受到破坏,因而常舍“小”以求“大”。

在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中,“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视其他民族为“化外之邦”的“夷”“狄”“蛮”“番”。身为“中央之国”的君主,中国历代对周边民族放在首要地位的并非是领土、资源、边界等那些“物”的事物,而是“礼”。只要“夷”“狄”“蛮”“番”对中国王朝表示臣服和尊崇,使“中央帝国”的尊严得到满足,其他都属细节,无需过份操心。加上“无为而治”的传统帝王哲学,宁愿让那些“化外之邦”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古代中国的边界一直十分模糊。

而中国周边的弱小民族,更重要的“大”则首推生存安全和实际利益。为此,尊严倒是可以模糊一些。这同样是东方式的思路。并非认为尊严不重要,而是把它当作极有价值的资源交换实际利益。那时西藏对中国名义上的臣服,很大程度就是源于这种需要。清代中国使西藏摆脱了自元以来蒙古汗王的统治,扶持格鲁教派居于统领地位,帮助以达赖为首的宗教权力取得对世俗权力斗争的胜利,北京还为西藏提供丰厚的赏赐、必要的仲裁和对外防御的保证……西藏得到如此之多的好处,所需付出的仅是在表面上对中国作出臣服姿态。那种臣服更像一种以假作真的游戏,让中国皇帝“君临天下”的心理感觉满足,而西藏并不因此丧失实质独立。相反,坚持强硬态度会惹恼中国皇帝,西藏会受到大兵征伐,统治者会遭罢黜,人民也将涂炭,在这种得失对比中,明智的选择是什么,其实很清楚。

所以,无论中国还是西藏,在历史上都不曾用现代主权的观念认识和约定相互的关系。西方概念被确立为全球性的国际秩序,被东方接受认可,并在中藏关系中被双方强烈地意识和争取,只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才开始。目前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和纠缠不清的是非,根源都在把西方概念硬套在东方的历史上。

(转自:自由亚洲雪域漫谈节目

2014年7月23日星期三

朱瑞:被正在改写的图伯特历史和抓特务

夏鲁寺壁画

被正在改写的图伯特历史和抓特务

文/朱瑞

难以忘怀的,总是夏鲁寺壁画。许多年前,当我抵达夏鲁寺时,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香灯师睡意朦胧地点燃了几盏油灯,引我看回廓外壁。我一时惊呆了:如此叙事,如此精湛,如此绚烂的艺术,完全超越了我的世界。多想拍下来啊!可当时我刚从珠穆朗玛下来,相机里的胶卷已用光了。

后来,我常跟朋友们感叹夏鲁寺壁画之美,但是,无凭的记忆,总是显得模糊和难以捕捉。最近,我在互联网上偶然发现了夏鲁寺壁画图片,还带着文字说明,欣喜之情难以表述,就立刻读了起来。

原来,这是《西藏佛教绘画史》插图,对图伯特诸多寺院的壁画艺术风格,都进行了介绍和归纳。再看作者,也不算陌生,虽然从没见过面,但知道他在西藏生活多年,因为画西藏,而成为著名画家。他的作品之一《干杯,西藏》里面的人物,我比较熟悉,有的是同事,有的是朋友。

应该说,作者是有一定鉴赏力的,也许还可以说,对图伯特艺术是如醉如痴的。不过,在他的眼里,图伯特艺术始终是中国美术史的一部分,并且,对图伯特各种壁画风格的形成,都归为尼泊尔和中国等影响,仿佛图伯特艺术,从来都没有自己的源头,这就不是鉴赏力的问题,而是众所周知、作者也心知肚明的原因了。

并且,作者还把图伯特艺术的发展,完全置放在了中国的时间表里,比如,这个“建于明洪熙元年”,那个“建于清乾隆年间”等,而在谈尼泊尔艺术时,却是以尼泊尔的时间表为基准的,比如“李查维王朝统治期间”、“马拉王朝统治期间”等等,看似不经意,却不仅遮蔽了图伯特的历史和历法,还以谈西藏绘画史的角度,将图伯特历史涂改成了“中国的一部分”:

作者一口一个“西藏地方政权”,尽管谈的是十三、十四、十五世纪的事情。作者甚至还写到甘丹颇章政权“被清朝政府册封、邀请、赐赠,确立了西藏地方政权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稳固关系”等毫不着边际的话儿。也不知他的这些结论之依据在哪里?

可见,从《农奴》电影似的全盘否定西藏,到当今从艺术角度承认西藏文明对人类的贡献,“西藏自古属于中国”有了更新版本,然而,这仍然是殖民主义的操作手段,全方位的、包括壁画艺术,都完全置放在了中国的框架之下,抹去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一切要素。以改写西藏艺术史,来改写西藏历史。也正因为如此,在“西藏”这一极为敏感并极受限制的领域,作者获得了关于西藏的话语权,其书可以在中国出版,其画可以被国家认可。

这样的作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包括七、八十年代,那些奔向西藏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与他同时代的还有画家韩书力,即现任西藏文联主席;作家马丽华,现分任《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金志国,现任《中国西藏》的主编等等。他们怀着“先进”的“文化优越者”的理想主义情怀进入西藏,“支援”西藏的“文化建设”,如今,从艺术到文学,他们掌握着关于西藏的重要话语权,成了中国人读解西藏的媒介,而真正藏人的声音,却被限制和过滤掉了。

如果说,在中国境内,他们为了个人利益,选择了御用的角色,那么,在境外,一个自由的世界里,仍然存在着类似的现象该怎么解释呢?海外汉人中,有不少民主运动人士和知识分子都承认中国当局在西藏犯下了严重罪行,表示了对西藏人民的同情,有些人甚至在流亡藏人的帮助下,采访调查,影印资料,获得大量历史照片,也就是说,历史研究到一定深度,接触到更多细节与背景时,就更能看出西藏的国家形态和被侵略的事实。但是,在著书立说写文章时,一旦触及到图伯特历史和政治地位、西藏领土疆域等关键点,就会无视西藏的国家地位,用“中国西藏”、“中国西部藏区”、“西藏政府与中央政府”等词汇,将中国入侵、占领、殖民西藏的问题,与中国统治者在本土犯下的践踏人权、政策问题相提并论,把西藏问题说成“共藏问题”,说西藏问题的起源是共产党五十年代的政策“民主改革”造成的等等,把西藏问题的本质: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侵略占领和殖民,变成了“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的另一版本。

如果是学术讨论的范畴,那么遇到质疑或反驳也是自然的,有不同意见的人,都可以用历史资料、档案等证明自己的观点。西藏问题,也不是某人或某些人说是什么就是什么,藏人有藏人的观点和角度。可最古怪的是,对这些成天把“民主”、“揭露共产党暴行”、“推翻共产党”挂在嘴边的民运人士来说,如果有人不认可“共藏问题”之说,指出这是改写历史,那么,无论持异议的人是藏人还是汉人,尽管用了事实与逻辑论证了西藏问题并非共藏问题,竟会被某些声称“同情西藏”的民主运动人士指责为“挑动汉藏矛盾”、“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可疑”、“特线卧底”、“妄图用民族矛盾掩盖共匪的反人类罪行”……姑且不论这样论辩是否有风度和道德,单说逻辑,相当莫名其妙,就是说,在这些“民主人士”看来,“共藏问题”居然像宇宙真理一样不容置疑,谁质疑谁就是共产党的特线。

一个老民运人士在自己的文章中透露,“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和很长时间,从理论上把汉藏关系调正到符合客观事实和双方根本利益的角度,强调西藏目前主要的矛盾是共藏矛盾……这种策略,必然受到中共及其地下势力的仇恨和攻击。因此,多年以来,一些可疑的汉族和少数藏族人士,拼命抬高和跳动(而不是缓和及消解)汉藏矛盾,贬低共藏矛盾……这些人中,有多少是特线卧底……”呵呵,原来他们就是“正确”、原来“共藏问题”是他们的策略、原来他们说“符合客观事实和双方利益”就符合,这太“伟光正”了吧?!

说实在的,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就以虚拟敌人作为安身立命之手段,大玩抓特务的游戏。我还以为这些号称要推翻共产党的民运人士有什么不同呢,结果还是抓特务。

如果说民主和人权是这些民运人士的真正追求,就应该也尊重藏人的话语权,请听一听藏人的声音吧:

“长期以来,汉人民主派人士始终坚持这一点:西藏不存在民族压迫,有的只是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而这种压迫对藏人和汉人是一样的。透过他们这种固执的、不由分说的坚持,让人看到的是对“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官方说辞披上民主面纱的重复。正是在此,存在着和藏人对历史认知的根本分歧。然而让藏人不免心寒的是,在汉人民主派的这种叙述中,几乎从不在意藏人的看法,似乎只要是站上民主的制高点,就可以把帝国心态的大中国意识再度强加给藏人。”(摘自《“共藏问题”有问题》作者唯色)

2014年7月完稿于加拿大

(转自朱瑞博客:图伯特,在破碎与完整之间

延伸阅读:

唯色:“共藏问题”有问题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11/blog-post.html

2014年7月22日星期二

唯色:中国当局对自焚藏人的污名化

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在2012年5月7日凌晨播出有关藏人自焚第一部外宣专题片《达赖集团与自焚暴力事件》,此为截图。

中国当局对自焚藏人的污名化

文/唯色

中国当局总是说它“解放”了西藏,给六百万西藏人民带来了“幸福”,那么,何以在“解放”半个多世纪之后,“农奴”要起来反抗“解放”他们的人?2009年以来,135位藏人连续自焚,从16岁到64岁,有男僧有女尼也有仁波切,有农民有牧人还有中学生,难道不都是被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解放”了的“翻身农奴”的后代吗?怎么会甘愿放弃党赐予的“幸福”蹈火而亡?

当然,中国当局一如既往地,把这一切解释为“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 中国媒体也一如既往地,合谋将这个谎言变成堂而皇之的国家舆论。然而这么多的火焰,烧穿了戴着盛世面具的北京向世界不停宣说的谎言。这是多么地让它尴尬!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暴政,只相信枪,只相信钱,却不相信信仰,更不相信这世上会有人为了信仰燃烧自己。有这样一个暴政,以为谁都会服从他们,有枪有钱就可以摆平一切。为了洗白染上鲜血的手,他们也在编故事——这被他们描述为“争夺话语权”——结果被压迫者窒息的声音没有人听得见,世人听见的都是高音喇叭传出的被篡改的故事。

为了抹杀藏人的自焚是对殖民暴政的反抗,为了掩盖境内藏地遭到空前高压的事实,中国政府及其喉舌新华社、新华网、CCTV 采取污名化手段,对自焚藏人进行道德上的毁损。比如,指他们或患有“癫痫病”、“精神方面有问题”,或曾“偷盗、抢劫”,“沾染酗酒、打架、赌博的恶习”,或“嫖妓”,“患有性病”,或“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夫妻不和”,“情感生活遭遇挫折”,或“学习成绩下降”等等。甚至连身体“残疾”、“性格内向”,也被说成是厌世自焚的理由。除此,还称有些藏人自焚是为了“赌口气”、“争面子”,“头脑简单,轻信别人”,以至于受到“达赖集团策划、煽动、支持”,甚至很恶毒地诽谤藏人自焚是“达赖集团给钱买尸”,阴险地指控藏人自焚是“杀生”、“犯戒”的“恐怖分子”行为,暗示藏传佛教是“邪教”。而这种种构陷,种种污名化,全都是这个国家的宣传机器和出卖良心的御用者干的龌龊事。

为了自圆其说地解释藏人为何自焚,CCTV煞费苦心制作的官方宣传片多达5部,在其国际频道播出,总计两个多小时。

就第一位境内自焚藏人扎白,CCTV的说法是因为扎白没有参加2008年3月16日的抗议,被其他僧人取笑,为了争口气,就自焚了。但纽约时报2012年6月2日的报道否认了这一点,并引述同寺僧人的回忆说扎白在自焚前两天,“走在街上,用脚去踢解放军的军车,他是想故意挑衅那些士兵……在他的眼睛里,我可以看到他对军队有多仇恨。”

在CCTV制作的宣传片中,对自焚者的构陷及污名化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对达尼和次真为何自焚的解释上。18岁的达尼和22岁的次真本是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人,遭当局的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于2012年1月6日下午一同自焚,达尼当场身亡,燃烧着的次真跑到街上,被军警灭火后强行带走,一天后身亡。CCTV展示了一份据说是警方对次真所做的“讯问笔录”,还提供了据说是次真的画外音,听上去声音清楚,回答清晰。

作为被严重烧伤的人,从烧伤到去世只剩下一天多,显然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一位在中国的烧伤医院工作的汉人医生在Twitter上告诉我:“受伤后短期内可以说话,但坚持不了多久。会昏迷,窒息等等。紧接着会发生全身性的人体内环境紊乱,休克、缺氧等等。如果没有得到非常专业的救治,很快就会出现全身多器官功能的衰竭。”

当我问到:“这样的重伤者,能够神智清醒、有条有理地回答一堆问题吗?那份讯问笔录至少两三页,大段、大段地交代了偷盗、抢劫、嫖妓的经历,像不像是伪造的?”

这位医生含蓄地答道:“这些,你懂的。”

而在那份“讯问笔录”中,两位出生于当地牧人家庭的青年被展示的形象,不但是小偷、抢劫亲戚钱款的强盗,还居然在自焚前成了“嫖客”。为此,CCTV让一个说四川话的妇女现身讲了几句,而这个被注明是“卖淫女”的妇女,面部被技术处理,完全模糊不清。

贡觉旺姆于2013年3月13日自焚牺牲,
她的丈夫卓玛甲被判处死刑。
更令人发指的说法是新华网称2013年3月13日自焚牺牲的藏人妇女贡觉旺姆,因为与丈夫在“戒酒戒赌、夫妻感情等问题发生激烈争吵”,被丈夫掐死后焚尸。可事实的真相是贡觉旺姆自焚后,遗体被警察抢走并焚烧,她的丈夫则在当局要求宣称妻子是因家庭矛盾而自焚,被拒绝后遭到拘捕,数月后竟被判处死刑。

中国官媒还煞有介事地声称自焚藏人已“被治安民警及时施救”、 “被救生还”、“伤势稳定”、“已无大碍”,但126位境内自焚者中,29人被军警强行带走后身亡,16人被军警强行带走后除一人返回家中疗伤,其他人都不知下落。CCTV的宣传片一共展示了7位自焚者在医院治疗的镜头,均被CCTV记者逼问以后还会不会自焚。一位外媒记者对此深感愤怒,认为很残酷,不人道。而外媒记者有所不知的是,这些被逼问的自焚藏人,有人甚至四肢被截肢。更有所不知的是,这些所谓“被救生还”的自焚藏人,并没有返回家乡与寺院,而他们今在何处,谁都不知道。

中国当局甚至采取抵赖的方式,矢口否认藏人的自焚。西藏自治区官员在北京召开“两会”时,对媒体公开撒谎说西藏境内没有僧人和群众自焚”。可事实呢?在西藏自治区内发生的、籍贯属于西藏自治区的自焚者有6人;在西藏自治区内发生的、籍贯不属于西藏自治区的自焚者有2人;以及,一位籍贯属于西藏自治区,但在加德满都自焚的僧人。对于两位在拉萨大昭寺前自焚但籍贯不属于西藏自治区的藏人,西藏自治区的官员对此辩解:“西藏发生过的一起自焚是典型的输入型,有计划、有组织、有境外支持的……”他无非是想说自焚藏人的籍贯不属于西藏自治区,责任不在于他们,这种理由多么荒唐。

正如人类学家Kevin Carrico指出:“中国官方媒体对当前西藏形势的回应,其彻底扭曲之处就在于:人们可以在官方网站上找到希望达赖喇嘛自焚的公开言论,却需要翻越坚固的防火墙,才能获得近期西藏事件中哪怕最基本的信息,而公开讨论要么已被屏蔽,要么已被随意删除。”但对于藏人而言,中共对自焚者不遗余力的污名化完全无效。


在全藏地的许多城市、村庄和寺院,都把自焚者视为民族的英雄儿女,颂赞他们是“保沃”(藏语,英雄),为他们祈祷。许多佛殿与僧舍,许多藏人家里,都供奉着自焚者的一张张照片。民间的歌手或普通人,还传唱着一首首催人泪下的怀念之歌。我在博客上贴出他们的照片,写下他们的生平和故事,一位年轻藏人留言:“我把每一位自焚同胞的名字、背景和事迹都记在我的日记本里,也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要铭记我们民族的英雄儿女,要为他们供灯、念经,表达由衷的敬仰和尊崇。”

2014年7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2014年7月21日星期一

秀场寡头的歌:《达唯——致 Woeser 》




这是音乐人秀场寡头,2010年写给我的歌:https://soundcloud.com/show-oligarch/twpxbbebruzo

“达唯”,“达”是藏语的“达瓦”,月亮之意;“唯”是藏语的“唯色”,光芒之意,也与我的名字相关。歌中的“森绛囊果”,是藏语,晚安的意思。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就不说感谢了。。

达唯

作词、作曲、演唱:秀场寡头

姐姐
你看
你看那
秋天的一束阳光

已经
飘在了
飘在了
离家一万里的水泥高楼旁

姐姐
让我
让我
做一个泥瓦匠吧

为你
开凿出
开凿出
一扇朝向西南的窗

这样
你就能
你就能
每天晚上对着天上的月亮说

森绛囊果阿妈啦
森绛囊果阿妈啦

2014年7月20日星期日

灰記:在香港看西藏電影(1)

第二届西藏电影节(香港),于2014年7月6日至12日在香港举行。包括放映六部电影:《远离西藏》、《再见西藏》、《被封锁的对话》、《无畏》(即《不再恐惧》)、《对话》、《梦想拉萨》。


在香港看西藏電影(1)

作者:灰記(盧敬華)
轉自:灰記客

七月九日,1908書室一連播放幾部西藏電影,
其中包括《對話》和《無畏》。
不經不覺,香港人為西藏而舉辦的活動已經過了幾年。早幾年的「香港與西藏同行」,以至現在七月七日至十一日的第二屆「西藏電影節」。不知這幾年,又有多少香港人對西藏人的處境多了關注?

寫這篇文章時,正值藏人作家茨仁唯色及其丈夫王力雄作從蒙古旅遊回京,被中共國保短暫軟禁兩三天。唯色在facebook留言,說軟禁目的應該是為了阻止她前赴美國使館邀請的晚宴。她因為與另一位郭建梅律師同獲「國際婦女勇氣獎」而獲邀參加這次(七月九日)晚宴。

當然那些「大中國愛國者」會說,為何一定要參加美國使館的晚宴,這分明是勾結外國勢力,當 了美國人的棋子。你中國駐外使領館不也是與當地民間有交流, 也會宴約一些當地有代表性的人吧,人家會否禁止這些人與你中國交流,說他們勾結外國勢力呢?這是赤裸裸的踐踏人權,在中國無日無之。

一位電視台的舊同跟進報道這件踐踏人權事件,致電灰記詢問香港有否了解西藏的「專家」,可以評論一下事件。灰記衝口而出,介紹了這次電影節的講者之一,張耀良大律師,他是設於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執委。結果由於張大律師不在香港,接受不了採訪。灰記後來再想想,中國維權律師滕彪不是在香港嗎?也是這次電影節的講者之一。不過,電視新聞電光火石,當我再和舊同事談起滕彪時,他說已完成了剪輯,有當事人唯色的回應,沒有第三者評論。

灰記說出這個小插曲,第一,要再一次提醒香港人,大陸異議者的惡劣處境,而唯色的博客,《看不見的西藏》是其中一個了解西藏現況重要途徑;王力雄過去幾年其中一項努力,是致力於大陸漢人與藏人,以至維吾爾人的溝通,希望盡可能消解雙方的誤解與仇恨,將來中國發生甚麼變化也好,可以避免種族流血衝突。如果這個政權進一步不理智,用更嚴厲的專政手段對付他們,令這些僅有的漢人、西藏人和維吾爾人橋樑被拆掉,只會令民族仇恨的消解更無望,流血衝突變得更難以避免。

中国独立电影人王我
拍摄的纪录片《对话》。
第二,也和第一有關聯,這次電影節播出的其中一部電影,是王我於今年完成的《對話》,講的就是王力雄(唯色也在片中出現)如何透過互聯網科技,成功舉行一次漢人與達賴喇嘛的對話。而其中一位對話者就是這次電影節的講者滕彪,另一位是江天勇,也是維權律師,他們代表網民向達賴喇嘛發問。

《對話》灰記較早前已在YouTube看過,這次是第二次看。對於關注西藏,以至大陸「少數民族」處境,以至中國的狀況的人,看這部電影可說「百感交雜」。 在陰冷的北京,王力雄與唯色這處看上去溫暖舒適的住家,2011年春節,曾經發生一件意義重大的事件,由王力雄主持,滕彪和江天勇負責發問,達賴喇嘛負責回應,一場中共禁止的藏漢對話就在中國境內,也在中國境外展開。

灰記印象最深刻是這幾位漢人對這位藏人的尊者的尊崇(唯色看到自己的尊者感動得落淚更不在話下)。而達賴喇嘛亦不失幽默,說如果大家能嗅到對方的味道,便真是在坐在一起了。儘管灰記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也感到達賴喇嘛的charisma,不是靠威嚴,而是親和力。他的思路非常清晰,把從網民提出的三百多條問題中的比較有代表性的幾條,回答得很清楚之餘,亦留給聽觀眾想像空間,例如對09年逝世,被一些西藏人視為賣國賊的阿沛阿旺晉美評價,說他雖然在中共體制內說了一些違心的話,但他內心仍是關心西藏民族的命運。

他說,阿沛阿旺晉美1951年代表噶廈政府,在沒有知會達賴喇嘛下,在北京與中共簽訂「十七條」之後,回到拉薩向他說,他在協議上只簽了自己的名字,沒有政府蓋章,可以不承認。他說,從這件事中,可看出阿沛阿旺的西藏心。(當然,在軍力懸殊下,達賴喇嘛為了避免流血的「武力解放西藏」,只能同意「十七條」)。

灰記對這段話比較有印象是因為偶而會在電視上看到一些境內藏人高層,聲色俱厲地大罵達賴喇嘛是「分裂祖國的魔鬼」,不知這些高級藏人是否內心深處也有一顆西藏心,祖國對他們而言是甚麼?

有人問到達賴喇嘛曾說過西藏的政治問題可以拖五年、十年,但生態環境的破壞不能等。達賴喇嘛表示對西藏生態環境嚴重受破壞憂心如焚,但對中共和漢人一意孤行的做法沒法阻止。灰記能想像他跟境內很多藏人一樣,內心相當焦急和痛苦。

又有人問到,如何可以約束流亡藏人的激進勢力。他答道,他的中間道路,即留在中國實行真真正正的自治,並非每個西藏人都同意。西藏青年會便主張完全獨立。他說自己已經退出政治平台,不再擔任流亡政府的任何職務,而流亡社區是民主社會,大家有權提出自己的主張。

灰記相信,在中共心中,藏青會必定是「達賴集團」的其中一支。總之習慣了一元化,習慣了專制的中共,不會理解達賴喇嘛,或其他民主社會紛雜的主張和意見。總覺得全世界都在陰謀顛覆中國,或以「顛覆」作藉口,維持其專制統治。西藏人爭取宗教自由如是,香港人爭取民主如是。

達賴喇嘛又提到,中共向外宣傳他「惡毒」阻止/破壞北京奧運會,他反駁不只一次公開支持北京奧運會。在中國仍爭辦奧運會時,他便曾在美國公開說,支持北京取得奧運主辦權。這又令灰記想起08年奧運「聖火」在香港巡遊時,港大女生陳巧文在尖沙咀為西藏人高舉雪山獅子旗,不一會就被如臨大敵的警察包圍,不讓雪山獅子旗在電視螢幕出現。

在這場對話結束後一年多,12年底,王力雄在影片中再接受訪問,提到一年多前,在官方不打擾的情況下,成功舉辦那次對話。但那次對話只是開始,本來希望開展多些藏、漢民間與民間之間的對話,可惜局勢的進一步惡化,滕彪等的一批維權律師被失踪了很長時間,被拘禁期間受虐待。為了大家的安全著想,唯有無限期擱置對話。

隨後,王力雄提到藏人自焚這種最激烈的自我犧牲手段,是在境內聲音完全被壓制下觸發的。他回到達賴喇嘛在對話中講過的支持北京主辦奧運會,說很多西藏人曾寄望京奧能改善西藏的狀況。京奧舉辦前六年,達賴喇嘛的代表努力與北京的代表談判,希望西藏有所改變。但經過六年的努力,一點成果也沒有。談判完全是中共的國際公關手段。

08年三月,達賴喇嘛沮喪的宣布談判失敗,沒有任何成果。境內一些藏人知道這個消息後極憤怒,期待多年的良好願望落空,中國人再一次欺騙他們,於是便爆發示威抗議浪潮(包括那次被中方電視台極度渲染的「拉薩騷亂」)。中共則採取強硬措施,禁止任何有組織活動,寺院和僧侶被嚴密監控。個別人士的個人行動,那怕是散一下傳單,喊一聲「達賴喇嘛回到西藏」,軍警便出動把那人帶走。任何聲音都被禁止。

王力雄說,在這情況下,藏人只能想到自焚這種震撼性舉動,惹起國際關注。但國際關注也走到盡頭,過去達賴喇嘛成功把「西藏問題」國際化,能做的已做盡。王力雄說,沒有一個國家會為了一些價值,不惜犧牲本國利益。因此,流亡政府要走出新的道路。

而這條新道路,就是王力雄設想的落實基層自治。好處是有「法律保障」,可利用合法維權的方法爭取基層自治。只要每條藏人村落實行了自治,聯繫起來的更大範圍的自治便有可能性。灰記相信王力雄不至於天真地認為中共黨組織不會操控基層農村組織,但在沒有其他任何改革可能性之下,是否值得藏人去嘗試?不知道多少藏人聽過他的這個構想,又是否認同?

影片結尾部分,王力雄仍在構思藏、漢、維吾爾人對話溝通的可能性。那個時候(03年初)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仍未被拘禁,王力雄和唯色到中央民族學院和伊力哈木見面,仍然能夠自由交談。他們談到新疆「七五」事件,伊力哈木談到維吾爾大家族傳統,常被漢人官員走來查問,這個是誰,那個是誰,誤會聚眾鬧事。他笑說自己家族就有三十多人。交談中,一名陌生人走來問他們談什麼,他們反問這人是誰,是否學院的人,那人說不是便走開。他們推測這是其中一個監視者。

而影片結尾用文字說出伊力哈本土赫提於今年一月被帶走,然後以「分裂國家」罪名被拘捕。

在影片下半部,王力雄提到一個令人十分擔擾的情況。他說12年曾到德國慕尼黑,帶著維吾爾朋友的介紹書,希望拜訪當地的世維會,但對方拒絕與他見面。他說,像他這樣一個最能了解維吾爾人想法的漢人,有朋友介紹,也拒絕見面,即表示維吾爾人組織已經完全放棄與漢人溝通,覺得屢屢受漢人欺騙。他們等待的是一個中國動亂的時機,便能以暴力方法獨立。王力雄想像,這情況出現的話,不會如現在的所謂恐襲,而是民族仇恨的總爆發,將會是血流成河。他哀嘆這完全是中共專制者的愚蠢,不斷製造矛盾、對立的結果。

而西藏人會否在毫無出路下,也走上維吾爾人的「恐怖主義」道路?另一部由境內西藏人當知項欠(Dhondup Wangchen)冒著坐牢危險而攝製的紀錄片Leaving Fear Behind(無畏),當中有很多西藏老百姓的心聲,再談。

2014年7月19日星期六

桑杰嘉:歪曲事实解决不了问题——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二)


从我个人多年的经验来看,在曲解西藏问题上危害最大的不是中国“官方学者”,也不是一些假借“独立学术者” 幌子,用主流语言拐骗的那些人。最可怕的是某些以“西藏朋友”、“帮西藏人说话”的“身份”穿梭在藏人中间的所谓的“学者”,他们在误导、欺骗公众方面产生的影响最为严重。

我想,由于张博树先生多年在中国大陆了解西藏历史事实、接触藏人历史观的机会有限,特别有关西藏主权独立问题,所以,只想在西藏主权独立问题以及西藏问题的来源上进行反驳,点到为止,藏人说:好马一鞭,好人一言足也。但是,当多次细读《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后不得不否定之前的想法。笔者对《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故意、有系统地曲解西藏历史事实,甚至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之嫌,所以,不得不再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

由于笔者在《评一》中就西藏主权独立问题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当然按照《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的顺序进行驳批和阐述,确定了西藏主权独立的历史事实,不言而喻中共入侵西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一前提下中共不管以什么样的借口对西藏人民犯下的罪刑,必须要承担所有法律责任,而且,对中共入侵西藏或者中共在西藏犯下的罪行进行辩护的个人和组织也可以认定为同犯。

由于《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有关西藏问题的每个章节都有不符合事实的描述,作者不仅仅在正文、 在注释中全力以赴——如,134-135页:西藏高层人士,“其中一些人也保持着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接触乃至暗中合作。”这样的阐述完全不符合事实,他所谓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指理塘阿塔和洛才(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培训空降到西藏第一批藏人)他们在西藏首都拉萨的活动没有严重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接触西藏高层人士,更谈不上“暗中合作”。他们为了觐见达赖喇嘛见了卓尼钦莫(达赖喇嘛身边的高级僧官,相当于侍从长)帕拉,但帕拉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没能觐见达赖喇嘛。在张先生眼中成了“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接触”乃至“暗中合作”。

在第142页注释“23 达赖喇嘛本人的自传就是一个证明。在长达数页(页276~282)的描写参观团入藏观感及资料分析中,几乎全部是否定性的文字,而很少正面肯定,也完全没有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政治变化的分析。”

我不知道张先生要求达赖喇嘛肯定什么?有什么可以肯定?肯定共产党的“伟大英明”?肯定共产党杀得好,奴役得好?还是中共政权摧毁寺院完全正确?

同页的注释24“第二个参观团由一批青年人组成,1980 年5 月赴藏。这批人‘独立’意识更强,在藏区活动过程中也更加口无遮拦,结果被中共叫停其参观活动,限期离开拉萨。这种情况也迫使流亡藏人的第三个参观团(主要由教育工作者组成)不得不在访问过程中保持低调,才算“善始善终”地完成了任务。”真是颠倒是非,中共叫停西藏代表团的主要原因是西藏境内民众对代表团的热烈欢迎以及表达对中共不满引发的。(其实这一点作者本人也谈到过)第三个代表团“善始善终”地完成了任务。”什么叫“善始善终”?不可思议。

笔者对如此之多的问题一一驳斥感觉在改小学生作业本,这样不太适合,而且,毕竟是堂堂有名的中国“学者”,也是长辈——因此,决定就一些主要的问题进行澄清,特别就作者采用某些不被公认的资料证明其观点,以及作为一个研究者、学者不应该犯的错误(不排除作者有意)在应用资料时回避资料原件而曲解事实,严重误导读者的部分。

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张先生有关西藏问题的立场很多方面与中共极度的一致,比如,西藏曾经发生的抗议事件,张先生认为八十年代在西藏首都拉萨发生的抗议事件是“骚乱”,而且,指出中共的指责:境外“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蓄意制造”——“这个指责不能说全无根据”。因为,“就在第一次境内藏人示威发生的前6天,也就是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上发表讲演——”(《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第121-122页。)

首先,境外“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蓄意制造”是中共一贯的用语,西藏、新疆、内蒙古等所谓的少数民族地区只要出了问题中共上下同一的口径——“境外”。而问题是至今中共没有找出任何证据证明西藏境内发生的抗议事件——八十年代至零八年,以及一百三十多人的自焚抗议事件是“境外制造”的。而张先生认为由于达赖喇嘛演讲强调了“中共非法占据西藏”应该和稍后发生的拉萨“骚乱”有“某种关系”。什么关系?他不会说,其实有什么证据呢?如果真有证据不用张先生操劳,“阿共”早就公布于众了。作者觉得这有点说不过去,又引用一些“不痛不痒”的资料想说明“骚乱”“多方面的原因”。

还有,境外藏人的分裂思想引导、以及策划境内藏人(中共只是推卸责任),问题是张先生有这样的想法使人非常吃惊。中共非法占领西藏不必有达赖喇嘛强调,西藏境内藏人亲眼目的,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折磨使他们刻骨铭心,伤痕累累,而中共时不时抠抠伤口,撒撒盐巴——谁的体验更真实呢?西藏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更不需要达赖喇嘛或者所谓的“达赖集团”介绍。这是西藏人最清楚的共同历史记忆。 作为一个正常思维的人这是最基本的道理,特别是新世纪开始不久西藏接连发生如此之多的事情,中国的大“学者”不懂这样简单的道理,真是不可思议!对中共的指责当时西藏流亡政府也进行了回应:“我们既未计划,也未策动拉萨抗议事件。事实上也不需要任何人策动。那些示威是西藏人民抗议所受的苦。真正的导火线却是你试图扭曲五点和平方案并污蔑达赖喇嘛。” (《西藏流亡政府覆阎明複函》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于印度达兰莎拉(原为藏文))

另外, 从某种角度看,张先生看来西藏境内藏人似乎是“白痴”,不记得昨天发生的一切,每家有人被“汉人”折磨死、枪毙,根本上师流亡国外的事情?而且, 境内藏人的所有举动都要有人鼓励、指示、策划——不然他们什么也不会。

张先生也提出西藏民族和西藏文化面对现代化的问题,似乎想说明在中共六十年治藏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并非全部是中共的问题,因为西藏民族和文化面对现代化时有冲突——这个观点并非张先生首次提出,中国境内很多御用写手提到过,而且,有时候官方也释放同样的厥词。

事实又是如何呢?如果十万多藏人没有流亡国外,这个说法还能骗得过。在中共统治多年的西藏“落后、野蛮、不文明”论洗脑了不少西藏年轻人,认为西藏民族和文化不适应现代化。但是,流亡藏人在国外成功地继承和发扬、传播西藏传统文化的今天,这只是天大的谎言。现代化和西藏民族、文化不冲突,流亡社区与西藏文化在世界各地传播以及佛教与科学对话等等证明了这一事实。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样的“现代化”?是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的现代化,还是共产党的“畸形的现代化”——违背人类普世价值的现代化?可以肯定地说:与人类普世价值相矛盾的现代化与西藏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有冲突,因而不会为西藏民族所接受。

“中国人起初宣称汉藏是兄弟民族,说汉族是来帮助藏族,说了许多好话,抬着笑脸来到西藏,中间施展阴谋,花费大量金钱,利诱无知藏人,挑拨仇恨,最后显露狂暴狰狞面目,从而使西藏人不分贵贱积累的怨恨在拉萨爆发,阻止我去中国军营看戏,并以和平方式向中国当局进行抗议,从而书写了西藏历史上悲壮的一幕。”对以上达赖喇嘛如是陈述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在张先生看来是“完全‘翻脸’的语言”,理由是达赖喇嘛“对共产党当政者的指责已经表达为对‘中国人’的指责。”

首先,由于张先生非常不负责任的写作方式导致他对事实了解不清楚。没有查对讲话原始资料进行研究,随意引用他人资料。达赖喇嘛三月十日的讲话原文为藏文,在这段讲话中没有“中国人”而是“嘉麻”既中共。就退一万步说,用了“中国人”有问题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执政党,是来自中国,而且全中国人民“默认”甚至支持他们在西藏胡作非为——达赖喇嘛说个“中国人”就“痛”?中共非法侵占西藏、任意屠杀、抓捕——赶出西藏还得跪拜?这样才算没有翻脸吗?

有关藏中接触的阐述中张先生在第142页中定论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与中共:“双方立场相差如此之大,接触自然不可能获得实质性进展。”但是,就在143页中又说:“这样,双方见面的机会与历史擦肩而过。”为什么呢?由于“达赖喇嘛本人亦放弃本来已在计划中的中国之行。”他还特意指出:“用这位藏人领袖的说法:“在全体西藏人都能在自己的国家分享相同的自由之前,我回西藏将是一项错误。””

张先生给读者勾勒:由于达赖喇嘛放弃了中国之行而失去了双方见面的机会,责任在达赖喇嘛方面。首先,这一观点与上面“不可能实质性进展”的观点矛盾。其次,张先生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故意混淆事实。达赖喇嘛以上说的是针对中共提出的,用张的话说:“內容可謂極其溫和、善意”的“五点方针”而说的。“——我更相信,为了实践这种创造力,人必须自由。我放逐而拥有自由。作了三十一年难民,我已知道了它的一些价值。因此,在全体西藏人都能在自己的国家分享相同的自由之前,我回西藏将是一项错误。”而达赖喇嘛继续说:“尽管跟中共政府从事的这些谈判本身都毫无建设性,我还是决定,只要北京同意,我愿意作一趟短暂的西藏之行。——对方反应良好,我们就准备于一九八四年派出一支先行部队,为我次年到访作预备工作。”张先生非常清楚,按照他的方式引用达赖喇嘛自己的话具有完全不同的效果,他要的就这样的“效果”。

张先生有关“五点和平计划”的阐述中强调达赖喇嘛“向国际社会求助”“翼图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干预”。先不说西方民主国家就西藏问题的“干预”,“支持”也是非常有限的, 只有西方民众的支持,但他们没有“干预”的能力。那么为什么张先生就认为“西方民主国家”支持、干预呢?答案只有一个:为西方民主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立证造据,配合中国政府的“西方反华势力”的“反华”理论。

由于笔者在《评一》中证明了西藏历史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五点和平计划》“基本前提”“把“中國”當作外在於西藏的另一個國家”是完全正确的。再看张先生称:“演讲中对中共的指责不乏夸张、不实之处。”他举例说:“比如“在过去数十年的大屠杀中,100 多万藏人丧失了生命,这约是西藏人口的六分之一,另外至少还有约100 多万人因为宗教信仰和爱好自由而被关在牢狱之中。藏族总人口至2000 年统计不过541 万人,这还是经过了较快人口增长后达到的数字,因此不可能有100万人被“屠杀”,另有100 万人被监禁,即便这是一个数十年的累计数字。”

在本文开头指出,张先生极其不负责任的写作方式,严重歪曲事实。如,张先生对《五点和平计划》基本上没有进行任何的“研究”,不对,应该是研究后发现对自己有利的版本——翻译错误的版本选用。他故意回避原始资料,《五点和平计划》原始版本是英文,还有藏文版本和中文翻译版本, 最起码他应该知道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是用英语演讲的。因此,可以认定张先生故意为之。

张先生引用了藏人行政中央中文网站上载的《五点和平计划》内容。这一版本翻译有问题,而且是严重的错误。而翻译错误的部分就是张先生认为夸大的部分。看原文:“在过去的数十年浩劫中藏人仅仅由于信仰自己的宗教和热爱自由而丧生一百多万,这占西藏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以及还有很多人在各监狱中遭受折磨。”

英文版本和藏文翻译版本都没有“大屠杀”、“另外至少还有约一百多万人——”。作为一个研究者、学者如此疏忽是非常遗憾的事,也绝对不应该发生的。当然,我还是希望多么希望这只是“疏忽” 。张先生提出的:“有100万人被‘屠杀’,另有100 万人被监禁”与原文不符,演讲中非“大屠杀”而是“丧生”,更没有说“另有100 万人被监禁”。因此,张先生指责“故意使用“大屠杀”、“另有100 万人被监禁”是没有任何意义,感觉是在自言自语。从张先生指责“大屠杀”,且断定“——这毕竟和纳粹有预谋地、系统地屠杀犹太人不可同日而语,”说明了张先生的英文不仅没有问题,而且,很不错。能故意曲解英文的“浩劫”为“大屠杀”,特指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文的“大屠杀”不一定“影射中共行为与纳粹无异”,“大屠杀”也不是专指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如“南京大屠杀”、“天安门大屠杀”等等。中共是否对西藏进行了大屠杀笔者将另论。

另外,有关“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也就是西藏中部和西部的地方,中共的官方资料显示汉人的人数还是超过藏人”。张先生认为情况不实,理由是:“因为仅就西藏的高海拔自然环境这一天然限制,就决定了不可能有很多汉人在那裡移民定居”。这个观点多么荒唐,在利益的驱使和政府对中国人优惠政策的推动下海拔已经阻挡不了汉人流入西藏,今天的事实情况是最好的证明。当然,他还有中共人口统计数: (1987年,西藏自治区)总人口207.95 萬,藏族人口198.38 萬,藏族人口所占比例95.4%。

有关这个话题,张先生在[几组具体数据](第219-220页)中给我们算出了整个所谓藏区的藏人人口和非藏人人口。按张先生的计算方式“藏区”(西藏自治区之外) 藏区总人口为774 万,非藏族总人口233 万。而“非藏族人口中除少量其他少数民族如蒙古族、羌族、回族外,主要由汉族组成,是毫无疑义的。”另据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是: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为3002166人,藏人2716389人。

我们再看看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的说法:“就是在所谓大藏区的范围之内,要把所有的汉人和其他的民族赶走,而西藏加上其他省的几个藏区加在一起,意味着他要赶走至少2500万人。”朱指的“大藏区”是:“整个西藏和其他几个省的藏区合成一个所谓的大藏区”。1我想朱维群此言并非随便说的,而且,朱对西藏可以说了如指掌。多次和西藏代表进行谈判,而且如今是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我们需要澄清的是:既然张先生“研究”发现整个所谓的藏区非藏人人口只有233 万。那么,朱说的2500万减去233万剩下的逻辑上只能划到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这样“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91.83%”(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说法还能成立吗?就算再减去一半,也会“淹死”“西藏自治区”藏人,张先生还能“肯定”“西藏自治区的”藏族人口所占比例95.4%”? 。其实,张先生非常清楚中国政府的数字大有问题 。我想张先生无法否定朱的2500万,因为朱最有“权威的信息”,也不会抵赖说这是通了火车后的“巨变”,这样既否定了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的没有“移民”的说法,又不现实,除非中共开通专门的“移民列车”。那么,只能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的移民已经非常严重“超过藏人”。

从我个人多年的经验来看,在曲解西藏问题上危害最大的不是中国“官方学者”,也不是一些假借“独立学术者” 幌子,用主流语言拐骗的那些人。最可怕的是某些以“西藏朋友”、“帮西藏人说话”的“身份”穿梭在藏人中间的所谓的“学者”,他们在误导、欺骗公众方面产生的影响最为严重。

2014/7/10

注释:
1、《朱维群揭批达赖兜售“中间道路”背后的图谋》2014年3月1日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http://www.people.com.cn/n/2014/0301/c32306-24501682.html

延伸阅读:

桑杰嘉: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7/blog-post_2.html

民主中国首发)

2014年7月17日星期四

唐丹鸿:《西藏问题:帝国三部曲之二:吊诡的多民族国家》


西藏问题:帝国三部曲

唐丹鸿

之二吊诡的多民族国家


像所有武力统治异族的帝国所干过的一样,历史,必须按殖民者意愿改写和重构。所谓九州之外,谓之番国、“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的中国,成了“自古以来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为了合理化吞并周边国邦,中国汉人学界的聪明才智,全用在干脏活上了:怎样把侵略说得不是侵略,把殖民说得不像殖民。中国官方完全垄断了藏回蒙满历史的阐释权,藏回蒙满的行为与动机被“共和”中国单方面定义。

除了蒙古的独立“天经地义”外,图伯特、东突厥斯坦、满洲的独立活动,都被描述成了英俄日等帝国主义的背后操纵,西藏问题还加上了美国阴谋。正如“蛮夷”一词的贬义,就好像藏回满都是四肢发达、智力低下的野蛮人,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不曾有过政权和国家意识,只是受西方帝国主义者操纵的傀儡,那些独立运动都是蛮夷们丧失自主意识的产物——殖民主义话语的特征之一,就是将殖民地的人矮化为头脑简单的种类,矮化或抹去被殖民者的历史观,文化史和政治史。

而在更广阔的图景里,你却看到中国革命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影子”: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大借款,款项高达二千五百万镑,以解决国库空虚问题。合同签字,产生了“跟帝国主义的交涉”[1]。孙中山联俄容共,引入苏联政治训练、军事及财务的外援,以协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经费来源的绝大多数仰赖苏联,《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记载,陈独秀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呵呵,中国人不但反帝反殖民是吊诡的,而且连革命也是吊诡的,要靠帝国主义[2]

图伯特人、东突厥斯坦人的反殖民运动,还被描绘成了一种“分裂”中国的活动。使用“分裂”这种措词,使藏回的过去好像与“中国”不是“分裂”的,而是“共同体”:他们曾经朝贡称臣;他们曾经受到皇帝的册封,中国皇帝还赏给了他们公主,他的座位比皇帝的矮,他曾给太后下过跪,朝廷派人在他们地方设了办事处,派驻了官员,制定了章程,某年某月“收复”了、“平定”了……而藏回现在却企图“分裂”国家、叛乱、搞独立。

仿佛纳贡称臣、册封之类是一种双边契约,就此约定:纳贡受封就是把土地和政权交给“中国”了,他们的地界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仿佛“座位矮一截” 、“下跪”这些故意矮化、令人不齿的外交细节,就能证明“中国”早就中央政府了,他国早就地方政府了。仿佛图伯特的领袖和政府是傀儡或空置,“我朝”设个办事处、派一两个官、颁布两个章程,就证明实际掌控了对方的行政、经贸、外交。仿佛“收复平定”这类战争征服行为是光彩之事,获得了被占领被屠杀人们的拥戴。

铺排在“朝贡”、“册封”、“章程”、“座次”、“下跪”图景中的,是一个完全属于“我们”的、“自古以来”的“省份、自治区”,就算语言、文化、信仰、风俗、甚至人种都完全不同,但那土地是“我们”的,资源是“我们”的,土地上的人们待“我们”去开化与提升。

但其实吧,朝贡关系是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体系,它不曾贯穿中国历史,而是几度崩溃或混乱,宗藩、主从、优势、对等……性质是多元的。例如曾有多个政权均声称自己是天下之主,要求周边诸国朝贡,各小国往往也同时向多个大国朝贡,更有一些国家这边接受朝贡,那边又向更大的政权朝贡。特别提醒一下:西汉、隋、唐、宋、明等中国王朝,都曾向其它强势的国家或民族进过贡:匈奴、突厥、吐蕃、回纥等“敌国”,都曾受到中国进贡。唐朝对吐蕃(图伯特)进贡,明朝向蒙古俺答汗进贡[3]很多进贡实际上是对军事强势国的议和停战协定,并不等于受贡国享有进贡国的主权。而且,无论是国外还是中国学界,都认为朝贡关系的更大特征是一种“商贸关系”[4]。朝贡最盛的明朝,是用“薄来厚往”——给外国人砸钱求捧场,来维持一种自高自大和自我陶醉。单以不加区分的“纳贡”暗示或“证明”统属关系,则纯粹是处心积虑的误导。

至于册封,也有多种区分,不能一概与“领土主权”挂钩:有的小国因在中原王朝军力笼罩下,天朝册封首领授以其统治权;有的是首领的合法性须强势王朝册封认证,强势王朝通过册封加以政治干涉;有的首领的合法性来源于本国人的承认,而非来自于册封。即便有册封发生,也是双边护封,属于互戴高帽的友好外交。此处汉语“册封”不过是天朝想象,其实你“封”不“封”别人都是该国之君。明朝皇帝与图伯特高僧互相赠予封号就属这种情况[5]。因此,当我们遇到“册封”一词,如果不走进历史的当时,去观察该“册封”的性质,就会被“中国式话语”引向“中央”封“地方官”的境地。

在中国宣传话语中,朝贡册封的多元性质被掩盖,中国向别国进贡和受别国册封的情况被隐藏,统治者在朝贡册封中砸钱维持的控制天下的幻觉,被改绘成权力意象和实有权属,统治者与别国首领互赠封号的外交行为,被涂改成了施政行为。

吊诡的是,这一套帝国霸权的阐释,不仅与针对西方帝国殖民主义的批判话语平行进行,而且在“崛起”、“复兴”过程中,中国一方面欲消除西方和台港对中国“新殖民主义”、“新兴帝国”的怀疑,另一方面却对自身的帝国语言毫无掩饰——朝贡册封本身就是一种帝国意识形态:自认为世界中心,把远方异域想象为自己控制的潜在领土,无边无界的“天下”观与“日不落国”意象,都是殖民主义的世界模式。把贸易表述成“朝贡”,把外交表述成“册封”,在古代这是自恋自大,在当代就属精神不太正常啊。以朝贡册封体系来推论周边国家“臣属”中国,进而“证明”中国对周边国家拥有主权,夸大“宗番”关系的实质,这种理论和论证方法本身就自证了帝国主义性质

历史文献和文物证明:唐朝中国与图伯特是国与国关系,唐朝还一度向吐蕃王国进贡;宋朝版图与图伯特没关系。蒙元王朝赋予图伯特萨迦法王帝师的名号,把统治西藏多、卫、康的政治权利作为供养献给了法王八思巴;在明朝建立前,降秋坚参就取代萨迦王朝,摆脱蒙古获得了独立[6]。十多二十年后才建立的明朝何德何能,可以让独立的图伯特变成“地方政府”呢?呵呵,自然是“朝贡册封”神器:明朝“薄来厚往”砸钱吸引番邦(外国)前来捧场,使“朝贡”成了有厚利可图的生意,各国包括图伯特人纷纷来占中国便宜[7];明朝给了噶玛巴等图伯特高僧大德们一大堆封号,属于追着给名人锦上添花,因为这些高僧大德的合法性来自藏人认受,你封不封别人都是图伯特政教之王。而且明太祖朱元璋把图伯特称为“番邦”(外国)[8],但中国当今的学者,靠朝贡册封神器,“证明”了图伯特“臣属”明朝,断定明朝对图伯特拥有主权。

中国史界找到了一些文献,显示了图伯特和元朝之间一度的某种归顺、臣属的关系,因此断定从元朝起,“中国”就拥有了对图伯特的主权。可是,元灭亡后一年开始编撰的元朝正史《元史》,其中说明元朝版图时,却将图伯特排除在地理志之外 。而“主权”这么大的事,却从来没有被元廷翰林院兼国史院编修记载过[9]

满清,就更让汉人学者兴奋了:册封达赖喇嘛、金瓶掣签、驻军、康区的几大区域划入川滇管辖、钦定章程、驻藏大臣……当然,中国学者们把这一切都当成主权的证据。且不论从清初皇帝与达赖喇嘛建立宗教的、带私人性质的特殊外交“榷雍”(供施关系)的平等实质,到1728年“管辖”康、到清末对图伯特的入侵,本身就是殖民化的演化过程;也不论这种关系离施政、经贸、外交等实质性掌控“主权”差距多大,单说蒙元和满清,是中国自己的王朝吗?还是中国亡国,成为了蒙古帝国和满清帝国的一部分?

我觉得在此探讨蒙元和满清是否是中国王朝已经有点过时了。你在网上搜索这一问题,即使中国境内互联网都会出现多项结果,既有正经学术中立的论证、也有站在汉民族主义立场的论证,否认蒙元和满清是中国人的王朝。政权实体的历史事实是:700年前的宋朝并非多民族国家,推翻宋朝的元是蒙古帝国,疆域一度包括整个蒙古、西藏(图伯特)、宋朝中国的全境、高丽、西伯利亚、安南和缅甸的部分地区;元是蒙古四大汗国里统治中国的一支。满清是明朝边境外的满人(女真)建立的帝国,明朝中国的全境都成了被占领土,所有中国人都被满人统治了。“用汉语命名朝代魏、唐、辽、金、元和清,掩盖了这些朝代是由中国的征服者而不是中国人建立的这一事实”[10]。其实,无论元朝还是满清,从历史的当时直到满清末年,也被中国人视为外来政权,中国人也并不情愿服从异族统治,如此才发生了反帝国殖民的辛亥革命,激励中国人反抗意志的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而“所有外国研究此时期的历史学者,都接受蒙古建立了一个包括中国、图伯特、伊朗与俄罗斯等地区的帝国”[11]美国“新清史学派”的学者们,通过扎实的文献考古学研究,得出的学术结论是:满清帝国不等于中国,而是建立在中国土地上的征服王朝它是一个占领了儒教文化中国、也控制了藩属国(殖民地)的帝国。它通过灵活的政治策略,构建起了满人的族群主权;它奉行帝国主义政策,与俄、英等帝国主义列强争霸亚洲内陆,并在18世纪通过武力西征达致扩张巅峰,将原非中国领土的周边国家和民族变成了满清的藩属殖民地,图伯特、“新疆”(东突厥斯坦)与中国一样,同是满清帝国受害者。辛亥革命爆发,汉人革命者推翻满清帝国,建立中华民国;而由于帝国崩溃,帝国各藩属殖民地的人民也民族主义高涨,要建立自己的国家[12]

近年,中国学界与新清史的学者们已有过一些学术交流。新清史学者们的研究方法和特点,是对清代大量满蒙档案文献、尤其是满语档案的考据和分析,也就是说以“当事人”满人的政治观点和民族意识为证。中国学术界的反应却陷于尴尬境地:多数对新清史观点表示反对或激烈批评的国内学者,出发点是由于新清史的观点触及了中国关于民族和疆域的敏感问题,点燃了学者们的爱国情怀中国学者们不能以史料为基准反驳“蒙元、满清不是中国王朝”,更多的是以“阴谋论”应对,指斥新清史学者有“政治背景”。呵呵,中国学者们就算不知道国外的学术道德、学术自由是怎么回事,但中国学者是最不配标榜自己没有政治背景的了:中国社科院、大学等机构都是国家的,立项须通过有关部门审批才能拿到国家研究经费,有些课题直接就是国家下达“研究”命令。这几十年来,特别是牵涉藏疆的敏感问题,中国学界胆敢不受政府掌控吗?

九州之外,谓之番国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到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再到“解放西藏” “解放新疆”,然后中国政府强力宣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和满清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好像蒙古人那时就是中国人的蒙古族,女真人那时就是中国人的满族,藏人那时就是中国人藏族,维吾尔人那时就是中国人维吾尔族……问题是,古代的蒙藏回满知道自己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吗?古代中国人知道咱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吗?如果古人们全都不知道,那又怎么是“自古以来的多民族国家”呢?

对国外学术界来说,把古代中国描述为“自古以来的多民族国家”是极其奇葩的。中国学者做学问做到了令人捧腹、不惧耻笑的境界,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具备极权的政治操作、将知识分子人格奉献给“统一”的精神、诚实会死的“学术”环境,才能机智得这么神经病——但没办法,不管你信不信,反正很多汉人信了。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个中国,两条历史的大致脉络,其中一条是政治操作的历史的幻觉:

其一:华夏民族的中国(唐宋)、亡国(元)、华夏民族的中国复国(明)、亡国(清)、华夏民族的中国复国(民国)、武力吞并异邦他国而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唐宋)、少数民族当政(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明)、少数民族当政(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国,图伯特事实独立、满洲国、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蒙古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噢,原来中国也有少数民族当政的时候啊……

中国人把蒙元对中国的殖民史当作中国最强大的历史,把成吉思汗说成中国人,蒙古人怎么看呢?我都不好意思写在这里了。网上有流传甚广的帖子,附在注释里吧[13]

鲁迅在《随便翻翻》中说:“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 。”

藏人作家卓玛嘉在《骚动的喜玛拉雅》里写到:“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整个十三、十四世纪是蒙古帝国的时代,元朝是蒙古帝国时代的一部分……藏文中对中国和西藏分得相当清楚,中国与西藏(‘甲那'与‘岗迥’),是两个独立的政治地域的名词”卓玛嘉因著此书,被中国当局关进了监狱。

达赖喇嘛的哥哥达泽仁布切、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教授图丹.晋美诺布教授在著作《西藏是我的国家》里说:“即使在蒙古帝国最强盛的十三、四世纪,西藏也从不曾是蒙古帝国的一部份……事实上,西藏与蒙古皇室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中国与蒙古的关系,由于中国被蒙古占领,中国乃谎称蒙古人亦是中国人,并进而认定蒙古人的领土即是中国领土。若此论点成立,西班牙就可大言不惭地将法国视为一部份,因为两者皆曾被罗马所占领,两者曾同为罗马帝国的一部份,这是多么可笑的逻辑!”

“在西藏人看來,有清一朝,西藏人与中国人同为满洲人所征服……所有的西藏人对这项事实都有很清楚的认识。当大清帝国被中国人革命推翻以后,西藏人和中国人就成了居于平等地位的两个主权民族……我们西藏人与中国人居于平等的地位,有权不受中国人统治。”达泽仁布切于1959年流亡,2008年客死异国他乡[14]

话语垄断是帝国主义的常规动作,帝国话语总是霸权的、独白的,“另一方”的言语被强权压制、驱逐、扼于沉寂。“他们”的历史由“我们”来书写,“他们”的身份由“我们”来定义。 “我们”的历史,是掌握“主权”的历史,“他们”的历史,是归顺史、臣服史。“我们”不但要占有“他们”的现在,更要占有“他们”的过去,继而占有“他们”的未来。

在中国式帝国主义的词典里,没有“主权在民”这个词。当我们观察那些关于“主权”的论证,具体到中国人对图伯特(西藏)、东突厥斯坦(新疆)“主权”的论证,绝对看不到被殖民者的认受。

只见“朝贡”、“册封”这些傲慢自大的帝国话语,彰显被放大了的统治力。只见被当成“中国”的蒙元和满清两个帝国,作为外部异体,怎样将统治意图、统治机构和统治术锲入过那个地区,只见中国将西藏和“新疆”据为“本土”的理由,与究竟谁祖祖辈辈生活在那“本土”上无关,最终,帝国主义者“主权”的“合法性”,都是以血腥加狡狯完成的。

天朝、纳贡、册封就是中国式的帝国主义。天朝思维模式是一种野蛮和原始的地理空间幻觉,世界环绕中国,中国君临天下。信奉者们想象着权力无边,憧憬着率土之滨,以至于沦亡的伤痛也会转化为征服的荣耀。他们相信中国天然巨大,周边界域自古被“中国幅员辽阔”所笼罩,邻邦“番蛮”理当归顺。在历史的转折时刻,它被赋予了“祖国统一、领土完整”的光环,它因“解放”而伟大,因“主权”而正义,因播撒“先进文明”而崇高,因“振兴”、“建设”、“开发”而正确。它的信奉者簇拥着“伟光正”,拓殖扩张、种族灭绝、文化灭绝、资源掠夺都披上了新装。

本节的资料来源及注释:

[1] 瑞贝卡:革命党与北洋,都要靠帝国主义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3-07-11/154550258.shtml

[2]维基百科、百度等都能搜索相关信息

[3]公元1550年蒙古俺答汗围攻北京,史称庚戌之变明世宗请和进贡。维基。

[4]维基、百度等都能搜索相关资料信息。
另见: 王力雄:明朝“贡赐”不是主权是贸易
亦歌:从薄来厚往谈明代的贡赏关系
张锋:解构朝贡体系

[5]《遮蔽的图伯特》第一部 历史事实 P.29-32 艾略特.史伯岭

[6]G.杜齐《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 P.17-23,本文转引自《西藏的地位》P.6 参见《西藏是我的国家》,图登.吉美诺布( 达泽仁布切

[7][4]

[8][5]

[9][5]

[10] M.C.F.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第二章 注释 P.34

[11]《遮蔽的图伯特》第一部 历史事实 P.27 艾略特.史伯岭

[12]关于新清史学派的主张,互联网上能搜索到的中外资料都比较多,在此不一一提供来源。本链接仅为一例http://bbs.news.163.com/bbs/history/234027334.html

[13]蒙古乌兰巴托大学教授:中国人是一群有白痴一样逻辑的民族  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教授额日德里根在接受NHK电视台采访时说中国人把我们国家和民族伟大的祖先和神灵一样的英雄,征服过他们的铁木真,当做他们的祖先和英雄,把我们对他们的殖民历史当作他们最强大的历史……中国人把世界级的蒙古史写成民族团结史,把成吉思汗说成中国人,现在已经闹成了国际史学界的笑柄……如果说古代蒙古跟汉民族有关系,那也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蒙古灭亡了南宋之后,把汉人看做是奴隶中最底层的三等公民',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

[14] 图登.吉美诺布( 达泽仁布切):西藏人不要异族统治 原载1982716-22日《远东经济评论》,译者:苏明辉。本文作者图登.吉美诺布Thubten Jigme Norbu是美国印地安纳大学藏学系教授,达赖喇嘛的长兄。

(首发于民主中国

延伸阅读:

唐丹鸿:《西藏问题:帝国三部曲之一:吊诡的反帝反殖民》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7/blog-post_12.html


2014年7月16日星期三

德庆边巴:面对高度危险和中国的严厉审查,藏人歌手唱出对图伯特的爱


作者:德庆边巴(Dechen Pemba @hpeaks)
发表时间:2014年7月9日
译者:@pingyema



藏人歌手格白(Gebey)五月底在阿坝州的一场演唱会后被警方拘捕,目前已获释。格白选择了在图伯特一项危险的职业——为了音乐,近年来他已数度被拘。

图伯特这个被中国控制超过60年的地区,自2008年出现大范围的对中国统治的反抗,再加之自2009年以来一直不断的以政治抗议为目的的自焚事件,导致当局对图伯特实行封锁并切断日常通讯。图伯特的面积和西欧差不多大小,不被允许外国记者、外交人员进入,旅游者被严格限制,网络审查严厉,更谈不上自由媒体,虽然中国官方只将图伯特中部称之为西藏自治区,实际上在有大量藏人居住的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诸省的藏区,已然是藏人抵抗中国统治的热点地区,官方的网络管束和新闻审查、拘捕藏人活动人士等等在整个图伯特无所不在。

正是在这样严峻的背景下,所有藏人歌手、艺术家和作家不得不有所作为。今天,在图伯特各地,展示图伯特文化的行动方兴未艾,格白只是诸多引人瞩目的歌手之一,因歌曲、音乐视频和表演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其中一例。

据自由亚洲报道,自201210月他的专辑面世后,他不得躲藏起来以避开与警察接触。中国当局禁止他于当年发布的专辑,声称其中包含了民族主义的内容,

这里是格白的歌曲《图伯特必胜》的部分歌词译文:

诸佛必胜!
图伯特必胜!
今日,吉祥的太阳必胜!
今日,愿望实现日,图伯特必胜!
今日,为了境内外博巴的团聚,我们必胜!
今日,为了境内外博巴的团聚,我们必胜!

分裂活动,民族感情和民族主义主题

在中国当局对藏人歌手的量刑中,以“分裂活动”为名遭到严厉惩罚,例如歌手扎西顿珠(Tashi Dhondup)在2009123日至201132日,被判1年零三个月的劳教,依照中国政府颁发的劳动教养政策第4条和第13条。

图伯特的艺术家如同踩着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细线,这使得他们在创作和艺术表达技巧上不得不小心翼翼。这不仅激发了伟大的技艺更包含了更多的政治内涵。这一现象可以从一些艺术家的案例中看到,例如青年歌手洛洛(Lolo),在其专辑《升起藏人的旗帜,雪域的儿女》发行后于2013年被判6年监禁。在这专辑的歌词中,充满有关被禁止的图伯特国旗、自焚和图伯特独立等政治涵义的内容。


2012年3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青年歌手乌金丹增(Ugyen Tenzin)被拘捕。来自图伯特东部的丹增发布了题为《我心中的血,在不停流淌》的专辑,据引述,一个仍与境内藏人保持联系的流亡藏人卓扎尼玛(Duldak Nyima)说:“在专辑发布之前,有些藏人当心专辑引来的后果,建议丹增不要发布。”虽然藏人歌手很少就其作品直接发表评论,而是让作品本身自我表达,但是这个专辑的DVD里收录了乌金丹增为何发表这个专辑的公开言论。“丹增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图伯特的宗教和政治的原因。他讨论了图伯特的问题和藏人的身份认同”,Nyima说。尽管已知后果,乌金丹增还是发布了这个专辑。他现在身在何处至今不为人知。


无论在中国或图伯特,当局对音乐的审查严厉到了荒唐的程度。20114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示所有网站删除“Shapaley一个瑞士藏人创作的风趣、巧妙的RAP视频(Shapaley是一种藏人食品,即“肉饼”)该禁令说:“请各网站,特别是视频网站和音频网站,检查并删除由噶玛和丹增创作的歌曲《肉饼》。”虽然政治内涵不是那么明显,其歌词声称藏人身份认同和充满身为藏人而骄傲的自我意识——这样的情绪当然不为中国当局所容。


散发专辑引来的危险

因为没有公开的歌曲、音乐、视频被禁止的名单,这些作品一开始总能自由传播,直到当局开始镇压和拘捕当事人。在一篇写于2009年的《什么样的歌是“反动歌曲”?》的文章中,藏人作家、博客写手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转述了拉萨市公安局副局长在记者会上宣称当局已拘捕了59名“煽动民族情绪”的造谣者:“其造谣手法是‘从网上非法下载反动歌曲,并以光盘、MP3MP4等电子产品为载体,出售给区内群众……’”

拘捕行动显示这些歌曲所带来的潜在的大范围的危险,从制作人到获得歌曲的普通人,到那些与人分享歌曲的人。更糟糕的是拘捕不需要审判,不需要政府相关机构的介入,以本案为例,如果当地公安局长觉得某支歌是“敏感”的,那歌曲的作者就会受到惩罚。



流行音乐与刻录光盘

2012年开始,翻译网站“高峰净土”(http://highpeakspureearth.com/编者按: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高峰净土的创始人之一已以每周一曲的进度,将藏语音乐视频翻译为英文或中文。该项目翻译不同风格和流派的音乐视频,一部分是高度政治敏感的,其他则是图伯特境内广泛流传的,但都是不时可从网上获得的流行视频。


这些音乐视频常见的主题包括呼吁尊者达赖喇嘛的回归,呼吁所有藏人的团结,希望境内外的藏人团聚,回顾和赞美图伯特的起源及历史。通常,藏人歌手会用隐喻躲避审查,譬如用太阳比喻达赖喇嘛,月亮比喻班禅喇嘛,星星则代表噶玛巴(藏传佛教噶举派领袖,流亡后居住印度)。下面是扎西塔耶(Tashi Thaye)《吉祥三重聚会》的歌词:

吉祥的日子,
太阳、月亮和星星聚集的
一个吉祥的日子,
一个充满希望的一天
当太阳、月亮和星星相聚
图伯特的忠诚不会被遗忘
当太阳,月亮和星星相聚
图伯特的忠诚不会被遗忘

藏人学者拉玛嘉布(Lama Jabb写到“在当前困难的政治环境下,大众音乐提供了一个初步形成的公共空间,让藏人得以表达他们的共同关切和集体身份认同,流行歌曲则提供了表达异见的通道,同时,唤起一个全体藏人得以分享的有关共同历史、文化和疆域的认知图景,为藏人当前深陷其中的困境而哀伤,表达身为藏人对于集体命运的愿景,也加强了藏人的民族认同。”

这些来自图伯特的音乐视频向外界传达了重要的信息,同时也表述和具体化了藏人的集体化的身份认同。藏人有影响力的诗人益达茨仁(Yidam Tsering引述并介绍了由“图伯特之声和图伯特人权与民主中心”最近发表的,题为《被禁止的表情:扼杀创意和异见在图伯特》 的报告后,呼吁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以表达藏人的悲欢离合、希望与绝望、痛苦和快乐来爱自己的人民。”

因此,我们感动地看到:图伯特歌手以非官方代言人的身份为藏人社会担当起这一角色。他们的作为并非源自愤怒或怨恨,而是源自对图伯特的历史和他们对于自身信念的信心,以及对藏人身份弗远无界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