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1日星期六

唯色:记大昭寺的一樽千年鎏金银壶

在拉萨隆重的“白拉日追”节上的银壶有很重要的用场。
出现在拉萨隆重的“白拉日追”节上的这个银壶有很重要的用场。

记大昭寺的一樽千年鎏金银壶

唯色

 

在拉萨大昭寺二楼的主佛殿确杰拉康,即主要供奉图伯特历史上伟大的赞普松赞干布塑像的法王殿,有一樽鎏金银制酒壶供放在赞普松赞干布塑像前,壶身庞大,高约九十厘米。平日里信众与游客所见到的应该是复制品。而完全相同的原物据介绍是公元七世纪,为纪念赞普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全境而专门制作,在诸多有关吐蕃宫廷宴饮的壁画上也常见到,被研究人员认为是一件珍贵的吐蕃银器。

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上,出现的银壶复制品,
名为“兽首胡人纹鎏金银瓶”。(唯色拍摄)


2018年2月至7月,北京首都博物馆举办年度特展“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180多件图伯特珍贵文物中就有这樽银壶,名为“兽首胡人纹鎏金银瓶”。我去看了展览,有关这樽银壶的说明写着:“……系用银片捶揲而成。银壶上端开有圆口,口缘饰八曲纹,口沿的下方做成空心立体羊首,羊首前端上下唇间衔有一个圆管形小流,羊首为喇叭状的细颈,颈下部接球形瓶身。壶身錾刻有一组生动活泼的图像,单人弹琵琶和成组人像各二组……其中弹琵琶者呈‘反弹琵琶’的姿态,与著名的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如出一辙。另一组人像中,有一位系有‘肇囊’的壮汉正在弯腰扶持一长须醉汉,另一位穿着高靿靴的青年男子屈蹲在醉汉的胯下,抱持其右足。”

 

银壶的兽首到底是羊首还是马头?因为据大昭寺喇嘛尼玛次仁所著的《大昭寺:拉萨的坛城——大昭寺的七十三个典故》一书记载:“在法王‘酷似我’塑像的对面,还有宗喀巴大师从扎热河岸取出的伏藏马头纯银酒壶。”这应当源自五世尊者达赖喇嘛撰写的大昭寺目录中,所提及的马头银圣壶系宗喀巴大师掘藏圣物。但仔细查看银壶,那兽首确实像羊首。民间传说大昭寺的建成主要靠山羊驮土,连壁画上都有山羊,连有一间佛殿的角落都有一只羊的塑像,连大昭寺最初是被命名为“羊土神变寺”的,那么给银壶做一个羊头以纪念它的功劳倒也是应该的。

 

又据国外学者考证,壶身錾刻的人物群像的纹饰具有粟特帝国的服饰特征。所谓“兽首胡人纹鎏金银瓶”的“胡人”是不是指粟特人?实际上这樽银壶的形状本身也很像被中国称为“胡人”的粟特人当年传入中国的胡瓶。也因此,这樽银壶或有可能是粟特帝国赠予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礼物,毕竟当年的吐蕃帝国是亚洲最强大的帝国。而在图伯特其他地方似乎并没有类似的器皿。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得知吐蕃时期的宫廷文物,在现如今除了大昭寺的这樽酒壶,以及布达拉宫收藏的赞普松赞干布的金头盔、赞普赤热巴坚的御用犀牛角高足杯,似乎并无更多保留下来。

 

供奉于大昭寺的鎏金银壶,
应为复制品。

早在2003年,调查有关文化大革命给西藏造成的劫难时,我采访过大昭寺的老僧图登仁青,据他的回忆:“二楼上,据说只有松赞干布殿里的松赞干布塑像是过去的,其他几尊像都是(文革后)新塑的,包括文成公主。另外,这个殿里的青稞酒壶有上千年的历史,但不知怎么被弄到了罗布林卡文管会那里,后来听说十世班钦仁波切(十世班禅喇嘛)文革后第一次回到拉萨那年,打听到这酒壶的下落就要了回来。”并且,出于保护吐蕃旧物的原因,当时还仿照原样做了一个鎏金银壶,并铭刻藏文:“这是赞普松赞干布时期的酒器,在十四世纪由宗喀巴大师自地底发掘,作为伏藏圣物供奉在大昭寺赞普松赞干布像尊前。”平时原品收藏于大昭寺,复制品供奉于法王殿,也即是我们通常朝拜大昭寺的时候所见到的。而两年前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的那个展览,据说头一个月展出的是原品,之后由复制品替代展出。我是3月底去看的,那么我看到的、拍摄到的就是复制品了。当然也是很美,毕竟也有三十多年了。


与这樽银壶相关的传统习俗是,每年一度的、拉萨隆重的“白拉日追”节(吉祥天女游幻节),僧侣会将这樽银壶从法王殿抬出,放置在大昭寺的庭院中;同时还将二楼至三楼之间的,朝北位于墙角的古阿拉康(五王殿)所供奉的蛙面天女像抬出,也放置在庭院中并与银壶遥遥相对。当祭祀与供奉的时辰来临,当僧侣奉行法会仪轨,当信众汇聚虔诚心意,最纯净的头道青稞酒会被缓缓地倾入这樽银壶,又被斟满精美而昂贵的酒碗,在首先奉献给蛙面天母,领受了她的神圣的密意加持之后,再回赠给无数信众。有酒盈樽,有酒盈樽。据说,从这樽银壶中倒出的青稞酒之甘醇,世间无任何酒可比。但不知出现在这个节日的仪式上的银壶是不是吐蕃时代的原物。或许,在已经移风易俗或与时俱进、或种种变化令人目不暇接的今天,无论是这樽银壶甚或大昭寺本身,某种象征意义更大于原来的、固有的价值吧。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62420201528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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