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依据《由东向西的地方志》而画的拉萨概貌，由卫藏画家普布（Phurpu）手绘。
拉萨：由东向西的地方志（三）
文/唯色
亚溪达孜
“亚溪”又写成“尧西”，在藏语里，“亚”是父亲的最高敬语，“溪”为庄园。无论在藏人的传统中，还是在学者的研究中，都认为“亚溪”指的是达赖喇嘛家族。如意大利藏学家毕达克所写：“亚溪（yab-gzhis），即前达赖喇嘛的家族。”【1】在中国官方体制内的藏人学者也说：“人们用‘亚溪’（父亲的庄园）这一既显示权势，也显示财富的名词来尊称达赖喇嘛的家庭，使‘亚溪’约定俗成地成了专有名词。”【2】应该说，“亚谿”的准确含义，即“国父之庄园”。
与许多藏人一样，我也一直以为，图伯特的历史上有多少世达赖喇嘛，就会有多少个“居于塔尖”【3】的“亚溪”家族。但学者说，“现有六个亚溪家族，包括现世达赖喇嘛家族在内。”【4】即：七世达赖喇嘛家族桑颇；八世、十二世达赖喇嘛家族拉鲁；十世达赖喇嘛家族宇妥；十一世达赖喇嘛家族彭康；十三世达赖喇嘛家族朗顿；以及来自安多当采（又写塔泽或达孜）地方【5】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这表明，有“亚溪”名号的家族乃有史可查。而我之所以将其罗列出来，是因为不知从何时起，凭空冒出来好几个“亚溪”家族，哦，他们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的正是“尧西”两个字。
尧西这个，尧西那个，如昌都活佛帕巴拉家族，连他政协官员的哥哥，其名都成了尧西·某某某某。这肯定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新生事物。那之前，谁敢与“亚溪”或“尧西”沾边啊？那属于被革命的大扫帚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四旧”，唯恐避之不及的大麻烦。那时候，连真资格的贵族都恨不得自己是铁匠、屠夫出身，有些干脆下嫁给过去连落在地上的影子都不能挨着的“贱民”。然而风水流转，短短二三十年之后，该属哪儿的又归哪儿了。现如今，又有不少人恨不得自己一夜变成贵族身，而已为贵族身的，则绞尽脑汁把自己虚构成皇亲国戚、公主王子。甚而至于，原本持守严明的戒律代代相传却于非常年代不得不破戒还俗的仁波切，其子女乃是特定历史的伤心产物，说来沉痛，无甚炫耀之处，却也蓦然间自封“尧西”，堂而皇之地改写着历史。天下尧西是一家，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些人应该结为亲戚才是。
而真正的、正宗的“亚溪”家族呢？
在老城与布达拉宫之间，在布达拉宫往下俯瞰的左边不远处，如果是在1959年以前的照片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有一座庞大的藏式建筑坐落在树木与花园之中分外美丽，这正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的府邸——亚溪达孜府。它并不与其他贵族的府邸相邻；它是林廓路线所囊括的拉萨城里“唯一一座独立式的府邸”【6】，而它之所以建在那里，是因为居住在高高的布达拉宫里的嘉瓦仁波切，当他想家的时候，往左边俯瞰，就能看见兄弟姊妹的身影，说不定还能依稀闻到母亲烘烤着他最爱吃的安多帕勒（藏式面包）。它正式的名称是“坚斯厦”。
“坚斯”的意思是“达赖喇嘛陛下的目光”，“厦”的意思是“布达拉宫的东面”，如此诗意的称谓，透露的是安顿幼小的达赖喇嘛和他的边地家人的拉萨贵族们心思细密，富有人性。但无常的是，坚斯厦属于达赖喇嘛家族只有短短十多年的光阴，1959年3月的那个夜里，当24岁的衮顿【7】悄然离别已落入占领者手中的拉萨时，随他踏上流亡之路的家人也从此失去了家园。
衮顿的母亲后来回忆道：
这块地原来属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英国大使曾经有意购买，但遭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拒绝。他说这块地方将来会有用。……坚斯厦共有三层楼，由西藏政府建造，后院之外还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房子用石块盖成，里面有许多柱子。……坚斯厦大门的两边各有一个大轮子，大概二十尺之高，八尺宽，要用极粗的绳子才能移动。……坚斯厦一共有四个门可以进入，北南东西，每个门旁都有女侍与家人居住的宿舍。【8】
可是，待我见到坚斯厦时，非但没有见到当年的胜景，而且它有了不堪回首的另一页，简言之，它竟然有了这样的称谓：“二所”、“造总”总部、西藏大厦的职工宿舍。所谓“二所”，即自治区第二招待所，文革期间专门接待从中国各地到拉萨串联的红卫兵；所谓“造总”总部，即拉萨两大造反派之一的据点，没少干打砸抢烧的事情，结果坚斯厦与希德扎仓一样，也是破败于文革。
2007年夏天，一位以超凡的智慧经商的康巴带我和W去了坚斯厦，更多的变化我不想说了，比如周围蚁群似的外来者忙碌着各种营生，周围风格全然迥异的楼房几乎抢走了所有的空间，我当时答应不说出去而此刻必须要说的是，那位总是将自己的善行隐匿起来的康巴，他最渴望的是以时不我待的速度，修复已经在逐日坍塌的亚溪达孜的府邸——坚斯厦，但冷酷的事实是，这个愿望注定落空。却在另一处，别人的愿望化为现实。就在紧挨着几曲（拉萨河）的那片被开发成“仙足岛”的旧日林卡（花园），有着雄厚背景的房地产商修建的类似园中园的“庄园宾馆”，由一幢巨大的、封闭式的藏式楼房组成，完全是坚斯厦的翻版，据悉正是以坚斯厦为摹本而邀藏人建筑师设计的，虽然出于经商的目的，倒也算是让后人的我们瞥见了当年坚斯厦的雍容风貌。然而，亚溪达孜，以及希德废墟等等，犹如拉萨的某种印记——且因所遭受的暴力凸显伤痕的形状——即便有一天荡然无存，依然会留存在与其血脉相连的人们心中。
我还要转述一个故事，是我回拉萨时见到的一位退休干部讲的。她笑称自己过去是“达赖喇嘛家的奴隶”，我原以为她要忆苦思甜，孰料她说：“总说藏族人现在多么幸福，过去多么苦，可我们就是在过去生活过的人，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他们在撒谎。”
她接着说：
我家过去就是达赖喇嘛家族的奴隶，如果非要说我们是奴隶的话。我父亲是亚溪达孜家的看门佣人。
我和衮顿的妹妹吉尊白玛啦在亚溪达孜里长大，还有康珠啦，是衮顿大姐的女儿。我们每天都在一起玩耍。我们在林卡里疯玩的时候，吉尊白玛啦会说，让我们藏在树后吧，因为衮顿会在孜布达拉【9】上面用望远镜看这边，我们玩得这么开心，他却从小就没有这样的欢乐，宁结（表示怜悯、慈悲的语气词）。一次，康珠啦让我跟她穿过水塘，我不愿意，她就打了我，但那都是小孩子之间的打打闹闹。我哭了，也告状了，衮顿的母亲就教训了康珠和几个佣人。后来，康珠啦还来求我的父亲，让我跟她们和好，一起玩。
衮顿的母亲很慈悲，还给我们佣人的孩子水果吃，要知道水果那时候很稀罕。大院里很多房间是给外来人、流浪者、朝圣者住的。他们偶尔也会来干活，就会得到酥油、糌粑和肉。衮顿的母亲常常送他们食物。
衮顿的父亲我没见过，听我父亲说他脾气不太好，但是很耿直，喜欢马，常常在马厩里呆着。
我有一次脸上生疮，流血，就在院子里晒太阳，被衮顿的三哥洛桑桑旦啦骑马回来看见，他就派佣人送给我衮顿喝过的酥油茶上面的油，我抹在脸上，再晒太阳，几天就好了。
坚斯厦没几个朗生【10】，有一个朗生病死了，他的儿子一直得到衮顿家很好的照顾。
她大概六十多岁，犹如满月的脸上有酒窝，笑起来好看。她去过达兰萨拉，觐见过嘉瓦仁波切，心酸地泪流不止，因为全世界最著名的流亡者，他栖身的居所不是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曾经拥有无数珍宝的宫殿。当然她也和无数藏人一样，对加嘎（印度）充满感激。她还见到了儿时的玩伴——拉姜古修（贵族夫人的最高敬语）。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提醒我：“他们过去是我们的主人，现在也是我们的主人，记住是我们自己的。”我注意到，“主人”这个词仿佛被她赋予了亲密的味道，就像是一家之长。
宗角鲁康
有几年，我也用外人的口吻，把布达拉宫背面的那片有水有树有小桥有小寺的地方叫做“龙王潭”，完全出于无意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这需要怎样的一点一点地复苏？旁人不知有多难，足以让我从此怀有一颗警觉的甚至敏感的心。
是随着那些紧贴着地面蜿蜒生长的柳树渐渐消失才转变的吗？称为“左旋柳”的树们虬枝劲结，常有好事者伏于其上或假寐或嬉戏却总会被转经的老人轻声呵斥，毕竟树的年轮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祖先生活的从前，须得珍爱。有些树之间还连接着迎风舞动的五色经幡，掩映在将阳光疏离的无数枝条丛中。而在湖水周边，以及拱状石桥两侧，更多的且宽幅的经幡重重迭迭地垂挂下来，甚至落在水面上，仿佛水下的众生也会凝望着吟哦经文。这是我曾经无比喜悦的美景，当时却懵然，以为就是永恒，而如今剩下的只有充作标本或点缀的十多棵老树了。至于印着经咒和风马的经幡，已被一面面彩旗飘飘所替代，三角形，没有一个字，显得空洞无物，如果有字，那可能是广告，往往挂在商场周围烘托艳俗的气氛。
说来好笑，当我改口，学会族人所言的“宗角鲁康”，也懂得其意为宫堡后面的鲁神之殿时，宗角鲁康已经旧貌换新颜了，全然貌似汉地的公园模式：迎门即是刻着九条飞龙的影壁，琉璃瓦，大理石座，充满汉文化的建筑之风；园内布满石头盆景，整齐的花台，新栽的杨树松树，六角亭。以及花花绿绿的健身器材。最显著的标志是大大小小的红灯笼，红绸或红纸做的，成串成串地，或挂在一些建筑上，或挂在树与树之间，甚至一株细弱的树上挂满的红灯笼多达七八十个，而树干也被红绸紧紧地包裹，炫耀的既有中国古代君王以缯帛缠树的奢靡之风，更有以血红色为基色的那个政权的霸道之气。我不喜欢这些红灯笼，正如不喜欢每年定期堆满拉萨的中秋月饼，不喜欢拉萨街上竟然出现了出售花圈和纸钱的“寿衣店”，不喜欢新年期间那一式三份、红底金字的藏文对联，干脆就是模仿汉文对联的怪物，自以为移风易俗，实际上不伦不类。
所有的丧失，首先都体现在细节上；一个个细节，一点点丧失，最终丧失的就是全部了。若不从每一个细节上注意到这些潜移默化的改变，只怕是自己亦变成四不像的怪物则悔之晚矣，这恰是我付出的代价，至今未能补偿。然而，宗角鲁康让人叹息的不只是那些几乎不知不觉地丧失和替代，当我看见那个被特别开辟出来的会场，只能对如此跋扈、如此伸张的破坏欲无话可说。会场不大，正好以布达拉宫为背景，适合举行各种活动的时候，由党的喉舌们将手中镜头推拉摇移，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即：不但有在拉萨的现场感，还有新旧对比或征服与被征服的深刻意义。我恰巧在宗角鲁康的甜茶馆喝甜茶吃藏面时，碰上这小会场变成唱红歌的小舞台，显然功能多多。
远远地，就听见一首又一首齐声合唱的红歌:“北京的金山上”、“毛主席的光辉”、“我爱你中国”等等，这些贯穿几十年的红色歌曲对于生活在这个政权之下的人，没有不熟悉的。我朝着这高亢入云霄的歌声走去，未料四周全被军警围住，不允许路人靠近完全是一片“红海洋”的舞台。一位也想看热闹的阿佳啦被阻拦，她大胆地用藏语啐道“真恶心”，周围的人都乐了。当晚，西藏电视台报道为庆祝“3·28”【11】这个“农奴节”，城关区在宗角鲁康举行红歌比赛，有退休干部组成的艺术团，穿红披绿，皱纹密布的脸上涂抹得过于鲜红；有穿校服的小学生，幼嫩的手上各持一面五星红旗，脖子上的红领巾微微刺痛了我的眼睛，因为我也有类似被漂染的幼年；某单位的年轻男女装扮成革命电影里翻雪山过草地的红军，身穿军装，腰扎皮带，表情状如红色电影中的革命先烈。而自治区和拉萨市的官员们在边唱红歌边打拍子，貌似激动不已地大摆政治秀，原来不让人民群众靠近的原因在于此，大人驾临，小人物们须得一律回避，不然若有恐怖分子潜伏其中如何是好？
但有一次，从这个唱红歌的小舞台遥遥地传来了唱卡鲁、朗玛、堆协【12】的歌声，让我惊喜不已，恨不得长双翅膀飞过去。当时我抱着不及半岁的小侄女刚朝拜孜布达拉，眺望宗角鲁康，似乎众人云集，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我急急地往山下走去，可走得再快也不如那昙花一现的歌会结束得快，不但歌者无踪影，连歌声也无绕梁三日的效果，失望之余，我竟疑是幻听，直至数日后，偶然遇见其中唱卡鲁的老者，才知当日，他以恭敬心仰望孜布达拉，缓缓唱起“美妙的供云歌舞，献给圣明遍知慧海福田施主转轮王，圣王敬请欣赏……”【13】，且双手合拢，行礼如仪，台下许多手持转经筒或念珠的拉萨老人已是热泪长流。
想当年，每年的萨噶达瓦【14】，盛装的朗玛艺人聚在万木葱茏、花朵盛开的宗角鲁康，戴墨镜的盲艺人阿觉朗杰拨动扎念，顶巴珠头饰的神仙女子轻歌曼舞，其中一首朗玛唱到：
种下白色的种子，
开出火红的鲜花。
请打开佛堂的大门吧！
我要把这束花儿献给菩萨。
犹如太阳从西边升起，鉴于这些旧日的歌舞最近幸运地被北京批准为“非物质文化”，掌管文化权力的大人们于是允许有了这一场稀罕的汇报演出，且允许民众围观。刹那间，昔日重现；刹那间，昔日幻灭。
我该写写夜里的宗角鲁康了。那是藏历土鼠年的夏日之夜，我与W走过全副武装的军人驻守的巴尔库路口，仰首望，孜布达拉的上空竟有无数只银白色的东西在飞旋。那是什么呢？银白色的鸟儿？还是银白色的飞机？不可能是飞机，因为实在太多，但若是鸟儿，为何单单会在孜布达拉的上空飞啊飞？正揣度着，却被一句掷地有声的四川话拉回到地面：“……嗨！这下子，满街都是汉人了哦。”
听上去，非常地兴奋，我注意到说这话的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汉人，就跟充斥拉萨的许多来自汉地的农民工一样。他身边的男男女女也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悠闲地走着，大声地聊着，其中一个妇女还向军人露出一副送温暖的笑容，而平素对藏人横眉冷对、持枪相向的军人也作颔首微笑状，这可是我头一次看见这些凶煞面目的国家机器突然变得有人性，哦不，准确地说，分明是有选择性的、专门针对某一族群的人性流露了。这让我想起3•14之后的第五天，如同央视海外版的香港凤凰电视台，吹嘘拉萨已经恢复正常生活，可是那个站在街头的凤凰记者，她采访的几位所谓“拉萨市民”全是汉人，仿佛拉萨已是一派和谐的汉人城市。显然她也是有选择性的，她的眼中并没有生活在拉萨的藏人，而被她采访的这些汉人则被她看成了拉萨的原住民。
孜布达拉的上空本来漆黑一片，但无数只银白色的东西还在不停地飞旋，显得格外地奇异，而且凄厉。我至今也不知道那像飞蛾扑火一般，单单在孜布达拉上空飞旋的是什么【15】。
布达拉宫广场
我已经为颇章布达拉写过许多文字，但都不是欢悦的文字。眼看着失去尊严的颇章布达拉无比瞩目地屹立在拉萨中心，宛如图伯特的伤痕无比醒目，任人指点，徒令身为藏人的人儿暗怀羞辱。在羞辱中只好修行或依赖佛教中的忍辱，只好归结于无能为力的业力。我知道，嗫嚅吐出“只好”二字，实在消极，不似真正的佛教徒，因为我们的五蕴所经历的，原本就是活生生的佛法：无常。
“古色古香的外貌，对全世界来说不再重要”【16】。这是奥罕·帕慕克眼里的伊斯坦堡，昔日辉煌无比的奥特曼帝国之都的结局，似不经心的口吻暗含着深深的难过。不再重要了。就像藏人口中的“孜布达拉”和“罗布林卡”也不再重要了。而凭空出现的新生事物不由分说地逐步占领其空间，于是一个状如天安门广场的拙劣翻版划时代地出现：围绕着飘扬五星红旗的旗杆，炮弹形状的“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咄咄逼人地与颇章布达拉相对；纯属多余的地下通道则是最近耗以重金挖成，内部装修颇为豪华，却日夜安置的有便衣警察看守。音乐喷泉随着眼花缭乱的霓虹灯柱水花乱溅，高音喇叭放着震耳欲聋的“红歌”，恍然间如返群魔乱舞的文革。而在从前的“修赤林卡”（法王宝座花园）的位置上，竖起了巨大的电视液晶屏幕，滚动上映着新西藏美丽的旅游风光或伟大的建设成就。
广场：一个特殊的、新兴的、歧义的公共空间，其功能是会场，是阅兵场，有时候又是商场或大舞台。在这里举行的各种活动，如官方集会、游行和政治宣传表演；如商品集市、广告和商业宣传表演；以及刺刀闪闪发亮、枪支咔咔作响的军人无比威武地列队而过。我见过阅兵式之前，军人在布达拉宫广场反复操练，一个脸膛黑红的藏人军官用刺刀猛烈拍击被强烈的阳光烤得奄奄一息的士兵，命令他拿出豪迈的气魄。但有一年，某一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在拉萨设立分赛场并举行开幕式的当日凌晨，广场旗杆上的五星红旗竟被雪山狮子旗所替代。据说发现时已迟，又因升降旗帜的机关失灵，以至于雪山狮子旗在拉萨的旭日下高高飘扬了许久，很多围绕颇章布达拉转经的藏人都看在眼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政治事故，怒不可遏的官员们一口气抓了十多人，其中有我认识的邦日仁波切【17】，抚养了许多街头孤儿的他被认为是幕后策划者，至今还被囚禁狱中。从此，这里，不但有摄像头密布各处，还有穿制服或不穿制服的人日夜看守着外强中干的旗杆，堪与天安门广场的警戒程度相比。广场上那个炫耀占领者之胜利的纪念碑也是禁区，同样被日夜看守着，遥遥看过去，依稀可见其上雕刻着“翻身农奴”被金珠玛米从万恶的“旧西藏”解放的群像。
这些公共仪式的添加或变化，将五味杂陈的意义植入了拉萨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平日里，拉萨人会从布达拉宫广场经过，却不会停留太久，在他们的心中，它并没有地位，占据他们心灵的依然是高高在上的颇章布达拉，那才是拉萨的象征，所以他们会向着颇章布达拉膜拜，而不是向着广场上那个状如炮弹的纪念碑膜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夹杂在老人中间，正如藏历土鼠年八月某日，我来到这里给插在颇章布达拉顶上的中国国旗拍照，给铺在颇章布达拉脚下的奥运标语拍照，见到如我母亲一般年纪的妇人和穿着入时的男女青年在磕头，不是给红旗和标语磕头，而是给颇章布达拉磕头；不是给颇章布达拉磕头，而是给1959年之前居于其中的嘉瓦仁波切磕头，如今那里依然供奉着嘉瓦仁波切的法座，虽然空落多年，蒙尘多年，但还是他的法座，博巴（藏人）都知道。
某些人自然也知道，所以趁着重新翻修颇章布达拉前面的孜廓（环绕布达拉宫的转经路），数块经由无数信徒累日磕拜而变得平整发亮的粗石板，被当做废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迅速撬走，再也不见。这是一种企图掠夺记忆的小动作，深厚的信仰因付诸于磕长头而获得时间所带来的光泽，让某些人双目刺痛，坐立不安，非得令其消失才后快。
一位退休多年的老人把他的日记悄悄交给我看，其中有描写颇章布达拉的几句：“监视器比窗户还多，当兵的比喇嘛还多，老鼠比菩萨还多”；“从内地来的大老鼠把西藏的小白老鼠都吃光了，现在开始吃灵塔上的黄金”；“把喇嘛放在寺庙里当个样品，好给外国人说宗教自由，其实是个会走路的佛像。”他还说有一次，他跟着许多藏人去朝觐颇章布达拉，一位年纪较大的规尼啦（管理佛殿香火的僧人）一边手掌向上朝着佛像以示恭敬，一边直言不讳地叮嘱朝拜者，你们要拜的话就好好地拜吧，并且要记住你们亲眼目睹的这些佛像，不然等我死了，你们恐怕就再也见不到这些佛像了；他们今天一个展览明天一个活动，都到孜布达拉来借佛像，有的借条都放了好几年，从不见他们来归还。
如今，拉萨主要的广场有两处，一是布达拉宫广场，一是大昭寺广场。后者之前是大片花园，拉萨人称作“梅朵东日”，许多人家都有以此为背景的合家留影，倒是很温馨。当然，更早以前有贵族的宅院、寺院的留宿之处以及数家小店，已在革命的年代被革命殆尽。姑且不提现状如何，十多年前，好奇的我随北京某杂志的记者去过那被认为是拉萨最丑陋的建筑即市公安局，在某个房间看见满墙的屏幕正监视着这两个广场，其精确性之高，可以迅速地将视线凝聚到广场上或动或静的任何一个人身上，哪怕是这个人的鼻子，鼻子里的毛，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有时候，拉萨人这样安慰自己：这么大的广场，等有一天，我们的嘉瓦仁波切回来了，在颇章布达拉举办时轮金刚灌顶大法会时，确喀颂【18】的博巴都可以围聚在广场上。嗯，差不多可以坐个几十万人呢。
实验幼儿园
位于雪新村附近。是拉萨收费最贵、声称质量最好的幼儿园，多为藏人儿童，也有汉人儿童，家长多为各单位在职干部，要进这个幼儿园不走后门的话，通宵排队也难入。我家早于十几年前就与这个幼儿园成了邻居，不是近邻，之间隔着一条街和许多商铺。只要住在家里，除了周末、节日和假期，每到上午十点，总会把晚睡晚起的我扰醒的是从喇叭里传来男女幼童念诵的普通话：“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妈妈的妈妈叫外婆……”其嗓音之高分贝，响彻周边地区，想必许多人都非常熟悉这经年不换的节目。
有一次，我被这尖锐的童声扰醒，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拉萨的幼儿园很少播放图伯特歌曲？为什么拉萨的幼儿园总是雷打不动地播放这个用汉语教授亲属称谓的节目？图伯特原本是有自己的儿歌的，多年前，我曾在拉萨买到过一盘藏语儿歌磁带，有一首就是教三十个藏文字母。我也听母亲唱过她童年时的日喀则歌谣，婉转而深情，与自己的土地和生命息息相关，我最喜欢的是那首“阿妈啦格沃洛，却羌啦惹惹加堆，洛布啦惹惹灿琼……”，意思是，阿妈啦的孩子啊，每一次给你敬酒的时候，就想起了自己的宝贝……。
并且在藏人的文化里，对亲属是有自己的称谓的。如卫藏，父亲的父亲叫“波拉”，母亲的母亲叫“嬷啦”；如康，父亲的兄弟叫“阿库”，母亲的姐妹叫“阿索”；如安多，儿子叫“希勒”，女儿叫“希姆”。虽然图伯特的亲属称谓正如西方英语国家的亲属称谓，没那么多琐细的叫法，不像有着几千年家文化传统的中国，七大姑八大姨（爷）人人各占其名。
多年来，我常常路过大门两头顶着巨型红色蘑菇、门柱上画着唐老鸭和米老鼠的幼儿园，但从未进去过，毕竟那里面正玩着汉地幼儿游戏的孩子，与我并无血亲的关系。不过几年后就会有关，因为其中一个小女孩会是我的侄女。而那个刺耳的普通话节目如恶梦缠绕，使我对那幼儿园如骾在喉。后来从网上找到幼儿园的一些照片，有一张是教室楼前挂着一幅标语，写着“建立语言规范意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显然解释了何以这么多年来，喇叭里总是在一遍遍地教“爷爷、外婆、姑姑、舅舅”，因为只有从小学会那样的称谓才算是把语言给规范过来了，而其他语言譬如藏语，并不属于规范语言，务必纠正之。
注释：
【1】《1728-1959西藏的贵族和政府》，【意】毕达克著，沈卫荣、宋黎明译，页19，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2】《西藏贵族世家》，次仁央宗著，页5，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
【3】《西藏贵族世家》，次仁央宗著，页5，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
【4】《1728-1959西藏的贵族和政府》，【意】毕达克著，沈卫荣、宋黎明译，页19，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5】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故乡位于今青海省平安县石灰窑乡红崖村，藏语称当采，又写为塔泽或达孜。
【6】《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传统西藏建筑与城市景观》，Knud Larsen与Amund Sinding-Larsen著，李鸽（中文）译，页76，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7】衮顿：藏语，对达赖喇嘛的敬称之一，意为虔心呼喊即出现眼前，简译即尊前。
【8】《我子达赖：十四世达赖喇嘛母亲口述自传》，阳宗卓玛著，麦慧芬译，页123，双月书屋。
【9】孜布达拉：“孜”的藏语意为最高、顶尖、至尊。是对布达拉宫的尊称之一。
【10】朗生：藏语，意为家里养的，被译成汉语里的“家奴”。
【11】3•28：2009年，中共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定于3月28日，简称“3•28”。声称为的是颂扬“昔日的农奴成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主人”，其实针对的是2008年燃遍藏地的抗暴运动。而参加抗议的藏人绝大多数都是普普通通的僧人、农民和牧民，以及城镇贫民，正是中共总喜欢挂在嘴边的“农奴”，而不是当年“旧西藏”的“三大领主”及其后人，后者反而是如今的既得利益者，以至于2008年3月之后，在拉萨流传着一句讽喻现实的顺口溜：“翻身农奴”起义了，“三大领主”在指责，国家干部在旁观……
【12】卡鲁：指西藏宫廷音乐。朗玛：指西藏传统民间歌舞形式之一，朗玛是室内歌舞。堆协：指西藏传统民间歌舞形式之一，堆谐是来自上部阿里地区的踢踏歌舞。
【13】这是卡鲁中的经典歌曲《吉喜富足》，有数百年的历史。
【14】 萨嘎达瓦：藏历四月在西藏天文历算中称“萨嘎达瓦”，意为藏历星象二十八星宿之一氐宿出现的月份即氐宿月。在西藏佛教的传统上，因为此月与佛陀释迦牟尼所实践的佛教事业密切相关，故转变为一种具有宗教意义的象征。藏历四月十五日则被视为化身佛释迦牟尼诞辰、成道和圆寂的日子，是“萨嘎达瓦”中的“萨嘎达瓦”。-信众认为在此月“行一善事，有行万善之功德”，故而无不履行诸多善事以促使个人之净化：持戒、守斋、献供、转经、礼拜、布施，以及放生。
【15】友人台湾悬钩子在读到原稿中的这一段时，认为在布达拉宫的上空所飞旋的无数只银白色的光点，不是鸟类而是镭射光。
【16】《伊斯坦堡》，（土耳其）奥罕•帕慕克著，何佩桦译，页61，台湾马可孛罗文化出版，2006年。
【17】邦日仁波切：又名晋美丹增，藏东康地囊谦的一位仁波切。大概在1997年，他和妻子尼玛曲珍在拉萨开设了名为“嘉措儿童之家”的孤儿院，收留了50名在街上当乞丐的孤儿。1999年，他俩被指控从事间谍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而遭逮捕，并被分别判处15年和10年徒刑。孤儿院也被迫关闭，相当一部分孩子由于无家可归而重新流落街头。
【18】确喀颂：藏语，即多卫康，西藏的统称，传统西藏地理的说法，包括安多、卫藏和康，即今甘肃省、青海省、四川省、云南省的藏地和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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