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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山谷的村庄。（图片来自instagram） |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十三）
唯色
16、Limi山谷是“西藏之外的西藏”吗？
出于想更多地了解包括Limi在内的喜马拉雅地区，我网购了这套丛书：《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编译文集（一）——环境、生计与文化》、《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编译文集（二）——佐米亚、边疆与跨界》[1]。主编郁丹，云南民族大学环喜马拉雅研究中心主任（其实多年前我们认识，那时他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但渐渐脱离联系也已多年，毕竟我是不便接触的“敏感人士”），在序言的第一句即介绍丛书是“由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环喜马拉雅生态与文化多样性研究’”支持，想必意在响应中国政府对被命名为“环喜马拉雅区域”的国家和地区的深谋远虑。当然两本书精选的文章都是学术力作，包括多所国际知名大学学者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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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妇女传统服饰。（Limi藏人提供） |
其中有篇文章[2]批评了美国人类学家斯坦·芒福德（Stan Mumford）在他关于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对佛教和萨满教的研究中强调的：“一部关于西藏村落中藏传佛教的完整民族志，只有在西藏边境下方喜马拉雅边缘的尼泊尔才可能完成，但在西藏之内是不可能的。”认为像斯坦·芒福德这样的“在尼泊尔和印度做研究的民族志学者，试图将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定位在藏传佛教的文化世界中”，“把‘尼泊尔’降级并归属于‘喜马拉雅边缘’，而不是一个在政治上一直延续的民族国家，这表明了去除国家边界的期望。”
在仁钦林寺，信众向法王供奉宣舞。（Limi藏人提供）
我没有读过斯坦·芒福德的著作《喜马拉雅对话》，但因受到这段批评的启发，继而对正在写作的这篇文章关涉的诸多话题有了更为慎重的思考和尽力深入的了解，认识到在论及圣山冈仁波齐南边的Limi地区，斯坦·芒福德的观点应该是对的。最有力的理由是：在近代历史的激烈进程中，此地不同于西藏，并未遭到毁灭性质的改变，而是仍如从前，保留了并延续着属于西藏文化的传统，这应该与边界的划分、所属有关。当然在尼泊尔境内的藏文化地区不止Limi，更有木斯塘等地。需要声明的是，我并非人类学者，既没有过对Limi等地区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也没有过从方方面面去研究Limi等地区与西藏的关系，我仅仅是出于对冈仁波齐的奉信和热爱，并对由冈仁波齐引发的、延伸的故事有兴趣而已，主要是人与命运的故事，而且我记录的故事也仅是浩如烟海的故事中极少的一些，所以在表达相关看法时若有差池或不妥，还请海涵，权当个人之见。
我关注了几个Limi人的Instagram和Facebook，诸多图片、视频及说明如同打开的窗户，让我得以窥见深掩于喜马拉雅山麓里的Limi地区，确实在诸多方面表现出“西藏之外的西藏”，无论日常生活的衣与食，精神生活的信仰与仪式，以及语言与文字，神话与仪式，歌舞与配饰，婚俗与葬俗，建筑与装饰，农牧与贸易等等。许多场景我都很熟悉：冬季大雪封山封路，一片白茫茫，新年洛萨来临了，达玛鼓敲响了，而这正是被称为“西藏宫廷乐舞”的嘎尔的重要乐器，自五世达赖喇嘛起，来自上阿里三围的嘎尔乐舞及乐器，出现在供奉着狮子宝座的颇章布达拉，向尊贵的依祜主奉献妙乐，被喻为如云供品，为此成立乐舞队，专门为政教法王及政府服务，从此具有了高级的礼供意义。随着达玛鼓的鼓声，众Limi男子穿藏袍，戴哈达，庄重地起舞。接着是踢踏舞，剑舞，舞蹈和旋律中有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而在古朴的寺院庭院，可以见到村民男子扮成出征武士的舞蹈，仪容装束和举止姿态亦仿如吐蕃时代的回光返照；可以见到僧侣的金刚法舞“羌姆”，所佩戴的面具更拙朴，所持举的法器有剑、骷髅碗等，所展示的舞姿比如今的更有古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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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培给林寺，信众表演传统仪式。（Limi藏人提供） |
还有放牧时的牦牛毛编织的黑帐篷和妇女做酥油的场景。还有用糌粑做的日常食物和法会祭品，这个细节很重要，对于藏人来说，由青稞炒熟磨制而成的糌粑，在藏人的文化中象征民族属性，意味着民族认同，如果问你“吃不吃糌粑”，如同问你是不是藏人，堪称作为自我的糌粑。另外，糌粑除了是藏人的主食，还具有宗教的功能，我在一首诗中写过：“当糌粑用作食子/糌粑就是人与神共享的食物/当然这些神灵是本土的/属于自己而非他者/或者叫做措，或者叫做朵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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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仲衮寺的古老面具。（图片来自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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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给滇真仁波切在2008年去Limi地区。（Limi藏人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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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钦林寺的古老佛像。（Limi藏人提供） |
又比如位于瓦尔兹村的千年古寺仁钦林寺，我们仅仅目睹图片和影像，就可以获得一个真切的认识：即经典上记载的、传说中颂扬的不曾中断的金鬘传承，被这座寺院展现并唤起对久远时代的记忆。我似乎看见了放弃王座出家的赞普后裔益西沃用等身重的黄金舍命邀请弘法上师，似乎看见了拉喇嘛绛曲沃恭迎伟大的阿底峡从印度带来了“修持佛法的四种共同基础”，即比黄金更宝贵的“四共加行”。尤其是，出生于古格王宫下的小村庄的大译师仁钦桑波，他在Limi这片高山深谷里获得了永世的存在：不只是精神意义上的存在，那尊用他的骨灰与当地泥土所塑的造像提供了类似骨血传承的隐喻，更具有不可否认的说服力。
设想一下，假如Limi地区在1961年签订中尼边界协议时划给了西藏这边，那么一场场革命的风暴势必难挡，难躲浩劫的仁钦林寺、昆仲衮寺、培给林寺或可能荡然无存，或可能徒剩空壳。就像我前不久读过的一本书，《拉萨市古地名名录》[4]，汇集了拉萨一带的寺院、塔、碑、老房子等上百处，但读了很伤心，因为这些古迹大都在1950年代之后，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毁或被损坏，以致于编撰者都不好意思过多提到文革，不然通篇满是毁于文革那显然太刺眼，于是换个说法，如“目前已修复”、“八十年代恢复维修”之类，却不提为何要“修复”、“维修”的原因。
注释：
[1] 这套丛书由学苑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2] 这篇文章在丛书（二），即《喜马拉雅中心区在“佐治亚”吗？》，作者是Sara Shneiderman。
[3] “措”（ཚོགས་）与“朵玛”（གཏོར་མ།）皆为用酥油和糌粑做的供品。
[4] 《拉萨市古地名名录》，拉萨市民政局编，西藏人民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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