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4日星期二

劉燕子:語言反抗語言—讀唯色的《殺劫—鏡頭下的西藏文革》增訂版

2016年香港书展(20日-26日)上的《杀劫》新版。(曾金燕拍摄)


不死的流亡文學/以語言反抗語言—讀唯色的《殺劫—鏡頭下的西藏文革》增訂版

言語有如微小劑量的砷」,這句話,令人顫慄不已。
「希特勒、戈培爾和納粹其他領導人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呈現在意識層次上的詞彙、概念和說法,而且更是一種在下意識層次誘導和左右普通人思維的有毒話術。這種帝國語言像是很小劑量的砷,在不知不覺中毒殺人獨立自發的思考能力」。
維克多·克萊普勒的《第三帝國的語言》記載了納粹政權通過政治演講、致意的方式、文章和廣告、收音機裡的戰事報導,如何全面控制與破壞德國人的日常語言與思維習慣。
無獨有偶。
2006年,藏人作家唯色手持父親保留的數百張文革時期的照片,用六年多時間尋訪照片中的七十多人,出版了兩本重要書籍:《殺劫—鏡頭下的西藏文革》與《西藏記憶-二十三位耆老口述西藏文革》(大塊文化出版)。十年後的2016年,唯色出版文革五十周年紀念新版,書腰上醒目的紅底黑字:文革依然是禁區,《殺劫》依然是禁書。
  
2016年版的《殺劫》(大塊文化出版)與日文版的《殺劫》(集廣舍出版)
《殺劫》的開篇唯色指出:
「《殺劫》是藏語『革命』的發音,傳統藏語中從無這個詞彙。半個多世紀前,當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開進西藏,為了在藏文中造出『革命』一詞,將原意的『新』和原意的『更換』合二為一,從此有了『革命』。據說這是因新時代的降臨而派生的無數新詞中,在翻譯上最為準確的一個。
『革命』在漢語中可以找到很多同音詞,我選擇的是『殺劫』,以此表明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以來革命給西藏帶來的劫難。五十年前,又一場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席捲西藏,於是『殺劫』之前被加上『文化』,中文拼音為Ren Lei。與漢語的『人類』發音相近,所以用漢語表達藏語中的『文化大革命』一詞,就成了對西藏民族而言的『人類殺劫』」。
「革命」、「解放」、「叛亂」,「人民公社」、「破舊立新」、「群眾專政」等伴隨政治正確的新興的蠱惑性的「日常漢語」,以浸透了黨的意識形態的標語文化、樣板文學藝術、篡改的民謠民歌、宣傳櫥窗、大字報小字報、以及軍綠服飾,代替了傳統與常識,潛移默化地改變藏人的思維習慣與世界觀。
「反正毛主席已經成了皇帝,不,比皇帝還厲害。他已經成佛了,會說話的佛。這個更厲害啊,比不會說話的佛還要厲害,這樣的佛是沒有過的」,一位藏人回憶。用「領袖毛」代替藏人的宗教信仰,然後定型化的毛句型以及狂飆突進的「革命化」的言語,通過成千上萬次的重複,強加給藏人,令人機械地、不知不覺地接受下來,滲透肉體與血液。
唯色在採訪時已覺察到藏人的精神世界佈滿某種可怕的烙印,而這烙印主要體現在語言上,「只要開口,屬於某個時代或者某段歷史的特殊語言就會源源不絕地湧現,仿佛從來都具有如此單調卻強悍的生命力。又因為,那些語言是外來的,入侵性質的,並不屬於他們原本從屬的民族,反而顯得彆扭、生硬。似乎是,當他們使用本族語言時,母語會自然消除那些醜陋的烙印。但他們用漢語學舌時,似乎只會重複那些烙印似的語言」。
經歷過文革殺劫的倖存者,在他們身上出現的綜合後遺症,無聲地敘說他們所受到的傷害已經超過雪域民族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殘酷界限。
暴君鞭打人的肉體,教皇統治人的靈魂,而「革命語言」無形的符咒,激起埋藏在政治、文化、社會的脈絡中原始的暴力,先是通過徹底破壞語言的社會組織功能,以「憶苦思甜」來喚起藏民對「三大領主」的仇恨,賜予多數人「平庸之惡」的免罪符。 
維克多·克萊普勒發現:每一次革命中,無論哪次革命,涉及的是政治還是社會,總是有兩種傾向在發生作用:即追求全新事物的意志,在這個過程中,突出強調的是迄今為止通行事物的對立面以及銜接承續的需求。法國大革命在經典的古籍中,特別是古羅馬的典籍中尋找他們的理想形象,每位國民公會議員都為自己及其孩子們添加一個西塞羅式和塔西陀式的名字。直到1944年,他還發現當地報紙的出生廣告中特意強調的日爾曼名字,因為它「具有飽滿的聲音,具有雙重的認同和雄辯的特性」。
唯色的母親茨仁玉珍曾回憶因藏人傳統名字被定性為封建迷信的「四舊」,「革命」要求人人改名換姓的故事。
茨仁玉珍出生于領主代理人的家庭,但被當成「可以教育好」的黨的統戰對象而被選進「西藏幹部學校」,由公安廳統一改名。每個人的新名字都要上報政治部批准,不是姓毛(澤東)就是姓林(彪),有的乾脆就叫「高原紅」。 茨仁玉珍先選了一個名字叫「毛衛華」,但是公安廳裡已經有人叫「毛衛華」於是改成「林玉珍」,跟林副統帥一個姓。
「單位除了軍代表點名,平時都沒人喊,好多人都忘記了。一個叫「高原紅」的小同事每次被點名都沒反應,我們就趕緊捅她『娃拉,在叫你呢』,她才慌不疊地連聲說『到,到,到』」。
不但人名要改,而且街道名要改、商店名,鄉村名都要徹底被「革命」。比如:「八角街」(轉經街)被改為「立新大街」;「封建堡壘」的「夾日波」(藥王山)被改為「勝利峰」等等,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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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毛澤東)(唯色提供照片)
2008年我與日本學者藤野彰合譯、出版了《殺劫》的日文版。2016年,新版《殺劫》出版時曾就兩種版本比較並訪談唯色。新版除了在第六章增加了22張照片之外,文字做了442處的修訂、增補。
除了「內地」等名詞之外,比較大的增補,比如:
舊版P21:「拉薩事件」;新版:「拉薩抗暴」;
舊版P36:「帶有政治色彩」;新版:「被強國染指,帶有強烈政治色彩與殖民企圖」;
舊版P81:「藏地全境的六千餘座寺院」;新版:「藏地全境包括分部在今天的青海省、甘肅省、四川省、雲南省各藏區的六千餘座寺院」;
舊版:P137:舊版:「碉堡」(現已拆);新版:「碉堡,建成於1950年代,位於今天的賽康商場對面。當時解放軍在拉薩城裡建有多個碉堡,藏人並不知道是幹什麼用的、1959年3月『拉薩抗暴』期間,解放軍把玻璃窗推開,露出機關槍,這石頭房子就成了軍用碉堡,打死過很多藏人」。
舊版:P235 :「粉碎了軍民之前魚水之情的神話」;新版:「1969年發生在西藏很多地方的『平息反革命暴亂事件』實際上是對藏人大開殺戒的軍事行動」;
舊版:P281:「也深深地觸及藏人的靈魂深處」,新版:「如此顛覆性的一次次革命,等於是連根挖去一個民族深紮在雪域大地上的根,所觸及的不但是藏人的皮肉,使他們貧困交加;所觸及的更是藏人靈魂,使他們在喪失傳統和信仰的時候,內心分裂,魂無所繫」……。
 
2016年12月號的日本《中國研究月報》刊登作者專文。
唯色認為「這些修改,表明的不只是一種民族認同感的深入,還是一種對遭到大一統以及中共意識形態長期洗腦所導致的某種內化的覺醒及修正。這不是簡單地在用詞上的修訂,而是一種個人的反抗行為。通過語言,反抗語言」。
很多年前那位漢名叫「程文薩」(「文革時期出身在拉薩」之意)無所適從的女孩,終於回到了德格,回到拉薩,回到父親取的藏名--唯色,全名是茨仁唯色,意思是永恆的光芒,從自己最初的啼哭中,認出祖先的聲音,在名字這條隱喻的根源的血脈中,自由地用鰓呼吸,返回生生世世的故鄉。
維克多·克萊普勒在二戰後恢復了大學教授的職位,而且還加入共產黨(後來成為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獲得許多顯耀的身份,並使用自己一生批判的帝國統一語言,對史達林極盡讚美之辭,用譯者的話來說,「敗倒在另外一個意識形態的歧途」。
而唯色的寫作,仍然在使語言的真相大白於天下的路上。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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