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5日星期一

王力雄:《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摘选

王力雄:这里是木樨地,是最早开枪、杀人最多、“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儿子被打死的地方,也是我的朋友严勇的弟弟被打死的地方。但是在屠杀之后的6月4日清晨,竟有几十辆装甲车在这里被军队放弃,任由激愤的群众将其烧毁。后来CCTV播放“平暴”纪录片,把群众烧毁装甲车的场面放在前,把军队开枪放在后,我一直怀疑这些装甲车是被用来当道具的。

《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摘选

王力雄(“六四”二十周年所写)

……我们对天安门运动的态度,长期局限在两个方面,一是赞美运动,二是谴责当局。赞美和谴责都是应该的,但不能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专制权力不会因为谴责而改变,这我们早已看到。而停留于赞誉,对我们又有多大意义?那种与不容批评联系在一起的赞誉,只是另一种“伟光正”,同样让人厌恶。对我们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对自身的反省,通过反省发现我们的错误,思考如何做得更好。这种反省即使不能改变历史,至少还可能改变未来,而且这可以由我们自己把握。

天安门运动有没有可以反省之处?从六四后的海外民运可以看得很清楚——当那场运动的各路领袖在自由世界云集,却把民主搞得一团糟,把民运从全球瞩目的巅峰搞到今日众人绕行的泥潭。二十年过去,当年用“年轻”为理由所原谅的,并未随年轻步入中年甚至老年而消失。领袖们如此,怎能让人相信运动本身无需反省?若是运动当年继续下去,后来民运发生的种种,可想也会在运动中显现(其实当时就已存在),并且放大多倍……一旦掌握了权力,会不会用权力去做同样的事?

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思考,倘若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可能变得和他们反对的共产党一样,意味着什么?这其中暴露的危险,需要我们更深地追究,民主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民主代表者为何会这样?以民主为旗的天安门运动,自身是否找到了民主?而中国到底应该实现什么样的民主,以及怎样获得真正的民主保证?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地用民主两个字就可以回答的。我们必须正视和发现民主光环背后任何可能的不良,潜在的专制,领袖的不端,以及人性的危险。正因为我们对民主寄予厚望,把自己与后代的未来托付给它,也就应该更加尖锐无情、不留情面地对其审视和追究。

……不容反省天安门运动的理由,因为天安门运动是弱势方,是无权者的反抗,是被镇压和流血的。但如果我们不是永远期待失败,不妨想想相反的可能,即假若有一天能成功呢?那么当初回避反省会带来什么后果?也许所有缺点在弱者身上都不构成威胁,但是弱者有一天变成了强者,缺点的存在就会立刻成为现实的威胁。在我们以往的历史中,小人物摇身而成暴君的故事难道还少吗?

至于具体的反省内容,当然可以讨论。譬如我就不觉得领袖品德是主要问题,也不认为可以用非理性来责怪群众,更不同意所谓民智未开是失败根源。在我看,真正的根源正是让领袖品德败坏、让群众趋于极端、让民智呈现未开一面的民主模式。责任不能归咎于人民,因为不能要求人民适应民主模式,而只能是民主模式去适应人民。当民主模式不适应人民而失败时,却得出必须等待人民适应了模式再行民主的结论,完全是本末倒置。那些停驻于只能启蒙的感叹,也是这样一种思路。

我所说的反省天安门运动,不是对人对事的责怪和抱怨,重要的是找到能够制约领袖行为、提炼群众理性,又可以让人民智慧生发而非局限放大的民主模式。民主价值是普世的,民主模式却不可能普世,因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历史与文化,只能用不同模式去适应。若是从这方面反省,主要的责任者便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当年那些两手空空搬弄教条,现在仍未找到自己的精英们,无论是鼓吹实行民主的,还是断言没有条件的,二十年来仍在咀嚼他人的冷饭。

正是因为没有对天安门运动深入反省,二十年后的我们仍然在原地打转。即使今天再出现一次那样的运动,谁敢保证我们有能力跳出二十年前的覆辙?放眼环顾,当年绝食的孩子们今何在?办了六四绿卡的十数万俊杰为谁忙?知识分子蝇营狗苟于精英联盟分羹,中国向何处去的百年提问却依然迷茫,而各种危机一天天加深。这令人唏嘘的二十年轨迹,那么多沉沦,那么多背弃,那么多迷惘与无奈,而除了赞美与谴责,又能不能让我们深入自身,面向自己,多一点反省呢?


(原文《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我为何在<天安门>制作人的呼吁书上签名》见: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6/blog-post_70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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