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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7月12日），是蒙冤被囚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突然亡故的周年忌日。为此重发这篇写于2002-2003年的日志。图为《仁波切之殇——祭被囚十三载，身亡中国监狱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一书，由雪域出版社于2015年9月26日在西藏国际研讨会发布。尊者达赖喇嘛为丹增德勒仁波切著转世祈愿文并赐序。
丹增德勒仁波切案2002-2003年日志
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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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13日
·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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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书寄出前。 |
上午，王力雄将关于阿安扎西、洛让邓珠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书打印了三份，要寄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并在每一份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王力雄让我去寄信。我多少有些心安。这么多天，我像一个袖手旁观的人眼看着王放下正在构思的写作，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蒙冤的两个藏人身上。写文章。写信。写建议书。征集签名。打电话。找媒体。约见可以一起想方设法的朋友。等等。从12月5日起，他的这些努力导致了一桩原本可以成为石沈大海的秘密事件得以暴露，不但汉人、藏人、西方人，不但北京、达兰萨拉、华盛顿，不但网络，不但广播，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这两个藏人的生命成为衡量人性、人权、法律、法制的尺度而受到关注。
可以设想王要为此承担的风险，身为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同族人的我，应该分担。
2002年12月15日
·爆炸案
记得12月5日晚，在新浪网上看见一条消息：“制造成都天府广场爆炸的两名分裂分子被判死刑”。这一结果，对于既出乎意料又似在意料之中，但内心深处一直期待着转机的我不啻闷棒一击。王也看到了这条消息，早在上个月，我们还在甘孜州旅行时，他已经写了一篇关于爆炸案的调查文章从康定寄往美国之音，期望这一案件“不应该黑箱操作，必须公诸于众”，以免构成冤案。
更早是在今年4月上旬的一天，从海外网站获悉在四川警方的侦破下，发生在4月3日成都天府广场的爆炸案已破，作案者已被抓获。令我惊讶的是，作案者竟是一个名叫洛让邓珠的藏人。更令我惊讶的是，这个爆炸案以及近两年发生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另外六起长期未破的爆炸案，都被认为是由一人策划并指使，而这个人恰是我认识的一位在藏地康巴一带德高望重的活佛，也就是“两名分裂分子”之一的阿安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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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6月一天，我去了丹增德勒仁波切为孤儿和贫穷儿童办的学校。 |
一位年过半百、身穿绛红色袈裟的僧侣浮现眼前。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他说：“什么是佛教？要人做好事不做坏事的宗教就是佛教。什么是菩提心？有一颗热爱众生的心就是菩提心。作为六道轮回中的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修一颗好心。”我还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时（在他被捕前半年）他说：“我的妈妈死了，我很伤心，我要为我的妈妈闭关一年，为她念经修法，祈祷她有一个好的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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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8月，王力雄见到丹增德勒仁波切。 |
王也见过这位活佛。他在《活佛爆炸案》中写到：“我多次到甘孜州，早就知道阿安扎西其人，并且耳闻目睹他在甘孜州南部一带藏族百姓中的威望。他深入农村牧场讲经传法，从事众多慈善事业，创办孤儿学校，扶助孤寡老人，修路修桥，保护生态，教育百姓戒烟酒禁赌博不杀生。不少戒掉恶习重获新生的信徒甚至把他视为再生父母。我曾去过他的住处，对他的生活清贫印象深刻。当地百姓慷慨供奉他的‘供养’，他很少用在自己身上。”
这样一个出家人，谁会想到有一天他会突然有了另一个名字——恐怖分子？王说：“听到他是爆炸案的指使者，连我在心理上都难相信，更不要说敬仰他的信众。”然而审判已经宣布，没有比死刑更重的惩罚已经降临，虽然丹增德勒仁波切因为死缓或许免于一死，而洛让邓珠若无上诉的机会就将人头落地，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看着冤案有可能造成，无辜的生命被如此草菅？
可是又有谁能够帮助身陷囹圄的他们？
2002年12月16日
·沉默
到处都是沉默。
藏区一片沉默。北京的藏人，我指的是那些在体制内的藏人，更是若无其事。六天前，跟单位（《西藏文学》）主编去藏学中心，晚上会餐，然后舞会。大多数都是藏人，见到几个位置很高的藏人：斯塔，格勒，等等。会餐时都是各种酒，白酒、红酒。欢声笑语，谄媚作态。我冷眼旁观，但因心中愤懑，终于喝醉。趁酒醉，我「大闹」了舞会，指责这些吃官饭的藏人，不为被陷害的活佛说话。舞会不欢而散，我算是出了一口气。
2002年12月17日
·和张老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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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右至左：张思之、萧瀚、王力雄、张祖桦讨论阿安扎西案（2002年12月） |
上午八点多。王力雄、张祖桦、萧瀚、我，去北京某酒店见律师张思之先生。
张老据说是中国人权案的第一律师。但在见他之前，对他是否愿意接受阿安扎西案并无太大把握。王认为这个案子的难办程度几乎不可能，因为所要面对的是新上任的公安部部长、政治局委员周永康，而这个案子是周接手公安的第一个政绩。
因萧瀚记错见面地点，张老和我们各在一处等候，足足迟了近二十分钟才碰上，差一点失之交臂，这是不是预兆这件事情将有波折？
出乎意料的是，张老一说话，其口气已俨然是阿安扎西案的律师，丝毫不必顾虑他是否愿意接受。他的每句话都是职业律师处理案件的程序，井井有条。丹增德勒仁波切是否有救了呢？至少有希望不至于被冤枉。
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阿珠仁波切联系上了。阿珠仁波切是阿沛·晋美通过美国的洛桑介绍的。他说他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堂弟。他对突然出现的来自远在北京的一些汉人的援助非常意外。我费了好大劲才说清楚这不是假的。
让亲属签名要求律师办理案件的委托书，从张老的律师事务所传真过来，然后给阿珠仁波切发过去了。我的藏话很糟糕，他们的汉话更糟糕，造成一些延误。所幸发去的传真他们还是收到了。阿珠仁波切派去了一个叫塔贝的人。
阿珠希望在委托书上签名的是他的父亲，也就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父亲的弟弟，这当然可以，只要是亲属就能在委托书上签字。他的父亲叫自仁鲁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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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见到张思之律师。 |
又一个出乎意外的是，居然在酒店碰见康巴商人旦巴达吉。看上去憨厚其实很精明的旦巴达吉表示对这个案子不知道。也不知道丹增德勒仁波切。但他还是答应替我跟阿珠仁波切通电话。他流利的康巴话倒是说得很清楚。
看来还是很顺利。这是不是预兆事情终究有个好的结果？在拍摄合影之前，听见王说一句话：“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知道他是在讲在建议书上签名的事情。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如口口声声讲中国应该出现哈维尔和曼德拉的秦晖，总是谈论法国大革命的朱学勤等等，当真正在面临的时候却不发一言，不知道是表示沉默还是置之不理。
张老接话：“我们都不是铁肩，其实是豆腐肩”。（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的，谁不恐惧失去自由？谁在这样的权力之下不是豆腐肩？可是，就有这样的豆腐肩在承担铁肩所要承担的事情！所有的西藏人都应该向他们致敬！我很惭愧没有带来哈达。
身陷囹圄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是否会想到，有这么一群陌生的异族人在为他们的生命奔走呼告？这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前世的因缘吗？张老说：「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缘分。」
·捐款
王给我一个笔记本，让记录在办理这件事情时的有关花费。在“收入”一栏，记下了他和张祖桦的名字。他们两人一人捐款1000元。
·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通话
下午和晚上，跟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通了几次电话。大多是那个叫塔贝的接的。塔贝的汉话还可以。当然是那种康巴口音的四川话。这种话我没问题。
张老建议给洛让邓珠的亲属也发去委托书。两个人的案子放在一块办理更为有利。是这样的，否则洛让邓珠若被杀，就成了杀人灭口，就有死无对证的可能性，丹增德勒仁波切更是难以解脱。
塔贝告诉了不少情况。
一是说洛让邓珠。他说洛让邓珠是雅江四区的人，有老婆和孩子。他家里很穷，住在牛场上，住的很远。还说他不是活佛的亲戚，因为活佛是理塘人，在雅江没有亲属，塔贝他们都不认识他。但是，L和H都说洛让邓珠的确是活佛的亲戚，是活佛已故父亲那边的亲戚。
二是说一审判决的情况。在审判前，当地通知亲属去康定州法院参加旁听。要求去三个人，但只批准了两个人，一同去的还有理塘县的七名干部，塔贝说是工作组的。看来理塘县专门为此成立了工作组，或者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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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孜州法院审判丹增德勒仁波切、洛让邓珠电视画面截图 |
塔贝说，在现场旁听的两个亲属回来后讲，活佛和洛让邓珠是一起被带上法庭的。活佛的身体看来很差，大不如从前，用塔贝的话来说，“活佛的身体垮了，垮得很凶”。当法庭宣读了审判书之后，“活佛和洛让邓珠不服，当场都闹起来了。活佛说，这些都是假的，他没有干过爆炸的事情，他是被人害的。他还大声地喊了‘达赖喇嘛万岁’。洛让邓珠很气愤，也大声地喊了‘达赖喇嘛万岁’、‘阿登彭措万岁’。”塔贝说，“有十多分钟的样子，坐在法庭里的十几个干部一句话都不说，你看我，我看你，后来有一个女的，喊把他们两个带走，活佛和洛让邓珠就被四个警察带走了。”塔贝说，去旁听的两个亲属很伤心，但是也不敢说，更不敢闹。据说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被关押在康定，州公安局监狱。
塔贝说活佛被抓时他们找过当局，希望按照法律实事求是地调查这件事。如果活佛真的策划了爆炸案，那他们也就没有说的，也就认了。但是如果活佛没有做过这种事，那就是冤枉，应该放人。他们要求请律师。最早当局答复他们说，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办案的。律师可以请。可是后来又说，这个案子是反革命案件，不能请律师。
我转告塔贝。一是要去找到洛让邓珠的亲属，也要在委托书上签名，不会写字找人代写，然后按手印。二是要去康定，从州法院争取拿到判决书，拿到之后告诉他们已在北京请了律师。还要要求见活佛，如果见不到尽量多了解活佛以及洛让邓珠的情况。
还转告了不必担心律师的费用，但塔贝表示他们亲属可以付费。当转告他这边已经有人捐款，他很吃惊，一直说谢谢。他们无法相信但这却是事实。而他们只能对这些陌生的人说谢谢。几乎每说一句话都要说一声谢谢。
明天上午他们将发两份传真：自仁鲁鲁的身份证复印件，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文件。
·打电话
X说，听到判决后，雅江县的人似乎没有像刚听说活佛被抓时那么惊讶，好像很淡漠，不太关心了。另外，听说宣判那天，康定街上有警报响，还听说洛让邓珠已经被立即执行枪决了。X的消息并不准确，而且他说的县里的反应不过是县里那些干部的反应。
·担心
王晚上出门。十二点还不归。开始担心。想到廖亦武失踪一夜，正是与在建议书上签名有关，正是跟王这次去成都有关。
可能是12月13日晚上失踪的。王怡说当时他们在喝茶，已被盯上。在场的还有冉云飞和杭州的两个人。分手之后廖亦武骑车回家，却没有到家，晚上宋玉打电话找廖亦武，但廖亦武第二天中午才回家。说是被关了一夜。
王怡还说第二天上午送杭州两朋友去机场，在机场被查得很严，昨天在茶馆遇见的盯梢他们的一个人也在场。看来四川已经在注意建议书引起的反应，开始调查。
十二点半王回来。带来萧瀚和女友的捐款2000元。
2002年12月18日
·传真
昨天说好9点半塔贝发传真过来，但等到10点还没有，担心他们已被注意，甚至更严重。打电话过去，还好，是塔贝接的。说理塘太冷，10点邮局才开门。
收到传真。一是有丹增德勒仁波切签名的授权委托书，二是昨天签名的委托人自仁鲁鲁的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阿安扎西
委托事项：就其委托人涉嫌犯罪一案特委托，理塘县高成镇民乐村居住的，委托人的叔叔自仁弄阿，理塘县高成镇民乐村居住的，委托人的表弟自仁弟弟，理塘县高成镇民乐村居住的，委托人的堂弟阿呷鲁日（鲁）为委托人聘请一名律师，为其辩护。
委托人：（阿安扎西藏文名和手印）
二00二年六月六日】
又发去传真六份。是关于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的委托书。一式三份。但塔贝收到四份，不过不要紧。
和塔贝两次通话。又得知一些情况。
塔贝是阿珠仁波切的妹夫。做生意的。自仁鲁鲁是他们的父亲，63岁。他说六月份州公安局的一个局长告诉他们可以为丹增德勒仁波切请律师，还交给他们有丹增德勒仁波切签名的授权委托书。他们于是准备请律师。本来想请成都的律师，但很多人都说请律师的费用很贵，有人说高达上百万。这让他们很为难，因为他们出不起这么多的钱。但他们还是在想办法找律师，可是甘孜州法院告诉他们，阿安扎西是反革命，不能请律师，所以他们就没有再找律师了。
授权委托书上的三个人，自仁弄阿已去印度，自仁弟弟不在理塘城里，在乡下；阿呷鲁日（鲁）好像也出了一点事情，又说他不会愿意当委托人，可能出于害怕。自仁鲁鲁是前两人的兄弟，他愿意当委托人。
至于找洛让邓珠的亲属很困难。一是不认识，二是他们去找的话也许不被同意。还说洛让邓珠不是活佛的亲戚，他很有可能是害活佛。我告诉塔贝，不管再难也要尽量找到洛让邓珠的家人，否则洛让邓珠被杀对活佛更加不利。塔贝称是。
另外，要去康定的话，塔贝说必须得经过理塘县公安局的批准，否则不让去，若是私自去就会被抓。塔贝说这是理塘县公安局警告他们的，所以上午他去公安局找人批准他们去康定，但没人上班，他表示下午还要去找。
他说，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家里的人一天到晚就晓得哭，没有办法。我们不相信活佛会做这种事。他是佛教徒，佛教徒怎么会干这种事？他做的事情都是劝大家不要喝酒，不要抽烟，不要打架，不要干坏事。他没有说过政治上的什么话。现在这样子对待他，我们不相信，很难过，我们要求实事求是。
·理塘县公安局的命令
下午塔贝又去公安局，但是局长和副局长都不在，据说去康定好几天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许就在这两天。
塔贝说是局长警告他们的。局长说只要你们去康定就要到我这里来报到，我们批准了才能去，不然就要把你们抓起来。局长是藏人。
我把王的话转告塔贝，既然如此，赶紧先去雅江找洛让邓珠的亲属在委托书上签字，王很细心，连用黑色的签字笔签字，如果不会写字就按手印等细节都考虑到了。
塔贝说就是，我们明天就去。其实洛让邓珠跟活佛不是亲戚，我们一点儿不晓得他的情况，不过我们已经在街上找到了一个知道洛让邓珠家里的女人。
·张老张律师
看张思之老先生的书：《我的辩词与梦想》。
·告诉季丹
在王的再三催促下，终于找到季丹。告诉她代她签名的事情，感觉很不好意思，竟然在她不知道整个事情原委的情况下就代她签名，其实这样很不好。但季丹说她会签名的，没关系。还说，还以为是要她去拍片呢。这倒是一个好主意，王说。
·是否上诉？
晚上王收到阿沛·晋美的信，信上说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并没有上诉，此案已交四川省高法，转入复核程序。说此消息来自甘孜州法院的一个姓康的女法官。
这是不好的消息。王给张律师打电话。张律师说这就不好办了，如果不提出上诉，律师就没有理由介入案件。
王让我赶紧打电话与甘孜州那边联系。
C的手机是空号。Y的手机虽然通了，但听不太清楚，不过他说他听说提出上诉了。又给D打电话，D说他不清楚，但是他可以去打听，然后再回话。还是要找到C，这次打通了。C像是正在一个聚会的场合，不过还是告诉我了很重要的情况。他说，阿安扎西提出了上诉，但洛让邓珠没有提出上诉，洛让邓珠说判他死刑他「高兴得很」。还说案子已经上交省法院，要复核。至于是否执行判决还得有一段时间。
看来洛让邓珠是想求死了。真可怜。他或者是被屈打成招，或者是被栽赃，但对这样的结果——让仁波切受如此大的罪——他一定觉得无颜再活，生不如死。
王给张律师打电话。张律师一听就说有转机，只要有人提出上诉，整个案件就可以重新审察，继而案件所涉及的人也得重新审察，这样洛让邓珠的案子也可以随之一起审理。
Y打来电话，他在海螺沟，他说他问过了，确实已经提出了上诉。但他说得没有C详细。
又给塔贝打电话，要求他们明天就去雅江找洛让邓珠的亲属，塔贝说明天一早就去，尽早赶回来，最迟后天发来传真。
·散步
深夜的北京很冷。走在河边，河面上已是积雪覆盖着冰层。王说，应该把这件事情，从三年前（对于我来说是四年）开始记叙，一直到现在，以及将来的结果。这将是一部悲壮的书，比写小说有价值。
2002年12月19日
·廖亦武再次被传讯
王收到王怡信，说廖亦武今凌晨被抄家，又被带去审讯，回家后被警告不准出去。
给廖亦武打电话，我称他是“气冲冲”，这是他在网上的名字吧？廖亦武告诉王，他的计算机也被抱走了。
廖亦武真够不幸，据说原因似乎是关于16大的签名。很难说不会轮到我们头上。
·到底有没有上诉？
王收到阿沛·晋美信，说没有人上诉。这是怎么回事？得弄清楚。
给C打电话继续追问有无上诉这回事。C对我用手机很担心，认为不安全，不过还是告诉我，有人上诉了，他看见过上诉书。问是谁上诉，他没敢说阿安扎西，而是说扎西。还说另一个人没有上诉。C说二审的时间至少是一个半月，复核的时间也比较长，长达一年的也有。
但王说，张律师讲过二审甚至半个月的也有，只要杀人更有利，这时间不会长的。
王接到电话，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告诉他确实有人上诉。
·碰见马容
上网，碰见马容。马容问这个案子，还说本来法师也想要签名的，但马容有顾虑，所以劝法师不要签名。我让马容感谢法师。
不过王的说法也很有道理。王说佛教僧侣其实应该签名支持的。不管是藏传，还是汉传，都应该站出来呼吁。一个出家人如果都看不开，瞻前顾后，那还是什么出家人？王说已经有人在问，为什么没有一个僧侣敢于签名？
·D电话
D打我的手机。告诉我，没有人上诉，说这个消息基本上确实。他在成都。
·塔贝没有回来
给理塘打电话。一个满口牛场话的女人告诉我，阿珠和塔贝都不在家，街上去了，今晚不回来，让我明天再打电话。看来他们是去雅江找洛让邓珠的亲属了。这很好。
2002年12月20日
·法国广播电台
下午五点半的法国广播电台说，欧洲议会要求中国重新审理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认为证据不足。
·塔贝来电话
·恐惧
六点半，郝阿姨电话，说王有同学找。但王去跑步了，我告诉她。
十分钟后，有人打来电话，听声音很温和，说找王有事情，问住在哪里，我告诉他地址，还告诉他住在308。
七点刚过，王回来，刚说几句，那个电话来了。王接电话，说完话后告诉我是安全局的，说那人说他是安全局的小张，要跟王聊一聊。我懵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但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王就告诉我，三个小时不回来就做些什么事情。然后王就下楼了。我傻傻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说我害怕，王说，刘晓波经常被叫去聊天，刘霞都习惯了。王说以后会经常遇到的。我不知道怎么办，傻乎乎的，看着王离我越来越远。
关上门，我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然后坐在计算机前想继续写文革，希望这个动作抵消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像是刚才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王不过出门去见朋友，或者去散步了。
这时候，郝阿姨打来电话，她就在楼下，她问王走了多久。我赶紧下楼，在雪地里的一辆警车旁边见到了郝阿姨。郝阿姨说这警车不会是来找王的吧。看来不像是。可是王现在去了哪里？他们把他带到哪里去了？
郝阿姨说没想到我们是在这种场合见面的。郝阿姨待我很好。我送她回家。郝阿姨要我见一见陈伯伯。陈伯伯也很好。我们说了会儿话，我就回来了。我跑着回到了屋子，屋子里没有王，我想哭可哭不出来。
九点多，我正想给王打手机，或者给祖桦打电话，王回来了。我跑过去抱住他，从未有过的心情只能用这样一个词形容：失而复得。
王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说他和三个安全是在一个茶馆谈话的。他说他把他们教育了一番。他们只是不住地说，是，是。看来他们不敢动王，至少目前不敢。王叫的茶是菊花茶，因为这个茶最便宜。我责备他应该叫最贵的茶。王说那还不是纳税人的钱。
2002年12月21日
好不容易找到L。前次打到雅江，说L去了西藏，王笑说L拿不到签证，难道要从西藏把喇嘛们偷运到印度不成？结果这次说他在理塘，并告诉我他新的手机号码。这L也够神秘的。给L打电话。他很高兴，但一听说要请他为活佛这个案子帮忙，并且提供洛让邓珠的亲属，他就有点迟疑了。但他还是答应去找找看。
2002年12月22日
给L打电话。L找到洛让邓珠的亲属。
2002年12月23日
给L打电话。L也害怕。转告我不要让别人知道他在帮助做这件事。
给塔贝打电话，让塔贝找洛让邓珠的孃孃。找到。但被拒绝。
2002年12月24日
给塔贝打电话。塔贝说洛让邓珠的孃孃表示不肯签字。他劝说了两个小时，还是不答应。
2002年12月25日
给塔贝打电话。一找翻译，二找洛让邓珠的母亲或者姐妹。他答应找一个通藏汉语的翻译，但是对找洛让邓珠的亲属表示不可能。他说，你不知道，人跟人不一样。他们害怕得要死。这些人坏得很。我一点办法都没得。
给H打电话，说到这件事，正在成都忙碌旅游项目的H很紧张。他说，这个案子深得很，你无法想象。又说这是甘孜州自从1959年“叛乱”之后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但是他不肯说详情，说以后再告诉我，我说到那时候这事情已经成了凉拌。但他还是不说。
H说，你要找翻译，只有依靠他们的亲戚，没有一个公职人员会敢做这件事的。
H说，洛让邓珠的家里穷得很。
在网上看见一句话：“一个民族的集体失语是这个民族的悲哀。”确实如此。
我也捐款。1000元。但我化名了，我签名也化名了：茨仁曲珍。我出于怎样的顾虑呢？就像H说过的，我也是一个公职人员。
2002年12月26日
一大早，王跟两个律师事务所联系，要去付律师费。两个律师事务所都不说要付多少，但王还是坚持一定要付。他决定给每个律师事务所3500元。电话中，祖桦认为基本是这个数。
王下午回来。说两个律师事务所都对这个案子有兴趣。钱已交。但是钱肯定是不够的。是否可以征集捐款呢？这样就会有国外捐款的。但会不会被认为有问题呢？
后天上午去见张思之大律师，咨询这个问题。
郝冰捐款1000元。柳青捐款2460元。
王给王怡打电话。王怡同意到时候陪同张老张律师去康定。王还让王怡转告在民院当老师的肖雪慧，请她帮助找一个通藏汉语的老师或者学生。
2002年12月27日
早上十点，王去见纽约时报的那个会说汉话的记者。回来后告诉我，那个老外要去雅江。这倒是有意思，看来这个案子将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案子。
王收到一封信。他说，有人在说阿安扎西的案子没有错。我问他，是不是别人骂你了。他说是。
中午D打来电话，只有一句话，说两个人都上诉了。我反问他，是两个人吗？他说是，就放了电话。
王取钱。说明天要交给张大律师一万元，作为他们去成都和康定的费用。这不是办法，仅仅靠他或者几个人，钱哪里足够？必须另外想办法。
王给成都的唐琦打电话。唐琦是廖亦武的朋友，是一个老板，他表示可以给张大律师去康定找车，找不到就租车，租车的费用他出。
2002年12月28日
·又见张律师
还是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第二次见张大律师。这次多了一个人，萧瀚的女友。
张律师说下个月5日就去成都，然后去康定。还说四川省高法已经打电话通知他们可以阅案卷。而且还说可以委派翻译。看来对方似乎很合作。如果真的是这么合作的话，即使真相是如他们所说，但只要给一个公开的、透明的结论，让所有人口服心服，那也就没说的，但是不是这样呢？
王交给张律师一万元。王说，如果需要多跑几回，而且如果再加上洛让邓珠的案子，这个钱是不够的，能不能在网上征集捐款？如果这么做，会不会被认为接受境外捐款是违法的？
张律师表示不必考虑律师的费用。他也不说通常请律师需要的费用是多少。他说不必管这些。不过境外捐款并不存在违法的问题。
我给张大律师献哈达。他挺高兴，好像有点激动，说这是他平生第二次接受哈达。
这个季节去成都和康定，无疑很难受。康定更冷，又刮风，却没有暖气，而且还有2600米的海拔，加之要在那么差的道路上颠簸，75岁的张律师能否受得了？我又感动又担心。那么多藏人，有谁在为一个天大的冤枉这么做？西藏人应该感谢张思之张大律师。
王向张律师详细讲述了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经历，以供参考。张律师听得很认真。
萧瀚的女友发现大厅里有人很密切的关注着我们。难道有人监视我们？
后来当我们准备离开时，张律师说让我们先走，他要留下来观察有谁跟我们一起走。于是我们起身。这时，我们身后的两个人，其中一个也赶紧起身，另一个叫服务员结账。这两人都是男人，看上去就不像好人。
那个斜着眼、叼着烟的高个男人一直跟我们走出饭店。坐上祖桦的车一直到西单，发现还是有车跟着我们。
·电影《英雄》
中午1点，我和王在胜利电影院看《英雄》。
看完之后，对这部在网上挨骂很凶的电影，倒也没有跟着恶心。因为这电影首先还是一部形式化的电影，既然形式化，那么只要有美感即可。但这部电影传达的思想却不敢苟同。为了天下，为了稳定，就有理由镇压不稳定的因素吗？那么，不管丹增德勒仁波切有没有搞爆炸案，总之都是错误，是这个意思吗？
从这点来看，《英雄》太可怕。
·X电话
晚上，X电话。说雅江盛传洛让邓珠已被枪毙。说县里已派工作组去各乡，告诉乡民不要听信国外的报道。
太惨！太惨！
·关于张思之先生
王写关于张大律师为丹增德勒仁波切担任律师的消息。我扫描张律师写的“魏京生案辩护纪实断篇”。很晚才做完这一切。王连夜发往多家网站。
2002年12月29日
·网上消息
早上王上网。见“新世纪”已发关于张思之先生作阿案律师的消息，以及张律师的文章和照片。不知网上反应如何，不知国家机器反应如何。
2002年12月30日
·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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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审判。 |
早上八点过来电话。王很惊讶的声音。原来是另一个律师李会更打来的。他说四川法院突然通知说，阿安扎西在17日已委托甘孜州的两名律师。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这方的律师就此无权再去过问，更别提办理这个案件？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肯定有鬼。王立即去郝阿姨家打电话给张律师。
王回来后，告诉我这果然说明了这个案子有隐情，用张律师的话来说，百分之百有问题。而且张律师说，他们这么做很拙劣。
困难降临了。赶紧给理塘那边打电话。
·给塔贝打电话
找到塔贝，刚开口说他们通知我们，活佛已经自己找了律师，塔贝就叫道，这是吹牛。他们吹牛，活佛绝对不可能这么做。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其中有诈，但得赶紧想办法。我对塔贝说。
塔贝说，三天前，理塘公安局找过他，对他说，你们自己去找了北京的律师，这是不应该的，这样做会给你们带来麻烦，你们小心一点，后果自负。虽然塔贝说他们没有骂他，但这分明是威胁和恫吓。我问塔贝怕不怕，他说不怕不怕，人家汉族都在帮我们，我怕啥子？我告诉他张律师已经是75岁的老人，惊讶得塔贝大声叹道：阿嘎嘎，阿嘎嘎。
塔贝又说，阿佳，我们想的话，你能不能给我们当翻译？我一惊。说我的藏话不好。塔贝说，不要紧，你的话我们懂，就你当翻译，可以不？我说以后再说这件事，现在要赶紧想办法。
告诉塔贝，中午我们发传真给他。
·我也害怕
我当翻译？我想了想，的确，如果我去，无疑会起很大作用，至少丹增德勒仁波切看见我就会有信任感。我对王说，王表示同意。但如果真的去，就得离开王那么多天，还不如我俩都去，王听后没有异议。他说，丹增德勒仁波切看见他就会有信心。
但我说，我还是有点害怕。这是真的，我确实有点害怕。王问我，你只要不想当官没有什么好怕的。这倒是。我并不想当官。
王说，看看，你们藏人给吓成什么样子，没有一个站出来说话。当然他说的不是海外藏人。我说，那我就站出来吧。我还说，我将是一个多少被动的英雄。
是的，我不想当英雄，不想当烈士,我不愿意做刘胡兰。可是，他们逼得我不得不如此，我也无法。
中午出去吃饭。坐在王的自行车后座上，王说，藏人其实依赖性很强。国外藏人也一样。除了几个少数的，像达赖喇嘛，洛地，桑东仁波切，其他的藏人都有依赖性。这一来是好事，没有那么多不同的意见，便于带领，但也不是好事，没有自己的主见。王说我的依赖性其实也很强。
王要我写一本书。关于丹增德勒仁波切这个案子的全部。
·给塔贝发传真
中午两点半给塔贝发传真，是王起草的以丹增德勒仁波切亲属的口气写给四川高法王法官的一封信，让他们在这封信的末尾填写自仁鲁鲁的名字、住址、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然后传真给王法官。因担心塔贝他们不清楚，王又在另一张纸上写上该做的几件事，以及王法官的电话和传真号码。
塔贝收到，但看不懂汉文，所以又跑去找懂汉文的人，好半天才又给我打电话，说成都那边传真不过去，王让我转告转到这里来，结果幸好传到我们这里，我一看又好气又好笑，塔贝竟然是把那张纸给我传来了。我急得嚷嚷了半天还是没有说清楚，只好重新发了一回传真，这回他明白了。
语言的障碍，想不到在我们同族人之间也存在。
·王和张律师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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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右至左：萧瀚、张思之、陈威威、王力雄、张祖桦讨论阿安扎西案（2002年12月） |
张律师不抱乐观，甚至已经悲观。认为他们既然出此下下策，那说明他们已经不顾一切。这个案子越来越可以肯定，是一个冤案。
张律师说那天在酒店的咖啡厅，差不多有四五个人盯我们。我们走以后，还有人盯他。
·又和塔贝通电话
塔贝说阿珠仁波切希望学汉语，说他在印度学习了十五年。阿珠活佛是理塘县的一个乡村里的格鲁寺院的活佛。阿珠活佛为什么会想起学习汉语？
·收到廖亦武的信
·王继续写
就丹增德勒仁波切请律师，必须得继续写每一个突变。王一直在写，他要赶在1点前把文章发出去。让舆论施加压力。
2002年12月31日
·王几乎没睡
王一直写到凌晨四点多才躺下睡觉。可是六点多就有电话响，是美国之音的记者要采访。我听着他在外屋讲突生的变故，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王几乎没怎么睡。
·菩萨画
晚上，刘毅和他的女友来。做抓饭。刘毅送给王一幅画，是他画的佛画——“多吉羌”金刚总持。在新年来临之际看到佛画真是好兆头。愿佛菩萨护佑我们。
烛光下，王说这个事件对海外藏人的打击。他们原来因为这次到中国访问而满怀希望，不想中共打击依然不减。
罗艺也来了。他和刘毅也是签名人之一。罗艺说有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采访他，说王是“辛德勒”。
·2002年最后一天
第一次和王一起辞旧迎新。在心底里为丹增德勒仁波切祈祷。
我认为这个事件很大原因是当地的从县至州，或者有部门要置丹增德勒仁波切于死敌。而省里，如周永康正好需要政绩，故而将计就计，制造冤案。原以为十分圆满，却不曾想有王揭露他们，岂不恨之入骨？
·王力雄写关于办案经费给建议人的信
各位朋友：
「阿安扎西、洛让邓珠死刑案」的进展情况如所附报道。按照正常状况，此种大案聘请辩护律师的费用昂贵，除了付律师报酬，还要交律师事务所。据说仅此费用，一般在数万至数十万之间。承接此案的张思之律师和李会更律师所属的律师事务所只收取象征性费用——每家3500元，共7000元。
二律师元旦后将前往成都和康定审阅案卷和会见当事人，差旅费预算为1万元。
前期已经支出的费用共960元，包括与阿安扎西亲属联络，寻找洛让邓珠亲属，开会和交通等方面的费用。
目前共收到建议人的捐款：
王力雄 3000元
张祖桦 1000元
萧瀚、陈威威 2000元
浦志强 1500元
另在建议人之外收到捐款 4460元。全部捐款为11960元。
目前尚存缺口6000元。
二位律师这次前往四川，可以大概摸到案情发展的脉络，如果四川省高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也就不需要再花多少费用。如果高法重新判决或要求重新侦察，律师的后续工作会很多，需要多次前往四川，还要为洛让邓珠聘请律师，费用可能增加很多，当然那也意味着我们的建议起到了作用。
我的想法是，目前尚不清楚可能的发展趋势，经费缺口又不是很大，不如先在联署建议书的朋友之间进行募捐，解决律师第一次去四川办案的费用。这样做比较简单，也可以避免过早地牵扯是非。
待二位律师这次赴川得到比较明确的判断，案件有希望进入重新审理之时，再在更大范围征求捐款。
有些朋友经济条件不好，本来我想有选择地发这封信，但考虑到让建议人随时了解情况进展也是应该。如果你有困难参加捐款，请千万不要为难，你的签字已经是最大的支持。
2003年1月1日
·凌晨电话
凌晨，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打电话要采访王。睡眠不足的王要求上午10点再说。
·给塔贝打电话
要塔贝打电话找王法官。塔贝打过后告诉我，王法官不在，出差去了。让塔贝过两天天天打。
·王见《纽约时报》记者
《纽约时报》记者说他要去理塘和雅江。
2003年1月2日
·塔贝电话
塔贝告诉我，已托人送口信找洛让邓珠的母亲，让她来理塘。听他的语气似乎很肯定。说就在这两天到。让我跟他母亲谈。
塔贝说他们从国外电台听说有很多汉人在帮助他们。
王让我问公安找他们的时间，原来是星期五的上午打过电话叫他们去公安局，塔贝和自仁弟弟，自仁鲁阿一起去的。这两人分别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叔叔和堂弟。自仁鲁鲁的年纪最大，他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叔叔，也是塔贝的岳父。王说果然，成都的王法官在跟张律师定下安排之后，又跟康定联系，结果康定惊慌，慌忙在两天之内安排了所谓阿安扎西要的律师。
王让我告诉他们，这是唯一办法。必须要让其母亲签名，否则就毫无办法了。王说，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是命该如此了。
和阿珠仁波切说话。他想学习汉语，也有这个事件的因素。
2003年1月3日
·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底片
下午去取妹妹托人从拉萨带来的计算机。里面有底片，是我在99年去雅江时候拍的。说起来真奇怪，那时候我怎么会想到今天会跟活佛的命运有这么密切的关系？一切都似乎是注定。
那底片有一整张。可是，奇怪的是，恰恰我为丹增德勒仁波切拍的个人照片的几张底片，被类似刀子似的利器给划破了。王说这是预兆。是吗？什么样的预兆？凶多吉少吗？
·塔贝说，有个叫王力雄的人来电话
晚上，塔贝打来电话，问我两个律师的名字。我一一告诉他。他又问我，王力雄是谁？我笑了。我以为他们是在国外的电台里听说的。我说，王力雄就是帮助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人。塔贝说，刚才王力雄给我们来电话。我一听觉得奇怪，忙问怎么回事，原来有人冒充王的名字，给他们打电话，找阿珠仁波切，因为塔贝懂汉语，就跟塔贝说，他想了解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情况，还说想跟他们在康定见一面。
塔贝很聪明。全说不知道不说，还说你的汉话我不懂，明天给我发传真吧。还要了对方的手机号码。那人肯定不会想到老藏民居然还懂传真。
王在他的记录中查不到这个人的手机号码（？）。王让我不必给这人打电话，以免暴露塔贝。
我又打电话给塔贝，告诉他，以后凡是有人用王力雄的名义打电话，都是假的，除非是通过我转达的。我说，真正的王力雄就是为活佛找律师、写文章、到处奔走的人，他是一个作家。结果塔贝听成了商人，有意思。
塔贝说，明天上午那人会发传真给他，他就把这份传真发给我。
·王写给廖亦武的回信。
其中写道：
“你问我的问题：抗争者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么？其实不必问我，你早有答案。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举行五十年‘大庆’。在天安门广场结束阅兵的队伍经木犀地撤回军营，我正好在木犀地。开始市民是站在路两侧观看，继而有人鼓掌，接着鼓掌的人越来越多，随后变成了欢呼，人们拥下人行道，挤在机动车道两侧，奋力地挥手和摇动手中国旗。站在装甲车和军车上的军人，则频频向两侧群众敬礼和挥手致意。
“一九八九年六四那天早晨，我也在木犀地，那时的木犀地如同刚打完大仗的战场，几十辆被烧毁的军车冒着余烟，军人已经不在，簇拥在一起的北京市民，个个面呈悲色，群情激昂，似乎只要手中有枪，就会向军队开战。
“这两个画面现在经常在我眼前重迭在一起。
“有一句话似乎也是昆德拉所说：‘与强权的斗争，就是与遗忘的斗争’。”
2003年1月4日
给塔贝打电话，得知无人传真，也许对方已知塔贝与我们联系了。
2003年1月6日
晚上萧瀚和女友来。提出一个想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此案，会怎样？
2003年1月8日
塔贝打来电话，告明后天审判，丹增德勒仁波切绝食两天（6日开始）。
王给张律师打电话。被告知，李会更律师星期一打电话给成都高法，说王法官出差未归。昨天未打电话。今天打电话，对方说成都高法院长带人已去康定，后天审判。
很难过。
塔贝打来电话，说不通。如果听从我们安排，早早去找洛让邓珠母亲签字，或许不同。
王说，只有看审判结果，但对有无转机不抱太大希望。
2003年1月13日
晚上，妹妹打来电话，说小姑姑告诉她，康定的公安找过她，调查我和王去康定的事情，还把姑姑家和表妹家的电话号码要走了。还说毛建光（表妹夫）也被问过话。说毛建光的工作被停了。
妹妹很想说我几句，但被我挡回去。我说，你知道什么？！
我马上给小姑姑打电话。姑姑起先有点不高兴，但听我说这事情跟你和表妹都没有关系，你们什么也不知道，她也就多少放下心来，把经过告诉我了。
姑姑说，上午，州公安处的两个人，一汉一藏来家里找她，问我去康定的事情。先问她是不是有个侄女，从拉萨来。又问跟谁一起来。叫什么名字。姑姑说是我的男友。名字不知道，姓王。问从哪里来。说是关外，稻城，雅江，坐客车来的。问在表妹家住了多久，几个月吗？姑姑说，就住了几天。这之前住在哪里？姑姑说，东关上的接待办。还问我在康定都有些什么熟人？姑姑说，同学，朋友，多得很。姑姑提了几个名字。还问我们离开康定是谁送的，姑姑说，好像是她的同学。等等，然后要走了姑姑家、表妹家和我家的电话。
姑姑说，毛建光是在这之前被调查的。是县公安局的局长带了几个人，把他从新都桥叫来问的。问他家被谁住过？说是有人在他家上网。他们从上网使用的电话号码上查到的。
2003年8月（具体日子当时未记）
王力雄收到一封从印度发来的电子邮件，发件人自我介绍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弟子，在印度学佛。他说塔贝被捕，被甘孜州当局判了5年刑。
其实这之前，我给塔贝家多次打过电话，那边先是不说，后来再不接电话。塔贝仅仅因为替做几句翻译就被判这么重的刑，令人愤怒！无言！
2002年12月至2003年8月，于北京
还是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第二次见张大律师。这次多了一个人，萧瀚的女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