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四）

直贡噶举教派最高法王直贡绛衮澈赞仁波切1993年7月21日遥遥朝圣圣山冈仁波齐和圣湖玛旁雍措。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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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由Limi延伸的故事：直贡绛衮澈赞仁波切

重又细看在远远的冈仁波齐前留影的那位仁波切的照片，我知道他是谁了。他是直贡噶举教派的最高法王啊，直贡绛衮澈赞仁波切（Drikung Kyabgon Chetsang Rinpoche）。

与其说我认出了法王，不如说认出了法王的祖父：西藏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擦绒·达桑占堆（Tsarong Dasang Damdul），因才智、勇气和忠诚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重用，在即将面临变化而应该高瞻远瞩的年代担任政府高官，执掌过军队、行政和经济的权力，主持建立了西藏最早的造币厂、纺织厂等现代化工厂，尤其擅长经商。1959年3月拉萨起义被镇压后，在中国士兵持枪押解下，他以双手投降的姿势离开布达拉宫下面的雪城，是因驻扎在拉萨河对岸的解放军炮团，将发发炮弹射入布达拉宫那黑边环绕的红框窗户而在里面爆炸，为免于数百年的辉煌宫殿被毁毁，他及藏人僧俗放弃抵抗，成了俘虏，一个多月后殒命于西藏军区关押重要人物的监牢，时年71岁。

法王的父亲擦绒·顿堆朗杰（Tsarong Dundul Namgyal）是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教育的藏人之一，也曾担任过西藏政府的官职。他还是西藏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摄影师之一，用相机记录了20世纪初西藏社会的多样性，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失乐园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见证，呈现于名为《西藏是什么：一位本地摄影师所见》【1】的影集及为父亲擦绒·达桑占堆著述的传记中。我见过他拍摄的一张照片，记录了1939年秋天，当4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从安多藏区迎请至拉萨，官员、僧侣和民众在郊外搭起秩序井然的数百顶帐篷，簇拥着正中间全藏独一无二的有“大孔雀”美称的帐篷，据《雪域境外流亡记》【2】书中记载，“若干世纪以来，这个帐篷仅用来迎请新的达赖喇嘛灵童去往首都”，然而如今在哪里？1956年，他很有预见性地携全家去往印度不归，幸免了接踵而至的劫难。

直贡澈赞仁波切与祖父长相酷似，并有一种顽强的精神气质如同遗传从坚毅的眼神里透出，但他微笑的神情更多菩萨的悲悯。他于1946年夏天出生在拉萨，1948年迎请至拉萨附近著名的直贡梯寺，由摄政王达札仁波切认证为第七世直贡噶举澈赞仁波切，得到年幼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剃度，除4岁时随父母去印度噶伦堡短暂居住，在寺院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岁月，遵照传统上对至尊法王的严格教育，师从诸多高僧领受到重要的传承教法，于10岁时第一次在盛大而特别的直贡颇瓦法会上向信众传法灌顶。

 

但“随着1959年的事变”，他的命运发生逆转：确切地说，是那年3月的剧变之后，如同孤儿的他不得不离开寺院，由不得不离开寺院的老上师领养，成了辗转于民间的贫寒少年；1960年代，就学于拉萨小学、拉萨中学，由此学会流利中文，倒是种下未来的相关契因，而此时最能带来快乐的是足球，他踢得那么出色，是拉萨的足球明星，有“喇嘛金腿”的美名；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西藏，鉴于家庭背景及个人的特殊身份，被边缘化的他虽也随着老师和同学去“破四旧”，却是艰难自保的旁观者；三年后和同学们一样，成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堆龙德庆县的一个生产队当了四年的农民，衣食匮乏，受尽磨难；1975年，严苛的政治局势稍有松动，深知被打入另册的自己永无自由，他把握时机，利用“五一”劳动节放假，独自搭车去往定日县，在黑夜中翻越珠穆朗玛峰旁边的雪山隘口，以非凡的毅力秘密出逃至尼泊尔，再至印度达兰萨拉，尊者达赖喇嘛为他重新举行升座大典，从此不但获得真正的人身自由，与旅居异国的父母和手足团聚，也重掌领导直贡噶举的金色法印，在包括拉达克、Limi等广大的喜马拉雅地区重振直贡教法。

多年来，直贡澈赞仁波切不懈地实践着惠及众生和未来的佛法事业，但实际上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流亡者在异国他乡的岁月，履行身负伟大传承的法王之使命是多么地艰辛。正如我们难以体会在他逃出已是天翻地覆的故乡之前，在一场场狂暴般席卷而来的赤色劫难中，当他惊闻自小生活的寺院或被当作“四旧”捣毁或成了解放军的军营时，内心会是怎样的震惊。那些寺院：札哇寺、羊日岗寺、直贡梯寺、直贡宗寺，依傍着清凉的孝绒河坐落于高低起伏的山间，曾在整整十个春夏秋冬轮流恭请法王驻锡，信众于沿途设起香炉煨桑祝祷，僧众于吉日跳起享誉全藏的直贡金刚神舞……

1985年，当他在印度德拉敦兴建与西藏的祖寺同名的强久林菩提寺时，一定是怀着重建法脉、复兴教法的心力来恢复往日的荣耀。一部名为《直贡噶举金鬘》的稀有宝典，自从回归真正的主人即直贡噶举的怙主，或许一直被他带在身边，如同对所负使命的提醒。据了解，他不但创建了寺院、佛学院、尼众寺、闭关中心，以及在世界各地多达一百多处的直贡中心，更重要的有三项杰出的事迹值得颂扬，尤其是已至末法时代的当今：

一是在德拉敦首创数位典藏佛教图书馆，即得名于西藏历史上的伟大君王松赞干布之名的松赞图书馆，采用现代科技保存古老的佛教经典、稀缺的西藏经典，以及敦煌文献等诸多历史文件，收藏近代多位藏传佛教上师弘法录音档案等，以佛学与西藏文化为两大研究和续延系统，如同珍贵的黄金传承无中断，更灿烂。法王本人即是历史学者，汇编、纂注并出版了有关辉煌帝国及君王世系的重要著作《吐蕃帝国史》。

二是重现佛教圣地舍卫城的荣光。舍卫城位于印度北方邦北部接近尼泊尔的乡村僻壤，佛陀释迦牟尼在此静修传法25年，正如《金刚经》开篇所描述的：“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但后因战乱而逐渐荒废。西藏近代著名学者更敦群培游历印度等地时，所见舍卫城已成无人珍视的遗址。直贡澈赞仁波切以慧眼和悲心洞察到复兴这一圣地的意义，开始筹建象征曼陀罗的区域，其中包括彰显永恒的佛塔、可供修习的佛堂等等，于2015年创立每年在此举行的“舍卫城佛教文化节”，广邀三乘佛法各个宗派的传承人士及信众，而命名为“舍卫城大计划”的愿景显然意义深远。

三是在直贡噶举传承的重镇印度拉达克，不但修复寺院的古老壁画和建筑，还修复当地的生态环境如种植树木，修筑冰塔以储存冰水来缓解干旱。我在Facebook上看到一个短短的视频，记录的是1978年在拉达克的法会上，年轻、俊逸的法王欣悦地说：“拉达克就像是我的家。哪里有直贡寺院哪里是我的家。拉达克有直贡教派最多的寺院。我在这里一年多，感受到拉达克人民信仰纯洁，这也是因为这里一直保持着传统。”

让我回到之前提及的一张照片，Instagram的图说是：“1993年7月21日，直贡法王第一次访问Limi山谷，也可能是第一次朝拜圣山冈仁波齐和圣湖曼沙罗瓦尔即玛旁雍措。他来到了边界，从那里可以看到圣山和西藏。Limi人民很高兴与他们的精神领袖团聚。”而那天正是我的生日。其实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出现的巧合很多，或者说善缘纷至，如同鼓励我去了解更多的故事：往昔的，被遮蔽的，被忽略不计的，却值得广为人知的故事。而我只是一个被赋予了记录使命的藏人，何其幸运！感恩直贡澈赞仁波切的了知，赠言也是开示：“一切法是因缘而起，是佛教的根本理论。”

注释：

[1]即《What Tibet Was: As Seen by a Native Photographer》，1990年出版。

[2]《雪域境外流亡记》(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約翰‧F‧艾夫唐著，尹建新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本文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2122021111809.html，这里有修改）

直贡法王的祖父擦绒·达桑占堆是西藏近代历史上重要人物。（图片来自网络）

直贡法王父亲擦绒·顿堆朗杰于1990年出版的影集。（图片来自Instagram）

年幼的直贡法王澈赞仁波切从拉萨家里被迎请至直贡梯寺。（Palden提供）

年幼的直贡法王在母亲陪伴下前往直贡各寺院。（Limi藏人提供）

文革前夕秘密逃出拉萨的直贡法王终于获得自由。（Dolgar提供）

直贡法王与尊者达赖喇嘛在一起。（图片来自网络）

直贡法王编写的著作《吐蕃帝国史》。（Dolgar提供）

直贡法王在圣地舍卫城重现佛教荣光。（图片来自网络）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三）

 

深山峡谷中的Limi 地区在冬季的大雪中。（图片来自Instagram）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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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他是一位毕生修行的直贡噶举僧人

十八年前在冈仁波齐拍摄的照片出现于instagram和Facebook，激起的回应不止一人。有些也是那位转山喇嘛的后人，都很年轻，这表明他有一个大家族。有的是僧人，可能与他同一个寺院，用中文留言：他是直贡噶举仁钦林寺的达琼喇嘛，寺院在加德满都。

这正是网络时代带来的奇迹，如果我们一定要这么说的话。但我更认为还是具有某种神秘性和传奇性，正如一位朋友看到照片后说：“有些人的面孔，就像充满阅历的书一样。”而这本书，在因缘具足的时候，被负有某种使命的阅读者翻开了。我的意思是，我就是那位阅读者，我还将读到更多的内容。

我接着联系那位Limi青年。

“我想写这个故事，”我说。“你能告诉我你爷爷的名字和年龄吗？他是什么时候出家的？他的寺院属于哪个教派？另外，你说他是你的爷爷，那么你父亲是他的儿子吗？他有过婚姻吗？对了，你的一位亲戚也给了我这张照片。”我发去老喇嘛在法会上的那张，为自己急切地提出那么多问题觉得唐突。

“哈哈，是我堂弟发给你的吧？”他笑道：“我们称他 Mey Dachung，Mey是爷爷的意思。他的名字是第丛堆[1]，但写在身份证等官方文件上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属于Limi地方的丛堆[2]家族，那是当地最大的家族，负责担任长官的职务。他是四个兄弟中的第二个儿子。按照Limi的传统，第二个儿子须出家为僧，因此他从小就成僧人，没有结过婚，毕生修行。他的哥哥是我母亲的父亲，已去世，如今家里还有他的两个弟弟。整个Limi地方信奉藏传佛教的直贡噶举教派，他现在加德满都的Rinchenling（仁钦林）寺，81岁了，去年寺院给他祝寿，为他80岁生日。”

感谢Limi青年的耐心，回复很详细。他还传来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我见过的达琼喇嘛在1990年代的形象，但更瘦削，而且头发很长，系成多根特殊的发辫，披挂在脸颊两旁。一见即知，这是西藏瑜伽士的形象，正如图说所写：“这位瑜伽修行者在严格的闭关静修中度过数年。他属于直贡噶举传承。虽然头发很长并且结成了发绺，但他是一名持戒僧人，发誓在结束闭关之前不剪发。他的名字是Limi Dachung。”

这张照片发布在一个有关瑜伽修行者的脸书专页，这个专页有数百张照片和文字介绍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成就者。不得不承认，网络确实了不起。我用了几个小时，仔仔细细地阅读了这些珍贵的成就者的非凡经历，如同窥见一个博大精深的世界，显示了人类在精神上的努力达到了何种深度。有许多专用术语，指向的是陌生者、他者所不知道的涵义，比如瑜伽士的发辫有特殊的称呼，而不是我们从外表见到的类似嬉皮士的形象，藏语发音“仓乍”，简译为闭关禅修发式。闭关修行者通常一次闭关三年三月三日，有些修行者会反复多次闭关，从而证得了悟。恰如在苦行实修中即生成就的米拉日巴尊者所吟唱的：“米拉日巴习禅定，勤生觉受与证解，圆满二种菩提心。”这短短三句其实有着深奥的意义，为此我要推荐阅读这位伟大实修者发自内心的十万证道歌，而这也是我对自己作为一个佛弟子的提醒。

达琼喇嘛就这样现身了，不仅仅是我在转山时偶遇的一个普通的朝圣者。他八十一年的人生故事肯定不凡，虽然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渴望知道更多，但他家族的后人们不一定有更多了解。不过我相信他的人生并没有经历过剧烈的跌宕起伏而饱受折磨，这是因为他所在的环境一直还是传统的、原有的、平稳的，而并非像圣山的另一面，短短几十年已是世事反转，天地翻覆，人人命运剧变。

“您拍的爷爷照片是如此具有感染力，加德满都几乎所有的Limi人都看到了，连寺院的仁波切也在他的instagram分享了。”达琼喇嘛的侄孙很开心地告诉我。

注释：

[1]他写的是藏文ཏིལ་གྲོངས་སྟོད།。

[2]他写的是藏文གྲོངས་སྟོད，和英文Drongtoed。

（本文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2052021120153.html，这里有修改）

圣山冈仁波齐是藏传佛教的圣地，被认为是胜乐金刚的道场，呈现于这幅唐卡绘画。（Public Domain）

达琼喇嘛闭关修行的瑜伽士形象。（图片来自Facebook）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二）

81岁的喇嘛达琼在加德满都的藏传佛教寺院。（Limi藏人提供）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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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imi（利米）在哪里？

“扎西德勒（吉祥如意），他是我的爷爷。”有人在Instagram给我留言，头像是一个微笑着的年轻藏人。

我非常惊讶：“世界真小！十八年前，我在冈仁波齐遇见了他。那么他现在哪里呢？”

“感谢你拍了我爷爷，唯色啦，”他用藏人的方式对我敬语致谢，“爷爷现在加德满都的一座寺院。”他传来几张照片，正是那位容貌已老显得慈眉善目的行脚僧，或托着钵走在僧众行列里，或头戴庄严法冠正在修持佛事。

“你们的家乡是西藏哪里？”我很好奇。

“不，”他回复：“不在西藏，在尼泊尔，我们是喜马拉雅山民。”

一时间我没有反应过来，这是因为我一直把照片上的行脚僧认作康巴：“你爷爷是藏人吗？” 

“我们是藏人，但是尼泊尔国籍，自从1961年西藏和尼泊尔划定边界以后，我们这里成为尼泊尔的一部分。”

“你们那里是什么地方？”我似乎看到可以被命名为历史的云雾飘过来。

“Limi,”他说，就好像我知道似的。

“Limi在哪里？” 飘到我眼前的历史云雾变得浓重起来。

“在Mount Kailash的另一面，越过边境就是Limi山谷。”他是这么说冈仁波齐的：Mount Kailash。

“Limi山谷在1961年以前属于西藏吗？”我问。

“这怎么说呢？”他说：“但是爷爷说当时人头税是交给普兰宗的，同时给尼泊尔王国交土地税。”

“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啊。”我觉得我坠入历史云雾中了。而这片云雾是白茫茫的，像一个盲区。我只好用这句话回复，有点想结束这场依靠Google翻译进行的英文对话，然后去恶补这个空白。

他发了一张照片，介绍道：“这是1993年的夏天，从我们的边界看冈仁波齐。你或许听说过有关尼泊尔与中国之间的边界争议，说的正是这里。”

照片上是一位中年仁波切，十分面熟，微微躬身显得谦恭，他身后是缓缓起伏的山坡，大片平坦的山地，绵长如镜子的水泊，连接着比较遥远的圣山，只露出了比较模糊的山顶。当然那形状特殊的山顶，一眼即可认出是所有群山中的哪一座山。

我还是困惑，就说：“我想看看从你的家乡见到的冈仁波齐。”

他说：“只能从边界看，只能看到冈仁波齐的远景。”他又发了一张照片，依然是比较遥远的圣山，隔着一片波光粼粼的湖水。

我不太相信这就是他们所能见到的圣山，又问道：“从你家乡看到的冈仁波齐有这么远吗？你有没有更近一点的照片？”

他却突然问：“这里安全吗？”

我愣住了。这里？Instagram？

“应该是安全的。”我说：“你害怕什么？怕……中国？”

有那么片刻陷入停顿。我等候着，没再继续问，隐隐觉得自己不太礼貌。

“是的，有一点。”他终于回复：“但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我的家乡。尼泊尔政府很穷，我们的所有物资都来自普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怕中国。你看，”他发了一张照片，遥远的冈仁波齐前是大片近乎平坦的山脉，山谷之间有长长的几排房子，像军营又像工地上的简易房：“这些房子是中国人盖的。”

是越过边界盖的吗？我还不知道这些事，尚无法辨察其中的复杂性。我现在需要的是暂停这场对话，赶快去补课。

4、有关Limi（利米）的田野调查

在网上搜寻有关Limi山谷的资料并不多，或者说，以我的能力找到的很少。不过藏学家、人类学家梅·戈尔斯坦（Melvyn Goldstein）的文章《利米半农半牧的藏族语群对喜马拉雅山区的适应策略》[1]算是一个概况的介绍。原文于1974年发表在国际藏学刊物上，中文译文于2002年发表在《西藏研究》上，不知是全文翻译还是节选翻译，文章并不长，但对我认识Limi（利米）这个地方很有帮助。想不到这位以研究西藏近代历史著名的美国学者很早就来这里做过田野调查，容我转摘其中片段如下：

“……利米，位于尼泊尔西北部与西藏交界的一条峡谷。……利米峡谷是卡尔拉利地区的乎木拉区最遥远的地方。峡谷由东北向西南延伸，海拔较高，四周是崇山峻岭，峡谷内部有一条河流，居民讲藏语，分住三个村庄。……从东向西，这三个村庄的名字依次为察安、阿尔之和涕尔[2]；它们的海拔高度依次为3932米、3688米和3871米。

“利米和尼泊尔国内的其他地方有三条小径相连，这些小路当中只有一条完整地穿过尼泊尔全境，……另外两条小路需要经过西藏，一条路线最为重要，因为它通到西藏的普兰。……利米有两条大路与西藏相连。……一年四季畅通无阻。

“冬季，利米基本上与尼泊尔其他地区断绝了地理方面的联系，而利米到西藏的道路全年畅通。从某种意义而言，这种状况象征着利米的居民具有双重的东方国民性。语言和文化上，他们完全属于藏族，但在历史与政治上，早在好几个世纪以前，……利米就和尼泊尔有了联系。实际上，尽管利米在米·卡拉尔时期有向西藏缴纳人头税的传统，但更加重要的是在萨卡拉尔时期，利米要向尼泊尔缴纳土地税。这种别扭的政治实践终于随着1961年中尼边界协议的签订而终止，该协议把利米划给了尼泊尔。

“利米的人口数为791人[3]，最大的村庄是阿尔之，有320口人。察安次之，有288口人。涕尔最小，只有183口人。三个村庄的村民均实行同系内婚。

“利米的生存技术包括农业和游牧式的畜牧业，西藏广大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亦农亦牧的生计模式。……许多家庭都有大群的绵羊、牦牛与马，冬天在西藏放牧，夏天在利米放牧。……利米的牧民具有赶着他们的牦牛群与绵羊群到西藏过冬的传统。这条捷径对于维持他们的生存是必要的。然而，随着1959年发生的事件，突然改变了迄今为止毋庸置疑的赶着牲畜到西藏去过冬的方式。……不能随意越过边界使用西藏的牧场……

“随着1959年的事变，旧的贸易类型遭到实质性的改变。利米的商贩不再获准同藏人自由贸易，商业活动被限制在普兰的商业中心进行。……这样那样的限制严重地影响了传统型的利米-西藏贸易。另一方面，印度和加德满都大批西藏难民聚集的营地成为利米著名的羊毛和木碗的新市场。……无论如何，西藏形势的变化已经给利米带来损失。”

注意到戈尔斯坦提到了Limi木碗。原来享誉全藏的被称作“阿里木碗”或“普兰木碗”的“Phuru”是Limi藏人制作的，属于他们的传统手艺，也是重要收入。而木材特别，取自印度北部的森林，“每年11月间，地里的农活干完以后，三五成群的利米男子结队穿过达曲拉地区来到那里。他们收集木料，制作木碗，度过好几个月漫长的冬季，第二年3、4月间返回村庄。到了6、7月间，种好地里的庄稼之后，他们就来完成木碗的抛光、上色和油漆等工作。1973至1974年冬天，70个利米男子去收集木料，制作木碗，平均每个人带回325个木碗……通常这些木碗或者是由制作者直接运到西藏去出售，或者卖给利米和木古的商贩，他们再拿到印度、加德满都和西藏其他地方去出售。”

据说用这种木材制作的木碗具有消解毒素之效，而且经久耐用，不会开裂，因此价格较贵。除了木碗，他们还用当地的桦树和松树制作其它器具，并运到普兰出售，“换回砖茶、工业品和中国的人民币等商品”。我想起我拉萨家里就有一个“Phuru”，很漂亮，是从阿里转山回来的朋友送的，而母亲家里有好几个，也是亲戚朋友从阿里带回来的，这么说来应该是Limi藏人的手工了。不过就像那位Limi青年说：“关键是印度那片森林的树木好。以前印度人不知道那种树木的用处。现在树少了，印度政府不让砍了。但还是有人砍树，再用来做木碗，不全是Limi人，如今也有尼泊尔人会做。”

遗憾的是，戈尔斯坦的文章没有提及冈仁波齐。对于Limi藏人来说，那近在咫尺的、遥遥可见的圣山，往昔只要想去朝拜，应该是随时可去，除了大雪封山的季节。然而“随着1959年的事变”，Limi藏人就跟他们的牦牛和羊一样，也一定“不能随意越过边界”去转冈仁波齐了。

注释：

[1]见中国西藏网：

http://www.tibet.cn/cn/cloud/xszqkk/xzyj/2002/3/201712/t20171221_5281161.html，译者坚赞才旦。

[2] 正如“利米”的中文音译又写“里米”,“察安”又写“藏”，“阿尔之”又写“瓦尔兹”，“涕尔”又写“梯”。

[3]据了解，如今所有Limi人包括分布在加德满都、纽约及普兰等各地的，约1500人。也有与其他地方的人通婚。

（本文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1222021100521.html，这里有修改）

维基百科对Limi地区的介绍。

直贡噶举教派法王直贡绛衮澈赞仁波切1993年朝圣冈仁波齐。（Limi藏人提供）

在圣山冈仁波齐南面出现的中国建筑物。（Limi藏人提供）

藏在高高山谷中的Limi地方。（图片来自instagram）

我家有Limi藏人做的木碗（唯色拍摄）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一）

2002年朝拜圣山冈仁波齐偶遇的行脚僧，在十八年后又因圣山和疫情而续缘，原来他是圣山南面尼泊尔籍的藏人，修行有成就的喇嘛达琼。照片只是契机，由此延伸的故事更丰富、更复杂：交织但突变的历史，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理标志，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以及更为险峻的当下……我于是写下这篇两万多字的长文，并在此连载。（唯色2002年7月3日拍）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一）

唯色

1、那年转圣山

2002年7月的一天，当我终于足够接近地看见圣山冈仁波齐是什么感觉？许多也曾见到了圣山的人都抒发过各种感受。我也一样，在后来的文字中难以节制地抒情过。事实上当时我们忙碌得不行。面对与众不同的圣山冈仁波齐，心情刹那激动不已，但挨肩接踵地磕完长头后，就忙不迭从背囊中取出从拉萨带来的经幡，还有笔。同行中的那位活佛说要在经幡上写下自己的所求，然后拴在一起再挂起来。我们就各自为营，席地而坐，好像生怕别人看见自己写了什么就不好意思。其实也没什么，我写的是亲人名字，为亲人祈福许愿。不过同行中的那位官员写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他一见我探头，立即用手遮住，让我有点尴尬。他求的是不是功名利禄？我后来猜想过。那位活佛写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相信而不是猜想，他肯定求的是功名利禄。几年后他俩到达了人生顶峰，我们已成路人。当然这倒不是说圣山会满足任何所求，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站起身，开始拍照。我那时带的是佳能相机，什么型号不记得了，是用胶卷来拍而不是数码。这让我很快就后悔了。我正是因为胶卷拍照更优质才带的这种相机，但我把装了十几个胶卷还有糖果、饼干等若干物品的背囊交给了背夫，而她，是的，一个老家是日喀则乡村的年轻女子，居然快步如飞。她只在冈仁波齐跟前等过我。我打开背囊，取了经幡、煨桑枝和哈达，却忘记取几个胶卷，更忘了叮嘱她要不时停下等我，结果她又快步如飞，再见已是在山下终点处。转山沿途的美景啊，我只拍摄了一半就因胶卷用完空叹息，尤其那一座座状如金字塔的山峰接连出现，而当时中国科学家批驳俄国科学家把冈仁波齐周围的山说成金字塔正是报纸上的新闻。我的意思是，我真心觉得那些山峰像金字塔，可惜空空的相机无以为凭。

如今我最后悔的是走得太快了。环绕圣山一圈五十多公里，我们从凌晨5点多至傍晚9点多，约十七个小时就转完了。据说一天转完意味着业力较轻，但很多人主要是外来者都不得不转上两天甚至三天说明业力不轻，于是我就沾沾自喜，后来才觉得谁更有福报很难说。太快无法消化精神的佳肴。应该慢慢地转圣山，慢慢地看风景；慢慢地看风景，慢慢地转圣山；慢慢地转圣山，慢慢地看风景……在这种时候，慢才是提升，慢才会净化，慢才能把磕着长头转山的朝圣者那额头上的伤疤，转变成度母的第三只眼睛。可我以为我有的是机会转山，我许愿在下一个马年——据经典和传说，马年是佛陀的本命年，也是冈仁波齐的本命年，马年转山会积累无可比拟的功德——再来朝拜，而且要夜宿圣山跟前，通宵不眠，凝视与默祷，仔细铭记圣山在星月之夜的绝世之美，却没想到无法实现。

并不是个人的体力或财力所限，而是受阻于不可抗力：我这个异见人士早已成了异己分子，在拉萨的每一个日子都会受到老大哥“全方位、无死角”的特别关照，根本别想得到“边防通行证”。就我恳切得近乎哀求的申请，拉萨的便衣警察是这么回答的：“你想转山？那是奢望！”我只好将我的两串念珠交给从北京和苏州来的朋友，他们要去转山，他们很顺利地办了证件，我就让我的念珠替我转山吧。

2、偶遇行脚僧

幸亏我当时用有限的胶卷拍到了好照片。这么说其实是想说明一个奇迹：我那时在冈仁波齐跟前拍的几张照片，竟然在十八年之后催生了这篇文章。

我是怎么与穿绛红袈裟、戴红色毛线帽的行脚僧偶遇的？或者说，我有没有走过去跟他搭话？不记得了。他是独自转山，一只手拄着一根木棍，一只手拿着一瓶像牛奶的饮料。看上去他就是一个人，并无同伴。我被他的那种说不出来的气度给吸引了。他身形较高，胡须花白，面部轮廓分明，双目深陷有点像异族人，不过我第一眼以为他可能是康地牧人，所以一直觉得他或许来自我父亲的康地老家。我给他拍了几张照片。他没有不愿意，而是眉头紧锁，双目紧盯着我的镜头，神情里似有淡淡的忧伤。背景是圣山冈仁波齐，萦绕着云雾，像献上的哈达飘飘，又像供上的桑烟袅袅。其中一张照片上，他的身后有一头黑牦牛，驮着的行李刚刚放下，朝向圣山的姿态显得恭顺。还有一张照片上，他露出了笑容，颔首微笑着离去，不远处我们那位同行活佛的绸缎长黄袍显得十分浮夸。

那天，我们见到的冈仁波齐是这样的：在一处起伏缓和的平地，冈仁波齐显示的是上部分，两边犹如护卫的山体状如金字塔，土黄色，没有长出超出地表以上的植物，使得冈仁波齐犹如花瓣中的花蕊十分突出。它的几乎整整一面的青色岩层，青色岩层间穿插着由峰顶垂直而下的一道道未融化的雪线，或一道道巨大的冰槽，横贯着一排排阶梯状的线条，形成了类似文字或图案的神秘形状，而那峰顶！那是什么样的峰顶啊！如果非形容不可，我只能说那堆积着白雪的峰顶散发着洁白的光芒，如同不计其数的佛教徒神往的曼陀罗——看看，十八年后描述圣山，我仍然激动不已，仍忍不住要奉上尽量唯美的文字。

我也在那位行脚僧的位置上留影了两张。我的神情就像是被摄魂夺魄，愣怔着，或若有所思着，有一张双手合十，似乎快要哭了，以致于我忘记了与他是怎么告别的。很可能就是依习俗，双手向上轻摇，轻声致谢道别，总之再也没有见到。人的一生中，会有些事情让你念念不忘，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对于我来说，朝拜冈仁波齐的转山之行终生难忘，时常陷入怀念与回忆。冈仁波齐啊就是珍宝中的珍宝，而在冈仁波齐前偶遇的行脚僧总是会浮现，主要是他的眼睛，蕴藏着许多故事的眼睛，让我不禁各种猜测。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形象与冈仁波齐重叠：一个人与一座山，一个朝圣者与一座圣山，这是多么自洽的精神场域。

然而几个月前，没错，正是高原最美好的夏季八月，一位名叫张洹的中国艺术家开着插上了五星红旗的豪车，全身披挂法国名牌如同移动的Dior广告，奔向冈仁波齐山下，用一个裹缠絮状物的酷似新冠病毒的球体，在风中滚来滚去，最后乱糟糟地滚入湖水中的方式，要在所谓的“后疫情时代”讲述所谓的“冈仁波齐的童年”。当看到这个像寺院举行的祭祀舞蹈“羌姆”中扮演骷髅丑角的白衣男子，跳上堆在湖水中的散乱的架子上摆造型，如同目睹一个流氓不知羞耻地闯入圣地张牙舞爪，留下一堆垃圾扬长而去，实在令人愤怒，我于是在社群媒体上批评这种文化帝国主义者的行为，还贴出了十八年前朝圣冈仁波齐时拍的照片，其中就有偶遇的行脚僧的照片，作为属于圣山子民的象征。

但意想不到的是，却有奇迹发生了。

（本文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eise-01052021101926.html，这里有修改）

圣山冈仁波齐。（唯色2002年7月3日拍）

以磕等身长头的方式朝拜圣山的藏人。（唯色2002年7月3日拍）

马年代替我去转圣山的念珠 。（唯色2014年10月拍）

重发诗歌《藏历土鼠年的痕迹》及英译（2008年3月14日十三周年）

 

这首《藏历土鼠年的痕迹》，始于2010年3月14日，在我个人写作史上非常重要，不只是因为长达四年才写完，更在于获得了诗歌意义的“解放”。这张图片是今天上午拉萨大雪，佚名摄影，来自网络。

藏历土鼠年的痕迹

唯色

接下来的纪念日[1]，似乎都能做到若无其事

而那年，看似变局乍现，他冲出去，她尖啸着

更有那么多平日藏在阴影中的无名人氏

抛弃了比谁都逼真的幸福面具

瞬间即永恒：被消灭的，成为国家机密

……清晨，我悄然推开家门

这天，将有多少偶遇，属于藏历土鼠年[2]的痕迹？

我相信，我会看见秘密

一路上：修鞋的，配钥匙的，上山开矿的，下河筑坝的……

多么勤劳的移民啊，早早地

开始了日常生活的烟火，就像满大街的杭州小笼包子[3]

在等候一群群饥饿的淘金者

每个路口，又添了几名穿黑衣的特警

背抵背，绑着硬邦邦的护膝，握着盾牌和枪

至于不计其数的据点、摄像头和告密者，犹如天罗地网

一旁吸烟、斜视的几个男子，将尾随拒绝合作的人

我被两个靠在小店门口的塑料模特吸引住了

各穿一套玫红翠绿的劣质内衣，曲线毕露

脖子上套根细绳，像凄惨的吊死鬼拴在卷帘门上

难道会被谁一把抢走，逃之夭夭？

关于宗角鲁康[4]，依然用母语口耳相传轶事趣闻

我素来沉醉。但今日的此处却让我紧闭双目

一线光明，径直射向作为背景的颇章布达拉[5]

却使插在顶上的五星红旗，泄露凶器的本质

这一线犹如照耀中阴之路的光明啊

希冀的并非来世，反而是无数个前世

于是，被砍光的一棵棵左旋柳[6]在复活

往昔垂挂湖面的大片连绵的经幡重又飘动

而那湖，当然，必须是葱茏环绕的过去之湖

仅仅容纳几条狭窄的牛皮船[7]划来划去

身穿绫罗、挂满珠宝的男女佳人，就像从地狱归来

湖心中的小寺，犹如金瓶似的小山

袒呈着一幅幅如梦幻泡影的壁画却徒留刀痕

是否所有的伤口都被授意愈合？

是否所有的印迹都可以被仔细抹平？

是否在不安中度日的你我仍如从前，一无所求？

黑夜却是倏忽而至，来不及做好心理准备

分明听见一辆辆装甲车碾压地面如闷雷滚动

夹杂着时断时续的警笛和各地口音的汉语令人慌乱

他们似乎是永远的胜利者，明天摇身一变

年长的是不要脸的恩人，年少的是被宠坏的游客

以及旷野上，活割藏野驴生殖器的矿老板[8]得意洋洋

狗也在凑热闹，一个比一个更能狂吠

我不用抬头，也能看见近在咫尺的颇章布达拉

在丧失中保持沉默，在沉默中抗拒丧失

我不必细数，也能铭记从阿坝[9]燃起的第一朵火焰[10]

它不是火焰，而是一百四十一位连续诞生的松玛[11]

我将掉落在地的泪珠拾起，轻轻地，放在佛龛上

2010-3-14，拉萨

2014-6-12，北京

2015-3-10，北京

注释：

[1]即2008年3月10日起，拉萨多座寺院连续发生僧众和平抗议事件，14日民众参与，与此同时图伯特（全藏）许多地方发生和平抗议。拉萨的抗议事件被中国政府以“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名义镇压。

[2]藏历土鼠年即公历2008年。

[3]杭州小笼包子：来自中国南方今已遍布拉萨的小吃店。

[4]宗角鲁康：རྫོང་རྒྱབ་ཀླུ་ཁང་། (Dzonggyab Lukhang ),布达拉背后供奉鲁神（鲁为栖息在江河湖海、森林沼泽、神山古迹等地的各种生灵的总称）的殿堂。汉语称为龙王潭，藏语简称鲁康。

[5]颇章布达拉：ཕོ་བྲང་ཕོ་བྲང་པོ་ཏཱ་ལ།（Phodrang Potala），布达拉宫。建于公元七世纪，属吐蕃（图博）君王松赞干布及五世之后历代达赖喇嘛的宫殿。

[6]左旋柳：拉萨等地特有的一种顺时针方向盘旋生长的柳树。

[7]牛皮船：用牦牛皮缝制成的、呈梯型的一种皮船。藏语ཀོ་གྲུ།（Kordul），发音为“廓”。

[8]2014年8月某日，一汉人男子在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旷野虐杀一级保护动物藏野驴，活割其生殖器的照片披露网络后引发关注和报道。新华社称该男子及同伴被公安部门拘捕，但身份与网友搜索及一些媒体报道不符，当地相关部门负责人的对外说辞也不一样，从之前所说的开矿包铁路的浙江老板变成了陕西某电力公司的电工，引发对虐杀者真实身份的质疑。

[9]阿坝：རྔ་པ།（Ngaba），即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

[10]2009年2月27日，在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扎白以自焚表达抗议。至2015年3月5日本诗完成，在境内藏地有136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41位藏人自焚。（补充：从1998年至2019年11月26日，在境内藏地有156位藏人自焚抗议，在境外有10位流亡藏人自焚抗议，总计166位藏人自焚抗议，包括26位女性，以农牧民、僧尼、学生为多。）

[11]松玛：སྲུང་མ།（Sungma），意为护法神，包括出世间护法神、世间护法神等，具有宗教的意义。

《藏历土鼠年的痕迹》这首诗，2014年由美国诗人、翻译家Andrew Clarke先生译成英文，收录于泰瑞新音乐基金会（Terezin Music Foundation）为“2015年纳粹集中营解放七十周年”出版的这本诗集，与全球数十位诗人共同参与这一表达“解放”主题的项目。

Traces of the Tibetan Year of the Rat

        by Woeser

Each year since, on this day of memories, it looked as if nothing had happened;
But that year, the crisis flared: he rushed out, she kept screaming,
And many nameless ones long hid in shadow
Threw off their lifelike masks of satisfaction.
A moment turned eternal: blotted out, they became secrets of state.

At dawn I stealthily push open my door.
In all I meet today, will there be any traces of the Year of the Rat?
I think I’ll manage to see what I’m not supposed to see.

Along my way are those repairing shoes, making keys, setting out to mine ore or build dams:
Hardworking migrants on their daily round—
Been up for hours, like the Chinese steamed buns awaiting hungry prospectors.

At every intersection stand extra cops (the special ones in black uniforms)
Back to back, girded with shinguards, gripping shields and weapons;
And at countless observation posts you’re surrounded by spies and surveillance cameras,
For to one side there are always a few men smoking and casting glances,
  ready to tail anyone who doesn’t follow the script.

Two plastic mannequins propped in a shop’s doorway catch my eye.
They’re scantily clad in cheap undershirts of gaudy red and green,
With a cord round their necks, as if two poor souls had hanged themselves on the security grille.
Did the shopkeeper think anyone would make off with them?

At Dzongyab Lukhang, often I linger
To drink in such news and gossip as is still shared there in the mother tongue.
But today the scene makes me shut my eyes tight:
In the background, a ray of light falls precisely on the Potala and catches,
Jabbed into the top of it, a red flag with five stars
—The murder weapon, revealed.
That sunbeam’s like the light that shines upon the bardo,
Except our hope’s not in the life to come, but in the lives beyond counting that are gone.

I reach a grove of willows that was cut down and is now growing back,
And the long strand of prayer-flags which dipped to the water now flutters anew;
But this pond must be the lake as it was of old, rimmed with green fields,
And holding but a few coracles paddled back and forth
By young men and women arrayed in silks and jewels, so fine,
As if they’d come back from the land of the dead.
At its center stands a small temple like the words of a song . . .
Dreamlike scenes, as from a mural—but one bearing the marks of a knife.
Is it possible all the wounds have been healed on command?
Can every imprint have been carefully rubbed smooth?
In this disquiet can we live the way we used to, as if nothing were wrong?

Darkness falls swiftly and gives me no time to prepare for it.
A column of 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s gets under way like muffled thunder,
And a babel of regional Chinese accents, punctuated by police whistles, sets me on edge.
They have the air of those who always win. Tomorrow they will be transformed—
The older ones into seniors with gravitas (they have no shame!), and the young ones into jaded tourists.
Dogs join the din, barking wildly.

Without looking, I can feel the Potala is there, a stone’s throw away.
It keeps silent in its loss, yet refuses in its silence to accept the loss.
I remember the flames of a fire first kindled at Ngaba—
No, those were not flames but protector deities, one hundred thirty-five of them,
And they are arising still.

I retrieve a fallen tear and place it gently in the basket on the altar.

Lhasa and Beijing
March 14, 2010 – August 22, 2014

Transl. A. E. Clark

Translator’s Note:

In the years since completion of a high-altitude rail link to Lhasa in 2006, the city has experienced an influx of Han Chinese tradesmen and workers, in addition to the heavy police and military presence which is predominantly Han.

The Year of the Earth Rat, according to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calendars, was 2008. That year, a movement of protest and resistance (mostly non-violent,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March 14 riot in Lhasa) spread throughout the Tibetan areas of the PRC and was forcibly suppressed.

Dzongyab Lukhang is a park in Lhasa, north of the Potala Palace that was once the home of the Dalai Lama.

The bardo, in Tibetan Buddhism, is a state through which a person passes between one incarnation and the next, that is, between death and re-birth.

Ngaba is a county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zone called Amdo, in Sichuan Province. On February 27, 2009, a young monk named Tapey set himself on fire there after authorities cancelled prayers at Kirti Monastery. In the years since then, more than 130 Tibetans have self-immolated in protest. Woeser’s analysis of this phenomenon has been published in France as Immolations au Tibet: La Honte du Monde (Indigène éditions, 2013: transl. Dekyid)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Tibet on Fire: Self-Immolations Against Chinese Rule (Verso, 2016: transl. Kevin Carrico).

Woeser contributed this poem to the anthology Liberation: New Works on Freedom from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Poets (Beacon Press 2015; ed. Mark Ludwig), where this translation first appea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