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纪念埃利亚特·史伯岭

4月8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追思会，悼念悼念中亚研究系教授、长期就任图伯特研究计划主任的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我与我先生王力雄受邀参加。王力雄写了这篇书面发言，由李骏翻译英文并在现场朗读。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纪念埃利亚特·史伯岭

王力雄

2012年6月在北京的合影：从左至右是王力雄、
伊力哈木·土赫提、埃利亚特·史伯岭及我。

今日在座的朋友，都会感觉到史伯岭离去造成的缺失，在这个世界上以及我们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填补的空白。他充满魅力的音容笑貌，智慧风趣的谈吐，对朋友的热心亲善和对小人的嫉恶如仇，都会随他的肉体生命的终止成为记忆，不可再现地离我们远去。但是，他的精神生命却会在这个世界长存，与我们始终相伴。我这里讲的精神生命，不是老生常谈的形容，也不是仅指每个学者都会留下的学术成果——那当然也是他在人类的智慧宝库中留存的精神遗产——我更想强调的是他给我们树立的榜样，如果能因他的去世而被继承，他的精神生命就不但没有死去，且能获得新的生命力。

在史伯岭的精神中，最让我感佩和尊敬的、也是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他对真理的追求。这听起来似乎并不特别，追求真理是天经地义，人人皆可将其说成宗旨。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区别——面对其他的阵营、派别或对立面，体现追求真理是简单容易的，那黑白分明，不言而喻，无需犹豫，反倒人人争先恐后，有时甚至变成趋向极端的赛跑。然而那被追求的到底是真理还是观念认同亦或群体派性，已存有疑问。在我看，恰恰是在面对己方阵营，面对自己支持的事业或是自己所爱的上师时，能否坚持特立独行，拒绝教条，挑战权威，敢于成为异议者而不惜遭受同人非难与被排斥在边缘，而如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所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那样，一切让位于认定的真理，那才是追求真理的试金石。

从爱的角度，异议所体现的是一种远比盲从更深的爱。异议是困难的，爱之愈深，异议更难。没有什么比说赞美和顺耳的话更讨好，更简单和更容易。但是当明明看到错误却不发异议，难道不等于是对所爱的背叛？史伯岭为西藏奉献终生，却不像把西藏当做换取功利饭碗的庸俗学者，或是从西藏运动汲取资源的投机人士，西藏对他是爱之所在，是追求真理之路。我这样断言，也正是因为他的异见角色。对中国当局，他的异见清晰坚定，对流亡一方，他亦发出异议之声。把西藏当饭碗和资源的人要么貌似中立，只谈学术，谁也不得罪；要么选边站队，党同伐异，吃定一头，才是得利最大的经营之道。在那种人眼里，史伯岭的两头不讨好实在是愚蠢而不智。然而，若让我用形象说法描绘什么是追求真理，第一个让我想到的形容正是“两头不讨好”。

“两头不讨好”是最接近真理的位置，因为真理一定是独立的，一定不会被垄断，也一定不是不可质疑和挑战的。我认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是史伯岭精神生命中最可贵也最该被继承的部分。它不仅具有信仰层面的永恒价值，也具有现世层面的现实价值——西藏事业如何才能走出眼下进退维谷的胶着，以及如何避免未来令人忧心的危险，实在需要有更多的人，尤其是“爱吾师”的藏人用这种精神独立地思考，广泛地另辟蹊径和寻求超越。是否能有这样的精神，也许将成为能不能突破瓶颈的关键所在。

对史伯岭最好的纪念莫过于继承他的精神，那将使他的离去不再仅是缺失和空白。当他的精神与生者同在，他也就能通过生者对他挚爱的西藏继续奉献爱与力量。

2017年4月5日

22年了，28岁的11世班禅喇嘛，你在哪里？

今天是这个孩子28岁的生日，我们却不能对他说一声“生日快乐”，因为他在年仅6岁时就被失踪了。

才6岁，他就不见了。中国当局的说法是：他和其他孩子一样，幸福地生活在祖国大地上。

他的名字是第11世班禅额尔德尼·根敦·确吉尼玛，1989年4月25日出生于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嘉黎县，父亲名叫贡确平措，母亲名叫德庆曲珍，他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整整22年了，他在哪里呢？我们的11世班禅喇嘛。

以下是我写的两首诗（英文译者是A.E.Clark先生。第一首诗的原题是《十二月》，与当时听闻11世班禅喇嘛事件的时间有关，现改为《十一世……》），数年来，每逢今日都会重温、再贴……

十一世……

1、
听哪，大谎就要弥天
林中的小鸟就要落下两只
他说：西藏，西藏，正在幸福

愤怒的女孩不节食
遍地的袈裟也在变色
他们说：为了保住这条命

但那一个，啊！
滚烫的血液，滚烫的血液
谁在来世放声恸哭？

2、
乌云！崩溃！
这是我此刻的幻象

我也知道，此刻沉默
就永远沉默

千万张拉长的脸啊
请敞开心扉

那颜色尤为绛红的人
牺牲一次

因为生命之树常青
灵魂，就是灵魂

3、
更大的挫折！
万木从未有过的凋零
小人物噤若寒蝉

那样合拢的双手
却被生生斩断
要填满鹰犬的胃

啊，一串无形的念珠
谁有资格，从肮脏的
尘世，毅然拾起？

1995-12，拉萨

班禅喇嘛

如果时间可以抹煞谎言，
十年是否足够？
一个儿童长成聪颖少年，
却像一只鹦鹉，喃喃学舌，
那是乞求主子欢心的说辞！

另一个儿童，他在哪里？
他手腕上与生俱来的伤痕，
是他的前世，在更早的十年
在北京某个暗无天日的牢房，
被一付手铐，紧紧地捆缚。
而今，渺无音讯的儿童，
是否已经遍体鳞伤？！

如果黑暗有九重，
他和他，身陷的是第几重？
如果光明有九重，
他和他，神往的是第几重？
也许就在黑暗与光明的每一重
他在身陷着，他在神往着......

贡觉松！如此颠倒的人世间，
怎样的无常之苦，
竟在班禅喇嘛的身上轮回示现！

（贡觉松：藏语，佛法僧三宝）
2005-10-12，北京

11th Panchen Lama

1．
"Hear ye!" The big lie shall blot the sky,
Two sparrows in the wood shall fall.
"Tibet," he says, "Tibet is fine and flourishing!"

The furious girl will not bite her tongue.
Everywhere the monastic robe has lost its color.
They say: It's to save our skin.

But that one, oh,
The steaming blood poured out, the hot blood!
In the next life, who will grieve for him?

2．
Storm clouds! Doom!
In my mind's eye I see.

I know if I don't speak now
I'll be silent forever.

Sullen millions,
Lift up your hearts.

He was sacrificed once,
That man of deep red hue.

But as the tree of life is evergreen,
A soul is always a soul.

3．
A worse defeat!
Thouands of trees, blighted as never before.
The little folk are quiet as a cricket in the cold.

The pair of praying hands
Was chopped off
To cram the bellies of kites and curs.

Oh, that rosary unseen,
Who is worthy with a firm hand
To pick it up from the slime of this world?

December 1995, Lhasa

The Panchen Lama

If time can cover up a lie,
Is ten years enough?
A child matures into a clever youth,
But like a parrot, mumbles by rote
The phrases that will please his masters.

The other child, where is he?
The scar-like birthmark on his wrist recalls
His previous life, before, when for ten years
He sat trussed with tight handcuffs
In some Beijing cell no ray of light could reach.
What bruises mar him now,
The child no one hears from?

If there are nine levels to the darkness,
At which one are they trapped - he, and the other?
If there are nine levels to the light,
To which do they aspire - he, and the other?
Perhaps, in each phase of darkness and of light,
Where one is trapped, the other aspires.

Kunchoksum! The world's turned upside down,
That the pain of impermanence,
Of samsara, has struck home to the Panchen Lama!

12 October 2005, Beijing

唯色：不会止于怀念的怀念——忆埃利亚特·史伯岭

4月8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追思会，悼念悼念中亚研究系教授、长期就任图伯特研究计划主任的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

不会止于怀念的怀念——忆埃利亚特·史伯岭

唯色

怀念绵绵无期。距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1月29日的猝然离世近三个月了。我依然记得惊闻噩耗时的感受：难以置信，悲痛万分，追悔莫及……近三个月了。虽然当时的伤情已渐渐平复，但在内心却有一种缺失在蔓延。是的，巨大的缺失、空缺，无法填补，这实在是令人哀伤。

4月8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了追思会，悼念中亚研究系教授、长期就任图伯特研究计划主任的埃利亚特·史伯岭。在场的有国际藏学界的知名学者、埃利亚特·史伯岭的同事及学生，以及他的女儿、他的挚友。我也受邀，以Skype连线的方式第一个发言，如是说道：

我们今天在这里怀念埃利亚特·史伯岭，并非出于普通的朋友之间、同道之间的一种责任或义务，更不是出于尘世间的世人们总是对遗忘的担心。因为，像埃利亚特·史伯岭这样的人，无须出于责任、义务或不被遗忘，才去纪念他，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发自于深深的爱戴和怀念，而聚在一起。我在我的博客上写过，两年前在达兰萨拉由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出版的那本送给他的书：《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Papers for Elliot Sperling》，既是一份表达敬意的礼物，更铭记着深厚的情谊，尤其重要的是，见证了他是一位多么宝贵而稀有的人：智者，善者，勇者，义人……

这本书收录了31篇向埃利亚特致敬的文章，分藏文5篇、英文25篇和中文1篇，令我深感荣幸的是，那篇中文文章是我写的，其实记录的是与埃利亚特交往的诸多片断、美好的或者伤感的回忆。而在座诸位中，一定也有多位朋友写的文章收录于此书。我还没有收到这本书，不过我听埃利亚特说过，在一次藏学会上，中国的藏学家沈卫荣看到这本书，有点不高兴地对埃利亚特说，为什么把唯色的文章放进书里？她又不是学者，她是一个活动人士！埃利亚特就说，这本书里都是朋友们写给我的文章，唯色是我的朋友，有她的文章没什么不对。埃利亚特还说，而且唯色是一个很好的作家、诗人、知识分子。我在skype上听埃利亚特这么对我说，感动坏了。

我想说的是，埃利亚特是一个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的人，他的另一个形象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愈显宝贵，而超乎他作为杰出学者与教授等形象。我在2014年写的一篇散文中这样写过对他的认识：“正如我的藏学家友人Elliot Sperling，尽管他的研究在于图伯特历史和中藏关系，但他同时对图伯特的政治问题、人权问题等现实问题非常关注。他曾这样解释他对西藏问题（他会修正说是‘图伯特问题’）的关心，乃基于对公民社会的根本价值予以认可幷捍卫的立场，而这与民族与国别无关，却因此支持图伯特救亡图存的斗争事业。”我也在怀念他的文字中这样写道：“他不只是学识卓越并具有启发意义的学者，更是一位捍卫人类根本价值的人。他一直以来的行为，正如加缪所说，‘不会止于个人的义愤，又具有对他者的关怀。’”

当然，在座各位都一定比我更了解他，更多与他的接触、与他在一起的时光，更多与他分享过他的生活与思想、工作与事业。所以，我只是从我的角度，以我的方式，在这里向大家讲诉我心目中的埃利亚特。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对失去非常重要的友人的我来说，如同一次疗伤。

想起来，最早其实是在2006年，在一次通过网络连线的视频采访中，我见到了埃利亚特。当时是这样，我依照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完成的图文书《杀劫》在台湾出版，美国之音中文部为此做了一个访谈节目，参加者有我和埃利亚特，好像还有一位藏人学者，但我忘记是谁了。那时我已住在北京，我是去了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来参加这个访谈的。整个过程很紧张，就像是做一件需要保密的事情，再加上我是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更加紧张。那也是我第一次通过视频连线见到埃利亚特，对他流利的中文以及对西藏文革、中国状况的分析，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真正见到他是在2010年夏天（很抱歉，在那本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出版的书中，这个时间我写错了，写成了2009年）。他那次来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呆了五天，我们见过三次：在我家、去胡同，以及送他去机场。我惊讶于他学识的渊博，方方面面，犹如百科全书，更像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令我耳目一新，犹如看见一个辽阔的世界。

这样的感受随着这之后的联系及见面更为深刻。2011年埃利亚特来北京，在北大做了几个月的访问学者，我们经常见面，去了北京好多地方，我最记得的是，他总是肩挎着一个很重的书包。我们聊起天来没完没了，其实我真的是受益无穷。对了，那次他还请我去国家大剧院看歌剧《卡门》。后来王力雄又请他和我的好友，我们一起去看了朝鲜歌剧《卖花姑娘》，非常特别的感受。我们还去了承德参观了“小布达拉宫”，有很多有趣的发现和经历。2012年埃利亚特来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们又一次相聚，那次还见到了寇琳，埃利亚特的女儿，美丽的寇琳。

2013年我的处境很危险，因为我记录、报道、评论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多次遭到软禁在家的对待。那年几乎有半年我和王力雄都处在软禁中。有比较长一段时间，埃利亚特每天上午都会在Skype上呼我，看我是否又度过了安全的一日，然后，他会开心地、大声地用藏语说“亚布热”，又用汉语说一遍：“不错！”

实际上，埃利亚特不只是对我和王力雄这样牵挂，他对身陷囹圄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关心、支持和呼吁，更是世人皆知。

我还要提及一件事。20135月，鉴于中国政府对拉萨老城以改建为名进行破坏的事实，埃利亚特在国际藏学界发起呼吁，有130多位各国藏学研究者联署，在“致习近平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开信”上指出：“此种毁坏……不仅仅是西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将使得“拉萨变成一座21世纪初的旅游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固有的传统文化”，幷要求立即停止对拉萨的破坏。当时，这封公开信由李骏迅速翻译成了中文，发在了中文网络上。我在我的博客上转载过，外媒也报道了。尽管呼吁未能起效，但足以表明中国政府的行为多么糟糕。

结识埃利亚特七年了。我记得埃利亚特给予我的太多帮助，无论大或小。小到甚至一个藏文词汇的翻译或含义。此刻想起令我内疚，竟拿这么小的事情去麻烦他，占用他的宝贵时间，虽然他从不拒绝。大到比如翻译纪录片《对话》的字幕，去年夏天还帮我修订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我关于西藏文革的访谈，那篇英文稿因为是从中文访谈翻译过去的，有很多细节上的问题，实际上埃利亚特等于是重写了一遍，但他从不介意，只要求助他就会援手。总的来说，总是我在麻烦他，而他更多的是提供各种帮助。

结识埃利亚特七年了。虽与他经常聊天、交流，也读过他的一些译成中文的文章，但对他的生平、思想及研究的了解只是概貌，如今这令我深觉遗憾。也因此，我需要提及的是，居住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她也是图伯特问题的研究者和图伯特历史的记录者，她曾于2014年7月在纽约对埃利亚特做过一次访谈。尽管访谈尚不足以概括埃利亚特的经历、思想与学术精粹，但非常重要，比如其中谈到，通过对蒙元时期、中国明朝时期、满清时期的汉藏关系的研究发现，虽然满清的版图上有图伯特，蒙元的版图上也有图伯特，但那种关系跟中国政府所说的很不一样。事实上，蒙元与满清是两个“征服政权”，也即是征服了中国的异国政权。如果西藏真的是属于“中国”，那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明代，因为明代并非征服政权。而在研究了明代的汉文资料和同时期的藏文资料之后，埃利亚特的结论是：明代汉藏关系差不多就是没有关系。另外，埃利亚特还分析了今天的中国人对图伯特问题的态度与立场。他实事求是地批评道：“大多数中国人对西藏问题根本不关心。有些海外中国人支持‘中间道路’，他们不是面对境内西藏，而是面对达赖喇嘛，像一些境外的藏人，像一些外国人一样，他们支持的不是图伯特，他们附和达赖喇嘛，愿意把他看成神。而有些人支持达赖喇嘛则是为了自己的某种虚荣，利用达赖喇嘛的名字光耀他们自己。这样的人不仅境外中国人里有，西方人也有，流亡藏人领导层里也有。”

我同意埃利亚特的观点。为此我不仅将唐丹鸿的访谈全文发布在我的博客上，出于让更多的人了解，尤其是非藏学界的人们了解，我还将这篇长篇访谈做了摘要整理和补充，然后在自由亚洲的中文专栏和藏文节目中做了连载介绍，受到关注。

大家都知道，埃利亚特是个非常幽默的人。2014年夏天，独立电影人朱日坤去埃利亚特纽约家里对他做过一个采访，是因为他之前抵达北京国际机场，不但被拒绝入境，且被中国警察带到小房间拍照、盘问，禁止使用手机，上厕所被跟，被扣留1个半小时，且被修改原机票的返回日期，随后被迫返回。而那几天，我和王力雄因为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北京，被软禁在家，不能出门。朱日坤拍摄了埃利亚特对我和王力雄说的话。他用中文说：“你们看这是我的公寓，在纽约。刚才，拍了一个小视频，讲了我的经验。我还是想念你们啊。我很难过，我们不能直接见面了。我知道你们现在，在这个被软禁的情形之下，你们不大舒服。我希望你们门外的那个，公安大学的学生和国保，都非常、非常地不舒服。希望在门外有好大的蚊子，在咬他们。哈。我希望北京的气候，这几天很闷热！但是我也希望你们在公寓里面，至少有很舒服的冷气。好吧，我还想，我还希望我们有一天会见面，直接见面。再见！”

是的，他一直希望我们有再见的一天。他总是说，“我常常怀着一种希望：有一天能够带你们来看我的故乡纽约。”我有时候称他“格啦”，但他更乐意我直呼他埃利亚特，说我们是朋友，真正的朋友。去年12月22日的中午，是他的深夜，他在skype上给我留言：“我也必须问你们：不但有当局的威胁，现在也有当局创造的环境威胁！怎么能够呼吸？我为你们担心！”是的，那些日子，北京重度雾霾，窗外毒气滚滚，什么也看不见。实际上北京已经经常陷入雾霾中，比如此时此刻又是雾霾天气。今年元旦那天，埃利亚特在Skype上写了这句话：“北京总是有雾霾，是生态灾祸。”

最后我要说的是，（其实我在一个多月前，在纽约举行的追思埃利亚特的聚会上，委托寇琳转述过我的这段话）：“感谢你，亲爱的Elliot，这七年来给予我的帮助和启迪。记得在你送给我的礼物中，有音乐大师、加泰罗尼亚人Jordi Savall的三张唱片，你还特意将唱片上的一段话译成中文发给我：‘没有感情就没有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文明；而没有文明，人类就没有未来。’”

2017年4月21日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转载请注明。）

注：图片转自Facebook。图1是埃利亚特•史伯岭的同道及亲友建立的纪念网站：http://elliotsperling.org/。

唯色：对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2014年访谈的介绍（四）

2012年6月，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在北京与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合影。

对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2014年访谈的介绍（四）

文/唯色

国际藏学界的顶尖人物、藏中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不知疲倦的人权活动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又写艾略特•史伯岭），1月29日在纽约家中去世，时年66岁，遗下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作为与他结识近七年的朋友，我虽与他经常交流，也读过他的一些译成中文的文章，但对他的生平、思想及研究的了解只是概貌，这令我深觉遗憾。幸而居住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于2014年7月27日对他做过一次访谈。尽管访谈尚不足以概括埃利亚特•史伯岭的精粹，但也非常重要，故在此做摘要介绍。

9、如何看待中国说“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访谈中也谈到了新疆问题，以及中国所说的“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

史伯岭教授说：首先，我是这样看的，图伯特和新疆1949年以来的历史，流了那么多血，遭受了那么残酷的统治，经过历了这样的历史之后，他们的未来必须由他们自己决定了。有的人问我认为图伯特是否应该独立？我说，这不是我的事，这是图伯特人的事。当然我还是想像过，如果图伯特独立了，我最大的愿望是，图伯特与中国是平等的、友好的。我希望双方都是民主制国家，我还希望中国人继续到图伯特，当然不是控制经济，而是来旅游，学习佛法，帮助发展。我也希望博巴去中国学习，希望民族学院还继续存在，双方平等互利，两个国家都在联合国有位置。我不愿意看到双方留下仇恨……这是我由衷的希望。我认为，图伯特的未来，应该通过民族自决权来决定。图伯特的历史是一个大悲剧，凭这一点，图伯特人就有权说，他们要什么样的未来。

新疆也是一样，经过了这样残酷的统治，肯定必须由这些人自己，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愿了，在没有专制制度的压力下，他们应自由地说话，这是他们的权利。至于说新疆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当然是歪曲历史。中国说在新疆发现了汉代的文物，这就证明新疆属于中国了。但是，丝绸之路上，每公里你都可以发现什么；在罗马，也发现了中国的古钱币，那就能说欧洲属于中国吗？这是没有道理的。中国这样的说法，跟宣称在南太平洋的权利是一样的性质，但是在新疆的说法更疯狂。近几个世纪以来，新疆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政治背景等，跟中亚有最接近的关系，跟中国却没有什么关系。中央亚细亚民族，他们被并入沙俄帝国的版图，然后是苏联的版图，而现在，他们不再在俄国版图内了……新疆历史是复杂的，不能说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是谭其骧的“历史方法”。历史总是变化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一定是下个世纪版图的形状。

中国以历史上曾经几年、几十年统治过这些地区，就把他们当作中国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这样的认同也是一个大问题，“少数民族”是中国独创的，不是一个自然的种类。什么是“少数民族”？有什么特点？每个民族都是不一样的，可是你看中国八十年代的资料，关于“少数民族”，只有“能歌善舞”、“色彩缤纷”什么的，除此之外，比如藏族、壮族、彝族，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共同特点？语言、文学、历史……都没有共同点。

按照维吾尔人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他们应该是属于中央亚细亚，中国根据他们的当代史，把维吾尔归于东亚文化圈，然而从历史观的角度看，维吾尔是属于中央亚细亚文化圈的。中国官方表述西藏古代壁画的年代、寺庙建造年代、图伯特历史文物什么的，不用公元多少多少年，而是用中国历法，什么唐代的、宋代的。对新疆也是这样，很明显。我们都知道在新疆的原住民，他们的祖先有印欧的、中亚的、突厥的等等，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的语言也是印欧的语言、突厥语等，但是中国的理由是：自从有一个中国汉人进入了那里，那里就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对南洋的领土主张也是一样的，只要郑和到过那个地方，那里就是中国的了，这当然要和别的国家发生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毫无逻辑。

10、关于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

唐丹鸿问道：您为了营救伊力哈木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那么，您也研究“新疆”问题吗？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在“新疆”问题方面的工作？

史伯岭教授说：我对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的状况感兴趣，但我不愿意说自己是新疆问题的专家。伊力哈木·土赫提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你看伊力哈木办的网站“维吾尔在线”是很重要的，有很多关于维吾尔的信息、新疆的信息，就登在这个网站上。我最早关注他是在2009年，他被公安控制了，大家都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我因此在一封呼吁释放伊力哈木的公开信上签了名。但我是在2012年才面对面地认识他，非常高兴的会面，就这样成了朋友。我就请他来美国，到印地安纳大学做访问学者，安排的是2013到2014年，一年。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在机场被抓了，不准他出境。他还经历了好几次软禁。今年（2014年）一月他被抓捕了。从那时到现在（2014年夏天），只有他的律师见到他，只见到一次。他的情况很糟糕，被粗暴地对待，我当然对他的人权状况很担忧。我和伊力哈木常常交谈，我知道他不支持东突独立，再说他的文章是用汉语写的，他的维吾尔文非常棒，但是他用汉语写作，他希望中国的汉人能够通过他的网站和他的文章，了解在新疆发生了什么，中国政府做了什么。他主张对话。正如王力雄说的，伊力哈木并不支持东突独立，在维吾尔知识分子里，他可能是少数不主张独立的。他主张对话，可你看中国政府怎么处理他？说他是分裂主义者，说他赞扬了恐怖活动等等。中国政府如此对待愿意对话和妥协的人物，使维吾尔人完全绝望了。

11、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与巴以问题的相似与不同。

在访谈中，唐丹鸿问起如何看待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与巴以问题，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做了清晰而有启发性的剖析。

他说：这几个问题存在一种相似性，就是错综复杂。有些西方人虽然说支持西藏，但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西藏问题的很多方面。中东问题也是如此，许多人说支持巴勒斯坦，或支持以色列，却并不是基于了解了这个问题的多方面之后。所谓的支持，无论支持哪一方，很多属于一种心态上的因素，跟人和文化有关，却忘记了问题的本性。实质问题是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复杂性。

穆斯林世界也有反犹太传统，虽然并非每个人如此。过去很多穆斯林社会没有对个人的认同，都是认同族群或团体，的确存在过排犹问题。西方世界也是这样，历史上经常发生针对犹太人的骚乱和排犹事件。德国历史上，中世纪的时候就有了“犹太人要发财了，要屠犹，不能让他们发达”的说法。我不是说要原谅以色列现在的政策，我很不喜欢内塔尼亚胡，也不认同利库德的政策。我的意思是，阿拉伯世界的确存在反犹势力，巴以冲突不是单方面的问题。我必须说，我是反对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殖民政策的，而且我认为以色列是可以和阿巴斯对话的，他作了很多妥协，这方面他比阿拉法特还好，但是他却没有获得机会，这是以色列的大过错。

可是有些人没有看见问题的多方面，对哈马斯抱一种幻想的看法。比如在加沙，以色列撤出了八个月后，边界都没有关闭的，哈马斯从加沙攻击以色列，大家对此好像视而不见，可是以色列打了哈马斯，大家就都看见了。这说明外界支持西藏的、或者支持巴勒斯坦的，很多属于一种心态上的因素，跟人和文化有关，却忘记了问题的本性。我还是要强调，说这个，并非要原谅以色列的政策。在西藏问题上也类似，有些人并不真正了解问题的复杂性，比如像我批评达赖喇嘛、批评流亡政府，他们就说“你是反对西藏的，你是反达赖喇嘛的”等等，实质问题是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复杂性。

巴以问题是一个大悲剧，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两个民族都有权利建国。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与巴以冲突却有截然不同的方面。中国不占领图伯特，不占领东突厥斯坦，并不存在汉民族的存亡问题。而巴以问题涉及的是两个民族的存亡，当然应该相互妥协，也应承认两方面各有过错。

现在一般人用脸书或推特，看和接受简单的观点，对巴以冲突或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也简单地看待。现在也有人说“维吾尔人都是恐怖分子”，第一，有恐怖活动当然要承认，但不等于他们争取自由的运动是恐怖运动；第二，不能因为他们中有人使用了某些恐怖的手段，就说所以中国的镇压是正当的，正如巴勒斯坦人也使用了恐怖手段，那并不等于内塔尼亚胡和利库德是对的。另一方面，在以色列社会，有的人反对内塔尼亚胡、反对利库德的巴勒斯坦政策，他们可以示威抗议，有些反对占领政策的军人，就拒绝去西岸或加沙服役，在中国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可是如果你问一般的西方人，巴勒斯坦人、西藏人或维吾尔人，他们谁的情况更糟？他们会说是巴勒斯坦人。

实际上，西方和穆斯林世界仍然存在犹太问题或反犹主义。史伯岭先生对此做了触及各方面的分析。指出，这些人不承认他们反犹，可他们不知道这些话语反映出他们受了某种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认为犹太人是特别坏的。当然如果你直接问他们是否这样认为，他们会否认。在过去他们可以公开这样说，因为那时有反犹的社会基础，他们无所顾忌，现在他们虽然不会公开承认，但其实就是受了反犹思想的影响。

最后，史伯岭一再强调，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可是大家只想看简单的一面。1967年以前，美国人认为以色列是好的，阿拉伯人是坏的，现在又反过来了，很多人喜欢简单看问题。以至于，当跟人解释问题的复杂性时，他们又说“噢，你支持内塔尼亚胡”；在印度也有藏人说“噢你是支持中共的，你批评我们，不批评中共”，也有人说“史伯岭每次都能获得中国签证，他肯定是中国的特务”。这就像有一个疯子说“唯色为什么没有被抓？她肯定是中共特务”，而伊力哈木被抓以前，也有人这样说他。史伯岭教授幽默地说，“现在我被中国拒绝入境了，不知那些说我是中国特务的人会怎么想。”（完）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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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对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2014年访谈的介绍（二）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7/03/2014_11.html

唯色：对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2014年访谈的介绍（三）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7/04/2014.html

English PEN Modern Literature Festival II - Susie Campbell for Tsering Woeser

（转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7zhtY9Y-7Y&feature=youtu.be）

唯色博客：故乡的火焰，及艺术家Ian Boyden的英译

日本艺术家Tomoyo Ihaya（井早智代）为2017年3月18日在康娘绒（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自焚的白玛坚参绘画。24岁的白玛坚参是2009年以来自焚抗议的第152位藏人。 

【唯色按：艺术家Ian Boyden把我的这首诗译成了英文。他还是诗人、作家、译者、雕塑家、书法家、书籍装帧设计师、艺术策展人。曾在中国学习中文、中文书法等，并研究碑刻、学习禅宗。现居美国华盛顿州的圣胡安岛。实际上，我写这首诗也与他有关。因为这之前我们谈到了火、火葬、火的生态，等等。他写道：“……火的生态特别贪食的，吃完了以后只有灰，二氧化碳。我要我的身体变成羽毛、鱼鳞、树叶，等等。这就是一个生态愿望，一个佛教生态愿望。”他建议：“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各自写一首诗，关于‘火的生态特别贪食，吃完了以后只有灰’。写了以后我们可以比较我们的诗，看看我们互相的心的形状。”是的，他也写了一首诗，比较长，分八节，如八瓣莲花。也可以说，我们各写了一首“同题诗”，只是遗憾我无法翻译他的诗。】

故乡的火焰

唯色

三月异样。迟迟不来的大风，

似要遮蔽故乡的一朵火焰。

火焰若明若暗，这是我受限的视角所致。

若在近处，无法靠近，那景象会令人心碎。

更多的房舍毁于无形之手。

更多的祈祷消失在尖厉的外地口音之中。

更多的掳掠和交易从未停止。

流离失所。尘世间的故事过于悲情。

站在二十一层高楼窗前，

犹如置身于二十一世纪的危险时刻，

无须远方，近在咫尺竟已蒙昧不清，

毒气翻涌，难怪这个国度的众生纷纷变坏。

我低头记录着忽起忽灭的火焰。

一朵，一朵，一百五十二朵还不止！

但万籁俱寂，“蘸上墨水禁不住哭泣！”[1]

却又似乎望见：灰烬中，重生的灵魂美丽无比。

2017-3-25，北京

 [1]“蘸上墨水禁不住哭泣！”为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诗句。

Flames of the Homeland

March is peculiar.

The sweeping winds are long in coming,

and dust-filled air obscures a flame

in my homeland.

From where I sit, my view is limited,

the flame bright then dark.
But even if I were nearby

I couldn’t approach it.

To behold such a sight

would break my heart.

Even more houses destroyed

by an invisible hand.

Even more prayers disappeared

in the din of harsh and alien accents.

Even more pillaging and unstoppable negotiations.

Drifting, destitute and homeless.

This world of dust, a story

full of grief.

From where I sit

at the window

on the twenty-first floor of a highrise,

it is as though I’ve placed myself

in a perilous fram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o need to distance myself.

The flames are almost within reach

but obscure.

Outside the window, the poison air

seethes and boils.

No wonder all the living creatures

of this country rot

one after another.

I bow my head to record

my homeland’s flames

that spark suddenly and extinguish suddenly.
One by one by one, one hundred fifty-

two flames and counting, unstoppable.[1]
But there’s not a sound to be heard.

I think of the poet Pasternak,[2]

who wrote “dipping my pen into ink,

I can not help

but cry.”

And I also see this:

in the ashes,

a reborn soul

beautiful beyond compare.

       Tsering Woeser

       March 25, 2017, Beijing

    (translated by Ian Boyden)

[1]The flames in this poem are the flames of Tibetan self-immolators. Since 2008, a wave of self-immolation has swept across Tibet, to date 152 individuals have burned themselves alive, many of them Buddhist monks. The majority of these self-immolations have been expressions of political protest against China’s occupation of Tibet, as well as its oppression and systematic destruction of Tibetan culture. Woeser discusses this topic in her extraordinary book Tibet on Fire (Verso Books, 2016).

[2] This line is from Boris Pasternak’s poem “February” written in 1912. There are many translations of this poem into English, however, they are all quite different from how the poem was rendered in Chinese. So, to this end, I have translate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is poem, as it carries a tone not present in English translations made directly from the original R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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