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必達」 印度的西藏地圖

唯色注：这篇文章，是在数日前读到。因为急于踏上回家的路程，来不及寻找此文的第一篇。。。而此刻，仍在路上，在家园的路上。

「使命必達」 印度的西藏地圖(第二張)

專欄作者：潘美玲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1783



印度幅員廣大，四通八達的鐵路系統之外，十億以上的人員和物資運輸的基礎建設還很不足，火車、公車都儘量塞人，甚至包括車頂，我在南印度親眼見到一台機動三輪車，有人稱為嘟嘟車(auto rickshaw)裝了大小喇嘛十幾人。在印度只要任何可以移動的運輸工具，都被充分利用，到裝滿、裝不下為止。我們習慣高鐵、捷運、公車、當然還有摩托車等工具，臺灣的郵政體系，宅急便、還有超商網上訂購甚至24小時內取貨的便利服務，除了過年、國定假日之外，移動和傳遞基本都能有效地進行。但對在印度的中下階層的人而言，如何經濟而有效率地移動，或如何將物品運送到目的地，是日常生活的戰略，像是搶票、爭位子般的鬥爭，或者共乘、搭便車等順便互相幫助的資源分享。

對流亡藏人而言，規劃、利用/挪用各項連結，是在印度生存很重要的一項技能。作為田野研究者的我，也成為他們傳遞物品的環節，行李裡面都有一個「快遞專區」要使命必達的物件，將東西直接送到指定人的手中。基本流程如下：

為了研究流亡藏人在印度的毛衣貿易，我必須走訪到藏人設有毛衣市場的印度城市，每一次的田野旅程都是新的開始，規劃路線，解決交通和食宿問題。最好的情況是找到在當地的藏人的接應，從台灣延伸到某個印度城市進行網絡動員，下田野之前，對在台藏人或藏傳佛教徒四處打聽，找人介紹當地可以幫忙的人，就在風聲散佈之際，有效的線索進來的時候，就會有人請託幫忙順便帶東西到印度去。

這個過程印證了六度分隔(six degree of separation)的小世界理論，也就是找到合適的六個人，不論妳是誰，或在世界哪個角落，都能和世界的任何一個人產生連結，也浮現出從台灣到印度各種民間的網絡關係，幾趟下來帶過形形色色的物品：


例如幫忙帶過藏人歌手葛莎雀吉在台灣首度發片的《度母化聲》數十片音樂光碟到達蘭薩拉，順便廣告一下，該專輯還在台灣入圍金曲獎第十七屆「最佳傳統樂曲專輯」；至於最重量級的紀錄是台灣有機豆腐業者託付，各達十公斤的凝結劑和發泡劑，這是台灣業者發心協助南印度藏傳佛寺成立豆腐工廠，增進他們素食飲食的多樣性和蛋白質營養，由於尚屬草創階段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原料，品質也不穩定，還是得依靠台灣的原料，所以這批生產豆腐的藥劑，關係到接下來的幾個月，整個佛寺數千人新鮮豆腐的供應。而為了使這些白色粉末不會在印度入境時，被海關誤認為毒品，還費了一番周章請化工行出證明，以免自己成為小說《項塔蘭》裡面的人物。


至於幫忙帶錢是很普遍的，像是藏人朋友Tashi熱心幫我介紹住在Shimla的舅舅，協助我田野的安頓，還很台灣地拿出美金100元，要我到Shimla見到這位「只通過電話但從未謀面」的舅舅時，幫他送出這個紅包，而我也帶回來舅舅的照片，讓Tashi知道舅舅的長相。也幫台灣的佛學團體帶過數千美金的捐款，給印度某個學校。歷年來一群台灣的佛教徒都到這個由義籍人士創辦，專門收容印度窮苦兒童的學校擔任志工，但他們覺得所做有限，不如將機票錢省下來，直接捐給學校，正在苦惱不知如何將錢送到時，透過朋友正好知道我要到該地作田野，有這種做好事的機會，當然也是「使命必達」。

通常我都知道幫忙攜帶物品內容，去年到印度的田野規劃了幾個地方，最後一站會到達蘭薩拉，台灣達賴喇嘛基金會秘書託付一個小包裹，要親送到達賴喇嘛法王辦公室，我也不便多問，但總是有許多想像，到底什麼重要的東西，要我們親手交過去，護送這種「最高機密」，那我們不就成了007影片中的角色了嗎？一路上戰戰兢兢小心保護，終於最後交到法王秘書的手中，達成任務，也解除了心裡的壓力，最後還是忍不住問了包裹的內容，謎底終於揭曉：「硃砂印泥」，是法王正式用印時要使用的文具，這種印章文化的用品，印度找不到的，而由海外單位協助提供。

既然是文具用品，為何不直接用寄的，算算我們在印度一趟下來直到「使命必達」，時間和國際郵件沒差多少，就官方單位而言，這種包裹的郵資絕不是問題。但藏人確實傾向請人幫忙帶東西，以關係網絡傳遞物品，請人帶錢的情況也很普遍，直接的理由是省去匯款的手續費或郵費，但背後透露的是「信任」的問題。印度的郵政系統並無法得到藏人的「制度性信任」，多數藏人無法成為印度的公民，難民的身份不能在印度的銀行開戶，也經常面臨印度官僚重重關卡的刁難，於是各種社會網絡成為解決問題的途徑，成為親朋好友的義務。


有人對印度社會的評論：“It is late but never too late, it is wrong but never too wrong”，用在郵政系統也很貼切。當在台灣收到由印度寄來的包裹，耗時至少三個星期到一個月的時間，最外層被仔細地縫上白布，並有數處紅色的封蠟章(火漆印)，足見這個郵政系統的歷史和「時間感」。在紀錄片《達賴喇嘛十問》的開始，導演到了印度，卻不知道要怎樣聯絡到達賴喇嘛約採訪時間，導演的印度司機建議：「可以寫信給達賴喇嘛約時間。」但導演說：「我不信任印度的郵政系統。」司機說：「喔！這裡是印度，你可以寫email給達賴喇嘛！」，的確，通訊科技的進步超越了許多障礙，使溝通更直接，作家唯色在「看不見的西藏」部落格中提到，藉由視訊沒有護照的她在西藏境內得以晉見達賴喇嘛：「我流了很多很多的淚。當我以藏人的方式磕了三個頭，默頌祝禱文、手捧哈達跪在電腦跟前，淚眼朦朧中，看見尊者遙遙地伸出雙手，似要接過哈達，又似要給我加持，我無法用言語來描述內心的感受….」科技的進步讓人們可以利用手機和網路，但唯色還是無法親手將哈達獻給達賴喇嘛。

於是在印度的流亡社會中，空間的移動都不再是個人的事，停留或拜訪哪些地方，或要去見哪些人，也不再是個人完全單獨自主的決定，因為在執行「使命必達」的任務中，既有的網絡被動員，我們的網絡也被延展，台灣到印度的田野之旅，拜訪的地點或遭遇的對象，看似巧合卻又如命中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