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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之一页。 |
为杨海英书作序：是悼亡之书，是悲忏之书（二）
——洋刀下，藏人的鲜血“将白雪染成了黑色……”
唯色
5、
当今中国的一位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是辽宁省作协副主席，他的父亲曾是蒙古骑兵一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被清洗出军界”。不过这位作家倒是带着褒奖的口吻在文章中写道：“内蒙古骑兵在结束40年代末的战事后，60年代初期去另一个少数民族区域青海，成功地剿灭了那里的战乱。”【1】请注意，他说的是“成功地剿灭了那里的战乱”，没有半点反思和曾经为虎作伥的罪疚感。
杨海英先生的父亲也曾是骑兵第五师的士兵，“因‘出身剥削阶级’，在1957年末遭到‘扫除’，回到了家乡，因此，并没有参加1958年的西藏远征”。杨海英先生与父亲有这样的交心：
“没能够去西藏打仗您觉得怎么样？”，我曾多次这样问过父亲。……
“我无法忍受杀害同为少数民族的藏人。然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如果没有被除队，我应该也会去完成任务吧”。父亲每次都是同样的答案。大多数骑兵或许也是这样的心情吧。
“参加青藏‘剿匪平叛’任务”的蒙古骑兵当年就感到不安。
“……我们追剿俘虏了藏人后，才发现藏人和蒙古人一样过着游牧生活，无论气息还是装扮几乎完全一样。说实在的，我感到了困惑，我们到底在和谁作战。后来，我的亲戚在1990年代到青海省参拜寺庙时，受到了指责：‘你们蒙古人做了罪孽深重的事情’。确实，我们犯下了罪行。” 朋斯克忏悔地回忆道。
“……我们追剿俘虏了藏人后，才发现藏人和蒙古人一样过着游牧生活，无论气息还是装扮几乎完全一样。说实在的，我感到了困惑，我们到底在和谁作战。后来，我的亲戚在1990年代到青海省参拜寺庙时，受到了指责：‘你们蒙古人做了罪孽深重的事情’。确实，我们犯下了罪行。” 朋斯克忏悔地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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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 之一页。 |
当战死两百人的蒙古骑兵班师回朝，迎接他们的虽然先有鲜花、锦旗和军功章，但不久就被全体解除武装，卸甲归田，至文革爆发则遭大肃清，与成千上万的族人经受灭顶之灾。以致于，“许多蒙古人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对其实施的大屠杀理解为‘因果报应的天罚’。蒙古人反省，‘蒙古人和藏人本是如一家人般的关系，但蒙古骑兵却在1959年为了中国共产党而屠杀了藏人。所以遭受了天罚’。”也就是说，本是蒙古民族精英人物、天之骄子的蒙古骑兵，最终的角色却是充当害他亦自害的悲剧佣兵。
杨海英先生以真正的勇气和良知，“基于必须对藏人道歉的心理，背着沉重的民族的忏悔而写”的是一部悲忏之书——悲忏三千多蒙古骑兵被当成佣兵来杀戮“与蒙古草原的游牧民过着同样的生活，同样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们”。2010年12月的一天，他在西宁探访了一户玉树藏人家庭，希望“听一听被镇压的一方藏人的说法”，这段描述让我动容：
钦彦回忆道，“老人们说，最初只有中国人步兵打进来占领村子，但无法完全制服藏人，所以叫来了蒙古人。蒙古骑兵到达后，首先歼灭了以曲麻莱县的巴干寺为据点的藏人起义军。那座寺院也在战火中被破坏了”。
在此次巴干寺的战斗中，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央玛珍措一家只剩下兄妹俩，其余家人全部遭到杀害。作为蒙古人的我，与蒙古骑兵的受害者这样面对面的接触还是第一次。央玛珍措用西藏风味的奶茶招待了我。她的哥哥达瓦策仁也静静的坐着。我做笔记的手发着抖，没有勇气直视兄妹俩的眼睛。在他们面前，毫无疑问，我属于加害者。
6、
同时，我也开始反思。反思为何我对这段历史知道得这么少？如果不是读到这本书，如果不是听到有良心的蒙古人说起，身为藏人的我们，对自己民族的悲惨史又知道多少？
是的，蒙古骑兵被派遣“入藏参与镇压”的历史，似乎被刻意掩盖，因此难以被人所知。其原因，杨海英先生的分析是：“第一，将生活在‘世界屋脊’的藏人，从‘比中世纪的欧洲更为黑暗的封建农奴制’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幸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是中国的‘正义’之举。他们不愿将‘正义的军功’让给与西藏同样的‘野蛮人北狄’蒙古人。加之虚荣心也在作祟。中国人步兵在面对藏人游牧民时，陷入了相当艰难的战争中。出于无奈出动了蒙古人骑兵。……第二是善意的解释。中国人害怕，如果暴露了‘使少数民族互相残杀’的阴谋，会使持续至今的民族问题变得更加激烈。当局者也很清楚，中国共产党员利用了支那历代王朝使用的‘以夷制夷’的手段，绝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要从网上搜到有关蒙古骑兵进藏“剿匪平叛”的信息，少之又少，基本都是一句带过。有篇博客短文《骑兵第五师参加青藏平叛战斗记实》【2】，相比算是比较详细：“1958年初夏，我军总参谋部命令骑兵第五师派出两个骑兵团赴青海参加平息叛乱。内蒙古军区于6月初向骑兵第十三、第十四两个团下达了临战准备的命令……基于民族地区和骑兵特点因此决定骑五师参战”，“主要是在青海南端与西藏衔接的很大一块地区……藏民都是佛教徒，户长都是活佛，统治力、号召力很强，群众觉悟很低。该地区是守猎游牧业区，和蒙古族一样善于骑马打猎”，“决定八一（即1958年8月1日）战斗打响。两个骑兵团第一仗打卡纳滩，骑兵第十三团改叫31部队，骑兵第十四团改叫41部队”，“经过历时近三年的剿匪战斗，骑兵第师参战的骑兵第十三团、骑兵第十四团克服重重困难，英勇善战，圆满完成青藏剿匪任务。于1961年胜利回师，归建内蒙古军区。”
事实上，当时除了动用蒙古骑兵“以夷制夷”，伟大、光荣、正确的“解放者”还成立了藏民团、彝民团、新疆民族团来对付各自所属民族。网上找到的一篇官媒文章：《揭秘我军第一支藏族部队：平叛劲旅“藏民团”》【3】，开头即写道：“1950年9月，中共中央西南局给西康区党委的复示‘在军事上如果条件具备，创造一个由我党干部及先进分子掌握的藏族武装是必要的，这个武装属于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待遇与解放军相同。它既是军队，又是生产队，培养干部的学校’。”其中还写道：“藏民团在平叛战争中始终是劲旅、骨干部队之一。……1957年为适应平叛需要新建的骑兵营……藏民团的同志生长在那里,自小会骑马，语言通，习性同，气候适，生活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记录的辉煌战役中，如发生在1959年4月6日至7月21日的“石渠色达战役”，“我方投入兵力”包括的就有藏民团、西藏骑兵团、兰州军区骑一师等，而“叛8000余（人），相邻县叛2000余（人）”，战役结束后，“歼敌”都是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看今天的中共官媒，满目皆是幸福藏人，看不出幸存者的苟活卑屈。恰如曾经生活在共产极权下的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所著的《论小丑》【4】中所说：“……前前后后发生的一切都一再提醒我，我生活在一个畸形变态的社会里，一个方方面面都被不同程度污染的世界。”而“我们必须知道，在公开场合表达普通正常的思想是多么困难，我们还应该知道，真正能够这样做的时间少之又少。虽然已经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危险，人们还是不能简单直接地说出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而与之相对的是，官方的谎言无耻地占尽了人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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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学家、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教授Elliot Sperling先生的一篇文章《死亡统计》（The Body Count）【5】发表于2012年9月，指出“在大约1950年到1975年期间，图伯特是否存在群体死亡事件是一个无需争论的问题……由于无法自由获得中国方面的纪录，精确的死亡数字也因此不得而知。但是发生大屠杀的事实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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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5月，在囊谦县发现的乱葬坑。 |
文章所附的三张照片是大屠杀的证据，记录了在康囊谦（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发现的乱葬坑：白骨成堆，怵目惊心；由当地藏人拍摄于2012年5月，并被当地藏人揭露是1958年遭屠杀的藏人僧俗遗骸。而这样的乱葬坑不止一处：“在玉树州的另一个地方，巴塘附近的草原上，更多同样的情形出现在一个房屋建设项目的开工现场：三处满是人类遗骸的乱葬坑。据讲，在这些乱葬坑里有些遗物还没有完全腐烂。坑中还有一些遇害者被扔进坑时所穿的衣服的残片：有俗人的衣服也有僧人的袈裟。有些死者的长发还历历在目。一些老者说，这些乱葬坑也是1958年留下的……”
另有1982年中国在人口普查后绘制的“性别比例图”，结果呈现的是，如文章所写：“在整个图伯特高原普遍的存在男女比例失衡，而事实上，唯一能解释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只能是暴力斗争。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伯特高原是范围最大的一片突出地呈现为红色的区域，在这个地区女性人口数量一直高于男性。”但是，“发生在图伯特的集体死亡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极少被提及，至少在官方层面一直如此，而且即使提到也只是为了否认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跋热·达瓦才仁在《血祭雪域》一书的前言中也写道：“即使是我的家乡，根据《中国人口·青海分册》记载，在战争结束后的1964年，六县总人口比战前的1956年减少23%，相当于损失所有的成年男性。”
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在与康和安多地区的族人谈及过往现今时，年长者总会提及“阿居阿皆”（藏语意为1958年）或“阿皆”（藏语58年的简称）。1958年前后，中国军队在整个图伯特尤其是康与安多制造的灾难，深深刻在他们的记忆里，连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也被说成“阿皆”。“阿皆”是所谓的“解放”之后一切灾难的集合，堆砌在乱葬坑的白骨中或许也有这个名为嘉央益西索南确珠的遗骸——如《死亡统计》的最后一段：“他是拉布寺的第三世阿丁祖古……据我们所知，他生前在安多地区致力于弘扬佛法；和他的前世一样，他在拉布寺的一个属寺驻锡传法，信徒众多。后来，在1958年，在他24岁的年纪上，一切戛然而止。他死了。”
这位年轻的转世喇嘛是怎么死的？是死于解放军空军的驾机轰炸，还是死于解放军步兵的机枪扫射，还是，死于解放军骑兵也即蒙古骑兵的挥刀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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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军刀在图伯特康区。（日本游客拍） |
数月前，北京酷暑炎夏的一天，我收到居住大阪的燕子发来的一封邮件。燕子即刘燕子女士，作家，中、日双语译者，是杨海英先生《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的中译本译者，并将我和王力雄的书译成日文。邮件里附有多张照片，是一位日本学者2015年初在图伯特康区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旅行时，在一座位于偏僻村庄的萨迦派寺院，见墙壁上悬挂着各种刀具和猎枪——此乃千百年来图伯特各地民众将刀枪交给寺院表示不再杀生的传统——其中有一把形状优美的日本军刀，已显脏污的丝带缠绕的刀柄透出十颗五角星，真皮包裹的刀鞘露出一截刀刃似还残留血迹，而问询僧人，皆不明来历。难道这是1958-1962年蒙古骑兵杀戮反抗藏人的武器吗？
关于俗称洋刀的日本军刀，杨海英先生在书中有这样的描述：
“洋刀在制作上有甲乙两类。甲种是骑兵使用的，长90厘米，乙种适用于骑兵以外的兵种，长75厘米。在1930（昭和5）年，做了进一步改良，将刀身缩短，刀柄变长，调整了重心的位置，并增加了刀身的宽度和弯度，提高了砍切的性能。外观上也取消了以前欧洲式的装饰，全部改成了传统的日本刀样式。
“洋刀很完美。特别是一号刀的刀刃很锋利，无论用过多少次都不会卷刃。手如果不小心碰到，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刮破流血。在战场上只要能巧妙地配合使用自己的力量、战马的势头以及洋刀的利刃，就能轻易取敌人首级。不能胡乱舞刀，要用巧劲。这需要与生俱来的才能。
“‘日本洋刀不是任凭蛮力砍杀的武器，要巧妙地配合使用力气，在刺中对方后轻轻划过。’这是蒙古骑兵从日本士兵学到的知识。日后，他们挎着洋刀挺进青藏高原，在马上比日本武士更运用自如地挥动洋刀。”
实际上，杨海英先生的这部书——《洋刀挥舞在图伯特：蒙古骑兵现代史》【6】不只是一部悲忏之书，它更是一部悼亡之书——悼亡为追求民族自决而玉石俱焚的蒙古骑兵。并且不止于此，更深入地，“以‘日本洋刀’和‘骑兵’为历史线索，围绕蒙古和西藏的悲剧，进行多层面的叙述”，因此，“这本书不仅是蒙古人和西藏人的历史，也是日本人的历史”，“是蒙古人和日本人在20世纪所经历的近代化的历史”。
只是与世无争地生存于高海拔的藏人很无辜，如同无依无靠的牦牛一般被强大的国家机器宰杀或凌迟。洋刀固然制作精良，又具备某种美学价值，然而再好、再美也是杀人夺命的武器，甚至一把流落在图伯特民间的洋刀，几十年的岁月流逝都抹不掉令人心寒的血迹。我不禁想起书中的一段描述，多么残酷又悲伤：
“蒙古骑兵疾驰雪地，包围了昂索寺。从四川来的中国人步兵部队也到达了。中国人步兵团一手握着手榴弹，一手握着手枪冲进了寺里，却被僧侣们击退。深夜，寺庙因炮击遭到破坏。骑兵们鞭策战马冲向从寺院跑出来的僧侣们。洋刀在星夜中闪着光芒，藏人僧侣们的鲜血将白雪染成了黑色……”
2016年1月1日，于北京
注释：
[1]摘自鲍尔吉·原野散文《掌心化雪·骑兵流韵》:
[2]《骑兵第五师参加青藏平叛战斗记实》，见:
[4]《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诺曼·马内阿著，章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6]《洋刀挥舞在图伯特：蒙古骑兵现代史》为原书名，2017年4月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时，定名为《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
（本文转自自由亚洲特约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