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央诺布：夏格巴和西藏历史的觉醒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译者：John Lee

原文发表时间: December 6th, 2011

原文网址：Shadow Tibet

英文版《十万明月：高阶西藏政治史》封面

感人肺腑或激动人心通常不是学院派的写作风格，不过凡事总有例外。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所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恐怕是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同时又因其叙事明晰、讽刺尖刻、行文优雅而成为一部文学经典。这部作品唤醒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视角观察古代，尤其是从与宗教体系发展（特别是基督教会）的关系角度。它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一部代表性著作。

孜本旺秋德丹•夏格巴所著的《高阶西藏政治史》所涉及的事件、地点、人物，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来说显然没有如此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尤其在中国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的鼓噪在国际上铺天盖地的时刻，西藏问题已被付之阙如，似乎看上去比古代君士坦丁堡竞技场里的一场战车竞技还要遥远和无足轻重。

但是，在不卑不亢的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地中，夏格巴的历史应该被看做是一部振聋发聩的力作，它让藏人看清了他们的历史过往，唤醒了被共产党的宣传和思想控制（洗脑）系统近乎行之有效地抹煞的历史记忆。

极权主义治下的西藏历史

在中国的极权统治之下，藏人曾经被迫接受强制灌输，这种灌输运动让他们相信在1950年被解放军“解放”之前，他们除了关于农奴制【1】和如何野蛮的零星记述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历史。除去日复一日接受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和心理灌输，所有人在差不多20多年（从1959年到1980年代初）的时间里，时不时经受着饥饿、劳改、酷刑、处决和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的折磨，这些群众运动愈演愈烈终成那场野蛮化和毁灭性的“文化大革命”。到毛泽东死去的时候，藏人已经在文化上、知识上和精神上沦落到了近乎“紧张性精神病”的状态。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代里，也有些小道消息和零零碎碎的故事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西藏之外，但充其量也只是些模糊不清和零星的信息。不过，随着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初少许的开放，流亡首都达兰萨拉终于开始得到关于西藏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可靠消息。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西藏内部的人们终于被许可与海外的亲戚朋友进行交流。

一位流亡政府官员【2】从他的一位在四川省担任共产党高干的堂兄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这位干部参加了一个高层特别会议，会上讨论了夏格巴“伪造”的西藏历史。他听说“达赖反革命集团”（藏语：talé lokchoe shoga）在印度出版了一本非常危险和颠覆性的书。他请在印度的亲戚托付可靠的人秘密地给他寄一本。

这样那样偶然的事件让流亡政府意识到西藏内部的人希望读到夏格巴的历史著作。当时这本书由西藏文化出版社（Tibet Cultural Printing Press）在达兰萨拉印制。价格便宜但印刷和纸张质量都非常不堪。由于是厚厚的两卷本，因此也不便于以比较隐蔽的方式流传。不过还是有很多套被通过各种方式偷偷带进西藏。有人告诉我，为了便于在西藏内部流传，这本书后来合并为单卷本在日本重印。重印时专门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轻质纸，字体和开本也都进行了很大幅度的缩小。

后来几年，在与刚刚逃出西藏读过这本书的其他一些人交谈时，我获得一个明确的印象，就是夏格巴的这部书不仅仅是具有信息和知识上的启蒙功能，甚至还可能具备了一种心理治疗功能。一位从拉萨来的人这样描述他读了夏格巴的著作之后的感觉：“就如同从睡梦中被唤醒”（藏语：nye saypa nang-shing jhe song）。西藏著名学者、转世喇嘛Rakra Thupten Chodhar，在一首赞颂夏格巴历史著作的诗中写道：“你吟唱着我们历史的纯洁颂歌，将众人从沉睡中唤醒。”

神经病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1973年在他的回忆录《睡人》（Awakenings）中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嗜睡病（昏睡型脑炎）患者的故事，这种传染病导致患者终生处于一种怪诞而高度精神紧张的状态中。萨克斯当时在一家专门针对这种患者的长期护理机构工作，他使用一种新药“左旋多巴”奇迹般地将他们从数十年的“沉睡”中唤醒。从这个意义上讲，夏格巴的著作成了藏人文化和精神上的“左旋多巴”，他们虽然在共产中国的统治下得以幸存，但是精神上却因那样的经历而遭到重创。

随后几年，境内藏人重新开始写作关于他们的历史、文学、文化和其他方面的作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这些作品总体上的高水准，还有这些流出西藏的书籍、杂志和文章是如此丰富多彩。要知道当时的政治高压气氛和政府审查虽然没有以前那么严厉，但依然成了西藏精神景观长时间的特色（只是在程度上或许会有些变化）。或许，把夏格巴的历史著作说成可能像种子般的精神鼓舞是不会太离谱的，至少也是西藏巨大的精神和文化能量得以释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高阶西藏政治史》

所有学习西藏历史的学生，尤其像我这样很遗憾地觉得读英语要比藏语来的容易的人，一直热情期盼着夏格巴两卷本《高阶西藏政治史》英文版（最初在1976年出版了藏文版）的出版发行。当然，我们手里已经有了耶鲁大学出版社在1967年出版的英文单卷本《西藏政治史》（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毫无疑问，这已经是我们能够读到的最为全面的西藏历史的单卷本著作。

尊者达赖喇嘛为1967年版《西藏政治史》题词

尽管如此，由于《高阶西藏政治史》出版于1967年耶鲁版《西藏政治史》的9年之后，作者有充足的时间不仅可以对原来的作品进行修订、勘误和更新，还可以对内容进行大量的扩充。这两部著作的结构相当接近，但是《高阶西藏政治史》包含了大量更为详尽的细节和资料。《高阶西藏政治史》从容不迫的写作速度使得夏格巴可以对他掌握的各种原始材料进行详尽阐述，甚至可以时不时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一些特定的日期和事实上将这些材料进行对比，这非常有助于读者领会西藏历史写作的宏大和多样性。

长达100多页的第一章是关于“西藏的起源、文化和传统”，这一章本身就是一本关于西藏文明的内容充实的教科书，提供了大量让人震惊的宝贵资料，甚至当今有关这些课题的研究专家依然可以发现其中的价值。在这一章的众多段落中（当然所有的段落都令人着迷），“首都拉萨”是我最喜欢的一节，在这一节中夏格巴详细记述了（拉萨）每一处主要的庙宇、寺院、清真寺，教堂（过去的）、佛塔、公共建筑、法庭、纪念碑、玛尼堆、市场、道路、街巷、桥梁、水坝、运河、泉水，甚至记述那些高大的经幡柱（塔钦，藏语dharchen）的历史，它们在昔日的拉萨是广为人知的地标，就如同被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所毁的伦敦著名的孔希尔区（Cornhill）的五朔节花柱。

只有真正的藏人才会如此，夏格巴按照与佛教吉祥八宝（藏语，tashi-ta-gye）奇迹般的相似度来描述拉萨景观中各种各样的显著特征。而这些对于所有的藏人，尤其对于那些虔诚的朝圣者来说，都是他们对圣城的神圣（地理神秘主义的）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描写“拉萨的居民，无论来自上层、下层还是中层，都非常悠闲”时，他也没有忘记那些无处不在的乞丐，还记述了他们如何在上午乞讨食物，然后在大街上唱歌，而到了晚上便喝的醉醺醺，他认为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花费笔墨引述这些是为了让读者感觉到夏格巴对西藏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涵养，他传统的、非西方的视野，以及他的著作所贯穿的那种幽默和人情味。

关于英文翻译

这部著作英文译本的全名是“One Hundred Thousand Moons: An Advanced Political History of Tibet, by Tsepon Wangchuk Deden Shakabpa an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Derek.F. Maher”（《十万明月：高阶西藏政治史》，作者：孜本旺秋德丹•夏格巴，翻译和注释：德里克•K•马赫）。这部著作由“博睿西藏研究图书馆”（ Brill Tibetan Studies Library）于2010年在莱顿（荷兰）出版发行，马赫先生对原著进行了精心转译，他在东卡罗琳娜大学（East Carolina University）任副教授和宗教研究项目主任。

译文当然还存在些瑕不掩瑜的错误，比如：“mepo dhampa甘地”不应该翻译为“祖父甘地”。因为“mepo dhampa”一词在藏语中通常的意思是“创建者”或“国父”。而“锡金总督（The governor of Sikkim）查尔斯•贝尔爵士（Sir Charles Bell）来到拉萨并代表印度大使（the Indian Ambassador）递交了一封信件”一句应为“锡金政治代表（The Political Officer of Sikkim）查尔斯•贝尔爵士来到拉萨并代表印度总督（the Viceroy of India）递交了一封信件”。在“Annual taxes which Castle and estates had to pay…,”（城堡和庄园每年必须缴纳的税收……）中，应该用“district”或“district headquarters”代替“castle”。藏语中的“dzong”（宗）包含有castle的意思，但不是在这种语境下。“British government owner of India”一词应该是“government of British India”。还有，藏语“Makchi”的意思是“commander-in-chief”（总司令）而不是“minister of defense”（国防部长）。

马赫对夏格巴使用的一些缩略语的理解有些问题，当然即便是地道的说藏语的人，如果不熟悉原词，对这些缩略语也会感到费解。比如，马赫将藏语“dochi”翻译为“Do governor”。而这个词实际上是“do-may chikyap”的缩写，即“the Governor-General of Eastern Tibet（东藏总督）”。同样，马赫应该将“do region”翻译为“Eastern Tibet（东藏）”或“Kham（康）”。而马赫将夏格巴对Chakpori（甲波日，即药王山）的缩写翻译为“Jakri mountain”，将Ramoche tsuglakhang（小昭寺）翻译为“Rache tsuglakhang”，这样的翻译容易在非藏语读者中引起误会。

英语对人名和地名的拼写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混乱。马赫或许本可以沿用耶鲁拼写系统，这个系统按照基本的表音系统拼写西藏人名，早期研究西藏的学者如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休•理查森（Hugh Richardson，即黎吉生）等人都在使用这个系统。耶鲁还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西藏人名的索引转写方法（威利（Wylie）转写系统），这个转写系统精确转写了藏语字母拼写。而马赫应该是采用了这个在当今通行的转写系统，并在索引中根据藏语的实际拼写进行了转写。

因而，13世达赖喇嘛的首席噶伦Shatra Paljor Dorje（夏札•班觉多杰）便被写成了Shedra或Shedrawa Peljor Dorje。著名商人Pangdatsang（邦达仓）被分别不同地译成了Pomda、Pomdabu 和Bomdawu。达赖喇嘛的侄子Drumpa（珠帕）写成了Bhumpa，抵抗运动的领袖Andrug Gompo Tashi（恩珠•贡布扎西）写成了Amdruk Gompa Tashi，西藏的和硕特蒙古（Quoshot Mongol）统治者Lhasang (或Lhazang) Khan（拉藏汗）则写成了Lozang Khan。

藏语中“wa”（哇）或“pa”（巴）作为后缀出现在一个名字的后面只是表示“是……的”或“来自……地方”等意思，或许无需出现在翻译的英语文本中。只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加上这种后缀用法是例外情况。我把这种后缀加在括弧中说明这一问题：Shedra(wa) Peljor Dorje、 Ngapo(pa) Ngawang Jikme、 Namse’ Ling(pa)、Tsarong(pa), Gapzhi(wa)、Tretong(pa)和读起来很拗口的Troggawo(wa)。当然，这不是更正，只是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而提供的一个建议。

说到Tretong或者更准确的说是Tethong这样的名字，我认为，当今的西方（和中国）学者有责任遵从藏人自己（从上世纪初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他们的名字具体的英文拼写，尤其是姓氏：Tethong、Tsarong、 Shatra、 Surkhang 、Pangdatsang等等。梅·戈尔斯坦在他的《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也违背了这一原则，把Norbu写成Norbhu，把Chogten写成Cawtang，把Changlochen写成Canglocen，把Trijiang写成Tricang，把Jamyang写成Jayan，把Tethong 写成Trentong.

马赫对一些具体地名的拼写也有些问题：Phari（帕里）写成了Pakri；Shigatse（日喀则）写成了Zhikatse，把Thuna写成了Du..ne，把Tashilhunpo（扎什伦布）写成了Trashi lhunpo，把Golok（果洛）写成了Gulok。另外，藏语发音的中国和印度地名不应该按照藏语翻译为英语，比如：把Lanzhou（或Lanchow，兰州）翻成Lendru；把Chongqing（或Chungking，重庆）翻成Drungchin；把Chengdu（成都）翻译成“Drintu”。虽然马赫准确地把夏格巴用的缩略语Ka-Bug翻成了Kalimpong（噶伦堡），却又将大吉岭（Darjeeling）地区的Kurseong（格尔西扬）误译为Kharshang。在英国官员的人名翻译上也存在些问题。夏格巴提到的Mr. Pal 和Mr. War可能是A. W. Paul 和J. C. White。

马赫还没能避免的问题甚至是藏人自己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便是在印刷文字中错误间隔，这个问题有时会让人们把前缀误读为其他词的后缀（或是相反）。马赫译文中的Elha Gyari应该是E’ Lhagyari，Tögar Pön Gapzhi 应该是Tö Garpon Gapzhi, Gartong Tsen 应该是 Gar Tongtsen 而 Lhato Tori Nyentsen则应该是 Lha-totori-Nyentsen

历史学家的诉求

夏格巴在本书的前言中，清楚地表明了写作这部历史的目的。他没有将这部历史仅仅看成是一部“中立”的学术著作，而是当做让世界了解西藏真实的独立地位的一种手段。我的这一说法或许会受到质疑，但是我深信这样明晰地表述自己的爱国主义写作意图，赋予了夏格巴的著作以明确的精神定位和力量。无论你是否同意他这样或那样的叙述或观点，有一点是明确的：夏格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他也没有宣称自己的作品具备某种不偏不倚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正是不少研究西藏的学者们在进行写作时所一贯标榜的。这种标榜我觉得只是证明了鲁迅的敏锐观察：“谁要是说自己是客观的，他必定已经是喝得半醉了。”

仁钦·夏都仓、夏格巴和嘉乐顿珠在纽约

夏格巴在前言中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写作历史的动机是处于爱国主义。1946年，印度独立的前一年，在争取自由的风口浪尖上，他携家人前往印度和尼泊尔朝圣。夏格巴在孟买时正遇上印度国大党在“印度之门”（ Gateway of India）[VIII]前组织盛大的政治集会，尼赫鲁（Nehru）、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沙拉金尼·奈都（Sarojini Naidu）等人在那里向无数集会民众发表演讲。这样的经历以及印度民众的激情和献身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夏格巴。随后，夏格巴第一次形成了创作一部西藏政治史的想法。

1931年，他当时在拉萨还只是一名低级官员。有一次他的叔叔、首席噶伦（总理）赤门（Trimon）召见他并送给他一条古色古香的哈达和一大批有关1914年西姆拉会议（Simla conference）的文件，赤门曾作为当时发首席噶伦夏札的助手参加了会议。经过一番长谈，赤门告诉他年轻的侄子应该研究这些重要文件并考虑写作一部西藏政治史。夏格巴说过他喜欢阅读人物传记、历史和《格萨尔史诗》，但是他当时并没有认真考虑他叔叔的请求。直到他后来在印度的经历，使得他最终集中精神开始考虑创作一部西藏政治史。

现在或许是向读者简要介绍一下夏格巴从政生涯的恰当时机。他于1939年担任孜本或称财政秘书，同时还兼任设在扎基（Drapchi）的国家造币厂厂长。1947年，他带领西藏贸易代表团出访印度、中国、美国和英国，代表团肩负着“发展与西方国家贸易往来和宣传西藏独立的事实的双重任务。”【3】他与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将军、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利（Clement Attlee）以及蒋介石委员长等世界领袖进行了会谈。1950年9月，夏格巴受西藏政府派遣与中国开启谈判，试图阻止共产党中国对西藏迫在眉睫的入侵。但是他的努力终归徒劳，一个月之后的1950年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向势单力孤的昌都藏军发起进攻。中国入侵西藏后，夏格巴滞留印度并开始写作他的西藏政治史。

在噶伦堡，他与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以及另一位官员合作创建了“西藏福利组织”（ Tibetan Welfare Organization），在境外开展自由斗争。这个秘密组织成功地为西藏境内的抵抗力量提供了支持，并且第一次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了联系。1959年起义之后，夏格巴和嘉乐顿珠前往纽约，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有关西藏问题的报告。由爱尔兰和马来亚两国发起，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下，联合国最终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三项决议。1963年，夏格巴辞去所有官方职务，专心完成《西藏政治史》的写作。他于1989年2月23日逝世。

“民族主义”历史学家？

由于我上文提及夏格巴明确的“爱国主义写作意图”，以及他的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对西藏的挚爱，我有一次听到有人带着含而不露的轻蔑语气把夏格巴说成是一位“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我想，这种观点不仅混淆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而且表现出缺乏对生活在前现代社会（pre-modern society）民众的政治心态的理解。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经写道，“……抛弃了如实书写历史的理念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有现象”，奥威尔所指的时代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时代——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时代——甚至包括当今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时代：从官方的“民族主义”到民间“愤青”现象。

夏格巴所属的时代要远远早于奥威尔文中谈论的世界大战的时代，这当然不是从时间上讲，而是从传统西藏社会和政府的前工业化和中世纪特质上分析。夏格巴是如此一位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并且他的作品最初是以英文发表的，很多读者想当然地以为他一定受过现代或西方教育。而这也正是阅读夏格巴的著作总让我心醉神迷的地方。

他的爱国主义是老式的，没有现代民族主义者自以为是的尖酸刻薄的腔调。他的写作也没有刻意的弄虚作假、咄咄逼人甚至恶语相加，而这在当今针对西藏历史的汉语写作中比比皆是。夏格巴是这样一位老派人物，哪怕是谈到中国的皇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甚至是遭人痛恨的满清驻藏大臣，他也要在他们的名字前加上适当的头衔，并且避免使用过分的言辞或随意贴上意识形态标签，而这些在“民族主义”史学中是一个普遍现象，甚至在西方关于西藏的历史学术写作中有时都会不经意地流露出这些问题。

和拉萨其他贵族一样，夏格巴似乎也卷入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派系争斗。在1940年代，他属于支持达札（Taktra）摄政的团体，反对前任摄政热振（Reting）。不过，在他的著作中，他本着良心公平地对待两个阵营，就如黎吉生所言：“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先入为主地看做一位重要官员而且还是在1940年被前摄政无端解职的Changkyim bKa’-lon bla-ma同族亲戚，孜本夏格巴还是提供了详细而均衡的资料。”【4】

后来在噶伦堡的时候，夏格巴与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成为盟友，他们和流亡的首席噶伦鲁康娃（Lukhangwa）之间时常出现些分歧甚至争斗。不过，夏格巴不仅用很长的篇幅描写鲁康娃在拉萨如何勇敢地面对共产党的种种事迹，还记述了他后来在噶伦堡如何致力于团结西藏难民和流亡者，并请求印度政府接纳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我提到这点是因为我曾经撰文批评流亡政府（包括夏格巴和嘉乐顿珠）给予鲁康娃的恶劣待遇，尤其是在他去世前的那段时间。【5】

勘误和修订是每一位学者的“知识食谱”的一部分，不过，碰到那些必须要强调先前错误的部分恐怕就不那么令人愉悦了。但是夏格巴总是痛苦地坚持对历史的忠实。举个例子，在《高阶西藏政治史》中，夏格巴坦白承认了他在先前著作中的一个错误：“我写过德木摄政（Regent Demo）被怀疑患有间歇性精神错乱。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那个被称做‘疯子德木’的人的生卒年代看来是在1825年到1860年。他没有担任过摄政。”【6】

我们接触到的20世纪来自非洲、印度、中东甚至是中国的本土历史学家，都具有哪怕不是西方的也至少是现代的教育背景。恐怕夏格巴是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位完全在自己传统社会中接受教育，并成长起来的非西方的当代历史学家。在这一点上，他真的是一位应该属于前民族主义时代的罕世奇珍和真正的天才——在那个时代，尽管有林林总总的缺点和不足，但是至少像奥威尔（Orwell）在他的文章《回顾西班牙内战》（Looking Back at the Spanish War）中写到的“忠实地书写历史”的理念还没有完全被抛弃。

西藏的史学传统

夏格巴作为一名传统历史学家得到藏人的珍视有着殊为重要的意义。其历史学家的成就说明他不是来自一个知识真空。相对那些反面的宣传，西藏具有一个悠久而成熟的历史写作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孜本夏格巴正是基于这样的传统构建了自己的史学著作。

已故研究西藏和不丹的学者迈克尔•阿里斯（Michael Aris）曾这样评价西藏的史学传统：“……很明显，相比很多其他东方或西方民族，他们（西藏人）拥有一种高度的历史意识，并且对依然鲜活的往事的生命力有着深切的感知。”【7】他还指出了西藏史学传统在知识上的严肃认真态度：“例如，在创作不朽史学巨著——完成于1865年《安多政教史——书志大海》时，作者智观•贡却【8】提供了一份列表，其中包含超过600条参考引用的资料来源。”

想要对如此浩如烟海的本土历史写作有所感受，人们可以浏览一下丹•马丁（Dan Martin）所著的《西藏史著》（Tibetan Histories）【9】，作者是已故塔泽仁波切（Taktser Rimpoche）的学生，也是成就斐然的西藏研究学者。这部史学编目为过去七百多年的藏语历史著作提供了宝贵资料。这份目录中还不包括人物传记、有历史性质的古代藏语著作，以及其他一些类似敦煌文献这样经常被引用的文献资料。此书已经脱印，不过可以在Google books网站上找到。作者一直在对他的作品进行修订和更新，并且已经追加了数百个条目。丹•马丁还对体裁各异的西藏历史著作进行了有用的分类，读者会因此而受益匪浅。在这方面还有一部非常珍贵的作品，即范德康（Leonard W.J. Van der Kuijp）编写的《西藏史学》（Tibetan Historiography），它是文集《西藏文献：不同体例的研究》（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的一部分，这部文集对于所有西藏学者、历史学家、诗人和作家而言，是值得推荐的一本随身参考读物。

吉本被称为“研究古罗马的第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的理由之一，在于他空前广泛地运用了大量原始材料。夏格巴作品的无价之处也在于他获得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并在他的巨著中加以充分利用，而在他之前，恐怕没有其他西藏历史学家更不用说西方学者能有机会利用这些材料。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来自拉萨和其他地方中心以及各个寺院的各类官方档案，流亡藏人和国际学者至今对这些档案依然难得一见，只是最近几年才向为数不多的中国和西藏学者部分地和不定期地开放。夏格巴还能够从其他一些渠道获得资料，这些渠道包括来自不丹、加德满都和锡金的皇家档案，巴特那（Patna）的比尔哈研究会图书馆（Bihar Research Society Library），新德里的国家档案馆和其他位于伦敦、纽约、华盛顿和巴黎的图书馆或档案馆。

尽管是一位传统学者，夏格巴还是结识了诸多国际专家并从他们身上吸取知识养分。这些专家学者包括彼得·奥弗施奈特（Peter Aufschnaiter），人类学家、希腊和丹麦王子彼得（Prince Peter of Greece and Denmark），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石泰安（R.A Stein），图齐（Guiseppe Tucci），罗侯罗（Rahul Sankrityayan），图瑞尔•威利（Turrell Wylie）以及卢西亚诺·伯戴克(Luciano Petech)。他还与马休•盖普斯坦（Mathew Kapstein）和大卫•杰克逊（David Jackson）——他惊喜地发现这两位学者可以用藏语与他交谈——这样一些当今学者有所往来。

当然，夏格巴能接触到其他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西藏现代史上的重量级人士。他甚至还能够与众多西藏杰出的学者和历史学家就他的著作进行商讨。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参加过西姆拉会议的噶伦赤门即他的叔叔，还有曾经陪同13世达赖喇嘛前往大吉岭的御医Ngoshi Jampa Thubwang。以及后来的很多著名学者，比如赤江仁波切、库努•丹增坚赞（Khunu Tenzin Gyaltsen）仁波切、（Dhingo Khentse）顶果钦哲仁波切、（Dudjom Rimpoche）敦珠仁波切以及Banyak Athing等等，夏格巴都在书中一一表达了谢意。

除了在开创性地运用原始资料方面与吉本的相似性，夏格巴的这部历史著作同样因其文学价值而得到赞誉。我没有资格在这方面进行评价，但是很多我所尊敬的从不信口开河的西藏知识分子，甚至著作的翻译者都惊叹于“这部著作的文辞相当优美，有大量充满诗意的描述，丰富多彩的语汇以及众多机智诙谐的谚语和比喻。藏文版中使用了大量的引证和流传若干世纪的历史故事，运用了很多藏语中与众不同的叙事风格。”

夏格巴的讲座

当然，就如同我的藏文阅读水平还不足以欣赏到夏格巴作为一名文学家的才华，有很多年轻藏人也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在厚重的《高阶西藏政治史》面前畏缩不前，即便是面对英文译本。对于他们和那些通晓藏文但对阅读大部头的学术作品依然力不从心的年纪较长的藏人而言，我可以提供一个不仅方便、愉快而且非常合乎西藏传统的方法。

1985年，夏格巴在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档案馆（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LTWA）举行了一系列长篇讲座。从3月22日到5月18日，有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举办讲座。大概是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或4点，每天5个小时，每周5天。这不是那种西方学术概念上的系列讲座，倒更像是西藏喇嘛给信众们举办的那种佛法开示——拿一本比如像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jangchup semdrel）那样的佛教经典，喇嘛先念诵几段经文随后进行长篇阐释。

我不知道有没有任何喇嘛在达兰萨拉像夏格巴这样举办过差不多长达250小时连续的长篇讲座。他从《高阶西藏政治史》中读几段，然后针对有关的事件和人物进行深入的分析阐述，并对采用的原始材料进行解释。他还对那些无法收录于书中但存在争议的事情，有时甚至包括一些“流言蜚语”进行深入讨论。与宗教传法不同，夏格巴每天上午讲座开始的第一件事便是针对前一天讨论的内容接受提问。这真是一件让人心醉神迷的事情。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是LTWA对讲座进行了高质量的录音，现在可以买到这些录音的DVD或CD。

我在我的IPod上下载了电子文件，这样便可以在去健身房或开车，尤其是长途驾驶的时候听录音了。我强烈建议所有藏人从达兰萨拉买上一套CD。我知道很多在欧洲和美国的藏人，他们的父母生活在西方会感到无聊、迷失或孤独。甚至让我们假设，你们的阿爸或阿妈的文化水平不高，那么听听夏格巴的声音，听听他纯正的藏语和地道的拉萨口音便能给他们带来很多快乐。夏格巴不是个索然无味的老学究，相反他是一位非常风趣的人，装了一肚子关于西藏的让人惊奇的故事和趣闻轶事，很多可能都是人们闻所未闻的。有一次，夏格巴甚至唱起了一些老会计们的歌——他是在财政部门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他的声音稍微有些颤抖，不过考虑到他当时是78岁的高龄，他已经做得相当出色了。要想听得更有收获，一个笔记本和一只铅笔是必不可少的。他在讲座过程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信息都会给知识的宝库增加一份财富。你知道西藏种过香蕉并被人们叫做“hangla”吗？

一个重要的意见分歧

要给一位让我获得如此多的知识和乐趣的作者挑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曾经一度，我不赞成夏格巴将龙和雪狮放在他的西藏动物志列表中，不过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他发掘出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参考文献支持这些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其中之一甚至是由我的祖父出版发行的一部教本（pecha）——关于六世达赖喇嘛的传记，里面提到他的一位随从曾见到过这种异兽。

不过，倘若我一定要找出一件事情与夏格巴争论，那便是他关于“施供关系”（藏语，cho-yon）的观点。他认为，这种“施供关系”是自由和独立的西藏与蒙元王朝和后来的满清王朝之间保持的一种互利联盟。只是到了晚清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和西藏之间的这种‘施供关系’被歪曲理解”，西藏的独立地位才受到侵犯。

毫无疑问，夏格巴在西藏独立问题上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些仅仅要求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个“自治实体”的“施供关系”的倡导者们截然不同。尽管如此，夏格巴没能把握的是，这是一种存在于一个军事和经济上处于强势的帝国和一个相对弱小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便后者得到某种形式的精神上的关照甚至是尊敬，但这种关系的本质依然是一种不平等的伙伴关系，一种宗主国与被保护国或是殖民地之间的关系。

当然，正如研究中藏关系的权威学者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曾对我讲过的，在这种关系中可以找出一些例证来说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控制是不存在的，比如明代朝廷和5世噶玛巴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有流亡政府的官方出版物中经常引用的历史例证，即顺治皇帝以平等的君主规格接待5世达赖喇嘛。但是这些例证在整个历史中属于例外情况。如“施供体系”这样一种有害的关系被西藏方面接受的最主要的原因，除了中国拥有的军事优势，还在于它提供给西藏宗教阶层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但是夏格巴作为一位传统学者，本着他的藏传佛教信仰，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在西方历史上也没有同例的关系，而且“……西方人处理政治事务的方法无法解释这种情况。”夏格巴有这样的信心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像迈克尔•范•瓦尔特（Michael Van Walt）这样的欧洲学者在写西藏历史时也宣称，西藏与蒙元和满清之间的这种“施供关系”（ Cho-Yon）是一种独具一格的关系，任何其他体系都没有渊源。范•瓦尔特引述了夏格巴的观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或许有必要读一读欧洲历史了。

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在论述罗马帝国的犹太行省时注意到，这个地区“……远在罗马时期以前，在塞琉西帝国（Selucids）统治下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马赛克神权政体’，即由大祭司担任神职人员社团的领袖，默许外国的统治并宣布放弃原本护佑其信徒特殊性的国家形态，同时在保护国的支持下实行对信徒的控制。”【10】之后，历史见证了教皇权力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长期冲突，一出翻版的“施供关系”被搬上了欧洲政治舞台。直到墨索里尼时代，1929年《拉特兰条约》的签订才最终确定了教皇的主权范围、权力和地位，结束了“罗马问题”。

批评、“斗争”与政治

对夏格巴的著作最为敌对和激烈的批评主要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在流亡藏人中，曾经有一度对夏格巴和他的作品表示赞赏，但几乎没有什么相关的理论探讨。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被故意地忽视了。当今的藏人世界充满各种奖项和荣誉，但是夏格巴好像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的或其他形式的奖励荣誉。因此，这篇评论算是我个人献给这位西藏最伟大的现代历史学家的“纪念文章”（Festschrift）。或许我应该用“回忆文章”Gedenkschrift）一词，因为本文的目的更主要是为了缅怀而不是庆祝。

写这样一篇回顾他对西藏史学无与伦比的贡献的回忆文章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前几年在他去世之后，他受到一些人的攻讦，其歹毒和虚妄程度恐怕连他的那些共产中国的批评者都难以企及。一位流亡政府的前议员、学者、来自安多的霍藏久美（Hortsang Jigme）发表文章【11】，指控夏格巴的整个著作是建立在从伟大的安多学者和诗人更登群培（Gendun Chophel）那里偷来的文章和手稿的基础之上。他声称，贵族噶雪巴（Kapshopa）得到了更登群培的历史著作的草稿，并和夏格巴瓜分了这些手稿，而夏格巴将这些资料运用到了自己的政治史中。霍藏久美没有提供任何可靠的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说法。他提供的一个“证据”是——更登群培的著作的全名是《白史——有关政治传统的大西藏历史》（The White Annals: A History of Greater Tibet as Concerns its Political Traditions），而不可思议的是夏格巴作品的“……封面上的书名是《西藏政治史》”。似乎从“政治”和“历史”这两个词便可以推定出这两部作品之间无可辩驳的联系。霍藏久美挖苦地说，“……这不正表明了一个人知道如何偷盗却不知如何掩盖？”霍藏久美整个的诽谤之词和他的推断只能够提醒我们——尽管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那种肮脏、虚妄和空虚麻木的“文革”修辞手法依然盘桓在西藏的政治和理论论述中。

一些头脑简单的藏人相信更登群培用皮革和木头制造了一架飞机并驾驶它飞越了羌塘（Jangthang）草原。在所有关于更登群培的神奇故事中，有一个是说他写了一部西藏政治史，能够绝对地和无可辩驳地证明西藏的独立地位并且可以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就迫使中国人离开西藏。悲剧的是这部历史丢失或被盗了。甚至一些受过教育的藏人也相信这个故事，或至少是部分地相信。将《白史》（White Annals）翻译成英文的桑丹诺布（Samten Norboo）在他写的序中提到“根据位于大吉岭的圣约瑟学院的阿旺晋巴（Ngawang Jinpa）教授提供的证言，这部著作的编撰早就完成，而手稿由作者的助手玛朗阿颇（Ma-nang A-po）先生保管。不幸的是在阿颇先生去世后，手稿下落不明。”【12】

关于更登群培在这一段悲惨时期的生平，或许喜饶嘉措（Sherab Gyatso）的一段记述是最权威的。他是更登群培的学生、好友和忠实追随者，尤其在更登群培生前的最后几年。【13】（注意：这位喜饶嘉措不是更登群培在哲蚌寺的经师格西喜饶嘉措）“西方和西藏学者在论述更登群培的生平和著作时都引述了这部传记。”【14】喜饶嘉措提到，更登群培的贵族施主和好友霍康·索朗边巴（Horkhang）根据更登群培的笔记和摘抄，收集整理和誊写了更登群培的著述，其中包括《白史》。在入狱期间，更登群培给霍康捎了口信让他停止对《白史》的整理和誊写，“这部未完成的西藏历史到此便终止了。”【15】喜饶嘉措再没有更多提到这部历史。此外仅有两种关于更登群培的传记是由真正认识他并在这一时期在他身边的人写的。一本是由他的学生和施主霍康·索朗边巴（他后来出版了《白史》）所作，另一本的作者是惹热•土登•措达（Rakra Thupten Chodar），他是一位跟随更登群培做研究的转世喇嘛。这两部传记都没有提到更登群培的手稿被盗的事情，更不用说是被夏格巴所盗。

喜饶嘉措只有一次而且是很正面地提到了夏格巴。“一天我收到一封从监狱寄来的信。更登群培在信中说，‘我听说夏格巴和达札摄政很熟悉。看看你能否通过他打听一下释放我的事情。’我去拜访了夏格巴，他说，‘这个案子已经送交到外交事务办公室的Neushar Thuptan Tharpa手里。应该不会花太长时间了。’如他所言，更登群培在七八天后便获释了。”【16】

喜饶嘉措还说起过他的朋友获释以后的一些事情，“当时，西藏政府内阁给了更登群培一张供应券，每个月可以得到三克（khal，西藏传统容积单位，可容纳大约15公斤青稞——译者注）青稞和一小笔购买茶叶和酥油的钱。”【17】

曾经写过两本书论述更登群培著作的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Lopez）教授也没有提到有任何官方密谋试图盗取更登群培手稿或阻止他写作历史。洛佩兹说，在更登群培获释之后，“政府最终给他在大昭寺（Jokhang）的后面，农业部的楼上提供了几间住房，同时还给他提供了固定的谷物和现金津贴，并指示他恢复《白史》的写作。他没有这么做。关于他这段时间的轶事绝大多数都是说他如何喝得酩酊大醉……”【18】

夏格巴带领商务代表团出访时使用的西藏护照

但是，对“夏格巴剽窃更登群培作品”这一说法最有说服力的反驳在于更登群培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以及他撰写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帝国时代早期。而夏格巴对于这一时期只用了一章来论述。在这一章中，他的资料都是来自公认的西藏史料以及西方和中国的史料。在若干引述更登群培《白史》的地方，他都充满敬意地称作者为“khewang”，即“大学者”。夏格巴的著作主要是以档案材料为基础的，他可以以官员的身份获得这些材料，而来自遥远安多地区的“托钵”诗人和学者更登群培则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流亡政府为什么不直言反对这种对它的官方历史和官方历史学家的攻讦？1988年，夏格巴以最为谦恭的态度表达了他对《斯特拉斯堡声明》（Strasburg Statement）的不同意见。我听说，当听到达赖喇嘛宣布放弃西藏独立要求的时候，他泪流满面。在同一年，他和另一位学者云丹嘉措（Yonten Gyatso）共同撰写并印刷了一本小册子，而后在全藏区分发、流传，“敦促藏人继续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19】在达兰萨拉那种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的氛围中，这种特立独行的举动可能故意被歪曲成“反对达赖喇嘛”（ 藏语，Gyalwa Rimpoche la ngogoe），而对夏格巴的攻讦则很可能即便不是官方鼓动也至少是官方许可的。另外一个反对《斯特拉斯堡声明》的藏人（也就是我自己）也受到霍藏久美的攻击，这次是在2003年出版了一个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上甚至有噶厦秘书处提供的序言、印章等等。

重新唤醒西藏历史

因此，夏格巴的历史著作不能仅仅被当做过去的记录来阅读，而应该当做是一份强有力的革命性文献。时至今日，作者已经去世二十二年了，这部著作依然让北京头疼不已，也让那些企图将西藏主权拱手奉送给中国的藏人心烦意乱。

为什么如此多的流亡藏人对于放弃争取独立的斗争漠不关心、无动于衷？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们对西藏历史令人震惊的无知。这不仅仅在于过去和现在的藏人学校里历史课程的讲授是多么糟糕，同时也因为（当今）几乎没有从知识或文学活动角度进行评价的历史。如果你进入我们最高学术机构“西藏图书档案馆”的网站，你会发现这个机构分成十个部门，包括科学部——但没有历史部。

我认为，正是由于对历史的无知甚至是蔑视，才会出现像我们的前任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那些人口中的奇谈怪论，他曾经说，“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甚至达赖喇嘛也说过西藏只能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西藏是一个“内陆国家”。过去，格鲁派的寺院认为历史是个多余的、分散注意力的东西，因而不鼓励僧人和格西（佛学博士）阅读历史著作。尊者曾在1988年或1989年访问巴黎，他在法国顶尖学术机构之一的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受到石泰安、麦克唐纳德夫人和其他一些著名藏学家的接待。他们向他展示了他们对来自敦煌的古代西藏手稿进行的研究，这是法国学者们在西藏研究领域的一个专长项目。我相信，尊者会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研究佛教典籍会更有裨益。

我在这篇长文的开始描述了夏格巴的历史著作曾经如何帮助唤醒西藏境内的民众，他们在共产主义的灌输和压迫之下沦入一种“紧张性精神病”的状态，或者用佛教术语说是一种近乎“yidak”或“饿鬼”的状态。但是，从1987、1989、2008年以来，直到今年，很明显西藏境内的民众已经广泛地觉醒了。他们的勇气、决心和牺牲已经向全世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时至今日，轮到我们那些流亡藏人（尤其是领导层）需要从沿着险恶道路梦游的状态中被唤醒。其实，无需舍近求远地寻找什么醒世良方或一套前无古人的奋斗目标。在作者,前言的最后一行，夏格巴明确地对我们传达了他的著作想要达成的目标：“我最衷心的愿望是这本书能像一个指南针，指明那条让我们重获独立的道路。”

【此文写于我参加爱荷华大学举办的国际作家计划（International Writer’s Program）期间。在此感谢“作家计划”和Shelly & Donald Rubin基金会的支持。史伯岭从百忙中抽出时间通读我的文章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原文注释：

【1】 中共缺乏证据地坚持把西藏传统社会描述为“奴隶社会”。马克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将人类社会分为五个阶段，“奴隶社会”是第二阶段。按照中共的官方理论，由于革命前的中国处在更加先进的“封建主义”的第三阶段，那么西藏就被描写成落后中国——甚至是封建的中国——整整一个历史阶段。

【2】我是从与流亡政府前首席噶伦Dzachutsang Sonam Topgyal的一次电话交谈中得知此事的。西藏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刚开始对外开放的时候，他当时是流亡政府信息部秘书。

【3】噶玛嘉措（Karma Gyatsho）著，《孜本旺秋德丹•夏格巴（1908-1989）传略》，载于《西藏杂志》（Tibet Journal），第16卷，1991年夏季号第二册，西藏图书档案馆出版，达兰萨拉。

【4】黎吉生著《1947年的“热振阴谋”》（ The Ra-sgreng Conspiracy of 1947），《西藏研究》纪念黎吉生专辑。《1979年牛津大学西藏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由迈克尔•阿里斯和昂山素季编辑，阿里斯菲利普斯公司（Aris & Philips Ltd）出版，英格兰沃明斯特（Warminister England），1980年。

【5】嘉央诺布，《褪毛的北京鸭》（Moulting of the Peking Duck），《西藏评论》（Tibet Review），1970年4月号。

【6】夏格巴著《十万明月：高阶西藏政治史》，博睿西藏研究图书馆，莱顿，2010。P.565

【7】丹•马丁（与Yael Bentor合著），《西藏史著：藏语历史著作编目》（Tibetan Histories: A Bibliography of Tibetan-Language Historical Works）。

【8】《安多政教史》，藏文名为《A mdo Chos-‘byung, Yul Mdo-smad-kyi Ljongs-su thub-bstan Rin-po-che Ji-ltar Dar-ba’I tshul Gsal-bar brjod-pa deb-ther Rgya-tsho》，出版时加上了英文书名《The Ocean Annals of Amdo》，分为三卷，1975年在新德里出版。

【9】 Dan Martin，同注释【7】

【10】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著《罗马帝国的行省》（The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初版1885年，再版1909年，Barnes & Noble公司，美国。P.161

【11】霍藏久美著《被真理诱骗的乞丐》（藏文，Drang den gyis lus pae slong mo wa；英文，The Beggar Beguiled by Truth），第16章《略探“谁写了西藏政治史”》（ A Brief Inquiry Into the Question of Who Wrote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12】桑丹诺布（Samten Norboo），《白史》（英文版），LTWA，达兰萨拉，1978。P.11

【13】伊姆加德•门格勒Irmgard Mengele著《更登群培—一位西藏20世纪学者的传记》（dGe-‘dun-chos-‘phel: A Biography of the 20th-Century Tibetan Scholar），LTWA，达拉萨拉，1999年。此书以喜饶嘉措写于1972年的更登群培传记为基础，喜饶嘉措的作品被收入《西藏和藏传佛教人物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ibet and Tibetan Buddhism）于1973年出版。

【14】 Mengele，同上， p. 17

【15】 Mengele，同上 ，p. 74

【16】Mengele，同上， p. 68

【17】Mengele，同上， p.72

【18】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S. Lopez）著《疯子的中间道路》（The Madman’s Middle Wa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年。P.45

【19】孜本•夏格巴与云丹嘉措合著，《不朽神灵的甘露——西藏三区故土生活以及流亡生活回忆录》（The Nectar of the Immortal Gods Inducing Recollection in the Bretheren Living at Home in the the Three Provinces of Tibet and Living in Exile）。由作者自行出版并在西藏秘密流传，1988年。

【20】霍藏久美（Hortsang Jigme）著《Jam dbyangs nor bu rjes ‘brang dang bcas pa’i grib ma dgrar lang la brtags pa’i tshoms》，达兰萨拉，2003.

唯色说明：

1、本帖转自译者John Lee的博客 说，还是不说？，但未转载其中的译者注释，原因是太长。读者若需查看译者注释，可参考译者博客。

2、本帖在转载时，对个别文字稍有改动，纯属中文语法上的，不涉及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