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写于2002年，收入图文游记《绛红色的地图》（2004年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当年被查禁，是我的第二本禁书）。图片也是当年转山时所拍。
文/唯色
有必要解释一下冈日或冈仁波钦吗？这座用通俗的话说状如金字塔但用佛语来讲形同“曼陀罗”的山峰，位于西藏蛮荒西部的阿里地区，是环绕青藏高原的几大山系之一——冈底斯山脉的主峰，海拔不过6638公尺，远不如珠穆朗玛更为著名。因为后者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峰，8848公尺是相对于所有山峰的一个绝对高度。然而，对于某部分人来说，数字化的高度并不能取代某种与精神相关的高度，冈仁波钦—这在藏语中是雪山中的珍宝的意思，而把冈仁波钦叫做冈日，似乎是藏人对冈仁波钦的昵称，翻译成汉语其实就是雪山—甚至是珠穆朗玛也望尘莫及的。
提及某部分人，并非有意要在文章中制造某种分野。虽然这某部分人不过是大千世界的微尘无数，概括地讲代表了这几个宗教的信仰者：藏传佛教、印度教、本教和耆那教。其中，本教是远在千年前，佛教尚未进入西藏的一种原始宗教；耆那教据说是印度最古老而今已经式微的一支。这几个宗教都将冈仁波钦视为世界的中心，各有一套被外界视为玄而又玄的说法，但我只想点到为止，不再一一阐发，因为我不愿意复杂化，一来这似乎离题太远，二来也非我力所能及。或许我的目的仅仅出于一个，那就是想要说明我也在这某部分人之内，所以会有今年或马年去转冈仁波钦的一次朝圣之行。
是不是还得再多言几句？比如关于马年之说？比如关于“转山”而不是“登山”或者“爬山”之说？在传说中，作为人性化与神性化二者兼备的冈仁波钦，它有着与佛陀释迦牟尼同为马的属相，也有着在往昔马年里发生的一些具有教化作用的传奇故事（许多故事都神乎其神，惟有信众深信不疑），另外，在宗教信徒的诸多仪轨中，以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环绕信仰对象历来被视为是一项不可缺少的修行方式，于是“转”成为等同于朝圣的一种宗教行为，在千年佛土的西藏早已日常生活化。
冈仁波钦既然是藏传佛教和本教共同认可的最为神圣、无以比拟的“精神之极地”（据说这是佛陀所言），故而在西藏人的传统上，转冈仁波钦当然是一生中必不可缺的经历，无论一圈也罢无数圈也罢，即使来不及转圈却已在迢迢朝圣之路上气绝而亡，那也是一种表达信念的解脱，值得赞颂。而马年转冈仁波钦则被认为效果非凡，有转一圈等于转十三圈之说，因此每逢马年，转者如云，这听上去是不是显得有些投机？
从拉萨出发
确切地说，转冈仁波钦最适当的时间是藏历四月十五，在藏语中是“萨噶达瓦”这一天。“萨噶达瓦”被认为是佛陀释迦牟尼诞辰、成道和圆寂的日子而为西藏佛教徒广泛纪念。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在冈仁波钦的山口树立旗杆，悬挂经幡，然后口诵真言，心无旁骛地走在整整56.5公里（如此精确的数字摘自于有关旅游手册上的介绍）之长的转山路上。
我渴望在马年的“萨噶达瓦”去转冈仁波钦，这在公历上是2002年5月26日。但据悉这并不容易做得到。去的人之多尚在其次，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手续很难办，尤其对于公职人员而言。远在西藏西部的辽阔阿里属于边境地区，与印度和尼泊尔相邻不远的冈仁波钦更是边境上的边境，客观上讲，办理有关手续理所当然。然而今年似有不同的是，若要取得边境通行证须得经过几重关卡，不像往年只需身份证和一点手续费即可。我的一位同事说他足足奔走了半个月才办下去阿里的手续，这令我闻之生畏。
其次很难找到去冈仁波钦的车。尽管拉萨的几个运输公司均为转山者增加了载人的客车和装运行李以及炊事用具的卡车，但票价也涨了不少。许多朝圣的藏人相约共同包下一辆国产客车和一辆东风卡车，历时二十天，包括转神山冈仁波钦和附近的圣湖玛旁雍措，以及沿途的著名寺庙，每人须交三千元，而往年不过一千二百元，至于以散客组团的方式租车，那更是昂贵。
于是“萨噶达瓦”那天我没有走在冈仁波钦的转山路上，而是走在拉萨城里最长的转经路上，这二者之间有多少不同呢？一位当天转过冈仁波钦的自治区广播电台的记者后来告诉我，据粗略统计，转山的人竟达三万之多，从藏地各处如康巴、安多和卫藏赶来的藏人几乎覆盖了整个冈仁波钦，场面蔚为壮观。另一位来自北京某新闻社的摄影师则口吃地说，山脚下差不多有“六、六、六百武警”在警惕地驻守，以防意外。而我所目睹的是，挤坐在被称为“林廓”的转经路上乞讨施舍的人群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汉人，往日里他们中的大多都在拉萨城里做各种小工，但这天都来赶赴这个被他们叫做“藏民发钱的日子”，这倒也别开生面。
我以为我去不成冈仁波钦了。在遗憾中我只能重温四年前那次多少有些惊心动魄的经历。因为人为的因素，如紧张的人际关系和差劲的车况；自然的因素，如西藏复杂的路况和那年猖狂的雨季；使得我相信若要再去一次阿里必须积累几年的勇气，直至时间过滤下来的只有冈仁波钦峰顶那绝对的美丽，而不是一念及就十分害怕的比起一路上的尘土还要多得多的风险。事实上，回想在那个名叫塔青的小村庄，竭力遥望满天云雾中那半掩半现的冈仁波钦，我似乎觉得自己看见的反而是肉眼看不见的某个天梯上重要的一阶。
然而想不到机会从天而降。6月底的一天，突然有朋自远方来，直截了当地说要去冈日转山，还邀我同去，并利用关系迅速地取得了通行证且有某企业的两辆专车护送。那两个朋友是康区古称“绛”（藏语，北方）地的藏人，一个是活佛，一个是政府官员，加上我这个文学工作者是不是很有趣的组合？我翻出了四年前的笔记和地图，当时夹杂其间的尘土竟然扑面而来，我隐隐激动……我们从拉萨出发的那天是6月30日，天高气爽。
走在老路上
一路西去。在日喀则的菜市场买了新鲜的牦牛肉、腌过的腊肉和一叠煎饼，然后在拉孜的一个川菜馆里煮熟、打包。已不同于记忆中多少荒凉的拉孜县城，公路两旁凭添了不少用亮晃晃的瓷砖装饰的饭馆、旅舍和小商店，在那里面经营生意的不是讲四川话的汉族就是一口西北腔的回族。当晚我们所投宿的旅店恰巧音响发生故障，否则将有震耳欲聋的卡拉OK响彻一夜，直至第二天一早驶离拉孜稍远一些，一座紧挨着大片青稞地的寺院以其特有的绛红色充满我们的视界，温暖我们的心情，更远处，过了昂仁县的小镇桑桑就是有名的二十二道班。四年前的一个深夜，我曾经站在被此起彼伏的狗吠声、从门缝里弥散的焚烧牛粪的烟火味所环绕的二十二道班仰望夜空，无比惊讶那布满天穹的星辰竟然如此晶莹，又如此贴近，屏息聆听，似乎可以觉察到星辰静静滑行的声音，那才是一个属于西藏的夜晚。
一过二十二道班就有两条路摆在眼前，任选一条都能到达冈仁波钦，我们选择的是距离较短的南路而非风光更为原生态的北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条已经变得亲切的老路，因为坐在性能良好、装备齐全的进口越野车上无疑十分舒适，既不会把骨头颠散也不至于蓬头垢面，当年吃够苦头的记忆已然消褪。走南路要经过两个县城：萨嘎和仲巴。在萨嘎看到的军人似乎比平民多，越过街道半空的横幅标语上写着欢迎援藏干部的字样，公路两旁尽是用亮晃晃的瓷砖装饰的饭馆、旅舍和小商店。临街的一间小屋堆满了土豆、白菜、青椒、西红柿等蔬菜，但价格不菲。一个正在买菜的年轻士兵告诉我，一公斤土豆五元钱。历来处于边防重镇的仲巴则是被疯狂的沙土早已逼往几十公里开外另起炉灶的新仲巴，过去的老县城大半已为黄沙吞没，而新城只有一条径自通向县委和县政府大院的大街，奇怪的是光天化日下那数十盏高悬的路灯竟明晃晃地亮着。我们在新仲巴加满价格飞涨的汽油，而后一口气越过重重沙丘（有的甚至把道路淹没），赶到帕羊住下。
帕羊是仲巴县最西边的一个区。彼时暮色四合，寒意如地气上涌，我们赶紧在一个院子开阔得可以放牧、但房间低矮得只能弯腰的家庭旅馆里放下行李，然后聚拢在那家燃着牛粪的炉子上冒着酥油茶香而且亮着汽灯的大屋子里吃热乎乎的“泼度”（藏语，猫耳朵面）。那家头结红穗、英气逼人的女婿来自康地德格，沉默无语，端坐不动，也无视在他眼前忙里忙外的一家人，而不停干活的已经早衰的女人看上去并不与他般配。这里面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康巴男人何以入赘到如此遥远的此地且生下两子？朝圣吗？经商吗？还是因为仇杀而避难？我的兴趣不禁为同伴戏谑。由于我们当中有位气宇轩昂的活佛，那家人格外地恭敬和热情，活佛于是取出铃杵，就地修法，并为纷纷解下辫子的一家大小挨个摸顶。
活佛30多岁，喜欢唱歌如同喜欢穿在身上的金黄色。而他的歌喉实在出色，如果他不是活佛，那么藏地的第一歌星肯定非他莫属，因为他不光把宗教道歌唱得无比煽情，也可以把草原上的民歌和风靡藏地的藏族流行歌曲唱得犹如原唱。于是尽管接下来的路况在这一路上最差（比如马攸木拉至霍尔一带有过不完的沙坑和河流），但我们唱着活佛教会的赞颂古汝仁波切（藏语，莲花生大士）和绛白央（藏语，文殊菩萨）的道歌，还有一首专门讲述康巴人怎么去冈仁波钦朝圣的民歌，几乎不觉路途的辛苦，在正午时分便登上了一片挂满七色经幡的坡地，而站在这里正可以遥遥望见云朵中若隐若现的冈仁波钦，不禁想起那民歌中所唱的：
当我这个康巴人终于看到了冈仁波钦那高高的山顶，
我要把我头上的狐皮帽子放在地上，
然后磕三个等身长头。
这里自然是在行政区划里的阿里地区了。那逐渐植被稀少的道路两边逐渐浑圆的山脉和逐渐纵横的溪流，构成的是传统上称之为上部阿里三围的风景（不包括古格遗址周围状如成千上万裹着袈裟的喇嘛层层环坐的土林一带）。但要进入冈仁波钦下面的塔青乡还须在一个边防检查站登记。这是拉孜之后的第二个边防检查站，四年前我曾在此留宿，对驻守于此的军人们单调、艰苦的生活记忆犹新，此次再度经过发现变化似乎不大。办理手续的士兵舔着干裂的嘴唇告诉我，他入伍两年只洗过一次澡，还说他们已经很长时间看不了电视，因为机器坏了。过了检查站，接近冈仁波钦的草地上用树枝和旗帜搭着一座高大而花哨的彩门，两边各书一行大字：“文旅搭台”，“经贸唱戏”；横批是“2002阿里旅游年”。这遭到了坐在我旁边的朋友的批评，认为此种说法既违背当地的经济结构，又轻视实则至关重要的传统文化，暴露了管理者低等的素质。他既是一方的行政长官，又是研究经济的学者，且深怀对民族和土地的挚爱，意见当然中肯。
虽然跟意料中不同的是，我们在路上碰到的车辆并不多，似乎是转山的高潮已经过去，而过往的不过是匆匆的游客，但在冈仁波钦山下依然各种车辆云集，大小帐篷林立，饭馆和出售百货的小店铺简直数不过来。姑且不算在这里做买卖的生意人，仅转山的朝圣者就有上千人，其中不少是长衫飘飘、双目深陷的印度人，难道马年也是他们的转山年？也有来自国内外的广大旅游者，我们在塔青乡藏医学校的招待所就遇上一个搞摄像的广东人，他因为身体不适盘桓于此已一月有余，想转山又不敢，因为有位来自澳门的西藏发烧友正是在转山途中因高原反应突然死亡，而就地火葬的整个过程就是他拍的。据说今年在转山中因高山病致死的有十多人。这当中有外国人、中国人也有年迈的藏人。不过对于信徒来说，能够死在冈仁波钦无疑是幸福的解脱，不活也罢。
转冈日
关于马年转冈仁波钦的文字已经出炉不少，如果继续那种纯然物化的描写，或者走马观花的记录，或者抒发胸臆的感慨，我无意再添一笔。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便如一个许多年以前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冈仁波钦的西方人所言：“……想要理解喀拉斯（冈仁波钦在西方的称谓）全部的意蕴以及它非凡的气氛，就必须不仅既要考察它的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和历史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朝圣者的视角去观察，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放弃我们自己个人的狭而窄的视界……”那也着实不易。
我的意思是，即使我把自己放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宗教信仰者之列，但我又有多少可能去感同身受地体会那些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无不散发着地地道道的吐蕃气息的同族人的心灵世界呢？换句话说，因为我不是那挤坐在满满的、摇摇晃晃的一大卡车上，或者以三步一个等身长头丈量朝圣之路的他们中的一员，甚而至于，他们裹着的羊皮长袍，他们摇着的嘛尼轮，他们携带的糌粑、酥油和风干肉，以及他们各自浓重的本土口音却无一例外从不设防的笑容和淳朴的眼神，这一切决定了我无法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至少是这样一个事实：当我和他们都环绕着冈仁波钦转圈，但他们心中的冈日绝对比我心中的冈日更接近本质意义上的冈日。虽然从根本上说，其实人人心中都有一座冈日，它和那真实的冈仁波钦形似而神各似。
转山路有外圈和内圈两条路线。通常徒步走外圈一转得要两至三天，但本地山民和不少藏人只要一天即可。而内圈不是寻常之路，须得走够外圈十三转才有资格走这条在密宗属于空行母的修行之路。不过马年走外圈一转就可以走内圈，这听上去是不是很划算？我们原本设想的是用两天走完外圈一转，听说转山路上有的是可以投宿的帐篷，也不必担心食物，何况还可以雇请背夫，但临行前却改作一天，或许是因为我们这几个转山的都是藏人，无须顾虑会有高山反应。不过这就得早早起来，尽管我不愿意在半夜3点半就钻出暖和的睡袋，然而转山是头等大事，哪能贪图安眠？我把从拉萨带来的两大卷经幡、糌粑、桑枝和香，还有相机和胶卷等等，全部交给了一个年纪比我小得多的女孩子，她来自日喀则的一个乡村，专门替人背东西转山。按照规矩，雇一个背夫一般每天60元，据说有时还更少。也有替人转山的，也就是说，那些想转山却因故未去成的，也可以花钱雇人来代替自己转，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取巧的办法？
我们是差不多5点半开始转冈日的。可我怎么也遏止不住睡意如波涛一般不停地卷来，几乎是一边打瞌睡一边摇摇晃晃地走着，好几次差些摔倒。天色未明，道路狭窄，身前身后人如游蛇但算不上太长，我干脆让过在后面催促个没完的同伴，索性一屁股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抱头而睡。这一睡可能有半个多小时，当我被一串念诵六字真言的声音惊醒，晨光已现，眼前是一条被踩得发白的小路，在堆积着大小石块的荒野间渐渐升高。“哦啧，可别这么睡觉啊。”三个看上去像是拉萨的那些退休后就转经的“嬷拉”（藏语，老太太）在走过我身边时关切地叮嘱着。不过我已神清气爽，而且如被输入了某种活力似的走起路来只觉脚步生风，当很快追赶上同伴们时，都惊呼：“还以为你已经打道回府了。”
不久，途中出现一处起伏缓和的平地，而一侧竟是大半个冈仁波钦那奇妙的山形，兀然现身眼前，似乎触手可及，这不免让人有些无措。冈仁波钦当然不是孤零零地矗立着，然而那些环绕着它的山体既分散，又错落，甚至颜色也一样发灰，使得冈仁波钦犹如花瓣中美丽的花蕊十分突出。而它的几乎整整一面的青色岩层，青色岩层间穿插着由峰顶垂直而下的一道道未融化的雪线，或一道道巨大的冰槽，形成了各种类似文字或图案的神秘形状，颇费思量；以及，那峰顶！—那是什么样的峰顶啊，如果非形容不可，我只能说那是一个散发着绝美无比的光芒的峰顶！即使对于非宗教徒来说，哪怕只是将其视为一座“再也无法朴实的二万二千零二十八英尺高的砾岩层山体”，但也会因它那独具美感的魅力而受到震撼。至于多少年来，无以计数的信徒在面对如此具象化的一个宗教象征时，其心意如何激荡则无须多费笔墨，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曼陀罗”，是“天地宇宙所铸就的曼陀罗”，“只有你亲眼看见它的时候，才能发现那自然的绝对真实的存在”。当然，这还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老外发出的感慨。
于是在活佛的主持下，我们面朝冈仁波钦举行了一系列佛事：礼拜、祈祷；并且各自伏在地上，用粗大的签字笔在经幡上写下亲人和朋友的名字，以示为他们祈求福报。然后挖坑，在坑下埋藏装有经文、香料等的“朋巴”（藏语，宝瓶），在其上用石块垒筑起一个简单的圆塔，中间插上一根碗口粗的木杆，在木杆上系满长长的经幡和哈达并伸延向四周的岩石加以固定，形成一个帷幔似的“塔钦”（藏语，经幡林）。继而煨桑燃香，洒酒供品。山风吹来，那无数面经幡呼呼招展，似是将密密麻麻的愿望无一遗漏地送往所有神灵幻化的大神冈仁波钦的耳中。其实，这些仪式更多地具有本教的色彩，万物有灵因而祭祀神灵无不是土著宗教的特点，佛教在西藏的本土化由此可见一斑。再定睛凝视冈仁波钦似乎有些变化，起先如絮状飘拂的云雾渐渐弥散，呈现出一个佛的世界：清新、明澈，无污无染。
继续转山已是正午以后。据说这一路的海拔都在5000公尺以上，但我却不觉得气喘心紧，或许是因为先前在一帐篷里喝酥油茶吃糌粑的缘故。是否应该介绍一下在高原最能够加强体力的食物恰恰是藏地所独有的牦牛酥油和青稞糌粑，不但充饥耐饿，补充热量，而且绝对抗缺氧？好笑的是，冈仁波钦山下反倒堆满了广告里吹得神乎其神的“红牛”饮料的空壳，似乎喝了“红牛”就有力气转山（相信大多是被游客喝光的）。在快要走到整个转山途中的最高处—海拔5630公尺的卓玛拉山口时，遇见了两个来自康地新龙的宁玛喇嘛：57岁的策仁达吉和25岁的阿加。他俩袈裟破旧，行囊简陋，一脸的紫外线和风霜的痕迹。他俩却灿烂地笑着说，我们要转13圈。我便委托他们替我在拉萨的上师贡觉丹增仁波切转一圈，他因为身体状况不能转山特意交给我两百元，而这两个一心一意转山的喇嘛不正是可以代替的人吗？我又把我母亲让我在一路上布施的几十元钱供养给他俩，他俩却摇手说，我们够了，你可以给别的出家人。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喇嘛，我喜欢这样的喇嘛，我于是和他俩结伴而行。几年前已经转过冈日十三圈的策仁达吉还为我指点着一路上的胜迹，如噶举高僧米拉日巴与本教法师斗法留下的足印等等。听着这些超现实的神奇故事，不由我心情欢畅，步履轻松，一点儿也不觉转山之苦。
或许是承蒙冈仁波钦的加持，我们转山的这天是一个好日子，既无烈日当头，又无狂风扑面，使我们不致因了气候的恶劣而举步维艰，直至下山时经过一个绿草茵茵的河谷，突然有小雨如洗尘一般落在身上，顿觉清凉无比。我开心地吟唱起赞颂古汝仁波切的道歌，这首遍及藏地且有着牧场韵味的宗教歌曲，立即得到了两个喇嘛以及身前身后那些相识的或陌生的转山者的应和，竟如合唱似的响彻山谷，且又宛宛转转地伸向转山路的尽头。有一个正磕着等身长头环绕冈仁波钦的年轻藏人也起身聆听，满身泥土的他微笑着，仿佛也在呼应着对诸佛菩萨和神灵众生满怀的感激。这样的转山无疑是一次愉快而难得的经历。当晚9点半，我们转到了冈仁波钦的脚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这一天竟走了差不多50公里的山路，按照转山者的说法，这似乎意味着我们业力较轻，深得佛心，是这样吗？这天是7月3日，省略去圣湖玛旁雍措、古格王国遗址和途中一些寺院的经历不提，六天后，我们圆满地回到了拉萨。
2002年9月写于云南藏区
有必要解释一下冈日或冈仁波钦吗？这座用通俗的话说状如金字塔但用佛语来讲形同“曼陀罗”的山峰，位于西藏蛮荒西部的阿里地区，是环绕青藏高原的几大山系之一——冈底斯山脉的主峰，海拔不过6638公尺，远不如珠穆朗玛更为著名。因为后者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峰，8848公尺是相对于所有山峰的一个绝对高度。然而，对于某部分人来说，数字化的高度并不能取代某种与精神相关的高度，冈仁波钦—这在藏语中是雪山中的珍宝的意思，而把冈仁波钦叫做冈日，似乎是藏人对冈仁波钦的昵称，翻译成汉语其实就是雪山—甚至是珠穆朗玛也望尘莫及的。
提及某部分人，并非有意要在文章中制造某种分野。虽然这某部分人不过是大千世界的微尘无数，概括地讲代表了这几个宗教的信仰者：藏传佛教、印度教、本教和耆那教。其中，本教是远在千年前，佛教尚未进入西藏的一种原始宗教；耆那教据说是印度最古老而今已经式微的一支。这几个宗教都将冈仁波钦视为世界的中心，各有一套被外界视为玄而又玄的说法，但我只想点到为止，不再一一阐发，因为我不愿意复杂化，一来这似乎离题太远，二来也非我力所能及。或许我的目的仅仅出于一个，那就是想要说明我也在这某部分人之内，所以会有今年或马年去转冈仁波钦的一次朝圣之行。
是不是还得再多言几句？比如关于马年之说？比如关于“转山”而不是“登山”或者“爬山”之说？在传说中，作为人性化与神性化二者兼备的冈仁波钦，它有着与佛陀释迦牟尼同为马的属相，也有着在往昔马年里发生的一些具有教化作用的传奇故事（许多故事都神乎其神，惟有信众深信不疑），另外，在宗教信徒的诸多仪轨中，以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环绕信仰对象历来被视为是一项不可缺少的修行方式，于是“转”成为等同于朝圣的一种宗教行为，在千年佛土的西藏早已日常生活化。
冈仁波钦既然是藏传佛教和本教共同认可的最为神圣、无以比拟的“精神之极地”（据说这是佛陀所言），故而在西藏人的传统上，转冈仁波钦当然是一生中必不可缺的经历，无论一圈也罢无数圈也罢，即使来不及转圈却已在迢迢朝圣之路上气绝而亡，那也是一种表达信念的解脱，值得赞颂。而马年转冈仁波钦则被认为效果非凡，有转一圈等于转十三圈之说，因此每逢马年，转者如云，这听上去是不是显得有些投机？
从拉萨出发
确切地说，转冈仁波钦最适当的时间是藏历四月十五，在藏语中是“萨噶达瓦”这一天。“萨噶达瓦”被认为是佛陀释迦牟尼诞辰、成道和圆寂的日子而为西藏佛教徒广泛纪念。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在冈仁波钦的山口树立旗杆，悬挂经幡，然后口诵真言，心无旁骛地走在整整56.5公里（如此精确的数字摘自于有关旅游手册上的介绍）之长的转山路上。
我渴望在马年的“萨噶达瓦”去转冈仁波钦，这在公历上是2002年5月26日。但据悉这并不容易做得到。去的人之多尚在其次，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手续很难办，尤其对于公职人员而言。远在西藏西部的辽阔阿里属于边境地区，与印度和尼泊尔相邻不远的冈仁波钦更是边境上的边境，客观上讲，办理有关手续理所当然。然而今年似有不同的是，若要取得边境通行证须得经过几重关卡，不像往年只需身份证和一点手续费即可。我的一位同事说他足足奔走了半个月才办下去阿里的手续，这令我闻之生畏。
其次很难找到去冈仁波钦的车。尽管拉萨的几个运输公司均为转山者增加了载人的客车和装运行李以及炊事用具的卡车，但票价也涨了不少。许多朝圣的藏人相约共同包下一辆国产客车和一辆东风卡车，历时二十天，包括转神山冈仁波钦和附近的圣湖玛旁雍措，以及沿途的著名寺庙，每人须交三千元，而往年不过一千二百元，至于以散客组团的方式租车，那更是昂贵。
于是“萨噶达瓦”那天我没有走在冈仁波钦的转山路上，而是走在拉萨城里最长的转经路上，这二者之间有多少不同呢？一位当天转过冈仁波钦的自治区广播电台的记者后来告诉我，据粗略统计，转山的人竟达三万之多，从藏地各处如康巴、安多和卫藏赶来的藏人几乎覆盖了整个冈仁波钦，场面蔚为壮观。另一位来自北京某新闻社的摄影师则口吃地说，山脚下差不多有“六、六、六百武警”在警惕地驻守，以防意外。而我所目睹的是，挤坐在被称为“林廓”的转经路上乞讨施舍的人群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汉人，往日里他们中的大多都在拉萨城里做各种小工，但这天都来赶赴这个被他们叫做“藏民发钱的日子”，这倒也别开生面。
我以为我去不成冈仁波钦了。在遗憾中我只能重温四年前那次多少有些惊心动魄的经历。因为人为的因素，如紧张的人际关系和差劲的车况；自然的因素，如西藏复杂的路况和那年猖狂的雨季；使得我相信若要再去一次阿里必须积累几年的勇气，直至时间过滤下来的只有冈仁波钦峰顶那绝对的美丽，而不是一念及就十分害怕的比起一路上的尘土还要多得多的风险。事实上，回想在那个名叫塔青的小村庄，竭力遥望满天云雾中那半掩半现的冈仁波钦，我似乎觉得自己看见的反而是肉眼看不见的某个天梯上重要的一阶。
然而想不到机会从天而降。6月底的一天，突然有朋自远方来，直截了当地说要去冈日转山，还邀我同去，并利用关系迅速地取得了通行证且有某企业的两辆专车护送。那两个朋友是康区古称“绛”（藏语，北方）地的藏人，一个是活佛，一个是政府官员，加上我这个文学工作者是不是很有趣的组合？我翻出了四年前的笔记和地图，当时夹杂其间的尘土竟然扑面而来，我隐隐激动……我们从拉萨出发的那天是6月30日，天高气爽。
走在老路上
一路西去。在日喀则的菜市场买了新鲜的牦牛肉、腌过的腊肉和一叠煎饼，然后在拉孜的一个川菜馆里煮熟、打包。已不同于记忆中多少荒凉的拉孜县城，公路两旁凭添了不少用亮晃晃的瓷砖装饰的饭馆、旅舍和小商店，在那里面经营生意的不是讲四川话的汉族就是一口西北腔的回族。当晚我们所投宿的旅店恰巧音响发生故障，否则将有震耳欲聋的卡拉OK响彻一夜，直至第二天一早驶离拉孜稍远一些，一座紧挨着大片青稞地的寺院以其特有的绛红色充满我们的视界，温暖我们的心情，更远处，过了昂仁县的小镇桑桑就是有名的二十二道班。四年前的一个深夜，我曾经站在被此起彼伏的狗吠声、从门缝里弥散的焚烧牛粪的烟火味所环绕的二十二道班仰望夜空，无比惊讶那布满天穹的星辰竟然如此晶莹，又如此贴近，屏息聆听，似乎可以觉察到星辰静静滑行的声音，那才是一个属于西藏的夜晚。
一过二十二道班就有两条路摆在眼前，任选一条都能到达冈仁波钦，我们选择的是距离较短的南路而非风光更为原生态的北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条已经变得亲切的老路，因为坐在性能良好、装备齐全的进口越野车上无疑十分舒适，既不会把骨头颠散也不至于蓬头垢面，当年吃够苦头的记忆已然消褪。走南路要经过两个县城：萨嘎和仲巴。在萨嘎看到的军人似乎比平民多，越过街道半空的横幅标语上写着欢迎援藏干部的字样，公路两旁尽是用亮晃晃的瓷砖装饰的饭馆、旅舍和小商店。临街的一间小屋堆满了土豆、白菜、青椒、西红柿等蔬菜，但价格不菲。一个正在买菜的年轻士兵告诉我，一公斤土豆五元钱。历来处于边防重镇的仲巴则是被疯狂的沙土早已逼往几十公里开外另起炉灶的新仲巴，过去的老县城大半已为黄沙吞没，而新城只有一条径自通向县委和县政府大院的大街，奇怪的是光天化日下那数十盏高悬的路灯竟明晃晃地亮着。我们在新仲巴加满价格飞涨的汽油，而后一口气越过重重沙丘（有的甚至把道路淹没），赶到帕羊住下。
帕羊是仲巴县最西边的一个区。彼时暮色四合，寒意如地气上涌，我们赶紧在一个院子开阔得可以放牧、但房间低矮得只能弯腰的家庭旅馆里放下行李，然后聚拢在那家燃着牛粪的炉子上冒着酥油茶香而且亮着汽灯的大屋子里吃热乎乎的“泼度”（藏语，猫耳朵面）。那家头结红穗、英气逼人的女婿来自康地德格，沉默无语，端坐不动，也无视在他眼前忙里忙外的一家人，而不停干活的已经早衰的女人看上去并不与他般配。这里面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康巴男人何以入赘到如此遥远的此地且生下两子？朝圣吗？经商吗？还是因为仇杀而避难？我的兴趣不禁为同伴戏谑。由于我们当中有位气宇轩昂的活佛，那家人格外地恭敬和热情，活佛于是取出铃杵，就地修法，并为纷纷解下辫子的一家大小挨个摸顶。
活佛30多岁，喜欢唱歌如同喜欢穿在身上的金黄色。而他的歌喉实在出色，如果他不是活佛，那么藏地的第一歌星肯定非他莫属，因为他不光把宗教道歌唱得无比煽情，也可以把草原上的民歌和风靡藏地的藏族流行歌曲唱得犹如原唱。于是尽管接下来的路况在这一路上最差（比如马攸木拉至霍尔一带有过不完的沙坑和河流），但我们唱着活佛教会的赞颂古汝仁波切（藏语，莲花生大士）和绛白央（藏语，文殊菩萨）的道歌，还有一首专门讲述康巴人怎么去冈仁波钦朝圣的民歌，几乎不觉路途的辛苦，在正午时分便登上了一片挂满七色经幡的坡地，而站在这里正可以遥遥望见云朵中若隐若现的冈仁波钦，不禁想起那民歌中所唱的：
当我这个康巴人终于看到了冈仁波钦那高高的山顶，
我要把我头上的狐皮帽子放在地上，
然后磕三个等身长头。
这里自然是在行政区划里的阿里地区了。那逐渐植被稀少的道路两边逐渐浑圆的山脉和逐渐纵横的溪流，构成的是传统上称之为上部阿里三围的风景（不包括古格遗址周围状如成千上万裹着袈裟的喇嘛层层环坐的土林一带）。但要进入冈仁波钦下面的塔青乡还须在一个边防检查站登记。这是拉孜之后的第二个边防检查站，四年前我曾在此留宿，对驻守于此的军人们单调、艰苦的生活记忆犹新，此次再度经过发现变化似乎不大。办理手续的士兵舔着干裂的嘴唇告诉我，他入伍两年只洗过一次澡，还说他们已经很长时间看不了电视，因为机器坏了。过了检查站，接近冈仁波钦的草地上用树枝和旗帜搭着一座高大而花哨的彩门，两边各书一行大字：“文旅搭台”，“经贸唱戏”；横批是“2002阿里旅游年”。这遭到了坐在我旁边的朋友的批评，认为此种说法既违背当地的经济结构，又轻视实则至关重要的传统文化，暴露了管理者低等的素质。他既是一方的行政长官，又是研究经济的学者，且深怀对民族和土地的挚爱，意见当然中肯。
虽然跟意料中不同的是，我们在路上碰到的车辆并不多，似乎是转山的高潮已经过去，而过往的不过是匆匆的游客，但在冈仁波钦山下依然各种车辆云集，大小帐篷林立，饭馆和出售百货的小店铺简直数不过来。姑且不算在这里做买卖的生意人，仅转山的朝圣者就有上千人，其中不少是长衫飘飘、双目深陷的印度人，难道马年也是他们的转山年？也有来自国内外的广大旅游者，我们在塔青乡藏医学校的招待所就遇上一个搞摄像的广东人，他因为身体不适盘桓于此已一月有余，想转山又不敢，因为有位来自澳门的西藏发烧友正是在转山途中因高原反应突然死亡，而就地火葬的整个过程就是他拍的。据说今年在转山中因高山病致死的有十多人。这当中有外国人、中国人也有年迈的藏人。不过对于信徒来说，能够死在冈仁波钦无疑是幸福的解脱，不活也罢。
转冈日
关于马年转冈仁波钦的文字已经出炉不少，如果继续那种纯然物化的描写，或者走马观花的记录，或者抒发胸臆的感慨，我无意再添一笔。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便如一个许多年以前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冈仁波钦的西方人所言：“……想要理解喀拉斯（冈仁波钦在西方的称谓）全部的意蕴以及它非凡的气氛，就必须不仅既要考察它的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和历史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朝圣者的视角去观察，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放弃我们自己个人的狭而窄的视界……”那也着实不易。
我的意思是，即使我把自己放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宗教信仰者之列，但我又有多少可能去感同身受地体会那些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无不散发着地地道道的吐蕃气息的同族人的心灵世界呢？换句话说，因为我不是那挤坐在满满的、摇摇晃晃的一大卡车上，或者以三步一个等身长头丈量朝圣之路的他们中的一员，甚而至于，他们裹着的羊皮长袍，他们摇着的嘛尼轮，他们携带的糌粑、酥油和风干肉，以及他们各自浓重的本土口音却无一例外从不设防的笑容和淳朴的眼神，这一切决定了我无法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至少是这样一个事实：当我和他们都环绕着冈仁波钦转圈，但他们心中的冈日绝对比我心中的冈日更接近本质意义上的冈日。虽然从根本上说，其实人人心中都有一座冈日，它和那真实的冈仁波钦形似而神各似。
转山路有外圈和内圈两条路线。通常徒步走外圈一转得要两至三天，但本地山民和不少藏人只要一天即可。而内圈不是寻常之路，须得走够外圈十三转才有资格走这条在密宗属于空行母的修行之路。不过马年走外圈一转就可以走内圈，这听上去是不是很划算？我们原本设想的是用两天走完外圈一转，听说转山路上有的是可以投宿的帐篷，也不必担心食物，何况还可以雇请背夫，但临行前却改作一天，或许是因为我们这几个转山的都是藏人，无须顾虑会有高山反应。不过这就得早早起来，尽管我不愿意在半夜3点半就钻出暖和的睡袋，然而转山是头等大事，哪能贪图安眠？我把从拉萨带来的两大卷经幡、糌粑、桑枝和香，还有相机和胶卷等等，全部交给了一个年纪比我小得多的女孩子，她来自日喀则的一个乡村，专门替人背东西转山。按照规矩，雇一个背夫一般每天60元，据说有时还更少。也有替人转山的，也就是说，那些想转山却因故未去成的，也可以花钱雇人来代替自己转，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取巧的办法？
我们是差不多5点半开始转冈日的。可我怎么也遏止不住睡意如波涛一般不停地卷来，几乎是一边打瞌睡一边摇摇晃晃地走着，好几次差些摔倒。天色未明，道路狭窄，身前身后人如游蛇但算不上太长，我干脆让过在后面催促个没完的同伴，索性一屁股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抱头而睡。这一睡可能有半个多小时，当我被一串念诵六字真言的声音惊醒，晨光已现，眼前是一条被踩得发白的小路，在堆积着大小石块的荒野间渐渐升高。“哦啧，可别这么睡觉啊。”三个看上去像是拉萨的那些退休后就转经的“嬷拉”（藏语，老太太）在走过我身边时关切地叮嘱着。不过我已神清气爽，而且如被输入了某种活力似的走起路来只觉脚步生风，当很快追赶上同伴们时，都惊呼：“还以为你已经打道回府了。”
不久，途中出现一处起伏缓和的平地，而一侧竟是大半个冈仁波钦那奇妙的山形，兀然现身眼前，似乎触手可及，这不免让人有些无措。冈仁波钦当然不是孤零零地矗立着，然而那些环绕着它的山体既分散，又错落，甚至颜色也一样发灰，使得冈仁波钦犹如花瓣中美丽的花蕊十分突出。而它的几乎整整一面的青色岩层，青色岩层间穿插着由峰顶垂直而下的一道道未融化的雪线，或一道道巨大的冰槽，形成了各种类似文字或图案的神秘形状，颇费思量；以及，那峰顶！—那是什么样的峰顶啊，如果非形容不可，我只能说那是一个散发着绝美无比的光芒的峰顶！即使对于非宗教徒来说，哪怕只是将其视为一座“再也无法朴实的二万二千零二十八英尺高的砾岩层山体”，但也会因它那独具美感的魅力而受到震撼。至于多少年来，无以计数的信徒在面对如此具象化的一个宗教象征时，其心意如何激荡则无须多费笔墨，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曼陀罗”，是“天地宇宙所铸就的曼陀罗”，“只有你亲眼看见它的时候，才能发现那自然的绝对真实的存在”。当然，这还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老外发出的感慨。
于是在活佛的主持下，我们面朝冈仁波钦举行了一系列佛事：礼拜、祈祷；并且各自伏在地上，用粗大的签字笔在经幡上写下亲人和朋友的名字，以示为他们祈求福报。然后挖坑，在坑下埋藏装有经文、香料等的“朋巴”（藏语，宝瓶），在其上用石块垒筑起一个简单的圆塔，中间插上一根碗口粗的木杆，在木杆上系满长长的经幡和哈达并伸延向四周的岩石加以固定，形成一个帷幔似的“塔钦”（藏语，经幡林）。继而煨桑燃香，洒酒供品。山风吹来，那无数面经幡呼呼招展，似是将密密麻麻的愿望无一遗漏地送往所有神灵幻化的大神冈仁波钦的耳中。其实，这些仪式更多地具有本教的色彩，万物有灵因而祭祀神灵无不是土著宗教的特点，佛教在西藏的本土化由此可见一斑。再定睛凝视冈仁波钦似乎有些变化，起先如絮状飘拂的云雾渐渐弥散，呈现出一个佛的世界：清新、明澈，无污无染。
继续转山已是正午以后。据说这一路的海拔都在5000公尺以上，但我却不觉得气喘心紧，或许是因为先前在一帐篷里喝酥油茶吃糌粑的缘故。是否应该介绍一下在高原最能够加强体力的食物恰恰是藏地所独有的牦牛酥油和青稞糌粑，不但充饥耐饿，补充热量，而且绝对抗缺氧？好笑的是，冈仁波钦山下反倒堆满了广告里吹得神乎其神的“红牛”饮料的空壳，似乎喝了“红牛”就有力气转山（相信大多是被游客喝光的）。在快要走到整个转山途中的最高处—海拔5630公尺的卓玛拉山口时，遇见了两个来自康地新龙的宁玛喇嘛：57岁的策仁达吉和25岁的阿加。他俩袈裟破旧，行囊简陋，一脸的紫外线和风霜的痕迹。他俩却灿烂地笑着说，我们要转13圈。我便委托他们替我在拉萨的上师贡觉丹增仁波切转一圈，他因为身体状况不能转山特意交给我两百元，而这两个一心一意转山的喇嘛不正是可以代替的人吗？我又把我母亲让我在一路上布施的几十元钱供养给他俩，他俩却摇手说，我们够了，你可以给别的出家人。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喇嘛，我喜欢这样的喇嘛，我于是和他俩结伴而行。几年前已经转过冈日十三圈的策仁达吉还为我指点着一路上的胜迹，如噶举高僧米拉日巴与本教法师斗法留下的足印等等。听着这些超现实的神奇故事，不由我心情欢畅，步履轻松，一点儿也不觉转山之苦。
或许是承蒙冈仁波钦的加持，我们转山的这天是一个好日子，既无烈日当头，又无狂风扑面，使我们不致因了气候的恶劣而举步维艰，直至下山时经过一个绿草茵茵的河谷，突然有小雨如洗尘一般落在身上，顿觉清凉无比。我开心地吟唱起赞颂古汝仁波切的道歌，这首遍及藏地且有着牧场韵味的宗教歌曲，立即得到了两个喇嘛以及身前身后那些相识的或陌生的转山者的应和，竟如合唱似的响彻山谷，且又宛宛转转地伸向转山路的尽头。有一个正磕着等身长头环绕冈仁波钦的年轻藏人也起身聆听，满身泥土的他微笑着，仿佛也在呼应着对诸佛菩萨和神灵众生满怀的感激。这样的转山无疑是一次愉快而难得的经历。当晚9点半，我们转到了冈仁波钦的脚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这一天竟走了差不多50公里的山路，按照转山者的说法，这似乎意味着我们业力较轻，深得佛心，是这样吗？这天是7月3日，省略去圣湖玛旁雍措、古格王国遗址和途中一些寺院的经历不提，六天后，我们圆满地回到了拉萨。
2002年9月写于云南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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