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美朗嘉的文章：请让我们的达赖喇嘛归来&猥琐的威权

今年3月以来，在全藏地爆发藏人大规模抗议之后，当局动用枪杆子和笔杆子猛力镇压。在4-5月间，博讯网上出现了一位署名为“晋美朗嘉（北京）”的藏人，连续发表7篇文章，总计3万多字，分别是：请让我们的达赖喇嘛归来；幽灵的“力量”——藏地风暴的背后；就有关西藏事件的宣传工作给中央政府提的一些意见；道德的砝码——谈公平对待3·14事件中的责任一方；饮鸩岂能止渴；黑夜不会总比白昼漫长；猥琐的威权。

我和许多人一样，除了从文章中看出晋美朗嘉是跟我们一样，生活在“猥琐的威权”之下的藏人，而且很可能是在这个体制内的藏人，除此之外，我们都不知道晋美朗嘉是谁。但我们都被他的文章深深打动，因为他写下的，正是我们想要表达的。在内心泣血的日子里，我们需要的是让世人听见博巴（藏人）的声音，而晋美朗嘉发出的就是这样的声音。如今半年已过，我从他的7篇文章中选出开头一篇和结尾一篇，再次贴在我的博客上，既是重温，也是印证。

另外，这张照片，是我拍摄的一位在北京读书的博巴，他佩戴着尊者的法像，坚持着不变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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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让我们的达赖喇嘛归来
文/晋美朗嘉（北京）

3月份开始的藏地和平抗议中共对藏民族进行宗教和民族迫害的风暴向世人展现出了令人痛心的悲剧性，这些悲剧性表现在两个不同的方面，从藏民族来看，是大量藏民在和平抗暴斗争中被中共军警的各种“非杀伤性武器”（包括监狱里的拳脚棍棒）和杀伤性武器致死致伤、事发地藏人僧俗包括言论权在内的各项基本权益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完全剥夺、由于中共的媒体和御用“学者专家”的厚颜无耻（参见3月28日《西藏重大事件：一流评论家集体沉默》文中所提数人）而又缺乏智力的谩骂诋毁在世界范围内造成藏人和藏传佛教的声誉受损、达赖喇嘛遭到自治区中共书记张庆黎等人恶妇骂街似的人身攻击、冲动而容易授人以柄的非官方组织如藏青会等被中共威胁要定位为恐怖组织、藏地许多亲和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的藏族干部受到各种威胁和压制，等等；而在中国这边，悲剧则表现在，在中国政府自89年之后的20年间，民主、自由、人道等崇高价值理念仍然受到长期一党执政的中共的粗暴和非理性的践踏、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公民的诸种权益和藏人一样受到严重损害、在妄称以国家面目出现的媒体论断中依旧充满低智化的欺骗和诈计，充满着不负责任和不计后果的煽动和挑衅、部分国人由于没有任何理性基础的狂热的大汉族主义或民族主义而发起的对藏人和藏传佛教的憎恨迅速蔓延开来，等等。

二十一世纪原本应该是一个对世界对中国都充满良性发展机遇和前景的世纪，在西藏问题上，原本是一个应该在中国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之间达成互谅互惠的协定的时候，但我在这场藏地风暴中忧虑地看到，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对谈及其结果至少在近期看上去是极为困难。弱小藏族如何在自己文化和宗教不受破坏甚或毁灭的情况下得以延续，甚至如何在自己的命脉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得以延续，作为佛法之地的西藏如何能摆脱开没完没了的世俗骚扰（以几乎是不加约束且受到政府鼓励的汉人盲目长期的商业行为和旅游观光剧增为甚，附带有其它种种不良影响，世风渐渐败坏）并让自己和以前许多世纪一样成为一个纯净、安宁、安全和珍藏佛教理想的净土呢？这次3月风暴是这些年来一直压抑着的藏族民情的一个阶段性爆发点，它表明，藏族几乎已经快绝望于中共根本没有诚意进行和达赖喇嘛的对谈。只要是对谈的机会不存在，达赖喇嘛便不能回来，中共错误的西藏政策将会以一种毁灭性的速度迅速侵蚀全部藏地，彻底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摧毁佛法，以复杂多余的上层建筑覆盖掉藏民族自治的观念和前景，如此，藏民族何以保全呢？

我以为，中共中有许多人害怕达赖喇嘛回来，原因有这样几点。

首先，他们很担心广受崇敬的达赖喇嘛一旦回到了他自己的土地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中共最看不得异己的人或组织对自己的强权威势有所挑战，尽管这种挑战也许根本不是刻意所为。简单地说，中共现在在所谓的意识形态上已经不得民心，自治区的社会局面很大程度上是以物质性的手段强行维持的，这样，这种政府便很恐惧藏人的民心归向达赖喇嘛，那会是让中共特别忌恨特别尴尬的事情。共产党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允许一个有着“真正自治”的西藏自治区（先不提“大藏区”）存在，不论达赖喇嘛担任不担任公职，都必将成为包括藏人在内的许多人心之所倚，众望所归，即便这种心之所倚众望所归的基础是深厚的藏传佛教传统而不是达赖喇嘛的那一点起码的政治诉求。共产党曾利用人心向背搞过革命，深知其利其弊。失去人心，即便地盘广大，金钱盈库，仍是敌不过据小地盘而得大人心的对手，一旦冲突，其必败也。

第二，允许达赖喇嘛回来，还意味着达赖喇嘛这一世系（并且逻辑上必将牵带班禅喇嘛世系）将实际上在不受中共辖制的情况下发展，转世灵童、寺院管理、政教关系等等都不再是中共说了算的。中共里有些人死要面子，虽然可能永远也搞不清真正的面子是什么，会极度恐慌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且，如果达赖喇嘛回来后在藏地行使他们已经成功行使了不少年的民主化的社会管理的话，那么中共更会因此觉得假借中国之名而在藏地搞的主权诉求的实践又受到了威胁。其实，藏地的主权表征也就是像达赖喇嘛所说的那样，由中央负责国防和外交事务就行了，这实际上已经很充分了，但共产党是不可能满足于这种控制的，它有一种奇怪而难以解释的意识形态心理，显然是不懂现代国家管理方面的理论了，它以为把社会和公民管制（请注意我用的是“管制”，而不是“管理”）到极细极微的程度，心里才有底，现在都管到居委会和乡村一级了；所以它害怕，万一威望崇高的达赖喇嘛回来后，西藏社会在结构和管理理念上有了什么变故，即便不会进一步涉及到中国政体结构方面的问题，也恐会连锁影响到共产党对中国的整体统治。

第三，中国中央政府信念涣散而效率低下的行政管理机构及一些所谓政府智囊，其实直至现在都没有一整套由真正的行政管理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专家（而不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投机钻营的文化吹鼓手们）参与制定的长远的西藏问题解决方案，也没有任何真正有效的应急测评和控制机制。在权者绝大部分都在混日子，有一套既定的说法对他们来说是很方便的，任何理论上的风险和实际上的风险都是不能担当的，那样的话，自己好不容易弄来的职位和这个职位所带来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利益就没有了，请记住，中共是一个思维态势很固化的“农民党”（但现代真正的农民恐怕要比他们强太多），在被其组织化了的大多数干部心中，个人的物质利益（名利兼有）是最重要的。此外，如果中央真的要向有利于事件最终解决的方向上进步，也就是说，要和达赖喇嘛对谈，最终请达赖喇嘛回来，那么这帮人将不会再在现在的行政岗位上驻留，无论在中央一级还是在自治区一级，利益更会严重流失，说不定还会因自己曾有过的愚昧恶毒遇到其它麻烦，所以，他们也是怕死了达赖喇嘛回来。

在这种心态下，在西藏问题上，大的事情如和达赖喇嘛对谈，充分反映出了中共官僚的不负责任（死拖硬耗）和目光短浅（以为把达赖喇嘛拖到过世便可为所欲为），各智囊机构完全不愿意诚心为谋，以整个中国的大局前途为重，而是沿袭再沿袭喊了多少年的口号，没有解决事情的智力、善意和能力，也打从心眼里不想解决，于是干脆彻底放弃了从智力、善意和能力上去积极解决的可能，只留下强硬的包括武力解决在内的强势解决的一条路（等到达赖喇嘛过世后对付群龙无首且怨怒横生的藏人暴力分子或其他藏人）。的确，在只能感性对待问题的中共眼里，枪和子弹的使用是最不需要费脑子的了。小的方面如这次3.14事件，一旦事起，局面便一下子显得似乎不可收拾，对于这件事我宁可不把它朝阴谋论上想，虽然这样想也是合情合理的，毕竟，3月初就开始如临大敌地备战了，人力物力财力火力都可谓足够，却在3月14号出了问题；那么如果不向这种阴谋诡计方向来想的话，就是各相关单位工作失察、行政不作为或是在应对突发事件（细想一想，到了3月14号发生的事情应该不属于突发事件了）时严重缺乏效率，另外，从意识上讲他们根本不怕事态恶化，事态恶化，处理起来反而简单，刀兵相见嘛，但这种越来越简单的麻烦会使达赖喇嘛的回归变得难上加难。

第四，中共部分人还担心的是，如果允许达赖喇嘛回来，那么共产党必须对历史有一个交待，在以前的政策和宣传下，达赖喇嘛被对待为“分裂祖国”的敌人，被对待为“藏独”的领袖，现在却被允许回国，这种观念上的变化须向许多藏汉官民、军队官兵，向其他的中国公民和全世界做出合乎逻辑的真诚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对于中共的许多人和许多利益群体来说将异常困难，因为它必须承认以前对达赖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不负责任地攻击过，它必须承认以前是千方百计地要把达赖喇嘛诬陷成“分裂祖国”的“藏独分子”，中共中除了少数有真正政治智慧的领袖级精英外，其他人是绝没有这个勇气的，因为这会给它自己的形象和公信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第五，中共集团中有人还存着一种很大的忧虑，怕达赖喇嘛回归之后将会出现一个极度失落的汉人群体（也会间杂有少数藏人），遍布各个阶层，他们会有被出卖的感觉。可以肯定，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这样的群体必定出现，这不光是利益和权势丧失引起的失落，而是一种被辜负感和受骗感引起的失落，但怪来怪去还是要怪自己缺乏远见和工作的失误。这些年来，为西藏工作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官民不论从事何项工作，在实际上已经置身于并担当起中共一直鼓吹的“维护藏区稳定”、“发展西藏”和“反分裂”斗争的“历史重任”了，去地理条件恶劣的西藏本身就是一种牺牲和奉献，在他们的意识深处，这是为了国家（其实是为了共产党一党之私）。如果达赖喇嘛回来，“反分裂”——至少是传统意义上的反分裂——已不复存在，他们会看到，理智的西藏地方政府也不需要盲目地发展，藏区的稳定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世俗力量的介入，这时，汉人官民会知道他们的牺牲，甚至是几代人的牺牲，都白费了。中共在遇见到这样的结果时，必然害怕汉族人众的怨恨会以其它管道爆发出来。

现在看来，只要是中共继续用那些非理性、非人道和能力低下的官僚们掌权的话，达赖喇嘛的回归几乎是不可能的。达赖喇嘛不能回归，原因就在于和他打交道的对手是一个没有理性、没有勇气、没有责任感和没有未来的无素质的党棍团体，但是其内心深处却对西藏人民的未来，对达赖喇嘛所领导的事业的未来充满恐惧，所以极力阻挠达赖喇嘛回到家乡。

既然根本不想达赖喇嘛回到故乡，那么所谓的对谈也就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状：自2002年以来的6次会谈终究是毫无结果，藏方代表苦心准备的交流计划一次次落空。苦等的藏人心中痛极，而中国因为这一次又一次的错误也为自己埋下了可怕的包括民族危机在内的诸多政治危机的种子，一旦有了时机，这些种子将开出真正的恐怖之花。

但是，要说目前西藏问题的解决已是进入了一条无可变更的死路也不尽然，我们看重中国，如果执政党可以真的像他们所宣扬的那样为国家做事的话，那我们也不会反对中共。理性、人道、坦荡和自信的管理阶层是不会有对西藏高度自治的恐惧的，因为他们会清楚地看到，达赖喇嘛已经愿意把国防和外交事务这样高度的现代国家的主权宣示由中央放到藏地，实际上，这比上元朝直至民国时期都是一个极大的变化，那时中央政府因为一种基础厚重的檀越关系而和西藏地方政府保持着非常富有亲和力的联系，哪会有那么多驻军？那么，既然显示主权的军事力量和外交权力都已经得到了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及绝大多数藏人面向全世界表达出来的认同，那么把宗教事务、文化事务、社会行政事务等统统交给熟悉藏族人民的藏族自己来处理有什么不好？这不是一条很经济很便利的道路吗？如果在获得中央允许的自治以后，在法治这个参考系下，仍有藏人以不当方式寻求西藏独立，那就是在背离达赖喇嘛的教诫，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打我们藏人自己的耳光，我想包括藏族政治精英在内的绝大多数藏人是不会答应的，而且如果有充分的自治可以让我们保全我们的文化和宗教，可以让我们安宁地生活，可以充分地尊重我们的各项权利的话，彻底的独立对我们来说也许是根本不必要的。

所以，现在对于中共来说，首要之计是从国家大局出发，弃绝一己之私，以诚意、善意和责任心与达赖喇嘛进行真正的对谈，立即，马上，不能再有犹豫。除非有人想毁掉整个藏族，否则他就应该请达赖喇嘛回来，达赖喇嘛是我们藏人心中的明灯和眼前的方向。

同时，请不要再践踏达赖喇嘛的画像，请不要再强迫我们辱骂和诬陷他，请不要再用比刀刺和火烧更狠的方式伤害藏人的心，我们已经被伤透了！

我们需要民族和解，我们想在自己的寺院和家中平静地、没有任何紧张地生活，现在只要中央政府做出明智的努力，这一切平淡的希求应该是可以达到的；我们仅仅是想让达赖喇嘛——我们的父亲——离我们更近一些，在他还在世的时候！中央政府经过对谈后应该让他归来，虽然这需要时间，但是没有理由太长；我们不是特别喜欢物质世界的花天酒地和灯红酒绿，我们喜欢看到宁静的寺院和桑烟，听到虔敬的诵经声，看到在一片温柔土地上的清澈的蓝天。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么汉藏两族又会像以前许多世纪以来那样相互融洽地生活，藏族文化会真正地得到继承弘扬，继续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西藏民族也会继续在雪域高原上快乐地生存着，而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也会因为西藏问题的良好解决赢得来自全世界的更多的好赞，中国和它的执政党也都会为当代全人类的健康发展做出他们长期没有能做出的真正的贡献。

2008年4月某夜，泣书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4/200804111639.shtml


猥琐的威权
文/晋美朗嘉（北京）

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之间的第七次对谈在一个远离西藏的浮华之地进行，持续了不到一天，4日白天开始，结束于当日黄昏；在我的眼中，这是一个真正沮丧的黄昏：和许多朋友预料到的那样，中共除了丢下一句空话——下次合适的时候再谈——之外，没有为这次机遇难得的对谈带来任何有益的结果。

包括极少有识见的中央高层在内的温和派被无赖势力再一次打败。但如此玩弄和践踏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关注西藏问题之解决的殷切期许是中共内政外交上的一大危险败笔，自以为走得高，实际上在盲目之中已经到了悬崖之上，再不摘下自欺欺人的眼罩，再不勒马，后果不见得好看。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政府，哪有这么干事的？倘若整个对谈只是为了面对面训责对方要是驯服一些的话下次还会赏脸给机会继续“接触磋商”，那么开一个电话会议也就把事情说清楚了。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嘉日洛地和格桑坚赞来了，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机会（当然中共以前已经糟蹋过若干次这样的宝贵机会了），作为中央政府，应该能与西藏代表有持续的接洽和彼此对问题见解的充分透彻的交换，应该有更高领导的接待与倾听，应该有在藏地进行的实地考察，等等，不应该只是为了应付日本（日方对胡锦涛访日提出了有关西藏问题的要求）、欧盟、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压力做做秀的，又不是一个演砸了就能跑掉的假戏班子，“大国形象”在那儿，这么不负责任地处理严重事态，就让人完全没有办法高看这些执政者的道德信用和政治素质了。

我和周围的一些藏汉朋友曾对这次对谈寄予厚望，并曾为出现真正有益于双方的结果而祈祷，但现在看来，对中共积极诚恳地和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一起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定性为我们一厢情愿的善意的幻想，至少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是如此。虽然我一直在体制之内从事民族工作和民族问题研究，深知中共这方面的许多错误观念和造成的严重现实后果，但从长远计，总希望中国政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缓慢的进步，总希望中共会利用一个好的机遇自我改进或作良性变革，但这次中共的政府行为使我相信，在二十一世纪，这依然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完全没有责任意识、没有公信力、智力低下得令人匪夷所思的无赖政权，它根本没有脑力去想清楚，再把西藏问题的解决这样拖下去，今后是否有能量去解决未来出现在藏地和整个中国的危机，尤其在达赖喇嘛过世以后？

我不得不相信前些日子尽力不让自己去相信的事情：“泱泱大国”数天前面对全世界做出的对谈表态最终证明只是一个龌龊的玩笑，一言既出，全世界那么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那么多政治领袖都曾对这种表态诚挚欢迎，境内外的藏族兄弟和无数关心西藏问题的汉族兄弟和外国公民都对这种表态充满热望，但事实证明是一场空，再一次令藏人心碎。

但想一想，其实并不奇怪，没有一个真正想让问题解决的主脑在控制对谈，怎么能期待它成功呢？正要谈的时候，政治局一直指导统战工作的贾庆林跑到罗马尼亚去了，刘延东又有其它事情，新上任的杜部长情况不熟，派了两个只具有鹦鹉学舌功能而根本缺乏处事能力和意愿的副部长，那能谈出个什么出来？这两个人以前就参与过双方对谈，有什么结果？二人混了多年的“反分裂饭”，怎会自毁行当？这样搞一次对谈，岂不是成心不想有人负责任地处理好对谈事宜吗？两位原为“反分裂”先锋的副部长巴不得事情快点结束，不是自己的事情，磨蹭什么？虽然说起来是把半天的对谈时间又略作延长，但恐怕不是应中共两位副部长的要求吧？大半天的时间被那些早被媒体说了多少遍的废话、指责和恐吓占用了不少，不延长点时间说说正经事怎么行？就是这样我也相信中央统战部不可能留下足够的时间给藏方，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官方媒体上相关六段文字里只有一句话提到藏方的谈判言词。另外，把对谈地点选在深圳而不是藏地，又是和以前6次对谈一样，让你在一抹黑的情况下听中共耍嘴皮子，或者是色厉内荏地重复指责达赖喇嘛。藏地是万万不能让嘉日洛地他们去的，除了怕引起新的民众心理上的动荡以外，更因正在大规模进行黑箱操作，不能干扰这种复杂工作的正常进行啊！

我后来了解到，3.14事件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允许对谈的说法早已经有了，但是意思下去了，却一直没有能做一套对谈的预案上来，有可能是做不出来，更有可能是根本不想做，对比之下，倒是知道又有新的有关藏传佛教的一些“规章制度”会于近期出台，想来绝不会是什么好事。

这次也让我看到了温和派的实力依然是十分微弱，在人事控制上处于绝对劣势。而那些吃“反分裂”饭喝“反分裂”汤穿“反分裂”衣裳的是一个至少乍一看十分厉害的庞大团体，这么多年的经营下来，他们有对中共方面参与对谈的垄断权，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其实，正如西藏流亡政府格桑坚赞议员所说的那样，如果对谈仅仅是谈一些“事情”，那就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不会有任何积极意义，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共能够做出妥协，接受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赋予藏地包括政治自决权在内的完整的自治空间，但在可以垄断中共方面对谈的“反分裂”的威权下，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他们完全不会愿意将政治自决权赋予藏地和藏人，按照这些人的思路，连把藏人自行处理藏地宗教事务的权利下放都很困难，因为他们并不是要像政府在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时所宣扬的那样奉行“政教分离”的治国原则，而是像我在前些日子写的一些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为了一己之利，要借助于一种站在理性、正义和良善对立面的丑恶的意识形态强加于藏地，强加于藏传佛教和藏人的心灵之上。现在要求能以对谈来解决西藏问题，赋予藏地政治和宗教自治权，保全全体藏族，那等于是要彻底放弃自己的非正当利益，放弃和非正当利益一样非正当的职业，从曾被他们肮脏的脚践踏的西藏圣土上永远离开，果其如此，岂不等于要让这些反分裂的同志们自残嘛。

善良的人们可能又在满怀希望地翘首等待着下一次对谈，我想或许会有下一次，但是谈什么呢？在这种态势下，中共的谈话思路总是不切本质，而是期望以表面问题的处理来混淆视听，一如当年六•四事件前李鹏在会见学生代表等人时说的话，只“救命”，不谈其它事情。二十一世纪中，包括这次会面在内的藏汉第七次对谈表明，中共就没有展示出任何意愿要认真解决西藏问题。对谈本是一种协商或共同研究的机制，更何况是涉及到像西藏问题这样攸关中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大事，但中共看来不是要和别人一起对有关问题进行诚恳和专业的共同研究，而是要让对方“认错认输”，弃让民族自觉，弃让宗教上师，弃让精神追求和文化自存，弃让价值和伦理系统，答应成为变质的社会主义中国体制下的驯服的奴隶，这样的话，奴役者怎么会和被它看作天然的被奴役者进行对谈呢？当这些不愿成为奴隶的人在最低的程度上根据中国自己的宪法解释、在最高的程度上根据人权、民主和自由等普世价值理念来质疑中共的奴隶制度的合法性时，可以想见那些奴隶主们心底深处有多么害怕和畏惧，也可以想见对谈之路会有多么艰难。

从技术层面说，第七次对谈又失败了，但还是要谈下去，达赖喇嘛指出这是一条重要的道路，所以不管多难，我们还在祈求进一步的政治变革，还在祈求有一个能逐步健康起来的中国中央政体来妥善处理当下和未来的西藏问题，作为藏人和藏族，我们在内心深处都会平静地等待着宿命的安排。不知道会不会有具备实质意义的藏汉之间的下一次对谈，但我们将等待着去看见，我们将在进一步逼来的现实中看见，虽然无人能知今后将看见什么，但正是这种未知未见让我们依然保留着对不可预测的明天的梦想。

当年，疯狂的尼禄在罗马放起了大火自我愉悦，绚烂的火光吞噬着城市，尼禄被自己的这一毁灭行为所带来的感官上的刺激激动不已，但没过多久，他的喉咙上就插上了一把利剑。感觉中共是否从整体上来讲具有类似于尼禄那样的扭曲人格，不会惧怕恶果来临？藏传佛教在中共手下遭到这么大的系统的破坏，藏族和藏人遭到这么大的侮辱甚至被夺去此间的生命，他们的过去和未来遭到可怕的篡改和污骂，中共是否会在这个时候自我陶醉于寺院和藏民住家屋顶上强制插上的国旗上刺目的鲜红？是否会自我陶醉于使用“非杀伤性武器”、杀伤性武器和牢狱而强迫藏僧和百姓遗弃对达赖喇嘛和藏族历史的忠诚？是否会自我陶醉于用强权、来自纳税人的大把大把的金钱和被这些金钱养肥养恶了的贪官们搞出的一个“稳定和谐的新西藏”？尼禄和那些被他蒙骗的不明就里的罗马人曾被斗兽场上狮虎豺狼撕扯碎裂的囚徒们身体上的鲜血而刺激得狂喊，难道今天我们还要以无辜弱者的血和哭喊作为共产制度下那种低贱的欢愉的资料吗？

够了，欢愉终会结束的。

2008年5月某夜(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