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仁博：达赖喇嘛错了吗？

印第安纳大学的艾略特•史柏林(Elliot Sperling)教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错了》，认为达赖喇嘛多年前放弃图博的独立错了。他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坚持中间道路的达赖喇嘛和中共的谈判面临破裂之时。来自图博的扎仁博是一位年轻博巴，他寄来他的文章，对此表达了他的不同观点……

扎仁博：达赖喇嘛错了吗？

史伯林教授的逻辑误区

在讨论达赖喇嘛是否对错之前，要指出史柏林教授在两点上存有逻辑误区和对达赖喇嘛的误解。

史伯林教授犯的第一个逻辑错误是关于他所说的中国觉得的而他自己也同意的“西藏议题就是达赖喇嘛问题”。首先中国政府根本就不承认有“西藏议题”，同时说“可以对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进行讨论”。中国政府正在企图把“西藏议题”和“达赖喇嘛个人问题”划上等号，让人觉得一切问题都在达赖喇嘛身上，让人觉得西藏出现那么多事件的背后其实就是达赖喇嘛包藏私心，为了自己的“个人前途”问题而不惜牺牲和利用藏民族。这个显然是错误和荒谬的！说这样话的人，如果不是被红旗蒙住了双眼，那就应该去翻翻这位老人为西藏奔走呼号、奋斗不息的一生，或者去看看在枪口下生活着的西藏人民的境遇。

关于“不管达赖喇嘛说什么尊重民主的话，他还是没有将权力真正下放给博弥，让他们舒服到可以跟他采取不同的立场”。我们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在特别会议开始前和会议举行的过程中，始终都没有参与进来。事实上，他在会前释放出承认中间路线失败的态度无形中是在为支持独立的意见解压开路，他也公开欢迎和鼓励提出其它的方法，包括独立路线在内。而在会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支持独立的声音并没有被掩没和压制，而且，在会议结束后的声明决议中，独立派的意见被相应的得到体现。

西藏流亡政府是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公认的全世界流亡团体里面贯彻民主思想最好的机构之一。要知道，是达赖喇嘛亲自主动倡导并坚定不移地在流亡藏人社区中推行、普及民主的理念。很多非藏人，包括史伯林教授也可能不是完全清楚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无法代替的地位。按照在藏人心中的地位，他完全可以做说一不二的领导者。所以，如果达赖喇嘛“不愿意下放权力”，那么他为什么要推行民主的机制？他为什么要召开特别代表大会？

达赖喇嘛钟爱中间道路和特别代表大会决定继续走中间道路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绝对的因果关系。这样的决议只能说明大部分藏人认为在目前的这个阶段，中间道路是他们经过理性思考、群策群力后选择的一条路。这个民主讨论后的决议和达赖喇嘛的想法重合，不能用来证明达赖喇嘛“不愿意下放权力”，同样，如果有一天，藏人决定不走中间道路，也并不能用来证明达赖喇嘛“真正下放权力”。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不是只有用百姓不认同领导者的策略才能证明这个社会才是民主社会。同样，也不能认为百姓认同领导者的策略是完全因为接受这个领导人的影响，虽然这个领导人确实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这是史伯林教授犯的另外一个逻辑误区。

达赖喇嘛真的错了吗？

在讨论对与错之前，首先应该定义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人会认为，如果一个方法成功了，那就是对的，不管他的目的是否正确；有人会认为，如果一个人在斗争中取胜了，那他就是对的，不管他采取的是什么方法；有人认为，如果一个事情当时被认为是对的，而到了现在又被认为是错的，那么这个事情就是错的；也有人认为，一个人现在看起来是对的，那他就是对的，至于未来走向则不能去思考。

目的、手段、历史背景和未来走向应该是比较全面评价一个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

让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分析一下达赖喇嘛是不是真的错了？

就像达赖喇嘛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的致辞，他说他首先是一个人，人类中的一员；其次，他是一个佛教徒，一个普通的比丘；最后，他是一个藏人，一个安多藏人农民的孩子。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他，是因为“达赖喇嘛因为尊敬所有的人类而发展出一套他自己的和平哲学，立足于这个担负世界责任的哲学概念上，达赖喇嘛拥抱所有的人类，以及自然”。中国作家摩罗说“领袖不只是代表人民，而且的的确确是由人民培养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和社会”。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的儿子，也是西藏人民当之无愧的领袖，他追求的目的和藏人追求的自由、民主的方向无疑是没有裂隙的，都是在为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佛教徒和作为一个藏人的权利而奋斗。

马丁•路德•金有句名言：“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和中共相比，达赖喇嘛确实显得“天真”和充满“幻想”。中共总使用一些伎俩来欺骗国际社会和流亡政府，而达赖喇嘛却一直用真诚、自省和慈悲的态度去对待他的敌人。这也是目前在藏人内部争议很大的一个问题，当中共继续用冷漠的、法西斯式的蛮横来羞辱藏人时，藏人是不是还有必要做出圣人状来继续温和的、非暴力的、中间的道路？因此，一方面是中共的肆无忌惮、飞扬跋扈，另一方面是达赖喇嘛数十年坚持甚至显得妥协的却似乎毫无见效的温和道路，一些藏人、学者和支持西藏者开始觉得达赖喇嘛支持的中间道路其实就是基于佛教的、理论的、脱离实际的理念。很多年轻藏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对达赖喇嘛的这个理念不能认同。史柏林教授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如今坚持中间道路的达赖喇嘛和中共的谈判面临破裂之时，这种不认同是可以理解的也应该去理解的。藏青会主席前不久也表示，藏人需要回到1959年流亡时怀抱的目标——独立。

在敌人扰乱我们心智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冷静思考。“自治”、“独立”并非目标，而只是手段、载体。藏人最终追求和所期望的是作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能够真正享受作为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能够真正做自己土地上的主人以及能够真正践行和传承自己民族的文明。既然这样，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是采取“自治”还是“独立”就不是最重要的了。反过来，如果认为追求“独立”就是藏人获得上述权利的更好途径，那么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

举起独立的大旗会不会更好呢？还有，达赖喇嘛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提倡自治而不是独立是不是就错了呢？这就要加入“历史环境”和“未来走向”来评判了。

国际形势不断地在变化，但总体上的趋势是全球化愈来愈明显，自由和平等等普世价值观的认同感和需求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中越来越强。西藏的问题，不能只着眼于西藏本身，而应该放在中国的大环境和世界的更大环境去考虑。在这三角关系中，藏人追求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核心利益在“中间道路”中已经被包含，也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和支持；按照现在达赖喇嘛只要求自治的中间道路理念，很多国家可以表示支持并从中敦促双方进行对话，当然，效果怎么样则是另外一回事。反之，如果藏人要求独立，中国近年来的实力增长（至少这些年尤其目前是这样），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共要求摊牌式的在藏人和中共之间的非此即彼的取舍，会让很多对西藏抱有好感的国家更为尴尬。而且，问题的最终实质，不是说藏人有没有权力去争取独立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够、是否适宜的问题。西方历史学家强调：“历史就是现代史，每个时代当时的人对于古代发生的事都要重新加以解释”。所以，除非中共在达赖喇嘛圆寂前和他签署一个达赖喇嘛完全同意的确定归属问题的协议——现在看来，愚蠢而自负的中共不可能这样做——不然不要担心西藏因为现在追求自治，而在未来一个适宜的时机到来时失去要求独立的合法性。目前，在这三角关系中，最关键的，或者说最有变数的就是中国，不管现在藏人是决意独立还是呼喊自治，不管现在国际社会多么谴责中共或者不闻不问，除非中国哪天拥抱民主或陷入混乱，不然西藏问题很难有实质解决的一天。

有一些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智能往往在当时被人们不解、抛弃甚至嘲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藏民族在面对凶暴敌人时采取的慈悲的态度已经为全世界展示了藏文化的伟大精髓，并为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树立了一个楷模。把时间拉长了看，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还不仅仅是一位伟大比丘实践佛教精神的选择，更可能是一个长远现实考虑基础上的大智慧。

综合西藏自身、中国和全球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到以前达赖喇嘛追求中间道路并不显得突兀，中共目前不可一世的样子其实在为未来掘墓，而现在就下结论说中间道路已经失败也为时过早。

2008-11-28于图博

附:

他错了

Times of India, 27 November, 2008
TOP ARTICLE | He Has Got It Wrong
by Elliot Sperling

文/艾略特•史柏林
译/台湾悬钩子
http://lovetibet.ti-da.net/e2441999.html

到了最後，中國說對了。西藏議題就是達賴喇嘛問題。在一個星期的「特別大會」討論圖博運動的未來之後，從全世界各地來的流亡代表們還多數地同意，要繼續達賴喇嘛三十年的政策，亦即接受圖博就是中國的一部份，並且想辦法在中國體制內尋求更大的自治。我說「多數地」，因為從大會傳出來的報導顯示，此次會議的重心還是不利於那些對於此政策感到不滿的團體。

並不是政策本身多具有說服力，而是因為主導政策的人很有影響力。中國一直將達賴喇嘛的地位問題放在會談的焦點：假如他回歸的話，願意提供給他什麼樣名義上的職位。而就在達賴喇嘛多年來重覆地聲明圖博議題不是關於他本人，而是關於博彌（藏人），這次特別大會的結果，還是證明了中國的立場是對的：不管達賴喇嘛說什麼尊重民主的話，他還是沒有將權力真正下放給博彌，讓他們舒服到可以跟他採取不同的立場。在達蘭薩拉，指控別人對達賴喇嘛不忠，還是政治鬥爭與私人糾紛裏可以拿來使用的武器。

然而就在大會召開的幾個星期之前，達賴喇嘛說他對中國失去信心了，而許多流亡的博彌充滿活力地回應了他的呼聲，尋求的不是暴力，而是讓圖博獨立的議題再度成為官方的立場。他們覺得有很好的理由可以下結論，跟中國的接觸商談已經走入死巷子，而博彌應該重新找回一點點這麼多年、（在中國的推動之下）達賴喇嘛堅持圖博不應該獨立、圖博的利益就在作為中國的一部份，而使他們的主張失去的合法性。對於主張圖博獨立的人來說，那些所謂的利益已經充份地在三月與四月的圖博境內顯示了。

2002年，在雙方沒有接觸的十年後，達蘭薩拉再一度派代表到北京去討論圖博議題。週期性的，特使們發表謹慎的評估，提出兩方所採取更佳瞭解對方立場的各種步驟。然而，對許多觀察家而言，似乎很明顯，這些會談就是沒有打算有任何結果的。它們只是中國等待達賴喇嘛圓寂的一種數日子的方法。而這些會談還可以作為中國表面上已經與西藏代表進行交涉，方便地消解國際憂心中國政策、與中國在圖博違反人權的任何抗議。

即使在會談開始之前，中國明顯對於與達賴喇嘛達成協議即一點興趣也無。但在本月的最後一輪會談結束後，這些會談的完全枉然已經十分明顯。一成不變的圖博特使，洛迪嘉日與格桑堅贊回到印度，誓言在特殊大會之前不會作出聲明。但他們不需要開口了。就在就在會談結束過沒幾天之後，他們的會談對象，朱維群與斯塔，舉行了新聞發布會，無禮地說會談一無所成。他們拒絕在達賴喇嘛所提出來的自治方案上達成任何妥協，還說，雖然大門是打開的，歡迎他回來，但他必須反省他的錯誤，「回到正確與愛國的立場」。如此一來，就在三十年的接觸商談後，中國方面顯示了他們三十年後還是一步不讓。所有的接觸商談，還只是有關於達賴喇嘛本人的；除了他以外，沒有任何西藏議題。而中方如此動作，毫不掩飾他們佔了上風的自知之明：他們已經成功地舉辦了2008年的奧運，現在又扮演處理全球金融危機的重大角色，可以放心地對「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表達不屑，而後者沉默地、尷尬地回到印度，同時中國的官員向國際媒體透露會談失敗的細節。

達賴喇嘛與中國的交涉，委實太過天真。在中國的堅持之下，他很早以前就抛棄了圖博的獨立，讓此觀念失去合法性，其有效性是沒有任何一位中國領袖可以達成的。然而他尚未瞭解到，他自願地被引導到死巷子裏去了。在今日的情況底下，過去假如要求圖博獨立不太可能讓此運動更接近議題的解決方案，但也不會讓博彌處於比他們現在更差的位置上；確實，國際對於中國擁有圖博的非議，本來應該是有利於他們的。

達賴喇嘛過去已經幫忙消解了中國非法佔領圖博的不名譽，而現在，在特殊大會後，他還是繼續當圖博立場的主導人。幾天前，他明顯地變得悲觀了，然而他表示至少還是對中國人民有信心。必須問的是，他是否對於三月事件發生後，普通中國老百姓對於博彌的敵意大增是否有所瞭解。在1990年代，他習慣性提起鄧小平為他的老朋友。如果鄧知道他的說法，他一定會對於他的一廂情願感到有趣（或困惑）。整個時有時無的接觸商談過程之中，達賴喇嘛似乎一直都在跟幻想中的友人說話，而大部份的人早在五歲時就已經停止這樣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