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9日星期三
尊者达赖喇嘛在西藏儿童村建校庆典上的讲话(三个中文译本)
图为2008年5月4日,尊者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的一次祈祷会上发表演说。
尊者达赖喇嘛在西藏儿童村建校庆典上的讲话(三个中文译本)
唯色注:尊者达赖喇嘛的这一讲话,目前有三个中文译本。内容基本一致,文字有些微不同,第一个译本更为原初、完整,故而都贴在这里,互为补充。
第一个中文译本:Tenzin Losel 译
(一些媒体对尊者达赖喇嘛的这次讲话有不够准确的报道, 因此以下是英文和中文的翻译稿,供大家阅读。)
我在这儿就不需要重申了。因为今天聚集在这儿的僧俗民众和其他地方的很多人,对现在正在进行的中藏会谈和与此有关的事情表示出极大的关注。
早些时候,在9月11日,我同噶厦政府和议会提到过直到今天,我们有我们自己与中国政府联系的方式。在前些时候,在西藏发生了不幸的事情。遍及整个西藏三区的藏人勇敢地表达出他们的愤慨和失望,不仅仅包括僧尼,而且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学生, 尤其是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习的学生。
不管信不信,西藏全区的藏人包括僧尼群众,年老的和年少的,所有的藏人无一例外地表达出他们的不满。那段时间,我一直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对此次事件的起因进行调查,并寻找出更为现实的解决方法,但是相反的,(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事实是不能被涂抹掉的。
藏人表达了他们一直以来所想表达的,为此他们被当成了“分裂分子”、“ 暴徒” 而被严厉地打压。
在这种非常危机的情况下,藏人献出了很多,因此我们就不可能当作什么都不知道。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一直坚守我们的政治立场,尽我们所能地寻求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途径。
很多国家包括印度在内,都对此表示支持。尤其是来自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逐渐上升,这就是胜利。事实上,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改善现在西藏的境况,但是这并没有得到进展。
因此,(1988年)在欧洲议会上我提出的斯特拉斯堡建议中,一开始我就声明关于西藏的最终决定还是由西藏人民自己做主。1993年和中国政府的直接联系中断,然后我们和全体藏人商讨之后,我们决定继续坚守这种政治立场。
在这种危机时刻,如果我们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西藏问题是西藏人民的问题,而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西藏问题最终还是要由西藏人民自己考虑并决定。第二,我们的政治体制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的政治体制,不像中国共产党一样,他们嘴里说着民主,但却施行着独裁政治,这永远都不会是我们将遵循的。
当你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你需要为此而思考、 讨论和辩论。 这完全不是关于政治集体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争辩,也就是说你的行为不可以仅仅以你的政治立场为基础,这也不是关于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而争斗,相反的,我们应该为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策略而进行讨论和争辩, 我们应该这样做。
所有藏人应该为保持西藏文化而工作。这种文化传统与世界上其他的文化传统不同,因为我们有善良和同情作为我们人性的根基。如果我们能够保持我们的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也有利于世界并得到他们的赞赏,这都是很好的事情。
因此,我们为正义而奋斗不仅仅是为了600万藏人,我们有能力为全世界带来利益。我们为正义的奋斗是以理论为基础的。如果实现了,那也会帮助千百万中国人寻找到一个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新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如果以善心为基础的西藏的宗教文化被消灭,社会变成一个以拜金主义为主的社会,将来这对中国人民也不利,也会是他们的损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正义的斗争不仅仅有利于自己,而且有利于他人。现在我们将如何做呢?那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西藏问题,所以请你们讨论这一问题。
由于最近的西藏三月事件,(中国政府)控告是我煽动了这一事件。 那段时间,我公开地说过,他们应该到达兰萨拉来,仔细地调查我们所有的文件和我每次对从西藏逃亡出来的新的难民的演讲录音。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做的仅仅是控诉我。
考虑到这些, 如果我一再继续我的立场,而不是去帮助解决问题,这将会产生一种障碍。西藏问题是全体藏人的问题,因此这也需要人民自己解决,我不需要介入此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在9月11日决定我不能再担当任何责任,也看不到继续担当责任的理由。
说实话,我可以继续担起这个责任,为此我也可以有解释的理由, 就像我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但是,和那些根本不相信正义的人对话实在是太难了。在国际媒体上,我很清楚地提到过我对中国人民仍然抱有信心,但是对中国政府,我的这种信心现在正在变得很稀薄了,我一直在说这变得很困难了。
因此,我要求噶厦政府和议会在11月组织一个特别会议。我感觉到这次会议将不会带来即时的解决方法,但是, 藏人应该集体性地做一个开头,并寻求一种我们将来应该采取的长远方案,而最终决定应该以事实为基础。这也是这次特别会议的目的。
第二个中文译本:转载于西藏之页
有关藏中关系方面西藏流亡政府和议会有一个统一的方针政策,不久前,西藏三区的藏人非常勇敢,也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不满和怨恨。这里边不仅有出家的僧人和尼姑,也有干部、学生……甚至有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西藏学生等为代表的有无宗教信仰之僧尼、男女老少每个人都表达了心中的不满。
事实上,当时中国政府无法掩盖事实的情况下,我希望他们基於这样的认识应该考虑寻找符合事实的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与我的愿望相反,他们实施一概掩盖藏人表达意愿的方法,冠上分裂者、政治暴乱者等名进行了镇压。西藏境内的广大藏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处在非常紧急关头,我们无法装作对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或者装模做样等解决不了问题。至今,我们所坚持的原则是努力争取双利。对此得到了印度为代表的世界很多国家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份子的支持,这是个胜利。如果西藏的情况发生积极的改善是我们的根本责任和目的。但是,事实上未能实现这个目的。
所以,我首次在欧盟议会发表斯特拉斯堡建议时就强调最後的决定要由西藏人民自己来做。之後的1993年我们与中国政府联系一度中断,因此,我们再次举行了一次大会讨论未来的方针政策,当时会上决定继续坚持之前的方针政策。
当下进入这一非常关键时刻,我们装模做样,无动於衷是解决不了问题。西藏问题是西藏全体民族的福祉问题,并非我个人问题。因此,西藏问题要有西藏人民解决。其次,我们始终坚持走真正的民主体制,不像中国共产党,嘴上说民主,实施的却是集权专制制度。
所以,现在,处在非常时刻之际,必须要要听取民众的意见,对此进行分析,研究讨论。在并非像表述各政治团体立场的方式,而是为了解决我们根本的问题进行讨论。依此我们全体僧俗民众为了西藏民族的生存,而且,西藏民族的生存不同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西藏民族如果能获得良好的生存环境。以慈悲与爱心为基础之我们的文化能够造福於整个世界。因此,西藏人民正义的斗争不仅仅是六百万西藏人民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利益。从这种角度考虑,我们的正义斗争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未来西藏问题能够得到很好地解决,会对中国千百万人民寻找出一个新的人生道路。对创建有意义的人生与幸福的人生绝对有帮助的。如果毁灭了以慈悲与爱心为基础的西藏文化,构建出一个纯粹的物质社会,对未来的中国人民只有巨大的损失而无一益。因此,我们的斗争是一场利益於双方人民的斗争。因此,我们需要深入讨论并找出有效的办法,为民族问题的解决而进行讨论,所以呼吁大家能够广泛深入地进行讨论。
中国政府指责我煽动了3月份西藏的抗议活动,我直接要求中国政府对此做出说明,同时也发表了公开的呼吁,可以派遣调查人员对达兰萨拉的各部门的档案进行调查。甚至审查我对从西藏来探亲的藏人谈话的录音。但是,没有人来这里调查而仍然进行指责。
在这种情况下我担任这一职务,好像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有阻碍。因此,西藏问题要有西藏人民解决,我没有必要对此进行干涉。9月11日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担当不起这一责任,也看不出有任何的益处。中国方面有诚意的进行对话,我可以担任责任,同时也可以进行诚心诚意地进行对话。但是,对没有诚意者很难进行对话。对外国记者和其他人我明确的表示;现在我对中国人民没有失去信心,但我对中国政府的信心正变得越来越淡薄,非常困难。
所以,经过噶厦和议会商定将召开一次大会。我认为在这次会议上不会尽快做出任何决定。主要的是人民进行关注,担当起责任,本著目前的实际现状,大家共同为一个长远的解决方案进行讨论。具体问题的解决要按现实情况的发展状况来决定。
第三个中文译本:倪烨 译 (2008年10月25日于印度达兰萨拉)
观察编者按:达赖喇嘛于本月25日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出席了流亡社区最大的教育机构——西藏儿童村建校48周年纪念庆典,并就西藏的前途发表了重要讲话。该讲话发表的时机正值藏中第八轮谈判之前,因此格外引人关注。考虑到一些国际媒体对该讲话的引述并不十分准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把该讲话翻译成英文。我刊据此又翻译成汉语,以利广大汉语读者理解。
"Until now, we have been following a certain path - and in March, Tibetans all over Tibet very courageously and clearly demonstrated their deeply-rooted resentment and animosity. This was not just ordinary Tibetans but included Party members, officials, students... even students who were at the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in Beijing. Without differentiation, it was men and women, lay and robed, everyone showed their resentment.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沿着这个道路前进——今年3月,全藏境内的藏人非常勇敢,也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们根深蒂固的怨恨和憎恶。这里边不仅有普通的西藏人,也有中共党员、官员、学生……甚至是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在校生。统而论之,这些示威者包括男男女女,僧尼俗人,每个人都表达了自己的愤懑。
I placed great hope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 this time. Having been exposed to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in Tibet, I hoped that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consider finding a solution. But instead, they labeled all Tibetan demonstrators as 'political rebels' and clamped down hard on them. Now, we cannot continue as though we do not know that this is happening.
我一度对中国政府寄予很大的希望。亲自感受到了西藏的现状之后,我希望他们基于这样的认识,应该愿意考虑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与我的愿望相反,他们把所有参与示威的藏人都贴上“政治暴乱者”的标签,并对他们进行强力镇压。现在,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不能装作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So, until now, we have followed a path towards finding a mutually beneficial solution which has received much support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cluding India, as well a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But this path has had no effect on our main objective, which is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ibetans inside Tibet.
所以,直至现在,我们一直遵循着一条道路,试图找到一个对各方都有利的解决方案,我们的方针得到了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支持,包括印度,也包括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是,这条道路并没有给我们的主要目标带来(积极)影响,这个目标就是要改善居住在西藏境内的藏人的生活。
So,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even in my Strasbourg proposal at the EU parliament, I said the final decision will be made by the people of Tibet. In the 1990s - in 1993 - we lost contact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we had a general meeting at which we decided to continue on the same path.
所以,从一开始,甚至是在欧盟议会上我所做的斯特拉斯堡建议中,我就说过,最后的决定要由西藏人民自己来做。在20世纪90年代——1993年——我们一度和中国政府终止了联系,我们举行了一次大会,会上我们决定继续走同样的道路。
Now, at this time, there is no reason to stay the same course just because we are on it [now]. The future of Tibet is for the Tibetan people to decide - not for me as an individual. Secondly, I truly believe in active democracy - I am not like the Communist Chinese who say one thing, like democracy, and act another way.
现在,就在此时,我们没有理由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走了这条路,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一直走下去。西藏的未来要由藏族人民来决定——而不是我个人。其次,我真正相信积极的民主——我不像中国共产党,嘴里说喜欢某件事情,比如民主,而做的却是另一种事情。
We have a truly unique culture of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that can benefit the whole world. Tibet's struggle for truth is not jus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Tibetans alone but it will benefit the whole world and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s well. The destruction of Tibet's religion and culture will be a huge loss to everyone. Therefore, our struggle is a struggle to benefit the people of both sides. So, we need to discuss all this and find ways in which we can take our struggle forward.
我们的文化是一个真正独特的慈爱文化、同情文化,它能够造福于整个世界。西藏人民争取真理的斗争,不仅仅造福于西藏人民,而且也会造福整个世界,并且也有可能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遭到破坏,对每一个人都是巨大的损失。因此,我们的斗争是一场造福于双方人民的斗争。因此,我们需要讨论所有这一切问题并找到办法,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斗争推向前进。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lamed me for instigating the March protests inside Tibet. Right away I invited them to come and go through my office, paperwork and even listen to tapes of conversations I've had with new arrivals from Tibet. But no one came to look through anything. So, it seems as though I am a hindrance to finding a solution for Tibet. The Tibet issue is an issue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the Tibetan people need to decide. So,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on September 14, I said that this responsibility is becoming too difficult and there is no use in continuing it. If I were dealing with someone who was speaking honestly, then I would have no problem, as I can speak and understand reason. But we are not dealing with honesty here.
中国政府指责我煽动了3月份西藏的抗议活动。我马上邀请他们来这里,对我的办公室、我的文件进行检查,甚至审听我和新来这里的西藏人的谈话录音。但是,没有人来这里检查。照他们的说法,好像我阻碍了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西藏问题是西藏人民的问题,因此需要他们来做决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在9月14日说,这项责任变得太过困难,而且继续进行下去也没有什么效果。如果我打交道的对象是个说话诚实的人,我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可以说出道理,也可以听懂道理。但是,我们的对象并不诚实。
So, I've been clearly saying, even to foreign journalists and others, that I have not lost faith in the people of China but my faith in the present Chinese government is thinning and it's becoming very difficult.
所以,我一直明确表示,即使对外国记者和其他人,我并没有对中国人民失去信心,但我对中国政府的信心目前正变得越来越淡薄,这使我感到十分为难。
So now, we are having this general meeting as announced by the Kashag [Tibetan cabinet] and the Tibetan Parliament. It is likely that we will not reach any decisions immediately but we need to understand, analyze and together think of long-term solutions based on the real, current situation. So this is the aim of this meeting."
所以,现在,正如噶厦(西藏内阁)和西藏议会所宣布的那样,我们将召开一次大会。很可能,我们短期内将不会做出任何决定,但是,本着目前的实际现状,我们必须了解、分析并共同考虑出一个长远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目的。
──《观察》首发
标签:
报道与转载
订阅:
博文评论 (Atom)
達賴喇嘛終於展現了應有睿智和勇氣。
回复删除这是达兰萨拉大昭寺,尊者背后的是他的金刚狮子法座,旁边站立的是西藏流亡政府第一位民选的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
回复删除]照见五蕴皆空——写在达兰萨拉会议之前
回复删除作者:飞行石 提交日期:2008-11-17 1:43:00
还有几个小时,有一个会议就要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小城召开了。与地球另一侧的华盛顿相比,这个小城显得拥挤而破败。与此刻冠盖云集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相比,这个会议规格也低了许多层次。然而,它注定会受到媒体关注。如果不是金融危机的影响,它本应会吸引更多的眼球。这个小小的会议背后的大国(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印度?)利益角逐,与华盛顿会议相比毫不逊色。甚至,这个小小的会议有其可以傲视华盛顿会议的一面——这个会议有神亲临参与。
这个小城叫做达兰萨拉,这个神叫做达赖喇嘛。
据悉,达赖喇嘛将于本月17日至22日在达兰萨拉紧急召开流亡藏人代表大会,磋商进一步的策略。
按照流行的新闻六要素来进行解读:
人物: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代表;
地点:印度达兰萨拉;
时间:11月17日—22日
起因:达赖喇嘛召集会议,研究讨论西藏的未来。
经过:略
结果:……;
然而,这个会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会议又能产生什么结果,倒是耐人寻味。
想来,会议的核心无非是在后奥运时代的国际大环境下,流亡藏人该往何处去的问题。这又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要独立,还是要中间路线(间接独立)?
2、武装斗争路线为主,还是以和平路线为主?
3、要大藏区还是要小藏区(即半个世纪前,原西藏噶厦统治地区)。
4、谁来担任后达赖时代的精神领袖。
5、流亡政府、藏青会,谁是未来的主导力量?
(待续)
一、路线问题
中间路线,顾名思义,是指既不同于目前西藏的“被统治、被占领”状态,也不同于彻底独立的“中间路线”。中间路线的标志性文件是老和尚1987年在美国国会提出的“五点和平方案”和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提出的“七点新建议”,核心就是让大藏区在老和尚及其领导的流亡政府统治下实行“高度自治”。朝廷要撤走大军、迁走非藏居民和官吏,同时继续给予藏区充足的经济支援。
中间路线的提出适逢中西方蜜月期,在立场上也比过往要求的独立在形式上有所后退,因此赢得了许多西方人的支持,并持续影响至今。当时,阁老们对于吐蕃存在一些宋襄公式或称小资唯美式的认识,又深感长期支援耗费巨大,辅之洋大人的压力,老和尚示好,中间路线确有实现的可能。然而,隔年形势急转直下,老大帝国竟然摇摇欲坠,中间路线就显得要价过低了,于是逻些城里传出了几缕青烟和几声号炮,更兼鸦声一片。然而,现实总比小说更具戏剧色彩,满城风雨之中,求诸朝堂无果之后,眼镜兄带上帽子,顷刻间,乌鸦、青羊囧囧作鸟兽散。正所谓疾风知劲草,眼镜兄也以此青云直上,
经此一变,其实中间路线的互信基础已不存在。话说回来,中间路线里提出的撤兵、迁民的苛刻条件,是朝堂上任何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同意的。西洋有个故事,一头狮子想娶农家女为妻,农夫不悦,以其爪、牙锋利容易伤及爱女为由反对。狮子回去后拔牙断爪,喜滋滋的再次登门求亲,等待它的却是一顿棍棒。又中东有故事称,某年月日,一商人夜宿沙漠,半夜,所乘骆驼以帐篷外苦寒,求将头伸入帐内取暖,商人同意。不久,骆驼又恳求将脖子伸进来取暖。如此反复几次,商人已身在帐篷外了。
11月10日,朱侍郎放言称,不存在吐蕃问题,要讨论的只能是老和尚的前途,最多加上一些身边人。这算是个官方的表态,中间路线在朝堂上是彻底没有市场了。
而老和尚在此之前也声称“已经放弃了”中间路线,因为他一直“真诚的寻求中间道路”,朝廷却“始终没有积极反应”,所以要请“600万西藏人民”来决定今后的道路。
然而,排除了中间路线,能够代之以什么呢?重提完全独立?在这个“神人会议”上,恐怕也很做出这样的决议。中间路线不论是否可行,在道义(洋人认可的道义)似乎是能站得住脚的。而重提独立,恐怕会吓倒一批外部的支持者。在当前国际携手面对金融风暴的当口,更加没人愿意去得罪一个大金主,也没人愿意去支持这样一个显然不和谐的提议。没有了外部势力的支持,连生计都成问题的喇叭花们又何以继续自己心中的神圣事业呢?再说,真要独立了,谁来养活吐蕃?这点连喇叭花们都清楚,靠自己是没法维持生计的,千里边防也根本无兵可守。
所以,放弃中间路线只是个台阶罢了,是“在别人拒绝你之前先拒绝别人”的面子游戏,会议最后能通过的,恐怕还是一个经过包装的“中间路线”。当然,如果神和人愿意破釜沉舟,豪赌一把,恐怕有人连做梦时都要笑出声来。
二、暴力与非暴力
据说,少壮派一直指责老和尚过于相信非暴力斗争手段,认为只有暴力才能够赢得真正独立。就在前日,也有西媒问朱侍郎待老和尚归天后,暴力会不会升级的问题。
暴力手段有哪几种?大体不过正面战争、游击袭扰、恐怖袭击三种。1950年,朝廷大军与吐蕃精锐田猎于昌都,算正面战争。1959年,以四水六岗卫教军为代表的吐蕃叛军四处袭扰朝廷大小卫所、各司衙门,算是游击袭扰。从历史的角度看,吐蕃方战绩不佳。
子(孙子)曾经说过:“……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 ,意思是,……因而,还要通过比较双方的具体条件来探究战争胜负的情形。这些条件是:双方君主哪一方施政清明、有道?将领哪一方更有才能?天时、地利哪一方占得多?军中法令哪一方执行得好?兵力哪一方更强大?士兵哪一方更训练有素?奖赏与惩罚哪一方更严明?我凭着对这些情况的分析比较,就可知道战争胜负的情形了。
而今,抛开主公贤明这个主观印象分不说,统兵将领的才能、天时、军令、兵力、训练、赏罚都是朝廷占有,就连地利这个为吐蕃千年占据的有利因素也因为天路新开、神鹰驾临也为双方共有,更何况吐蕃一干僧俗流亡在外多年,朝廷大军戍守在内已久,地利属谁,也未可知。
如此看来,吐蕃无论是重提正面战争或者游击袭扰胜算都非常有限,可行的路线也只剩下恐怖袭击一条路了。
弱势的一方要赢得胜利,无须彻底击败强大的一方,只要让强大的一方损失大到不能承受,或是因为对弱势的打击引发国际干预即可。这也正是藏青会等一干人的底气所在。
然而,达兰萨拉会议真敢选择暴力吗?
老和尚在西夷中颇有影响,无非是以和平为名,扮演弱势形象。若是流亡僧俗开会作出暴力选择,那么老和尚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要被扯下,想去化缘也就更难了。
实际上,19年里前后两次在逻些的暴力尝试,其效果且不说比不上基地、埃塔、爱尔兰共和军这些专业组织策划的活动,就连跟从玩蛇改玩鞭炮的天竺三哥相比都有差距。想给朝廷造成重大压力,怕是力不能及。再说,倘若真的发生911之类的事件,只会让朝廷痛下杀手,到时候剜疮挤脓,连西夷也无话可说。怕的是,有人企图借暴力活动引发朝廷出手,再假借悲情呼吁国际干预。到时候,估计又有蕃僧要在万千人群中默念“死僧友不死贫僧”了。不过,此招已用过多次,也没什么新鲜的了。
风媒传书称,老和尚公开反对把暴力作为此次会议的选项。看来,老和尚心里也是清楚的,暴力一说,不过是对朝廷施压的筹码。神人会议上的讨论,也只是要借众人之口堵少壮派的嘴。会议未开,早有西媒大声疾呼,曰,切不可轻举妄动,以免中了朝廷之计。所以,会议最终的结果必定是继续高举“和平”大旗不动摇,当然,暗地里一定会达成共识:惹事是少不了的。红白脸相辅相成才有好收效嘛!这是老办法,早已轻车熟路了。
又,若真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要试试正面战争或是游击袭扰(虽然这几乎完全不可能),自然有52山地旅的官军伺候。此系蔡锷旧部,堪称护法先锋,抗日中坚,扬名朝鲜,威震高原。
三、大藏区还是小藏区?
在朱侍郎此次发话之前,相信可能许多人都没有仔细研究过“大藏区”到底有多大。同样,相信大多数人在搞清楚“大藏区” 的概念后,会发出同样的感慨:有没有搞错?
除了朱侍郎的描述外,我们也可以看看来自西方的材料。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7 年的报告《西藏﹕人权与法治》(4)扉页的“大西藏”地图(该地图当然是达赖方面提供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仔细对照﹐就可发现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版 图不仅包含了西藏自治区﹐还囊括了整个青海省﹑半个四川省﹑半个甘肃省与四分之一个云南省﹐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部。其面积占中国的四分之一强。其中包含如下非藏地区
青海省的西宁市与海东专区(主要居民是汉族与回族)﹑门源回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河南蒙古自治县﹐还有一个混合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云南省的怒江栗僳族自治州﹑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宁蒗彝族自治县﹑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楚雄彝族 自治州北部﹔四川省的混合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西部(包括其首府西昌市)和许多汉人县如平武﹑宝兴﹑石棉﹑盐边等﹔甘肃省的临夏回族 自治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以及汉人居住的整个河西走廊﹐包括安西﹑玉门﹑嘉峪关﹑酒泉﹑金塔﹑高台﹑临泽﹑张掖﹑山丹﹑民乐﹑永昌﹑金昌﹑武威﹑古浪﹑永登等市﹑县﹐还有甘南汉人县如岷县﹑宕昌﹑武都﹑文县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的南部。(以上两段引用自某人的某书,在此不便明说。)
如果朝廷真答应了。那么成都人出门向西不到100公里就要进入大藏区;兰州人经兰新线去新疆要向大藏区借道;还有不少的维族、回族、撒拉族、彝族、纳西族同胞顿时发现自己成了所谓“藏文化区”的一部分,同时再也没有仕途可走了,因为按“规定”只能让藏族出任官吏了。对了,按照老和尚一脉的说法,为了保护藏族文化,大藏区内的其他民族要迁走。还有人制定了更加详细的、更具执行性的计划,即80年以前迁去大藏区的可以保留,80-90之间后迁来“大藏区”要面试,90之后的要经过面试和笔试(考试当然要用藏语)才能获得与藏人相同的“居民权”,还特别仁慈的规定年纪在60岁以上者不受此限。
那么为什么老和尚们敢如此狮子大开口?难不成是想发财想疯了?其实不然。狮子大开口的原因,想来主要有四个。
1、漫天要价,留下对方还价的余地。既然是谈判,在不吓退对方的前提下,适当提高价码,也是惯用的谈判技巧。倘若主要原因在此,那么倒也不是什么问题。但从斯特拉斯堡方案提出直到现在,“大藏区”的要求一直呈现刚性。他们有随着谈判进程降低开价的可能吗?
2、内部掣肘。大藏区主要由卫藏(相当于西藏自治区)、安多(相当于青海省)、康(相当于甘孜、阿坝地区及云南西北等地)三部分组成。当初的叛乱是从康区引发的,叛军中表现最好的也是来自康区的四水六岗卫教军,流亡藏人中有很大比例也来自康区。目前“流亡政府”的“议员”有45人,其中30人按照三个地区产生。如果老和尚提出放弃大藏区,来自康区和安多的“议员”们恐怕要抓狂,在程序上就通不过。
3、利益纠缠。虽未明言,追随老和尚流亡的那些人都梦想着:事成还乡后,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朝廷最起码也要落实下政策,发还些财物吧?原来的官寨恐怕是没法住了,但地总的还给我吧?如果“高度自治”的范围不包括“康区、安多”那不就重演了50年代的旧事?当时也是存在卫藏不土改,康区要土改的差别。难道50年后,受伤的又要是我?除了财物、土地,权力分配也得是按地区来吧?大家论功行赏之外,大体上还是要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康区的土司回康区当权、卫藏的噶伦回拉萨当官。就算是搞个西方式的民主,也得有选区不是?让康区的老爷们去卫藏跟卫藏的老爷们竞选?这不是欺负人吗?日本自民党那些常驻东京的大佬们还不忘自己那穷乡僻壤的选区哩!自家地盘里的乡里人朴实,比城里人可靠多了。
4、搭上大船。无论老和尚怎么说不求独立只要“高度自治”,那撤军、迁民、罢官的要求都像是通往独立的一步棋。对此,TG洞若观火,老和尚一脉的许多人(老和尚的哥哥、藏青会的头目等)也在不同的场合加以承认。那么,挤进“高度自治的大藏区”无疑就搭上了以后独立的大船,一旦错过时机被抛下,那可能就永远的被抛下了。
基于以上四点。“大藏区”的主张是不可能被老和尚一脉放弃的,如果老和尚是个铁腕独裁的人物,他或许能够做出战略性的让步,但今天这种情况下,他即使有心也无力了。达兰萨拉这次会议上,不大可能对大藏区要求做出什么调整。在朱侍郎高调回应后的这个时间点上,他们也更不愿意示弱。
老和尚一方主张吐蕃独立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英国曾经与其缔约承认其地位,同时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只是,英国对待西藏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声明中说:“像其他每一个欧盟成员国以及美国一样,我们视西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声明称,英国过去的政策是“时代错误”。对于所谓的英国承认中国的“宗主权”而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说法,米利班德表示,整个“宗主权”的概念已经过时。他说:“有人据此质疑我们正在谋求的目标,声称我们否认中国对其一大片领土拥有主权。”米利班德说,英国在20世纪对于西藏地位的立场是“基于那个时代的地缘政治”和“过时的宗主国概念”。他说,英国“非常肯定地”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小藏区”的所谓“法理”地位都荡然无存,何况“大藏区”呢?
另,听到英国的新政策,老和尚一脉如丧考妣,甚至有人指称伦敦是拿了北京的奥运基建赞助费,是可耻的被收买了云云。姑妄听之,姑妄听之……
看来喇嘛里的有些东西还是值得学习的。。
4、谁来担任后达赖时代的精神领袖。
客观的说,老和尚干的不错,除了当年出走或者是个下策外,在此后的岁月里,把吐蕃独立事业推向全世界,在西方白人中发展了一大批信徒,他本人常与优伶政客酬唱往还,还混了个北欧炸药奖,业绩算得显赫。这其中固然有西夷牵制我朝的背景,也有老和尚半人半神的特殊地位因素,可是老和尚见机行事、深谙公关之道也是值得佩服的。你西方流行什么,他就在他的主张中反应出来,然后拿个佛经说,我这高头都有,真是紧跟潮流、毫不懈怠。没有他的成功化缘、推销,脱圈牦牛们的日子会更难过。所以,老和尚在世的时候,他不仅仅是靠着“达赖”这个光环来充当领袖,他也有骄人的业绩去压服手下那些不够虔诚的愣头青。
只是,人生苦短,放眼天下,可有长生不灭者?纵然如达赖一样可以乘愿再来,那也还是要借一个轮回的外壳,重走一次成长的道路。这里面少则十数载,多则二十载。何况,转世的达赖继承的只是“达赖”光环和神性的一面,而个人的魅力、对脱圈牦牛的贡献以及炸药奖的荣誉是无法继承的。就算虔诚的牦牛们肯,圈外产生的新新牦牛和西夷们也断乎不会承认的。时间、威信,这就是摆在老和尚身后转世者的大难题。
圈外牦牛和他们身上的寄居鸦们近来每每聒噪不已,称时间站在牦牛一边,老和尚身后情形将恶化云云,还作良药苦口状,劝朝廷到时候莫要悔“良人已远”。其实稍稍分析可知,这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打气罢了。
后达赖时代,谁来充当精神领袖,这实在是个问题。
按照最传统的办法,当然是寻访转世灵童,然后去花十几年培养成一个合格领袖。但是这样有两大弊端,一个是会出现十几年的空窗期。另一个是可能会形成境内、境外认定的两个达赖转世。尽管,十四世达赖可以在生前留下话,说他只在境外转世,但是,只要TG有心去做,一样可以在境内照足了传统仪轨去寻访一个转世灵童来与境外转世灵童对抗。一个是不按传统规矩,常年身处在境外,一个是照足了规矩,常年在信众身边的,两相比较,谁容易被信众接受,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当年达赖一系插手十世班禅(注意,不是十一世)的寻访,认定了他人,不过在国民政府和TG的先后支持下,确吉坚赞大师不还是坐稳了扎伦布寺的宝座吗?退一万步讲,TG的寻访也可以达到分流境外灵童支持者的目的,这可是稳赚不赔的生意。为了解决这个尴尬的问题,有脱圈牦牛在这次会议前提出议案,建议老和尚亲选一名十数岁的蕃僧,将自己的智慧与法力如武林高手传内力一般直接传功给他。这样,既解决了十数年的空窗期,也杜绝了寻访灵童中TG插手的问题。建议者还从故纸堆里翻出一些残卷,证明这事以前也有人干过云云。此计看似完满,但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信众们能接受吗?传功之后,老和尚身故之前,难道要有两个达赖?再说,若老和尚驾鹤之后,TG根本不理山那边的事儿,直接开始照足了规矩去做寻访、掣签、坐床等一系列流程,尴尬的又会是谁?
当然,后达赖时代的精神领袖也可以不必是达赖,或者说,至少暂时可以不是达赖。“民选政治领袖”和旁系活佛都是可行的选择。就吐蕃目前的情况看,所谓“民选政治领袖”显然不好使,境内僧俗不大可能去认他们的帐。相比之下,旁系活佛是稍好的选择。然而,无论他有学问多大,人格魅力多高,追随达赖多久,他毕竟不是达赖,不是观世音菩萨的转世。他充其量只能是在空窗期,充当摄政的角色,而无法达到老和尚的影响力,不可能做出可以与之相媲美的业绩。在低地上出生,吃面包长大的新新牦牛们也不可能像膜拜老和尚那样 膜拜他(别忘了,他们对老和尚都已经颇有微词了)。
老和尚这次不肯亲自出席(借一二使者发发神喻另说),除了希望保持神的超然地位外,恐怕也是真的想听听脱圈牦牛们的真心话,看看他们有什么高招来解开这个难题。只是,这问题恐怕根本无解。
作者:宁下力 回复日期:2008-11-19 20:54:27
关于DL去世后的转世灵童的问题,政府应当是仔细研究过的。
政府其实有好几种处理方法:
其实可以立,也可以不立。
一。可以立,就如班禅和以前历代DL转世灵童一样,由中央政府寻找,然后执行在大昭寺金瓶掣签。
当然,这样,符合历史传统。也可以继续将这种政治和宗教传统继承下去。尤其是这种方式是当年乾隆当年定下来的,本身就代表着中央权威。
但这样做也有问题,
1。是国外藏人可能依据DL临了之前的愿望,另立一个。这两个DL之争可能会延续两人的一生。以现在平均寿命来说,60---70年。
想一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才60年,以后60-70年还会被这个事困扰。是什么感觉?
2。15世6,70年后又去转世了,接下来还怎么办?前面的事就没有搞清楚,成了历史问题,后人又如何去解决?
好象也没办法解决。问题自然会越来越乱。
其实考查一下转世灵童制度的起源发展,尤其是福康安定藏之前,大部分灵童都出生在富贵权力之家,这也是让当年乾隆怀疑并制订金瓶掣签的原则的原因。
同样,当年蒙古哲不尊丹吧也是因为历史大变化而失传。
二。中央也可以不立。就是宣布以中央的名义取消DL的封号。这种事以前的清朝也做过,不过是晚清快要倒台之时,没有取得真正的效果。
当然这样做风险也非常大。
1,是国内藏人自己会找一个,然后送到国外,又成了传奇,对国内大大不利。
2,国内不立,国外照样立。国外立的DL反而成了唯一的一个。说不定反过来过了N年后,还要求中央承认他的合法性。
3。不立DL,立BC。本来DL和BC是相互牵制的。14DL跑了就跑了,只要10BC还在国内就行。
废除了DL,万一以后BC也不听话了,你怎么办?
何况无论什么活佛,都是在新中国长大,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长大。原本就是小孩子,上一世反你,就算转世是真的,转回来就真的还反你么?
但也并不意味中央就一定要忍让,不管你怎么闹,死后还得将你的灵童找回来。要是斯大林在世,他肯定不能容忍。
为什么DL相信中央政府就一定能容忍?
凡事有始有终,就是以佛的理论,也必是有生有死,这是真正的规律。
难道说转世灵童这种制度真的会传上千万年么?
事实上,转世灵童这种制度让藏传佛教充满了神秘性的同时,也深为人诟病。始终让人怀疑这是宗教还是巫术?
藏传佛教的现代化变革在何处?从其传统上来说,恐怕是难以完成。
这就造成了这种宗教同现代社会的必然的长期对抗。
之所以现在DL得到西方支持。是因为在西方人心中,神秘性的危险要远低于共产主义。
但要是在他们这些国家试试转世灵童制度,并让灵童长大后拥有事实的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西方人肯定自己也不愿意。
所以,DL自己何偿不面临严重的困境?
转世灵童制度何偿不面临这种严重困境?
固然,中央政府不能以文革式的方式,不能以历史进步的名义过多干涉藏传佛教的传统,但也并不意味他们自己就没有问题。
尤其是当矛盾激化到让双方失控时,就必然可能会产生一种毁灭。
因此政府最希望的,当然还是和平过渡。
就是DL生前自己明确转世在国内藏区,然后中央政府启动后续程序,明确延续历史传统。
这其实对DL制度,对于西藏的未来都是好事情。
何况就对DL来说,一旦产生国内国外两个DL,岂不也是对DL这种延续14世的的制度的最大破坏?
如果DL去了之前纵容产生国内国外两个DL,DLLM这种历史传统退出历史的时间也就不远了。
所以,我的预计是:14世DLLM一定会在自己生命结束之前,同中央政府达成一致。
他生前将会发表声明,以宗教权力确定,下一世DL转世于国内藏区,并认可由中央政府为主,国外国外藏人参与监督,采用金瓶掣签的原则确立。
中央政府也发表声明:同意按上述原则办事。
然后,后面的事就由后来人去解决吧。
作者:飞行石 回复日期:2008-11-20 0:56:59
五、流亡政府、藏青会,谁是未来的主导力量?
其实,这个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伪命题。虽然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流亡政府直接听命于老和尚,以中间路线为诉求,主张和平方式,而藏青会跟老和尚立场有差别,以独立为诉求,鼓吹暴力方式。然而,流亡政府和藏青会真的是两码事吗?
我们看看资料就会发现,现任“流亡政府首席噶伦”(一般被称为“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曾经在老和尚的授意下,参与组建“藏青会”,并在1970年10月,“藏青会”成立时,被达赖推荐出任“藏青会”第一届副主席。 现任议长嘎玛群沛当过三年藏青会的会长。“藏青会”头目的甲日•洛迪,现在担任了老和尚的特使。同是藏青会头目的丹增曲杰是达赖的亲弟弟。还有资料显示目前“流亡政府”80%以上的工作人员,都是“藏青会”成员。
所以,藏青会与流亡政府在目的上是一致的,在人员上也是高度重合的。从实际效果上看,正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朱侍郎的发布会上不是就有西媒问过,如果老和尚驾鹤西去,藏青会将采取暴力手段吗?这实打实算得上是威胁。藏青会承担了抹布的角色,也保证了老和尚双手的干净。干净的双手,配上温和的笑容才好去化缘。
但是,西媒(包括老和尚一方)不断强调的,藏青会及其代表的脱圈小牦牛们对中间路线薄有微词也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中间路线提出已将近二十年,迟迟没有成效,藏青会充当白脸角色如此之久,或许陷入了角色中,真正想认真的实践一次。他们年龄较轻,不像老一辈见识过官军的厉害,一部分人(如老和尚的弟弟丹增曲杰)自恃在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受过完整的训练,对自己的战斗力有着颇高的评价。与传统的脱圈牦牛完全匍匐在神脚下不同,新新牦牛也会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无原则的支持老和尚。据称,对于年内逻些的骚乱,双方即有完全不同的解读,鼓吹独立的一方称散步的牦牛支持的是完全独立,支持中间路线的一方确称散步的牦牛高呼支持老和尚的口号,他们呼吁的是中间路线。
“流亡政府、藏青会,谁是未来的主导力量?”这个命题可以改为“神性和人性谁是未来脱圈牦牛的主导力量”。双方都要高举宗教大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老一辈生在高原,吃糍粑长大的牦牛以及带黄帽子的牦牛坚持宗教高于一起,强调神的超然地位,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而新一代生在低地、吃面包长大的牦牛不可避免的要求更多民主的形式。他们接受过更多的现代文明,对宗教的感觉也是更理性而客观,让他们去真心相信并认真执行那些通过巫术色彩浓厚且不可靠的神喻作出的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脱圈牦每人每年都要按照地域差异向“流亡政府”缴纳不同数额的“捐款”(非捐不可)。在西方的文明熏陶下,缴税当然就要享受相应的权利。这也必然导致新新牦牛有更多的“民主”要求。从未来的发展看,老和尚一脉要抓住海外脱圈牦牛的心,必须强调人性。要抓住圈内牦牛的心,必须强调神性(因为无论戴帽子和不戴帽子的,他们才不关心什么民主,而且他们也接触不到这些“民主”,他们求的是来生的解脱)。目前,脱圈牦牛们也有一两个聪明的认识到圈内外牦牛已经出现了分化,并正在号召圈外的以实际行动帮助圈内的。
神性和人性、戴帽子和不戴帽子之间的矛盾或许会成为以后内部斗争的主线。在后老和尚时代,如果不尽快产生一个新的精神领袖,则人性的一面无疑将成为主导力量。目前,老和尚的安排也是如此。让自己保持超然的地位,由他人去完成具体的工作。达兰萨拉会议是脱圈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这似乎也表明了,旧模式实在解决不了新问题了。藏青会的大佬们也曾经面对媒体时声称,后老和尚时代的最佳形式是由新达赖担任形式上的“元首”,具体的政务由他们处理。看来,即使“尊者乘愿再来”,也不复有今日的地位了。
(待续)
作预测是个危险的事情,在不厚道的鞭尸风气席卷国观之际,作短期预测更是如此。然而,故作神秘的言之无物或者模棱两可的神棍作风更容易遭人唾弃。两相权衡,还是冒着被鞭的风险多说几句。
从前面我们分析过的5个方面看,此次达兰萨拉圈外牦牛大会不可能作出太大的变化。路线问题上,因为达赖喇嘛的影响,中间路线大体还是会继续成为“流亡政府”的主流思想,虽然会收到更多的挑战(朱侍郎讲话的压力会加强这一点)。斗争方式上,还是以非暴力为主,因为使用暴力并非脱圈牦牛门的特长,而且还可能会因此失去海外生存空间(但是,零星的暴力事件会继续存在,甚至加剧)。势力范围上,还是会坚持270万平方公里“大藏区”的要求。继任领袖上,还是会保守的采取老和尚驾鹤后寻访灵童的做法,但是会把某跟随老和尚的旁系活佛作为灵童成长期代理领袖的备选方案加以培养。主导力量上,出生在高原的老牦牛和带帽子的牦牛仍然是“流亡政府”的主导力量,但是新新牦牛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想法。
那么,这个500余人(这个人数是在向佛陀涅槃后的500比丘结集活动致敬吗?)的会议真的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吗?倒也未必,新新牦牛的思想被集中反映出来,他们要求明确以独立为诉求,他们认为暴力也是可选项(当然,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排斥过暴力)。据报道,在这次会议上,有的派系要求进行“更多”、“更激烈”的“抗议和抵制”,同时向西方国家施压,还有少数团体主张破坏中国的基础设施。报道没说明基础设施是否包括铁路,如果路基被破坏,列车倾覆造成人员伤亡,“流亡政府”的发言人达瓦才仁先生是否会继续一脸无辜的说,这是非暴力的,我们没打算伤人?(此人对拉萨以纯专卖店纵火案的评价早已雷翻中外,誉满全球)。
未来的斗争形势必然更加复杂,可能还会有无辜的鲜血要流。事实上,这些恐怖主义行径本身能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很有限的。但是,恐怖主义行径可能会加剧民族隔阂,这是比较棘手的问题。恐怖主义分子的通常做法就是要捆绑民众,而我们必须要去他们进行切割。对恐怖主义的打击要迅速、高效,要像外科手术一样精确。要知道,某些恐怖主义的目的就是希望政府一方在反击时造成流血,以便于其背后的主子就此来施压。
随着新新牦牛的增加,脱圈牦牛成分不断发生变化,脱圈牦牛的“流亡政府”必然走“神治”到“人治”的转变,新一代的牦牛对与宗教的信仰与老一代的不可能一致。藏传佛教是深植于雪域高原的,当失去了严酷自然环境和落后生产力这一土壤后,藏传佛教必然会像其他宗教一样受到现代化的挑战,完全匍匐于神的面前,去磕一遍等身长头的境外脱圈牦牛会越来越少。宗教的影响力会缓慢的消退,强掉文化将是新的趋势,当然藏文化与藏传佛教有着天然的联系。近来,部分脱圈牦牛开始热衷于用在汉文写作中用音译的图博(大藏区)、博巴(藏人)、夹那(汉地、不含大藏区的中国)、夹米(汉人)来代替相应的意译词汇,强调用卫藏地区的“藏语官话”来统一安多、康的方言。这个现象可以有很多解读,笔者倾向于作为后宗教时代,加强文化纽带的一种表现。
为了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朝廷会做什么选择呢?
多做预案,立足长期斗争是最根本的要求。宗教有其特殊性,寄希望于世界金融危机或者老和尚的驾鹤西去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吐蕃问题是不现实的。昨天,镭射A网友提醒说,老和尚驾鹤后,朝廷拿不到他的遗嘱,就无法开展灵童的寻访工作,这倒是一个难题。如果灵童在境外(甚至包括蒙古国)寻访又该怎么办?当然,如果朝廷拒不册封灵童,脱圈牦牛们也会很尴尬,但那样就把矛盾表面化了,对稳定境内藏胞不利。总之,需要从长计议。
赏罚分明,依法行事。此条不赘言。
尊重宗教、管好寺庙。宗教信仰自由和僧侣在法律范围的活动是需要保护的。需要注意的是,藏传佛教的寺庙和僧侣的管理有特殊性。在西藏噶厦管理时代,寺庙承担了一定的地方政府的职能,僧侣肩负了一定的地方官员的职责。就连在噶厦政府里僧官也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但是,在本朝,寺庙和僧侣必然被剥离政治职能而回归宗教职能,换句话说,我们给出的价码绝不可能让一些怀念昔日光荣的人满意。
加强交流,分享发展的成果。就连一些同情脱圈牦牛的人也说,朝廷面临着22条军规式的困境。不发展西藏,被认为是故意恶化其生存条件、种族灭绝。发展西藏,被认为是破坏传统文化。不派人去西藏,被认为是不支持其发展。派人去西藏,被认为是移民,是侵蚀生存空间。事实上,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一些传统文化、习俗的消失,保护传统,适可而止,朝廷大可不必过于畏首畏尾,发展才是硬道理。西夷赞不绝口的田园牧歌式生活应该让他们自己来试试。老和尚一脉鼓吹传统,一方面是要占据道德制高点,一方面也是知道,只有坚持落后的一些生活方式,他们的愚民政策才能够实现。人员的双向交流也是必要的,人民的迁徙权必须得到保证。人员、商品的双向交流能够更好的带来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共享发展果实是增进彼此认同感的重要途径。
如果老和尚一脉真的相信他们自己宣称的,以保存文化、弘扬佛法为目的,那么他们目前的做法恰恰是与之背道而驰的。朝廷乐于保护一种文化,因为这恰恰可以成为一种值得炫耀的成绩。朝廷现在也有意无意的默许佛教的发展以对抗西方诸教的进攻,藏传佛教本可以作为既符合传统又代有新鲜感和神秘感的宗教去受到朝廷的扶持。然而,无论是赤裸裸的独立或是三岁小儿即可看穿的“中间路线”都只能让朝廷得出一个结论,一切都是“藏独”的幌子。
如果老和尚真想保留藏地所谓的传统,不希望见到现代化的侵蚀,不希望看到汉人,不希望看到官军,那么更应该选择与朝廷合作。只要朝廷能够切实相信西藏能够稳定的留在疆域内,削减驻藏军队、官吏、减少对藏投资都是朝廷愿意做的。朝廷并不是偏执狂,不会错过能够省钱省心的好事。
如果老和尚一脉真的痛恨当年的叛徒,亦即现在他们口里的吃“反分裂饭的人”,那么更应该与政府合作,拿出诚意来,让这些人无分裂可反,无饭可吃。目前一厢情愿的咒骂,指称他们是居心叵测阻碍谈判的人,只让朝廷警觉。顺便说一句,这种做法倒是与楚霖义峰网友提到过的,罗马教廷对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与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即常说的“一会一团”)的诋毁很相似。
所以,老和尚的困境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执着于昔日的地位、荣耀和政教合一的体制而造成的。即使他自己可以转变,他身边的人,这些真正吃“分裂饭”的还有那些因为当年被剥夺了特权和财产而只能靠仇恨才能活下去人不会允许有任何的变化。老和尚面对困境,能够有大智慧和大勇气,在这一世结束前实现历史的跨越吗?
玄奘大师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称: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按照藏传佛教的说法,达赖喇嘛是观自在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那么,他能否如“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一般,认识到权柄、财富、荣辱的虚无,从藏、汉民族乃至众生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轮回之前做一些意义的事去度众生之苦呢?
(本篇到此结束,感谢守望之鹰、圣母颂、尼丹小、百年夜雨、我是周星痴、don-quixote、物不平则鸣、猫道长、南宫得壹、马杀鹰等老朋友的支持,感谢河中螃蟹、逍遥昱昕、红袍萤火虫、宁下力、JellyfishSeason等新朋友的支持。本来这篇文章只是想随便写上一两千字,但是在大家的热情忽悠下,为了不损RP,只得日夜劳作,谢天谢地终于赶在达兰萨拉会议结束前完成了本篇,不至于把“写在达兰萨拉会议前”搞成“写在达兰萨拉会议后”。当然,为了赶工期,很多地方没有经过推敲,错漏一定不少,大家就多多包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