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 | 唯色：当我们谈论天花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二十）

改写历史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位于拉萨帕廓北街，于2013年7月1日开馆。

 唯色拍摄

 

11、去汉地危险，从汉地来的呢？（中-1）

去汉地危险，那么从汉地来的呢？会不会也带来危险？

回顾瘟疫史上最著名的典型案例，即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便如大火扑来，“印第安人大批大批地死亡……他们的房屋成了他们的坟墓”【1】。16世纪，西班牙强盗不足500人，却灭了有着几百万人和辉煌文明的印加帝国，不是这几百人多么神勇，更不是几百万印第安人完全任其宰割，如今全世界都知道是天花病毒厥功至伟。对天花免疫的西班牙侵略者是带菌传播者，最大感染源，一路传播，不战而胜。在西班牙人到达美洲后的一个世纪内，2500万原住民只有600万活了下来，连威严的国王、富裕的领主和成千上万的庶民全都悲惨死去。同时被消灭的有原住民的信仰和精神，因“这种极具差别的免疫力”给原住民的心灵震慑甚至超过肉体消灭，以致于幸存者大都改从了入侵者的基督教信仰。

人类历史上类似故事很多，外来者往往自带瘟疫而至。军人、强盗、传教士以及后来的奴隶和移民等，“都在这个微生物帝国主义的扩张中起着重大作用”【2】。当然我倒不是说在图伯特也发生过美洲原住民所遭遇的覆灭悲剧，毕竟没有燃起过那么决绝的瘟疫烈火，但也并非没有发生过凶猛的火灾，尤其是在天花病毒变异后的这四百多年来，所造成的灾难需要重视、研究和讨论，在此大致列举历史上的事例如下：

事例1，17世纪蒙古军队和香客带来天花：

这在前面的篇章里有提及，即四世、五世达赖喇嘛时代，天花在许多藏地突然肆虐，这里不再重复。

事例2，18世纪满清军队带来天花：

正如夏格巴·旺秋德典先生的记录【3】，1721年借护送转世于康区理塘的七世达赖喇嘛到拉萨的机会，“满洲皇帝的代表和驻防军（4000人）第一次出现，……驻拉萨的中国官兵给百姓造成很大负担，在拉萨市内不讲清洁卫生，污垢遍布”。这之后纷乱很多，发生了各种内讧与仇杀。为掌握摄政王权，贵族颇罗鼐邀请满清援军相助。1728年，“二位安班和两千中国军队留了下来，……像洪水毁路一样，开了中国官兵常驻拉萨的先例”，“究其根源，第一声鸡鸣似从那时开始叫响的”。

随之而来的，还有诸如凌迟这样的中国古老酷刑和木枷、拶指等中國的古老刑具。在中国的史记与汉书中记载的有“五刑”，正是凌迟的原型，为秦朝时有名的法家与丞相李斯所发明，即在公开示众的受刑者脸上刺字，再割其鼻子，砍其双足，施以宫刑，最后腰斩并斩首、或断舌及剁成肉酱。李斯本人在公元前208年极具讽刺地受此刑而死。据学术译著《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4】评论：“倘若说凌迟是中华帝国法律上最严酷的刑罚，那么它也是大众印象中最严酷的刑罚。”

在“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里，塑造“驻藏大臣”如何“总理西藏事务”的场景。（唯色拍摄）

而图伯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凌迟，是1727年满清雍正皇帝趁藏乱派往拉萨的第一任驻藏大臣带去的，同时带去了实施凌迟酷刑所需的刀具与刽子手。彼时，驻藏大臣与当上摄政王的颇罗鼐合作，在布达拉宫前的修赤林卡（法座园林）以凌迟之刑缓慢处死两位谋杀同僚的重臣，令拉萨民众从上至下备受精神折磨，在图伯特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图伯特著名历史传记《颇罗鼐传》【5】中，记录了第一次目睹凌迟酷刑的颇罗鼐如何遭受心理创伤，余生为之忏悔，并在大昭寺供金灯为死者祷。

不清楚图伯特历史上曾发生过多少次凌迟，据藏人作家嘉央诺布（Jamyang Norb）在文章《从黑暗到黎明：从清朝到独立的图伯特刑罚》里【6】：“哈佛大学最近出版的一本对凌迟的研究里（即《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的原著），作者们提到凌迟之刑在图伯特东部，一直到1910年都还在执行，由赵尔丰所下令。康区藏人说中国兵‘会让人慢慢死亡，把身体一次一小片割下，直到心脏，而生命终了为止。’作者们认为‘此刑可能被当成军事紧急措施，而受到批准。’”另外，据记载，1918年中华民国时，也对反抗的康区藏人用过凌迟、剥皮、烹刑、车裂等酷刑。

有意思的是，由历史上138位驻藏大臣从中国带去的若干外来刑具——除了凌迟用的刀具，还有木枷，藏语称gya-go，意为“中国门”；还有拶指即夹手指的刑具；有些刑具甚至没有藏语称呼——虽然在图伯特本土极少使用，日后却成了中共揭批“旧西藏”如何惨无人道的“证据”。甚至时不时就会陈设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展示给中国民众看“旧西藏”的残酷、野蛮与原始，如网上有中国人说：“六七十年代，北京民族文化宫常年展览控诉西藏奴隶主的罪恶行径，人皮、头骨、各种刑具全是实物。”

朗孜厦陈列馆外观。（唯色拍摄）

事实上今天还专门设置的有这样的洗脑展览，比如位于拉萨八廓北路的一座三层藏式建筑名为朗孜厦，原为图伯特政府甘丹颇章政权时的拉萨法院，第一层为监狱，第二层为办公地，如今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陈列馆，走进去可以看见数间阴森森的牢房、数个惨兮兮的塑像、一些简陋的刑具等。从挂在墙上的几个小小的扩音器，传出几段字正腔圆的汉语普通话类似奥威尔所说的“新话”：“有的人怀着一线希望，在墙上刻下了计算关押时间的符号，但是一天一天，是多么漫长的日子。”“旧西藏有许多野蛮而残酷的刑罚，这里曾有不同的刑具，实施剜眼、砍手、断足、剥皮等酷刑……”配着单调的音乐，这几段普通话一直在循环、循环、循环，犹如并不锋利的刀片，一直在锲而不舍地，有节奏地，割着耳朵，割着脑神经，割着灵魂……

左图：挂在朗孜厦陈列馆墙上的刑具。（唯色拍摄）； 右图：朗孜厦陈列馆里的囚犯塑像。（唯色拍摄）

而当年随着满清军队的涌入，图伯特人无力对付的天花病毒事实上再也没有平息过，此时在西方旅行者主的记载中，出现了“在中藏爆发了天花流行疫”【7】的记录。有的传教士很可笑，竟将疫病视为赢得图伯特人改变信仰的良机，认为“传教士把疫苗带进西藏是可能的，这是击败喇嘛教的导火线。”【8】

注释：

 

【1】《天国之花：瘟疫文化史》，（美）唐纳德·霍普金斯（Donald Hopkins）著，沈跃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265页。

【2】《天国之花：瘟疫文化史》，（美）唐纳德·霍普金斯（Donald Hopkins）著，沈跃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273页。

【3】摘自夏格巴·旺曲德典（Wangchuk Deden Shakabpa）著作《西藏政治史》（1967年在耶鲁大学出版，后更名《十万明月：高阶西藏政治史》，添补大量原始资料于1976年出版藏文版，2010年译成英文版）的中译本（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翻译，书名《藏区政治史》为“以供批判”的内部资料）。

【4】《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原著由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加）卜正民、（法）巩涛、（加格力高利·布鲁）著，张光润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

【5】《颇罗鼐传》，多卡夏仲·策仁旺杰著，汤池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6】嘉央诺布（Jamyang Norb）文章《从黑暗到黎明：从清朝到独立的图伯特刑罚》（From Darkness to Dawn: Legal Punishment in Tibet from Imperial Chinese Rule to Independence），台湾悬钩子译：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9/blog-post_22.html

【7】《发现西藏》，（瑞士）米歇尔·泰勒（Michael Taylor）著，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62页。

【8】《西藏探险》第三部第二章，（美）约翰·麦格雷格著，向红茄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本文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81120220941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