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老年肖像。
（Public Domain）
2、六世班禅喇嘛与天花（下）
接着是满清寿命最长，也最能打江山、坐江山的乾隆皇帝，就跟他的祖父康熙一样，也多次致函六世班禅喇嘛，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他来北京，肯定也送去了金银绸缎大礼包（比如有次随函赠予的礼物包括：“蓝宝石释迦佛雕像、五种彩带、佛冠、六种饰器具、黑色水獭皮大衣、珊瑚、玉鬘、水晶器皿、大缎数匹”[1]），甚至还在避暑地热河提前盖好了高仿的扎什伦布寺，要班禅喇嘛来给自己祝七十大寿（之前他的六十大寿时，在热河盖了高仿的布达拉宫）；并在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信中，近乎伤感地写道：“我已七十岁了……，生平能享受的最大恩荣是与你相见。”[2]；“朕在加紧学练藏语，届时朕将派遣王公大臣往迎。既至与朕会晤，畅谈政教大事。朕因一睹班禅额尔德尼之慈容而获万千之福也。”[3]
唉，盛情难却，盛情难却，实在是盛情太难却了！同样因为天花理由婉拒过多次的班禅喇嘛问询周围人的意见，一些收到北京礼物的僧俗官员既是安慰又是催促地回复：“虽然一方面汉地气候炎热，易染天花，于身体不利，但朝拜汉地各个圣地，在他乡弘扬佛教，特别是与皇帝建立宗教联系，是对佛教的妙善庄严，所以这次以去为好。”[4]六世班禅只得冒险上路，一路缓缓而行，还在塔尔寺住了四个月。这是为适应水土，以防感染天花吗？与那时候所有的图伯特人一样，他亦忌痘，在家乡日喀则就因避痘，在僧众的强烈建议下时常易寺暂居。这在图伯特历史学家夏格巴·旺秋德丹[5]的著作中可以读到。六世的传记亦记录了他的言论：“众僧避瘟，寺院空寂，此乃不祥之举，故坚持讲习佛经，定期供养，乃为重要。……为消除冒渎晦气，上师僧徒向诸护法行酬补仪式，祈求保佑。”[6]
在去往北京的一路上，这些藏人都为天花纠结，因为已有人因不适汉地气候而出痘疹。六世班禅在诵经禳灾的同时，与随行的高僧、藏医多次讨论要不要接种疫苗。走到圣山阿尼玛卿，他让一百多随从用藏医学的方法接种了，但他却没有。走到蒙古的阿拉善丹结林寺，六世班禅继续与随行的高僧、藏医讨论要不要接种疫苗。他又让三百余随从都接种了，包括年长他十几岁的管家兄长在内，但他还是没有，对众人的恳求也一再拒绝。夏格巴在书中感叹，所有人皆成功接种，“但谁也不便为班禅喇嘛本人种痘而失之疏忽，这是一件愚蠢的事。”可这也太奇怪了，何以单单就班禅喇嘛他没有种痘呢？这绝对不能用“失之疏忽”来解释。
落藏永旦博士提供了这两个说法[7]：1、班禅喇嘛说自己得过天花，所以无须种痘。这倒是没错，但为什么他会在北京死于天花？天花这种疫病是不可能得了又得的。2、一路护送（监视）他的两位满清大臣不让他及随从种痘，理由是种痘适宜儿童，成人种痘危险。然而乾隆不是一再谕曰，没有出过痘、种过痘就不能进京吗？何况已经有眼前的事实证明，班禅喇嘛的数百随从都是成年人，全都接种成功，康复如常，那又何必以这个理由不让他种痘？
六世传记中有关路上的种痘记录不多，但这句值得注意，即他对管家兄长说：“你等种痘，即将到大皇帝殿前，如何是好？”[8]这是什么意思呢？觉得种了痘皇帝会不高兴吗？难道这也是他拒绝种痘的原因？然而他对两位满清大臣反对他的随从种痘，又据理力争：“……（如果）不给种痘，将此搁置起来。那么，若这些人身带病根，返回大藏区定会传染，使我藏区群众得此天花病而不得安宁。到那时，我等悔之不及矣！”可是，他不怕自己“身带病根”吗？唉，这一切实在是很费解啊，而这布满疑云的整个过程简直就是历史上的谜团。
总之，如六世传记所写，“徐徐前往大清国”，他用了一年零一个月才抵达长城以北的热河，漫长的沿途为成千上万的僧俗信众包括藏蒙满汉等族人摩顶加持、开示佛法，并不时收到乾隆皇帝派特使赠送的各种珍贵礼物，包括御像，以示“等同朕迎接”；包括他随身携带的火镰，以示“喇嘛每日拂拭，如同见朕”，简直情真意切得无以复加；甚至还“特派人送来美味可口、长约一寻之大鱼”，不过班禅喇嘛吃鱼吗？要知道“藏区群众”的习俗是不吃鱼的。
当“供施双方首次会晤”的时日终于来临，七十岁的乾隆皇帝不但早早乘轿驾临热河，等候已久，还在互献哈达的时候深情道出专门学的藏语，那肯定不只“扎西德勒”[9]一句，六世一定感动不已。皇帝的生日大典是盛大的戏剧表演，类似于今日的“国庆大典”，须得四方来贺，八方来朝，才能彰显皇权威力和盛世风采。于是一个个“外蕃”受邀而至，包括蒙古、回部、台湾、朝鲜、越南、琉球等地的使团。据朝鲜使团随行作家观察乾隆帝与班禅喇嘛见面：“(皇帝)疾趋至，两手执班禅手，两相搐搦，相视笑语。……盘股坐。一榻两褥，膝相联也。数数倾身相语，语时必两相带笑含欢。数数进茶，……日既暮，皇帝起，班禅亦起，与皇帝偶立，两相握手，久之。”[10]
日日祝祷万寿无疆，盛大的宗教仪轨、人间戏剧此起彼伏。不久，班禅喇嘛前往北京，居住五世达赖喇嘛见顺治皇帝时下榻的黄寺；在雍和宫、黄寺多次举办盛大法会，与皇帝互赠贵重礼物；去皇亲国戚及贵族宅邸开光祝福，游北京名胜古迹如圆明园等；赴“盛大宴会，观看演出，利用一切间歇时间拜会宾客”[11]。就他个人而言，固然是出于“为以皇帝为首的上、中、下级官员灌顶讲经，引上成熟解脱之道”[12]，然而如此密集又广泛的公共活动肯定很累很辛苦的，如霍普金斯写：“几个星期后，1780年11月或12月，42岁的班禅喇嘛在黄寺死于天花”。去世时间不确切，是这位西方学者的叙述不严谨吗？这可能是因为藏历、中国农历与公历不同的原因所致。毕竟这么重大的事件，藏、满、汉三种文字都应该是有记录的。
依夏格巴的记录，六世班禅喇嘛是藏历铁鼠年7月21日到热河的，9月1日到达北京的，10月24日感觉不适，11月1日去世，历时三个多月，生病仅七日。唉，这个外貌“肉多骨少，无清明英俊之气”但“语响殿宇，如呼瓮中”[13]的雪域藏人，最终还是被，或者，据说是被，天花这夺命的无常杀死了，就在富饶、陌异而深不可测的中国皇城。
夏格巴如身临其境，写乾隆帝来黄寺吊唁，喊了一声“我的喇嘛”就昏厥过去，醒来后“以汉藏两种方式进行了许多天隆重供祭”；用七千两黄金建造供奉法体的灵塔和塑“相我者”金像；并在黄寺也建衣冠塔，内有六世的“衣服、鞋子和念珠”；另外还加赠大量金银财宝、稀世珍品，亲自写诗歌颂喇嘛功德。看上去乾隆帝无比虔诚、无比痛苦、无比懊悔，但真的是这样吗？我更相信数百个失去了依祜主的藏人才是真正地心碎了，“犹如漂泊于荒野之中”，于三个月后，失魂落魄地护送着金色的舍利灵塔和无数财宝踏上了回家的路，走了半年才抵扎什伦布寺。没有比这更无常、更魔幻、更莫测的悲伤之行了，就像是从地狱归来。这可真的是史上最奇特的千里迢迢赴死之旅！藏人们得到了什么呢？哪怕是赠与了无数座金山银山，又如何能抵心目中无量光佛的化身？
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厄运了，比如西藏政府在尼泊尔定制的章嘎银币被掺假而发生纠纷；六世班禅喇嘛的兄弟阋墙；廓尔喀人两度进犯掠财引发藏尼战争；满清大将福康安1792年趁势率兵入藏，以援军为名协同藏军战败廓尔喀人；然后就是乾隆皇帝趁势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14]，第一条就是堪称重锤的“金瓶掣签”，要求图伯特和蒙古的各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当须在特别定制、专程送去的一个金瓶里抽签，最后由满清皇帝拍板定夺。
注释：
[1]摘自《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嘉木央·久美旺波著，许得存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337页。
[2]《西藏探险》第二部第四章，（美）约翰·麦格雷格《（John MacGregor）著，向红茄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3]《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嘉木央·久美旺波著，许得存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384页。
[4]《藏区政治史》：夏格巴·旺曲德典著，中国藏学出版社内部资料，1992年。
[5]夏格巴·旺秋德丹：又写夏格巴·旺曲德典，Wangchuk Deden Shakabpa，1907-1989年，西藏噶厦政府官员，西藏当代历史学家。用英文著写《西藏政治史》，1967年在耶鲁大学出版；后更名《十万明月：高阶西藏政治史》，添补大量原始资料于1976年出版藏文版，2010年译成英文版；被国际藏学界认为是“提供了大量新的信息，包括西方学者未曾接触过的一些文献，可被视为这段时期西藏史的开山之作”；但被中共诋毁，并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翻译为内部资料《藏区政治史》，以供批判。
[6]《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嘉木央·久美旺波著，许得存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261页。
[7]落藏永旦：《误诊，或政治暗杀？——重考1780年因天花而死的班禅喇嘛洛桑贝丹益希》（Misdiagnosis or Political Assassination? Re-examining the Death of Panchen Lama Lobsang Palden Yeshe from Smallpox in 1780 ）
[8]《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嘉木央·久美旺波著，许得存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413页。
[9]扎西德勒：བཀྲ་ཤིས་བདེ་ལེགས།（Tashi Delek），吉祥如意，通常用于相互祝福。
[10]18世纪朝鲜学者对清代西藏的观察
[11]《藏区政治史》：夏格巴·旺曲德典著，中国藏学出版社内部资料，1992年。
[12]摘自《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嘉木央·久美旺波著，许得存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372页。
[13]18世纪朝鲜学者对清代西藏的观察
[14]据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刘汉城对历史文献的研究：“《章程29条》被中共藏学界宣称为证明中国在藏主权的重要‘法典’,但是不仅其中文原文本不存在，而是连可信的藏文原文本也不存在。”见他的著作《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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