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火车来了，铁龙来了……

这篇文章写于三年前，贴在这里，对布达拉宫为象征的图伯特现状，表达牵挂和忧虑…… 图为拉萨画家亚·次丹的作品。

火车来了，铁龙来了……

文/唯色


1、铁龙／日里／美廓尔来了
火车向着拉萨跑了。

西藏千年前的预言中，出现过“铁马”与“铁鸟”，结果都在20世纪有了对应之物——汽车与飞机。预言是乐观的，所谓“铁马奔驰，铁鸟飞翔，藏人如蝼蚁星散各地，佛法传向红人的领域……”那么，火车呢？像什么？一条蜿蜒伸入的铁龙吗？它又预示着什么呢？

一位流亡藏人学者把他关于西藏当代历史研究的著作命名为《龙在雪域》 ，这是因为众所周知，“龙”乃中国的象征，“雪域”自然是青藏高原。“龙”若只是肉体凡胎不足为奇，可“龙”要变成钢筋铁骨，那就意味深长了。

藏语里的“火车”有两种称呼，一是“日里”，乌尔都语，藏人会说这是“加嘎盖”（印度话）；二是“美廓尔”，藏语的意译，但远不如“日里”普遍。这两个名字出现的时间不算长，数十年之内吧，一直以来默默无闻，却在这5年里如雷贯耳，终于，就在火车正式奔向拉萨的前几天，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委员会拍板，火车从此大名“美廓尔”（而非“日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铁龙，怎能用印度的方言在西藏传播？）。

2、1995年写的诗

应该写点什么了。当已经有那么多“雪域之外的人们”（歌曲〈向往神鹰〉）在民族主义地亢奋着、国家至上地鼓噪着，除了一些长着藏人面孔的这个官员那个专家以及群众代表亦在忆苦思甜地自贱着、感激涕零地逢迎着，一条条铁龙嘶鸣着，沿着一千九百五十六公里并且自诩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歌曲〈天路〉）闯入终点站——拉萨的时候，事实上，绝大多数藏人的内心被挂满了整座拉萨全城的五星红旗、横幅标语和彩色气球给遮蔽了。当然，绝大多数藏人也就被消音了，早就被消音了。

那个喜气洋洋啊！中国内陆已经少见的红海洋把中央电视台和凤凰电视台的记者激动得几乎尖叫：藏族人民多么爱国呀！是啊是啊，在北京观看现场直播的我只想说一句话：不爱国的话是要罚款的，你们的明白？！整个中国，恐怕惟有西藏自治区实施着这项土政策，所以一位内地人大为不解：我们的不明白，你能不能说个明白？

一位生活在拉萨的藏人耐心地替我回答：过春节家家要求挂红旗，过藏历年家家要求挂红旗，“五一”家家要求挂红旗，“十一”家家要求挂红旗，遇到任何一个“重大日子”都要求挂红旗……帕廓如此，拉萨所有的居委会都如此。如果是自发愿意那没什么可说，可是逼着你挂，不挂轻者罚款，重者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那种别扭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应该写点什么了。我却想起多年前写的一首诗。那是1995年的冬天，那时我是西藏自治区文联的编辑，那个下午传达自治区党委的文件，宣布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已经由无神论的党任命了，而由西藏宗教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认证的十一世班禅喇嘛却被轻蔑地否决了。坐在体制当中的我身心冰凉，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谎言愤怒，当场写下：“听哪，大谎就要弥天／林中的小鸟就要落下两只／他说：西藏，西藏，正在幸福……”

没有一天不在强调“幸福”。自1950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1959年以降，西藏人民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这个“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冒出来的，更不是“旧西藏”的“三座大山”所赐予的，而是，也只能是，党给我们带来的，所以即使在全藏六千多座寺院被砸得寥寥无几的文革当中，也有打扮成藏人模样的张姓、耿姓二歌手用藏人口吻放歌：“感谢他（毛主席）给我们带了幸福来”；所以即使在自家门前不挂一面五星红旗就有可能遭致惩罚的今天，也有一幅幅横贯拉萨各条街道的红色标语醒目地书写：“青藏铁路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幸福线”。西藏领导人的粉饰之术可谓做到了微乎其微，连看守公共厕所的人都领到了短时期的工资卡，不必让外来的记者们发现这之前大小便要交钱的事实。

3、青蛙与念青唐拉

被消音的藏人，是如何叙述这不请自来的铁龙，这又一个硬要塞到手中的“幸福”？

2004年，修建中的青藏铁路已经铺过了唐古拉山，铺过了藏北草原，正在铺向拉萨。一个新的民间故事悄无声息地在拉萨流传开来，带有强烈的西藏民间文学的色彩：口耳相传，神乎其神。据说在距离拉萨很近的当雄，建设铁路的工人们从地下挖到了一个青蛙，而这受了重伤的青蛙很大，且在不胫而走的传说中越来越大，最早的版本是被一辆木板车拖走，到后来已被说成是被一辆巨型卡车拖走。拉萨的甜茶馆、人家里都在悄悄地讲述大青蛙的故事，感喟之下传递着一片忧虑。

挖到一个青蛙至于如此忧心忡忡吗？外人不会理解其中深意。而在有着古老的苯教传统的西藏文化里，青蛙的隐喻非常深厚，与众多的生活在水土里、岩石里、树林里的动物，如蛇、鱼等等，被视为兼具好运与厄运的精灵，藏语统称为“鲁”，汉语勉强被译为“龙”（很有意思的巧合啊）。因为“鲁”的神力非凡，苯教里有很多专门关于“鲁”的经典和仪轨，以供奉之。后来当佛教引入藏地，尤其是在以降妖伏魔著称于世的密教大师莲花生大士入藏以后，各种各样的“鲁”终被收伏，皈依佛法，成为具有浓郁特色的藏传佛教中的护法神或地方保护神，“鲁”于是在西藏的万神殿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一席之位。

所以，作为“鲁”的其中一个化身，青蛙在西藏文化中隐含着超越动物学意义的功能。那么，当火车要来了，原本深居在西藏土地中的“鲁”被挖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地运往无人可知的地方，也即是说，当铁龙要来了，西藏自己的“龙”就这样完全没有抵御能力地遭到了重创，这个永远不知道是谁创作的西藏当代民间故事实在是太微妙了，太绝妙了，传达的是西藏人因此挫败的黯然内心。

时代的步伐很快迈进了2006年，铁龙其实已经驾临，是那种运载货物的简陋列车，声响不大，外来者尚未鱼贯而入，不足以掀起今天席卷了无数媒体的风暴。但是在农历春节期间发生了一个事故，一列货车在行驶至高架于当雄草原的桥上突然出轨，据称一头栽出桥外，并有人员伤亡。对此当局高度紧张，封锁现场，并且令媒体一概噤声。于是又一个新的民间故事悄无声息地在拉萨流传开来，同样带有强烈的西藏民间文学的色彩：口耳相传，神乎其神。

在一位拉萨老人的叙述里，原本安稳行驶的火车之所以遭此意外，恰恰是因途经念青唐古拉山而致。何以一座山会成了肇事者？这同样与西藏的传统文化相关。根据西藏的民间信仰，念青唐古拉山其实是诸多“赞日”（山神）中守护藏北羌塘的山神“念青唐拉”，有着呼风唤雨、下雪降雹甚至主宰生物的兴衰繁减、凡人的安危生死等神力。通常山神比其它神灵更容易触怒，但凡由此经过，须得怀有敬畏之心，尤其忌讳喧哗吵闹，否则会招来灾祸。老人神秘地对我低语：“赞日”发怒了，所以走得好好的“日里”翻车了。

就这样，西藏人以自己受伤的文化多少安慰了自己受挫的心。

4、一个美国人的被抄来抄去的话

关于青藏铁路的伟大胜利，似乎只有中国人自己高调赞美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美国人说的一句话成了诸多中文媒体纷纷转载的权威证词。据说他是喜欢坐着火车到处旅行的驴友，名叫保罗．塞罗克斯，曾在坐着火车漫游中国的书中写过：“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

网上的一篇贴文指出，“凡有关青藏铁路建成通车的报导，几乎都要把这个精彩桥段拿出来用一用”，但该文披露，值得注意的不是这个“精彩桥段”，而是被大多数报刊在引用时省略掉的后半句：“这说不定是件好事。我以为自己喜欢铁路；但是，看见西藏，我才意识到我远远更爱荒野。”而这也是这美国人说的。

所谓的“这说不定是件好事”，谁都应该明白指的是西藏不通火车这件事，那么西藏若是通了火车呢，会是好事还是坏事还是不好也不坏的事？总之那后面的话失踪了，不约而同地失踪了，或者是，第一个文抄公先掐掉了一看就不紧跟大好形势的后半句，于是接下来的文抄公们也就将错就错。

那篇贴文戏言：“这个抄来抄去的小公案，说不定还有什么失踪的链条，也未可知。”

5、内地人的狂欢／嬷啦的泪
似乎谁都在说去西藏。在兴高采烈的诸多媒体铺天盖地的煽乎下，中国民众集体爆发出对西藏的强烈兴趣。过去因为路途遥远、费用昂贵而抑制了到此一游的念头，如今被（北京—拉萨）区区四十八个小时和389－813－1262元的票价激发得不能自己，用我一个曾在西藏拍摄纪录片的汉族朋友的话来说，北京街上，连开黑车的司机都闹着要去西藏。

青藏铁路正式通车之后的半个月，电视和广播宣布，已有五万人抵达拉萨。半个月就来了五万人，这要是放在北京当然不起眼，可以忽略不计。可是拉萨的人口总数，据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是47.45万人，相对于北京同时期的总人口1381.9万人，差不多是1：28的比例。换句话说，半个月之内抵达拉萨的五万人，相当于半个月之内有一百四十万人抵达北京。似乎一百四十万人也算不得什么，当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一次接见红卫兵就是百万人，也没把北京搞垮。可是拉萨不一样，所谓的47.45万人包括了周边七个县，就市区常住人口且不包括流动人口而言，官方的资料是近十四万人，可想而知，半个月内，五万人的涌入会对一个十四万人的市区带来多大的干扰，连官方媒体都不得不承认拉萨已经“人满为患”。一个“患”字，道出了该地尝到的苦头，以及本地人的内心忧虑。

我的一位同族朋友的“嬷啦”（外婆）有着很虔诚的信仰，虽然年纪老迈，腿脚不便，但每逢佛教节日都要去大昭寺朝拜礼佛。按照习惯，大昭寺通常上午和傍晚是香客朝佛时间，下午是游客参观时间，随着游客逐年增多，尤其是铁路通车之后，寺院不得不让川流不息的游客从早到晚地参观，这就造成了游客与香客拥挤成一团，况且游客既不排队，又大声喧哗，往往使寻求精神慰藉的朝佛香客备受困扰，寸步难行的嬷啦只好高举着被挤得快要熄灭的酥油灯，忍不住喊出：“加米囊内塔给米度”（从汉人堆里出不来了），眼里一下涌上泪水；回家后想到将来有可能再也不能去大昭寺朝佛，更是以泪洗面。

五万人来了，拉萨人说，那是五万个“吱吱”（老鼠）。接着还会来更多的“吱吱”，旅游业预测今年将有二百五十万人涌入西藏，拉萨市一个姓许的副市长对此声称，游客增加不会破坏西藏的环境生态和文化。还说布达拉宫压缩了参观时间，但接待人数会增加一倍。言下之意只要缩短两个小时，每天2300人上下布达拉宫，并无妨碍。说出这样的话真是毫无常识！有着悠久历史的布达拉宫在经过1959年解放军的大炮轰击，以及文革“深挖洞、广积粮”时期在山底下大挖防空洞之后，早已是内伤严重，即使以后时有维修但毕竟元气受损，如今如此大流量的游客上上下下，很难排除哪一天轰然倒塌的可怕想象。事实上2002年夏天，由于布达拉宫部分墙体突然坍塌，当局承认巨大的人员流动量已经使布达拉宫不堪负重。

截至目前，青藏铁路的各种效应尚未立即显示，比如藏人的被边缘化，西藏资源的被剥夺等等，仅仅单就源源不断的游客这一项就够拉萨受的，即使他们只是来西藏转一圈就走，也足以构成黄祸。网上有人感慨：“『331元（成都至拉萨的硬座票价），天路带你游拉萨』。只需要331元就能加速毁灭，多廉价啊。愿神灵保佑这片神圣的土地。”可是在今天，连我们的神灵都受了重伤，又怎能保佑这片属于我们的家园？！

6、给你一块糖，你就得感激

前不久在西藏举办了一次大型公益活动，一群人代表媒体、公司、赞助商到珠穆朗玛峰周边清扫白色垃圾、向附近学校、农村赠送教学和生活用品，看上去属于高尚的“援藏”活动，却被披露乃是一种“商业秀”，名为社会捐赠，实为举着“西藏”招牌赚钱的商业活动。其中有一个细节令人痛心，据一位媒体记者报导：“（主办方）在一个小学给每个孩子发了一块巧克力，就要学生们高举双手挥舞这块巧克力摄影、照相，时间长达五分钟，作秀得实在太过火了。真不知道孩子们心里会怎么想。”

而看到这个细节的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几年前的中国被禁电影《鬼子来了》的一个情节：一队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兵在军乐队的伴奏下雄纠纠地从村口走过，一群天真烂漫的中国小孩子坐在村口的土墙上乐呵呵地看着，领头的日军小队长微微屈身，非常慈善地给每个小孩子分发了一块糖，而孩子们举着糖又是欢呼又是雀跃。一块糖就这样满足了施予者屈尊降贵的慷慨行为，也满足了被施予者对物质刺激的甜蜜口感。

当然，我无意拿这个电影去影射什么。只是因为一块糖，纯属巧合。只是不知道，在西藏，以后还会发生多少次类似一块糖的巧合。

7、自治权与牺牲
萨义德在评说吉卜林的小说时，认为吉卜林把印度人说成是显然需要英国监护的生物：“这种监护的一个方面是在叙述中把印度包围起来，然后加以同化。因为没有英国，印度就会因为自身的腐败与落后而消亡。”这显然是一种功利主义者的观点，同样在对待西藏的态度中盛行。似乎是，西藏人也是需要监护的生物。这样的生物是可怜巴巴的，就像是时刻处在等待解放和等待喂养的状态之中。更为可悲的是，西藏人现在确实变成了某种畸形的生物，犹如如今在西藏随处可见的塑料大棚里的果蔬花草，一旦离开了塑料大棚的庇护，就会水土不服而气绝。尽管从来就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但就因为全身已被笼罩在外来的人为的气候中，已经无法适应自己的土地了，既然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了他者，那么也就只有任其如此了。

于是乎，一个个大而无当的广场建起来了，一幢幢瓷砖＋蓝玻璃的大厦盖起来了，一条条不是江苏路就是广州路的街道也被命名了，一间间卖春场所里一群群妓女竟然白日里就敢拉客了，甚至哪怕是传统的饮食禁忌，也在烹食活鱼活虾的鱼庄和卖驴肉的饭馆里不堪一击了。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指出：“帝国主义……是一种地理暴力的行为”，其中一种表现即是“无论走到哪里，都立即开始改变当地的住所。……这个过程是无尽无休的。许许多多植物、动物和庄稼以及建筑方式逐渐把殖民地改变成一个新的地方，包括新的疾病、环境的不平衡和被压服的土著悲惨的流离失所。生态的改变也带来了政治制度的改变。……改变了的生态环境使人民脱离了他们真正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政治组织。”

官员以及官方的喉舌们以救世主或者代言人的口吻说，我们希望西藏人民也有享受现代化的权利；传统与现代化，一个都不能少。听上去很有道理，可是请别忘了，没有权力，哪来权利？！没有权力，遑论传统！何况什么才是现代化呢？难道西藏人民需要享受上述的那种现代化吗？那不正是实质上裹着一层糖衣的暴力行为吗？御用学者们还断言，所谓铁路开通将对西藏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造成冲击乃是一个伪命题，现实却证明目前西藏的现代化正是一种伪现代化。但遗憾的是，无论硬暴力、软暴力、不硬亦不软的暴力，都打着“发展”的旗号，以现代化的名义在西藏的大地上蓬蓬勃勃，撞击着人们的感官，改变着人们的内心，而这就是赐给西藏人民的幸福吗？

火车来了。铁龙来了。日里／美廓尔来了。然而西藏的问题并不是一条铁路的问题，只要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别说一条铁路，就是村村通铁路，那都没话可说。可是没有自治权，就只能任由别人宰制自己的命运，就只能任由某种混乱日益加剧，而这种混乱也只能导致向强权者日益屈从的趋势。与此同时，日益屈从的还有许多人的良心，以至最后的结果是不幸的，正如萨义德所言：“对牺牲者来说，帝国主义提供的是这样的选择：或者效力，或者毁灭。”——是的，再无更多的选择，对于没有自治权的西藏人而言，无论效力还是毁灭，踏上的并不是“一条神奇的天路”，也不是拉萨人戏谑的“一条神经病的路”，而是一条沦为牺牲的不归之路。

2006年7月21日，北京

【首发于《开放》2006年8月号，并选入我的书《看不见的西藏》，2008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