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111页（摄影者：泽仁多吉）。
摄影者：泽仁多吉
比较《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与之前两版（2006年初版、2016年纪念版），就我父亲在西藏文革期间拍摄的照片所做的说明，我打算选择其中补充与更改较多的图文，编辑成多篇帖子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专栏，为的是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并不久远却仿佛淡忘的历史。请勿认为我一直在喋喋不休发生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在类似碎碎念地提及“杀劫”（藏语“革命”的谐音）和“人类杀劫”（藏语“文化大革命”的谐音）造成的毁灭，这实际上是因为基本上，几乎，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在用中文讲述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类杀劫”的惨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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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身裹袈裟、垂首接受批斗的僧人是江措林·土登格桑仁波切，原是昌都地区边坝县江措林寺仁波切，也曾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侍读经师。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之后，并未随行的江措林仁波切即在随后开展的揭批“达赖叛国集团”的运动中表现积极。一九六四年在十世班禅喇嘛遭到围攻批判的大会上，据说其中尤以这位江措林、扎什伦布寺的生钦·洛桑坚赞和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官员拉敏·索朗伦珠等人最为踊跃，也因此讨得新主人的欢心。一位曾在中共政权里担任过要职的藏人，看到这幅照片时不住喟叹，透露说江措林在侍奉达赖喇嘛时，就从西藏军区联络部领取特殊薪水，充当线人。
一九六五年，江措林·土登格桑当上了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佛协副会长、全国佛协常务理事等，但没想到仅仅一年就有了这样的下场，看来他并没能够“将功赎罪”，并没有获得党的信任。据说他的罪名是“里通外国”、“支援边坝叛匪物资”、“破坏文化大革命”等，他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屡遭批斗。文革结束后，“上层爱国人士”重又讨得宠幸，但他已在一九七四年去世，虽有幸被平反，却未来得及享受世俗的安逸生活，不过他的活佛名号的继承者，如今又成了向党表忠心的献媚者，无疑是神奇的轮回。
从照片上看，批斗会场是“松却绕瓦”，看来这是一次比较大的批斗会。沦为斗争对象的江措林·土登格桑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似笑非笑，两眼却发直。站在他旁边一块儿挨斗的是另一位上层人士邦达多吉。而他们身后，既有很像是居民的藏人女红卫兵，也有背着手很像是主持者的汉人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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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被揪斗的桑颇·才旺仁增六十二岁。从照片上可见，他已经过早地用上了拄棍。他背上还压了两根木棍，据说是一种刑具，用来夹手和脚的。跟他一起挨斗的是他的夫人，看上去也头发花白。
桑颇夫人是西藏大商、康区人邦达扬培的女儿，是桑颇的第二个夫人。显然这些居民红卫兵最为“厚待”桑颇夫人，不但要在她身上挂满金银珠宝，还要让她双手捧着堆满了法器的托盘，还要在她的背上压上一口箱子。这是一种衡量粮食的传统容器，叫作“博”，一般藏人家里都有。这箱子一定很沉重，不然桑颇夫人不会被压得几乎快要伏地。她呆呆地看着地面的眼神，称得上绝望。而那个斗争桑颇夫人的年轻人，据说名叫强巴曲吉，是拉萨房建队的木工。右图左边站立的红卫兵，名次旦，是八角街派出所警察，已死。
从上图看不出桑颇夫妇是在什么地点挨斗，但在右图，批斗的地点据说是“下觉”马车队。“下觉”即是东城区，文革时叫作“东方红办事处”。“下觉”马车队在清真寺附近，与河坝林居委会马路相隔，当时属于该办事处合作社的所在地，也经常用来充当批斗会场。又有人说是在“绕交林卡”即牛角林园，过去回族屠夫将宰杀后的牦牛角弃置此处，被砌成围墙，内有菜地等。不管怎么说，桑颇夫妇是被押往各处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
在桑颇的六个子女中，长子桑颇·登增顿珠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是一位“代本”（藏军高级军官，相当于团长，四品官），曾是一九五一年去北京签定《十七条协议》的西藏代表团中五名成员之一。正因为他是军人，所以他不可能不参与一九五九年三月的“拉萨事件”，也就不可能幸免不被镇压的命运。他在监狱中度过了近二十年，获释后去了印度。桑颇的第三个儿子于一九七○年以“叛国分子”的名义被公开审判枪毙，原因是与几个年轻人准备逃亡印度，结果在路上被抓获，当时他不足二十岁，还是个瘸子。又据说这几个年轻人成立了一个反对中共的反抗组织，但遭到了告密。桑颇其余子女至今仍在拉萨，有的是政协高官，也有因吸毒成瘾败了家的。桑颇·才旺仁增这位合作者可谓家破人亡。他还是贵族霍康·索朗边巴的表哥、崔科·顿珠次仁的叔叔。
(本文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103020230736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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