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米拉：你的写作经常涉及记忆：被抑制的或者被禁止的记忆，记忆的缺口和创伤。你似乎受到犹太裔作家的启发，如Osip Mandelstam（曼德尔施塔姆）或Elie Wiesel（埃利·维瑟尔），以及对抗极权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诗人，像阿赫玛托夫，还有捷克的作家哈维尔和米兰·昆德拉。我也注意到你会提到一些原住民，比如北美的印第安人的命运。你觉得这些经验与藏人在20世纪的经验相同吗？
唯色：提到记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说的一句话：“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不是“人”要遗忘，而是“权力”要让“人”遗忘，以便让它的谎言成为记忆，而“人”的记忆却被它没收、销毁。一个民族的历史是由这个民族的个人历史来组成的。西方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在图伯特的个人历史博物馆的墙上，应该写下“我忆，故我们在”，而这需要许许多多个“我”的记忆，既要有见证人的记忆，还要有见证人的子孙后代的记忆。
对于我来说，在我以今日的方式写作时，我逐渐实现的是对自我的图伯特身份的表达。而这个身份是与图伯特的历史、地理和传统文化，以及无数个博巴（藏人）的身世紧紧相连的。是的，身份认同是与个人的身世、其他人的身世，乃至整个民族的身世密切联系的，否则从何谈起有关身份的问题？又有什么要紧呢？而对于个人的以及其他人的身世的重新叙述，实际上也就是在恢复个人和群体的记忆。记忆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记忆是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存在之依据。而在不断地、竭力地记忆之时，曾经的焦虑会淡化。可以说，像这样对身世的重新叙述是一种治疗，至少对我如此。
没错，在我的写作中，有许多你注意到的作家和诗人给予我灵感和力量。不过我倒没有刻意地去寻找他们的犹太身份，虽然在我的“写作觉醒”阶段，对我影响很深的是埃利·维塞尔，至今也有多位犹太身份的作家、诗人和学者的书籍对我的影响很大，但主要不是因为这一身份。
在我的写作进入自觉的阶段，我更看重：一是抵抗极权（主要指的是共产主义）的，二是抵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那些作家、诗人和学者。巴勒斯坦裔的学者萨义德说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我来说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特殊的生命经验和形式，具有几乎无法忍受的具体感。”事实上，我是因为自己的以及本民族的殖民主义经验，而更关注也更容易受到写作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问题的作家及学者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主要是靠自己的兴趣和觉悟去寻找。而对我影响至深，堪称导师级的是萨义德。我最近又一次重读他的《文化的帝国主义》，再次受到很大启发。这几位作家的名字也必须要提及：法农、加缪、奈保尔、鲁西迪。同时，我也因为我们的极权主义经验，而对极权主义国家或研究极权主义的作家、诗人和学者的著作感兴趣。比如前苏联、捷克、波兰、罗马尼亚等。
提及原住民，与其说关注原住民的命运，不如说更关注原住民被殖民的命运。也因此，我会尽量地阅读一些人类学方面的著作。是的，从中可以发现或感受到藏人在当今的相似经验、境遇。比如19世纪被白人军官杀害的印第安酋长坐牛，我怀着悲伤，热爱他的反抗意志。更何况，他的容貌是那么地酷似图伯特牧人。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21820211426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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